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近代中华科学文化;衰退;制约因素。
中国社会五千年历史中有过辉煌的创新与发明,四大发明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极大推进了各国发展的步伐。英国着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说过:“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中国人对科学技术有着卓越的贡献,“要是没有这种贡献,就不可能有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因为如果没有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1]萨顿在厚达4000页的专着《科学史导论》中,从古代一直研究到公元14世纪,他列举了大量的科学家名字,而中国科学家就有249人。但是,中国的科学文化的繁荣只是相对的,特别是到了近代,中国的科学文化落后于曾向自己学习的西方。中国人开始摆脱“一向以自己为中心”的姿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中国的科学文化为什么得不到持续的繁荣呢?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繁荣的同时,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方式、科学研究方法等方面都严重地束缚着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佳佳网
一、传统文化“重政务,轻学术”的传统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虽不绝然否定科学和技艺的作用,甚至还包含了某些科学方面的知识,但却是贬低科学的实用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国家政务,轻视对自然的探索。儒学事实上就是如此,它认为科学和技艺只是“小道”,“雕虫小技”,解决不了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君子不可沉溺其中,君子应潜心于仁义道德的研究。《新唐书·方技列传》说:“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2]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且认为技艺会使人玩物丧志,于国事无,并把它归于不道德的功利行为,从而也抑制了技艺的研究发展。而中国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以来,儒家经典获得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春秋战国时代那种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气氛荡然无存。历来的统治者又都把科学技术诬为“下九流”、“奇技淫巧”。道学也具有反科学主义的特点。道学追求回归自然,但它不主张探索自然和改造自然,这就必然不推崇科学技术。可以说道学创始人老子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反科学、反理性主义体系,他的“无为而治”看似进入超脱一切的境界,本质上这是一种“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学无忧”[3]的蒙昧主义的纲领和“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4]的愚民国策。佛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蕴涵着一定程度的理性思想,但是,基本上具有非理性本质。禅宗吸取老子“不言之教”的思想和道家悟性直观思维传统,主张以悟性思维顿悟本真的佛性并且不立文字地去洞察世界的本质,从而具有浓重的非科学特质。
二、逐渐教条化的科举制度和封建制度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作为中国古代封建政治产物的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生了重要作用,但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所以只能培养出背诵经典章句,善于文辞而缺乏实学的人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闭门穷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且做学问只是注释、考据先贤的着作,极少创新。他们把毕生的精力埋于古籍堆中,只继承不创新,只完善不突破,思想受古经束缚很大。到了元明之际,科举考试内容仅限于八股文,内容局限于“四书五经”,完全排斥了科学技术内容,使古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得不到继承和发展。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终生致力于国家政务,自然知识、生产技术等科学技术为他们所不齿。这不仅摧残了知识分子的身心健康,更严重的是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程朱理学”的兴起,更加深了对人们心灵的摧残。封建的纲常名教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也束缚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我国古代是官本位的社会,除了做官,大部分游散于民间的知识分子(士)和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他们由于行走于国家政权之外,科学研究是得不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的,所以很大一部分研究开展不下去。比如说墨家,墨家的阶级基础是手工业生产者,除了一部分手工业者积累起了充分的财富而参与政治生活等之外,另有一部分手工业者则因拥有财富而有条件从事与手工业、商业等有关的独立的学术研究,进而推动了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可惜的是,战国之后,手工业者由于社会地位低下,经济上没有大的实力,所以,已无能力研究与他们手工业有关的科学了,这样,墨家及其传统在后世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况且,墨家一直受到儒、道、法诸家的摈斥,在中国传统文化演进中几乎中断、绝响。
三、中国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与他们科学的研究方法密不可分。西方科学注重分析,在研究一个具体事物或事物的某一局部时,总要把它从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分离出来,独立地考察它的实体和属性。中国传统科技则与西方科技截然相反,注重整体思维缺乏个体逻辑分析,是注重综合,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
这一整体思维方式是以忽视部分乃至否认部分和部分之间的区别而强调由整体分解出部分、进而由整体的性质来决定部分的性质,这就必然要以思辩和直觉来维持。人们往往不通过逻辑推理的过程来看待自然界和自然现象,而是借助于直觉洞悉自然,而这种直觉往往与日常经验或类比推理联系在一起。一旦对自然现象提出的疑问与人们的直觉相悖,或者超出了人们所能直觉的范围,这时人们往往就会否定这一疑问,而不是进一步加以研究。
这种整体性在中国的医学、农学、天文学,甚至中国的逻辑学中,则表现出一种没有经过逻辑分析的总体观念。所以中国科学文化中对大自然的理论性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古代科学一直也没有形成完整的自然科学体系。中国传统科学研究往往由于缺乏形式逻辑及其分析的研究必然带有思辩性和猜测性,这显然不利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古代科学技术向近代科学技术的转化。
四、中国科学研究重实用不重理论的特点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科学的繁荣是应用技术和理论研究的共同兴盛,近代西方科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与重大的科学理论被发现有关。能量守恒与转换定律等三大理论的发现,揭起了近代西方科学大发展的序幕。但是中国的研究往往与生产、生活密切联系,而进一步的理论则是无人问津。中国古代注重对人与社会的研究,忽视对人、社会以外的大自然的研究。儒家始终抱定一种坚定的态度,“认为只有人与人的社会才值得研究。”[5]道家甚至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在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只有彻底地杜绝机械、机事、机心,才能使全社会还朴归真。墨家虽然研究了大量的光学、力学、数学等问题,且这些工作大都是开创性的,但是,它也不重视对自然的一些普遍问题的研究,而注重的是社会上发生的实际问题,如技术问题,这就是说,它也没有自己的自然哲学,即对自然界根本性问题进行研究的哲学。同时我国发达的兵、农、医、艺四大实用科学传统,都是为现实的政治伦理和社会生活服务的。如天文学的研究,历代王朝都设立专官观测天象,修改历法,而历法的制定和修改与皇权神授的政治目的相联系,把天象作为社会人事变迁的重要征兆。科学着作基本上也是看到什么就记下什么,对看到的事可以想些什么就很少有人去探究了。农学着作主要是记述生产经验,很少提出规律性的认识;天文学主要是记载观测数据及观测到的现象,对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原因就不再追究,以至于哈雷慧星从春秋到清末被记录31次,但发现其出现平均周期的却是十七世纪科学家哈雷;医药学也是经验的汇编,缺乏自身的理论体系;而《齐民要术》、《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重要着作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实用科学着作,对科学理论却极少涉及。
实用理性的知识趣味,决定了中国人对自然奥秘的探索,主要是来自于那些经验的实用技术,以直接满足日常生活和政治统治的需要,但是并不热心于没有“急功近利”的公理系统,以及仅仅为证明理论的科学实验,这恐怕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重要原因之一。重技术、轻理论的学术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古代科学向高级形态的发展。
五、结语。
科学追求的是事物的根本道理,科学精神即自由探索的精神、理性的精神、追求真理献身真理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勇于批判和大胆创新的精神。西方近代科学精神赋予理性至上的权威,在科技方面表现为大胆假设,细心求证,而且科学发展重视以实验为主,所谓科学实验就是对假设理论进行检验。实验的过程不但可以检验其正误,往往还可能提升或推翻这个理论。正因为这些文化传统,西方人士比较习惯大胆假设,小心论证,因而产生了许多重要的、革命性的成果。相反,中国科学的发展由于缺乏科学论证的态度而最终不能实现向现代科学的转换。
[参考文献]
[1]钱兆华。对“李约瑟难题”的一种解释[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3)。55.
[2]郭忠义。应当重视对传统文化中非科学主义因素的批判[J].新东方,1992(8)。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学科交叉；理论优位；实践转向；默会；介入
一、学科交叉现有理解的科学哲学背景
一个学科的理论是另一学科的理论基础；两个学科的理论可以结合而发展出新的理论。我们通常在理论角度理解学科交叉。例如，量子化学是以量子力学为理论基础应用于对化学过程的解释。
我们在实验、仪器、技术等角度也看到过学科交叉。x射线衍射方法对dna结构的发现有极为关键的作用。但通常理解这是生物学研究中应用了物理学的结果。这种理解背后暗含的还是学科理论间的结合。
我们还往往通过回溯去理解学科交叉。当科学成果出现后，回顾科学史发现有学科交叉的重要作用。这样，我们在科研过程中难以意识到存在哪些交叉的可能，限制了我们有意创造机会各异的学科交叉。
我们对学科交叉的这些理解有它的科学哲学背景。从逻辑实证主义出现，无论批判理性主义还是范式（paradigm）理论等等，所有传统科学哲学都采取了理论优位的观点。ssk强纲领以种种社会利益因素解释科学活动[1]的社会学研究进路虽然对前述科学哲学形成强烈冲击，但它只是将科学理论以自然为基础转变为以社会为根源，并未改变理论优位的立场。
只关注科学的理论形态是理论优位的传统科学哲学和ssk的一个共同特点。除此之外，它们都试图在理论上为科学寻找普适性的所谓合理性与方法论，而忽略科学研究的具体过程和历史轨迹。由此又可以得出传统科学哲学和ssk的另一个特点：忽视对科学研究过程做科学哲学上的研究。
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忽视了对科学研究过程的研究，也就看不到科学研究中仪器、技术、实验、研究者、财力、政治等等诸多因素的相互牵制与促动，也不认为科学是自然、理论、仪器、解释等诸多方面巧妙组合出的“自我辩护（self-vindication）”[2]。古丁（d.gooding）感言“主流科学哲学……没有一次涉及实验过程（experimentation）”[3]。
科学哲学体现的是科学观。我们从理论角度对学科交叉的理解来自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背景。对这一状况的扭转需要我们进入科学哲学的实践视野。
二、一些科学实践哲学观点
随着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出现。
哈金（i.hacking）认为科学是人介入（intervening）其中的过程[4]，科学是仪器、解释、自然、理论等等“彼此培育”出的“自我辩护”[2]。皮克林（a.pickering）认为科学是各种异质要素冲撞（mangle）的筑模过程（modelling）[5]。古丁（d.gooding）将“观察的精细结构中手、眼与脑的相互结合”[3]总结为实验实践的两个特征之一。劳斯（j.rouse）认为“范式首先不是获得认同的理论立场，而是……获得和应用一种技能”[6]。“科学研究……根植于对专门构建的地方性情景（典型的是实验室）的技能性把握”[6]。伽利森（p.galison）认为科学存在仪器、理论、实验等亚文化，这些传统不是同时转换而是相互交叉与重叠[7]。其中一个传统（例如理论传统）出现断裂并不影响其它传统的连续。
科学是处于不同社会领域的众多参与者共同活动的综合结果，边界对象（boundaryobjects）[8]和标准化整合（standardizedpackages）[9]揭示了科学研究的这一特点。“边界对象处于几个不同的社会领域的交界面上……边界对象的可塑性足够适合采用它们的几个不同团体的地域需要与限制……还足以充分维持着一种跨越不同场所的公共认同性”[8]。可塑性意味着不同社会领域、不同团体在不同场景中研究同一个被称作边界对象的东西，在不同场景中对边界对象虽有不同理解，但它适合于各个场景。标准化整合则是由科学理论和被标准化了的技术组成，由于它们被不同社会领域成员的共同采用才建构出科学。
上述这些观点都体现出对科学研究过程的关注。它们不是单纯把科学看作知识体系，而是把科学看成一个实践过程。它们不是把科学看作理论的转换与延续，而是不同文化传统的融合与演进。它们认为科学已经没有严格的“内”“外”之分和学科界限。它们看到的是科学活动过程中各种异质要素的相互冲撞与耦合；看到的是研究者的技能和人介入到不同的研究情景（context）之中；看到的是理论、仪器、技术、实验、相应解释、社会利益、文化传统等各个方面的相互牵动。科学的这些异质性和相应的复杂性，为我们展示出学科交叉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三、科学实践哲学对学科交叉的新理解
（一）多种可能的学科交叉
科学研究是各种异质要素的冲撞过程。
这些异质要素来自仪器、实验、技术、理论、假设、社会利益、文化传统、观念、自然、物质条件、人的技能等诸多方面。这样，学科交叉就不是一种可能，而是在各种异质要素的牵动中出现多种可能的交叉。伽利森的亚文化传统相互重叠本身也意味着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的交叉。边界对象和标准化整合本身就是不同研究领域间的交叉带。科学实践哲学凸显了我们以前没有直接揭示的学科交叉新形式。
在不同于理论优位的实践视野中，仪器、方法、实验、技术、背景理论、研究指向、解释性理论等等之间可以存在交叉。例如同一学科中在它所关注的同一研究问题上可能涉及不同的技术，从而形成不同的交叉。同是粒子物理中探测中微子，采用电子学探测器时涉及到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同样问题上，对探测器中的水进行纯化或从四氯化碳液体中提取出中微子的反应产物，利用的是化学工程的提纯技术。这两种方式都涉及技术因素，都形成技术与研究指向之间的交叉，但显然是不同的交叉形式。
学科交叉也可以出现在不同亚文化之间。例如粒子物理探测中曾有图像和逻辑两种亚文化传统[7]，现在的粒子物理探测器多是大型谱仪。大型谱仪既获得逻辑信号（即数字信号）也获得图像信号，这些信息由计算机进行数据重建。数据重建时，对采集的图像信号也经过计算机的逻辑电路进行处理，对采集的数字信号（即逻辑信号）也可以生成可见图像。逻辑传统与图像传统交叉于同一套仪器的同一次探测过程中，并且这种交叉是必须进行的，否则我们无法获得对粒子事件的探测和理解。
（二）科学活动中人的介入与学科交叉
科学实践哲学的独到视点是看到了科学研究中研究者的技能（craftknowledge）和默会（tacitknowledge）。这样，研究者把一个学科中习得的默会、技能带入了另一学科中也可以形成学科交叉。科学哲学实践视野还看到了传统的融合。这都使我们对学科交叉有了新的理解。如何进行文化传统的融合，如何在新的领域运用研究者的默会与技能，在这些方面的适当把握可以促成新的交叉。
为解决色散对短周期脉冲星观测的制约，赫尔斯（r.a.hulse）发展了消色散算法[10]。实际应用时，必须运用自己的默会与技能判断观测结果。对消色散算法的运用又发展了他的技能。他凭借这种技能，通过观测数据判断发现了脉冲双星，这一判断又需要把电子学信号处理传统与天体力学数据处理传统相融合。在此基础上，他又运用射电手段检验引力波。这是在射电观测的新情景中应用已有的传统和技能。他因发现脉冲双星并检验引力波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必有这些交叉的贡献。
（三）边界对象和标准化整合带来的新思考
边界对象和标准化整合都是由不同社会领域的不同学科所共同关注并建构而成的。边界对象使得对它有兴趣的不同领域间相互招募，标准化整合则是不同研究领域共同构筑和认可的一致标准。
由于不同领域对它们的共同兴趣，使得我们既要考虑学科交叉的可能，也要考虑交叉的结果。考虑可能意味着其它相关学科也会关注同样的问题，只是方法、侧重点、利益不同而已。考虑结果意味着该研究问题对其它学科的可接纳性，因为这关系到能否形成标准化整合而使研究结果得到共识。这种新特点与理论优位看待学科交叉非常不同，应当引出对学科交叉与以往不同的自觉性。
各种各样的学科交叉就存在于丰富而复杂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关键是我们能否意识到它们，是否获得了在各种可能的方式上学科交叉的自觉。
参考文献：
[1]shapin,s.thepoliticsofobservation:cerebralanatomyandsocialinterestsintheedinburghphrenologydisputes.onthemarginsofscience:thesocialconstructionofrejectedknowledge,sociologicalreviewmonograph27.universityofkeele,139-178.
[2]（美）哈金.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a].（美）安德鲁?皮克林编著；柯文,伊梅译.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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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acking,i.representingandintervening:introductorytopicsinthephilosophyofnaturalscien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
[5]pickering,a.themangleofpractice:time,agencyandscience.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5,19.
[6]（美）劳斯著；盛晓明,邱慧,孟强译.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1,124.
[7]galison,p.imageandlogic:amaterialcultureofmicrophysic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7.784-803.
[8]star,s.l.&j.r.griesermer.institutionalecology,“translation”,andboundaryobjects:amateursandprofessionalsinberkeley’smuseumofvertebratezoology.socialstudiesofsciencevol.19(1989):387-402,393.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西方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
中图分类号:D6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3-0068-03
（一）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从纵向看是从“史前史”向“人类史”的转变，从横向看是从“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变。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结束了长期与世隔绝的闭关自守状态，逐渐纳入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并开始了社会转型。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276这里的“文学”是广义的“文学”即文化。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世界各民族的需要、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行为，从而加速了各民族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动，而且呈现出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各民族文化由狭隘地域性的民族历史性文化向开放的“世界历史”性文化亦即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现代文化是对“世界历史”的观念呈现，本身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1]87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文化任务就是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使狭隘封闭的农业文化转变成“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现代文化。但是民族救亡的重任使文化现代化始终不能在和平的环境中顺利实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年时间，依然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还没有真正介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华民族从狭隘地域性的生存空间走出来，迈向了开放的“世界历史”的大舞台，逐渐树立起了开放的整体性“世界历史”文化观。
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历史”文化场域中，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为指导，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价值取向，把中国与世界相联系，传统与现代性相对接，整合创新，形成的民族性、开放性、现代性的多元文化互动的文化成果。
（二）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邓小平理论之文化结构的生命源泉。邓小平创造性地吸收了传统文化关注民生的富民思想，注意功利、讲究实效的实用理性传统，革故鼎新、变法自强的思想，“和而不同“的思想，以及西方的重视科学技术的功效作用，强调个人生活幸福的工具理性精神、民主法治精神、竞争创新精神相结合，扬弃了其中重义轻利、因循守旧、人情本位、忽视法治的落后观念，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为指导，对中华民族传统的政治伦理文化与民主科学、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第一次整合。由于它以平民化的立场、大众化的情怀来阐释自己的文化理念，在全社会各阶层获得了普遍认可，所以，它形成了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浓郁的文化氛围，也以观念形态的精神力量激励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这样，民族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世界，不仅获得了理论创新的民族形式，更转化成了强大的精神源泉。
重视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注重文化系统内部各文化要素之间的互动互渗。他是从系统性、结构性的视角来解读文化的，着力于在开放的“世界文化”场域中对文化意识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超越，所以，的文化理念是文化精神层面的理念。他把文化从因素构成上理解成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多元互动体，从内容上看成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统一体，从物质形式上看成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结合体，从内在精神上理解为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主要体现为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民族精神概念，并系统阐释了它的功能意义，较完整地概括了中华民族精神。在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他深刻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2]559应当指出的是，并不是孤立地解读中华民族的传统政治伦理精神，而是把它放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舞台和大熔炉之中，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是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在碰撞中对话，在冲突中融合，在批判中吸收，在扬弃中提升。的民族精神体系是传统精神、革命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结合体。对“井冈山精神”、“长城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的重新诠释，就是要寻找传统文化精神在革命战争岁月中的延续机制，并把它与时代精神相对接，形成源远流长的一脉传承的精神结构体。所阐释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救灾精神”、“64字创业精神”和“6种精神”是民族的时代精神，那就是科学求真、改革开放的创新精神。“64字创业精神”是对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集中阐释。他在1993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劳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这些都应该成为新时期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所要倡导和发扬的创业精神。”[3]301它们统一于爱国主义这一基本思想之中，是以科学性为基础，以伦理性为动力，以开放性为条件，以创新性为特质的时代精神。总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历史传统精神，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革命精神和以创新为特质的时代精神，是所考察阐述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三大历史形态。其中，历史传统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历史源头，革命精神是革命战争年代民族精神的崭新形态，其所高扬的共产主义信仰、人民本位的价值伦理观正是传统爱国主义的政治伦理精神的革命化体现；而时代精神则张扬、肯定了传统、革命精神的政治伦理情怀，以之为底色，以科学性、创新性、开放性来保证理想信念道德等人文精神的实现。可见，族群主义的价值观念和奉献牺牲的道德情怀，统领于爱国主义这一历史主题，它是传统、革命和时代精神共同的价值本体。而勤劳自强、艰苦奋斗、科学求真与开放创新，不过是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主体品质和能力而已，是民族精神的外在功用。中华民族精神是爱国主义的政治伦理精神和求真务实的主体性精神的有机统一体，具有体用统一、知行合一的特点。对民族精神的概括，鲜明地体现了他对多元文化的批判继承，整合创新的精神旨趣。
也非常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他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和谐世界的思想，就是对中华民族古代和谐思想的批判继承。早在西周时期，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4]470的宇宙生成论思想。老子亦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5]196其中，“三”即“和”。可见，“和”乃万物生成的根本法则。我们的老祖先把“和”诠释成天人和、人我和、人人和、身心和。强调人和天地万物的同根性，主张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人类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反对过度开发，造成天人相违的不和谐困境。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方面，主张“和为贵”，[6]176“仁者爱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7]95要求“待人如己”，爱天下所有的人和物，建设“天下归仁”、“天下一家”的“大同”世界。在达到和谐世界的方法途径上，推崇“和而不同”，[6]131“执两用中”[8]21的人道主义和“中庸”方法，反对强人所难和走极端，这些对于今人锤炼和谐思维，养成和谐人格，建构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都是珍贵的本土文化资源。的和谐社会（世界）思想无疑是传统和谐思想的当代创新。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是中华和谐文化，优秀传统和谐文化是其本土文化资源。当然，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文化创新，不是全盘接受传统文化，而是以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文化为指导，以西方的民主文化为借鉴的整合创新。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扬弃了传统和谐文化之轻视个人的整体主义理念，吸收了西方文化之尊重个人的人本思想，用马克思的“真实”的集体主义[1]119整合中西新旧文化思想所形成的开放包容的现代文化结构。所以说支撑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结构是经过批判反思、价值和逻辑双重整合之后的多元一体的精神体系。这里的传统文化是内隐着马克思主义主导型文化理念，包含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合理性因素的传统文化，是经过现代性阐释之后的传统文化，它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结构的民族性之基。
（三）
邓小平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他认为经济一体化促使人类形成了整体性的世界联系，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性，使对外开放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开放的世界整体性格局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学习西方先进的肯定性文明成果，把西方先进文化植入传统文化的土壤，实现传统与现代性的成功对接，是传统文化重生的根本途径。因此可以说，西方先进的现代和后现代文化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共通性的现代性根基，缺失了它，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能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邓小平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是全方位的，包括科技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明；态度是明确的，体现了历史认知与价值评判的统一，走出了近代以来历史与价值背反的文化误区；评判是辩证的，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民主法治以及效率、竞争意识的肯定性吸收，同时就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轻科技的道德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对轻法治重人情的人治模式的否定，对苟安顺从的奴隶意识的批判；他对西方科技理性至上所造成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腐朽文化的批判性否定，又意味着对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合理因素的肯定。
对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精神的高扬，对民主法治精神的肯定，对西方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吸收，是在文化精神高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精神理念上的融合。他的中西文化观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2000年8月6日，他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获得者时的谈话中说：“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但是，科学技术在运用于社会时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工业的发展带来水体和空气的污染，大规模的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森林和草原的生态破坏。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有的国家利用高技术成果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世界或地区范围内谋取霸权，干涉他国内政。互联网可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大量有用的信息，但也存在大量垃圾和虚假信息。如何区别网上哪些信息是真实的？哪些信息是被歪曲的？科学技术本身难以做到这一点。在21世纪，科技伦理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该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2]104“科技伦理”问题的提出，是对“科学万能”的西方主导性文化理念的批判反思，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局限性，看到了人文精神对科学技术的引导作用。“科技伦理”还是对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文化理念的时代肯定。（下转第72页）（上接第69页）的西方文化理念同样是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人本性的文化思想指导下，实现了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对话之后而整合成的多元文化互依互渗的整体性文化理念。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西方传统发展观的扬弃。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观是以工业化为中心、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单线条发展模式，其优势是促进了经济的急剧增长，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其缺陷是导致了贫富严重分化和社会不公，人的精神家园的缺失，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背反，是西方传统发展观在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的最大缺憾。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注重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调人的价值的全面充分实现，这无疑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超越，同样也是对中国传统的以重均平、轻效率的伦理中心主义文化理念的批判超越。但它又充分肯定保留了西方现代科技理性至上文化理念主导下的幸福、正义、自由文化价值的合理性。由此可见，西方先进文化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结构的现代性之基。
（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文化结构中始终居于统帅地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思想根源，多元互动的“世界文化”理念构成其文化基础。以人的劳动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历史发展史与人的发展史相统一的整体性历史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唯物史观指导，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属物性和属人性的双重理解，的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的提出，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都是马克思整体性历史观指导下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理念也启迪了邓小平追求人民幸福的价值观的成型，也直接导引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的新论断，更成就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人本文化精神的自觉。而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整体性与主体性相统一、批判性与重构性相统一、历史规律性与历史能动性相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针。当然，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现代阐释而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吸纳了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体现了多元文化互依互渗的整体性文化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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