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的主要特点篇1
关键词：经济管理；现代化；经济发展；新趋势
社会经济在社会整体发展过程中均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对社会整体发展具有很大推动作用。而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管理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于经济管理必须要加强研究，对于其现代化特点应当准确把握，同时明确经济发展新趋势，从而为通过经济管理推动经济发展奠定理想基础。本文就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新趋势进行分析。
一、经济管理现代化特点分析
（一）经济管理现代化具有能动性及创造性特点
虽然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正在不断提升，为能够使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方面要求均能够得到较好满足，应当积极提升社会上其他各个方面发展水平。在当前经济管理方面，经济管理能动性正在不断增强，并且经济管理权限也在不断扩展，从而在外部管理以及内部刺激方面经济管理均能够发挥出积极作用。另外，经济管理现代化也具有创造性特点，当前在经济管理方法、理念及模式方面均表现出较明显先进性特点。由于现代经济管理表现出能动性及创造性特点，经济管理模式也表现出现代化特点，从而使经济管理能够与现代经济发展趋势相适应，使经济管理能够得以更好发展。
（二）经济管理现代化具有自动化及科学化特点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经济管理现代化也逐渐表现出科学化及自动化特点。通过科学化管理可使管理过程中比较复杂的一些环节得以有效减少，可使管理有效性得以更好提升，而管理手段自动化可实现及时调控以及指挥经济管理，同样能够使管理工作有效性得以有效提升。在经济管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为能够使实现自动化及科学化，必须要在资金以及人力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对于先进管理技术以及管理理念应当积极引进，从而使经济管理能够得以更高现代，使经济管理能够与市场经济发展更好适应。
（三）经济管理现代化具有艺术性特点
艺术及经济两者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高级经济管理具有一定艺术性特点。经济在物质世界方面所产生作用及艺术在精神方面所产生效果具有等同价值，只是在形式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另外，经济管理方式以及过程均能够体现出艺术元素。
（四）经济管理现代具有民主化及专业化特点
为能够使经济管理现代化得以较好实现，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应当保证经济管理人员具有优秀经济管理能力及管理技能，这属于经济管理现代化能够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专业化经济管理知识能够使经济管理人员素质及能力得以提升，从而使经济管理工作开展能够更加专业。另外，经济管理现代化也具有一定民主化特点。这主要是因为当前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管理民主化与经济发展需求更加符合，对我国经济灵活性发挥十分有利。
二、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在现代社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的大形势，社会经济发展为能够使社会环境需求你得到较好满足，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通过不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及改革，对新型发展动力不断进行探索，使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新的趋势。就当前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而言，其发展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发展表现出高端化趋势
长时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都处于较低端化发展情况，其主要体现就是我国出口的很多产品均被认为科技含量比较低，而在今后发展过程中，中国出口产品也将会由中国制造转变成为中国创造，从而使产品科技水平得以提升，同时也是使我国经济发展增强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当前我国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大形势下，很多产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取得很很大成就。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也逐渐摆脱低端化发展趋势，逐渐向高端化方向发展。
（二）经济发展表现出服务化趋势
就当前实际情况而，国民经济发展越来越体现出服务化发展趋势，这一点所指的主要就是在现代国民经济中服务业就业以及增加值所占比例均在不断增加。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服务业已经逐渐成为一种重要产业，其不但能够较好推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并且表现出低排放、低能耗优点，这一点与绿色经济发展理念也比较符合，因此，通过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服务业比例得到很大程度增加，社会经济发展体现出越来越明显服务化趋势。
（三）经济发展表现出网络化趋势
经济发展的网络化趋势所指的主要就是居民购物消费逐渐实现网络化。在现代社会信息科技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电子商务逐渐兴起，一些传统消费观念以及消防方式开始发生改变，网络购物已经十分普遍，这种消费方式与现代人们快节奏生活方式相适应，因此在现代社会上得到很快的发展。这种情况的改变使经济发展也越来越依赖于网络，逐渐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网络化趋势。
三、结语
在当前社会各个方面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属于十分重要的方面，同时也是保证各个方面能够得到较好发展的基础，而经济管理在经济发展中又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作为经济管理人员，必须要对现代经济管理加强认识，掌握经济管理现代化特点，并且对于经济发展新趋势应当进一步明确，在基础上才能够保证经济管理符合社会发展需求，才能够使其发挥更好作用。
作者:陈计中单位: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二九三大队
参考文献：
[1]秦东,刘富荣,王柳.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探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2(4).
[2]葛治钢.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探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2).
新经济的主要特点篇2
关键词：新经济中国特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发展空间组织
1前言
美国经济近十年的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引入注目的一道风景线，持续了108个月的繁荣，不仅打破了战后以来经济持续增长106个月的记录，而且创造了美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低待业的理想状态。人们由此反思经济理论，并认为目前美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并称之为“新经济”。事实上，探讨美国经济增长就不难发现“新经济”的实质内容：新经济是一种以知识为基础，以创新为核心，以信息产业为支柱，以全球为市场，以网络为纽带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
新经济与传统经济不同，是一种全新经济方式，是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正在全球迅速传播，它以一种历史性的力量使世界上的权力与财富的游戏规则突生变数，由有形的“资本”向无形知识转化，势必前所未有地影响世界经济社会整体结构。城市作为人类最主要的经济、社会活动之地，是全球活动的节点，新经济的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将全面改变传统经济所塑造的城市空间。
我国的特大城市是中国城市体系的主要节点，是中国城市群的骨干，新经济伴随“全球化”和全球化过程的发展，将必然对我国特大城市的发展和空间组织产生影响。我国的特大城市将在新经济的浪潮中迅速提升，发展为国际和国际性城市，中国新经济的主要区域，创新传播中心，在空间上表现出新的组织特点，并对全球城市体系产生影响，成为全球经济网络中的节点。因此，研究新经济对我国特大城市的发展及空间组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2新经济对我国特大城市发展的影响
2．1新经济与我国特大城市产业的提升
新经济的出现和传播将导致世界经济结构的重新组合。也就是说新经济的出现将会产生大批的新兴产业如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国际金融、保险、电子商务等)同时将出现一批衰落产业，另外还将出现一批成熟产业。受新经济影响，我国特大城市产业也将发生变化。按经济发展过程的产业递变规律，按一、二、三产业顺序比重不断上升的规律，作为我国先进生产力代表的特大城市，产业发展必然向第三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在城市经济中的比重将迅速增加。因些，这些城市的产业将迅速提升，逐步高度化，农业、劳动密集型工业、资本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将降低，而高科技产业以及信息咨询业和管理为主的服务业(智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会大幅度提高，成为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自t988年以来，先后批准建立了52个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好的高新区有北京、上海、沈阳、天津、武汉、西安、石家庄7个区；具有发展潜力的有吉林、郑州、南京、中山、苏州、广州等6个区…。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尤为突出。北京1997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完成增加值124．7亿元，比1996年增加l8．5亿元，增长17．4％，高于全市工业增加值9．9％的增长速度。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23．7％，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6．9％。高新技术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按可比价格计算达到43％。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是90年代才开始发展起来的，1998年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到655．18亿，占工业产值的比重达到35．44％。这些高新技术开发区，成为全国重要的新的经济增长极核，吸引高层次的生产要素和服务要素，加速了城市的功能更新，提升了城市的产业层次与地位，将成为新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2．2新经济时代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城市
数字城市是新经济时代的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城市即是空间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技术系统。数字城市是物质城市在信息世界的反映和升华，同时，数字城市的可视化的表现力和虚拟现实的能力，能够将人类历史上只能抽象思维的事物，以虚拟现实的方式可视化表现出来，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外构建出虚拟现实世界]。我国已将数字城市的核心技术一GIS平台软件的研制列入国家“九五”和“十五”的863计划的重中之重项目。各城市积极开展“数字城市”的建设。北京设计了“数字北京”并以中关村为试点大步推进；上海率先于全国提出了“信息港”概念，并在逐步明确和细化其外延与内涵；广州也提出了“数字广州”，杭州实施了“政府上网工程”，实现机关办公自动化，服务窗口电子化，信息技术已渗透到民意测验、选举、会议等领域。
我国特大城市“数字城市”目标是加快向信息城市发展的步伐，向国际信息中一ti’或国际信息节点城市迈进，成为我国信息中心或区域信息中心。我国的“数字城市”发展，可划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高速宽带传输网络，发展高速互联网；第二阶段政府与企业内部信息系统构建；第三阶段政府、企业上下游、相互之间借助互联网，实现互通互联；第四阶段进入网络社会。“数字城市”的建设将促进我国特大城市成为国际信息中心的重要节点，成为区域性的信息中心。
2．3新经济时代特大城市的重要创新环境——生产服务业在这里创新环境可以理解为：跨国企业、城市以及地方行为主体包括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地方政府及其个人之间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基础上所形成的稳定系统。跨国企业的投资对城市有很大的选择，构成这种选择的基础之一是这个城市的生产服务职能。因此跨国企业往往投资于生产服务职能比较完善的城市与地区。
新经济的主要特点篇3
由于社会、历史、地理、自然及发展思路、地方政策、执行力等方面的原因，不同县域经济社会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和特点。从目前内蒙古旗县区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各类旗县区的存在的问题和表现出来的特征主要是：
(一)城郊型旗县区
城郊型旗县区既依托农村，面向城市发展为城市服务的商品性种植业和养殖业，又依托城市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在发展县域经济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一是距中心城市市场近，比较了解市场对商品的需求，有城市人口所形成的生活资料市场需求，各方面资源能得到优先开发并尽快形成规模。二是以临近城市铁路公路交通运输线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依托，发展交通运输业和仓储业，形成能够迅速输送各种物资和商品到四面八方、扩散到城乡各个角落的物流功能；三是依托城市市场、人口和灵敏的信息网络渠道，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四是借助于城市招牌，采取各种方式筑巢引凤，全方位的招商引资。特别是在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和大型建设项目的引进上，能够得天独厚抢占先机。五是部分市郊旗县区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在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后，已形成相当的生产规模，与所在城市经济融为一体，成为城市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可以说，内蒙古市郊旗县区经济是借助和依托于几个中心城市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特别是随着近些年来城市经济的迅速壮大，市郊旗县区的经济已经融入了城市经济社会中去，与城市相互依存，紧密连在了一起。
城郊型旗县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土地供应紧张，有的甚至连未来几年的用地指标都没有了。好不容易“招商引资”来的许多工业、服务业项目，因为没有用地指标而不能落地。二是产业关联度低，配套性差，现有的经济体绝大多数是面向城市，受城市的辐射并为城市提供服务；三是县域经济普遍存在产业布局比较分散，产品结构优化度低的问题。一个旗县可能有几十个产业能生产几百种产品，摊多面广，重点不突出，特色不明显并且加工程度低、科技含量低、市场占有率低、经济效益低。四是缺乏扩张后劲，自主投资能力、外商进入比例都很低，投资和外贸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足。
(二)农区县域、牧区县域、半农半牧区县域
内蒙古农区、牧区、半农半牧区县域共有68个，是内蒙古县域经济大多数。这几类县域中除小部分旗县因为矿产资源丰富，在我国新一轮重化工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资源开发加工为主的工业主导型经济结构，产值指标已经达到了工业化的要求外，其余大部分仍然以农牧业为主。从总体上说大都处在“人口以农业为主、企业以中小为主、财政以吃饭为主、发展以追赶为主”的比较稚嫩的阶段。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和区域竞争的日趋激烈，这类县域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日渐显现，并在发展中形成了明显的共性特征。一是经济总体实力比较弱、基础差、底子薄、经济总量规模小，人均水平低；二是农牧业经济仍是县域经济的主体，农牧业还是以传统农牧业为主，产业化程度低，产业链条短，工业经济发育不足是最突出的薄弱环节。三是以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和个体民营经济为经济主体。四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经济特征，比之城郊型县域，实力更弱，基础更差。因此，从总体上说，这类旗县经济是整个全区经济的薄弱环节，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难点和重点。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产业层次低，大多数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三产业刚刚起步。从业人员多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基本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开展小规模经营；从业人员多是农牧民、中小企业职工、个体私营业主，文化程度低，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少，在整个就业大军中属于“弱势群体”，不具有竞争优势；县域经济处于城市资本、技术、人才辐射之末梢，多数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经济货币化、金融化程度较低。总之，城乡经济二元化所具有的“三农经济”的劣势在这些旗县表现突出，是我区县域经济的薄弱环节。
(三)林区县域
林业主导旗县市集中在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林区，其经济特点是以广袤的森林资源为基础，以林业及延伸产业为主导，在国家大量投资扶持下于“一五”时期开始逐步形成的。自西部大开发开始以来，随着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森林工业受到冲击出现衰退，林业城市经济受到很大影响。近几年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虽然想了许多办法发展生产，但总体效果并不理想。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在发展新型林产业的基础上，找到新的替代性产业。
二、现行环境政策下内蒙古县域经济的战略选择与发展重点
(一)农区县域、牧区县域、半农半牧区县域的战略选择与发展重点
农区旗县、牧区旗县、半农半牧区旗县，目前农牧业经济仍然是县域经济最重要的基础，也是农牧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在新形势下发展县域经济，短期内不能丢掉这个根本。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农村资源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牧民收入，依然是这类旗县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方向之一。
但面对新的发展要求和新的市场竞争压力，在实际工作中必须调整思路，转变方式。借鉴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做法，大力推进农牧业结构调整，搞好农畜产品的布局建设，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大力推广种植高附加值特色产品，积极发展优质高效农牧业。
实施“原产地品牌战略”，走特色农、牧产品市场化之路。有的旗县名优特产品历史悠久享誉四方，具有发展这类产品的传统优势和巨大的市场需求，确立发展这类地方特色产品的生产作为主导产业，是现实的选择。
实施合作开发战略，走加工增值之路。有一定的农业、牧业和林业商品性产出是农牧业旗县的共同特点，而因为缺乏投资、技术、人才等现代加工业发展的基本要素而得不到加工增值是这类旗县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通过市场运作，引进外部投资者解决资金、技术、人才问题，合作发展资源型加工业，是发展县域经济的必然选择。
当然，选择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和发展方向，并不是只限于一个，也可以是两个或者更多。
(二)城郊型县域的战略选择与发展重点
市郊县域经济的发展部分得益_于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但更多的还是得益于城市的发展。因此，市郊型县域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紧紧依托城市，并为城市提供服务。
首先，市郊旗县区应结合城市“菜篮子工程”，围绕建立城市副食品基地，采取适应城市市场需要的，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的市郊农业生产结构。
其次，市郊旗县区应建立适应城乡市场需求的吸引城市工业扩散的生产结构。随着城市工业的行业改组和技术改造，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和协作配套产品，必然由城市扩散到市郊旗县区，因此，建立为城市工业协作配套的经济结构应是市郊旗县区经济发展的主导生产部门。此外，城市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利用改造，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也需要利用市郊旗县区建筑市场的巨大劳动力资源，直接满足于城市建设的需要。
再次，市郊旗县区应针对城市庞大的人口和较高的生活水平的状况，发展商业、饮食业、居民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确立城市发展的服务地位。
第四，市郊旗县区可从区域发展战略和国土开发的高度，以城市雄厚的科技、人才、资金、信息等丰富的生产要素为后盾，扩大各种资源的利用，通过建立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工业园区、教育园区等，提供广阔发展空间，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林区县域的战略选择与发展重点
这类旗县市发展应在原有主导产业的基础上，寻求突破单一产业结构的切入点，以确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多方位的发展模式。一是结合国家实施“天保工程”，大力发展营林经济；二是审时度势调整产业结构，确立人造板、烤胶、包装纸等林纸工业；三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发展黑木耳山野菜等纯天然食品、大棚蔬菜基地、北极狐梅花鹿特色养殖、白鹅养殖屠宰加工、各具特色度假村森林公园等非林木产业；四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三、提升内蒙古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发展县域经济，关键在领导，主体是群众，首要问题是思想观念。内蒙古大部分旗县区，特别是农业、牧业、林业和半农半牧旗县区，50多年来扛着农牧业大旗、走发展农牧业之路，结果却是“农牧业发展了，财政却长期捉襟见肘”。当东部、中部的许多县市于80年代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大搞“一乡一品、一县一产”的时候，我们却仍然在“提高粮食自给率”、“增加牲畜头数”和“扩大林木砍伐量”上下功夫。因此，乡镇、旗县区工业始终未在全区层面上有所发育。这应当作为新时期发展县域经济思想观念转变的起点，反思的焦点。要以新型工业化统揽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入分析当地在发展县域经济上的优势和劣势，正确选择工业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在如何实现工业化和工业化从哪里起步上达成共识。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城乡统筹发展战略，是新时期我国科学发展的重大举措之一，也是县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实际工作中，一是通过增加地方财政对农村、牧区和农牧业的投入，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农牧业生产条件，进而夯实县域工业发展的基础，二是要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向与农村和农牧业密切相关的项目和企业，大力开发、加工当地资源。这一思路对城郊型旗县区尤其重要。我区个别旗县区在按照这一思路发展的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县域经济基础薄弱，投入不足是发展的共同难题。许多地处偏远、资源匮乏的农牧业旗县对此更是一筹莫展。这些旗县区首先要强化旗县区政府在发展县域经济方面的服务职能，深入研究工业发展别是招商引资每一个环节存在的服务问题，积极探索改进办法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努力开创招商引资工作的新局面。
发展县域经济，不但要借助外力，而且要激活内力。企业是县域经济的主体，为了把这个主体做大做强，增加发展的后劲，想方设法激活民间资本是必然选择。
新经济的主要特点篇4
一、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的科学涵义
要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首先我们必须搞清范畴的涵义。所谓范畴，就是指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概括，是反映客观事物诸种矛盾关系的基本概念。范畴的产生标志着人类思维开始从原始状态进入逻辑思维阶段。列宁曾把客观世界比作复杂的自然现象之网，把实践基础上产生的范畴比作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他说：“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1］78人们认识世界要经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范畴在这一过程中也随之得到不断丰富、发展和完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是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认识和实践中普遍的、必然联系的思维形式，是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的概括，也是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实践中形成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成果。简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是指反映和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及其特性与关系的基本概念，是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手段和工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主要包括，论述和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揭示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经济理论范畴构成的，例如，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收入分配制度、经济全球化、对外开放、科学发展、小康社会、以人为本等，这些范畴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单位和骨架。
二、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的基本特性
1．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就其形式看，具有主观性，即它们都是人们头脑中的精神性的东西；而就其内容而言，则具有客观性。即它们既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思辨的产物和推理的结果，而是建立在对大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科学研究基础之上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的结果。例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等范畴都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继续不断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都是人们对客观实践的经验进行提炼和加工形成的，体现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正如列宁所说：“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分割性来说是主观的，可是就整体、过程、总和、趋势、来源来说却是客观的。”［1］178
2．确定性与相对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反映和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普遍的、本质的内在联系的思维形式，具有确定的内涵和外延。但是，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受社会主义实践深度和广度的相对性和有限性的制约，作为主观反映的思维方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也具有相对性和暂时性。这就决定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范畴的内涵和外延总是相对的，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变化，新范畴会不断取代旧范畴。例如，计划经济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当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但由于历史的发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范畴，突破了原有的范畴，即提出了适应时代和国情发展的新范畴。此外，还有从温饱社会到小康社会，再到和谐社会这类范畴；从为人民服务到“三个有利于”，再到“三个代表”，最后到以人为本范畴，都体现出范畴的确定性和相对性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言：“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性的和暂时的产物。”
3．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从感性的具体到科学的抽象，对整个过程运动的性质、属性、特征概括出最简单的规定和压缩性的基本概念。如果没有对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进行科学的抽象，就不可能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认识上升到本质思维的高度。例如，一般原理与中国特色，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最后抽象；和平与发展是对当代世界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的分析和判断，是对当代世界时代主题的归纳和总结，是对当今国际形势和世界潮流发展的科学抽象；制度与体制是对社会制度和社会运行机制的抽象；计划与市场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抽象；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坚持的原则与对外关系所奉行的方针、政策的抽象；等等。这些范畴的提出不是随意的抽象概括，而是建立在对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实践的基础之上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
4．整体性与层次性的统一。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必须要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系统出发，探究其范畴之间的联系、运动及其规律。无论是提出、阐述还是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问题，都应着眼于其系统的整体性；对于该系统整体中的各要素、层次等也应置于系统整体中考察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既然是系统的，其间必然具有层次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系统的层次是按照其逻辑结构的组织程度、推演次序和运行规律区分的。这些层次包括彼此关联、排列有序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一般范畴、具体范畴。例如，社会主义本质作为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处于中心地位，由一系列其他范畴构成，如先富与共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极分化与共同富裕、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等，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的逻辑特征，是整体性和层次性的辩证统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的功能
1．范畴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内容体系和结构框架的基本单位。范畴是理论体系大厦赖以建立的“砖石”或“原料”，没有范畴也就不可能有理论体系。范畴的水平如何，直接制约理论体系的水平，可以说范畴是科学理论体系发展程度的显示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作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必然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和基本范畴内容的精确、丰富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就必须加强对其范畴的研究。从一个理论体系的建立来看，往往是先奠定一些基本范畴，然后再对这些基本范畴进行推演、拓展，逐步产生理论的分支体系与范畴体系。例如，当我们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时，就要重点阐述该理论体系的基石，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改革开放理论，这四大基石与整个理论体系的联系绝对脱离不了“一般原理与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本质”两个范畴，正是这两个范畴支撑着整个理论体系的总体框架、结构及其内部联系；当我们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时，必然要涉及“和平与发展”范畴；当我们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石时，我们必然要提及“社会主义本质”，这一范畴离不开“制度与体制”范畴，因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与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是密切相关的。显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基石既与“一般原理和中国特色”范畴相联系，也与“制度和体制”范畴相联系。可见，每组范畴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它们与每一基石之间的关系。这些范畴及其所构成的范畴体系，是整个理论体系的网络和构架，是整个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们也看到，离开范畴和范畴体系，理论体系是不存在的。不仅如此，随着范畴和范畴体系的丰富，理论体系也随之不断完善。范畴和范畴体系是构建理论重要的前提和基本要素，有了范畴和范畴体系，才能构成真正科学的理论体系，使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并有其丰富的内容。显然，在理论形态上有若干个范畴与理论之间具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及其严密的逻辑结构。而这样严密的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只有从作为逻辑起点的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核心范畴出发，才能一步一步地推演出其中所蕴含的丰富内容，才能最终构建起来。可见，逻辑起点是整个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石，没有它就没有科学体系的内容。人们完全可以透过这个“窗口”，了解或提出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内容安排以及范畴构架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弄清楚了，实质上也就是把它的科学形态的基本“骨架”搭起来了，而通过这个“骨架”又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本质特征及其内容范围。
2．范畴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科学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构成的。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既要考察这一理论体系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又要考察其理论来源和基本原理，还要研究主要原理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关系的概括，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关系结构和普遍联系。实践一再证明，这些基本关系处理得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成效。这些范畴作为基本规律“认识之网”的“纽结”，以静态的方式反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丰富内蕴。可以说，任何理论体系都离不开范畴这个纽结和中介，整个理论体系就是以基本范畴为关节点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体现着这一理论体系形成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因此，在理论研究和应用中，我们不仅应该注重对社会主义发展总体规律和基本范畴的宏观把握，而且必须十分注重这些规律和范畴在具体操作层面的运用，因为它们所对应的问题，正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最现实问题，所要阐明的是一些基本原理未曾涉及和展开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有若干重要范畴，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其内涵，注重在实践中正确把握和运用。例如，一般原理与中国特色、计划与市场、发展与稳定、速度与效益、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科学发展、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改革开放、党的领导，等等。无疑，最基本的范畴当属改革开放、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始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为了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那么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呢，即必须是科学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志性范畴，也是今后继续着力解决的课题。再如，其核心范畴社会主义本质，它所回答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主线，它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特质和内在要素的稳定联系。它是自马克思以来对科学社会主义本质在最高层面上最系统、最简洁的概括，廓清了社会主义经济最根本的东西，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和宗旨。
新经济的主要特点篇5
[关键词]熊彼特
经济发展企业家创新
生产函数新组合
一、熊彼特的传奇经历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1883－1950年），美籍奥地利（或捷克）人，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浪漫主义经济学家。是一位对社会各方面进行广泛，个人生活极其浪漫多彩的传奇学者。他有三个理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他曾经是奥地利王国最年轻的教授；他曾经因图书管理员不让他的学生随便用书而公开与之决斗；当那些平庸的教职员们经常在一起聚会、狂欢作乐时，他却浸沉在经济学之中，努力将它推广到欧洲大陆，并建立了经济计量学框架。熊彼特写过许多经济学、社会学及方面的书，而他最喜欢的还是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是他早期成名之作。熊彼特在这本著作里首先提出的“创新理论”，当时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并且一直享有盛名。此书最先以德文发表于1912年（据保罗·萨缪尔森，应为1911年），修订再版于1926年，数年后又重印了德文第三版。1934年，以德文修订本为依据的英译本，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46卷。本书的中译本即据此本译出。笔者是2000年在北京大学进修时接触这本书的，并被他的观点和论证所打动。
1883年，熊彼特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故有人又把熊彼特看作美籍捷克人）特利希镇的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1901－1906年就学于维也纳大学，攻读和经济，乃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及门弟子。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威尔，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希法亭。后来转到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之一“奥地利学院”，今天这所学院仍然推崇资本主义的自由制度。此后他游学伦敦，就教于马歇尔；终生他高度推崇洛桑学派瓦尔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熊彼特曾执教于奥国的几个大学。1918年，他曾一度出任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1919年，他又短期出任由奥托·鲍威尔等人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参加组成的奥国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1921年，他弃仕从商，任民营比德曼银行行长，1924年银行破产，他的私人积蓄不得不受牵连而用于偿债。1925年，熊彼特又回到学术界，先应邀拟赴日本任大学客座教授，但不久改赴德国任波恩大学教授，直到1931年又短期访日讲学。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1950年初逝世。熊彼特迁美后，尽管深居简出，但仍积极从事学术活动：1937——1941年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1949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还会担任预先商定的即将成立的“国际经济学会”第一届会长。
从熊彼特的上述学历和经历可以看出，他一方面直接承袭了西方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衣钵；另一方面又与第二国际首脑人物、社会民主党人有过密切的关系。这些渊源，对于了解熊彼特的观点、见解和经济学说的形成及其特点，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创新理论”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作为副标题，涉猎范围可谓极其广泛。但是书中最具特色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所提出的“创新理论”。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第二两章最为重要，从静止状态的“循环流转”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特别是第二章对经济发展，包括从“企业家”的特点和功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的涵义和作用，直到资本主义的产生，熊彼特都作了开创性的精辟的论述，既是理论上的探讨，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概述。第三、四、五各章则进一步分别阐述了信贷与资本，企业家利润，以及资本的利息。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创新理论”就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在书中，熊彼特首先用静态方法分析了“循环流转”，假定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所谓“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没有发展，企业总收入等于其总支出，生产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资本和利息。生产过程只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再生产过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即使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资本家照样能获得利润，掠取剩余价值。可是在这里，熊彼特却否认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所存在的剩余价值剥削及其转化形式利润和利息。
然后，熊彼特从“动态”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创新”和资本主义。他在这里通过引进“企业家”和“创新”而导出了资本主义。这些就是书中第二章所阐述的“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也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本体。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
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他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为“产业突变”。并说“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应特别予以注重。”所以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新组合”、“经济发展”，都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离开了这些，就没有资本主义。在这里，熊彼特虽然强调了生产技术革新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用了“变动”和“发展”的观点。
在熊彼特看来，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用以“把生产指往新方向”、“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不是具体商品的总和，而是可供企业家随时提用的支付手段，是企业家和商品世界之间的“桥梁”，其职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而提供必要的条件。
接着，熊彼特又分析了“企业家利润”及“利息”的产生。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只有在实现了“创新”的“发展”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才产生利润，才有资本和利息。这时，企业总收入超过其总支出；这种“余额”或剩余，就是“企业家利润”。在熊彼特看来，这是企业家由于实现了“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应得的合理报酬”。
关于“利息”的形成，熊彼特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利息实质上来自“剩余价值”或“余额价值”。在正常的经济生活里，除了上述“余额”或“剩余”外，没有别的东西能产生利息。而这种“余额”或“剩余”，如前所述，乃来自“创新”所引起的“经济发展”。因此，在“循环流转”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没有“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利息。第二，“发展”带来的“余额”或“剩余”价值，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家利润；一类是同“发展”本身相联系的结果。显然，利息不能来自后者，因此，利息只有来自也必须来自“企业家利润”。利息便是从这种报酬中支付的，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第三，在一种通行“交换经济”也就是“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利息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种永久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利息理论上，熊彼特的“创新”和“制度”利息论则与他的老师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大相异趣。他们师生二人，也曾为这一有过多次为经济学界所注目的争论。姑不论两人的论点谁对谁错或两者皆错，这种争辩的精神却颇有可取之处。三、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
在本书最后第六章中，熊彼特运用他的“创新理论”了商业周期的形成和特点。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出现，不是象人们按照“概率论的一般原理”所预料的那样连续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之上，而是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有时“群聚”（即“成组”或“成群”），有时稀疏，这样就产生了“商业循环”或“商业周期”。同时，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因而对发展的就有大小、长短之分，这就形成了周期的升降起伏波动。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到1926年《经济发展理论》德文修订再版时为止，熊彼特尚未发展到“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当时他的心目中所考虑的，主要也还是为期大约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也就是仍为单一的商业周期理论。不过，熊彼特当时已经表现出对他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不甚满意的情绪。他在本书第六章“商业周期”的开头就写道：“关于危机的理论，更正确地说，关于经济重复变动的理论，甚至还不象已经阐述了的关于家功能、信用、资本、货币市场、利润和利息等理论那样，有一个对主题比较令人满意的表述。”他又写道：“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只是一个骨架；我自己所许诺的彻底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计划，象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一段长的时期。”直到1939年，熊彼特的两大卷，共1100余页的《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简称为《商业周期理论》）一书，才在美国出版问世；完成了他的颇具特色的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但是还必须指出，在此以前，也就是本世纪30年代初期，熊彼特对于商业周期理论已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构造端倪。尽管在1934年3月本书英译本出版时，他并未对第六章作任何改动，但在一年之后即1935年5月，他却在美国《经济统计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的主要轮廓，这可以说是后来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的雏形。为了让读者对商业周期理论有一个基本了解，《经济发展理论》的编译者将熊彼特的“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译成中文，作为本书的“附录”一同发表。读者如果将“附录”和第六章结合起来阅读，就可以获得熊彼特“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的概貌。
从附录“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可以看出，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是综合了前人的论点、加上自己的见解而融贯形成的。他首次提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长、中、短“三种周期”的理论。
第一种是经济“长周期”，或“长波”，又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由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首先提出，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每一个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在这里，熊彼特沿袭了康德拉季耶夫的说法，把近百余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进一步分为三个“长波”，而且用“创新理论”作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
“长波”I——从大约1783年到1842年，是所谓“产业革命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专指第一次“产业革命”。
“长波”II——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蒸汽和钢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到的蒸汽是与上一时期的技术发明有连贯性的。
“长波”IlI——从1897年到二十世纪20年代末首次提出“长波”理论为止（当时这个“长波”尚未最后结束），是所谓“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
第二种周期就是通常所说的平均大约9年到10年的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又称“尤格拉周期”，由法国的克莱门·尤格拉于1860年提出。在三种周期中，这一种是提出最早的。
第三种是平均大约40个月（将近三年半）的所谓“短周期”或“短波”，又称“基钦周期”，由美国的约瑟夫·基钦于1923年提出。
熊彼特还宣称，上述几种周期并存而且相互交织的情况，正好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因为在他看来，从历史统计资料表现出来的这种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新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联。概言之，一个“长波”大约包括有六个“中程周期”，而一个中程周期大约包含有三个“短波”。熊彼特本人也认识到，除了“长波”外，很难就“中程周期”，更不能就“短波”，具体地指出某一个周期的上升波动是和某一种的发展或某一种生产技术的革新有关联的。
熊彼特的关于商业周期的思想观点和各个周期的具体，在1939年出版的他的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一书里，有更加广泛的描绘和详尽的发挥。
四、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他的“创新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熊彼特非常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并把这种“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因而认为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既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更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看法颇有其可取之处。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就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来就认为生产力是发展的最革命的最活跃的因素。这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即使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仍然应该是这样。
第二，在分析中熊彼特极力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作用。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熊彼特还非常强调和重视“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也是不多见的。
西方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说过：“正统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系统理论分析中，从不试图分析［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这点可说已成定论。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熊彼特，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在这方面离开传统标准的一个突出代表。”特别是传统的庸俗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而他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等在数量上的逐渐变迁。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则在于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以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两者结合起来。
斯威齐接着又指出：“熊彼特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概括地指出两者的相似之处以后，他又说“对于熊彼特理论的简要概述足以表明，对于他，如同对于马克思一样，都把生产方法的变更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但是斯威齐立即又着重指出：“尽管熊彼特的上述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相类似之处——对于这一点熊彼特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理论上的差别。例如，在熊彼特那里，就没有‘产业后备军’的分析；他对劳资关系的分析和处理，亦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熊彼特自己在本书中也说，他的结构只涉及马克思研究范围的一小部分。
关于熊彼特和马克思的渊源，熊彼特的夫人伊丽莎白曾经写道：“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这正是熊彼特本人和他所论述的十大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诞生的一年。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共同之点，那就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在他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里，熊彼特试图提出‘关于经济变迁不单是决定于推动经济制度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各种外在因素的纯粹经济理论’。在这一著作的日文版的绪言里，他说：‘读者可能会立刻明了的一点，’我在开始时是不清楚的，即这一概念和这一目的（指熊彼特自己的）是和构成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基础的概念和目的完全相同的。”实际上，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在任何其他方面，他只是采用或修改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命题；但是被放在次要的黑格尔背景里的经济发展概念，却完全是马克思的创见。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折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他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我们认为，在这一重大的共同点上，熊彼特很可能于无形中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但毕竟由于世界观和立场不同，因而用伊丽莎白·熊彼特的话来说，就引向极不相同的结果：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辩护人。”（斯威齐语）
我们暂且不论熊彼特是如何受到马克思学说观点的影响，也不论他所受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创新理论”中的上述几个观点，如强调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方法变革的观点，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观点，强调企业家创新功能的观点，无疑仍然是正确的。这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仍有很大的价值和借鉴作用。
实际上，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是他的“创新理论”的一种运用；是他综合了以前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根据对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而得出的长短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以“创新”作为中心线索，从而形成的长、中、短“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原是来自实际资料的一种分析概括，因而可以提供我们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和经济运行过程的参考。
至于熊彼特进一步运用技术的革新、新资源的利用以及新领域的开发等等，来解释商业周期形成的原因，对于这一点我们则必须加以具体分析。如果说技术革新等因素对于形成经济周期的长短方面有所影响，那这一点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是，如果把技术革新等因素看成是产生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包括危机阶段在内）的根源，那就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所以我们对待熊彼特关于商业周期形成的论点，如同对待他的其它一些论点一样，不能笼统一概而论，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
总的说来，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可以说是西方经济学界第一本用“创新”理论来解释和阐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专著。当然，就全世界整个经济学界而言，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是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剖析和阐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趋于灭亡的巨著。1942年，美国保罗·期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一书出版，这是西方经济学界进步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的少数著作之一。但必须指出，这几本著作主要都是以早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另一方面，虽然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有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少数专著或论文问世，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研究才勃然兴起，“发展经济学”从此成为一门专门学科。近一、二十年来，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书刊与日俱增；经济发展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
最后，需要向大家交代的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得到斯坦福大学的保罗·鲁曼的继承与发展，并将其补充到更为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又称为“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呢？它改变了我们关于增长途径和公共政策的思维方式。如果技术水平不同是导致各国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且假定技术是一个可以生产出来的要素，那么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就应该着重研究：国家怎样才能提高技术水平。这正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保罗·鲁曼的经验：
“在全面理解长期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方面，经济学家可以再一次取得进展。最终我们可以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比标准的新古典学派更具洞察力的观点——更节省也更学院化。我们有能力参加当前政策的辩论。这些辩论涉及对私人研究提供税收减免、给从事研究开发的合资企业以反垄断豁免权、跨国公司的活动、政府特许权的作用、贸易政策与创新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私人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挑选接受公共资助的研究项目的机制，还有明确的政府引导型技术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等等。”（保罗·鲁曼《经济增长的起源》）
只有创新，才有发展。
[主要参考]
新经济的主要特点篇6
一、后金融危机时期，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无法使经济政策达到最优状态
后金融危机时期，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战略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无法使经济政策达到最优状态。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危机实质上也是经济理论的危机。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特定时期为解决特定问题而产生并获得发展的。主张政府权利扩大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是政府的宠儿，也是应对危机的及时手段。新自由主义则主张经济自由不仅是市场的宠儿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扩张的理论需要。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失效，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失效。在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失效的今天，该出台创新防范，应对和治理危机的理论政策。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以不适应当前的状态，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应该寻求新的经济理论。
二、新自由主义将会进行新一轮的蜕变
几乎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会引发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主流经济学遭到来自学界、政界人士的猛烈批判。但实质上新自由主义政策并没有被彻底的抛弃，只是力量受到极大的消弱。新自由主义不会很快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在于，美国是超级大国，只要美国仍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那它不会很快消亡。因此后金融危机时期，新自由主义会以后新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但关键点还在于，新自由主义还是否符合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也取决于目前的阶段还是否发生了变化及此次危机能否完全得到化解。持这种观点的人士对于凯恩斯主义回归轮认为，凯恩斯主义只是短暂的喘息之计。因为它仍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经验证据支撑和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微观分析方面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存在趋同的倾向。因此近期内凯恩斯主义不可能取代新自由主义。
后金融危机时期新自由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否还占据着官方地位是由目前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需要来决定。经济复苏期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是否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达到新的高峰、能否完全化解危机、是否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而定。
三、凯恩斯主义回归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都采用凯恩斯主义来应对危机。比如2000-2012年中“凯恩斯”的出现频率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用率一直在上升。理论界也有人士提出要走出危机是需要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如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等主流学者都明确指出只有“回到凯恩斯”才能走出危机。但也有不少主流学者和媒体评论员认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是世界经济再次陷入大萧条里的力器。并且从2008年危机后各国政府采用的危机解救方案来看，不完全与凯恩斯主义相同，而是变为更加多元化，已经发展到减税、国有化、经济刺激等多种手段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相配合的程度。因此由危机解救措施和出版多种关于凯恩斯的书来推断凯恩斯主义大有可能再度占据宏观经济学统治地位的趋势还需待观察。比如，土耳其奥坎大学布伦特·霍卡教授指出，当前国家参与的增多并非凯恩斯主义的复兴。国有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会成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程恩富教授认为，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复苏乏力，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修补是无济于事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经验表明，凯恩斯主义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大部分学者认为当前危机不能依赖凯恩斯主义的回归来解决，必须寻求更彻底的方法。程恩富教授指出，在资本主义危机下，可以预见未来世界格局将发生三个“超越”：一是在经济发展上将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枷锁。二是在政治发展上超越“一超”主导的世界政治力量版图。三是在文化发展上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单一价值观。
四、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求平衡点
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各其利弊。凯恩斯主义的副作用是由于人们的理性预期和自我保护，出现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交替上升的滞涨现象。而过度依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不仅给实体经济带来严重的贫富分化、消费不足、生产停滞，而且也会使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凯恩斯主义是解救危机的良药而新自由主义是经济向外扩张的需要因此也不能全盘否定新自由主义也不能照搬凯恩斯主义，而是将二者融合从中取其精华，走出经济低迷期。
五、回到熊彼特
虽然危机后“回到凯恩斯”的声音日渐高涨，但是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只能防止经济深度下滑，并不能带来经济长期繁荣。为此理论界有些学者从经济长期发展的视角入手，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基础，追寻危机根源，找出问题的解决之道。
熊彼特重视长期效率、供给关系，强调动态分析。采取以企业家、企业和产业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分析。由此为基础一些学者指出：第一，“大稳定”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已为人类找到了克服经济周期的办法。第二，金融创新不等于创新，任何金融创新都应以提高实体经济运行效率为目的。第三，企业家精神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政府政策应鼓励企业家才能配置到生产性领域。第四，主流经济学家需要直面根本现象。所以倡导经济学家能够回到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基本框架观察本次金融危机。总的来说，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凯恩斯主义只是止痛药，熊彼特的理论则是长期处方。
实质上，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仍是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交替轮回。20世纪30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危机暴露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及其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模式的弊端。因此大萧条期间凯恩斯主义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转型的重要时期，此时需要借助侵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来向其它国家进行无限的扩张，满足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欲望。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的弊端逐渐显现，最终引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面对经济低迷及严重失业的情况下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重新使用凯恩斯主义政策来应对危机，直至危机爆发到今天资本主义经济仍处于缓慢发展阶段。后金融危机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出现V型、U型、L型的发展趋势现在仍需观察。但金融化的进程不会因为危机而停滞，金融的发展仍需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因此新的发展阶段的来临必将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及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而新自由主义代表着资产阶级及大财团的利益，因此它不会在金融化进程中失去其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