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稳定性篇1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3-0032-03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要求，它对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维护农村和谐稳定，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均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薄弱环节，也是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本文笔者对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谈几点思考。
一、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1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农村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已经先富起来了，并且成为共同致富的领路人。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农村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不利因素。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相对贫困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发展的“调节器”和“安全阀”，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通过对不同阶层和劳动者按不同比例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这样既可以调节居民收入，又可以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积累，保障社会的公平。国家通过这种方法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在全社会范围内对国民经济收入进行再分配，对丧失劳动能力，失去就业机会者。以及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这不但有利于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而且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2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扩大内需、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需要。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村集中了中国最大的消费群体，扩大内需必须高度重视启动农村消费。近几年，为了解决国内市场疲软问题，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和各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启动内需，即启动城市的消费市场和启动广大的农村消费市场。但是，当前农村市场作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农村消费市场没有完全打开，农民的购买力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他们的收入大部分储蓄起来，而不是被消费掉。这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农村缺乏一个令广大农民放心消费的、免去后顾之忧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果尽快建立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将有利于直接增加困难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民对未来的预期和消费信心，解决亿万农民的后顾之忧，必将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稳定农民消费预期，极大地刺激农民消费行为，实现扩大内需、推动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目标。因此，要有效启动农村市场，扩大国内需求，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增加农民的消费信心，促使广大农民增加消费，激发潜在的农村社会购买力。
3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需要。目前，中国正处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期，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而广大农村的稳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稳定不是自然实现的，它必须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分配公平、人们心理素质和认知理念的相对成熟，以及社会法规和保障体系的相对健全的基础上。要保持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必须有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广大农民的生存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给农民以城市居民同等的生存保障权利。但是实际上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非均衡发展，使得城市居民与农民享受着不公平的社会保障待遇。城市居民享有“多层次的社会保障”，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严重滞后的，大多数农民享受不到社会保障的待遇，这样就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引起他们的不满情绪，可能激发社会矛盾，给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不稳定因素。为了缓解这种不满情绪和矛盾，政府必须通过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给农民以城市居民的同等的生存保障权利，还农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实现农村的小康社会，只有这样，中国的全面小康社会才能实现。
4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构建和谐社会是新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重大任务，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保持农村稳定是全社会稳定的关键，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农村稳定问题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维护农民权益，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农村居民很多生活压力大，经济承受力低，风险抵御力弱。一方面，生活日益贫困化，甚至处于“生存危机“或”生存危机”边缘，即绝对贫困化；另一方面，现阶段城乡差距拉大，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造成农村居民的相对剥夺感不断得到强化，使他们最先也最强烈地感受到社会改革与社会发展的成本与代价。于是，在这一庞大的队伍中就蕴藏了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具有济贫帮困、解危救急的特性，它的效应是通过对收人较少以至丧失来源而发生生存困难的农村居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增强保障对象的生活保障感、心理平衡感、社会公平感，从而保证社会安定，减少社会动荡，实现社会和谐。
二、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
1坚持“科学发展”原则。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原则。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科学发展的原则，必须突破现有城乡分割的格局、突破重城市轻农村观念的束缚、突破各级财政只管城市社保不管农民社保的做法，从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树立城乡统筹的观念，把农民享受社会保障作为“宪法”赋予的一项基本权利，把向农民提供社会保障作为国家和政府的一项基本义务，把建立农村社保体系当做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计，从战略的高度上统筹安排、科学指导、稳步推进。
2坚持“量力而行”原则。农村社会保障的立足点必须是保障广大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这是中国农村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经济基础相当薄弱，社会保障制度残缺不全；加之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财政收入不高，国家综合实力不强，现有的经济水平和国家财力还难以给8亿农民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还必须坚持量力而行与适度保障相结合的原则。
3坚持“因地制宜”原则。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而且这种态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可能根本改
变。因此，必须从农村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出发，因地制宜，稳步实施。从地域上讲，经济发达地区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有的可以一步到位，直接实行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有的宜立足于建立覆盖面广、保障项目完备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经济中等发达地区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应当重点抓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养老保险等基本制度的建设，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工作的深入再全面推开；经济欠发达地区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条件还很不成熟，尤其是部分农民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农民筹资非常困难，地方财政也力不从心。因而对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应从农民最急需的保障项目人手，先建立农村低保，实行合作医疗试点，并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进行养老保险制度试点，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再全面推行。
4坚持“注重公平”原则。在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过程中，坚持效率优先，就是要优先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优先安排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最急需、最实惠、最见效的资金项目，努力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产出率或成本收益率，以实现现有财力约束下社会保障的综合效益最大化。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要更加注重公平。要努力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合理调整现有财力结构，加大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以推动落后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5坚持“城乡衔接”原则。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逐步展开。由于农民的收入水平普遍低于城镇居民，缴费水平不能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又由于农村消费也远低于城镇，相应地农村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也应当低于城镇社会保障标准。不能与城镇社会保障互相攀比。但是，社会保障理论体系应一脉相承，社会保障项目要基本相同，资金管理原则要基本一致，规定互相衔接立法要基本一致。要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加快在农村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终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举措
1增加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积累，增强农村社会保障的能力。首先，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参保的经济实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问题，保持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使农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这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为此，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只有这样，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其次，增加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财政投入。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范畴，财政投入是筹集资金的一个主要渠道。但长期以来社会保障等各方面严重偏向于城市，在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农村社会资金更加匮乏，为此，在增加农民自身收入的同时，要增加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加大财政支持的力度。再次，开征和形成社会保障税，扩大筹资渠道。现在许多国家都通过定期开征社会保障税来筹集资金，不但有利于减轻国家和企业负担，而且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保障“调节分配”的作用，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2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所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农村社会保障中最低层次的保障，是一种直接消灭绝对贫困现象的重要举措，是政府为农民设立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因此，为了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在农村必要尽快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分类处理、分别对待的办法，解决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抚养义务人的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和因病、因缺少劳动能力，或因突发性自然灾害造成生活一时困难的农村居民，可以按照法定程序申请最低生活保障补助。
3建立和完善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对农民来说，随着医疗费用的大幅攀升，高额的医疗费用支出，对他们来说显然是巨大的压力，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就是让农民医疗费用进入社会统筹，让全社会来负担。当务之急是要探索制定符合农民需求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曾覆盖了全国90％的农村，对于缓解农民的疾苦和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联产承包制全面实施，农村合作医疗赖以存在的集体经济在多数地区不复存在，这项制度逐渐流于形式，2003年全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率也只有14.2％。国家虽然在农村合作医疗的资金筹资、管理体制、补偿模式、监督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创新和突破。但目前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只是停留在原则性政策层面上，因此，为了保证该制度得以贯彻落实，我们必须按照精简、统一、高效的原则，建立健全工作机构，坚持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实行农民个人缴费、集体扶持、政府支持和社会各方筹资相结合的办法，建立以住院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对农民的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费用进行补助，使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健康有序地运行。
4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当前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但由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低，由国家全部承担农民的养老保障是不现实的。因此，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可参照城市养老保障体系建设进行：一是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由政府、集体、农民个人共同出资、合理负担。二是要完善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机制。对所征缴的农民养老保险基金，设立专门机构，实行专户储存和管理，确保农民保障资金规范化管理、安全运行和实现保值增值。三是要完善养老保险基金统发机制。对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在按一定标准缴纳一定年限的养老保险费后，参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办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使被保农民在年老时有稳定的基本生活费，以解决其生活保障问题。
小农经济的稳定性篇2
一、要正确界定小农范畴
目前，理论界对小农的界定基本上是沿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小农的主要特征是：（1）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经营者；（2）使用的是落后工具和传统技术，与机器、先进的农业技术无缘；（3）生产是自给性的，主要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4）生活水平是低下的。
对于上述关于小农范畴的认识笔者有不同看法，其中最关键的是上述界定没有分清小农一般和小农特殊两个不同的范畴。马恩所描述的小农是小农形态在封建社会或是在较为落后生产力水平下的小农表现形态，是小农的特殊形态。小农形态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力水平下会表现出不同的现实形态。在当达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小农形态，但它已不具备马恩所描述的一些特征，他们不但大量应用着先进的工具和先进的技术，而且生活水平较高等。从历史长河中来考察，笔者认为，小农的一般特征应是：（1）是小块土地的经营者和所有者；（2）以家庭为经营单位；（3）生产有一定的自给性。这里第三个特征是由第一和第二个特征决定的。以上三个特征合起来构成了小农的一般特征。由于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小农形态也在不断发展，但在封建社会中，小农形态取得了广泛和普遍的形态，并且具有了小农的许多典型特征，但仍属于小农特殊范畴。我们决不能用小农特殊来代替小农一般，这是研究小农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小农演进的轨迹
在小农形态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一部分小农已分离于小农系统之外，不属于小农系统，但有一部分仍循着历史的长河而滞留于小农系统内，并随着内外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着质和量的改变。从历史过程来看，小农系统演进的过程大体上可划分为古典小农、宗法小农、商品小农、现代小农等几个阶段。目前世界上的小农基本处于商品小农阶段，其中某些发达国家的小农已具有现代小农的许多特征，但还不具备现代小农的全部特征。
在中国，古典小农的兴盛期大约为战国至东汉时期。这一时期是我国宗族制度史上的一个“空白时期”，三代宗法已废，中古族权未兴，社会上几乎没有宗族组织。家庭之小而独立，在我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当时的小农，其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很高，商品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欧洲，古典小农大约存在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4世纪。在这期间，地中海地区曾产生了以希腊──罗马文明为代表的灿烂的西方古典文明。在这个时期的绝大部分时期和绝大部分地区，小农是主要的经济形式。1978年第七届国际经济史大会古代组绝大多数讨论者认为：“希腊──罗马社会中典型的劳动者是小农，而不是奴隶。”西方许多马克思主义古史学家，如英国的克罗伊克斯等，也认为希腊──罗马世界总的来说满足“农民社会”的一般定义。
古典小农的主要特征是：首先，他们是商品生产者，与外部世界保持着频繁的“物的联系”。罗马农民的经济“基本上是货币经济，有关实物交换的很少”，“农民贷币持有者的普及是无庸证明的”。与封建时代的“伪商品经济”中商人凭“关系”致富而价值规律却了无作用的状况不同，古典时代的经济生活中价值规律与由它派生的平均利润率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是起作用的。其明显表现就是希腊──罗马经济中的地租率、借贷利率与一般生产利润率之间紧密相关，因此尽管古典时代土地租佃非常发达而且常以公开招标的方式自由进行，但地租率却自然保持在很低水平，同样，借贷利率也处在一般利润率以下。
其次，他们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积极的自由公民，他们既摆脱了早期文明时代氏族共同体和贵族父家长的束缚，又尚未落入中世纪宗法共同体与“天然首长”的桎梏之中，因而个性与理性得到初步发展。
当然，古典小农毕竟不是资本主义的家庭农场主，古典经济的商品交换关系是建立在从氏族共同体解体中形成的独立生产者──古典小家庭无法自给自足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低水平基础之上的。当时人类对自然界的依附很严重，人的个性的发展也受到很大限制。在多方面的能力体系与能力分化未形成的情况下，交换关系的发展不能使作为主体的人把自己的某种属性──劳动力变为商品，相反，却使劳动者自身变成了商品，从而造成古典“自由经济”与人的非自由化趋势间的矛盾日益发展，最终使古典经济走向自己的反面：作为古典商品经济基础且无法自给自足的独立家庭经济被包含众多依附者且可以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取代。这样，古典社会便异化为中世纪的宗法社会，而作为积极公民的古典自由农民也演化为中世纪的宗法依附农民。
宗法小农是小农演进的又一新阶段。在欧洲，宗法小农所属的时间区间大约为公元五世纪到公元十六、十七世纪；在我国为大约为东汉以后至明清时期。宗法式小农的主要特征是，首先，它是建立在人的依附性上的经济形式。马克思谈到封建社会时，曾多次强调：“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人们常常把这种依附关系，仅仅理解为一些个人（农民）依附于另一些人（封建主），这显然是肤浅的。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依附关系最深刻的本质在于交换的缺乏导致的“个人尚未成熟”、个人依附于共同体，亦即个人“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个人是“狭隘人群的附属物”等等。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导致了共同体一般成员对共同体人格化身的依附。共同体（通过其人格化身既“保护”其成员使之免受竞争，减少风险的打扰，又束缚其成员以抑制其个性的发展，并赋予其不能自由摆脱的某种等级身份）。
其次，不同等级之间的不平等与同一等级内部的平均主义，构成这种依附关系之下的分配关系的二位一体的两个特征。这是一种“以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只有在共同体解体，独立的个人所有权与“纯粹的私有财产”产生后，这种分配才会被以所有制关系和“一切劳动产品、能力与活动进行私人交换”为基础的分配所取代。于是“剥削者的公社与被剥削者的个人”间的对立，才能演变为两种“个人”（有产的剥削者与无产的被剥削者）间的对立。按权分配、按身份分配的不平等才能演变为按资分配的不平等，而等级壁垒内的“平均主义”（份地制等等）才能消灭，并为公民基本权利与竞争规则的平等所取代。
由宗法小农向商品小农演进，其实质就是从“不独立”的、“从属于一个较大整体”的人，演进为独立的个人，就是人摆脱了“公社”的“自然联系”，从“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变成了“单个的人”。这一过程也就是从自然经济发展成为市场经济的过程，因为“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把个人互相联系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随着交换手段的社会力量，亦即市场力量的扩大，共同体解体为个人，同时伴随着所有制关系的变革，财产关系“抛弃一切共同体的外观”，成为“纯粹的私有财产”。于是自然经济中的人的依赖关系也就消失，而演变为市场经济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从而使宗法小农演变为商品小农。
商品小农形态是小农系统演进的又一新阶段。在欧洲，大约产生于十七、十八世纪；在中国大约产生于明清以后，但真正的开始时间应当是1978年以后。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小农大多数都是商品小农形态；一些发达国家的小农正处在由商品小农向现代小农的过渡形态，有的已具有现代小农的许多特征。中国目前仍处在商品性小农阶段，而且以后可能需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由商品小农向现代小农的过渡。
商品小农的运行基础是商品经济。在这种经济形式下，一方面是“人的依赖性”在逐渐减少；另一方面是逐渐建立起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按权分配、按身份分配被普遍地以按资分配所代替。契约关系也逐渐成熟，竞争规则也日趋平等。同时，小农系统本身也在不断分化和分解。随着货币经济与交换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物的联系”取代了“人的依赖纽带”，从而把“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变成了“摆脱了自然联系”的“单个的人”。到这时，“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而财产关系才“抛弃一切共同体的外观”，而成为“纯粹的私有财产”。这一历史性的变革所带来的人的个性的飞跃成长，正是近代文明得以冲破封建樊篱而造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灿烂辉煌的工业文化的全部基础！
但是，商品经济虽然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创造了前提，但它的极端发展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竞争”造成人的异化，亦即人的自由个性的异化，人们“自由地”成为资本的奴隶，“自由地”失去了自由。因此，马克思认为必须在进一步丰富人的社会联系和更高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变革，以“自由人联合体”的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来克服异化，实现人的复归，即人的自由个性的复归，使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而使人的自由个性得以真正地翱翔在广阔的天空。所以，商品小农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就是现代小农。现代小农虽然可能仍会具有规模小、家庭经营、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等特征，但现代小农是建立在自由人联合体基础上的小农。它彻底打破了宗法共同体的桎梏，彻底摆脱了“物的依赖”。现代小农可以是个体经营的但绝不会是孤立的；可以是联合起来的但决不是依附的。当代一些发达国家的小农已具有现代小农的一些特征。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小农的现代化。至于未来中国的小农会具有什幺样的新特征，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实践会对此做出进一步的回答。
三、小农生产方式不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小农的命运，认为小农生产方式是一种落后和过时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货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所许的诺言使农民哪怕有一点借口设想我们是要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坏不过的帮倒忙。……我们党的任务是随时随地向农民解释：他们的处境在资本主义还统治着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是毫无问题的。”
然而，历史发展的实践表明，小块土地所有和经营依然存在，并没有被消灭，农民家庭经营的规模虽然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变化和发展，但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家庭小规模经营方式，这是为什幺？笔者认为，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1、小农有一般形态和特殊形态。过时的是小农特殊形态，而小农一般形态是一个较稳定的范畴。马克思所讲的是封建社会的小农的特殊形态，而这种特殊形态已被资本主义社会小农的特殊形态所代替，而小农的一般形态仍然存在着，并不断得到发展。
2、是由资源禀赋状况决定的。资源禀赋状况对小农系统的演进起很大作用，尤其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关系最为重要。在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如果多余的人口不能得到有效地转移，其最后的落脚点便是土地。而土地资源又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要素便显的相对便宜，而土地要素就相对昂贵，根据西方经济学最优要素组合原则，只能是小规模的劳动密集性的经营方式最有效。所以，小农生产方式是在特定资源状况下经济系统自组织的结果，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随着资源状况的变化，小农系统也会变化和发展，有些小农会分离于小农系统，而有的则会仍留在小农系统内。
3、家庭经营是适合农业生产的较好形式。农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产业，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再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自然再生产的过程。农业的劳动过程只有获得了最终成果后，才有可能对生产者付出的劳动给予准确的评价。同时，由于农业中有所谓“农忙”与“农闲”之分，这就要求农民有更多地支配时间的自由。所以，农业选择家庭经营，绝非偶然。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社会生产力发展了，改变的只是农业的运行环境，如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的市场体系、农业的支持与保护体系等等，而农业的家庭经营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4、在多风险环境下产生的自组织结构一般具有较强的自我保护功能，小农系统便是如此。小农形态一般面临的风险较大，如自然风险、经济风险、人为风险等等，这些风险累计起来，使得小农系统较其它经济系统面临更多的风险。在多风险环境下，小农系统一方面增加了分化的可能；另一方面，也使小农系统的自我保护功能得到了加强；从而使小农系统更趋稳定性。所以，这种较强的自我保护功能使得小农系统能较好抵抗外来经济行为的侵袭，历尽千年沧桑而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四、小农如何现代化
1、什幺是小农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活生生的动态性概念。它与“现代性”不同，它不是指后者所象征的那个静态的文明结构，而是意味着一种连续，一个过程，一个当代世界正在持续着的历史演进。同理，小农现代化也就是小农持续不断地演进过程，它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生产技术的进步，它是小农系统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因而小农现代化必然伴随着各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
2、小农现代化的一般途径
（1）通过规模化、组织化来改造。这样改造的结果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将会使一部分小农分离于小农系统之外而不再具有小农的特征，我们把这种途径故且称为非小农化方式；另一种结果是小农仍保留小农的分散、独立、小规模的外壳，但小农之间已通过某种共同体或经济联系形式将它们联系了起来。这两种方式都是改造小农的有效途径，到底选择那一种方式要考虑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较好的选择应当是后一种方式。
（2）土地制度建设是小农问题的核心变量。
为什幺说土地制度建设是小农问题的核心，原因是：①土地是小农最基本的生产资料；②土地是小农所有经济活动的基础；③土地是小农生活的最主要保障；④不同的土地制度形态使小农具有不同的命运选择。所以，土地在小农经济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土地制度建设也就成为改造小农系统的关键变量。那幺，什幺样的土地制度是最有效率的？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土地产权的明晰和稳定是保证小农系统有效性的基础。首先，土地产权的明晰和稳定，有助于农民增加对土地进行中期和长期改进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土地生产率。土地权利在一个季节内一般是稳定的，因此，地权的不稳定对于农业短期投入（化肥）或创新（良种）来讲，还不是一个障碍，但对于土地的中长期投资而言，地权的明晰和稳定是极其重要的。对许多国家的实证研究都表明，只有当土地持有者确信他们投资所形成的全部收入能得到补偿时，他才会有改良土地的积极性。其次，比较明晰和稳定的土地权利将会提高农民贷款的机会。土地的固定性和不可磨灭性使得土地成为理想的贷款抵押品。稳定性表明权利的可转让性，会增加土地持有者的信用价值，对农业长期信贷尤其如此。再次，土地产权的明晰和稳定还有助于增加土地市场的流动性。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人们之间的技能没有太大差别和地区间的移民与非农业就业机会有限使得使用者之间的土地转让可能没有太大的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专门化生产的出现和其它市场的有效运行，转让土地使用权或所有权的价值和重要性就会上升。地权的稳定和明晰通过提高使用者合同的稳定性和降低合同的执行成本，促使土地从生产率低的人手中转移到生产率高的人手中，从而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第四，土地产权的稳定性，还有助于减少土地纠纷，有助于减少土地流失和防止其它影响土质的环境恶化。第五，土地产权的明晰和稳定有助于提高小农经济系统的稳定性，从而可提高农村社会的稳定性。
小农经济的稳定性篇3
近十年来，中产阶级一直是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并形成了有广泛影响力的所谓“中产阶级理论”。中产阶级理论认为，中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稳定器，能起到缓解社会对立和社会矛盾的作用。第一，在意识形态上，中产阶级对社会主流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感，是既定社会秩序的坚定维护者，他们持有较为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这为社会稳定提供了思想基础；第二，在社会结构上，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上层和下层的缓冲层，他们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职业群体”，有利于社会不同阶层的沟通，缓和了社会矛盾，降低了社会冲突的可能性；第三，在社会关系上，中产阶级往往有广泛的社会交往，这为不同群体通过温和妥协的方式协调利益冲突提供了基础；第四，在经济稳定方面，中产阶级是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他们有稳定的收入，因此有平稳的消费，可以造就庞大的消费市场，为经济稳定提供了基础。总之，中产阶级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和制度安排有较强的认同感，是既定社会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当中产阶级人群不够庞大时，社会就缺乏中间阶层的缓冲作用，社会阶层之间就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下层阶级的高比例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因为他们的社会认同感较弱，而的情绪较强。
当前中国，很多学者接受了中产阶级理论，希望国家政策能够推动中产阶级的发育和扩大，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并将美国“橄榄型”社会结构视为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并期望政策推动中国社会结构稳步向这一方向推进。然而，社会结构分层的权威研究表明，中国并未形成足够庞大的中产阶级，中国社会却保持着高度的稳定。这个社会拥有巨大的底层人口，仅有数量不多的中间阶层，数十年来一直维系着高速发展态势，人口流动规模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和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进行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经过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向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猛烈转变。如此巨大的现代性巨变，没有产生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却保持了高度的稳定。这是否意味着“中产阶级理论”不适用于中国？
贺雪峰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发动机在城市，而中国发展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在农村。在城乡二元结构现实的基础上，以城乡统筹为基础，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可以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温铁军、李昌平等学者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很多社会矛盾被转移到农村，并大体上得到了有效化解，这固然是事实。然而，当我们说“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时，是否就意味着对“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这一西方经验和理论构成了有力或成功的挑战？黄宗智认为，中国的社会形态不应简单套用“中产阶级”的美国模式来理解，也不应等同于“无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式。从经济收入来考虑，中国的“中间阶层”人口非常少；但从政治意义上考虑，中国社会存在由“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商个体户）为主、“新”小资产阶级（“白领阶层”）为次的相当庞大的“中间阶层”。这是一种“悖论的社会形态”，农民在政治上属于“中间阶层”，但在经济上仍然属于社会底层。这提醒我们不能在中国经验背景下机械地理解中产阶级理论和“中产阶级（中间阶层）是社会稳定器”这一命题。
二
我们需要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进行农村的在地结构化理解。虽然农民（农民工）在整个经济社会分化结构中处于下层，但他们的比较对象往往不是城里人，不是其工作城市的市民，而是老家村庄熟人社会的邻里亲戚。他们外出务工常常并不是为了能够实现城市化，而是为了在老家村庄中获得面子和认可。农民工在城市赚到了相对老家农村很高的收入，他们不仅改善了生活状态，还大大提高了在村庄中的声望和地位。村庄熟人社会是生产价值的场所，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而进城务工只是提升村庄生活的手段。正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城市问题被转移并消化在农村，城乡二元结构因此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
当然，我们也不能将村庄的价值生产过于浪漫化，而忽视了对乡村社会的现实分析。随着现代性因素的持续嵌入，村庄熟人社会的价值生产能力不断弱化，同时一些农村地区的农民经济分化不断加剧。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流动进一步加速，大量农民进城，将农地完全流转出去，而不再兼业，完全脱离土地的非农就业进一步增加，农村社会中出现了强有力的脱农离农趋势。这种情形下，农村还能充当中国社会稳定器吗？当农村也出现了阶层分化趋势，其维护社会稳定的运作机理是怎样的？也许需要结合城乡二元结构与中产阶级理论，在城乡二元结构中看待“中产阶级（中间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在笔者看来，城乡二元结构之所以可以成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器，是因为中国农村中形成了占主导地位相对富裕的中间阶层。
目前，在工商业不太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村一般形成了六个阶层：外出经商阶层、规模经营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举家务工阶层、村庄贫弱阶层。外出经商阶层长期在外做生意，目前对农村土地几乎没有依赖，他们游离于村庄。规模经营阶层聚集了外出经商阶层和务工阶层的土地进行规模耕种，有了不错的农业收入。半工半农阶层长期在外务工，同时也从事农业，年轻夫妻一起外出打工，老人在家照顾小孩并继续从事耕作成为常态。这是一种“老年人主内，年轻人主外”的代际分工和接力格局，以打工为主，以农业耕作为辅，是“半工半农，以工为先”的。小农兼业阶层以从事农业为主，以在县城和镇上务工为兼业，这个阶层频繁地在城乡之间流动，但与半工半农阶层不同，他们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举家务工阶层，以外出务工为业，目前对农村土地没有依赖，属于村庄外的“流浪者”，往往只在春节时回一趟家。他们对未来充满忧虑，缺乏安全感，担心自己年龄大了，或突然生病，不能继续打工。村庄贫弱阶层是村庄的最底层，主要有两类，一是因病致贫的农户，二是土地少而又无法脱身外出打工的农户。规模经营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和小农兼业阶层，是目前农村的“中间阶层”。
在工商业发达地区，或者特色农业发展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农民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影响了农民的家计安排，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市场化发展。这些地区的工商业或特色农业所形成的上下游产业链市场，搅动了整个农村经济格局，将村庄直接纳入了市场经济体系。围绕着产业链的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农资市场、销售市场、加工市场等。这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是产业链市场将农民吸纳进去，农民家庭劳动力的配置日益市场化；二是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使得劳动力有了机会成本，这导致了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的改变，以及传统村庄合作模式的瓦解，农业生产和村庄生活日益市场化。农村也因此兴起了各种新的职业，造就了一些脱离农业劳作的群体，在乡村务工或从事小商业、小手工业，可以称为乡村务工经商阶层。在这类地区，规模经营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和小农兼业阶层之外，乡村务工经商阶层也有不小的比例，他们也属于农村的中间阶层。
总之，目前，在不同农村地区，根据各自特点，形成了一个占主体地位的中间阶层。农村的阶层分化，在村庄内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中间阶层。村庄里有相当规模的中等收入家庭，村庄经济没有过度分化，非常富有的只是少数家庭，他们可以脱离农村实现城市化，非常贫穷的也只是少数家庭。中间阶层的家庭比例达到了村庄所有家庭中90%左右。当然，由于受益程度不同，在这个巨大的中间阶层中，也存在一些分化，既有富裕和小康家庭，也有对现状有所不满，对前途有所忧虑的外出务工阶层和乡村务工阶层。
中国社会的稳定机制，需要结合城乡二元结构与农村社会结构去理解。目前，占农民主体的是广大中间阶层，他们可以从以下模式中的一种或几种来维持体面的生活。第一，通过代际分工模式在城市获得务工收入。年轻夫妻一起外出打工，老人在家照顾小孩并继续从事耕作成为常态。在农村，7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还从事耕作是普遍现象，帮儿子耕作也是普遍现象。这种格局实际上是以打工为主，以农业耕作为辅的。第二，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处于不同身份和社会结构位置中。年轻时，农民在城市务工，在城市是消费者，在农村赡养老人、抚育小孩；年老时，农民在城市难以生存，心态也逐渐发生变化，回到村庄成为低成本的生活者。第三，作为农村土地的承包者（本质上的所有者），农民的生产生活始终有一定的自给自足性。农村生活的粮食、蔬菜以及很多副食，都是老年人利用剩余劳动力依托于土地生产的，这极大减少了生活支出。相同的生活消费，在城市将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在农村却是日耗而不见形的。
正是在上述几种机制下，农民维持了也许不富裕却还算体面的生活，他们的心态因此是保守的，他们在大方向上支持当前的农村政策，是维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农村是城市发展和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而中国农村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保持高度稳定，重要奥秘就在于农村形成了一个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能够从城乡市场经济发展中获益，在城乡发展中维持体面生活。正因此，改革与发展中的法律、政策和制度需要对农村中间阶层的利益给予最大程度的保障。
三
按照黄宗智的说法，中国的小规模农业有着发展的重大契机，未来10～25年经济持续发展，会带来食品消费结构从以粮为主到粮、肉―鱼、菜―果兼重的转型，农民响应这种转型，就会带来劳动相对密集农业的发展。农业转型和劳动相对密集农业的发展，将扩大农业的就业容量，农业中的半隐性失业将减少。以小规模农场为主体的中国农业，可能在未来10～25年，达到充分的农业就业，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微观层面的研究来看，确实有一些地方正在向这种预言的方向发展。显然，需要让广大的农村中间阶层分享农业转型发展的利益，这样才能真正保障农村社会稳定。
让广大的农村中间阶层分享农业转型发展的利益，首先应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高效农业，而不是发展大规模的农业。大规模农业的发展，一定伴随着大资本的介入，资本介入一定会与农民（主要是农村中间阶层）争夺农业生产环节的利润，最终赚取高效农业的发展成果，农民从中并不能得到多少利益。即使部分农民能够从中获取更高的地租，但作为整体的农民并不能获取更多的利益。在特色农业种植地区，农村中间阶层从特色农业的发展中获取了巨大利益，也有一部分农业利益被外来资本赚取。当然，大资本参与种植特色农业，在市场信息收集、市场网络建设方面有很大的带动作用。但是，这些利润如果由农民来分享，农村中间阶层必定更加壮大；如果大资本占有的土地能够较为自由地流转给返乡农民工，农村中间阶层显然会更加稳固。
小农经济的稳定性篇4
本次会议主要任务是对今年上半年全国及地方经济形势进行综合分析，对下半年经济走势提出研判和建议。
李伟在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中全面深入分析了当前全国经济形势的总体情况，呈现的积极变化以及经济复苏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并对全年经济形势作出研判。
李伟表示，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延续复苏态势，主要经济体需求回升，市场预期改善，我国经济步入中高速稳定增长的有利条件仍在增加，产业转型升级取得一定进展，企业利润有所改善，出口明显止降回升，部分增长困难的区域增速回正。同时，国际上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抬头，增大了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主要经济体逐步退出宽松货币政策触发全球资产重新配置和资本市场动荡，可能影响全球复苏步伐。国内经济也面临金融去杠杆和强监管，房地产市场调整等方面的影响，短期内有一定回调压力。综合判断，今年全年经济增速有望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下半年经济增速可能会小幅放缓，今年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是有把握的。
围绕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七大热点问题，李伟进行了深入阐述。
第一，关于美国政策新动向和国际经济走势。
李伟表示，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国际环境出现了一些向好变化，没有出现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大事件，人们的担忧有所减轻。近期，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经济展望中，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再次上调0.1个百分点至3.5%，全球贸易增速预计回升到4%附近，有望自2012年以来首次超过GDP增速。
李伟同时强调，当前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恐怖主义和地缘政治动荡的不确定性并没有消除，我们需要继续做好评估，制订好预案，作出有理有节的应对。
第二，关于我国产业重组与产业升级。
李伟说，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的困难。近两年来，通过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传统行业内部优胜劣汰、新旧动能转换在加快，企业效益出现明显改善。一是钢铁煤炭等行业去产能取得进展，为重化工行业调结构赢得了时间。二是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和新兴产业快速成长。今年一季度，第三产业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支撑作用有所提升，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较快，新技术行业保持快速增长。三是产业内部优胜劣汰加快，优势企业市场份额逐步提升。魍巢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通过引入新技术、新模式、新机制，实现传统产业组织结构调整优化，行业集中度显著提升。四是创新投入不断加大，创新能力迈向新台阶。五是实体经济效益不断改善。工业增速企稳并略有反弹；企业利润率回升，亏损面下降；实体经济杠杆率下降。
第三，关于金融去杠杆、强监管与服务实体经济的关系。
李伟强调三个观点。一是金融去杠杆和强监管是为了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二是金融去杠杆和强监管需要加强各方统筹协调。三是金融去杠杆和强监管也需要地方的积极配合。
第四，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和新特点。
李伟表示，首先，空间布局新战略正助力区域经济转型。其次，“一带一路”为中西部参与全球分工提供新机遇。最后，要在分化中积极应对区域发展挑战。要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还需应对经济转型持久战的挑战。
第五，关于房地产调控成效和构建长效机制。
李伟认为，我国新一轮房地产调控取得积极成效。随着严厉限购限贷政策效应的逐步释放，房地产销售增速回落，大中城市房价快速上升的势头受到抑制，房地产投资增速有所回落，库存水平继续下降。
李伟说，我国房地产进入总量平衡、结构调整的阶段，总量供给不足问题基本消除，但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日益突出。预计下半年房屋销售增速将进一步回落，政策上要避免继续通过稳房地产投资来稳增长，工作的重点要放到促进结构调整优化上来。要着力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第六，关于促进农民增收和落实扶贫攻坚。
李伟认为，目前，农民增收潜力没有完全得到释放，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粮食高库存拖累农民收入增长。玉米、水稻库存持续高位，小麦库存增长，将对农民收入造成重大影响。二是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速放缓。这是由于近两年经济增速放缓，就业结构调整，农民工就业受到影响。三是农民财产性净收入增长依然缓慢。
李伟强调，当前，亟须紧紧围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工作主线，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结构调整为重点，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推进供给升级、提质增效、农民增收，巩固农业农村发展的好形势。一是加快粮食去库存与保护农民利益并重。既要推进市场化改革、降低库存，也要保护农民利益，避免打击农民种口粮的积极性。二是提高工资性收入，支撑农民收入增长。要认真研究农民工在就业、收入、培训、技能提升等方面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挑战，妥善采取应对措施。三是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净收入。及时总结和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农村三项试点经验，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村资产流动，增加农民收入。四是加大扶贫攻坚投入力度，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因户施策、因人施策，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
第七，关于今年上半年和全年经济走势的研判。
李伟说，今年二季度，随着房地产调控和金融去杠杆效应显现，叠加库存回补力度减弱，内需面临一定回调压力，经济运行中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产出增速小幅放缓，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利润增速冲高回落，民间投资回升动力偏弱，补库存拉动力量逐步走弱。
从中长期角度看，这次增速回调的性质是在中高速增长阶段附近的短周期调整，回调幅度较为有限。一是中国经济进入了转型下半程，经济增速在新的中高速平台企稳的可能性较大。二是从设备投资周期看，制造业产能扩张的潜在水平约为5%。国际经验表明，伴随着经济增速下降，制造业设备投资增速会持续回落，甚至出现短期负增长，之后逐步在5%左右的区间稳定下来，经济增速也随之基本企稳。目前，我国制造业投资已经处于这一区间内。三是外部经济周期回升有利于中国经济企稳。
小农经济的稳定性篇5
2011年12月25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指导、中国经济时报社和中国经济新闻网主办的“第三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的主题是“2012年中国发展机遇与政策选择”。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宗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出席论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均参加了论坛，党组书记刘鹤主持论坛开幕式，李伟主任致辞。
李伟在致辞中说，2012年经济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异常复杂严峻。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发展前景将面对三个突出问题：一是政治周期、商业周期、地区动荡三者叠加，多种矛盾及利益冲突不断升级；二是国际协调与合作更加困难；三是经济结构调整与短期政策目标存在明显冲突。发达国家政府受债务规模高企、削减财政赤字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为短期应急所困，难以有效实施重大结构性调整。总体看，世界经济前景不容乐观。展望2012年，受国际市场低迷、能源资源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愈加突出等诸多因素影响，中国出口增速将明显降低，不排除发生较大波动的可能；内需增长虽然由政策扩张刺激开始向市场主导转变，但基础很不稳固，内需弥补外需任务艰巨；房价合理回归的调控目标进一步实现，一定时期内可能出现供求关系结构的较大变化，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会降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困境短期难以根本转变，制造业投资增速可能明显降低。预计2012年经济增长率将继续有所回调，通货膨胀压力仍然不可忽视。实现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
对此，李伟强调，2012年要统筹把握好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加强防控风险的准备，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及时应对和化解各种冲击，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的波动，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其次，“控物价”与“稳增长”有密切联系。经济增长比较平稳，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平衡，物价总水平就不可能大幅提升。2011年，我们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货币供给总量仍然偏大。因此，“控物价”一方面要继续巩固已有成果，防止物价涨幅过高；另一方面也要根据国内、国际经济的现实环境及条件，把握好“控物价”的目标与经济发展规律对物价必然作用的统一，适当提高对物价上涨的容忍度，为价格机制改革预留空间。第三，调结构是转方式的主攻方向和关键所在，是培养竞争新优势，形成增长的新动力，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途径。要通过稳增长、控物价为调结构创造必要的、宽松的条件，通过有效的调结构、促转变、提效率、增效益，真正从根本上营造能够较长时期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前景。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演讲中指出，“稳中求进”是根据2011年我国经济运行的情况决定的，2012年经济实现“稳中求进”需要把握三个要点：一要稳定政策，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不对宏观政策做大的方向性调整；二要完善政策，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在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等方面，根据经济运行情况的变化，适时适度进行微调；三要统筹兼顾，处理好各项目标之间的关系，包括增长与物价，目标时间和任务时间的平衡，稳与进的平衡。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在演讲中表示，国际形势和中国的经济周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经济在2012年增速放缓是必然趋势。她说，美国经济复苏中增速较低，欧洲陷入了轻微衰退，新兴市场国家受欧美的拖累增速在减缓。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小平“南方谈话”之后、2001年中国入世后三个波峰，从2007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开始下滑，进入经济的周期性调整阶段。她认为，制度改革的红利在过去30年中已经享受完了，下一轮的经济增长不能靠原有的结构推动，而应该靠制度的变革和技术的更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今后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入低速增长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估计三五年以后，中国经济可能会转入6％~7％的中速增长阶段。在此阶段之下，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决策出错的可能性大于以往三十年的任何一段时间。他认为，过去三十年我们是追赶型的经济，在走别人走过的路；走过三十年以后，高速增长期即将结束，追赶路径是相当困难的。今后，产业和企业都将进入大规模调整期。在此过程中，中国在未来全球产业体系中最具有竞争力的仍然是制造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在“新型建材与循环经济”分论坛上表示，目前各种因素给我们的发展带来诸多困难和挑战的同时，也为深化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了重大机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在“文化融合与产业升级”分论坛上提出，文化产业具有一定的逆周期性，把握得好就可能为中国经济避免大起大落带来正面效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在“全球化视野下的现代农业发展”分论坛上特别强调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发展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党中央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三化”同步，是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国内外的经验反复证明，忽视农业农村，甚至以牺牲农业、农村、农民利益为代价，换取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必然出现农业萎缩、农村凋敝、农民贫困，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实现“三化”同步，薄弱环节是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不仅是农业生产手段的现代化，还包括农业制度的变革。推进农业现代化，要着力解决好五大问题：一是要保障全国人民从吃饱到吃好；二是要解决好促进农民增收致富问题；三是要解决好“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四是要解决好“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五是要解决好将来“谁来种地”的问题。
此外，卫生部部长陈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长崔津渡，山东省副省长贾万志，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左定超等也参加了论坛并发表演讲。来自国务院有关部委、多个省市的领导、专家、企业家，以及全国近百家媒体的记者共700余人参加了论坛。当天下午，还同时举办了农业、汽车、医药、建材、文化5个分论坛。
小农经济的稳定性篇6
关键词：扩大内需；重要性；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F01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2-0067-05
2008年以来，由于受金融危机和债务问题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了波动，减少了对我国商品的进口，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为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中央把扩大内需确定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方针。要保证扩大内需战略的顺利实施，需要了解扩大内需战略方针提出的背景，在正确认识当前我国扩大内需重要性的基础上，探索新形势下我国扩大内需的有效实现路径。
[JP3]一、我国扩大内需战略方针提出的背景[JP]
同志在2013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1]新形势下中央确定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有其特殊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扩大出口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逐步形成了主要依靠外需牵动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这一模式的弊端已开始逐渐显现，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经济增长对国外市场的过度依赖；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等方面。这一模式所显现出来的弊端告诉我们，主要依靠外需牵动增长模式，难以支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难以支撑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难以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为此，需要调整经济的模式是走创新驱动和内需驱动的发展道路。
近年来出口下降，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是把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的重要原因。出口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使我国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到2012年，我国出口额已达到了20489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出口数额最大的国家。出口的持续增长，有效地拉动了我国经济增长。但近年来，由于受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的影响，我国出口增长的速度在逐渐放缓。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我国出口的增长速度，2003年为34.6%，2004年35.4%，2005年后一直呈下降趋势（除2010年恢复性增长外），2011年下降到13.4%，2012年进一步下降到7.9%。随着出口增速的不断下降，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趋减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才把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
我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偏高，经济发展的风险增大是把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外贸规模、特别是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这反映了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扩大了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和经济发展的对外依赖度。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曾高达63%，经过几年的调整，到2012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仍然维持在47%的高位。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方式带来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使我国经济受到了国际市场的极大影响，这增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减弱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在此情况下，有必要扩大内需，提高内需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减少我国对国外市场的过度依赖，提高经济增长的自主性。
[JP3]二、扩大内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JP]
在一般的意义上，扩大内需的重要性，就是扩大内需能够拉动经济的增长。但如果我们把研究的视野放宽一些，就会发现，对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扩大内需还有其他方面的重要作用。我们对扩大内需的重要性，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只有充分认识到扩大内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才可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扩大内需，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基本的动力支持。
在当前，扩大内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扩大内需有助于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扩大内需，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放在内需上，可以有效地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自主性，因为：首先，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放在内需上，可以使我国在产业发展的选择方面更加自主和灵活，从而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以国内市场的需求来选择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不仅可以使我们在产业发展的选择方面更加灵活，而且我们可以自主地根据国内市场的需求选择发展符合本国实际的产业，并把这些产业培育成为有特色、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使我国经济发展获得更持久的动力支持，使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得到增强。其次，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放在内需上，有助于培育和扩大国内市场，从而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国际市场由于受到多种复杂的因素的影响，我们很难进行有效的培育，造成国际市场的稳定性较差，容易发生比较大的波动。而国内市场，我们则可以从行政、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进行培育，使国内市场能够得持续稳定的扩大，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市场支撑。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放在内需上，有助于我们采取多种措施和方法培育和扩大国内市场，从而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再次，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放在内需上，有助于培育从研发到消费的产业链，从而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放在内需上，我们就可以根据国内需求的实际，培育从研发到消费的产业链，并和其他产业相互创造需求，使国内需求得到有效扩大。这样，我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增强，内需就能够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二）扩大内需有助于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更好地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有效地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扩大内需，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放在内需上，不仅可以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提供稳定的动力支持，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而且有助于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效地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因为：首先，扩大内需可以逐步缩小农村在基础设施方面和城市的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逐步实现。我国城乡发展差距的一个基本的表现就是农村的基础设施严重落后于城市，并且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一个“瓶颈”。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把投资的重点投向农村，着力提高农村的基础设施的水平，着力改善农村在交通、医疗、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条件。通过投资农村的基础设施来扩大内需，不仅可以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而且会缩小在基础设施方面和城市的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逐步实现。其次，扩大内需可以有效地改善农业生产的条件，促进农业的发展，逐步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既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需要，也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通过加大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方面的投入，不仅可以形成有效的国内需求，促进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而且会极大地改善农业生产的条件，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的发展，逐步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再次，扩大内需可以使农民的收入得到较快的增长，逐步缩小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收入上的差距，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无论是农村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和完善，还是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无论是农民收入的直接增加，还是国家各种惠农政策的实施，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提高农民的收入。农民收入的增加，购买力的提高，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
（三）扩大内需有助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比较大的提高，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居民个人收入所占的比重较少，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长期慢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的速度；二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差距在扩大，反映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逼近0.5的警戒线，从社会阶层来看，“中国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是收入最低的10%家庭人均收入的65倍。”[2]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会影响到共同富裕的实现。
扩大内需，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放在内需上，不仅可以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而且有助于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解决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较低和不同阶层居民贫富差距较大的问题，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因为：首先，要使内需得到有效的扩大，需要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提高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提高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等等，这就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其次，要使内需得到有效的扩大，国家需要增加在民生方面的支出，这会减少居民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支出，间接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近年来，国家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增加了投入，居民能够享受的社会保障的水平在逐步提高，相应的，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就减少了，这就间接的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再次，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提高，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扩大内需，不仅使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获得国内市场的支撑，而且还要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把扩大内需和增加居民的收入有机结合起来，就能够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四）扩大内需有助于缓解当前我国面临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积累了诸如就业难、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等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到了我国的经济建设，而且造成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影响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要重视解决上述的矛盾和问题，减少社会的不和谐因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扩大内需，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放在内需上，有助于在发展的过程中缓解当前我国面临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因为：首先，扩大内需有利于改善就业的状态，促进就业的增加，这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就业是民生之本”[4]。一个社会只有实现充分就业，让绝大部分有劳动能力的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国内需求的扩大，能够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并带来就业岗位的增加，有助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解决就业问题。其次，扩大内需会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良好的群众基础。国内需求的扩大，一方面能够带动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为居民收入的增长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另一方面，扩大内需过程中一系列政策的调整，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居民尤其是社会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逐步实现生活富裕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这就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良好的群众基础。再次，扩大内需有利于缓解当前我国面临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国内需求扩大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既为解决或缓解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提供了物质条件，又为解决或缓解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提供了前提。同时，扩大内需过程中一系列政策的调整，也为解决或缓解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提供了政策支持，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或缓解，就能够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我国扩大内需的实现路径
要使国内需求得到有效的扩大，充分发挥国内需求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需要在认真分析国内需求不足的原因的基础上，根据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找到扩大内需的正确路径。从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出发，扩大内需的实现路径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如果居民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相对较高的收入做基础，是不可能提高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居民的消费得不到扩大，国内需求就很难得到扩大。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扩大居民的消费，扩大居民消费的关键在于增加居民的收入。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基本路径。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主要应采取四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目前，我国居民的总体收入水平还比较低，造成居民收入水平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新增的社会财富主要被国家和企业占有了。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居民收入，首先就要调整国家、企业和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提高劳动报酬的标准，建立居民收入稳定的增长机制，要在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的标准，并把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挂起钩来，建立居民收入稳定的增长机制，为居民收入的增长提供制度的保证；三是拓宽居民收入增长的渠道，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四是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保护劳动所得。
（二）积极推进城镇化，促进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1]积极推进城镇化，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方向，也是我国未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本路径。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积极推进城镇化，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应采取三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国家要从宏观层面上进行推进城镇化的顶层设计，为城镇化的稳步推进提供政策保障。只有在宏观层面上，对城镇化的推进做了系统的顶层设计，才能有效地减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失误，保证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的发展；二是不同的城市（包括城镇），要根据本地的实际，增加公共服务的能力，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为城镇化的稳步推进提供公共服务的保障；三是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城乡发展的一体化，不仅可以有效地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的均衡发展，而且可以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提高城镇化的水平。要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居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成为影响居民消费扩大和国内需求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是扩大居民消费的关键之一，也是有效扩大内需的重要路径。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应采取三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所有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要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真正使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证，解决人民群众在消费方面的后顾之忧，促进居民消费的增加和国内需求的扩大；三是推进各类人员社会保障制度的并轨，让不同的社会阶层能够公平的享受社会保障，在推进社会公平实现的同时促进居民消费的增加和国内需求的扩大。
（四）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增加居民消费，扩大国内消费的基础。一个人的消费水平是由其收入水平决定的，而就业是劳动者获得收入的最主要的渠道，只有实现充分的、稳定的就业，劳动者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收入，才能为其消费的扩大提供物质基础。就一个家庭而言，如果家庭成员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就会直接影响到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影响到家庭消费的增加，进而影响到国内需求的扩大。就社会而言，就业的不充分和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会给在业人员在心理上形成比较大的压力，使在业人员在消费方面也比较谨慎，不敢把太多的收入用在消费上，要积攒一些钱以应付失业的风险。这同样会影响到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到国内需求的扩大。所以，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对增加居民的消费，扩大国内需求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就成为扩大内需的一条重要途径。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主要应采取三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要把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有机结合起来，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适当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二是提高就业的质量，要制定政策措施，保证就业的基本稳定，要逐步提高劳动者的薪酬水平，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仅能够解决他们生存的问题，而且能够解决他们发展的问题；三是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增强劳动者就业的稳定性。
（五）加快农村和农业的发展
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滞后，影响了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但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滞后，也使农村和农业在增加消费、扩大国内需求方面比城市更有潜力。加快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改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的收入，会使农村的消费水平得到比较大的提高，有效增加农村市场的需求，促进国内需求的扩大。同时，加快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增加在农业和农村的投资，这种巨大的投资会转化为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国内需求的扩大，加快农村和农业发展，也就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加快农村和农业发展，主要应采取三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增加国家在农村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逐步改变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二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能够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促进国内需求的扩大，而且可以在有限的耕地上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三是通过多种渠道，增加农民的收入。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的水平，农民的收入较低，直接影响到了他们消费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到了国内需求的扩大。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收入，才能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促进国内需求的扩大。
[参考文献]
[1].政府工作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不升反降[N].春城晚报，2012-9-19.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OntheImportanceandApproachesofExpandingDomestic
DemandinPresentChina
ZHOULixing
（TourismCollegeofYunnan，Kunming650000，Yunnan，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