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的概述范文1篇1
【关键词】叙述时间；“空间化”；零散化；无序化
“媒体所报道的事件，事实上并非事件本身，而是媒体将一些语言符号联结在一起，以传达某种意义。”[1]显然，我们在新闻报道中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将现实生活中的新闻事件或新闻事实，转换为可以在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上传播的新闻文本。任何事情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演化，新闻事件也不例外。因此，在这一转换过程中，我们要考虑怎样将新闻事实发生的现实时间转换为新闻文本时间，即叙述时间。同一新闻事实，采用不同的叙述时间技巧，将会呈现出不同的新闻文本。最简单的例子，如对于中国船员泰国境内遭劫持杀害这一新闻事件，我们可以一句话表达――“中国船员泰国境内遭劫持杀害”，也可以写成几千字的长篇新闻报道或做成上万字的新闻专题。
一、叙述时间
按照经典叙述学理论，叙述时间包括节奏、频率和顺序三个范畴。
节奏指的是叙述速度的快慢，分为省略、概略、场景、减缓和停顿五种。其中，场景是指文本叙述时间与故事发生时间相等。以此为标准，省略是指故事时间不为零，而文本叙述时间为零，新闻事件中发生了事情，在新闻报道中完全没有提及；概述是指文本叙述时间要短于故事时间，用相对较少的文本，来表述较长的故事时间；停顿是指故事时间停顿于某一点为零，而文本叙述时间却明显存在；减缓则是故事时间短于话语时间。
频率，由故事发生的频率和叙述的频率共同构成，可以分为单一叙述、多重叙述和概述。其中，单一叙述是指事件发生了一次，也只叙述了一次；而多重叙述，是指事件只发生了一次，却叙述了多次；概述则是指事件发生了多次，只叙述了一次。
顺序，指的是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之间的关系。把故事发生的顺序与其叙述的顺序一对照，便可将其分为三类：顺序、倒叙和预叙。顺序，是指叙述顺序与故事发生的顺序一致；而倒叙则是指发生在故事时间后面的事被提前叙述，发生在之前的事却被放在后面叙述，如2011年9月30日的焦点访谈――“‘天宫一号’开启太空新旅”，首先叙述的是9月30日下午的“天宫一号”成功实施第二次变轨，接下来叙述的才是9月29日“天宫一号”的发射升空；预叙，是指提前叙述将来发生的事情，如“某某会议将在哪天召开”。
二、网络新闻叙述时间的特征
如果从微观的层面考察，把任意一条网络新闻从网络新闻专题或者网站中抽出来进行叙述学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叙述时间的特征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并无多大的区别，都是叙述者运用节奏、频率和时序等技巧对新闻故事发生的实际时间进行扭曲，最后呈现出不同的新闻文本――新闻。但如果我们能够换一个角度，从稍微宏观的层面来考察，把网络新闻专题或者整个新闻网站作为考察对象，我们即可以发现，网络新闻的叙述时间呈现出如下三个特征：空间化、零碎化、无序化。
（一）叙述时间的空间化
网络新闻叙述时间的空间化，简而言之，就是用空间来表述时间。任何叙述都是时间的艺术，但是同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相比，网络新闻更多地运用空间来表现时间。
首先，从叙述节奏上来看，是场景的大量运用，即直播的大量运用。显然，在报纸新闻中，场景的运用仅限于少量的现场描写。在广播、电视新闻中，虽然近年来直播被大量运用，但终究受频道播出时间、技术、现场条件等因素的限制，新闻直播仍只限于少数适合直播的重要新闻。而在网络新闻专题报道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各式各样的直播，包括文字直播、图片直播、微博直播、视频直播和视频录播等。以腾讯2011年的英超报道为例[2]，视频类设有“直播大厅”、“录播大厅”、本轮视频集锦、精彩视频等栏目；微博类设有“腾讯微博报道”、名家微博、豪门微博、各个球队的微博专区和普通微博；图片报道设有“缤纷英超”和赛场瞬间，而文字报道在整个新闻专题中所占的比例很少。
其次，海量的背景材料和相关报道。任何新闻文本的叙述都要在历时和共时两条轴线上展开。报纸、广播、电视新闻报道，往往受版面和节目时间的限制，普遍以历时报道为主体，即以不同的时间、事情的发展变化为报道主体，而网络新闻专题报道因不受版面和时间的限制，往往由共时报道，即海量的背景材料和相关报道构成专题报道的主体。可以说，网络新闻专题报道在同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新闻竞争中，其制胜的法宝并不是报道新闻事件的最新动态，而是跟新闻事件相关的海量背景材料、报道和信息。以中国船员在泰国境内遭劫持杀害这一新闻事件的报道为例，同期的报纸、广播和电视台，都将刊播该事件的最新进展作为报道的主体，而新浪“中国船员泰国境内遭劫持杀害”专题[3]，其历时性报道仅限于“最新消息”这一栏，剩下的“事件概括”、“事件现场”、“评论”、“调查善后”、“各方反应”、“事件经过”、“遇害船员基本信息”、“微博关注”等构成了报道的主体，也是该新闻专题的力量和吸引力之所在。
（二）叙述时间的零碎化
整个网络专题，或者整个网站内容上的零散化，导致叙述时间显现出明显的零碎化特征。从网站或者网络新闻专题的层面上来看，虽然单则新闻之间能够相互链接、保持联系，但网络新闻的分类、分块与链接不可避免地使各条新闻处于一种独立隔绝状态。在一定意义上，网络新闻是标题化、图片化和实时化的报纸。在网络新闻网站或网络新闻专题的首页上，我们见到的往往是详尽的目录式标题，在每一个标题后面都隐藏着独立的内容，其叙述时间呈现出极度零碎化。仍以腾讯英超联赛新闻报道专题为例，其专题首页上成百上千的链接各自保持独立，在每一链接后面都有独立的内容，每一则新闻都有自身独立的叙述时间线，自然从整个专题来看，其叙述时间呈现出“众声喧哗”的零碎化特征。[2]另外，网络新闻网站的评论和微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之为从不同视角对新闻事件的重复叙述，这进一步加剧了网络新闻叙述时间的零碎化。以新浪“中国船员泰国境内遭劫持杀害”专题为例，截至2011年10月31日晚上，其微博数量高达758173条。[3]
（三）叙述时间的无序化
无序化和零散化是一对孪生兄弟，叙述时间的零散化意味着要将事件进行切分，而无序化则意味着将切分下来的薄片的位置进行调换，使之在网络新闻或专题中，失去了新闻故事原有的线性时间轨迹。一个完整的新闻事件包括序幕、起因、发展、高潮、结局与尾声，而我们在将其转化为文本――网络新闻，并安排版面过程中，首先考虑的因素是其新闻价值的大小，而不是其发生时间的先后。如新浪2011年10月30日新闻中心的首页[4]，“公安部指挥破获网络吸贩毒案查获万人”这一则新闻的时间是10月30日7时08分，而“江西河南安徽分别选举省委书记”这则新闻的时间为10月30日22时13分，按照时间顺序，很明显“江西河南安徽分别选举省委书记”这则新闻应该排在“公安部指挥破获网络吸贩毒案查获万人”这则新闻的后面，事实上却是恰好相反。另外，在网络新闻报道中不仅单则新闻经常采用打乱时间顺序的倒金字塔结构，而且其对新闻事件的系列报道在整体上也呈倒金字塔结构，即在网络新闻专题或者新闻网站中，往往是最近的事实报道排在最前面，最早发生的事情放在最后面。如新浪“中国船员泰国境内遭劫持杀害”专题[3]中的“最新消息”一栏，就是如此。
三、网络新闻叙述时间转向之影响
网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获得新闻信息的全能化平台，同时它也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其一，时间认知结构的拼贴化。时间的认知方式揭示了整个社会及其组成社会的各阶级、群体和个人的许多根本趋向。一种新的时间观念往往导致人们产生新的时间认知方式。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出现了三种时间观念：自然时间、钟表时间和以网络时间为代表的媒介时间。自然时间呈循环结构，影响人类的时间最为久远，不仅原始社会的人们对时间和日历只有一些极其简单、模糊的理解，就连二三百年前大多数文明社会的人们，也总把时间看做自然的循环。钟表时间呈线性结构，而媒介时间则又创造了新的时间结构，它建立在循环时间、线性时间的基础之上呈点状，散乱且没有持续性。钟表时间在自然时间的基础上，对时间进行切割和压缩，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生代传媒更是把对时间的切割与压缩推到极致，其内容被细分至支离破碎。人们在浏览网页时，在各个细分板块中随意穿行，直接造成了时间运动的无序化。同时，由于新闻网站的内容安排并非按照正常时序排列，因而各个链接之间的连续性被进一步打乱，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各种时间的混合体创造出了一种“时间拼贴”，各种类型的时间在同一水平面上同时并存，没有开端、没有结尾，更没有秩序。媒介时间的这种拼贴结构，给人们的时间认知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时间分配与使用方式，并使得我们的认知结构也呈拼贴状态。
其二，时间消费的零散化。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我们正在从时间过剩阶段转变到时间匮乏阶段。电话、电脑和手机等通信工具的出现和交通的发达，使得人们的社会交往日益扩大，并迫使人们将有限的时间分配到更多的事务上。人们开始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即使在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情况下，时间也不会停止其脚步，因此，人们想方设法节省时间，合理分配利用时间。以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媒迎合了人们新的时间利用的需求，力图提供与之相匹配的碎片化内容。屏幕上、网页上的事件往往缺少真实事件所具备的持续性，不断涌现，又不断消失，一方面，给新涌现的事件提供空间，另一方面，给社会大众制造了焦虑感，刺激了媒介消费者的媒介消费欲望。人们开始试图在同一段时间里做更多不同的事情，或在更少的时间内做某项特定活动。这种时间的使用模式其实是将有限时间分配至更多的不同领域，而失去的则是对一件事情持续的关注。长此以往，我们可能丧失对时间的持续整体感。
其三，时间使用的实时性。在当代社会，人们关心未来，并且内心充满了不安。因此人们试图通过媒体把握现在与未来，跟以前相比，人们更加关注媒体和更多的消费媒介产品。媒介产业出于对市场需求的满足和盈利的需要，更加关注当下发生的事情。媒介时间带来的“瞬时时间感”加剧了人们对事物“实时满足”的需求，引发了普遍而深刻的社会心理期待：既然网络等当代传播媒介能以最快的速度提品，那么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可不可以呢？在自然时间的农业社会，我们通过长期劳作和等待获得收获；在钟表时间的工业社会，我们以小时、天、月来计算工资、收入；而在媒介时间的信息社会，实行周薪制或工资一日一结是个很大的诱惑，分期付款的盛行也凸显了人们早点实现愿望的迫切性。总之，媒介时间是消灭等待、提早实现愿望的时间。在这个关注当下的实时性时代，昨天是历史，明天是未知的、不确定的，今天才是焦点。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课题“网络新闻叙事研究”（项目编号：09C925）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145.
[2]http：//sports.省略/isocce/England.htm.
[3]http：//news.省略/z/zgcyyh/index.shtml.
[4]http：//news.省略/.
社交媒体的概述范文篇2
石磊教授的《分散与融合――数字报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一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认为，数字技术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改变了报业生态，但并不必然带来报业的衰落。报业同样可以采用新技术，在媒介融合中实现数字化转型，实现与新媒体共生共荣。这种认识和论述，对报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通读全书，我认为该书具有以下四个特色：
特色一：多年潜心研究的集大成
石磊教授现为四川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新媒体艺术与文化硕士点负责人、新媒体研究所所长。2006年7月，他发表了论文《媒介融合，报业发展新支点》，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全文转载。从那以后，他发表了《从媒介融合看报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报业内容融合与渠道融合》、《报业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构建》、《媒介融合语境下媒介产品生产模式之变》、《培育跨媒体跨地域传媒集团路径选择》、《新媒体语境下公共领域重构》等10多篇报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论文。2009年10月出版了《新媒体概论》，并被北师大等许多高校作为教材。专著《传媒与文化――文化视角下的传媒研究》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他还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传媒发展对策研究”、教育部社科项目“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研究”、四川省社科项目“媒体融合时代的传统媒体发展战略”、省教育厅社科重点项目“传媒融合发展研究”，担任“新媒体理论与实务”丛书副主编，四川省精品课程“新媒体概论”第一主讲教师。
2006年初，石磊教授在四川大学攻读文艺与传媒方向博士学位期间，为构思撰写报业数字化转型的博士论文，并就相关问题多次与我进行研讨。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国内刚刚起步，颇具前沿性。2008年上半年他的博士论文初稿完成后，又认真听取了许多老师和同学意见，多次进行修改，终于在2010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分散与融合――数字报业研究》。这是他长期研究的成果，是报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集大成，是报业研究的可喜新成果。
特色二：努力构建数字报业研究的理论体系
该书将报业的数字化转型放到数字化生存和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进行系统全面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是报业发展的的必然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创造性地提出，报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转型，更重要的是全方位的战略转型。他不仅强调报业在技术上与新媒体融合，还主张在组织构架和业务流程上进行重构和再造，破除阻碍报业数字化转型的体制机制障碍，找到数字化的商业模式，构建起报业发展新模式。这样就跳出了一般性的数字化研究，使报业数字化研究具有了厚度和高度。
石磊教授对国内外报业数字化转型历程进行了梳理和阐述，并将众多的转型路径精当准确地概括为内容融合与渠道融合。在内容融合上，以前单一的报业内容生产变成全媒体的数字内容生产，报业由“报纸业”变成“报道业”。在渠道融合上，以前分散的、各自独立的报纸、广电、新媒体等渠道有效地整合在统一的数字平台上，实现全媒体融合。内容融合和渠道融合将产生跨媒体跨地域的数字化现代传媒集团。这些分析论述，对当前我国传媒改革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
特色三：多学科交融，理论联系实际
该书以新闻传播学为基本立足点，综合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注重从经典和前沿理论中寻求支撑。同时，注重从中外传媒实践中寻找答案，以开阔、创新的视野选用大量鲜活、针对性强的案例应证观点。将报业数字化转型放到国际背景下考察，运用了大量的国外理论成果和跨国媒体的生动案例。同时，注重中国语境，对报业数字化转型在中国遇到的特殊问题进行阐述，并在政策、管理和经营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石磊教授在对报业数字化转型情况进行细致考察、对传媒发展众多理论和实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抓住传媒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探讨了报业为什么要进行数字化转型、什么是数字报业、怎样进行数字化转型，做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具有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社交媒体的概述范文篇3
论文摘要:分析产品设计中的认知模型,探讨设计中概念生成与交互的具体过程和作用。以设计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建立方法论基础,为设计师个体设计或团队设计的过程、组织和策略提供设计方法。
keywords:conceptgeneration;interaction;cognition;innovationdesign
abstract:thecognitivemodelofproductdesignwasanalyzed.theconceptgenerationandinteractionprocessesandtheireffectsonproductdesignwerediscussed.thepurposesistoprovideindividualdesignersordesignteamswithdesignmethodsoftheprocess,theorganization,andthestrategyindesignprocessaccordingtothedesigntheoriesandtheirpracticalapplications.
概念设计活动是一个从设计任务的要求开始,到概念生成及其可视化的过程。不论是设计师的个体设计,还是团队设计、协同设计,通过研究影响设计的行为和认知因素就能揭示概念设计活动的根本规律。或者说是设计问题中,研究从问题域到解域的具体解决过程、任务和步骤,对于设计研究和设计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1概念生成中的认知行为
概念生成是指设计师或设计团队能迅速产生多个有用概念,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也是一种认知活动。
传统设计模型将设计作为分阶段、线性或循环的过程进行形式化表达(符号化表达)。设计过程按照分类学分解为若干子阶段和子任务。尽管各种设计模型命名原则不同,设计子流程某些主要种类大体一致。设计过程主要被分为:问题/情境、综合/生成、表达和评价。
marvinminsky在其有趣的书《思维的社会》中提出:无论是人类的思维还是人工智能的思维,都是由原本简单的元素相连而组成,当这些元素组成一个整体时,他们又变为无限复杂的。
设计活动中,概念生成的思维活动应是一种创造性思维的活动。创造性思维的实质,表现为“选择”、“突破”、“重新建构”这3者的关系与统一。创造性思维的关键点在善于进行“重新建构”,有效及时地抓住事物新的本质,构筑建新的思维支架。创造性思维包括:灵感思维、发散思维、收敛思维、分合思维、逆向思维和联想思维[1]。从方法论上讲,强化创造动因的团队激智方法,如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cbs法、kj法等,都会结合运用各种创造性思维方法。
研究具体的设计思维过程需要建立认知活动模型[2]。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研究设计思维(designthinking)。schon,d(1983)建立的设计模型能够从认知方面来获取“设计师脑中的进程”,即把设计当作一种“反射性活动”,从设计问题到设计结果是一个接受(感知)—反射(解释)—反应(转化)的反射活动。schon认为,设计是“与视觉媒介的交互”,目的是“为进一步设计提供信息”的过程,即设计思维的本质是通过与视觉媒介(包括纸媒介、数字媒介等)的交互过程,获得新的设计信息,实现设计创新。在这个研究中,设计情境(designscenario)被定义为2种属性,也就是2种问题形式:创造性设计与常规设计;2种限制情景:无限制问题与限制问题。
2设计过程中的交互
设计研究表明设计师通常不是显性地意识到他们按照某种设计交互顺序做设计的。对于实践,研究案例表明设计师应该有意识地运用交互,来实现设计创新。交互作为一种有效的设计方法,体现了设计思维的本质,是设计研究的重要课题。设计师在个体或团队设计概念生成过程中的交互,是一种认知活动的交互,包括人机交互hci(human-computerinteraction),人人交互hhi(human-humaninteraction)。交互实质上是“2个(或多个)参与者之间交替听、想、说的循环过程”或者说是“两者之间(无论是生命体还是机器)连续的作用和反应的过程”。对于设计,交互取决于设计表达和生成,表达是交互的对象,生成是交互的结果。事实上,设计表达和生成能力强的设计师其交互能力和水平也高。
交互的信息是交互的实质,包括数据、图像、语音、行为。交互过程中,交互媒介也可分为传统的纸媒介(paper-based)和数字媒介(digitalmedia),见图1。基于纸媒介的交互,其交互信息是隐性的,基于数字媒介的交互信息被显性化了。后者较于前者,更加系统化、更加完整表述和更易被人接受和操作。
从设计认知活动分析,交互可分为:与自由形态的交互,例如和自己的手绘之间的交互;与数字形态的交互,如与建立的几何描述模型的交互;与由形态语法或拓扑机制发展而来的特定机制生成的数字表达的交互;和与由设计生成工具所表达生成的数字环境的交互[5]。
人机交互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输入和输出的过程,人通过人机界面向计算机输入指令,计算机经过处理后把输出结果呈现给用户。人和计算机之间的输入和输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交互的形式也是多样化的。其中数据交互作为人通过输入数据的方式与计算机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并且它是人机交互的重要内容和形式。
人人的交互是一种交流的活动,可表现为对话、问答、演说或者会议等,也通过计算机来辅助人人交互,甚至通过网络来实现远程的交互,人人交互不排斥人机交互。在数字环境下,可以设计并实现一个原型系统将多个参与人员和应用程序集中起来,实现不同地点的用户能同步或异步地交互。也可以通过传统媒介,运用团队激智方法在同一地点同步的交互。
3概念设计认知模型
概念生成的过程是怎样的?它和交互是怎样的关系?它在设计师的认知行为中扮演的角色?设计概念是怎样被提升、组合、适应、重用、抛弃和丢失的。设计研究者和认知学家都发展了各种程序模型来研究设计中的创造性行为。这些模型通常是从观察设计流程和设计草案而分析发展来的。french(1985)提出了一个设计程序模型:分析问题,概念生成,图式(schema)化,和细节设计。这些模型,阐明了设计中的工作步骤或思维步骤[7]。
从研究设计活动的流程和内容,来分析可能的交互机制。idef0是以结构化分析和设计技术(structuredanalysisandde-signtechnique,sadt)为基础建立了一种系统功能表达的工具。该模型帮助我们认识概念生成程序的不同阶段。在idef0中,由一个活动所生成的内容作为输出,它可以被输入、控制,或机制。这些活动控制,见图2。基于idef0(may-er,1992),建构了一个概念设计的认知模型(yanjinandpawatchusilp,2005)。
图2的模型包含概念设计过程中4个关键的认知活动和一个交互机制:分析问题,包括理解现存问题和探索再设计中需要满足和保留的需求和约束[4]。通过任务分析,设计目标被提出,约束和需求被定义。作为问题分析,问题求解标准也从设计目标中决定。问题分析的输出是一个完整的问题情境描述。
想法(idea)生成,指生成新的初始概念。根据所给的问题需求和约束条件,设计师从他们记忆中提取相关的记忆信息和知识来创造初始的设计概念。基于finke(1992,creativecogni-tion-theory,research,andapplication),oxman(2002,thethinkingeye:visualre-cognitionindesignemergence)和前面的认知交互模型,想法生成活动不只是记忆提取,而且是“两者之间(无论是生命体还是机器)连续的作用和反应的过程”。组成概念,是初始设计想法到设计概念的发展和构建过程。这个活动中设计师联结思维中先前生成或别人的想法或概念,这种想法的联结会转换为更加成熟的设计概念,组成可以看作是新的生成。
概念评估,是评价组成的概念是否满足设计需求,约束条件和评估标准。作为一个认知的过程,评估意味着设计师确认生成的概念是相关的、有用的、好的。相关的和有用的决定了概念是否满足需求和约束条件,同时设计标准决定其好坏。
概念设计认知模型中的交互机制,是为问题分析、想法生成、组成概念以及概念评估提供的一个支撑平台,通过传统设计环境的纸媒介,或是数字设计环境的数字媒介,设计信息通过交互机制,被交换和操作后形成设计认知互动。
图2中,交互机制中a可是点对点,也可以是点对多点的一个交互过程。交互机制本身可是一个cad系统,或一种团队激智方法。如草图风暴法,其关键在想法或概念的相互激发。这个机制的优点是将多样的设计信息显性化,提供给不同背景的设计师。
作为交互机制本身存在一个二律背反,交互的信息越多越利于生成更多、更完备的设计概念,设计创新度也高;但交互的信息越多,设计师的精力和时间成本越高,不利于概念生成的。所以一个好的交互机制应该是有条理,分阶段,信息管理合理的。例如:参加一次团队激智的成员不宜多,避免交互过于繁复。设计一个交互机制应该是符合伦理,意图明确,注重实效,并包含合适的认知和情感刺激的[3]。
4案例分析
这里对一个创新性设计案例进行分析,这个案例为团队设计并且是多学科协同设计的过程。由一组研究生和相关专家组成的设计团队来完成一个产品——奥运火炬的概念设计,生成其造型特征并用一个宣传短片明晰和深化其概念,提供给后面进一步的设计。明确设计任务后,向团队成员说明设计要求和设计目标。
向设计师说明要加强交互在概念生成中的运用。见图3,运用草图风暴和书写风暴相结合作为交互机制,这种同步激智方法是一个循环的过程,规定约15min为一个循环,团队成员为10人。生成大量想法后,开始将这些想法进行组合,由相关专家评定,按照获得的信息进行进一步概念生成、组合,几个循环后进行细节设计,生成故事板和火炬的造型特征。由于设计过程有明确的交互机制,设计概念生成更加有序、有效和快速。
为了进一步研究交互机制对概念生成的影响,还把这个设计流程引入到实际设计公司,观察在更加广泛和实际的设计情景中,交互机制的应用。采用近距离的观察来发现实际设计环境下认知活动,并用自然语言法(nlp)对设计过程进行分析[6]。设计的对象为手机,观察者作为团队的成员之一,研究发现,见图4。
如图4,设计师的设计活动都可以解释为设计师的信息处理通过设计过程中交互机制里传递的信息,以设计目标和设计流程为标准,将其进行分类和进行定性描述。可以看到设计信息应是显性的,促进性的。公式化的信息更加高效并符合设计问题情景,但是会缺乏创新性。另外作为背离问题情景的信息,不应全部否定,其中部分信息具有高创新性,可以修改后重用。
5结语
概念设计的认知模型明确了设计概念生成过程和交互过程,以及相互的联系,可以更好地分析设计的本质过程,提高设计交互的效率和设计创新性。从分析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概念生成和交互的行为特点,可以构建更加完备的设计交互机制来促进设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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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旭,赵江洪,谭浩.基于案例的产品设计系统中程序型知识检索研究及实现[j].包装工程,2006,27(4).
[5]oxmanrivka.theoryanddesigninthefirstdigitalage,facultyofarchitectureandtownplanningtechnion[j].designstudies,2006,27(3).
社交媒体的概述范文篇4
关键词：媒介记忆；宏观信息；形塑“共识”；文化象征
中图分类号：G21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8-0040-02
1999至2013年迄今十五个年度，每一年度的岁末年初，年度“中国少数民族十大新闻”评选活动，回顾了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事件，体现了新闻传播主体组构的媒介记忆形式。作为媒介研究和记忆研究交叉领域的概念，“媒介记忆探讨传媒如何在运作过程中起到一个记忆角色来完成与社会的互动过程”[1]。媒介记忆首先是一项集体记忆活动，必须基于一定的事实基础，与一定的社会现实相联系，媒介记忆已经成为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媒介记忆与社会记忆
社会记忆的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所提出的集体记忆概念演变而来。在哈布瓦赫的研究之后，对“记忆”的研究范畴扩展到诸多社会层面，与国家权力、族群认同、社会建构、历史想象等问题联系起来。社会记忆与媒介记忆之间既有许多共同点，又存在不同之处。媒介记忆是个人记忆的集合与凝聚，同时又是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记忆在社会记忆与个人记忆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纽带关系。众多个人记忆通过媒介的传播效果形成社会记忆，具有社会认同功能的社会记忆也会深刻影响着个人记忆，媒介记忆起到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之间的中介和桥梁作用。
二、媒介记忆与内容类别
媒介记忆的功能在于搭建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之间的桥梁，达到个人与社会的认同。媒介记忆内容的选择，并非媒介所传播的所有信息都有助于其记忆功能的发挥，也不是所有被媒介采编的信息都值得媒介记忆。某些历史事件、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纪念事件都是有助于媒介记忆功能发挥的信息编码特征。1999年至2013年度入选中国“少数民族十大新闻”的重大事件，按照报道数量的比例，内容类别依次是：第一，政策举措。党和国家在该年度新近出台，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变革息息相关，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战略举措和方针政策等，近十五年期间共有27件入选。第二，文体事件。国家传承与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和体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动态，近十五年期间一共有24件入选。第三，民生经济。致力于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经济生活发展的新闻，一共有14件入选。第四，民族团结。弘扬民族团结主题的鲜明旗帜，表彰民族团结先进地区和个人的报道，近十五年期间共有11件入选。第五，纪念事件。针对少数民族重大的节日、纪念日等进行的一系列庆典活动，有10件入选。纪念事件的发生通常形成一定时间周期规律，英国学者康纳顿认为，“社会记忆的传递或多或少是通过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2]。媒介通过对纪念仪式的记忆与放大，强化了社会记忆的形成。
年度中国“少数民族十大新闻事件”评选，反映组织专业化的“把关”机制，此外还有典型人物、会议表彰、督导检查、突发事件等其它重要动态报道。多数入选的新闻事件围绕少数民族区域化发展主题展开，体现了近十五年中国社会经济处于快速转型期间，以国家战略思想为基础的政府重大决策，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长足进步。
三、媒介记忆与宏观信息
年度“少数民族十大新闻事件”编辑模式，呈现新闻文本的宏观社会构成特点。比如：第一，标题。通常反映报道中的首要话题或关键事实，确立了社会公众由此理解报道内容的主流价值标准。第二，新闻导语。只有新闻开篇的第一段或者前几段内容，彰显了新闻价值“大写意”的方式，回顾与再现了我国少数民族新闻报道的宏观景象和某些重要细节。第三，新闻词汇。几乎很少使用某些类型的文体技巧，比如隐喻、术语、委婉语、双关语等，概要式“个性化”的表达模式，更加符合新闻报道权威性和客观性的要求。第四，时空顺序。新闻事件一般按照年度时间顺序展开，新闻事件所涉及的空间地理方位，仅仅作为新闻场景所提及，并无具体描绘。第五，默认读者。对想象中读者群的认识必然影响对新闻事件评定的形式和内容，对读者的构想必然体现了一系列与阶层、民族、文化背景等受众相关社会属性的预设，年度“少数民族十大新闻事件”的默认读者，主要是与我国少数民族各项事业发展相关的一些党政干部、公务人员，以及其它国内外一般社会公众。这项活动的信息编辑模式，从总体上采用强调新闻价值和事实的方法，概述年度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构成。“人们只有以宏观的和历史的眼光，观照新闻传播和新闻内容时，才能发现新闻是呈现一定社会历史演变过程的一条主线”[3]。年度“少数民族十大新闻”信息的宏观构成，它所关注的不是特定时刻某家媒介报道的具体内容，而是主流媒体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总体关注、总体反映和总体报道，构建了一定历史年代媒介记忆的主要景象。媒介的记忆存在于它与历史的关系中，只有在历史如何作用于它，它如何作用于历史的关联中才能体现影响力和价值感。
年度“少数民族十大新闻”信息构成的宏观特点，其一，弘扬与社会时代主题的一致性，时代的发展趋向决定新闻内容的主题，“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时代主题，决定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总体走向，决定作为媒介记忆一种形式的整体结构和图景。其二，反映与媒介生态的相关性，“少数民族十大新闻”在直接和现实的意义上的媒介记忆图景，与我国媒介内容的数量和质量高度相关，当前存在怎样的媒介生态和宣传报道，就会有什么样的媒介记忆样式。其三，建构与国家认同的高度关联。国家认同的五个层面，从高到低为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经济认同、社会认同和国家地理认同，“少数民族十大新闻”宏观信息构成，涉及政策纲领和文体事件的报道数量最多，作为媒介的一种记忆形式，突出国家认同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即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以建构社会公众对于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形象的心理认同。
四、媒介记忆与形塑“共识”
媒介对于重大事件的记录与传播，不仅能够影响公众的集体感知和记忆，而且在此基础上潜移默化形成并构建公众长期整体的社会记忆，有助于公众形成对社会的“共识”。媒介记忆的深层领域具有长期性，年度“少数民族十大新闻”的评选，是对每一年度不可枚举的少数民族新闻报道，众多媒介浅层记忆信息的积淀化、档案化和历史化，这使得媒介信息已不再是一种即时消费的传媒产品，已经转化成具有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研究意义的文献资料，意味着信息产品从媒介消费到媒介存储“质”的跃迁，是媒介新记忆与旧记忆的交结与互动，由媒介组织加以勾勒为一幅幅高度凝练的社会“共识”图景。
从意义的精神层面来讲，“媒介周而复始的短期记忆生产和处理过程，逐渐沉淀进入媒介深层记忆之中，于是零散的浅层记忆信息被有组织地排列起来，形成了某种经验的或理论的复杂概念，或者说构建了一种图式和框架”[4]，一定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往往支配着新闻图示和框架的总体取向。反过来讲，新闻图式和框架建构的背景前提正是社会“共识性”，正如霍尔所言，“只有当一个事件能够被安放在一系列已知的社会和文化共同感之中，或者关于社会‘意义地图’中的时候，它才具有意义”[5]。
媒介的深层长期记忆，无论是物质层面的档案化还是精神意义的建构化，都会对今后媒介浅层记忆激活、生产和创建构成影响。浅层记忆与深层记忆的互动过程，主要形成当代社会主流的现实观，超越了受众差异的社会阶层、民族和文化属性，广泛积聚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正能量。
五、媒介记忆与文化象征
媒介记忆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形式，如同社会领域其它象征形式一样，大都是在文化分析的范畴内展开，英国社会学家约翰・B将文化区分为两类概念，即描述性概念和象征性概念。“文化的描述性概念是指一个特定社会或历史时期所特有的各种各样的价值观、信仰、习俗、常规、习惯和做法，以及物质制品、物品和工具[6]。文化的象征性内涵可归纳为：文化是体现于象征形式，包括行动、语言中的意义形式，人们依靠它相互交流并共同具有一些经验、概念与信仰。汤普森对文化的象征性分析进一步延展到“结构性”范畴，“第一，象征形式是一个主体为了同另一个主体之间的表述。第二，象征形式的生产和构建，以及被接受的过程中典型包含着各种规则、规章或常规惯例。第三，象征形式典型包含着相互具有决定性关系的要素。第四，象征形式是一些构建，突出了某些关联方面，典型地代表和指称某些内容。第五，象征形式总是存在于具体的社会背景进程之中，存在于产生、传输和接收象征形式的体制化范畴”[6]。
年度“少数民族十大新闻”的文化象征形式，体现为典型的整合模式，以独特的方式整合了一种媒介技术――国家民委网站，一个机构部门――国家民委相关部门，以及广域的传播时空――超越传受双方共处的地域限制。互联网技术传输的优势赋予媒介文化象征的信息广域储存效能，国家权威部门是媒介记忆和意义象征得以实施的选择机构。文化的象征形式在互联网的传播时空内，促动媒介记忆的象征形式产生了时间与空间上的效能拓展。尽管如此，效能拓展的性质与程度还需要取决于媒介技术特性，以及媒介所属的机构部门和受众的社会属性等其它共鸣以及制约因素，这是年度“少数民族十大新闻”评选活动，仍有待深入提升其社会影响力不可忽略的因素。
综上所述，年度“少数民族十大新闻”活动是我国媒介记忆重构文化象征生产、传播与接受的社会互动领域。我们不仅要关注这类媒介记忆的文化象征形式和手段，还要剖析文化象征的生产和接收条件，否则将会陷入内在主义和简单主义的谬误，从而继续探索媒介记忆中意义建构的有效机制，促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深入发展，推动社会历史和文化记忆传承进步。
参考文献：
[1]邵培仁.媒介理论前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4）.
[2]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杨保军.新闻本体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邵鹏.媒介记忆的维度、机制及其镜像[J].新闻前哨，2012（6）.
社交媒体的概述范文篇5
关键词准社会交往回顾使用与满足理论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一、准社会交往与“使用与满足”研究
1956年心理学家霍顿和沃尔(Horton＆Wohl)在《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准社会交往”概念(Para-socialInteraction，以下简称PSI)，用来描述媒介使用者与媒介人物的关系。即某些受众特别是电视观众往往会对其喜爱的电视人物或角色(包括播音员、名人、虚构人物等)产生某种依恋，并发展出一种想象的人际交往关系，由于其与真实社会交往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霍顿和沃尔将其命名为“准社会交往”。霍顿和沃尔最早是在电视的收视情境中发现准社会交往现象的，他们观察到当地方新闻播音员在节目结束时说“晚安”时，很多观众会不由自主地回答“晚安”，就如家庭成员在睡前互道晚安一样。
尽管“准社会交往”这一概念起源于精神病学领域的研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心理学话题，但霍顿和沃尔的研究后，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心理学家很少关注这一概念。传播学者的相关研究也不多。20世纪70年代，大众传媒的相关研究验证了准社会交往的存在，尤其是在“使用与满足”理论(McQuail。Blumler，＆Brown，1972；Rosengren＆Windahl，1972)提出后，有关准社会交往的研究才逐渐得以开展。
麦奎尔等人(MeQuail，1972)在一项有关英国电视受众的研究中发现，霍顿和沃尔描述的这一传媒现象就出现在受众对肥皂剧的反应中。在电视连续剧《加冕街》里发生汽车碰撞事件后，一位观众这样评述：“你感觉他们就象真实的道路交通事故，你愿意为他们做些什么”(p.157)。研究者认为准社会交往有两个基本的功能：友谊(companionship)和个人身份(personalidentity)。肥皂剧人物常常使观众回想起他们所认识的人，而且观众会将剧中人物出现的情境和行为作为理解自身经历的途径。麦奎尔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使用与满足”理论中的“人际交往”功能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大众媒介能够提供人际关系(personalrelationships)方面的满足，媒介提供的材料可以满足人们作为一种社会动物结伴与结群的需要，人们独处时可以在媒介中“给自己找个伙伴”，并渐渐地“了解”媒介中的名流与角色，仿佛他们都是自己的私人朋友。换言之，准社会交往实际是一种新型的社交方式，源于电子媒介的兴起带来的新的场景特征，这种场景特征与社会行为的通用规则相互作用，并改变了社会交往的特征。过去的社会交往的对象是真实社会环境中的真实个人，而在准社会交往中，则替代为拟态环境中的虚拟人物，突破了真实社会交往中空间上的接近性和交往对象的熟知性。
二、两种范式
自此准社会交往开始在传媒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西方研究者对之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然而，各个研究者都是基于个人的研究目的来框定自己的研究范畴，对于“准社会交往”概念和功能的理解也存在分歧。
如罗森格伦和温德尔(RosengrenandWindahl1972)认为，当受众作用于某一媒介人物但并不认同该人物时，可将之称为准社会交往。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分，因为有关认同的研究最初起源于心理分析理论，其历史比准社会交往长得多。罗森格伦、温德尔和麦奎尔等人都认为，准社会交往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作为替代性友谊的来源，因为这些受众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缺陷”，因而依赖于电视来弥补孤独。
同时期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进行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准社会交往研究。该研究将准社会交往、认同的作用概括为“媒介交互作用”(Nordlund，1978)。然而，以瑞典青少年为被试的研究得到的数据未能支持“准社会交往作为社会交往之功能替代”的观点，这表明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进行的相关研究存在结论的不一致性(Rosengren，Windahl，Hakansson，＆Johnsson-Smaragdi，1976)。
这两项研究成果代表了长期以来在“准社会交往”研究领域中争论不休的两种观点，即“缺陷”论和“通用范式”论。缺陷论认为那些最有可能大量接触媒介、大量从事准社会交往的受众，往往因环境制约或人格缺陷，从准社会交往中寻求补偿以满足社会生活中未能实现的交往需要。一些研究也表明，孤独的人往往用更多的时间接触传媒，以改善其由孤独带来的负面情感(Davis＆Kraus，1989，Rubinstein＆Shaver.1982)。他们更乐意诉诸传媒而不是面对面的交流以减轻自己的孤独感(A.Rubinetal.，1985；Perse＆A.Rubin，1990)。
通用范式则认为，准社会交往来源于受众跟传媒人物的更普遍的情感联结过程，而不是为了寻求补偿(A.Rubinetal.，1985)。而且，受众跟传媒人物的准社会交往与面对面的交往渠道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Rafaeli，1990；A.Rubin＆R.Rubin，1985)。一些研究者指出，在后工业社会，看电视只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Noble，1975；Schramm，Lyle.＆Parker，1961)。在电视普及的现代社会中，个体通常产生一种强烈的对电视的“依赖关系”，因为电视垄断了个体生活所必要的信息资源(DeFleur＆Ball-Rokeach，1989，pp，297-326；Grant，Guthfie，＆Ball-Rokeach，1991)。
“缺陷”论和“通用范式”论似乎存在相矛盾的地方，实际上，自霍顿和沃尔1956年提出准社会交往始，对人们准社会交往的动机和能力，就隐含两种相冲突的解释。他们指出，一方面，那些不善于社会交往的个体跟大众传媒产生准社会交往，以补偿其人际交往的缺失以及替代性地享受正常社会生活的乐趣。另一方面，准社会交往又为大多数人所吸引，需要利用观众的能力去理解、同化，并遵循日常的、面对面的社会交往中同样的规则(Horton＆Strauss，1957)。第一种解释得出的结论是，准社会交往是出于对不充分的人际交往的补偿，第二种解释意味着准社会交往反映了一种更普遍的动机。事实上，如果没有某些交往技能是不可能进行准社会交往的，而这些技能只能通过真正的社会交往才能获得。
此后学者们展开了大量的验证研究。在相关的研究中发现几乎所有受支持的假设，都属于通用范式。研究发现，人际交往技能弱的被试，的确更多地看电视，这证实了缺陷范式所提出的补偿性传媒使用的概念。这些个体通过密集的、仪式化的、没有具体内容的传媒使用，来寻求社交补偿
(Davis＆Kraus，1989；Rubinstein＆Shaver，1982；A.Rubinetal.,1985)。然而，研究结果表明，同样这些个体，即使对他们所喜爱的人物角色，却表现出更弱的准社会交往。有趣的是，一些具有易于社会交往人格特征的个体，跟那些具有不利社会交往之人格特征的个体相比，前者的准社会交往意向并不更少些。
尽管只有极少的实证研究支持“缺陷”论(Rafaeli，1990，p.139；A，Rubin，Perse，＆Powell，1985)，但缺陷范式引发了大量的研究，研究范围包括电视新闻和电视肥皂剧，以及其他各种传媒内容。
三、转向实用和操作化的准社会交往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准社会交往研究跳出了“缺陷”论和“通用范式”论争执不休的二元化的桎梏，转向了更加实用、具体和操作化的范畴，如尝试对准社会交往进行测量，此类研究在北美国家取得了重要进展。马克・莱维(MarkLevy，1979)对年长成人观看地方电视新闻时出现的-，准社会交往情况进行了研究。莱维实施了一系列的中心组访谈，研究了观众跟新闻播音员的准社会交往，并在这一研究数据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由42个条目组成的心理测量量表，来考察观众跟地方新闻播音员准社会交往程度的强弱。在这些条目中，与准社会交往正相关最强的包括：“我将自己的想法跟新闻播音员的想法进行比较”，“新闻播音员互相开玩笑时。节目更好看”。在所有这些人口统计学变量中，教育年限跟准社会交往具有最强的负相关(r=-5.1)，但是，如果考虑教育年限，其他变量跟准社会交往就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此项研究对于观察和促进播音员主持人与观众的准社会交往意义重大，西方的主持人中心制和主持人明星制的进程远远领先于我国，与这些研究的成果分不开的。
此后，大多数准社会交往研究均采取“使用与满足”研究的心理测量范式，即把准社会交往和其他行为变量一起纳入预测媒介使用情况的数学模型。大多数研究采用了鲁宾等人(A.M.Rubin，Perse＆Powell，1985)设计的量表所测量的变异值(variation)，为准社会交往设立一个操作性定义。研究者在莱维(1979)设计的量表和此前准社会交往研究的基础上制订了一套由29个条目组成的测量量表。将该量表以成人为被试(n=329)进行测量后，删除了9项冗余条目，得到了可接受的内部信度(a=.93)。其中有一个因子最能说明数据，该因子对方差的贡献率达到45.7％。该研究的基本思路仍是测量受众跟新闻播音员的准社会交往，并再次得出先前斯堪的纳维亚研究中类似的结论，即准社会交往与孤独似无相关。
后来的研究开始使用20个条目组成的量表测量观众与其他媒介人物之间的准社会交往，如肥皂剧人物(A.M.Rubin＆Perse.1987)，戏剧演员(Auter，1992)，电视购物嘉宾(Grant，Guthrie，＆Ball-Rokeach,1991)，以及跟所喜爱的任一类型的电视人物的准社会交往(R.B.Rubin＆MeHugh，1987；Turner,1993)。1987年，A.M.鲁宾和皮尔斯(A.M.Rubin＆Perse)对量表进行了修订，将条目减少至10个，仍具有较高的内在信度。随后，这一量表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研究中，最著名的包括皮尔斯和R.B.鲁宾(Perse&R.B.Rubin，1989)以及康威和A.M.鲁宾(conway＆A.M.Rubin，1991)的研究。后一项研究发现，准社会交往跟大多数观看电视动机存在相关，而且比其他行为测量更能预测电视使用情况。也就是说，准社会交往作为一种观看动机，也许比节目内容本身更重要。
使用PSI量表的有关研究发现，媒介使用者评价媒介人物的标准类似于其评价生活现实中遇见的人物(A.M.Rubinetal.，1985；A.M.Rubin＆Perse，1987.R.B.Rubin＆McHugh，1987)。对电视的依赖度以及看电视的时间长短跟PSI也存在相关(Gleich,1997；Grant,Guthrie,&Ball-Rokeach.1991；A.M.Rubinetal.,1985；Vorderer,1996)，从使用与满足的角度看。这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培养理论也具有重要启示(Cohen,1999)。然而，对许多变量来说，特别是人几统计学变量，不同研究之间存在着结论的不一致性。例如，PSI分数并不总是与单独看电视相关。至于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也均有各种不同的结论。
在大多数采用北美样本的研究中，研究数据可用某个单因素进行描述，它对总方差的贡献率通常超过30％。但有趣的是，当格莱奇(Gleich，1997)使用德国样本时，研究结果显示有三个因素可解释大部分方差。首先是“友谊”，它可解释许多条目，如“我感觉自己是他们这个群体的一部分”。第二个因子是个体――节目关系，包括那些跟节目内容有直接关系的条目，如“假如A出现在另一个节目中，我就会观看那个节目。”第三个因子是移情作用。包括那些具有某种行为或情感反应的条目，如对媒介人物发表口头讲话，或当媒介人物出错时感到不安。格莱奇发现，德国样本在这些条目上的得分跟A.M.鲁宾等人(1985)使用的美国样本不相同。另一项来自德国的研究(vorderer，1996)也发现。三因子解释更能说明PSI量表测量中获得的数据。
这也许反映了受众之间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差异，或是广播方式的差异，美国的主持人和播音员的广播方式也许更可能引起受众的情感反应。
除了李克特量表外，一些PSI研究还使用语义区分量表(Auter＆Davis，1991；Koenig＆Lessan，1985)，以及凯利方格技术(repertorygrids)(Gleich，1997)。另有少数研究采用了不同的定性研究方法(Alperstein，1991；Papaetal.，2000；Sood＆Rogers，2000)。
社交媒体的概述范文篇6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1〕。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2〕。“‘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3〕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4〕。以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5〕。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着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着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
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着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着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着述。这些着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着述,但这些着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着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着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着《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着、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着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着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着、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社交媒体的概述范文
关键词：传播力；新媒体；概念转化；研究愿景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7-2-0034-02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部分，对新媒体研究的起点首先落在概念与知识的转型上。每一次传播技术的革新以及由它所引起的传播理论研究范式转向，不仅深刻影响了传播研究的发展，同时也折射着传播与社会机制之间复杂关系的变迁。在各种社会文化特异性相互缠绕的全球化浪潮下，传播交互方式变革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社会关系。当技术效应不再局限于客观世界而与各种关系结合时，即使间接的传播现象也可能成为新理论的起源，并以现实推动力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一、技术神话：概念底蕴与观念变迁
当前，我们谈论的“新媒体”，特指以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移动终端技术等数字化信息传播技术相结合的综合体。因此，其概念首先指向媒介技术和媒介形式本身，而同时又指向用来表达和交流的设备、内容以及围绕其所产生的实践行为与组织形式。由新媒体通过社交网络搭建的社会关系网交互作用的影响下，以权力关系为依托左右现实局势的场域共同为技术语境下的传播范式转换提供了基础。
目前，大量的传播研究指向媒介的微观层面及其在社会情景中的互动关系，以实现文本性（textuality）与情景域（contextuality）的结合。因此，对新媒体属性与特性的研究是一个需要加以整体考察的概念。
对传播技术及其与社会理论命题之间关系的探索，自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启。先有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概念的诞生，后有马克卢普的“知识产业”概念的提出，随后还有托夫勒对信息化趋势所形容的“第三次浪潮”等概念提出。这些理论无不例外地对技术力量的作用给予相当的肯定描述。由于这些理论对于科技之于传播乃至人类社会活动的作用赋予相当的期望，而经常被批判为过度的科技乐观主义。通过技术武装起来的传播活动，整合社会资源成为技术决定论的新形式。在此过程中，新的诠释认为新媒体技术能够改变社会形态，同时也开创社交新形式，拓展知识生产结构，转移权力中心等。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万物，万物即媒介”“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行为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行为尺度”[1]的主张在此背景下被发展为一个新版的“技术神话”。他认为“在电子技术下，人类的全部事务变成学习和掌握知识……时间和空间在瞬时信息时代双双化为乌有，人们的交互方式将重新部落化，从而产生一个人人参与的地球村”[1]的观点，也被新媒体技术与同时带来“时间的终结”“空间的终结”“权力的终结”[2]所证实。这种技术迷思所造就的期待使得新媒体能够解决人类社会诸多问题的“电子乌托邦”成为传播研究的愿景。凯瑞曾经以麦克卢汉将技术“奉为人们期待的社会变革的动力、重建人道主义社会的关键所在、回归珍贵的自然乐园的途径”[3]对此加以批判。但技术的神话在传播研究历程中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或许还会存在。技术的进步体现的始终是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固有的底蕴与属性，而媒介的延伸并不能将其证伪。当去掉了技术语境上的决定论光环时，新媒体的技术神话也就从“决定”走向“主流”，从“媒介延伸”走向“媒介融合”。至此，新媒体研究从开始被看做革命性的一步步转向演进、融合的多元研究路径。而正是多元路径的产生，让后面将要谈到的新媒体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传播研究的又一方向。
二、关系更新：新观念与旧理论
除开技术切入点的研究视角，另一大研究视角是从媒介、受众以及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维度加以阐释。需要强调的是，对技术之于人与人、人与群体以及整个社会关系的考察或许在实践意义上并不突出，但它却是建构新媒体研究这一领域里的新分支的必要部分。没有对于这些关系之间的分析与研究，传播研究在以新媒体为代表的新技术语境下就难以建构起适应新环境的新理论。
理论内部关系的更新常常源于新观念的诞生。因此，如果将当前新技术语境下的新媒体及其研究看作是传播研究的一大“势力”的话，那么传播学界之于技术的神话探讨就是其中的“力”，即左右传播形态发展与进步的基础，而其与社会理论、社会制度、社会关系框架下的研究则是其中的“势”，即之于社会的意义。
在新媒体时代下，首先改变的观念是传播观中的媒介观或者说渠道观。大众传媒时代的传播，与媒介和传播机构紧密相关。而在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传递是人们通过分享和具有表征意义的中介来实现的，就这一点来看，信息媒介在大众中的延伸和普及极大地增强了媒介“去中心化”的趋势。受众参与，通过互联网构筑的媒介平台，今日的传播已变成受众、传统媒介机构、公司、政府等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复杂交互行为。其二是受众观的变迁。受众从过去被动的接受者转化为信息内容的生产者与者，同时也是这些信息的消费者与使用者。其三是传播的过程观转变。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对于传播过程的认知不再是简单的单向、线性过程，互动传播观成为当前新技术语境下社会传播的真实写照。由此，“受众”一词在新媒体时代下其表意已不再准确，而“用户”与“使用者”这样的表达则更符合新媒体时代的要求。因此，虽然以受众为中心的研究仍然在新媒体研究中较为流行，但以用户为中心的研究大幅增长，更多学者从研究接受行为转向研究使用行为。[4]
既然新媒体为传播研究带来了如此大的变化，那么新媒体是否能够带动传播研究一次转型呢？传播学界对此持谨慎态度。当前以互联网研究为代表的新媒体研究增长速度相当惊人，在美国社会科学七大热门研究领域中排名第三。相关的一个趋势是，在当前的新媒体研究中采用“网络分析”视角进行研究的现象也日益增多。[5]而所谓“网络分析”指的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相互交织形成模式和组成方式。在网络环境中，通常用户不会直接进行关于自我的描述，而是通过朋友列表或者相册等“第三者”来实现展示，也就是说在典型的互联网社交平台这样的新媒体上，信息流动过程是“信息”―“用户”―“观众”。尽管在新媒体上实现的信息传播几乎都发生在虚拟空间之中，但世界却是包含了现实的世界和线上的网络世界。因而具体的分析依然要具体地解析新媒体的社会网络结构。正如前文提到的，新媒体与旧媒体并不是完全的取代与被取代关系，而是日益地体现出融合共生关系，新观念的产生也并不意味一定就与旧观念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关系与观念的更新为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但这个途径毕竟不是唯一的。因而，比较新媒体与旧媒体之间的差异与共性，为凝聚新技术的现实力量与社会新关系理论属性以形成新媒体统一的传播力，并试图找出新媒体下一步的发展趋势，这才是新媒体研究不断拓展的对象与议题。
三、结语
传播研究一直都在进步与发展之中，而在当今跨文化、跨地域的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为了让新媒体研究能够在不断的学术探索中建构起一套其独特而有解释力的理论，这不仅对新媒体本身自我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样对传播研究的演进有着积极的作用。当前的新媒体研究中，对于微观层面研究的力度依然较大。学界公认的意见，新媒体技术突破了时空以及一定程度上权力对人类的束缚，但技术决定论的迷思，以及对于新媒体之于社会制度与权力关系的过高期待，使得相关研究依然有着流于乌托邦式想象的趋势。
当然，一切传播研究都应置于具体的、历史的情景中加以考察。各不相同的文化情景及其衍生出的种种特殊性，即使在全球范围网络世界的新媒体上也依然有着深刻的体现，或者说正是由于新媒体的产生与普及，使得今天的传播研究处于一个较之大众传媒时代更加多文化、形式各异却又彼此相关的社会交互网络中。因此，对于未来的新媒体研究而言，在关注全球化以及传播研究转型的大背景下，对于新媒体在中国社会独特性之下，宏观社会关系属性与微观现实技术支撑属性间达成平衡并统一在传播力概念下的研究，对于新媒体的理论建构将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M.McLuhan，UnderstandingMedia：TheExtensionsofMan[M].NewYork：McGraw-Hill，1996.
[2]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M].黄典林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4]T.Peng，L.Zhang&Z.Zhong.MappingtheLandscapeofInternetStudies：TextMiningofSocialScienceJournalArticles2000-2009[J].NewMedia&Society，2013.01.26.
社交媒体的概述范文
[关键词]网络第四媒体/媒介网络媒体第二媒介时代“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
Abstract：InternethasahistoryofelevenyearssinceitisservedforthecommonpeopleinChina.Weshouldstudytheconceptionsdescribingthe“Internet”inahistoricview,discoverthecharacteristicsofdifferentphrasesreflectedbythoseconceptions,andeventuallyfindthenatureofInternet,andtheInternet’sculturalandsocialmeaningtowardthehumanbeing.ThenwecandevelopanewframeworkwhichissuitableforunderstandingtherelationbetweentheInternetandcommunicationorthetraditionalmedia,andthegrowthofitself.Myopinionisthatnetworkisactuallythevirtualworld,notthecommunicativemedia.
Keyword：network；thefourthmedia；networkmedia；thesecondmediaera；networkasavirtualworld
网络是什么?十多年中有过许多回答。今天重提这个问题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实并非已经清晰。首先声明，我不是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探讨网络的本质，而是追问网络的文化社会意义所在。似乎可以说，本文探索的是网络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是什么。网络无疑已经对当今社会产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响，它向前延伸的每个新进展，都使网络在远离起点的时候越来越需要人们反思它的社会本质。
一、网络概念的变迁和网络发展以及与此对应的人们认识的丰富和深化
网络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时间的顺序，出现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说网络是“第五媒体”，是排在包括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是“第四媒体”，是排在不包括杂志在内、在新闻传播意义上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只提“网络媒体”，而回避了“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的问题。还有的说，网络实际上是“信息平台、虚拟空间和商业平台”。有的说网络开辟了“第二媒介时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问“网络是什么”，而只是用经验和直觉来从传统的框架来观察网络新媒体，如博客、维客、流媒体、网络电视等等。
这些概念的变迁真实地表现了我国学者、研究者和业界对网络认识的轨迹。从泛泛地谈网络是什么到具体地谈论网络的形态——“网络媒体”、“新媒介”；从既成的大众传播媒体的框架“内部”来理解网络到从更大框架——与传统社会、传统媒介时代对立的大视角——来理解网络；从具体的媒介形态的递进和演化上升到能够意识到媒介代际的更迭；从试图研究网络的本质到暂时放弃本质等待网络自身发展成熟后解答。这个轨迹明显地体现出人们对网络研究的深入，也从侧面折射着网络自身的成长。
二、网络的本质在争议和反复中渐渐显露
如今网络已走过童年期，童年期的网络远未成形，甚至看不出轮廓，人们只能根据有限的、暂时的现象近于臆测网络的本质。今天的网络展现出成熟期的某些特征，表现为：网络发展从早期的直线上升到现在的平稳上升，无论是网络用户，还是网络的技术的原创推出，都展现了同样的趋势。网络用户告别了此前的疯狂的增长，而原创性的技术也放缓了研发的脚步了。“三个月一年”的“互联网年”节奏[1]和“光纤定律”[2]已经成为一个沉入历史的辉煌记忆。这些现象都证明这个网络的本质已经渐渐浮出水面。我们知道每个新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成熟期，也就是形态和属性基本“定型”的时期，甚至是“类型化”的时期。这就是我们追问网络本质的根据，这是一个网络相对定型可以理解的时期。
不懂得历史，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同样，不知道网络在历史上出现的概念和理解，我们也无法直接推断网络的本质，从源流开始梳理，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质，而且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的网络研究，懂得它的价值和意义，明了它的缺点和局限。下面对历史的角度对网络的概念进行梳理：
（一）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的阶段
“网络是什么”的问题最早是用“网络与媒体的关系”的方式提出来的。这是因为媒体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体关系到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交往”。人们最渴望理解的是，网络对于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精神交往”——大众媒体有何种影响的问题。研究者首先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把网络看成是传统社会中大众传播系统中的一个媒介形态。这种理解很显然无法容纳网络中表现出来的如此之多的异质的、非大众传媒的特点和属性。把不同的东西混淆到一起，显然是牵强而缺乏说服力的。这个思路无法真正解决网络的定位问题，更无法达到对网络本质的思考。
作为“媒体形态的一种”，先后出现了“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的概念。具体考察，从时间序列上说，网络不是“第五媒体”，更不是“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这点已有公认；从承载内容的性质和符号载体上说，网络也不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理解后一点有些复杂，我想从“媒介的特质”和“传播的意义”两个角度来说明。
首先从“媒介的特质”的角度考察。我们知道，信息的载体是符号，符号传播是媒介的形式的本质。新闻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体。他们的最大特质是各自拥有独特的符号系统。报纸主要靠文字；广播主要靠音响；电视靠以影像、声响为主，文字为辅。独特的符号系统，是识别三大传统媒体的基本依据。而网络的符号仍然是文字、声音和影像，只是综合利用，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传播符号。
然后，从“传播的意义”的角度做考察。传播的内容是新闻、神话传说还是历史知识也是媒体定位的标志。“三大媒体”都是在“新闻的意义”上谈的。所谓在新闻的意义上，是指他们都以新闻为本位，为重要任务。而网络显然是信息的集散地，它包含了不同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实时聊天、电子邮件等等。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旨趣，从总体上网络传播是“大杂烩”，并没有形成对新闻的重点强调。
以上分析看出，把网络从“媒体”或“媒介”的角度，进行传统或习惯意义上的排名归队，无论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都是不妥当的。
（二）把网络的讨论分解到“网络具体形态——网络媒体”的讨论的阶段
网络与媒体关系探讨的突破，就是把“网络媒体”的概念从宏观抽象的网络的大概念中抽取出来，而从网络的一个形态组成来考察，单兵直入的讨论获得了成果。
“网络媒体”的提法，就是在这个认识背景下升温的。2000年后代替“第四媒体”的概念，“网络媒体”成为人们讨论网络时的主要探讨对象。[3]“网络媒体”的界定有很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网络传统新闻网站媒体和商业网站媒体，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具有某些大众传播媒体特征，具有“准大众传播媒体”的特性，因为庞大的网民规模支持着网页的浏览率。当然“按照传播学的定义，一种媒介使用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1/5，即可被称之为大众媒介”。[4]所以即使目前的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也不能断言它已经成为大众传媒；但是根据互连网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肯定“网络媒体”成为大众传媒是未来的必然。这个阶段的探讨进入了网络的具体形态组成，讨论因为具体化而更为集中，对象的特性也更为清晰，“网络媒体”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网络的认识开始深化。
“网络媒体”的概念回答了上面的疑问：网络作为整体不是媒体，但网络的组成部分“网络媒体”是媒体；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是“第几媒体”的争论，至少从“网络媒体”概念中，我们长期感觉到的网络具有的“大众传播”的性质终于落到了实处，而不必忍受这样的困惑：一方面强烈感觉网络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属性和特点，一方面却清楚地察觉到网络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巨大差异。这两个感觉形成了一个在传统认识框架里解决不了的悖论。“网络媒体”概念破解了这个难题。
“网络媒体”回应了此前我们关于网络是“第几媒体”，是不是媒体的讨论；同时网络与“网络媒体”的不同，也暗示和提醒了研究“网络是什么”的复杂和困难。
（三）“网络媒体”不过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延伸”
进一步的追问是，“‘网络媒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媒体”？具体化这个追问，我们需要搞清楚“网络媒体”有哪些特点和意义。它与传统媒体有怎样的不同？是本质意义上的不同还是表面的差异？前面搁置的问题再次提出，它与传统的三大媒体是什么关系？网络媒体是一个突然侵入的不速之客，还是一个和睦友好的邻居？是一个熟悉的同类还是一个陌生的异类？
从媒介符号来说，传统媒体各有自己独特的符号语言系统；而网络媒体没有。“网络媒体”的新闻载体仍然是传统媒体的符号语言系统，包括文字、声音和影像。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媒体”似乎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异类，而是一个似曾相识的邻居。“网络媒体”并不具有本质意义的特殊性，更多地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模仿”和重新组合。
从内容上说，无论是网络传统新闻媒体网站，还是商业网站的新闻传播，都是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的“延伸”。新闻网站从内容到形式，极大程度地依赖着传统媒体的资源。商业网站在主要意义上也只是传统媒体新闻的重新组合，而非本质意义上的颠覆或反叛。
所以，把“网络媒体”理解为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延伸”，是一种合理的逻辑。网络媒体是延伸，而不是创新；是熟悉的再造，而不是陌生的闯入；是文明的变迁，而不是文明的断裂或者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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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网络看成是“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阶段
这个阶段，人们看到了网络的不同功能取向和复杂的性质。正像“网络媒体”概念的提出一样，“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同样表达了人们分门别类研究的努力。既然整体的认识很难达到，我们不如分别表述这个复杂的对象。“网络媒体”概念是对网络组成形态的个别研究，而“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提法则是对网络功能的总体上的分类研究，前者是微观的，后者是宏观的。这些认识终于深化和丰富了人们对网络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为网络做一个定义。
同时，“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的意义还在于，超越了“媒体”的说法。这个提法能够从更宏观的层面认识网络的社会本质，为未来更准确地理解网络提供了一个台阶。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一个分类的视角，如果网络什么都是，那么也什么都不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本质的概括。
（五）网络就是虚拟世界
具体的、分类的角度看问题解决了许多基础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来从宏观的角度考虑问题。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相互映照，那么“网络媒体”的母体网络呢？网络的对照物是什么呢？找到网络的对照物和联系，我们似乎也就可以找到“网络是什么”的答案。这个思路接近马克思探究“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是什么”的思路，马克思如此定义：“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5]
经由关系、联系来解释本质，是一个合理的路径。由此知道，“网络是什么”，当然也可以从网络与对照物和网络的全部联系中，认识网络的位置、特点和作用，那么“网络是什么”的问题也就得到一条清晰的出路。
“网络是什么”的长期争论展现了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其复杂表现为网络上形态众多，作用和影响各异；其多变性表现为网络上原创技术出现周期很短，网络组成部分新成员不断增加，新功能不断开发，原有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以前的研究思路就在这里出现了问题：我们长期从“网络和媒体”的角度来试图认识网络的本质。结果证明不成功。我们在探讨“网络是不是媒体，是第几媒体”的时候，长期纠缠不清，认识混乱。我们把“网络是不是媒体”这个问题抛开，跳出这个狭隘的怪圈，直接讨论网络对于人意味着什么？
用信息流的观点来看待网络可能更能接近网络的本质。信息总是从一地流向另一地，信息的复杂流动，也可称为精神交往，成为信息时代的非常重要的内容。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就是一个推动信息流动的计划。所以，如果把信息比喻为乘客；那么网络上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等就是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车；网络就是道路。三者的关系就是“乘客、汽车和道路”的关系。同样，我们观察另一个系统，信息依然是乘客；各种形态的传统媒体是在道路奔跑的汽车，比如报纸、广播、电视等；现实世界可比喻为道路。那么我们面前有两条道路，道路奔跑着形态不同的汽车，汽车里坐着乘客。
这个比喻的意义在于，把网络和现实世界看作是同等的存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相对存在，互相作用和影响。那么，网络能够承担这样大的比喻么？网络有资格成长为足以与现实相对而存在的“第二世界”么？
从历史上看，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日本学者藤竹晓提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的概念，[6]这些概念都传达出这样的含义：在一个走向信息社会的时代里，大众传播媒体营造的信息空间，已经构成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环境的“第二环境”，也即“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尽管当时这个环境还没有足够完整、真实和独立。而在今天，这个“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在网络的催生下已经相当成熟，甚至形成了夏学銮使用的“网络社会”[7]，开辟了马克·波斯特提出的“第二媒介时代”[8]，发展出一个张允若提出的“第二世界”。[9]那么我们将面对着刘建明提出的“双重存在”的“社会”（即领土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和超级信息和观念全球化的社会）。[10]
我们深知，网络在传播技术方面的优势远胜传统大众媒体，它对“信息环境”、“拟态环境”的构成起到更为巨大的作用。社会演变的信息化，信息传递的网络化，这两个趋势就决定了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对立而存在。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联结和影响。
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那么此前的“道路和汽车”的比喻，可以置换为比喻为“大地和房子”的比喻。那么显然存在着两种“大地和房子”，现实大地上建造着现实中的传统媒体形态；虚拟大地上建造着虚拟中的网络媒体形态。在本质上，虚拟大地不是“上帝之城”，只是现实大地的一个变形的折射；同样在本质上，网络媒体形态不是“创新”的产物，而是传统媒体形态在虚拟大地上的折射，也是延伸。
这个比喻超过了传播的意义，而是建造了一个“精神交往”的世界。如果说，传播毕竟强调的是信息的流动和疏离个体的连接；那么“世界”的概念显然要大得多，它包含了驻留和传播，固守和变迁，稳定的秩序与流动的革命或者改良等等。
最后笔者的观点水到渠成，“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超过了“作为传播媒介的网络”，更充分而且有说服力地解决目前网络理论解释中遭遇到的困惑和纠缠，也是我们对网络本质认识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书目]：
[1]方兴东：《“网络社会化”新时代的来临》，参见陈卫星主编：《网络新闻和社会发展》，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2]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3]闵大洪：《网络媒体定义与中国网络媒体生态环境》，参见邓炘炘李兴国主编：《网络传播与新闻媒体》，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4]杜骏飞：《网络新闻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5]《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陈力丹，第1版，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8月
[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彭兰：《网络传播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8][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社交媒体的概述范文篇9
关键词：教育传播理论媒体选择
一、教育传播效果的优化原理
根据拉斯韦尔传播模式，教育传播系统包括教师、学生、教学媒体、教学内容和教学效果五要素。教师和学生在教育传播中处于“双主”地位―――“主导”和“主体”，媒体是这“双主”发生关系的重要纽带，而教学效果是评价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媒体的使用对教学效果、教学质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
在教育传播中，教师通过媒体向学生传递与交换教育信息，教育传播要取得好的效果必须遵循共同经验原理、抽象层次原理、重复作用原理、信息来源原理、最小代价律与媒体选择原理。教育传播要取得好效果，教学媒体的选择与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学生的原有经验，师生要建立共同经验的基础，从而进行有效的传播。同时，教学媒体呈现的内容来源必须正确、真实可靠，而且必须在学生能明白的抽象范围内进行，同时要注重媒体所呈现的信息要方便省事、代价低。
二、教学媒体的类型与功能
从众多的教学理论中可以看到，媒体与教学存在一种集成的关系。教学媒体可营造问题求解的情境，是成员共同学习的纽带，能促进成员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并形成有效的反思与批判的工具。教学媒体对环境的构建、信息的呈现、学生智力的发展能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想要在教学中合理使用教学媒体，必须对其类型与功能加以清楚的认识。根据当前技术的发展，教学媒体可分为以下几类。[2]
1.资源加工类媒体
根据多种信息载体的表现形式和传递方式，资源加工类媒体包括文本类、静图类、声音类、动画类和视频类媒体。文本是以文字和各种专用符号表达的信息形式，它主要用于对知识的描述性表示；静图可以形象、生动、直观地表现出大量的静态信息；动画可把抽象的内容形象化，使许多难以理解的教学内容变得生动有趣；声音属于过程性信息，有利于限定和解释画面，主要用于语言解说、背景音乐和效果音等；视频是若干有联系的图像数据连续播放而形成，信息量较大，具有更强的感染力，适宜呈现一些学习者感觉比较陌生的事物。
2.知识建构类媒体
常用的知识建构类媒体工具有概念图、思维导图等。概念图是用来组织和表征知识的工具。它形象化地表征学习者的知识结构及对某一主题的理解。它最大的优点是将知识的体系结构（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地呈现出来，突出表现知识体系的层次结构；而思维导图是将中心主题通过特定的关联展开分支，利用关键词或图形标识分支，结合色彩和字体的变化将放射状思维过程和结果可视化的工具。它不仅作为辅助思考的工具，同时作为处理知识及学习知识的有效方法，直接应用到知识学习过程的整理、记忆、复习、交流和写作等过程中。
3.交流协作类媒体
交流协作类媒体主要分为异步、同步通讯类媒体，即时通讯工具和电话、传真等。异步通讯类媒体：包括Email、BBS等，它可实现教师、学生之间信息的交流与意见的发表，并且不受时空限制；同步通讯类媒体：包括聊天室、视频会议系统，它可使在地理上分散的用户共聚一处，通过图像、声音等多种方式交流信息与共享资源；即时通讯工具：包括ICQ、MSN、QQ等，它们都是即时性聊天工具，在教学中应用可做到反馈即时，单对单交流有较好的保密性；而电话、传真的普及性高，同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有利于师生、生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三、教学媒体的选择原则
教学媒体的类型随着技术的进步，纷繁复杂，合理的组合与运用，能大大提高教学的效果。根据教育传播效果的优化原理，本着“效果为先，简单合理”的核心思想，教学媒体的选择应遵循以下原则：
1.效果主导性原则
媒体选择的首要因素是教学效果，也就是要讲究效益，要用最少的时间圆满达到教学目标。所以选择媒体时，必须根据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等，优先选择效益高的媒体，使教学内容更清晰、直观，便于学生观察理解，降低思维的难度，增强记忆，培养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与应用。[3]
2.系统设计与优化组合原则
在教学过程中，媒体作为教学过程和学习资源支撑的技术条件，将教师和学生间的教学信息实现了实时传播。尽管媒体不是教学效果的决定因素，但是，如果没有相关媒体的技术支持，许多教学方法将不能有效实现，从而很难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所以，只有通过教学设计将教学媒体有机地整合到教学环境中，并结合学生的学习特点，灵活实施教学，才能达到最佳教学效果。
3.简单有效性原则
若用文字与语言符号能表达清楚的教学内容，只需清楚交代其结构形式、要点；若用静止图片能讲清楚的教学内容，只需提供静图类媒体，无需使用动画与视频。总之，在教学效果良好的前提下，使用教学媒体越简单越好，从而降低教师的工作强度。
4.恰当选择性原则
教学效果更多的取决于教学方法的正确运用和媒体的恰当选择，对于同一教学内容，因教学设计的不同，所选择的教学媒体则不同，因此教学媒体应根据本校的教学条件和教学内容来具体选择。教师只有熟练掌握媒体使用，了解媒体使用特点和注意事项，才能总结出媒体的使用技巧，分析出各种教学媒体的教学特性。[4]
5.适合性原则
没有一种媒体对所有教学内容都是最适合的，也没有任何一种媒体是最好的，只有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将教学媒体恰当地运用到教学环境之中，才能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所以在教学中，由“用媒体来学”转变为“在媒体中学”，利用媒体去创设情境，通过媒体应用于教学的试验，选择最适合的学习任务，创设与学习环境相适合的教学媒体，这样所选择的媒体才是最适合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
四、教学媒体的选择方法
由于教学媒体选择的首要因素为教学效果，因此在高效的前提条件下，教师应根据教学对象、教学目标的要求，仔细分析教学内容来确定所选媒体。[5]
1.教学媒体选择流程
戴尔的“经验之塔”理论把人类学习的经验依据抽象程度的不同分成做的经验、观察的经验和抽象的经验。由此我们也可把教学内容分成三大类：观察经验类教学内容、做的经验类教学内容、语言文字符号类教学内容。而从媒体类型与功能的分析中可知，资源加工类媒体擅于用多媒体元素表现事物的内部特征，能提供不同性质的信息，有利于学习者的观察、总结与提高；知识构建类媒体主要用图示的方式，表征事物的关系，有利于学习者的联想与抽象思维能力的培养；而交流协作类媒体，通过提供多种形式的交流协作媒体，促进学习共同体成员之间（即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流与协作，培养其沟通与交流的能力。由此可看出，在高效、适合的前提下，在实际教学中若能依靠语言、文字符号表述清楚的教学内容，可选择知识建构类媒体工具，若不能表述清楚，可采用资源加工类媒体工具提供观察经验，若仍不清楚再采用交流协作类的工具。此过程可反复使用，直到达到教学目标为止。教学媒体的选择流程可参考图1。
2.语言和文字符号类教学内容的教学媒体选择
语言和文字符号表述的教学内容比较抽象，主要涉及一般数学公式的推导，语言文化教学和社科中的描述性知识等。选择知识构建类媒体工具可将其知识要点，以图示的方式全面呈现出来，并进行详细讲解和阐述，使学生直观地掌握教学目标要求的知识、技能、方法和应用，这样化解难点，突出重点，保证教学难点的有效突破和教学重点的理解与掌握，既有助于完成教学任务又有利于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3.观察经验类教学内容的教学媒体选择
针对需提供观察经验的教学内容，首先应选择静图类媒体，静图能够提供丰富的图形和图像，能够有效弥补观察经验的缺乏，同时容易看清楚图中的细节问题；若需要呈现动态、微观的教学内容，可选用动画、视频类媒体，通过先观察表面和结构，然后观察其机理和运动状态，最后分析其运动规律；若教学内容涉及声音，可选择声音类媒体。此类教学媒体的选择，应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灵活选用教学媒体，并要设计好媒体的使用程序，使每一步都为实现教学目标、化解难点、降低学生的思维难度为目的，使学生既能理解难点，又能掌握重点，以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4.做的经验类教学内容的教学媒体选择
教学中普遍开设实验教学课、综合实践活动课、实训等课程，此类课程重点培养学生具体操作与实践能力，也就是重点培养做的经验。当前实验教学主要分为验证性实验与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对于验证性实验，首先需要老师先做演示实验或示范操作，可选择资源加工类媒体，多方面提供实验方法、实验步骤、实验操作注意事项等方面的教学内容，然后再对学生进行分组训练，训练中可借助交流协作类媒体，提供学生交流、讨论的机会，提高实验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对于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可采用交流协作性媒体创设学习情境，在此学习情境中，教师明确学习任务，并利用资源加工类媒体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学生采用任务驱动的方式进行学习，同时在学习中学生能与教师或与其他同学进行很好的沟通与交流。这样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又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协作与团队精神。
五、结束语
总之，在现代教学中，媒体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和所产生的影响已不可忽略，从教学的角度看，媒体与教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媒体的选择在教学中非常重要，媒体选择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但是，如果媒体在教学中的使用不恰当，即便媒体的选择恰当，也难以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南国农编，信息化教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2]祝智庭，沈书生，顾小清著，实用教育技术：面向信息化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
[3]李妍红撰，现代教学媒体与传统教学媒体选择原则之异同，中国农业教育，2010年第3期。
社交媒体的概述范文篇10
“传播素质”与近年来流行于传播学界的“媒介素养”并不是同一概念。一般来说，“媒介素养”指的是“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在国内近年来的研究中，其内涵得到了发展，中国媒介素养研究的内涵包括传播和受者两个方面，对于传者来说，侧重点在于新闻传播教育使其具备制造新闻传播产品的相应的能力，对于受众来说，则强调提高其解读、分辨、应用大众媒介的能力。
从以上两个概念的表述中不难发现，“传播素质”有着相较于“媒介素养”更为广泛的内涵，它将视域扩展到更为宽泛的社会传播范围，不仅包括大众传播中“人—媒介—人”的关系，也包括人际传播中“人与人”的关系；研究的焦点从媒介转换到人的社会生存。因此，两者之间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更有人明确指出，媒介素养是传播素质的一个子系统。
传播素质教育是以“关注人，提高人的传播素质”为基点的教育类型。由传播行为的普遍性和全民性所决定，传播素质教育的实施应伴随着人的社会生活的全过程，具有永恒性；而其对象是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人，具有普适性。这种普遍地、长期地传播教育近年来受到关注，被认为是“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新方向”、“传播教育本土化发展新思路”，直接原因在于其“回归传播本原”的独到视角与“策动社会对于传播教育需求张力”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从更深的层面上讲，“传播素质教育”所蕴含的“突破传播学教育本身，推动国民现代素质教育”的目的不难领悟，因此，其对于“本土化发展中的传播学的社会意义的彰显”这一深层意义也令人期待。
交往理论──传播素质研究的理论参照
以全体社会成员及其广泛的社会传播行为作为对象范畴的传播素质研究，其着眼点在于“人如何（利用媒介）进行思想和信息沟通，建构社会关系，改变生存状态”。与大众传播不同，存在于广泛的社会生活中的传播，其工具主要是用于沟通的语言，并且，除此之外，语言所处的环境，由环境及传播主体间的关系所决定的附着在语言上的特定的意义也是传播是否有效的重要影响因素，以此看来，传播素质研究中所关注的传播行为更大程度上强调人际交往，人际传播是具体的传播形式。
德国学者齐美尔（盖奥尔格·齐美尔）认为，社会是具有意识的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构成了现实的社会。因此，传播素质研究中，传播行为才具有普遍性和全民性的特征，而传播素质教育才有了普适性和永恒性。可见，传播素质研究的视域，应该是广泛的社会交往。
在传播学中，交往传播理论可以为传播素质的研究提供理论参照。交往传播理论是由帕洛阿尔托小组提出，他们将传播等同于人类行为，提出“人们不能不传播”的观点，并“重视作为理解个体行为的手段的个体与他人的传播关系”。他们提出了“元传播”（关于传播的传播）的概念，认为传播的内容是报告的层次，而传播的关系方面则相当于命令的层次，它传递传播过程中的两个或更多的参与者的人际关系，一个讯息的关系深度对于讯息的内容进行分类或予以构造。
交往传播中“元传播”的概念可以为研究传播素质研究中人际传播的某些问题提供帮助。人际传播中，人际关系对传播内容和方向具有决定性影响，这种关系还带来人际传播中“装相”与“本相”的冲突。当代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说：“人生存的基本事实是彼此关联着的人。人无法逃避与他人发生关系。我与你相遇，我和你彼此关联，即使我们的交往是一场相互斗争。即使在彼此的关联中，我已不完全是我，你也不完全是你。但只有在生动的关联中，才能直接认识人所特有的本性”。
转贴于
就传播素质而言，它包含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播能力。传播能力不仅指传者一方以恰当的传播方式表达传播内容，同时也指受者一方能够准确地破译附着在语言上的“言外之意”。从元传播的角度来看，语言行为不仅承载内容，也反映人际关系，这使得传播能力的研究有了具体的对象范畴。
此外，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也可以给传播素质研究带来启示。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就是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来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他认为“交往行为”是一种“语言行为”，而“语言行为”又是一种“理解行为”，因此，交往行为可导向主体间相互理解，从而达到意见的一致。其基本语言模式为一方建言，一方纳言，在建言与纳言的相互作用中达到主体间意见一致，实现交往合理化。
“交往行为理论”为交往行为合理化提出了具体的方法，这就是“普遍语用学”与“普遍伦理学”。普遍语用学是一种“相互性”、“交往性”的语用学，它分析语言行为，研究语言的交往职能，说者与听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如何达到理解一致；而“普遍伦理学”认为，交往行为应遵守共同的规范，良好的对话和交往环境才能使主体间进行没有强制性的、诚实的交往和对话，以求得相互“谅解”。为此，哈贝马斯还提出了“权力平等”、“相互尊重”的普遍的伦理原则。这些具体的理论可以作为传播素质研究的理论工具。
交往需要──传播素质教育的基础化要求
理论上讲，传播素质教育应是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并贯穿于人成长的各个阶段的。但是，由于师资等各方面条件不足，目前传播素质教育的重点应该还在高等教育层次。高等教育中的传播素质教育，一方面是专业教育，即传播学的专业化，另一方面则应是传播素养的基础教育。
传播素养的教育的基础化是适应时展中的交往需要的。步入信息社会之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依赖于媒介及符号来进行，因此，对于媒介的使用成为现代人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信息技术使人际间的交往跨越时空，对于以符号表情达意的能力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随着社会成员复杂化、社会文化多元化以及由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工业化与单一化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往不仅成为各行各业从业者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并且成为现代人消解心理压力的必要途径。上述这些新情况都使传播素质教育不能局限于培养媒介专业人才，更应基础化，成为高等人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社交媒体的概述范文篇11
（①山东建筑大学，济南250101；②山东职业学院，济南250104）
（①ShandongJianzhuUniversity，Ji´nan250101，China；②ShandongPolytechnic，Ji´nan250104，China）
摘要：与传统的媒体相比，新媒体最突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即时互动性，从本质上说这种互动是人类存在的方式。而在新媒体时代，麦克卢汉所提出的传统的“地球村”的概念无法表达新媒体所带来的新的世界观的变化，它始终带着旧媒体时代话语表达方式的局限性，而相比之下“桃花源”这一概念因其自身的深刻内涵，更能体现出新媒体发展对我们社会的启示录意义。
Abstract：Comparedwithtraditionalmedia,themostobviousandmostimportantfeaturesofthenewmediaisitsinstantinteractivity,suchinteractionisessentiallythewayhumanexistence.Intheageofnewmedia,Mcluhan´stradition"globalvillage"cannotexpressthechangesofthenewworldviewbroughtbythenewmedia,ithasalwaysbeenwiththeoldlimitationsofdiscourseexpressionofoldmediaage,bycontrast,"PeachGarden"canbetterreflecttherevelationmeaningofthedevelopmentofthenewmediaofthesocietyduetoitsprofoundconnotations.
关键词：新媒体；互动性；地球村；桃花源
Keywords：newmedia；interactivity；globalvillage；PeachGarden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02-0324-02
0引言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有着诸多独特的特点，例如：时效性、数字化、互动性、内容多样性、个性化、传播空间大等等。笔者认为，与传统的媒体相比，新媒体最突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即时互动性，这一点是新旧媒体区分的最重要元素之一。“互动性是新媒体传播的本质特征”[1]。尽管新媒体有着诸多的特点，但归结到以人为主体的现实意义上来，我们可以说，新媒体是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加多样性、个性化的方式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即时交流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媒体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的力量，它对现代社会构建的意义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新的“互动”机制的建立。新媒体环境下社会范围内的群体互动必然隐藏着巨大的能量，足以改变整个社会生活的面貌。
1“互动”是人类的存在方式
我们讲到新媒体的“互动性”特征，似乎更多的是从技术层面出发的，强调在新的信息技术的支撑下，新媒体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即时互动性。当然，这种技术层面的“互动性”是我们所讨论的一切问题的前提条件，正是有了这种技术层面的“互动性”的实现，我们才能进一步探讨人类在阅读方式、生活习惯、人际关系甚至社会结构上的变化。现阶段来讲，这些变化已经是可见的了，也正是有了这些已见的、意义深远的变化，我们才恍然意识到，“互动性”的含义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得多，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中，“互动性”是作为一种一以贯之的诉求而存在的。
从最原始的人类的祖先说起，在讲到新闻的起源时，我们认为新闻产生于人类的生产劳动实践中。“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活动过程中，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需要齐心协力，相互合作，彼此结成简单的成产关系。这种情况决定了原始社会的人们需要相互联络、沟通，不断地了解客观世界变动的信息，以便相应地采取行动。”[2]也就是说，新闻产生于人类交流、沟通的需要，而这种需要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生产力的发展进步）而逐步显现出来的。
2旧媒体时代“地球村”的局限性
关于“地球村”的概念是麦克卢汉的一系列学说中争议相对最少的一个，麦克卢汉认为“经过三千年专业分工的爆炸性增长以后，经历了由于肢体的技术性延伸而日益加剧的专业化和异化之后，世界由于戏剧性的逆向变化而收缩变小了。由于电力使地球缩小，地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落。”[3]关于“地球村”的这一预言使得麦克卢汉成为媒介时代的预言家。他所预言的世界在现代社会的很多方面成为现实，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极大地压缩了，人类的“互动性”诉求打破了原始社会不可逾越的种种物理障碍，这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性。但从现实来看，“地球村”概念的预见性也仅仅体现在这种物理层面的时空压缩上，尽管这一层面的变化本身就已经使人类的生活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麦氏所预言的“大同”世界并未到来。
换句话说，从技术决定论的角度出发，“地球村”仅仅是一个时空概念，其差别仅仅是解剖恐龙与解剖麻雀的区别。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并没有因为单纯技术的进步而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反而由于时空的压缩而变得更加紧迫和剧烈，例如，全球化导致新的文化霸权主义和电子殖民，经济危机可以引发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萧条，技术鸿沟导致资源分配的极不均衡，从而使贫富差距更加明显等。“随着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通常想象的那种地球村并没有产生，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更加纷繁芜杂的庞大世界。”“麦克卢汉单纯从技术能带来什么出发，讲述了一个关于终极世界的神话。这些阐述显然超出了媒介技术的范畴，忽略了感受大同世界是有前提的。这一前提就是受众能否接触媒介、与媒介相处的时间以及多大程度被媒介技术影响。”
“地球村”的局限性在于虽然它描绘的是一个终极意义上的大同世界，但作为这一全新世界观支撑的媒介技术仍然没有摆脱原有的互动框限。在现有的互动框架下，制度性的因素（阶级因素）必然导致群体之间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性恰恰是人类现阶段所建立的互动机制的核心。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应该表现在对这种不平等的互动机制的变革上，旧媒体时代的媒介技术摆脱不了自身的这种“阶级”的局限性，而这正是新兴的新媒体时代正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3新媒体时代的启示录：桃花源
关于新媒体的具体定义，学界说法不一，但笔者认为对其本质概括最好的是美国《连线》杂志给出的定义：所有人面向所有人进行的传播（communicationsforall，byall.）。这一表述方式摒弃了技术层面繁琐的边界划分，一针见血地支出了新媒体最核心的内涵：对人类“互动性”诉求的终极满足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寓指人们无障碍的互动交流。尽管现阶段的新媒体发展还没有最终达到这一目标，但从已有的种种迹象来看，新媒体的出现至少是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种启示。
新媒体时代人们的互动之所以有摆脱制度性因素限制的趋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媒体时代所特有的虚拟环境。在这种虚拟环境中，人以及一切事物的“阶级性”在某种程度上被看淡甚至被忽略，在“强关系”（如微信）与“弱关系”（如微博）这样简单的区分逻辑下，人的社会属性被大大地简化了，在某种程度上它只代表一种情感或利益关联的“强”或“弱”，而没有政治味道浓厚的“阶级”划分，经济地位不同的人不会因为某种互动的“壁垒”而丧失对虚拟资源的分享权，只需要一台电脑或一部手机就够了。
在这样一种互动机制下，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明星和政治人物走下神坛、草根阶层崛起、微博参政、网络反腐、网络营销模式方兴未艾、人们足不出户便可知天下事、相隔万里也能如在眼前……这一切证明了在新媒体时代人们的“互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它将在各个层面上实现对互动“壁垒”的突破，将“地球村”中的各种制度性框限打碎，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
诚然，现阶段的新媒体的发展还远没有达到对旧有制度的绝对冲击，从已有的变化来看，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更像是一种启示录，它体现的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全新的世界观。这也是我们从抽象的而非具体的层面上所得出的关于新媒体意义的一个结论。
但这种消除了人和一切事物的“阶级性”的、消除了互动“壁垒”的世界观是“地球村”这一表述方式所不能完全涵盖的，它始终带着旧的话语表达方式的局限性。而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塑造的“桃花源”这一概念正可恰如其分地揭示这种世界观的涵义。“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无论在物理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能达到“交通”、“相闻”、“怡然自乐”，这才是新媒体对社会发展的启示录意义。
参考文献：
[1]匡文波.“新媒体”概念辨析[J].国际新闻界,2008.
社交媒体的概述范文1篇12
【摘要】任何文本叙述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同报纸、电视和广播等传统媒体相比，网络新闻的叙述时间呈现出三个特征：“空间化”、零散化、无序化。
【关键词】叙述时间;“空间化”;零散化;无序化
“媒体所报道的事件，事实上并非事件本身，而是媒体将一些语言符号联结在一起，以传达某种意义。”[1]显然，我们在新闻报道中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将现实生活中的新闻事件或新闻事实，转换为可以在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上传播的新闻文本。任何事情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演化，新闻事件也不例外。因此，在这一转换过程中，我们要考虑怎样将新闻事实发生的现实时间转换为新闻文本时间，即叙述时间。同一新闻事实，采用不同的叙述时间技巧，将会呈现出不同的新闻文本。最简单的例子，如对于中国船员泰国境内遭劫持杀害这一新闻事件，我们可以一句话表达——“中国船员泰国境内遭劫持杀害”，也可以写成几千字的长篇新闻报道或做成上万字的新闻专题。
一、叙述时间
按照经典叙述学理论，叙述时间包括节奏、频率和顺序三个范畴。
节奏指的是叙述速度的快慢，分为省略、概略、场景、减缓和停顿五种。其中，场景是指文本叙述时间与故事发生时间相等。以此为标准，省略是指故事时间不为零，而文本叙述时间为零，新闻事件中发生了事情，在新闻报道中完全没有提及;概述是指文本叙述时间要短于故事时间，用相对较少的文本，来表述较长的故事时间;停顿是指故事时间停顿于某一点为零，而文本叙述时间却明显存在;减缓则是故事时间短于话语时间。
频率，由故事发生的频率和叙述的频率共同构成，可以分为单一叙述、多重叙述和概述。其中，单一叙述是指事件发生了一次，也只叙述了一次;而多重叙述，是指事件只发生了一次，却叙述了多次;概述则是指事件发生了多次，只叙述了一次。
顺序，指的是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之间的关系。把故事发生的顺序与其叙述的顺序一对照，便可将其分为三类：顺序、倒叙和预叙。顺序，是指叙述顺序与故事发生的顺序一致;而倒叙则是指发生在故事时间后面的事被提前叙述，发生在之前的事却被放在后面叙述，如2011年9月30日的焦点访谈——“‘天宫一号’开启太空新旅”，首先叙述的是9月30日下午的“天宫一号”成功实施第二次变轨，接下来叙述的才是9月29日“天宫一号”的发射升空;预叙，是指提前叙述将来发生的事情，如“某某会议将在哪天召开”。
二、网络新闻叙述时间的特征
如果从微观的层面考察，把任意一条网络新闻从网络新闻专题或者网站中抽出来进行叙述学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叙述时间的特征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并无多大的区别，都是叙述者运用节奏、频率和时序等技巧对新闻故事发生的实际时间进行扭曲，最后呈现出不同的新闻文本——新闻。但如果我们能够换一个角度，从稍微宏观的层面来考察，把网络新闻专题或者整个新闻网站作为考察对象，我们即可以发现，网络新闻的叙述时间呈现出如下三个特征：空间化、零碎化、无序化。
(一)叙述时间的空间化
网络新闻叙述时间的空间化，简而言之，就是用空间来表述时间。任何叙述都是时间的艺术，但是同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相比，网络新闻更多地运用空间来表现时间。
首先，从叙述节奏上来看，是场景的大量运用，即直播的大量运用。显然，在报纸新闻中，场景的运用仅限于少量的现场描写。在广播、电视新闻中，虽然近年来直播被大量运用，但终究受频道播出时间、技术、现场条件等因素的限制，新闻直播仍只限于少数适合直播的重要新闻。而在网络新闻专题报道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各式各样的直播，包括文字直播、图片直播、微博直播、视频直播和视频录播等。以腾讯2011年的英超报道为例[2]，视频类设有“直播大厅”、“录播大厅”、本轮视频集锦、精彩视频等栏目;微博类设有“腾讯微博报道”、名家微博、豪门微博、各个球队的微博专区和普通微博;图片报道设有“缤纷英超”和赛场瞬间，而文字报道在整个新闻专题中所占的比例很少。
其次，海量的背景材料和相关报道。任何新闻文本的叙述都要在历时和共时两条轴线上展开。报纸、广播、电视新闻报道，往往受版面和节目时间的限制，普遍以历时报道为主体，即以不同的时间、事情的发展变化为报道主体，而网络新闻专题报道因不受版面和时间的限制，往往由共时报道，即海量的背景材料和相关报道构成专题报道的主体。可以说，网络新闻专题报道在同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新闻竞争中，其制胜的法宝并不是报道新闻事件的最新动态，而是跟新闻事件相关的海量背景材料、报道和信息。以中国船员在泰国境内遭劫持杀害这一新闻事件的报道为例，同期的报纸、广播和电视台，都将刊播该事件的最新进展作为报道的主体，而新浪“中国船员泰国境内遭劫持杀害”专题[3]，其历时性报道仅限于“最新消息”这一栏，剩下的“事件概括”、“事件现场”、“评论”、“调查善后”、“各方反应”、“事件经过”、“遇害船员基本信息”、“微博关注”等构成了报道的主体，也是该新闻专题的力量和吸引力之所在。
(二)叙述时间的零碎化
整个网络专题，或者整个网站内容上的零散化，导致叙述时间显现出明显的零碎化特征。从网站或者网络新闻专题的层面上来看，虽然单则新闻之间能够相互链接、保持联系，但网络新闻的分类、分块与链接不可避免地使各条新闻处于一种独立隔绝状态。在一定意义上，网络新闻是标题化、图片化和实时化的报纸。在网络新闻网站或网络新闻专题的首页上，我们见到的往往是详尽的目录式标题，在每一个标题后面都隐藏着独立的内容，其叙述时间呈现出极度零碎化。仍以腾讯英超联赛新闻报道专题为例，其专题首页上成百上千的链接各自保持独立，在每一链接后面都有独立的内容，每一则新闻都有自身独立的叙述时间线，自然从整个专题来看，其叙述时间呈现出“众声喧哗”的零碎化特征。[2]另外，网络新闻网站的评论和微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之为从不同视角对新闻事件的重复叙述，这进一步加剧了网络新闻叙述时间的零碎化。以新浪“中国船员泰国境内遭劫持杀害”专题为例，截至2011年10月31日晚上，其微博数量高达758173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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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叙述时间的无序化
无序化和零散化是一对孪生兄弟，叙述时间的零散化意味着要将事件进行切分，而无序化则意味着将切分下来的薄片的位置进行调换，使之在网络新闻或专题中，失去了新闻故事原有的线性时间轨迹。一个完整的新闻事件包括序幕、起因、发展、高潮、结局与尾声，而我们在将其转化为文本——网络新闻，并安排版面过程中，首先考虑的因素是其新闻价值的大小，而不是其发生时间的先后。如新浪2011年10月30日新闻中心的首页[4]，“公安部指挥破获网络吸贩毒案查获万人”这一则新闻的时间是10月30日7时08分，而“江西河南安徽分别选举省委书记”这则新闻的时间为10月30日22时13分，按照时间顺序，很明显“江西河南安徽分别选举省委书记”这则新闻应该排在“公安部指挥破获网络吸贩毒案查获万人”这则新闻的后面，事实上却是恰好相反。另外，在网络新闻报道中不仅单则新闻经常采用打乱时间顺序的倒金字塔结构，而且其对新闻事件的系列报道在整体上也呈倒金字塔结构，即在网络新闻专题或者新闻网站中，往往是最近的事实报道排在最前面，最早发生的事情放在最后面。如新浪“中国船员泰国境内遭劫持杀害”专题[3]中的“最新消息”一栏，就是如此。
三、网络新闻叙述时间转向之影响
网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获得新闻信息的全能化平台，同时它也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其一，时间认知结构的拼贴化。时间的认知方式揭示了整个社会及其组成社会的各阶级、群体和个人的许多根本趋向。一种新的时间观念往往导致人们产生新的时间认知方式。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出现了三种时间观念：自然时间、钟表时间和以网络时间为代表的媒介时间。自然时间呈循环结构，影响人类的时间最为久远，不仅原始社会的人们对时间和日历只有一些极其简单、模糊的理解，就连二三百年前大多数文明社会的人们，也总把时间看做自然的循环。钟表时间呈线性结构，而媒介时间则又创造了新的时间结构，它建立在循环时间、线性时间的基础之上呈点状，散乱且没有持续性。钟表时间在自然时间的基础上，对时间进行切割和压缩，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生代传媒更是把对时间的切割与压缩推到极致，其内容被细分至支离破碎。人们在浏览网页时，在各个细分板块中随意穿行，直接造成了时间运动的无序化。同时，由于新闻网站的内容安排并非按照正常时序排列，因而各个链接之间的连续性被进一步打乱，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各种时间的混合体创造出了一种“时间拼贴”，各种类型的时间在同一水平面上同时并存，没有开端、没有结尾，更没有秩序。媒介时间的这种拼贴结构，给人们的时间认知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时间分配与使用方式，并使得我们的认知结构也呈拼贴状态。
其二，时间消费的零散化。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我们正在从时间过剩阶段转变到时间匮乏阶段。电话、电脑和手机等通信工具的出现和交通的发达，使得人们的社会交往日益扩大，并迫使人们将有限的时间分配到更多的事务上。人们开始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即使在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情况下，时间也不会停止其脚步，因此，人们想方设法节省时间，合理分配利用时间。以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媒迎合了人们新的时间利用的需求，力图提供与之相匹配的碎片化内容。屏幕上、网页上的事件往往缺少真实事件所具备的持续性，不断涌现，又不断消失，一方面，给新涌现的事件提供空间，另一方面，给社会大众制造了焦虑感，刺激了媒介消费者的媒介消费欲望。人们开始试图在同一段时间里做更多不同的事情，或在更少的时间内做某项特定活动。这种时间的使用模式其实是将有限时间分配至更多的不同领域，而失去的则是对一件事情持续的关注。长此以往，我们可能丧失对时间的持续整体感。
其三，时间使用的实时性。在当代社会，人们关心未来，并且内心充满了不安。因此人们试图通过媒体把握现在与未来，跟以前相比，人们更加关注媒体和更多的消费媒介产品。媒介产业出于对市场需求的满足和盈利的需要，更加关注当下发生的事情。媒介时间带来的“瞬时时间感”加剧了人们对事物“实时满足”的需求，引发了普遍而深刻的社会心理期待：既然网络等当代传播媒介能以最快的速度提供产品，那么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可不可以呢?在自然时间的农业社会，我们通过长期劳作和等待获得收获;在钟表时间的工业社会，我们以小时、天、月来计算工资、收入;而在媒介时间的信息社会，实行周薪制或工资一日一结是个很大的诱惑，分期付款的盛行也凸显了人们早点实现愿望的迫切性。总之，媒介时间是消灭等待、提早实现愿望的时间。在这个关注当下的实时性时代，昨天是历史，明天是未知的、不确定的，今天才是焦点。
参考文献：
[1]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145.
[2]http：//sports.qq.com/isocce/England.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