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篇1
[论文摘要]江泽民把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提出具有六点规定性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纳入社会主义本质，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论认识的重大创新。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述后，学术界围绕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江泽民2001年4月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新表述，明确回答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系列问题，实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论认识的重大创新。
一
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局限于制度特征上的把握。邓小平第一次作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但从认识社会主义制度深入到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并非要撇开社会主义制度。江泽民明确地把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制度直接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包括：“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未提及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制度内容。有人认为，公有制、按劳分配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范畴，它只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有人认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替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论，不再强调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问题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制度关系的讨论没有形成结论性的观点。
2001年4月，江泽民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问题作出了肯定性回答。他指出，“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社会制度。人类最终总要摆脱任何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而进入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制度，消除两极分化，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江泽民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揭示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本质联系的，其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制度与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三点规定性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直接继承，而新提出的“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三点新规定性则是从制度层面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丰富和发展。
社会主义本质不是先验的规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社会主义本质就已以潜在的形态生成和存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趋势的阐述实际上已包含了对潜在形态的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当列宁和毛泽东先后领导在俄国和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后，社会主义本质就由潜在的形态转变为实在的形态，内化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中了。社会主义本质不可能抽象地存在，如果没有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无从谈起，社会主义本质也就不能以实在的形态存在。江泽民在社会主义本质内容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前提的基础性意义。
二
传统社会主义观从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出发，简单地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脱离了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束缚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未提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有人由此认为邓小平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一起从社会主义本质中剔除了，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江泽民社会主义本质论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消灭剥削制度”，在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基础上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本质。
最近有学者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无法解释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现实，计划与市场、公有制与私有制不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邓小平把计划与市场从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剥离出来，为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造了条件；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从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剥离出来，为创立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理论创造了条件。在之后，众多国家的左翼政党和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都从传统的体制特征本质论转变为价值目的本质论，即社会主义本质不是计划经济、公有制等体制特征，而是平等、消灭剥削等社会主义的价值目的。这种从国际视角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作出的所谓深层思考是站不住脚的。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确抓住计划和市场关系进行了理论创新，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邓小平冲破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的束缚，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思想解放，但他并未在剔除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同时否定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邓小平指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国内外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曾有两种评论：一种认为中国改革会放弃社会主义，另一种认为改革不会放弃社会主义。之所以出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是因为我国的改革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纠正了非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更加鲜明、突出地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1985年，他指出，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在反复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时，得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结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体现和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制度基础，舍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就无从谈起。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条件掌握在谁手里，是决定生产关系性质和社会性质最本质的东西，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江泽民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出现的，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历史条件决定了我们在革命胜利后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点比较低，建设任务异常繁重，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基础决定了我国要搞社会主义又不能搞单一的社会主义，只能确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存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之中。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但因为非公有制还存在，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中仍存在剥削现象。江泽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形成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把“消灭剥削”明确界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灭剥削制度”的现实要求，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消灭剥削制度”、“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既符合社会主义最终目标，又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前目标，使得社会主义本质论更切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
三
江泽民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纳入社会主义本质，丰富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把社会主义本质论与社会主义制度观联系起来把握，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首先，从经济一个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本质转向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三个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本质，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更为全面。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有学者认为，江泽民从一个新的角度、以新的标准，给社会主义下了一个新的定义。他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而“全面发展、全面进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一基本要求，不仅要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同时还要求加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与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及建设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本质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纳入社会主义本质内涵，明确解答了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全方位联系。2000年6月20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上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绝不能动摇，否则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就很难巩固和加强。”江泽民不仅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经济制度要求，而且指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政治、文化制度要求。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全国各族人民享有的最广大的民主，它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和行使国家的权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时候都必须做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再次，江泽民为社会主义本质论增添社会主义制度内容，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
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原则；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又指出，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原则的论断与他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构成了我们党的科学社会主义观。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篇2
[关键词]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理论；战略构想；理论特征
[作者简介]江俊伟，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福建福州350001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8―0001―05
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创立者，然而他在1940年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及1945年写《论联合政府》时，对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并没有作具体的论述，“刘少奇是做这个工作的第一个人”。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前，刘少奇以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对建设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作了战略构想，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作了深刻的理论阐发，丰富了它的内涵。事实上，“刘少奇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奠基人之一”。今天重温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思想，对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和谐的构想
1.对民族资产阶级又斗争又联合，以联合为主，调动社会各阶级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49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在天津一系列讲话中指出，今天党的中心任务是恢复经济，继续反对“三座大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使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本家互相尊重，各得其所。这样，社会秩序就可以安定，大家就好努力地进行建设工作。”同年7月，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展望新中国政权建设时再次提及要“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并有针对性地批评了关于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说法。他告诫党内干部说，如果实行这种政策，会把民族资产阶级推向帝国主义阵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又斗争又联合，以联合为主的政策，将持续约“十到十五年”。这一构想得到了的赞同，并获得斯大林的肯定，有力地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为恢复国民经济服务，是对党的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新发展。
2.推动中共领导下各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类政治组织的协作发展，为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服务。《报告》指出，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为群众所熟悉的新的便当的组织形式，“是由中国一切派及人民团体与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廿三个单位共同筹备与召集，这种方式，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准备使其成为制度化的政治组织，以推动新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报告》还强调，中共还要召开工会的、妇女的、学生的、青年的、教育工作者及科学工作者等的全国代表大会，并成立全国性组织，以便于它们在中共领导下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积极的建设作用。这些构想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领导力量等，其基本精神被写入《共同纲领》中，成为中共施政的方针和理念，促进了新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3.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各民族平等友爱互助，增进互相信任和团结。建立独立、统一的各民族大团结的新中国是中共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1949年9月，刘少奇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了《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的讲话。他指出，会议即将通过的《共同纲领》将以“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的形式规定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把过去被人讥笑为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团结为统一的力量，为克服一切困难，把落后的中国建设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在《共同纲领》指导下，新中国废除了旧的民族压迫政策，建立了平等友爱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中国成为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1954年9月，刘少奇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以《宪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中国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各民族都能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保障各民族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实现自己当家作主，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这样就逐步地消灭历史上残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歧视，不断增进各民族的互相信任和团结。”
4.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与世界上平等待我之国家平等交往，友好贸易。新中国成立前夕，、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在不同场合阐明了“另起炉灶”、“一边倒”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外交方针，表明了中国将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争取创造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49年7月4日，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这一思想，重申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一是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二是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三是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四是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这些基本原则蕴涵着刘少奇以斗争谋独立，以斗争求和平，在和平中促进经贸发展，使外交工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充分展现了他的外交艺术，把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性与利用世界上不同力量、不同矛盾为我所用的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二)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和谐的构想。新中国建立前夕，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集中精力研究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他以调研为基础，广泛吸收包括等在内的中共高层成员的意见，不断修正、发展其中的一些观点。从1948年9月初写《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的手稿开始，至1952年底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刘少奇在一系列讲话和论述中深化了对中共中央西柏坡扩大会议上关于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的认识，系统地阐述了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和谐的战略构想。
1.关于新中国五种经济成分的和谐发展。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这份党内的报告提纲中指出，中共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尽管这五种经济形态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但是在过渡期间“除开那些投机操纵的经营及有害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经营
而外，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这种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将比东欧、中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长得多。”紧接着，提纲对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经济结构长期共存的发展模式、发展途径和根本目的作了战略构想。发展模式就是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并使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密切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范围以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禁止一切投机操纵及有害国计民生的经营。发展途径就是通过逐步增加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根本目的就是帮助恢复和发展农业和工业，逐渐地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这一构想的主要精神，受到了的肯定，很快被写进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文件，随后又写进了《共同纲领》成为法规。
2.关于城乡和谐发展。1949年3月12日。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城市工作的发言中认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以后，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要以城市工作为重心来领导全党的工作”，必须兼顾城市和农村，任何“‘单打一’的做法必须改变，否则就要犯错误”。同年四五月，他在天津讲话中对城乡经济互动、协调发展作了进一步设想，并对天津市委作了具体指示：一方面，把畅通城乡关系作为恢复经济的重点，着力解决“城市工业品与乡村农业品互相交换的问题”，组织“农产品收购委员会”、“贸易市场和农民物资交易场所”，确保“电政电讯畅通”，为城乡信息交流提供保障，既解决城市工业恢复的原料来源问题，又增加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关注工农产品剪刀差问题，改变近代以来城市剥削农村的对立关系，以利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说：“城乡关系上，现在工业品太贵，农业品太贱，这对农民不利，应该互相照顾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在思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问题时，多次阐明了城市发展对农村的带动作用，认为“离开城市工人阶级、强大国有工业，不能有农业集体化”，只有到城市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够为农业提供大批机器时农业集体化才能实行。
由此可见，刘少奇是站在城乡一体化的高度来审视城乡关系的，他把城市和农村看成国民经济中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又相对独立的两个子系统。在工业化初期城市依赖农村的原料、劳动力、市场和资金积累，在重工业能为农业发展提供大量的农业机械时，再以城市帮助农村实现农业集体化。虽然随后在党内高层关于机械化和农业集体化孰先孰后的争议中，刘少奇的观点被否定了，他的构想未能在实践中展开，但是他在建国初期关于城乡关系的构想，充分展现了他开阔的理论视野，并成为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理论的先导。
3.关于农轻重的和谐发展。1948年12月25日，刘少奇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告。他指出，为了恢复工业特别是大工业，必须首先恢复农业。“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农业与轻工业是我们的重点”。1950年，他在设想工业化的步骤时明确提出：“要以主要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当农业和轻工业发展起来后，“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并发展重工业”。反过来，“只有在重工业建立之后，才能大大地发展轻工业，使农业机械化，并大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51年7月5日，刘少奇在春藕斋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了重工业对农业轻工业的依赖关系，及农轻重协调发展的先后次序。他说：“因为要倚靠农业和轻工业来积累资金。重工业的大规模建设，只能摆在后一步。”刘少奇这一构想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在建国之初不能不说是很有见地的思想。
4.关于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1948年12月25日，刘少奇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这就涉及如何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在刘少奇看来，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国家经济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基本工具，合作社是把新民主主义引向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只要发展属于集体经济的合作社，无产阶级就能在经济上领导农民，实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新中国“就能向社会主义发展”。为此，要“防止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但过早地采取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要犯‘左’倾错误”。随后他在天津市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尽管个别用词不是很妥当，但是讲话及时纠正了普遍存在的“工人有其厂”的“左”倾错误思想，稳定了天津市民族资本家，推动了天津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并迅速影响到其他新解放区，避免大量民族资本的外移。
实际上，刘少奇是以有利于恢复生产为标准来认识三者和谐发展关系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需要借助资本主义的一些形式来发展生产力，积累物质基础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和平过渡的前提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平过渡的途径是利用合作社把个体经济逐步引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方式是渐进的。
5.关于生产与商业、市场的和谐发展。首先，刘少奇认为，生产发展是商业发展、市场繁荣的基础。其次，商业是联系生产者与大工业的桥梁，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联系纽带。虽然投机商操纵了商业，会“无限制地去剥削小生产者和消费者以至损害国家利益”，但是如果国家机关和合作社引导商业，就能避免投机商对小生产的控制，逐步地引导这些小生产向着集体方向发展，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向着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最后，必须纠正重农轻商的传统，“要重视农业、工业，也要重视商业，这三者是有机体的配合，是缺一不可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而必须用商业的方法战胜资本家”。
在此，刘少奇把商业、市场看作联系小生产者与大工业的中介，是组织生产、分配产品的一种方式，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把个体经济引向集体方向的不可或缺的手段。由于社会实践的局限，刘少奇尚未明确把商业、市场与计划上升到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的理论高度，但是在建国之初中共高层干部普遍囿于苏联模式，忽视商业的作用时，他能把商业看作是一种组织生产的工作方法，并置之与工农业同等重要的地位的认识，已属难能可贵。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和谐的构想。刘少奇建国前后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和谐的论述，贯穿着独特的理论运思：不拘一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社会上有限的文化资源用在刀刃上，加快人才培养，积极营造民主、宽松的文化氛围，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49年4月，刘少奇在听取天津文教工作汇报时的谈话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和谐发展作了许多具体的阐述。首先，鼓励私人办校，以利于增加培
养经济建设亟需人才。他说，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基地，鉴于政府经费有限，应当鼓励私人办校，“对于任何私人以及外国出资办校者，一律欢迎”。其次，提倡学术自由，即便是马克思主义也应该让人讨论，因为“真金不怕火炼，马克思主义是愈炼愈好的”。最后，主张言论自由，兼听则明，“不论工人或资本家应当允许他们有发表解决问题的意见和机会，不管他是谁，只要是好的意见都允许，错误的意见要批评，就是共产党员错了，也要批评，这样才有原则性”，言论自由的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情，不闭塞言路”。
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城市，刘少奇进一步意识到人才培养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性。1951年5月，他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文化建设准备的工作时说：“现在我们是知识分子太少了。专家太少了，技术人员太少了……知识分子是宝贝，到处找不到。”有鉴于此，当务之急，首先，要增加学校，加紧人才培养；其次，大胆使用旧的知识分子，“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也要用”，应该给他们接受教育和适应新社会的时间，要很好利用已有的3000多万小学生、150多万中学生、10多万大学生，并合理安排每年毕业的300多万高小毕业生；最后，今后选配农村干部主要依靠高小毕业生。刘少奇这些构想实际上表明了建国初期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塑造了一个较为开放、宽容、激昂向上的文化环境，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界人士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
二、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构想的理论特征
(一)科学性。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以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为指导。以调研为基础，善于吸收、总结中共高层干部的正确认识。并随着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的深入不断修正、补充和发展，这就使得他的构想比较符合过渡时期中国的实际，呼应了历经战乱的人们渴望安定的心理需求，具有科学性，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全面性。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深入阐发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基本内涵、主要内容、组织形式、领导力量、根本目标；创造性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构成成分及其不同的性质、地位、作用、相互间的矛盾和处理办法、发展前景，较为合理地处理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具体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学校教育方针及宣传教育方针等问题。这是对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后，如何在生产力很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新中国问题的全面理论探索。
(三)系统性。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比较系统地探索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如何认识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虽然构想的个别部分的表述还不够明确、科学，有待进一步提炼，并在实践中发展，但是构想中一系列新的论断、观点、原则、策略和措施是互相关联、互相补充的，并初步地构成较为系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体系。
(四)实践性。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把党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有机结合起来，以新民主主义中国国情为出发点，着眼于科学处理各类不同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性，创造良好的国内外环境，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一党的中心任务服务。这些构想中的方针原则、策略及措施源于实践，自觉接受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因而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品质。
(五)创新性。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把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和建国前后中国国情相结合，走党的群众路线，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在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理论、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经济结构理论、城市化理论、工业化理论、合作社理论、农业合作化理论、知识分子理论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和创新，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深化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的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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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篇3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民生经济观
中图分类号：F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973（2012）04-0008-05
党的十六大以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系统地提出并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再创新。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明确地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标志，创造了一整套的民生理论和民生实践。这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要求相统一，又体现了这种基本要求在当代条件下的最新发展。据此笔者认为，与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贯彻落实相一致，一种崭新的民生经济观已经深深地融入到党的执政思想和治国方略之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重视民生问题是党指导思想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理念的本质内涵，成为检验党和政府路线、方针、政策成败的根本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又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1]显然，在马、恩看来，共产党从她的创始起就以完全彻底、不分民族、不分国别、始终如一地为无产阶级谋利益，追求“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为奋斗目标。这可以看作是共产主义创始人对全体共产党人的立誓，无疑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宗旨和民生经济观最高准则。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大众的利益放在第一重要位置，并为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同时，用自己的实践反复证明，如何看待民生问题，归根到底是鉴别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分水岭和试金石，成为党执政治国思想创新的关键所在。
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同志就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2]“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3]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统领下，新生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重大进展，成功地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然而在后来的一段时间中，党内思想上出现了“左”的倾向，推行所谓“阶级斗争为纲”，以至于把“革命”和“生产”完全地对立起来，排斥发展经济、轻视民生水平提高，结果最终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人民生活陷入历史性灾难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率领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坚定地走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小平同志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标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4]“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5]116“只能是死路一条。”[5]370-371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即是一个坚定不移地追求民生水平提高的过程，也是一个在民生事业发展上不断取得进步和成就的过程。正如同志在建党八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所总结的那样：“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6]实践证明，坚持从民生的视角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社会主义的任务和政策导向，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创新价值的核心所在，也是其得以成功发展的根本原因。
二、科学发展观对民生提高的深切关注，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和最大创造，从而使其融入到党执政治国战略观的最高层面
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党中央审时度势，逐步地树立了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统领发展的指导思想，表明党在民生问题认识上的深切关注，并融入到执政治国战略观的最高层面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理论的一系列重大创新。
（一）提出“以人为本”的基本定位，并把它作为科学发展的整体出发点和核心要求，形成了科学发展与执政治国在实现民生目标上的有机统一
同志指出：“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根本含义，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民、执政为民、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显然，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党的执政治国思想的根本性提升，也是党的新型民生观的最高定位，进一步明确了党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保证人民利益真正实现的纲领性目标。这里提出的“三个一致性”，就是要更加深刻理解社会发展规律、党的崇高理想、各项工作任务在人民利益基础上的内在联系，确保科学发展与执政治国在坚持民生目标下的高度统一，说明党确立以人为本理念，始终如一地追求民生目标实现的历史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
（二）把民生问题提升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使其成为表现社会发展成效的整体性概念，形成“大社会”与“小社会”在民生利益连结中的有机统一
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体现民生追求的最新最高表述，也把实现全社会各种文明建设统一囊括入民生事业发展的总体要求之中。基于这种定位，同志又提出，在实际工作中做到“既要从‘大社会’着眼”，又要从‘小社会’着手”，强调把全社会和谐建设真正落实到“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以对“重点”问题的解决推动社会各项建设的协调发展，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可见，在党中央看来，重视民生问题和群众利益，不只是党和政府执政治国目标之要求，而且是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共同任务，也是贯穿“大社会”与“小社会”以及各项工作任务的根本纽带。从而，把民生目标深深地渗透于执政治国、各种文明建设和各项具体工作任务之中，在根本上保证了“大社会”与“小社会”的有机统一。
（三）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着力把握和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化解矛盾与社会和谐在人民利益基础上的有机统一
同志反复指出：“要坚持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妥善协调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代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只有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处理好这些利益关系，我们才能真正处理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的改革发展稳定问题。并且进一步指出，我们“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毫无疑问，社会和谐是社会民生和谐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和谐民生观指导下的各种民生关系和谐。真正的社会和谐必然是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的和谐，必然是群众利益关系协调、人民生活在公平正义环境中的和谐，必然是社会公共服务完善、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保持可持续状态的和谐。党和政府还一再告诉人们，我们面临的时代既是一个经济发展可以大有作用的战略机遇期，又是一个容易引发社会不安定的矛盾凸显期。追求民生水平提高，既可以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形成不失机遇抓发展和应对挑战破难题的有机统一，又成为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一系列战略实施的共同选择和最佳结合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迈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必然所趋。
（四）把经济发展逐步扭转到“又好又快”的轨道，让人民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形成当展与未来发展在确保民生健康幸福中的有机统一
与科学民生观理性认识形成相统一，党中央在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上，进行了一系列战略性调整，由追求“加速发展”，转变为“又快又好”，进而转变为“又好又快”，强调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道路。按照“统筹兼顾”的要求，强调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和全过程上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社会整体向“全面协调可持续”迈进。党和政府指出，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人均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必须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同志还告诉人们：“可持续发展战略事关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事关子孙后代的福祉，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所有这一切，都充分地显示了党和政府着眼于未来发展而定位于当代，在发展理念和战略选择中所提出的民生性要求。
综上所述，在当代中国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已不再是原先意义的一个局部性任务和一个方面或层次上的目标，而转变为涵盖经济发展整体目标的发展路线，所谓的“民生”也不再是狭隘意义上的“衣、食、住、行”概念，而转变为一个“大民生”和“全社会”的、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综合性概念，上升到了主导乃至统领社会发展全局的“管总”地位。其不仅是面对新的时代条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又是现代化发展进入必须大幅度提升和优化民生状态或阶段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六大以来经济社会的最新发展，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又一个阶段性再提升，已事实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推进到一种新型的民生经济形态，标志着新时期党执政治国战略观上的又一高端化创新，亦即中国特色社会民生战略观的真正形成。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民生观，具有全面体现科学发展的崭新性能和时代特征，同历史上的诸多民生追求和主张具有本质区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生观，具有明显的全面体现党的十六大以来突出科学发展的新的时代性能。这就是要在坚持又好又快地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民生创造性、民生享有性、民生和谐性、民生持续性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这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观的根本特征。
（一）民生创造性
指民生供给能力，即支撑民生需求实现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它是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的基础组成部分和物质保证。提高民生创造性，具有决定一切民生发展问题的影响力。同志指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关键是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增强综合国力”。“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强调发展的科学性，“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不改变发展作为硬道理的本质决定性，只在于追求发展能够具有更加强劲的创新增长能力，能够更加朝着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方向迈进，更加充分体现民生供给实现的美满水平。大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加快提升创新发展能力和民生价值，从而打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前提。
（二）民生享有性
是指民生项目的实现状况，表现民生需求的直接满足程度和实际获取水平，是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进步的标志性内涵。各种民生建设项目的具体实现，既是民生水平的直接表现，又是整个社会主义民生经济性能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要把实现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6]作为公共服务的基本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和提升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另一方面加快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在政策导向上，要强化消费对经济拉动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使消费率稳步提高，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同时要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不断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完善和健全社会管理体系。要牢固树立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的观念意识，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内容广泛的人民当家作主。[6]总之，不断提高民生物质文化享有水平，持续强化人民的社会政治管理权利和影响力，不停顿地开创富民强国和民主进步的新局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的持久不懈之追求。
（三）民生和谐性
是指民生关系的协调状态，显示民生社会管理的优化状况和对矛盾的化解能力，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在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平正义程度。社会和谐的基础是经济和谐，和谐局面开创的根本是要处理好各种经济关系。从国家的层面上讲，首先要处理好经济发展的战略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次应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诸如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部门与地方、部门与部门，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等；处理好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结合点，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关系，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关切。在这诸多关系的处理上，关键是摆正党和政府同人民之间的位置。“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6]只要党群关系、政群关系、干群关系和谐，社会关系就会和谐，就没有什么矛盾不能化解，没有什么难题不能解决。简言之，创造民生的和谐性，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的题中之义，又是持久不断地推进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所必须。
（四）民生持续性
是指民生增长和提升的可持续条件，显示民生发展中的科学价值和长远水平，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的未来延伸和长久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指引下的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民生经济形态，是一种统筹诸多方面的全方位可持续的经济。综合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其主要是实现五个方面的可持续：一是主体要素可持续，要十分珍惜人的生命，重视人才的价值，不断提升人的全面发展水平，处理好社会前进和人的素质全面优化的关系；二是资源条件的可持续，有计划开发和节约使用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关系；三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可持续，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节能减排，优化生产的效率、效益，化解城乡矛盾，协调区域关系，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四是社会性质的可持续，不断改进和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破解发展中新产生的难题，提升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五是国际环境的可持续，倡导平等互利交往，争取国与国之间的包容性增长，创造一种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处理好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的关系。
简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生经济观，根源于党的指导思想和革命目标，依托现代生产力水平、反映新时代人本精神、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性质，具有特有的理想定位和丰富的现实内涵，旨在倡导和开创一种崭新的民生经济社会形态。民生创造性、民生享有性、民生和谐性、民生持续性，四位一体，相互依存、协调配合，体现新型民生经济发展中目标与过程、整体与局部、主观与客观、未来与现实的共生和相融，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发展的综合状态，标明其作为一种新型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全局性、深层次、现代化变革性质。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虽然以民生追求为目标、倡导民生均等的政治主张和社会形态并不少见，但是从本质上讲都无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生观及其民生经济形态相比较。
小农经济民生均等性要求，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根深蒂固，其最早可以追溯到儒家的庶民情结和平均主义观念。《论语》中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不患穷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就讲述了民生的重要和庶民平均主义观念。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竞把“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作为革命的纲领性目标。毫无疑问，这种民生要求代表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宿愿，但其作为小农生产和自然经济的产物，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憧憬，根本不具有实现的历史条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没有多少共同之处，是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的。
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民生主义，是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曾产生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这种民生主义反映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重点在于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基本要求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最终目标是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生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迈向全面小康社会以及更高水平的要求，不仅在社会性质上同民主革命时的民生主义具有根本区别，而且在民生的内容和水平上也存在历史性的差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所倡导的民生经济，首先是一个包括民生全方位目标和基本建设过程的“大民生”概念，涵盖民生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全部内容；其次是把赶上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作为定位目标，是一种具有现代社会的高层次、高格调、高文明享有性的追求。
西方国家的福利主义，依托现代生产力的发展，重视民众社会福利保障，在加强民生需求供给方面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而且它们在推行民生保障本身的一些做法上，也给我们的民生经济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但是从民生观的整体上看，它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仍存在本质性差异。一是内涵定位不同。前者产生于应对经济危机时“刺激”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一种为调节经济发展的“政策”手段，常常是因现实而采取单个单项设计，并不具有整体经济性质和系统性要求；而后者根源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追求，既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又定位于经济发展的落脚点，具有出发点与落脚点始终对应的社会性质和整体规定性。二是对变革过程定位不同。前者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本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和阶段性要求；而后者与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相统一，主张在以人为本的统领下实行民生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一种贯穿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全方位、全过程的要求。三是社会本性不同。前者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总体要求，一切福利政策在实质上只是作为缓和阶级矛盾的手段，也就不具有不断满足劳动者物质文化水平的彻底性和社会高度；而后者把建设和谐社会作为定位，把提高民生水平既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现实手段，又作为不断推进劳动人民主人地位和共享水平的基本途径，最终是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富裕、幸福，具有实现人类社会全面、持久进步的理想和高度。总之，简单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生观及其主张的经济发展，同历史上的相关主张和形态混为一谈，无疑是十分错误的。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生观创新，还在于形成了进一步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路径体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再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与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相一致，并非是游离于经济建设之外的“创造”，而是依托于现实经济发展，围绕民生建设和水平提高，形成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路径上一系列的认识创新和实践创新。归结起来说，就是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五个更加注重”，说明了科学发展与现代新型民生观的本质联系，体现了在实现科学发展整体要求的高度上，形成发展理念、发展本质、发展方式、战略重点、改革动力、保障机制等重大问题认识上的再创新。
（一）开创了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创新
如前所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在实践上说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6]所以，提出“以人为本”实现了发展的“科学性”与人民利益的“人本性”的高度统一，是党关于发展宗旨和理念上的深度创新，从而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判别是否“科学发展”的基本准则。这就是说我们的发展决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不断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6]就是要在坚持以人为本理念下，重民生、维民权、保民利、惠民众，上至富民强国、社会和谐，下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病老灾祸，都应下决心解决好。就是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始终把重视民生问题作为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看作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自觉选择。
（二）形成了发展硬道理的最新解释
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形成了对发展本质认识的最新理解。它告诉我们，当前我国所面临的任务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问题，而是要想办法使发展更具科学性的问题；不是要盲目地追求发展量的扩张，而是要更加重视发展的质的水平提高；不是认为发展越快越好、搞速度攀比，而是要使发展做到好字当头、好中求快。也就是要改变片面追求经济高增长、简单比较GDP的发展，转向把满足民众物质文化需求放在第一重要位置，以不断追求民生水平提高、幸福指数上升、生态环境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发展。不仅要拥有强大的民生创造力，而且要着力提高民生的享有、和谐和可持续水平；不仅要有物质文明，还要有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不仅经济上要富裕、繁荣，而且要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在发展本质追求上的新跨越，从而实现了新型民生经济发展中的科学性与民生性要求的高度统一和全面融合。
（三）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主线”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规划的战略“主线”，而这条“主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定位在了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可以说，这是我们党从建设民生经济新形态要求出发，所形成的有关发展路径问题的最新、最深、最为重要的领悟。因为脱离开民生要求的出发点，所谓的转变就失去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基本定位，同时也丧失了发展依托人民的动力源泉；而不以民生保障和改善为落脚点，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所要追求的最终目标，也就意味着发展已经脱离开社会主义民生进步的轨道。反过来说，只有深入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才能使经济发展创造力和增长活力得以更加充分焕发和提升，形成对民生需求实现的更大和更加有效的保障；才能产生出一种真正符合社会主义民生要求的生产；才能使发展的追求真正地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期待；才能最终地做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动力来自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
（四）确认了城乡关系变革的新阶段
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党中央适应我国民生建设关于发展阶段上而作出的一个最新的也是最重要的概括。现实中收入水平总体较低的是农民，民生提高相对最难的是农民，生产、生活环境较差的也是农民。而这并非是因为他们劳动不卖力，也不是因为他们智力水平低，而是他们处在发展的被动地位，被历史地排斥在发展的边缘。另一方面看，农村又具有巨大的可开发的市场空间，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村新的产业开发、农村城镇化转变，又可焕发出巨大的民生创造力。因此，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同志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我国能否由发展中大国逐步成长为现代化强国，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用适合我国国情的方式，加快改变农业、农村、农民的面貌，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发展民生经济一定要破解“二元结构”。这是一场最终地使中国走向富裕、繁荣、发达的战斗，是加快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建设的主要着力点。
（五）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新重点
形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体制环境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改革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但不同阶段的改革具有不同的重点任务。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当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消除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障碍”，进入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新民生经济机制、加强民生经济保障，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要以化解发展中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矛盾和难题为重点，“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社会科学发展的思路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创建新型民生经济的战略基准，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新社会管理方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与人关系和谐，进一步创造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新政策、新方式。这种新体制和机制的构建，是新型民生观实践要求，是焕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动力源泉的制度保证。
（六）形成了实现和谐稳定的新思路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根本之策。这表现了从新型民生观出发的有关社会稳定的保证机制创新。从来的经济发展都不会孤立存在，是与一定的社会氛围、自然、制度环境相统一。坚持社会和谐安定是实现民生经济健康推进的协调保障机制。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而稳定却不能采取简单地“压”，而应“主动正视矛盾，要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不断为减少和化解矛盾培植物质基础、增强精神力量、完善政策措施、强化制度保障，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6]这既是保障社会主义民生经济健康推进的根本举措，又应该成为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推动国家富强、和谐、兴盛、发达的主攻方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4.
[2]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
[3]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9.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14.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篇4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涵及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涵
1943年抗战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科学概念，构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框架，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阐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开展什么样的革命、以及怎么开展革命的问题，解释了革命的性质、对象、前途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并不是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而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只有经过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即相当长的而不是短暂的历史阶段，做许多的准备工作，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即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
（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意义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革命的实践中，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对中国共产党人寻找符合中国实际，有利于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新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及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其内涵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是集道路、理论、制度为一体的已付诸实践的一个新的社会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涵丰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其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党中央基于现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而作出的科学论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又在当时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了主导作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引领我们党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特点和要求，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三、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联系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阐述，涵盖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孕育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内容、奠定了理论基石。
（一）政治上的关联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行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段联合专政。在国家的基本制度上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两者都强调无产阶级及党的领导作用，明确人民的主体地位，发展人民民主政治。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到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今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原生态雏形。当时，中央还就代表的直接选举、间接选举、代表任期问题提出了建议，从中可以看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由来和历史发展脉络，这项制度也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
（二）经济上的关联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依据中国极端落后的经济状况，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其中，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占主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虽然两者的经济制度在构成成分、性质等方面已有较大不同，但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思想是一样的。
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理论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的思想。马克思曾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二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即从纯粹的公有制经济退回到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其实质是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和方式。
探索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理论的来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现阶段，我国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文化上的关联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应本着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入手寻求路径。“民族的”是指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寻找文化交融的方式，既要保持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要对世界优秀民族文化做到兼容并蓄。“科学的”是指应以科学的态度正视历史，主张实事求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反对统治阶级腐朽的文化，发挥科学的、优良的中国传统文化。“大众的”是指文化传播的载体“文字”“言语”要接近群众、切实反映群众的需要。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篇5
第六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一、单项选择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
A社会主义社会B封建社会
C新民主主义社会D资本主义社会
2.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建立的最主要途径和手段是：()
A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企业B没收官僚资本
C没收民族资本D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
3.为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的是建立了：()
A国家资本主义经济B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C个体经济D国营经济
4.1951-1952年开展的“三反”运动是：()
A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B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C反贪污、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D反****、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5.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政策：()
A加工订货B统购统销
C和平赎买D公私合营
6.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公私合营阶段和平赎买的形式是：()
A“四马分肥”B定息
C核价收购D无偿没收
7.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
A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B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C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D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8.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是：()
A不要四面出击B积极引导，稳步前进
C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D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9.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是：()
A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
B综合平衡
C艰苦奋斗，勤俭建国D一要吃饭，二要建设
10.1963年周恩来在一次科技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
A工业现代化B农业现代化
C国防现代化D科学技术现代化
二、多项选择题
1.建国头三年，我国建立了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主要有：()
A国营经济B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C个体经济D合作社经济
E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2.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
A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B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C实现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D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E实现对资本家和地主的改造
3.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
A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工业建设B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
C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D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稳步增长
E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4.集中体现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的著作有：()
A《论人民民主专政》B《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
C《论十大关系》D《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E《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5.毛泽东晚年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出现的最主要错误是：()
A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B阶级斗争扩大化
C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认识不足D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存在某种缺陷
E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6.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要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必须具备的条件是：()
A土地改革的完成B******残余势力的消灭
C现存工商业的合理调整D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E“三反”“五反”运动的顺利完成
7.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历史条件是：()
A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的历史B任务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C恢复了国民经济D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
E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8.我国对个体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遵循的原则是：()
A自愿互利B典型示范
C国家帮助D公私兼顾
E积极领导
9.1956年，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
A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矛盾B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
C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D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E人民对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
10.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正确处理的关系有：()
A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B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
C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D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E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三、辨析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2.农业就是工业。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以农业为主导。
3.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仍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属于敌我矛盾的范畴。
4.在中国，没收官僚资本就其革命性质而言是新民主主义的。
5.建国初期，我国的国营经济主要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建立的。
四、材料分析题
阅读下面几段文字，并回答每段文字了什么内容或主题。
1.“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
2.“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五、论述题
1.为什么说我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2.为什么说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巨变?
3.为什么说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独创性，是毛泽东思想善于创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划时代纲领和历史性宣言?
参考答案(第六章)
一、单项选择题
1.C2.B3.D4.A5.C6.A7.D8.C9.A10.D
二、多项选择题
1.ABCDE2.ABCD3.ADE4.CD5.AB
6.ACD7.ABC8.ABC9.AB10.ABCDE
三、辨析题
1.错误。中国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中共领导人民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1952年，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确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在我国基本确立，才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2.错误。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首先必须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业和工业关系极为密切，农业对工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农产品是重要出口物资，农业是积累的主要来源。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
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必须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在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发展重工业。但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必须走一条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3.错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我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
4.错误。近代中国的官僚资本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官僚资本的产生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的产物。中国近代的官僚资本最主要特征就是买办性、封建性和垄断性。同时，官僚资本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就使没收官僚资本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因此，没收官僚资本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但是另一方面，官僚资本又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新民主主义国营经济，使这部分控制辚家经济命脉的巨大经济力量集中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手中，成为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开端。所以，没收官僚资本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5.错误。建国初期，我国的国营经济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而建立的。当时，国家运用政权的威力使旧中国依附于帝国主义，占全国工业资本总额三分之二左右，占工业、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总额80%左右的官僚资本成为国营资本。这些企业经过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起决定作用的国营经济，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
对民族资本，国家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而没有采取无偿没收的政策。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我国经济落后，工商业不发达，需要利用私营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具有不同程度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实行和平改造，有利于发挥他们的知识和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四、材料分析题
1.引文反映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要把国内外一切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可以争取，反动势力也要争取化消极为积极因素，为一个共同目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2.引文说明中国人民面前只有两条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是侧向帝国主义，就是侧向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我们要时刻警惕，对*不能发善心，心软是不行的，那么它会侵略你。
五、论述题
1.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具体表现为：①和平赎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运用政权的力量，废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②逐步过渡。③把对经济制度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在一起。④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2.首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来看：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历翻天覆地的大事变，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经过国民经济恢复和三大改造，中国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以上充分说明，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巨变。
3.1953年，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篇6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在实践中，由于主客观的诸多原因，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发生了嬗变。本文将试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内容出发探讨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实践中发生的嬗变及其原因，以期为我国现阶段改革提供经验启示。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必然性;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等方面的理论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1.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性
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关系原理，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原因是旧中国的生产力非常落后，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的经济是非常孱弱的，尤其是重工业基础相当薄弱，建国初期我们几乎没有可以凭以立足的重工业产业，大部分都是农业、手工业以及家庭式的小作坊工业。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通过新中国的建立，我们肃清了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对经济的掠夺破坏，使建立新的国民经济体系成为可能。因此，新中国必须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鼓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2.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
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目标，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1]。在这个共和国中，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作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构成形式。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并使之居于主导地位;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实行“节制资本”。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曾指出新文化是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既不是资产阶级文化，也不是完全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3.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既存在资本主义因素，也存在社会主义因素，它的阶级基础和政权结构中不仅包括农民阶级、工人阶级而且还包括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处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因素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因为各种社会主义因素尚处在未完全发展的状态，所以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同时，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2]675，而且“时间是相当地长”[2]684。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具有理论指导性和现实可行性。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到1952年底，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立和巩固起来，各项建设事业都呈现出勃勃生机。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实践嬗变
1952年下半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逐渐放弃了原来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战略构想，选择了一条直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道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实践嬗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时限的论述的变化
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多次讲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问题，分别说要十五年、二十年或是三十年。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要经历长久的时期，新民主主义“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2]684“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2]160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强调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一段时间后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一定发展后，一举进入社会主义，可以说要坚持的时间是不短的。但是在毛泽东访苏返回北京后随即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10-15年就基本完成社会主义，而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际的时间是四年，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大大缩短。
2.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工作重心的变化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到建国后应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完成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阶段实现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也说过“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但是后来，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虽然也是坚持“一体两翼”即强调实现工业化为“主体”、对农业和手工业的改造为“两翼”，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从中央到地方都把尽快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作为了工作重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给人们的客观印象就是淡化了经济建设的工作重心。
3.关于对待资本主义态度的变化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到“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3]1058其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又提到“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4]1479可以看出，早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经济是采取保留态度，即可以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但是后来，在七届六中全会上，他提出“使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灭绝”，主张要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和原先的保留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思想发生了背离。毛泽东思想的变化是当时党内大多数人对待资本主义态度的一个缩影，说明当时党内对待资本主义态度已经发生转变，由原先的允许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转向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实践嬗变的原因
1.客观原因分析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实践中的放弃有其合理性，受其所处时代的大环境背景下的客观原因的影响，我们要从国内环境和国际背景两个方面来把握。
一是扩大工业化的客观要求。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毛泽东意识到我国正面临着发展国防工业及重工业的首要任务，在冷战局势下，我国要自强自立就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国防和重工业体系。中国是一个重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要建立独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先把全国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举全国之力以图之，而当时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工业体系并不具备这个能力，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重工业及国防工业的发展。因此，搞合作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必然选择。
二是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苏联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世界逐渐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立的政治格局。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确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方，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恢复、重建工作也依靠了苏联的援助，但是由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苏联方面始终认为中国实行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斯大林认为毛泽东要做“第二个铁托”，访苏的经历使毛泽东意识到必须尽快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获得苏联的承认与援助，加之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萧条，唯有社会主义苏联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更让毛泽东坚定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信念。
2.主观原因分析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被放弃也有其主观因素的影响，主要是理论本身的不成熟。虽然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必须要存在的过渡阶段并且完整表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中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条件、步骤、方法、时间界限等概念都模糊不清，特别是对于通过何种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如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如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等问题都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案。而且，毛泽东曾强调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是党的中心任务，然而同时他又预言在民主革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是国内的基本矛盾，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并不匹配。我们知道一个理论能够坚持下去并始终焕发生命力那么它一定要有明确理论界定，不会存在模糊概念，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中并没有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具体的准确论述，没有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任务做出正确分析，没有把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明确固定下来，使得在实践中很容易产生意见分歧，给具体工作的开展带来困难，从而极易发生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