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盈利模式范文篇1
【关键词】公司市盈率影响因素沪深300
一、引言
所谓市盈率，就是指在一年内，股票的价格与每股收益的比值。这里的每股收益理论上来说应是未来一年的预期收益，但在实际股票市场的操作中，投资者所使用的市盈率指标是根据过去一年的每股收益计算得来的。它最早是由享有“华尔街教父”之称的本杰明·格雷厄姆在《证券分析》一书中提出的。市盈率给证券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进行股票价值判断的依据，同时金融监管部门也可据此判断股票市场是否存在泡沫，所以市盈率从一开始出现就一直被学术界和股票市场的实务界所关注和研究。
国外对市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由来已久。Beaver、Morse（1978）认为一国的股市氛围、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利率水平和股息发放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市盈率的高低。Reilly、Griggs（1983）等人利用标准普尔400指数对1962到1980年的所有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商业周期与每股收益离差系数对市盈率解释作用有限，而如果在回归分析中使用滞后的回归量时，它们对市盈率起主要的解释作用，且是正相关的。Nikbakht、Polat（1998）研究发现股票的市场价格风险是影响市盈率的决定性因素。White（2000）采用1926—1997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股利收入、通货膨胀率和10年期债券收入的倒数与市盈率的倒数呈正相关关系，而每股收益、标准普尔500整体回报率以及实际GDP增长率都与市盈率的倒数呈负相关关系。
我国股票市场相比国外而言起步较晚，所以国内学者对市盈率影响因素的关注与研究基本是在2000年之后。白娜、顾卫俊（2002）采用上证30指数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派息比率、每股收益增长率和行业平均市盈率与公司市盈率相关性显著，而股本规模与市盈率相关性很弱。刘秀丽、王安静（2003）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使换手率极大程度地影响了投资者的收益率，进而影响了市盈率水平。陈占锋、张忠占（2005）等人从多角度研究影响市盈率的因素，并利用上交所数据进行验证，发现市盈率大小主要由每股收益的倒数决定，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很微弱，而且板块的市盈率与每股收益、流通股规模、流通市值具有负相关关系。朱微亮、刘海龙（2008）利用2004—2006年全部A股的数据，通过基于每股盈利预测的市盈率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公司的盈利预测、上一年度的股价及预测时间可以解释当年市盈率水平的64%。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参阅国内外的文献，可以发现大多数对市盈率的研究都是从戈登模型开始的，本文也认为戈登模型对于揭示市盈率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下面就是对戈登模型的简要介绍和理论分析。
戈登模型又称为不变增长模型，它是股息贴现模型的第二种特殊形式，一般股息贴现模型可以表示为：
V=■+■+■+……=■■
其中，V代表普通股的内在价值，Dt是普通股第t期支付的股息和红利，y是贴现率。如果股息的支付在时间上是永久性的，且股息的增长速度是一个常数，而且模型中的贴现率大于股息增长率，则上式可以演变为：
V=■+■+…+■
=D0[■]
=■=■
假定市场是有效的，那么股票价格就应该等于股票的内在价值，所以不变增长的市盈率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
■=■（b=D？鄢E）
在派息比率固定不变，恒等于b，且净资产收益率固定不变，即ROE等于一个常数，而且没有外部融资的情况下，股息增长率g=ROE？鄢（1-b），所以■=■=■。
对上式分析可知，派息比率与市盈率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如果y>ROE，则市盈率与派息比率正相关；如果y
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yi=rf+（rm-rf）？鄢βi可看出，贴现率取决于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市场组合的平均收益率和证券的贝塔系数等三个变量，并且与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市场组合的平均收益率以及证券自身的贝塔系数都成正比。市盈率与贴现率是负相关的，因此这三个变量与市盈率也是呈负相关的。
市盈率有平均市盈率与公司市盈率两种，而本文只研究公司市盈率，虽然宏观经济因素比如经济周期、GDP增长率等对整个行业市盈率有着重要影响，但是这些因素对每一个上市公司这种个股的影响是一样的。同样的，无风险资产收益率在我国一般使用一年期存款利率，所以本文不予以考虑。由于本文采用沪深300指数，所以市场组合的平均收益率对这300只股票的个股市盈率影响是一样的，也不考虑。
除了理论模型推导总结出的因素外，本文还考虑资产负债率、流通股比率和换手率这三因素对公司市盈率水平的影响。其一，资产负债比率越低，则权益资本的比重就越大，进而每股收益越小，在公司股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市盈率越大，也就是说资产负债率与市盈率水平负相关。其二，股票可以分成流通股和非流通股，流动性越高的资产，它的价值也越高，所以流通股的每股股价要高于非流通股的，也就是说流通股比率越高，其股票价格就会越高，进而导致该公司市盈率水平提高；反之，公司市盈率水平降低。即流通股比率与公司市盈率水平正相关。其三，换手率是在一定时间内股票市场中股票转手买卖的频率，换手率高，也就反映出股票交易量大的信号。而股票价格与交易量是正相关的，所以换手率高的股票价格就高，在每股收益一定的条件下，市盈率水平就高，即换手率与市盈率是正相关的。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一共选择了6个因素变量，理论假设如下：市盈率与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换手率这两个变量正相关，与贝塔系数、资产负债比率和流通股比率负相关，而与派息比率关系不确定。
三、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沪深300指数是反映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市场整体走势的“晴雨表”，指数样本选自沪深两个证券市场中代表性好，流通性高，交易活跃的股票，而且覆盖了大部分流通市值。此外该指数与上证指数、深成指数等相关性很高。所以本文采用沪深300指数2012年的数据，来考察各因素对公司市盈率水平的影响。市盈率数据是由2012年12月31号的收盘价除以2012年度的每股收益计算得来的。原始数据均来自炒股软件和华西证券网。
从理论上说，市盈率应是正值，如果是负值就没有任何经济意义，所以剔除样本中所有每股收益为负的，此外，为了规避新股的影响，排除2011年12月31号以后加入沪深300的股票。经过以上的筛选，最后样本一共有213家，其中上交所上市的有141家，深交所上市的有72家。
2、回归分析
本段考察市盈率（syl）与净资产收益率（jzc）、贝塔系数（bt）、资产负债率（zcfz）、派息比率（px）、流通股比率（ltg）、换手率（hsl）之间的定量关系。首先先建立公司市盈率与其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通过多次对样本数据的模拟和试验，发现对所有变量的样本数据取对数后，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明显提高，所以本文采用各变量样本数据的对数做回归分析。由于贝塔系数反映的是个股与大盘的相关性，数值的正负只是表达个股与大盘变动的方向是否一致，所以取对数前，先将贝塔系数绝对值化。对此，建立了如下模型：
lnsyl=a0+a1lnjzc+a2lnbt+a3lnzcfz+a4lnpx+a5lnltg+a6lnhsl+u
其中u为随机干扰项。
其次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通过excel数据分析软件得到表1，可以发现自变量之间相关性很弱，所以可以认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最后，利用excel数据分析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各项检验参数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调整后的判定系数为71.09%，这表明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负债率等6个变量的变动能解释公司市盈率变动的71.09%，所以回归方程拟合的比较好，此外从方差分析表中可以看出，significanceF为4.61314E-54
lnsyl=1.699-0.720lnjzc-0.091lnbt-0.228lnzcfz+0.128lnpx+
0.197lnltg+0.232lnhsl
3、结果分析与解释
由以上方程可知，净资产收益率相比其他因素对市盈率的影响最大，其对数的系数为负的0.72，表明某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对数每变动一个单位，则该公司的市盈率对数会以相反的方向变动0.72个单位，显然这与理论假设的相反。除此之外，按照上面的理论假设，派息比率与市盈率之间的关系应该不明确，但是经过实证分析发现派息比率与市盈率是正相关的，虽然影响力比较小，派息比率的对数每变动1个单位，该公司市盈率的对数以相同的方向变动0.128个单位。当然，其他4个因素与理论假设的一致。
一般股票收益来自于公司派发的股利和买卖股票的差价利得，但是在我国，投资者通过采取投机性和炒作的方法，赚取的几乎都是差价收入，而在国外成熟完善的股票市场，投资者注重的是公司的成长性和盈利性，股票价格可以很好的反映公司的经营业绩。所以说，正因为我国股票市场的不完善、不成熟，才导致净资产收益率与市盈率之间负相关。
派息比率与市盈率的正相关关系在95%的置信度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与理论假设是不一样的，可能的解释就是，通常上市公司的派息比率越高，投资者认为所能获得的预期收益就越高，所以投资者会争先恐后地买入该股，进而引起该公司股票价格飙升，所以该公司市盈率水平就会提高。反之，市盈率水平则会降低。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找到了影响公司市盈率水平高低的一些关键性因素，并且确定了公司市盈率决定模型。在本文的包含净资产收益率、贝塔系数、资产负债率、派息比率、流通股比率和换手率六因素的回归分析模型中，这六个因素对市盈率变动的解释度调整后达71.09%，从实证的角度来讲，本文的回归模型是有效的，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此外，实证结果表明对市盈率影响最大的是净资产收益率，但是与理论假设的方向相反，其次按影响程度大小分别是换手率、资产负债率、流通股比率、派息比率和贝塔系数。
用市盈率作为投资的判断标准，是有其现实意义的，但是针对我国市盈率与公司经营业绩相背离的情况，我们应该加快完善股票市场法律法规体系，减少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提高投资者的综合素质，促进投资者由投机向投资转变，以便市盈率真实地反映出公司经营的好坏，从而进一步引导投资者理性、正确地投资，如此良性循环下去。
【参考文献】
[1]BeaverW.，MorseD.WhatdeterminesPrice-Earningsratios？[J].FinanceAnalyticalJournal，1978（34）.
[2]Reilly，FrankK，FrankT.Griggs、WenchiWong，Determinantsoftheaggregatestockmarketearningsmultiple[J].JournalofPortfolioManagement，1983（10）.
[3]NikbakhtE.，PolatC.AglobalperspectiveofP-Eratiodeterminants：thecaseofADRS[J].GlobalFinanceJournal，1998（92）.
[4]BarryWhite.WhatP/EwilltheU.S.stockmarketsupport？[J].FinancialAnalystsJournal，2000（56）.
[5]白娜、顾卫俊：上证30指数股市盈率实证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
[6]刘秀丽、王安静：与换手率对应的合理市盈率波动范围上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3（2）.
上市公司盈利模式范文篇2
关键词：评估增长率；盈利预测；可靠性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129-02
一、引言
一个企业的价值在于它所产生的预期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值，因此国际上目前普遍运用现金流量折现法来评估企业的整体价值或者股权价值。现金流折现法的运用涉及三个最重要预期收益额即未来现金流量、收益期限和贴现率三个基本参数，其操作步骤如下：首先估计企业的未来权益现金流量或是公司现金流，其次确定贴现率，最后根据选取的现金流折现模型计算出企业的价值。在估计企业现金流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预测未来收入和盈利的增长率，对增长率的预测直接关系到价值评估的结果。对任何一个公司增长率的估计，存在着三种基本方式：使用公司以往盈利的增长、利用盈利预测信息以及从公司基本因素出发估计出的增长率。
二、评估增长率预测方法的比较分析
三种评估公司增长率的方法各有千秋。首先，运用企业历史数据的简单模型或时间序列模型在评估稳定增长的公司时是有用的，但如果是运用这一增长率来评估高新技术企业却存在着局限性。因为这类公司的历史增长率通常不具备规律性，即便有规律可言，也无法作为估计预期未来增长的可靠依赖。其次，由于公司的增长最终取决于有多少数量可以投资到新的资产中以及这些资产的质量，而投资的定义十分广泛，包括收购、建立新的分配渠道或者增强营销能力等。因此可以说从企业的这些基本因素出发估计出的增长率在某种意义上比较接近于公司的实际增长率。第三，盈利预测信息是有关上市公司未来经营成果的一项重要信息，它具有天然的前瞻性、相关性、及时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资产评估师可以从盈利预测中获取被评估公司在预测期间内可能达到的营业收入、净利润、每股收益等指标的信息，这些可获得的盈利预测信息能够帮助评估师预测被评估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
在实践中，运用可获取的盈利预测信息来估计上市公司的未来增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评估师的工作量，但是，盈利预测信息对使用者来说犹如“双刃剑”：一方面，基于可靠、全面的资料做出的较为客观性的预测能够帮助评估师掌握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状况，从而做出科学合理的企业估值。另一方面，盈利预测信息的主观性特征会影响到信息质量，给信息使用者传输误导性信息。通常情况下，盈利预测信息的来源有三种渠道：利用一元时间序列模型获取的盈利预测、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盈利预测和专业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分析不同来源的盈利预测信息的可靠性，对于提高盈利预测信息在评估增长率测算中的准确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运用盈利预测测算评估增长率的可靠性分析
在现金流量折现法中，企业的内在价值取决于其未来的盈利能力和风险，因此，可靠的盈利预测有助于对公司进行合理定价。那么，在运用盈利预测信息估算评估增长率时，究竟应该哪种信息来源的可靠性更高呢？
（一）一元时间序列模型与专业分析师盈利预测比较
大量研究表明：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比仅仅依靠企业历史增长信息的一元时间序列模型做出的盈利预测更为准确。
一方面，一元时间序列模型仅以历史盈利信息为基础进行预测，但是专业分析师不但可以利用历史信息，而且还具有特定的信息优势，可以利用另外一些对于预测未来增长可能有用的信息，这一信息优势主要包括以下五种：（1）从上一次盈利报告以来被公开的公司特定信息，这一信息有时会导致对公司预期现金流的极大的重新估价；（2）可能影响未来增长的宏观经济信息，如国民生产总值、利率、通货膨胀信息等；（3）竞争者们所披露的关于未来前景的信息；（4）关于公司的私有信息；（5）盈利以外的公共信息，一元时间序列模型完全依赖于过去的盈利数据，可能忽略在预测未来盈利时同样也有用处的其他公共信息，而分析师则能够把从这些变量所获得的信息结合到他们的预测之中。专业分析师在盈利预测过程中独有的上述五种信息优势使其做出的盈利预测要比一元时间序列模型所做预测更加准确。
另一方面，专业分析师需要通过做出准确性较高的盈利预测和投资建议来树立自己在业界的口碑，不准确的盈利预测和投资建议会为其带来信息使用者做出的负面评价，从而对分析师的声誉和报酬产生不利的影响，这将有助于防止分析师因受不正当的利益驱动而不准确的盈利预测信息。
（二）公司管理层与专业分析人员的盈利预测比较
上市公司管理层盈利预测是指上市公司管理层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的规定，主动或被动披露的盈利预测信息的行为。在我国，不管是首次公开发行还是在年度报告中，上市公司管理层对盈利预测信息披露都已经由强制性披露转变为自愿性披露。客观公允的进行盈利预测披露对于效益较好的上市公司来说可以起到筹资成本降低、提升上市公司形象的作用。
上市公司管理层对本公司经营状况较为熟悉，因此进行盈利预测时所使用的预测基准数据要比分析师预测更为详细。同时，这种预测是一种规范性的预测，有国家的法律限制，预测的方法比较谨慎。目前，大多数国家对公司的管理层盈利预测实行自愿性的披露政策。由于企业未来发展状况具有不确定性，而有偏差的盈利预测可能会引致法律责任，这就增加了信息披露的机会成本。同时，过度精确的预测还将不可避免地透露公司未来的运营计划、投资计划、理财计划以及获利能力等诸多商业秘密，所以在自愿披露制度下，为了规避预测信息不准确所造成的风险以及商业秘密泄露的风险，大部分公司管理层在信息披露方面往往选择保持沉默。相对而言，分析师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提供盈利预测信息满足了资本市场发展的要求，加快了信息向资本市场输入的过程，成为了盈利预测信息的主要提供者。专业分析师的盈利预测主要是分析师根据个人的专业判断做出，容易被相关信息使用者所获取，因而不论是从供给方面分析还是从需求方面分析，它的使用比管理层的盈余预测信息更为广泛。
（三）小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如果一家公司被大量的分析师跟踪关注，且这些分析师比市场中其他人员更加具备信息优势，分析师的增长预测就优于以历史增长为基础、利用一元时间序列模型测算出的增长率；同时，由于公司管理层对自身信息的掌握要优于外部人员，其提供的盈利预测信息应该比其他两种渠道更为可靠，但是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在披露过程中存在自愿性不高等一些问题，从而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在实际运用中要比其他两种方式更具有可操作性。
四、提高盈利预测在增长率测算中可靠性的建议
对于公司增长率测算而言，利用盈利预测信息是的重要方法之一，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尽管分析师盈利预测信息在实际运用中要比其他两种方式更具可靠性，但由于利益驱动以及信息披露的外部性等原因，盈利预测信息失去了原本应有的可靠性，许多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和实际实现值相去甚远，分析师在进行盈利预测时也普遍存在着乐观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盈利预测不但没有起到正确引导估价行为和投资行为的作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因此，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做法，制定盈利预测信息编制和审核的法律规制、健全盈利预测体系、优化证券分析师薪酬设计等，以使盈利预测信息的可靠性更高，从而使得评估师可以根据盈利预测信息获得较为接近真实水平的增长率进而为上市公司做出合理的价值评估。
（一）进一步完善有关盈利预测的准则体系。对盈利预测信息的生成方法、依据、内容、时间跨度、信息提供者承担的责任等相关的问题做出具体的规定，并给出范例供信息提供者参考，也可在相关准则中对某些方面作进一步改进，如盈利预测信息可由固定值改为区间值，盈利预测披露间隔可进一步缩小等，确保盈利预测信息的编制有法可依。
（二）建立和完善虚假信息民事责任制度。在盈利预测信息中应引入民事赔偿责任，量化虚假盈利预测信息应承担的赔偿数额。如果信息使用者因虚假盈利预测信息受到损失，信息提供方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样才能弥补行政监管的不足，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对提高盈利预测可靠性起到有力的保障作用。同时，要对诚实信用的信息提供方提供免责保护，如果有关的预测信息是建立在合理的预测假设与基准之上，并以诚实信用的方式披露，即使现实情况与预测不符，也不认定为误导性的。
（三）改善盈利预测方法，提高分析师的权威性。在利用盈余预测测算评估增长率时，分析师需要根据大量信息对相关指标的未来变化进行推测，推测中运用的主观判断可能会存在认知偏差，此时，除完全依赖历史增长信息进行预测的典型预测方法外，还可运用相关模型如时间序列、因果分析、质量预测等得出的客观数据作为参照，以辅助主观判断的结果。
（四）优化薪酬体系，加强分析师业绩考核的独立性。证券分析师在执业时面临的利益冲突、现行的薪酬制度会影响专业分析师的独立性。因此，证券公司在评定分析师的薪酬方案时，要根据对分析师的利益需要的理解，制定合理的激励制度，具体可以实行分析师的薪酬不与投资银行交易直接挂钩，在分析师的诚信档案中进行奖励登记制度，对于盈利预测信息披露质量良好的信息提供者给予一定的奖励等。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参考文献：
[1]公言磊.财务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倾向成因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0（06）.
[2]达摩达兰,林谦著.投资估价(上)：确定任何资产价值的工具和技术（第2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朱乃平,孔玉生.国内外盈利预测研究综述[J].商场现代化,2006（02）.
[4]周贵文,袁盛奇,陈梅花.会计准则对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影响[J].中国注册会计师,2009（12）.
上市公司盈利模式范文篇3
【关键词】盈余管理；盈余操纵
盈余管理作为会计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吸引着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形成了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盈余管理研究由实证会计研究中的报酬计划假设发展而来。他们对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已接近30年，对盈余管理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基本理论，成为现代会计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学者开始了对盈余管理的相关研究。到现在为止，我国学者已经形成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笔者对2006-2011年《会计研究》所发表的有关盈余管理文章按照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两种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分类，进而来阐述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进行简单的评述，以期能把握从新会计准则实施前一年到2011年盈余管理问题研究的主要方法、现状及研究趋势。
一、文献回顾
按照一般研究方法即实证研究还是规范研究将有关2006-2011年《会计研究》所发表的有关盈余管理文章进行梳理如下：
（一）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赵春光（2006）采用比率比较方法和分布检验方法研究上市公司是否利用计提和转回资产减值进行了盈余管理，是否以转回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来达到避免亏损的目的，资产减值对公司盈利与否和盈利增长与否的影响。统计结果证明了以下四个结论：减值前亏损的公司会以转回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来避免亏损；减值前亏损并且无法以转回资产减值避免亏损的公司会以计提资产减值进行bigbath，为下一年盈利做准备；减值前盈利的公司会以资产减值进行利润平滑化的盈余管理；减值前盈利的公司会以转回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来避免盈余下降。这些结论与《资产减值》准则的规定一致，也是不允许转回已确认资产减值的缘由。
杨旭东、莫小鹏（2006）选择了于1999-2001、2001-2002、2002-2003三个年度区间分别在市的所有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直方图法和概率密度函数法相结合的方法，在对每个上市公司连续三年的ROE分布情况进行跟踪观察的基础上，研究了新配股政策出台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现象，并揭示了盈余管理的特征，得出了每一次配股政策的变化会引起盈余管理现象发生变化，当配股政策对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中的每一年的ROE都有限制时（如前两次配股政策），上市公司单独一年的盈余管理现象便十分明显，当配股政策放宽对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中每一年ROE的限制，而改为对连续三年ROE之和的定量规定时（如200l年的新配股政策），上市公司单独一年的盈余管理现象减弱了，如6%、10%现象的弱化与消失，但上市公司以连续三年作为盈余管理期间的现象出现了，如雏形已现的18%现象，配股区“挤位”现象等；不管配股政策如何变化，上市公司始终存在通过盈余管理来避免亏损的动机；盈余管理更多的表现为将利润调高而不是调低这三个结论。
陆正飞、魏涛（2006）研究了我国1998一2001年间上市公司首次配股后会计业绩下降的现象。在发达成熟的资本市场上，股权再融资（SEO）后公司业绩一般趋于下降。那么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是否也存在“SEO后的业绩下降之谜”呢？由于在研究期间中国市场上SEO的方式主要是配股，增发性质的再融资较为少见，因此本文就以配股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会计业绩角度，对我国资本市场上“SEO后业绩下降之谜”进行了研究。文章中运用基于行业分类的横截面修正Jones模型对操控性应计利润进行估计，运用Spearmen相关系数衰相关系数证明公司配股前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配股后业绩下降越多。建立模型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研究配股前操控性应计利润与配股后业绩的关系。结果表明，配股公司在配股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无后续融资行为公司配股后业绩下降且操控性应计利润在配股后发生反转，这充分为配股前盈余管理存在机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有后续融资行为公司在配股后仍进行盈余管理以继续尽可能维持较高的业绩。但是，这两类公司配股后现金流的减少表明，配股前盈余管理仅能为配股后业绩下降提供部分解释。
构建真实交易主要途径是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本身是一个正常的经济现象，但是当它失去了公平的市场谈判基础时，常会成为非正常的交易安排，经常被管理层用来操纵盈余，包括关联销售和资产重组等。孟焰、张秀梅（2006）选取了2001-2004年147家因关联交易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本文选择作为替代方法的横截面琼斯模型来计算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程度即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总额（DACC），利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作为股权集中度的衡量指标，利用托宾Q值衡量公司价值，建立了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程度与关联方利益转移关系的多元回归模型，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回归结果实证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盈余管理与关联方利益转移的关系。发现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和结果是关联方从上市公司转移利益；股权集中度与关联方利益转移的关系较为复杂；资产规模越大关联方利益转移的程度越高。
吴联生等（2007）运用参数估计的方法研究显示1998年至2004年我国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每年都存在避免亏损的盈余管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幅度大约为非上市公司的13倍；两类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因为非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在年度上的分布比较稳定，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严格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和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未能抑制股票市场所促生的盈余管理动机。
王建新（2007）运用回归分析的模型研究发现，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比例与公司设置独立审计委员会、公司管理层的薪酬外部竞争优势、公司盈利水平、公司是否亏损显著负相关与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两职合一、公司是否当年扭亏显著正相关，表明公司治理结构、盈余管理动机显著地影响了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这一盈余管理行为。
于李胜（2007）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多变量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新准则中禁止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做法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稳健性，并且由于财政部、证监会在准则衔接期政策实施得当，抑制了上市公司在新准则实施前突击转回已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动机，从而未出现上市公司“赶集”转回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现象。同时还发现，按新准则调整后的股东权益比旧准则有较高的价值相关性，公允价值计量能够提供增量的价值相关信息。
代冰彬、陆正飞、张然（2007）基于盈余-回报关系度量法，建立减值计提模型（回归分析）研究发现资产减值的计提确实并非仅仅包括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通过扭亏、大清洗、平滑和管理层变更四个动机来衡量）的影响，稳健性也会影响资产减值的计提，即对于同样的毁损，“坏消息”公司将比“好消息”公司计提更多的减值。
高雷、张杰（2008）采用最小二乘法和二阶段回归方法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上市公司的治理，其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公司治理水平与盈余管理程度呈负相关关系；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机构投资者能有效地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
张昕（2008）通过分布检验法（F检验法和Z检验法）发现上市公司的确会在第四季度进行盈余管理来实现当年扭亏为盈或者调低利润为下一年扭亏做好准备。审计师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第四季度的财务数据应该高度关注，并提高对会计信息质量的鉴别能力。
白云霞、吴联生（2008）用操控性应计项目来衡量盈余管理，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描述性统计、T检验和中位数符号秩和检验法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国有股权私有化前1年和当年的操控性应计项目显著小于0，而私有化后的第1年显著大于0；及时披露国有股权私有化信息的公司在私有化前的操控性应计项目显著大于滞后披露信息的公司。以上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在国有股权私有化前存在降低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信息及时披露对私有化前的盈余管理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吴战篪、罗绍德、王伟（2009）将“再融资”、“扭亏”和“利润平滑”三个动机设计三个变量来衡量盈余管理，运用回归模型研究表明：上市公司通过出售时机的选择对已实现证券投资收益进行了盈余管理；证券投资采用公允价值变动确认损益的方式既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又避免了盈余管理，是一种更好的证券投资收益确认模式。
申慧慧、黄张凯、吴联生（2009）通过描述性统计和OLS回归模型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对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盈余质量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后非国有上市公司向上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提高，盈余持续性显著降低；而国有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和盈余持续性都没有显著变化。
毛新述、戴德明（2009）同样用操控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运用对回归出的系数进行描述性检验的方法研究得出，扣除操控性应计利润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稳健性同会计制度中稳健性原则的运用程度仍紧密相关；强化稳健性原则和限制公允价值的运用显著降低了公司高估盈余的水平，而弱化稳健性原则和扩大公允价值的运用则导致了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显著提高。
潘越、吴超鹏、史晓康（2010）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研究公司IPO盈余管理行为，运用回归模型证明在IPO盈余管理过程中，社会资本与法律保护这两种影响机制是可替代的；在地区法律保护相对薄弱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对IPO盈余管理行为的制约作用会大大加强。
谢德仁（2011）运用债务重组作为盈余管理衡量指标，构建了一个关于上市公司是否发生债务重组的LOGIT回归模型，研究显示：是资本市场监管规则而非会计准则在影响和制约着上市公司是否利用债务重组来进行盈余管理。
陈小林、林昕（2011）把盈余管理按属性划分为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和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盈余管理属性和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显示：在同样进行了盈余管理的公司中，审计师仍能区分不同属性盈余管理所带来的潜在错报风险的差异，增加了对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应计额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
（二）运用规范研究方法
沈烈、张西萍（2007）运用规范研究方法以狭义的盈余管理为出发点，结合2007年开始实施的新会计准则体系，全面分析了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澄清了理论与实务界对二者关系的模糊认识，认为会计准则天生不是盈余管理的动因，但会计准则天生会成为管理当局用来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会计准则主观上制约着盈余管理，但盈余管理客观上成为了反会计准则牵制的对手，两者在博弈中不断演进和发展。
陈冬华（2009）运用规范研究方法研究认为：在罗尔的正义观下，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观和有效订约观都无法进行实证研究；盈余管理效率观无法进行实证检验，并非可证伪的实证命题；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观是实证研究中多余的概念；盈余管理与公司价值无关；在符合契约的框架内，盈余管理本质是一种平等自由的交易，违约的盈余管理不必然损害他人的利益，不合契约的盈余管理只是受害者存在的必要条件。
上市公司盈利模式范文篇4
关键词：上市公司；盈利时间序列；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F2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2-0083-06
盈利时间序列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研究课题，西方学者长达20多年孜孜不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制约，国内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却不是很多,适合我国国情的盈利时间序列研究方法亟需得到探索和总结。
一、盈利时间序列研究的价值分析
瓦茨和齐默尔曼曾在其经典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中，精辟地概括了盈利时间序列研究的三个重大应用领域：证券的模型估价、证券价格变动研究和盈余管理的检验[1]（P114－117)。这三个方面的概括独到而深刻，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中外学者数十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这些轨迹在前进。
（一）证券的模型估价
公司证券的大多数估价模型是根据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来对索偿权进行计价，如费希尔模型、资本资产计价模型都具有这个特征。由于现金流量数据难以得到，现在通常采用会计盈利的预测额来对企业的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替代，在建立起盈利时间序列模型的前提下，即可在当前对证券的价格作出无偏的估计。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通过Ohlsont和Penman等人的努力[2][3]，计价观成为一个初具雏形的研究框架，根据盈余资本化计价模型，股票价格P=E*/r，E*代表公司的每股经济盈余，r为盈余资本化率，采用盈利的时间序列作为E*的近似替代，即可得到证券价格的直接估计。O'HanLon认为，计价模型和盈利时间序列模型的组合对权益证券的估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将为盈利时间序列的研究提供强劲的推动力[4]。但由于现阶段各种数据的获取有难度，盈利时间序列模型本身尚待改进，其预测效果需得到更充分的检验，因此，盈利时间序列模型在证券估价方面的应用暂时只停留在理论上的研究，还缺少实践中的应用。
（二）证券价格变动的研究
对证券价格变动的研究实质是对资本市场有效性的检验，这始于Ball和Brown1968年实证会计的开山之作。这类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到非正常报酬与未预期盈利之间的关系，因此，盈利必须要被分解成预期盈利和未预期的盈利，市场对未预期的盈利所作出的反应成为检验市场有效假说（EMH）的依据，进一步还可作为市场反应程度、会计信息含量、盈余反应系数等重要市场指标的研究方式。要想分离出未预期盈利，必须首先确认预期盈利，由于预期盈利本身具有事先不可获得且事后难于检验的特征，采用恰当的盈利时间序列模型来生成替代变量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从Ball和Brown1968的研究开始，随机游走（randomwalk）模型在研究中被大量运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盈利的时间序列模型具有作为实证会计基础性研究课题的重要价值。
（三）盈余管理的研究
盈余管理研究是实证会计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这一方面的研究文献可谓卷帙浩繁。这类研究的前提是要对盈余管理进行识别，瓦茨和齐默尔曼在《实证会计理论》中对收益均衡化的检验作了理论上的假定，即管理人员使报告收益的均衡化会导致报告盈利的残差小于人为操纵前盈利的残差。但由于该种检验尚不具备可操作性（主要是无法确认操纵前的真实残差），在实际研究中很少运用，瓦茨和鲍尔（Ball）的研究（1972）[5]也并未用到该种方法。目前，普遍使用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来对盈余管理的方向和程度进行测度，使用该方法必须对应计利润进行分离，通常使用模型来估计不可操控性利润，分离出可操控性利润，从而对盈余管理的方式和程度进行识别。使用较广的主要有Healy模型、Deangelo模型、Jo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和扩展的Jones模型[6]以及这几种模型的一些变形。这一些模型当中，严格的计量经济学意义上的单变量时间序列模型主要是Healy模型和Deangelo模型（实质上相当于随机游走模型），其它三种Jones模型均是比较典型的建立在因果关系假设基础上的结构式模型，所以也被称作截面模型。有学者认为三种Jones模型的横截面应用效果优于时间序列应用的效果[7]，这是由其模型特征所决定的。目前在盈余管理的识别研究方面用得比较多的是三种Jones模型，这与瓦茨和齐默尔曼当初的设想有差异。截面模型与时间序列模型各适用于不同性态的数据，截面模型适用于面板数据，也可以用于时间序列数据；时间序列模型更适用于时间序列数据。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一概只运用三种Jones模型，而缺少对更有效的时间序列模型进行研究和运用，那将是研究方法上的一种缺陷。
（四）实践中的意义
除了瓦茨和齐默尔曼所总结的上述三大研究领域的应用价值外，盈利时间序列研究在现实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有效的盈利时间序列模型可以实现对未来盈利的无偏预测，找到经济领域中的重要规律，引导投资者进行理性的投资，从而实现社会资源更有效地配置，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这对于我国欠成熟的资本市场有着更加特殊的意义。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有效的盈利时间序列模型还可以帮助企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对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和回报作出更为科学的预期，对企业财务资金作出更好的筹化和管理。
二、盈利时间序列研究文献回顾
（一）国外的研究成果
利特尔和雷纳（1962、1966）对英国公司的会计盈利增长率进行的调查研究认为，年度盈利是一种随机现象，即呈现随机游走的状态；鲍尔和瓦茨(1972)对1946～1970年美国700家公司的盈利时间序列进行了研究[8]，他们分别进行了游程检验、序列相关检验、连续时段差分均方检验和部分调整模型的拟合检验，也得出了盈利服从随机游走过程的结论。但和其后的许多研究一样，他们的研究是建立在横截面数据基础之上的时间序列，无法反映个别公司的时间序列特征，而且无法排除不同公司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导致整体盈利随机游走的可能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这之前，瓦茨（1970）就曾对三个行业32家个别企业的盈利变化进行了研究，通过Box-Jenkins模型与随机模型的对比研究，发现有部分企业的盈利时间序列不同于随机游走过程，而同行业的盈利变化过程具有相似性，但Box-Jenkins模型在预测能力上并无优势，其后瓦茨和列夫威奇（1977）进一步的改进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论。Callen,kwan,cheungandYip(1993)[9]对美国263家公司1955～1985年的年度EPS分别运用极大熵法（MEM）和混合自回归平均移动模型（ARIMR）技术进行了模型构造和检验，但发现ARIMA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1期2007年第1期(总第145期)丁方飞：我国上市公司盈利时间序列研究：国际借鉴与方法探析预测效果比随机游走模型差，这使简单的随机游走模型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在研究中得到大量的应用。
考虑到年度的时间跨度较长，年度盈利有可能会掩盖这一跨度内存在的一些局部结构特征，瓦茨（1975、1978）、格里芬（1977）[10]和福斯特（1977）[11]分别对季度盈利的时间序列进行了研究，发现Foster模型不但是一个高效的预测模型，而且以此为基准所测算的未预期盈利与市场累计的非正常报酬率存在较好的相关，能大致反映市场对季度盈利的预期值。比弗、拉姆伯特和莫斯（1980）研究了1958～1976年部分上市公司的盈利数据，认为Box-Jenkins模型比随机游走模型能作出更好的描述。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说明，对季度盈利的时间序列进行研究有可能更准确地刻画盈利时间序列。此后的Bernald(1990)[12]和Batov(1992)[13]等运用了幼稚的季度盈利时间序列模型（随机游走）来研究和评判市场对季度盈利的预期反应；RayBall和Batov（1996）进一步研究认为，市场对于更复杂的季度盈利模型能够作出反应，大体上能正确认识季度盈利差分的系列相关系数的特征[14]，这不但说明了季度盈利时间序列模型在研究领域的重大意义，而且还证明更复杂的盈利时间序列模型有可能会被市场所识别。Lev.B.（1983）[15]就企业的经济因素对时间序列模型的影响作了研究，发现生产非耐用品和所处行业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盈利自相关系数。此后的Collinskothari(1989)，Baginski(1999)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果，均认为公司规模、产品类型、资本密集度和进入壁垒等经济因素会对盈利时间序列模型产生影响，经济因素对高阶的ARIMA模型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有学者对不同的时间序列模型的测度效果作了对比分析，如巴斯克和洛克（1984）[16]对美国240个公司1962～1977年的季度盈利数据进行研究，将带漂移的随机游走模型和ARIMA模型（实际上是Box-Jenkins模型）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三种ARIMA模型的预测能力明显优于随机游走的模型。福斯特（1977）运用Box-Jenkins模型对69家美国公司1946～1974年的盈利数据分别建立了统一结构模型（UniformModel）和个别特征模型(Firm-SpecificModel),前一种模型是假定所有的公司具有同一时间序列性态，对它们建立统一的盈利时间序列模型，后一种模型则假定不同的公司具有不同的时间性态，分别为每一家公司建立单独的模型，结果发现统一的结构模型具有更好的预测效果。此外，JeffreyL.Callen等（1996）对纽约股市296家公司从1962～1985年的季度盈利分别运用人工神经元网络技术和Box-Jenkins模型进行的研究结果发现，人工神经元网络模型的预测误差显著地大于Box-Jenkins模型[17]。
（二）国内的研究成果
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国内的盈利时间序列研究成果比较少。较早出现的盈利时间序列研究是黄志忠和陈龙（2000）对中国上市公司盈利成长规律所作的实证研究[18]，他们指出了中国学者大量运用随机游走模型或Jones模型而未加检验的缺陷，并对上交所的上市公司6年以来的盈余数据进行了研究，否定了被中国学者普遍假设存在的盈利随机游走的时间性态，提出了带增量因子的成长模型。这一研究结果事实上对我国许多实证研究结论产生了冲击。周家利用最新的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会计盈利和股票价格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格朗日因果关系存在于两变量之间，会计盈利更趋向于均衡值，加入股价信息更有助于解释会计盈利[19]。朱峰对盈利时间序列研究重要性、方法和模型作了系统的总结[20]。其他的一些学者在盈余管理、市场盈余反应、盈余公告效应等方面的研究都运用了盈利时间序列模型，主要是随机游走模型和简单的ARIMA模型，但大多仅是直接加以运用而缺少基本的检验，其可靠性值得怀疑。
三、我国上市公司盈利时间序列研究的重要性与方法分析
（一）我国上市公司盈利时间序列研究的意义与客观条件的制约
从我国资本市场的成熟健康发展来看，从引导社会资源的有效流动、科学认识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指导合理有效的投资来看，盈利的时间序列研究都具有深远意义。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盈利时间序列研究成果少，盈利的时间性态检验不够，这使得相关的实证研究缺少坚实的基础，严重影响了这些研究在理论上的说服力，损害了这些实证研究的科学性。
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时间序列研究存在诸多的客观条件制约。从时间序列模型的构建和检验来看，长时间序列无疑对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市场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历程，样本公司有效的年度盈利数据一般可达到几十个。而我国资本市场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年度盈利只有十几年的数据，其中会计制度又是几经变迁，市场监管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同年度的盈利数据在内容和质量上还具有不可比的特性，且调整的难度很大，这些都使得最后可用来进行盈利时间序列研究的数据少得可怜。然而，进行时间序列研究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序列数据，否则对样本的自相关性进行检验就会受到数据的限制。如Durbin-Watson检验至少需要15个数据；许多随机游走的检验利用了Dickey和Fuller设计的单位根检验，这类检验一般需要25个以上的序列数据才能有较好的效果；对于更复杂的齐次的非平稳过程由于要进行差分，每一次差分都要造成有效数据的减少；对于复杂的ARIMA（混合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由于有多个自回归和移动平均参数需要估计，会极大地减少自由度，从而影响模型构建，等等。我国资本市场现有的年度盈利数据显然无法满足这样的研究条件，这也是我国的盈利时间序列研究成果较少的原因。在现有的条件下，只能采用一些特定的简便方法尽可能对其进行研究，即使只是作出较粗略的刻划，也是有意义的。
（二）我国上市公司盈利时间序列研究的方法分析
1.研究时段的选取。2000年，财政部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和10个具体会计准则；2006年又了与国际会计趋同的一系列新准则，并在2007年开始实施，这意味着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时间序列数据质量会更高，并将为研究提供更好的条件。2007年之后的盈利数据虽然会与2007年之前的盈利数据有差异，但调整难度并不大，因此，一般以2000年为起点确定研究时段是较为合理的。但7个年度的数据显然不能满足研究需要，为解决这一问题，黄志忠和陈龙应用了面板数据来进行分析，且将盈利进行标准化以解决不同公司间的异方差性，此方法依然假定不同公司间盈利具有相同的时间性态。瓦茨认为，对年度盈利的最佳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可能成型于对季度盈利数据的运用；而非对年度盈利数据的运用，有学者认为运用模型可能对季度盈利序列作更准确的刻划。我国的上市公司自2002年起在证监会的要求下提供季度报告，如果算到2006年就已经有了20个盈利数据，具备了进行研究的意义，因此，选取2002年开始的季度盈利数据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式。
2.研究对象的选取。对上市公司的盈利序列进行整体的研究，还是进行个别的研究，是研究之前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其实质是是否假定不同公司具有相同的盈利时间序列特征。瓦茨（1970）的研究已经说明，个别公司之间可能存在结构性差异，所以，建立统一结构模型可能是比较武断的；Foster（1977）的研究说明，统一结构模型能比个别结构模型产生更好的预测结果，Foster认为这可能是由于统一结构模型因为估计参数少具有更高的自由度，因而拟合的程度可能更好；且在单个公司时间序列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统一结构模型可能会因不同公司间的变化部分抵消而显得更为稳健。不管是什么原因，这样的结果都不能说明统一结构模型的假设是合理的。个别研究从逻辑上来说是最为科学的，但由于其构建模型的工作量大（有多少个公司就要构建多少个模型），且受到我国盈利数据少的制约，并不可取。瓦茨（1970）认为，同行业企业的盈利变化过程具有相似性，因此，以行业为对象来进行研究是比较可取的方式，同一行业的上市公司往往具有许多相同或近似的特征：资本结构、治理结构、行业风险、经营周期、竞争程度、产品类型等，这些因素决定了同业内的上市公司最有可能具有近似的盈利时间序列性态。以行业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建立统一结构模型是合乎逻辑的。
3.模型构建的方法
（1）利用自相关函数和偏自相关函数识别时间序列特征。前面已经提到，对简单的随机游走模型和更复杂的ARIMA模型进行构造和检验都需要大量的序列数据，在我国现在难以满足这些条件，因此，在现有的条件下应着重于自相关函数和偏自相关函数的研究，根据相关系数的外在特征对序列特征进行辨识。对一个随机过程进行完全的描述通常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数据量有限的情况下，而自相关函数可以为建造模型部分地刻划随机过程，告诉我们时间序列邻近数据点之间存在多大程度的相关[21]。对自相关函数进行Bartlett检验或Box和Pierce的Q统计量检验，可以识别“白噪音”的存在，观察序列的自相关函数可以判别是否是平稳序列，以及由非平稳序列构造平稳序列的差分阶数；可以通过观察自相关函数有规律的峰值来识别那些有规律的季节性，甚至可以识别那些时间序列本身无法辨别的季节性峰值，这对于季度盈利数据的研究往往是非常重要的。自相关函数对于较为简单的低阶ARIMA模型的构造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低阶ARIMA模型的基本特征可以通过自相关函数来进行识别，例如，利用平稳序列的自相关函数随着时期差k的增加而趋近于0，可以识别随机过程移动平均和自回归的阶数；而偏自相关函数可提供更多的关于自回归过程的信息。总之，低阶的ARIMA模型基本可以利用自相关函数和偏自相关函数来进行初步的识别。
（2）运用已有模型进行拟合。在充分利用自相关函数的基础上，可以有针对性地选用一些已得到部分证实且应用较广的模型或其变形来进行研究。现有的应用较广的模型主要是随机游走模型和低阶的ARIMA模型，在时间序列研究方面，混合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IMA）构造被认为是标准的时间序列模型构造技术，许多种类的模型都是简单的ARIMA模型或其变形，在盈利时间序列研究方面也可作为模型分类的基准，应用于盈利时间序列时，基础形式如下：
式（8）变形为式（9）后，即可清楚地看出这是随机游走模型，当E的系数为0时，就是最简单的随机游走模型，在我国的金融和会计的实证研究中运用得较多；当其系数为1时，就是一个带固定漂移的随机游走模型，在盈利序列研究中具有较广泛的用途。它的相关函数不会随着k的增加而快速地减小。
如果ω＜1，则Et的一阶差分后跟随一系列的衰减同号的差分，使得E渐近于一个新的水平，一阶差分的自相关函数也呈几何级数递减。在盈利时间序列中，ΔEt－1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公司的成长因子，黄志忠和陈龙（2000）的研究就认为上述模型更能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盈利时间序列的随机过程。
在这一模型中，一阶的自相关函数值为1，而更高阶的自相关函数值为0。
JohnO'HanLon（1995）认为，对于不同行业而言，可能遵循哪一盈利时间序列模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业准入（或退出）壁垒所容许的盈利变动持续程度，对于盈利变动持续短的，很可能是ARIMA（0，0，0）和ARIMA（0，0，1）；对于盈利变动缓慢衰减的，可能是ARIMA（1，0，0）；盈利变动持久存在的则是d=1的ARIMA过程。
此外，格里芬（1977）、福斯特（1977）、布朗和罗泽夫（1979）[22]等分别运用Box-Jkensin模型（包括AR、MA、ARMA、ARIMA等模型）对季度盈利进行研究，这些模型对会计季度盈利均产生了较好的描述，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会计盈利研究中被普遍采纳，值得关注，其具体形式如下：
Foster模型：
以上几种Box-Jkensin模型都来源于简单ARIMA模型的变形，是在研究季度盈利时应重点考虑的模型，可以看到，模型中为了体现季度盈利的季节性，滞后项的间隔期一般为4，因此，对于季度盈利应主要观察间隔期为4的自相关函数特征来识别时间序列的性态。四、总结
我国现阶段的客观条件对我国上市公司盈利时间序列研究有较大制约，应该以行业为主要研究对象，以2002年以后的季度盈利序列为主要研究数据进行研究，研究中要考虑到数据的限制，重点观察分析自相关函数和偏自相关函数，利用现有的得到普遍认可的简单ARIMA模型和季度盈利的Box-Jkensin模型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罗斯.L.瓦茨，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陈少华，黄世忠等译．实证会计理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2]OhlsonJA.TheTheoryofValueandEarningsandAnIntroductiontotheBall-BrownAnalysis[J].ContemporaryAccountingRearch,1991,27(4):pp.1-9．
[3]PenmanS.H.ReturntoFundamental.JournalofAccountingAuditingandFinance[J].1992,17(4):pp.465-483
[4]JohnO'HanLonTheUnivariateTimeSeriesModellingofEarnings:AReview[J]．BritishAccountingReview,1995(27).pp.187-210．
[5]BallR.J.,R.Watts,SomeTimeSeriesPropertiesofAccountingIncome[J]．JournalofFinance27(June1972),pp.300-323.
[6]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研究[J]．会计研究1999，（9）：25-30．
[7]周长青，章永奎．盈余管理测度研究综述[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1，（6）：263-268．
[8]BallR.J.,R.Watts,SomeTimeSeriesPropertiesofAccountingIncome[J]．JournalofFinance27(June1972),pp.300-323.
[9]Callen,L.,Kwan,cheung,C.andYip,R.Anempiricalinvestigationoftherandomcharacterofannualearnings[J]．JounalofAccounting,AuditingandFinance（1993）,151-162．
[10]Griffin,P.A.,TheTimeSeriesBehaviorofQuarterlyEarnings:PreliminaryEvidence[J]．JournalofAccountingResearch15(Spring1980）,255-268.
[11]Foster,G.,QuarterlyAccountingData:Time-SeriesPropertiesPredictive-AbilityResults[J]．AccountingReview52(January1977),1-21．
[12]Bernald,V.L.andJ.K.Tonas,1990,EvidenceThatStockPricesDoNotFullyReflectTheImplicationsofCurrentEarningsforFutureEarnings[J]．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13,pp.305-340.
[13]Batov,E.,1992.,PatternsinUnexpectedEarningsasAnExplanationForPost-announcementDrift[J]．TheAccountingReview67,pp.610-622.
[14]Ball,R.andBatov,E.,1996,HowNa?veIsTheStockMarketUseOfEarningsInformation[J]．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1996(21),pp.319-337．
[15]Lev.B.SomeEconomicsDeterminantaoftimeseriespropertiesofearnings[J]．JournalofAccountingandEcnomics1983,pp.31-48．
[16]BathkeandLorek,1984,TheRelationshipBetweenTimeSeriesModelsandtheSecurityMarketsExpectationofQuarterlyEarnings[J]．TheAccountingReview(April,1984),pp.163-176.
[17]JeffreyL.Callen,ClarenceC.Y.Kwan,PatrickC.Y.Yip.YufeiYuan,Neuralnetworkforecastingofquarterlyaccountingearnings[J]．InternatioalJournalofForecasting12(1996),pp.475-482．
[18]黄志忠，陈龙．中国上市公司盈利成长规律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0，（12）：11-15．
[19]周家．利用时间序列分析股票价格和会计盈利的动态关系[J]．现代财经，2004，（2）：35-40．
[20]朱峰．公司盈利的时间序列分析[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5）：11-14．
[21]胡荣才，王芳．沪市A股上市公司盈利性时间变迁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3）：59-62．
[22]BrownandRozeff,UnivariateTimeSeriesModelsofQuarterlyAccountingEarningPerShare:APropasalModel[J]．JournalofAccountingResarch(Spring,1979),pp.179-189
AStudyonEearnings'sTimeSeriesofChineseListedCompanies:
InternationalReferenceandAnanysisonMethodsDINGFang-fei
(SchoolofAccounting,Hunan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79，China)Abstract：Referringtotheforeignmethodsandoutcomesofresearchontimeseriesofincome,thispapermakesananalysisontherestrictiontoextendthistypeofresearchintheChineselistedcompanies.Itispointedoutthattherealisticmethodtoovercomethepresentdifficultiesistotargetthelistedindustries,adopttherecentquarterlyincomedataandapplythesimpleandgenerallyacceptedmodelsandmethods.
上市公司盈利模式范文篇5
【关键词】农业；农业类上市公司；成长性；面板数据
一、引言
从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角度来看，农业上市公司能够对我国的农业市场化以及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实际上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在经济建设中并未起到对农业、农产品市场和农业产业化方面预期的带动作用，其盈利能力整体上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在我国近年来大力实施的农村经济政策和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背景下，这无疑是一个谜。为此，我们决定从农业上市公司盈利视角展开其发展状况的研究。
盈利能力评价始于西方，它主要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是观察性的盈利能力评价阶段，第二个是统计性的盈利能力评价阶段，第三个是财务性的盈利能力评价阶段，第四个是战略性的盈利能力评价阶段。米勒和莫迪里亚尼于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提出了MM资本结构理论，这也是学界首次运用科学、严谨的方法对资本结构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在国内，也有大量学者对我国企业盈利能力进行了调查和研究（王振蓉和李宝仁，2003；张继袖，2004；贾宗武，2004；汤青，2005等），较多的研究结论显示公司规模、资本结构、股权结构以及公司风险等方面对公司盈利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并通过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目前理论界对农业上市公司的定义有不同的认定，同时我国证监会对公司性质的认定也有不同的模式①，我们采用我国证监会对公司性质的认定模式进行公司性质的确认。而在盈利能力方面，较多学者认为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的业绩受到扶持政策的影响非常大，并且对扶持政策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与此同时，政策扶持为农业类上市公司带来的经济效益不断增多，在其经营业绩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大，政策扶持已经变成支撑农业类上市公司实现良好业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汤新华，2003；姜凌，2003等）。然而，即便政府不断加大对农业类上市公司的政策扶持力度，农业类上市公司总体盈利水平依然呈现下降的趋势。因此，相关学者建议从公司多元化经营、提高运营能力（梁宇鹏和许彪，2002）和强化战略运营（刘秀琴等，2003）等方面加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综上可知，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确存在较为公认的盈利能力问题。然而现有文献中，较多从国家财税政策方面着手进行分析和解释，并且从国内现实来看，财税对其盈利能力水平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国内农产品价格尤其是大众型农产品价格的定价模式是基于国家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现状，农产品价格对于农业上市公司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从普通公司的盈利能力影响因素来看，产品或者服务价格与市场占有率对其具有明显作用。因此，目前的文献抛弃产品价格因素也即我国农产品定价机制来研究其盈利能力具有明显的不足和缺憾。而笔者将从农产品定价机制下的农产品价格因素对农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展开研究，同时结合财税政策进行对比分析，以希望进一步揭开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之谜。
二、研究设计
（一）假说的提出
1.农产品市场价格假说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目前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已经实行市场定价机制。然而，在农产品价格改革方面，目前我国以大米、小麦为主要的关乎国计民生的商品价格依然实行国家计划为主导，市场引导为辅助的定价方式。导致我国大米和小麦等大众型农产品价格和市场脱轨，与国际市场价格更是相差甚远，这种模式不仅影响到我国农民的收益，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盈利造成重要影响。
虽然，保持物价的稳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农业上市公司而言，农产品价格更关乎其盈利能力。在目前我国农业上市公司中，虽然分布范围非常广泛，但是几乎都与农业相关产业非常相关。从我国农产品价格走势和我国CPI近年来的走势（图1）可以看出，我国农产品价格总体上波动幅度比CPI大，同时紧紧围绕CPI指数上下波动，这与我国CPI指数的统计口径有很大的关系，同时CPI考虑了包括农产品价格因素的其他物价因素，因此，CPI走势更趋于稳定。同时，从CPI的峰值情况来看，每当CPI处于峰值的时候，ADI指数就会快速回调并处于下降通道，比如2007年2月份、2007年10月份、2008年3月份当CPI处于峰值时，可以明显地发现ADI指数也即（农产品价格指数）就处于快速回调和下降阶段。这间接说明当我国农产品价格受到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对于以农业为主要经营业务的农业上市公司而言，农产品价格对其经营的盈利影响应该会是非常明显的，为此，在我国以国家调控为基础的农产品价格背景下，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农产品市场价格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盈利具有正相关关系。
2.农业补贴假说
在我国，扶持政策左右着农业类上市公司的业绩，而且农业类上市公司对扶持政策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与此同时，随着政策扶持为农业类上市公司带来的经济效益不断增多，这些经济效益在农业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大，政策扶持慢慢成为支撑农业类上市公司获得良好业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可是，即使政府不断加大对农业类上市公司的投入，不断加大对其的政策扶持力度，然而农业类上市公司的总体盈利水平还是呈现出下降趋势。何广文（2010）通过统计分析法发现所得税优惠政策以及补贴收入优惠政策等相关优惠政策确实是给农业类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产生了促进作用。
收入补贴是政府为促进农业上市公司的发展而制定的重要优惠政策，收入补贴作为一种直接的支持手段，能够有效地实现上市公司的利润的提升，这个指标的信息能够在农业上市公司所披露的年报中获得。按照农业上市公司年报的会计报表中所披露出来的信息，可以将收入补贴的主要来源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补偿性收入，例如市政建设补偿以及动迁补偿等；第二种是特殊行业或特殊项目的补贴，例如环保治理补贴等；第三种是地方政府直接拨付的财政资金，用来缓解上市公司遇到的资金困难问题。此外，还有一项是先征所得税后再返还的补贴。同时，自2005年以来，由于我国国家财政持续超过预期的高收入，因此国家利用财政对农村进行反哺力度越来越强和明显，而其中以化肥、农药、种子等方式实施的补贴政策逐渐开始实施。而农业上市公司也必然获得相关的补贴，进而提高农业上市公司盈利水平。为此，我们提出假设如下假设：
假设H2：国家财政补贴对农业上市公司盈利水平正相关。
3.税收假说
农业上市公司所取得的补贴扶持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税收补贴和收入补贴。从税收补贴政策方面来看，主要包括增值税减免、所得税减免、出口退税以及其他的税收政策，其中所得税减免可以说是农业上市公司所获得的最为重要的扶持政策。本文选择所得税减免优惠政策作为政府扶助农业上市公司的税收补贴代表。按照企业所得税的相关管理条例，只要是我国境内的企业都一定得交纳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是25%，只有小部分行业和地区，又或者是一些外资企业才能缴交低于33%的所得税。我们将按照上市公司的年报得出企业所交的实际所得税率，然后再对企业获得的优惠税率进行计算。根据近年来的相关数据显示，农业上市公司各年所得税在利润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趋势，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净利润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25%，所得税减免显然对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3：税收补贴与农业上市公司的公司盈利正相关。
（二）变量设计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当前，对于上市公司盈利水平的实证研究文献中，对于盈利水平变量的度量选择较多，有的选择ROE，有的选择EPS。在文献分析基础上，针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变量的度量方面，我们采用每股收益率（YS，yieldstock）来作为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盈利水平的替代变量。
2.解释变量
（1）农产品价格变量
当前国内文献的实证研究中，物价指数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的研究中，多以CPI、FDI以及ADI作为替代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与研究。在本文的研究中，考虑到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分布的广泛性以及不同区域还存在的物价水平不同等方面的原因与影响，我们采用我国农产品价格指数作为我国农业上市公司主营产品――农产品价格的替代变量。
（2）财税补贴变量
对于财税补贴变量的替代值，我们采用农业上市公司收入补贴和税收补贴加总作为该变量的替代变量，用ETS表示。其中农业收入补贴和税收补贴的数值定义如下：
农业收入补贴，收入补贴的度量。这个指标可以在农业上市公司的年报中直接得以反映，我们把这个指标数据当作我国农业上市公司收入补贴的替代值。
农业税收补贴，税收补贴的度量。这个指标用来表示农业上市公司受政府税收补贴支持的力度，其中所得税收入支持在税收补贴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因此我们采取对所得税收入支持来衡量农业上市公司的税收补贴，当作是回归分析中的替代值。
3.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变量（SIZE）：由于公司总资产反映了公司所具有物质资本实力，因此我们设置公司规模控制变量，并用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替代变量；同时为了更为全面地考察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的影响，我们设置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用GDP发展速度作为替代变量）；专营化程度（FA）：选取其主营业务利润率来衡量。计算公式为主营业务利润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农业部门特征（ADC）：农业上市公司除了经营主业，还会实施多元化经营，从其他行业所获得的投资收益与主营业务的收益是有一定差异的。参照冷建飞（2007）的替代变量方法，我们选择农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作为农业上市公司部门特征的替代变量。公司治理水平（GOV）：我们选择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数量作为其治理水平的替代变量；股权结构变量（FSV）：我们选择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当作股权结构的替代变量。
（三）实证模型构建
综上分析，我们构建了如下检验回归模型：
YSit=α0+β1APIit+β2FAit+β3SIZEit+β4GDPit+β5ADCit
+β6GOVit+β7FSPit+μi+εit（1）
YSit=α0+β1ETSit+β2FAit+β3SIZEit+β4GDPit+β5ADCit
+β6GOVit+β7FSPit+μi+εit（2）
在上述模型中，α0是截距；βi（i=1，2，…，7）是模型回归系数；ε是随机变量，代表的是影响公司盈利的各项因素。其中i（i=1，2，…，N）表示第i家农业上市公司；t（t=1，2，…，T）表示第t个时间序列观察值；μi表示第i个单位的个体效应。
两个模型依次用于检验农产品价格和财税等情况。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模型选择，本研究拟对模型进行F检验和Hausman检验，确定模型后再对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数据描述性分析
收益和产品价格、公司规模、专营化程度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自2008―2010年的每股收益均值为0.224167，中值为0.13，最大值为1.8，最小值为-1.0，标准差为0.410660，说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在2008―2010年期间的总体收益水平不高，但是两级现象较为严重，在最高的收益公司和年份达到了1.8元，而最小值也达到了-1.0元。在农产品价指数方面，在此期间，我国农产品价格指数均值为0.761567，中值为0.920374，最大值为1.088379，最小值为0.275949，标准差为0.353122，说明我国农产品价格走势总体上比较平稳，并没有受到国际上过高的农产品价格和国际市场上剧烈农产品市场波动的影响，同时整体的涨幅也较为平缓。财税方面，均值为0.128233，中值为0.201，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334和-0.413，说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获得国家的财税支持整体上是比较平稳的，因此对盈利的共享应该也会比较稳定。而股权结构方面，均值为0.483，说明其股权非常集中。而公司治理方面总体非常稳定，基本上是介于3-4之间。公司规模变量方面，均值为12.01817，中值为11.945，最大值为13.81，最小值为9.64，标准差为0.705515。如果还原为原始数据，则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规模是已经具备相当的规模优势，同时大部分上市公司是国有控股型企业，因此其融资能力是非常强的，也必然能够为其公司盈利水平作出贡献。在专营化程度方面，从表1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均值为2.069，中值为1.97，最大值为9.01，最小值为-10.02，标准差为2.764062。对于公司外部经济环境方面，我们采用GDP作为经济发展的外部宏观环境的总体代表，在2008―2010年三年期间，我国GDP的增长率分别为9.2%、9.6%和10.4%，均值为9.733%，接近两位数的增长率，同时考虑到在2008―2010年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因素，进一步说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正处于我国高速经济发展阶段，对于其盈利应该具有极强的促进作用。对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农业部门特征因素变量而言，从描述性数据来看，均值达到了0.583391，最大值居然达到了2.581885，最小值为0.18479，标准差为0.37654，说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农业部门特征波动幅度较大，但是整体上而言，农业上市公司农业部门特征因素还是非常明显的。
（二）模型检验分析
1.F检验
因为在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算时，需要检验所建立的模型形式，即要检验样本数据符合何种模型。假如设定了错误的模型形式，那么模型估算结果将是有偏差的。为此，我们针对对构建的模型进行了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模型1和2的F检验值达到了0.1%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可以拒绝样本个体间存在无差异的原假设，认为相对于采取OLS对数据进行估算，而样本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算将会更合适。
2.Hausman检验
同时，我们使用EVIEWS7.0对模型进行了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中可以知道模型的Hausman检验在1%水平上都是显著的，所以可以拒绝原假设，认为相对于采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而样本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算更合适。
综上分析，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进行面板回归检验。
（三）回归结果分析
我们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中可知，模型1和2显著性水平都达到了0.1%的效果，说明模型拟合效果很好，具有较好的解释性。同时还可以发现模型2的调整拟合优度高于模型1的拟合优度，说明在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中，财税对公司的盈利影响效的确要优于产品价格的影响，这符合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经营现状。
在变量的回归系数方面，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模型1中，常数、农产品价格、公司治理水平、股权结构、公司专营化程度、公司规模变量、GDP和农业部门特征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02603、0.029643、0.008915、0.076520、0.038524、
-0.168637、0.070468和0.690957，且农产品价格、专营化程度和公司规模变量达到了1%显著性水平，GDP达到了0.01%以上的显著性水平，股权结构达到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模型1上述变量的总体解释性较好。尤其是农产品价格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方面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在模型2中，常数、财税、公司治理水平、股权结构、公司专营化程度、公司规模变量、GDP和农业部门特征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874251、0.326909、0.010915、0.006993、0.036663、-0.121009、0.075391和0.691129，且财税和公司规模变量达到了1%显著性水平，专营化程度和GDP达到了0.01%以上的显著性水平，股权结构达到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模型1上述变量的总体解释性较好。尤其是农产品价格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方面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四、结论与展望
笔者通过上述实证检验，发现了如下结论。
1.农产品价格对农业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具有明显的正面影响。从回归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显著性水平得到了检验，因此在实际的农业上市公司盈利因素管理和政策制定中，适当考虑市场因素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对于提高农业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具有正面意义，假设1得到了验证。
2.财税对农业上市公司盈利水平的影响，该假设虽然从回归分析中发现其存在正相关关系，达到了0.0684，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因此农业收入补贴和财税补贴从整体上对其盈利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假设2和3得到了验证。
3.模型1的拟合优度明显低于模型2的拟合优度，因此再次证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中，政策效应要强于价格效应，说明我国农产品价格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受到了削弱，也间接证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之谜来自于农产品的定价机制。
4.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还受到股权结构、公司规模、GDP和专营化程度等方面的不同程度的影响。部门特征和公司治理水平对盈利能力的影响没有得到检验。
虽然本文获得了上述成果与结论，但是由于学识等方面的原因，论文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对于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比如对于公司治理水平和部门特征对农业上市公司盈利的影响方面，回归结果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验证，还需要进一步进实证分析，这也许与采用独立董事作为公司治理水平的替代变量有一定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高明华.公司治理：理论演进与实证分析――兼论中国公司治理改革［M］.北京：经济科学版社，2001.
［2］顾海.浅论证券市场对农业现代化的作用［J］.中国农村经济，2002（9）：73-76.
［3］Miller，MertonH.，TheMoigliani-MillerPropositionsAfterThirtyYears［J］.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988（4）：99-120.
［4］Modigliani，Franco，MM-Past，Present，Future［J］.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979（4）：149-158.
［5］李宝仁，王振蓉.我国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4）：150-153.
［6］张继袖.我国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行业特征的实证研究［J］.管理科学，2004（3）：40-45.
［7］张俊瑞，贾宗武，孙玉梅.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因子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4（11）：53-59.
［8］汤青.中国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5（2）：56-59.
［9］梁宇鹏，许彪.农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成因诊断［J］.农业技术经济，2002（1）：27-29.
［10］金赛美，汤新华.优惠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利润的影响［J］.农业与技术，2003（6）：18-24.
［11］姜凌.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探析［J］.农业经济，2003（7）：12-14.
［12］刘秀琴，等.农业行业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03（8）：32-33.
［13］胡国柳，蒋国洲.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业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新证据［J］.财贸研究，2004（4）：83-89.
［14］何广文，赵大晖.培育农业资本市场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J］.农业经济问题，2001（11）：38-42.
［15］黄桐城，杨健.高科技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J］.中国管理科学，2002（4）：13-17.
［16］李增泉.激励机制与企业绩效［J］.会计研究，2000（1）：24-30.
上市公司盈利模式范文1篇6
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者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选择会计政策等手段，控制、调整对外财务报表，以满足特定盈余目的的行为。美国会计学者斯科特（William・K・Scott）在其所著的《财务会计理论》一书中给出定义，“盈余管理”是指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他认为，只要企业的管理人员有选择不同会计政策的自由，他们必定会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或使企业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美国会计学者凯瑟琳・雪珀（KatherineSchipper）在1989年指出，“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
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包括董事会、总经理、高级管理人员等。他们通过会计政策变更，资产、负债重组，关联方交易，地方政府支持等手段，可以实现盈余管理目标，最终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当这种调整财务数据，实现盈余目的的行为超出会计准则的允许范围时，就成为了非法的利润操纵。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在会计准则允许范围之内的盈余管理行为。
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
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复杂多样。例如管理者报酬与公司收益挂钩机制，企业避税目的，维持股票价格等。在中国现有资本市场条件之下，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在于规避证券监管机构对于亏损公司的处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最近两年连续亏损（以最近两年年度报告披露的当年经审计净利润为依据），交易所有权对其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上市公司股票因连续两年亏损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审计结果表明公司继续亏损，交易所有权决定暂停其股票上市交易，即连续三年亏损便会被暂停上市；上市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后，在法定期限内披露的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出现亏损，交易所有权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即连续四年亏损便会被终止上市。
连续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保住其上市资格，继续享受获取投资资金、融资渠道、品牌美誉度等优势，都会想方设法提高账面盈余，扭转连续亏损局面。而企业要想在短期内通过改善内部管理，提高生产效率等方式来实现盈余较为困难；利用会计政策变更、资产重组等方法实现账面盈余却相对轻松。所以，盈余管理现象在连续亏损的上市公司中尤其普遍。
三、会计政策变更的含义
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中所采用的原则、基础和会计处理方法。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规定，企业采用的会计政策，在每一会计期间和前后各期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但是，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变更会计政策：（1）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要求变更。（2）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四、上市公司利用会计政策变更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
一方面，由于企业财务活动复杂性的客观现实，会计准则和制度不可能对每一类交易事项都进行严格规范；另一方面，会计活动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会计的职业判断从中起到很大作用。所以，会计政策变更的空间不可能被完全消除，会计政策变更一直是企业盈余管理活动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下面总结了企业利用会计政策变更进行盈余管理的具体手段。
折旧政策变更。由于固定资产自身具有使用年限长、单位价值高的特点，在企业的资产总额中通常占有非常大的比例。因此，固定资产折旧政策的确定与变更对于企业利润有很大影响，正确计算固定资产折旧是正确核算企业利润的基础。由于不同固定资产本身的特性以及行业的特点，固定资产额的确定具有主观性。例如，固定资产预计净残值、使用年限、预计工作总量等考虑因素。此外，不同的折旧计算方法，包括直线法、加速折旧法等都会影响企业折旧额的确定，因而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很大。例如，利用直线法计提折旧，使用后期的维修费支出将会高于前期维修费支出，从而影响固定资产使用成本。因此，变更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就成为一些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方式。
变更存货计价方法。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发出存货成本的计量方法有四种：先进先出法、移动加权平均法、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和个别计价法。这四种存货成本计量方法之间的选择和变更也属于会计政策变更。存货计价方法的改变与折旧方法的变更对企业利润的影响一样，都是通过对一定的成本费用在会计期间上的不同安排来影响企业利润。不同的存货计价方法对企业当期利润的影响如下：一是如果期末存货计价过低，当期的收益可能因此而相应减少；二是如果期末存货计价过高，当期的收益可能因此而相应增加；三是如果期初存货计价过低，当期的收益可能因此而相应增加；四是如果期初存货计价过高，当期收益可能因此而相应减少。上市公司利用改变存货计价方法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也十分普遍。
变更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长期股权投资是指通过投出各种资产取得被投资企业股权且不准备随时出售的投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长远利益而影响、控制其他企业。根据投资企业与被投资企业的关系，长期股权投资分别采用成本法或权益法进行核算。根据权益法的规定，无论被投资企业是否分配利润，投资企业都应根据被投资企业的盈亏情况和持股比例，确认收益或损失，计入当期利润总额。而成本法只要求根据被投资企业的利润分配情况，在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时，计入投资企业按当期的投资收益，不考虑被投资企业实际发生的盈亏。所以，企业出于盈余管理的考虑，倾向于对亏损的被投资企业采用成本法核算；对盈利被投资企业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
坏账损失核算方法的变更。企业因坏账而发生的损失在会计上有两种核算方式――直接转销法和备抵法。采用备抵法按期估计坏账损失也有两种方法――余额百分比法和账龄分析法。企业应根据具体情况，自行确定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和计提比例等。为了达到盈余管理目的，企业往往隐瞒真实的应收账款情况，尽可能少地确认坏账损失。一般选择直接转销法，或将备抵法改为直接转销法，从而达到增加利润的目的。
变更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方法。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模式有成本模式和公允价值模式，计量模式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由成本模式转为公允价值模式的，不得从公允价值模式转为成本模式。在我国房价不断上涨的城市，企业将投资性房地产由成本模式转为公允价值模式将对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以及当期损益造成较大提高。
合并政策的变更。集团公司应编制合并会计报表，而纳入合并会计报表编制范围的子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会直接影响合并会计报表的结果。合并范围最重要的标准是控制权，控制权的判断存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标准。因此，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改变合并范围来调整公司的利润额。而在实践中，通过变更合并范围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非常普遍。通常的做法是在原有合并范围的基础上减少一些亏损或盈利能力差的子公司，以提升合并会计报表的利润。
除以上六个常见的盈余管理手段之外，会计政策变更中涉及到企业盈余管理问题的还有很多。例如：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以公允价值还是账面价值作为成本计量基础；借款费用是资本化还是费用化；研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是选择资本化还是选择费用化等。因为这些会计确认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所以它们也成为上市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
五、案例引介
以下分别介绍两个连续亏损上市公司扭亏为盈、成功“摘帽”的案例。其中，运用会计政策变更都对公司的盈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案例一：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鞍钢股份已经连续在2011年、2012年度两年亏损，如果ST鞍钢2013年仍为亏损，公司将被暂停上市。2013年，在六成钢铁企业显示亏损的情况下，鞍钢股份实现扭亏为盈：净利润6.88亿，其中所得税费用为-5.6亿。除了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外，鞍钢股份还主要通过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资产置换等手段增加了净利润。
鞍钢股份属于重资产型的工业，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超过48.94%。会计政策变更，尤其是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调整或者重分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账面利润。从2013年披露的公司财务报表来看，鞍钢将房屋、建筑物折旧年限由30年调整为40年；传导、机械等由之前的15年调整为19年；将动力设备由10年调整为12年。通过这样的调整，公司2013年上半年度固定资产折旧额减少5.89亿元，使得所有者权益及净利润在上半年增加了4.42亿。累计折旧的数额大幅减少，由累计折旧结转到费用类科目的金额，例如营业成本、管理费用等的费用科目也相应大幅减少。
案例二：变更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
2010年、2011年度，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ST国商）连续两年亏损，截至2011年末净资产为负数。根据退市规定，若*ST国商不能在2012年12月31日前扭转连续亏损局面，公司将面临暂停上市甚至退市的风险。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等相关规定要求，公司从2012年1月1日起，将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以更恰当反映深国商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3月31日，*ST国商的投资性房地产项目主要集中在广州、海南及深圳等地区。由于该区域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可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可以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进行合理估计。
深国商会计政策变更的重心是深国商的核心项目――皇庭国商购物广场。在假设市场价值波动不大的前提下，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后，皇庭广场项目如在2012年底前完工并投入使用，预计将增加公司2012年12月31日递延所得税负债11.05亿元，增加所有者权益（留存收益）约33.15亿元，增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留存收益）约19.89亿元；预计将增加公司2012年度净利润33.15亿元，增加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9.89亿元。由此导致公司所有者权益及净利润等指标发生变化，挽救处于退市悬崖边缘的*ST国商。
按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后，不对其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并以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现金流量预计不会产生影响。
六、总结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现象在各国都很普遍。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也越来越引起财务报表使用者的注意。管理部门也已经针对这种现象修改会计准则，尽量减少企业盈余管理的空间。但是，由于会计活动本身的一些特点，盈余管理现象无法从根本上消除。
首先，会计的基本前提――权责发生制是形成盈余管理的主要原因。权责发生制要求会计主体在一定期间内发生的各项业务，以是否取得经济权利、是否承担经济责任为标准，决定资产、负债、收入和费用的确认。为了反映经济实体在某一期间的业绩，而不是仅仅记录本期的收入和费用，会计采用了预提、待摊、递延以及分配等方法程序，将各期间收人与费用、收益与损失配比。因此，就给了企业调整会计记录时点的可能性。
其次，会计准则留给企业的灵活性是形成盈余管理的另一根源。由于会计是一项主观性较强的活动，国际会计准则和我国会计准则都留给了企业会计人员一定的选择和判断空间，会计的职业判断成为会计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企业管理当局可以利用会计准则的灵活性对经济业务作出对自身有利的估计或判断。
上市公司盈利模式范文1篇7
【关键词】IPO抑价盈余管理琼斯模型
IPO抑价现象是指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价低于上市首日收盘价的现象，它是新股首次公开发行过程中最为典型的异常现象，被称为IPO抑价之谜，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层不违背企业会计准则和法律法规，但是利用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向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传递可靠性和真实性较差的财务信息，以实现管理层的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大多盈余管理行为的出发点都是局部利益或者管理层私人利益，这无疑会给企业和投资者带来危害。中国很多上市公司在IPO前后的表现差别较大，这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有很大关系，因此研究上市公司IPO前盈余管理行为对IPO抑价的影响很有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有关IPO前后盈余管理的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多项成果。黄呈祥等的研究表明企业IPO时盈余管理普遍存在，而且往往采用调节收入、调节固定资产折旧等方式进行盈余管理。Yoon等研究发现，一些低质量的企业为了满足发行条件倾向于通过盈余管理行为来提高股票发行价格，从而使得未来真实绩效与盈利预测差别较大。JenniferKao等发现IPO前定价财务表现越好的公司在IPO后利润下降越多，首日股票收益率越低和长期股价表现也越差。通过调增收入的方式实施盈余管理的行为也越严重。但是实证研究IPO前盈余管理与IPO抑价的相关关系的文献却不多。陈祥有等发现IPO前盈余管理与IPO抑价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盈余管理程度越深，IPO抑价越严重。本文主要研究IPO企业在IPO前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并且实证检验了盈余管理与IPO抑价的关系。
二、盈余管理计量模型
本文测度企业盈余管理时采用最常用的修正的琼斯模型，由于字数限制，模型的具体演算过程在此省略。本文样本数据全部取自国泰安CSMAR数据服务中心，以A股市场2009年首次公开发行的企业为样本，共得到136个样本观测值。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存续时间较短，缺乏足够的时间序列数据来保证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因此本文采用截面数据，利用Eviews5.0软件求出上市公司2009的盈余管理水平。
本文所采用的回归模型为：
TAi=α1+α2DSLi+α3PPEi+εi（1）
TAi:表示总体应计利润除以前期资产总额；
DSLi：表示主营业务收入变动额与应收账款变动额之差除以前期资产总额；
PPEi：表示固定资产价值除以前期资产总额；
εi：为残差项，作为盈余管理水平的测量值。
从表1输出的结果可知，样本数据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具有统计研究意义。样本企业仍主要通过调减主营业务收入，调增应收账款收入以及利用固定资产原值影响折旧的手段增加利润。企业盈余管理水平不为0，并测定出有48.5%的企业盈余管理数值大于0，证明有近一半的企业为了实现IPO而进行盈余管理行为。
三、盈余管理与IPO发行关系研究
1.模型说明
IPOdisi=α0+α1EARNINGSi+α2TRANSi+α3RATEi+α4lnASSETSi+α5PEi+εi(2)
其中：；IPOdisi表示企业IPO的折价率；EARNINGSi表示企业的盈余管理；RATEi表示企业资产负债率；TRANSi表示上市首日换手率；lnASSETSi表示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PEi表示企业IPO时的发行市盈率,εi为残差项。
2.变量解释
(1)被解释变量。IPO折价率。企业IPO的折价率，是指上市首日收盘价与每股发行价之间的差额与每股发行价的比例。
(2)解释变量。盈余管理。盈余管理的取值为第二部分求出的盈余管理数值，即可操纵性利润，通常认为盈余管理与IPO抑价率正相关。
（3）控制变量。由于影响IPO发行的因素很多，本文尝试采用企业资产负债率、上市首日换手率和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
企业资产负债率衡量的是企业的经营风险，通常认为IPO折价率与财务杠杆率负相关。
公司规模与企业的会计选择有关，会对盈余管理和首次公开发行的回报存在影响，因此本文测度企业规模对公开发行的影响，采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代表企业规模。
上市首日换手率是判断过度投机的一个指标，如果换手率过高，说明市场中的认购者热衷于短期操作以牟取短期暴利。IPO折价和首日换手率之间假定存在正相关关系。
发行市盈率，是指每股发行价与每股收益的比例，通常认为发行市盈率是评价公司价值的重要指标。由发行市盈率和IPO抑价的公式可知，企业若降低发行价，将导致抑价率上升，而发行市盈率增加，因此假定发行市盈率与IPO抑价率存在负相关关系。
3.实证结论
对模型2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盈余管理与发行抑价率正相关，虽然不太显著。盈余管理与发行市盈率负相关，说明企业在首次公开发行时，通过盈余管理不能获得较高的溢价。上市首日换手率与IPO抑价率显著正相关，说明：总资产与IPO抑价率在10%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而资产负债率与IPO抑价率在5%的水平下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样发行市盈率也与IPO抑价率在5%水平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我国2009年首次公开发行的企业数据为样本，研究IPO前盈余管理现状，以及其与IPO抑价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上市首日换手率、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和发行市盈率的情况下，IPO前盈余管理与IPO抑价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并不显著。这说明企业的确可以通过盈余管理包装财务来降低IPO发行价。IPO折价率有所下降但较高，说明我国资本市场定价效率有所提高但仍存在IPO高抑价现象。因此，我国一方面，需要完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改善公司治理。另一方面需要完善IPO发售机制的改革，加大对IPO发行的监督。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应贯彻落实相关的监管原则，切忌流于形式。另外，应完善公众监督渠道，公众的监督不但可以有效地减少国家监管的成本，而且也可以监督国家监管部门的监管效率。
参考文献
[1]陈共荣,李琳.IPO前盈余管理与抑价现象的实证研究[J].系统工程,2006，（9）：75-80.
[2]陈祥有,万寿义.A股发行公司IPO前盈余管理与IPO后市场表现的实证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09，（10）:107-109.
[3]顾振伟,秦默,欧阳令南.改进后扩展琼斯模型与其他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比较研究[J].财经论坛,2008，（5）:78-83.
[4]黄呈祥.IPO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分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0（5）：63-65
上市公司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财产保险；盈利模式；可持续盈利
中图分类号：F84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7）03-78-02
一、我国财产保险行业现状分析
财产保险是保险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财产保险业取得了显著发展，保费收入快速增长，财产保险密度和深度明显提高。据中国保监会的数据显示：2014年财产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7544.4亿元，同比增长16.4%，2015年产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8423.26亿元，同比增长11.64%，2016年1-8月产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6030.48亿元，同比增长8.73%。从长期来看，财产保险行业仍会保持高速的增长。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是我国财产保险业基数相对较小，未来的市场空间非常广阔；二是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规范，产权制度日益明晰，这为我国财产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三是个人资产的持续增长为财产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购买力保障。然而在当前，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由于诸多原因，正面临经营利润空间变窄的不利处境。因此，加强对其盈利模式的分析探讨显得尤为必要。
二、我国财产保险业可持续盈利所面临的困境
（一）承保业务盈利水平低
首先，保费充足率普遍不高。激烈的市场竞争，致使财险公司间进行价格战，随意打折销售，使保险精算出的产品定价失去了原有的盈利能力。其次，高“返还”加大了公司成本。由于市场恶性竞争，财险公司出于规模扩张的压力，在业务拓展过程当中将手续费等费用“返还”作为承保业务的交易筹码，最终加大了公司的成本。再者，保险营销手段单一，从目前财险市场来看，简单粗犷的营销模式对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的盈利模式的发展形成了瓶颈。最后，对于赔付风险掌控不严，内部存在成本黑洞，也阻碍了我国财险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投资活动收益率不高
财险公司投资活动的方式有很多，包括投资证券、房地产、固定资产租赁、参资入股获得收益等等方式，但由于资金规模有限，所以财险公司投资活动相对较为谨慎。也正因投资项目风险相对较小，投资收益率普遍不高，故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盈利水平的提升。
（三）行业基础设施不健全严重地制约着可持续盈利能力
行业基础设施状况不仅影响保险公司对价值链的关键环节的控制力，也影响整个市场运行成本。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行业信息平台建设相对滞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欺诈现象致使交易成本高，削弱了整体盈利能力。其次，后援运营的专业化分工不发达导致经营主体尤其中小保险公司运行成本过高。最后，市场退出和淘汰机制缺失，导致过度竞争，助推了整个行业经营成本的加大。
三、我国财产保险业可持续盈利的影响因素
影响财产保险公司可持续盈利的主要因素，可从专业技术层面、自然环境层面、社会经济层面加于分析。
1.专业技术层面
第一，可持续盈利取决于正确的增长策略。只有增长可持续，且与自身资源保障、风险控制能力相适应，才可长期盈利。不顾质量、成本的盲目增长会带来巨大潜亏风险，损害可持续盈利能力。2015年产险业务赔款4194.17亿元，同比增长10.72%，赔付成本还是相对居高不下，财产险业内的“一年发家、二年发财、三年亏损”“三年怪圈”现象就是最好例证，可见在增长的决策上应慎重。
第二，可持续盈利须具有一定的成本控制能力。其他企业是先确定成本，后通过出售产品或服务实现收入。而产险公司与其正好相反，保险业是先实现收入，后确定经营成本。因此在收入既定前提下，产险公司实现承保盈利的关键因素是成本控制能力。成本控制能力越强，公司承保盈利能力就越高。例如，平安产险坚持内涵式、精细化的发展道路，在为客户提升优质服务的同时，不断优化内部管理制度，提升风险识别能力，改善经营品质，有效降低经营成本。2016年前三季度，平安产险实现净利润105.07亿，综合成本率94.9%，在风险筛选和成本控制有保证的前提下，实现了规模和品质的均衡发展。
第三，可持续盈利还要具有较高的现金流管理能力和投资管理能力。要想可持续经营，提高投资盈利，就必须保持现金流稳定。在投资收益率既定前提下，可投资现金流越多，投资收益就越高。为此，必须强化应收保费管理，强化资金管理，加快资金收付效率，这样才能提升盈利能力。此外，产险公司投资不同于寿险投资，在资金期限相对短，现金流稳定性相对差的基础上，要获取好的投资收益，关键在于强大的投资管理能力。投资管理能力是决定投资收益率高低的核心因素，同样的投资环境和可投资的现金规模，投资管理能力高，投资盈利能力就强。
2.自然环境层面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的国家，如2010年五省罕见的旱灾、玉树地震，2008年百年难遇的雪灾、汶川特大地震，这些灾害一旦发生，造成损失是巨大、惨重的。2008年，受巨灾影响，财产险赔付上升较快，全年赔付支出1418.3亿元，同比增长39%。可见，巨灾风险对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稳定性的影响最大。突如其来，造成巨额的损失，这会造成财产保险公司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提取不足，使保险公司出现亏损，有时是巨额亏损。而财产保险的原理是基于大数法则，即通过大量数据样本可以精算出来的一个概率。因此，考虑保险公司的盈亏，有时要从稳定经营的角度对准备金进行调整，这样才能有备无患，达到可持续盈利。
3.经济社会层面
可持续盈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保险业经济补偿、资金融通、社会管理的功能越来越强。随着现代保险业的发展，保险公司被放到了一个全方位的金融平台上。例如，保险业的竞争和巨灾的增加，使得保险的承保利润越来越薄，投资收益成了保险公司盈利的主要支柱。但投资收益，是由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决定的。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投资的空间就大，投资的机会就多，保险公司投资盈利的可能性就大，投资回报就高。同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的增加又创造了新的保险需求，促进保险业的发展，增加保险业的收入。例如，在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下，截至2015年底，保险业总资产达到12.4万亿元，同比增长21.7%，全行业净资产1.6万亿元，同比增长21.4，净利润2823.6亿元，同比增长38%，可见可持续盈利离不开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四、我国财保公司盈利模式的政策建议
（一）找准公司定位，形成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可持续盈利
对任何一家企业而言，公司可持续盈利能力均来源于从企业价值链中提取的公司核心竞争力，找准公司发展定位就成为确保形成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首要条件。产险公司定位不同，核心竞争力的表现就不同，持续盈利能力的优势所在也就不同。具体而言，大型产险公司未来将向集团化、综合化发展，中小型公司要么通过兼并收购整合做大，要么走专业化经营道路，所以只有明确清晰的市场定位，为公司寻找自身竞争力优势，才能实现公司可持续盈利。
（二）规划盈利性业务的发展路径，做好盈利性业务发展的制度安排
公司要设计好盈利性业务的销售模式，建设好盈利性业务的销售渠道，组建好盈利性业务的销售团队。公司政策要体现对盈利性业务的培育，体现对盈利性业务的扶持，体现对盈利性业务的激励。
（三）强化现金流管理，建立成本管控的长效机制
“生存l展，开源节流”是企业经营的八字方针，开源是增加业务来源，扩大业务规模，提高人均产能，降低成本费用率。节流是合理降低费用开支的绝对额。两者是成本管控的两个方面。财险市场的激烈竞争、财险费率的市场化、财险行业的高税率已经极度压缩了承保业务的利润空间。要建立财险公司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就有必要合理降低成本。所以有效的现金流管理有助于增大公司的盈利空间。
（四）重视、加强保险资金的运用，有效利用自有资金，合理进行投资活动
随着财产保险业务的发展，我国财产保险的可运用保险资金也随之逐年加大。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活动，不管是从资金使用效率还是从提高和改进盈利模式的角度，都是保险公司必须从事的。但投资活动的风险需要谨慎对待，切不可盲从。投资应坚持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三者的有效结合，用稳定持续的收益来对自身主营业务的盈利形成有效的补充。可见加强自有资金的高效运用，无论对社会还是对自身都是十分有益的。
（五）加强行业平台设施建设，完善市场进退机制，改善公司盈利的外部环境
好的行业环境有助于公司可持续盈利能力的培养，稳定有序的行业大环境有助于先进的经营理念的形成和高超的经营管理水平的发挥。我国财险市场数十年来野蛮经营和粗放管理已使市场交易成本高不可攀。而财险市场的容量是有限的，在此前提下，建立通畅的市场进退机制是维持市场合理竞争秩序的必要条件，只有这样才能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整体行业盈利能力。
（六）挖掘自身潜力，加大产品开发力度，不断扩大保险服务领域
加大个性化产品和个性化服务的研发有效地将客户群体细化，将个人客户、企业客户的诉求进行重新的审视，开发出差异化的产品，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特别针对大型跨国公司、高精新产业的企业，因地制宜的设计出个性化的产品并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进而提高盈利水平，是国内保险公司应该深入研究的课题。
（七）加强风险管理，不断完善风险控制体系
保险公司卖出的是保单，经营的是风险，实行精细管理，加强风险控制，稳健经营，是争取好的经济效益的必然要求。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是财险公司可持续盈利的基石。因此，需认真开展全面业务内控管理，加强再保险工作，重视开展防灾防损措施，加强承保业务的风险动态管理，不断优化险种结构，从而完善风险控制体系。
五、结论和建议
我国当前市场的结构性转型从总体上提高了整个行业的长期盈利能力，面对保险企业实现盈利的良好外部环境正在形成的局面，各财产保险公司应强抓当前机遇，找准市场定位，整合自身经营的价值链，寻找和挖掘核心竞争力，建立企业长期的竞争优势，逐步培养应对各类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能力，打造和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稳定的长期可持续盈利能力。财产保险公司的盈利模式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可能依靠单一模式来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应该以“保险业务模式”为基础和核心，依托于自身的保险业务，深入挖掘盈利潜力，不断运用科技、培训等创新手段，持续改进现有盈利模式，切不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我们应当努力去寻求高效率的富有竞争力的盈利模式，从而实现行业整体盈利的长足发展。
上市公司盈利模式范文篇9
【关键词】期货公司期货期货行业
一、我国期货公司的利润主要来源
（1）期货经纪业务仍是主要收入支柱。我国期货公司目前盈利渠道单一，主要盈利渠道依靠于经纪业务产生的手续费收入。中国证监会期货公司财务分析报告2007年数据显示，2007年整个行业的期货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即经纪业务利润有了大幅的提高，达到了3.14亿元，同比有了很大的提高。其核心业务仍然是经纪业务，即靠收取手续费（佣金）来实现利润的增长。虽然在2007年，投资收益高达6.33亿元，其他业务利润3604万元，利息收支盈利3.05亿元，但相比于传统的经纪业务来说，仍然不是主旋律。
（2）利息成为我国期货公司盈利的第二大来源。2010年1月8日，股指期货获得准生证。期货行业也随之踏入了股指期货时代，而与此同时期货公司保证金规模也随之飙升。由于期货公司无需为客户保证金支付利息，保证金规模剧增无疑提高了期货公司的利息收入。目前一般期货公司的利息收入约占公司全部收入的30%左右，而有的甚至达到40%左右，未来保证金利息收入无疑会成为继佣金收入之外的第二大收入来源。
（3）交易所返还手续费及奖励资金成为补充收入。交易所返还交易手续费是交易所对会员公司的一项优惠政策。因为四家期货交易所的手续费收入比全国160多家期货公司手续费收入的总和还要多，使得返还手续费成为可能，所以返还手续费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会帮助期货公司实现增收的目的。
（4）其他投资收益。从2010年到2011年，期货公司掀起了第三轮增资潮，最高注册资本已突破10亿元。此前2007年和2009年的前两轮期货公司增资潮后，也有不少期货公司投资二级市场。期货公司的自有资金以银行存款居多，少数购买了债券、股票、货币市场基金、自用房地产。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共有8家期货公司进入12家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并持有这些上市公司的股票2724.57万股，按14日收盘价计算，总市值达2.2亿元。期货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二级市场，这个在监管上虽然是允许的，但规定限制条款比较多，且投资本身承担一定的风险。
二、期货公司盈利模式存在问题
（1）目前我国期货公司业务发展滞后，盈利渠道单一、附加值低、利润低。《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期货公司业务实行许可制度，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按照其商品期货、金融期货业务种类颁发许可证。期货公司除申请经营境内期货经纪业务外，还可以申请经营境外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以及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期货业务。期货公司不得从事与期货业务无关的活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期货公司不得从事或者变相从事期货自营业务。期货公司不得为其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人提供融资，不得对外担保。”
《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第三条规定“期货公司从事资产管理业务，应当遵循公平、公正、诚信、规范的原则，恪守职责、谨慎勤勉，保护客户合法权益，公平对待所有客户，防范利益冲突，禁止各种形式的利益输送，维护期货市场的正常秩序。”“客户应当独立承担投资风险，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自此，“资管业务”得以松绑。
（2）我国期货公司业务利润低。业务高度的同质化、旧有销售模式以及市场无序的竞争，导致手续费竞争激烈，期货公司价格战引发经纪业务收入利润低的恶性循环。
（3）我国期货公司业务附加值低，不能提供。单一的经纪业务投资服务不能适应金融市场多样化的需求，投资咨询业务暂未能收到良好的预期，期货公司的服务链过短。
三、建议
要实现期货公司的盈利，需要政策支持为期货公司的生存发展创造适宜的空间，更需要期货公司立足市场，构建一个适应市场环境和适合自身条件的盈利模式，以期从源头上解决利润的渠道和结构问题。
对监管层建议：给予政策指导，加快市场资金流入期货市场的速度；积极研究CTA机制，为期货公司的资管业务提供政策指导，改变我国期货公司目前靠“”盈利的模式。
对期货公司建议：发挥期货公司特有价值，实现经纪业务收入最大化，这是期货公司发展的基础。转换角色，成为“经纪、咨询、资管”三位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开辟新的盈利模式。
以经纪业务为基础，咨询业务为纽带，资管业务为主体为客户提供一揽子金融解决方案；广招人才，在政策范围内开发新的业务品种；整合各种资源，大力发展资管业务，除制定期货行业自身的资管产品外，在政策范围内开展“银期”合作、“租期”合作，激活资本，探索新的盈利模式。
参考文献：
[1]周科竞.期货公司资管业务存风控隐忧控风险成首要难题[N].北京商报，2012-8-1.
[2]胡俞越.CTA―中国期货市场的突破[J].中国期货，2009.
[3]安毅，常清.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研究[N].证券市场导报，2011，（4）.
上市公司盈利模式范文篇10
(一)股票发行方法的历史沿革及问题探讨
自中国股票市场成立以来，股票发行定价不合理几乎像股市的顽疾，久治不愈，似乎也无药可救，并对股票市场健康发展构成威胁。因此。发行定价方法几经修改，但目前随着“中国太保”的“破发”，“中煤能源”、“中海集运”紧随其后跌破了发行价，被称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中国石油”的股票价格也跌到了发行价的边缘，股票发行定价不合理又被投资者旧话重提，并且成为市场区分“牛”、“熊”的标志。究竟是定价不合理?还是中国股市已步入熊市?或者是由于和合理的发行价格引发的上市后不理智的炒作，使“大蓝筹”上市后一路走低，最终拖累大盘，致使投资者信心丧失，指数“跌跌不休”?
世界上普遍采用的股票定价方法有现金流贴现法、市盈率法和市净率法。
我国新股发行定价方法一直以来均采用市盈率法。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刚刚确立、经济发展的不稳定使市场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盈利能力的判断和预测难度加大，特别是较为科学合理地预期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水平，可信度较低，也不被市场认可；另外，由于我国股票市场发展时间较短、且运作不够规范。如果采用现金流贴现，贴现率的合理确定也有很大难度。所以，我国股票发行定价采用市盈率法有较强的市场基础及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发行价=每股收益×发行市盈率
所以，确定合理的市盈率以及每股收益的计算标准成为决定定价合理与否的标准，并且一直以来困扰着市场，也是我国证券市场久攻不破的“堡垒”，影响着市场的正常发展。
发行价格的高低和合理与否与发行时市盈率的规定有关，我国股票发行的市盈率规定主要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8年以前，第二阶段是1998―2001年，第三阶段是2002--2004年，第四阶段是2005年至今。
1998年以前，每股收益采用股票发行前发起人前三年平均每股收益，市盈率不允许超过15倍。
存在和引发的问题：
第一，如果新股发行时市场处于低迷状态。市场整体市盈率较低，当平均市盈率不足15倍时，新股上市后向平均市盈率回归，上市后势必下跌。但2006年初，随着股票市场的大幅上涨，市场的平均市盈率上升至40倍，15倍的市盈率导致新股上市后股价大幅上升，炒新股赚钱且没有风险的神话自此开始实现。投资者纷纷加入了炒新大军，不看公司基本面，不考虑公司盈利前景，甚至不用知道公司的经营业务。凡新股必买，中签后上市即抛，且一定会赚钱。致使新股的发行中签率一直处于千分之几的水平，不合理的发行定价方法催生和培育了不理性的投资理念。
第二，因为发起人的经营状况和盈利水平不能代表新的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所以，用发起人前三年的平均每股收益来决定新公司股票定价的依据是不合适的。
鉴于上述问题，《证券法》中规定了新的新股发行市盈率标准和每股收益的确定标准，股票的发行价格由发行人与承销的证券公司协商确定，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每股收益采用发行当年预测加权每股收益，市盈率由发起人与承销商确定。每股收益=发行当年预测净利润／发行前总股本数+本次公开发行股本数×(12-发行月份)+12
存在及引发的问题：
第一，市盈率确定随意。不科学也不合理。当新股发行市盈率放开后，发行市盈率不断创出新高，2000年7月闽东电力发行，发行市盈率高达88.69倍，远远高于当时市场50倍平均市盈率和电力行业的平均市盈率水平，而该股票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性在电力行业中并不具优势，该股的发行价格显然定得过高。但市场仍然抢购，并且受上市当日上涨的惯性，该股上市首日上涨34.61％。市场的炒新行为和不理由此可见一斑。但该股上市后便长期在上市首日16.60元的最高价下方运行，即便是在2001年6月股票市场创出历史新高时，该股的市场价格也没有超高上市首日最高价，此后更是随着股指的下跌一路下滑，中间股市的几次上涨该股都没有追随。2005年4月复权后的价格也仅为2.75元，较发行价下跌了76.09％。并且自2001年9月跌破发行价后，除2007年9月有几天的价格略高于发行价外，至目前也一直在发行价下方运行。该公司再融资的前景也被断送。新股发行价格定价不合理、市场的不理性、加上该公司经营不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者均品尝了长期套牢的苦果。
第二，每股收益采用发行当年预测加权每股收益，结果有80％的公司发行当年的实际每股收益较公司发行时所预期的每股收益低10％以上，50％的公司低幅超过20％。即为了多融资和收取较高的发行费用，发行公司和承销商虚增了预期的每股收益。
为了抑制发行市场的混乱，2002年后开始实施新的股票发行办法。每股收益采用股票发行前发起人前一年平均每股收益，市盈率不允许超过20倍。经过4年的发展，发行定价的标准又回到了1998年前。在市场平均市盈率较高的情况下，20倍的新股定价市盈率普遍较市场和行业平均值低，2002年市场平均市盈率34倍。所以大多数股票上市当日大幅上涨，而当时二级市场延续了2001年的跌势，股市还在持续不断地下跌。一二级市场风险和收益出现严重不平衡现象。但是。随着市场的下跌，20倍的市盈率已高于如钢铁等行业的平均市盈率水平，新股发行后上市首日股价仍然不理性地上涨，但随后便持续下跌，新股跌破发行价的情况屡屡发生。
为了规范股票发行定价机制，也为拯救持续低迷的股票市场。证监会在2004年8月31日公布了《关于IPO试行询价制若干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并且规定在征求意见期间不再发行新股。2004年12月，证监会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试行询价制若干问题的通知》及配套文件，股票发行定价进入询价制阶段，将新股定价权交给了参与询价的机构，该方法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参与询价的机构希望通过一级市场获得更高的收益，所以大多数股票经询价确定的发行价格不高，开始时发行市盈率普遍低于行业平均值，这就是新股上市必涨的内在原因。受新股赚钱效应的影响，已没有人分析新股的投资价值，发行市盈率的确定又变得随意，如2007年发行的中国人寿和平安保险，市盈率大大高于行业平均值，而上市当日仍有不俗的表现，新股市场已没有价值可言。
以上情况看出，发行市盈率如何调整，发行方式的改变都不能够改变中国股市新股发行和上市首日表现不正常的现象。不能够扭转投资者扭曲的投资理念。所以，必须制定合理的新股发行定价方法，纠正新股不赔、不该跌破上市首日价，更不该跌破发行价的不正确理念。即便是在成熟市场，上市首日跌破发行价的现象也是存在的，但绝不像我们的市场，新股遭暴炒后不再有人问津，公司经营和决策都与二级市场的表现无关。
(二)确定合理的股票发行价格
第一，股票发行定价的依据仍适用市盈率法，如何确
定合理市盈率是定价的关键。笔者认为，市盈率应与市场市盈率保持一致。根据发行公司的发行规模、行业地位、盈利水平、成长性等指标，在行业平均市盈率的水平上进行一定的折溢价处理。这样，在市场低迷，市盈率普遍较低时，不至于由于新股发行市盈率较高上市后便跌破发行价；也避免像目前这样，由于新股市盈率普遍较低，而出现暴炒新股的不正常现象。
当然。这样确定的发行价格，如果新股是在市场处于较高水平时发行的，则随着市场的持续走低，新股跌破发行价便是很正常的现象。试想，二级市场投资者由于入市时机选择不当、对市场判断失误或对公司经营前景判断失误而出现亏损，一级市场投资者也同样应该承受上述风险。这就要求投资者认真分析公司的管理水平、经营战略、经营获利能力、经营前景和成长性，同时也要分析股票市场的变化趋势和投资时机，投资者要认识到如果分析失误而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是：在市场指数点位较高水平时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就会定得较高，公司可获得较高的融资额度，如果市场出现调整或持续下跌，而公司不能够以持续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性给投资者信心，则其股票可能会随着指数的调整而一路下跌。但是，要制定相应制度对持续下跌的股票发行人进行处罚，促使发行人必须考虑投资者的利益，而不能一味地只想着圈钱。
第二，定价权的确定。2005年后采用的询价制不仅没有解决定价不合理的问题。还可能出现由于参与询价的机构和公司商量利益，或满足机构和上市公司的共同利益而使发行价格偏离价值的现象。而且，如果发行价格确定不合理，或随意定价，则无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所以，笔者认为应取消询价制，同时取消一级市场网下配售的不公平的发行方式。采用全部向一级市场网上定价发行，或以一定发行区间网上发行，发行价格由发行公司和主承销商协商决定。发行市盈率采用与二级市场比较。考虑在同行业市盈率的基础上折溢价比例，但对折溢价依据要有充分的分析和说明：每股收益仍采用发行当年预测的加权每股收益。笔者要特别强调的是：过低和过高的发行价格都对一级市场的规范性不利，从而会影响整个市场的健康发展。发行公司和主承销商要对预测公司成长性、预测公司每股收益等指标的准确性承担责任。发行人和承销商除要对公开资料的真实、准确性有效性承担责任，还要承担定价太离谱的责任；监管审批机构和个人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审批环节中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严格核实，同时要承担审核不严谨的责任；一定要制定相应制度，加强违规和失职的处罚力度，使违规者和失职者付出沉重代价。
二、股票发行制度探析
股票发行制度的制定，必须要切实履行公平、公正原则，取消目前不公平的发行方式，对发行人和承销商的行为进行约束，监管部门也必须切实履行监管职能。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式的选择
我们目前所采用的网上竞价与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相结合的发行方式，对社会公众是不公平的。应统一采用网上竞价、比例配售方式，使申购新股的投资者均可按申购比例获得新发行的股票。
(二)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的选择
上市公司再融资应将增发和配股结合起来，考虑采用原有股东优先认购方式，原有股东可按照一定的价格和一定的比例优先认购新发行的股票，认购不足部分再向社会公众发行，再融资的数量应该沿用配股的相关规定，即不超过上次募足股份后股本总额的30％。这样有利于保护现有股东的权益。一是向社会公众增发，股票价格一定会低于增发时的市场价格，使新人市的投资者持股成本低于原股东，从而侵害原股东的利益；二是限制公司再融资数量，防止公司随意或恶意圈钱，也避免公司大规模扩容后盈利能力的急剧下降及增加经营前景的不确定性。
(三)取消定向增发
机构投资者为什么可以购买比市场价格低的股票?锁定期与折价之间比例间是如何权衡的?笔者认为，定向增发极大地践踏了公平、公正原则；而且，定向增发的股票一旦解禁，会使股票价格产生大幅度波动。
(四)规范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
上市公司再融资应有计划性和透明度，对公司的再融资时间、再融资规模等制定标准。如中国平安自2007年2月12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在A股市场上募集资金382亿元。从招股说明书中看出，所募集的382亿元资金对公司产生的效益要在一个较长时间内才能体现，募集资金的主要作用是充实公司的资本金，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但发行募集资金不足1年，又公布了比原募集资金高出4倍的1600亿元的巨大的再融资计划，还是为充实公司的资本金。如果公司资本金不足，为什么不一次募集充足，或在第一次募集时有一定的说明?步中国平安的后尘，浦发银行在毫无计划的情况下，不顾公众的反映和市场的承受能力，忽然宣布400亿元的巨额融资计划，使每股50元的市场价格直泻至30元，即便这样也没有动摇公司的融资决心。上述情况看出，中国平安、浦发银行等上市公司在募集资金时非常随意，公司在做出决策时丝毫不考虑投资者的意愿和承受能力，不考虑对投资者、对中国的资本市场的责任。
为防止募集资金的随意性，监管部门应制定相应制度对此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如应强制规定招股说明书中包含近年(如5年)的公司发展规模、市场前景、发展规划等经营发展战略以及筹资计划和筹资方式，使投资者了解公司的经营计划并行使监督权利。
(五)对资本确定原则进行改革
我国现在采用的是大陆法系的法定资本制，即注册资本必须全部募集完毕公司方可设立，这样如果公司一次发行规模过大，当资金不能一次投入使用时，造成资金利用效率低下，如果为满足本次资金使用而发行规模较小，则需要扩大融资规模时可能存在融资障碍。也给投资者对公司经营规模和前景的判断造成困难。所以，采用欧美法系的授权资本制，即第一次募集基金可以是注册资本的一定比例，以后视公司发展的需要，授权董事会决定是否继续发行，这样做有利于公司制定长远的经营战略，有利于投资者了解公司近几年可能的经营发展规模，但董事会权力过大，公司真实资本与注册资本的差异可能使公众对公司的判断出现偏差。建议我国推行更具优势的折衷资本制。折衷资本制规定首次发行规模可以是注册资本的一定比例，但对未来的发展规划应进行说明，以后董事会可根据公司的发行计划决定是否再融资，如果在规定的年限内注册资本没有全部发行完毕，则应按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额改变公司章程。这样既有利于公司长远规划和近期目标的综合考虑，也有利于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对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规模有充分的了解。
(六)推行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发行方式
2001年5月22日证监会就批准了新股发行或增发过程中可以引入超额配售选择权的试点方案，超额配售选择权(又称绿鞋期权)。美国绿鞋公司首创了此发行方式，目的是稳定公司股票价格，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此试点方案已推出多年。但公司采用的并不多，特别是绿鞋公司对投资者负责的意识和理念值得我们上市公司借鉴。
上市公司盈利模式范文篇11
【关键词】高管变更；会计准则；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总经理变更
一、引言
自1973年Moore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新上任的CEO在上任当年有进行负向盈余管理，并且把公司糟糕的业绩表现归咎于前任CEO这种现象后，学术界就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是大多数的实证研究侧重于考察高管变更与应计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而随着会计准则的日益完善和监管制度的日益严格，上市公司采用应计盈余管理进行财务操纵的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开始采用真实活动盈余操控来进行盈余管理。因此，有必要对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我国在2006年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新的会计准则在很多方面限制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间，那么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手段是否会因为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而发生改变呢？本文拟比较新的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前后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关系，以获得会计准则的完善是否促使上市公司转向利用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
二、相关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最早发现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存在相关关系的是Moore。Moore（1973）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新上任的CEO倾向于在上任当年进行负向盈余管理。此后，西方学者从各个角度研究了公司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实证研究发现，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显著。如DeAngelo（1988）研究发现，当公司高管存在权竞争时，高管为了保全其职位，会进行调高会计盈余的盈余管理行为。Pourciau（1993）研究发现，新任CEO在上任当年会降低当年的会计盈余，而在下一年度增加会计盈余，但他没有找到即将离任的CEO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Murphy&Zimmerman（1993）研究发现，效益不好公司的新任CEO会注销一笔巨大的资产。DeAngelo，DeAngeo&Skinner（1994）也发现，新上任CEO存在注销巨大资产以提高未来盈利的动机。DeFond&Park（1997）研究发现，当高管存在变更的威胁时，为了保全职位，会通过“利润平滑”方式进行盈余管理。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我国学者也关注到上市公司高管变更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如朱红军（2002）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变更后给企业造成严重的盈余管理问题。王馨（2006）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高管变更的前一年，会调高会计盈余；在变更当年，会调低会计盈余；而在变更后一年，又会调高会计盈余。杜兴强等（2010）研究发现，来自外部的高管继任者比来自公司内部的继任者更倾向于进行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朱星文等（2010）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高管变更的当年存在较严重的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
然而，上述的研究均只考察了高管变更与应计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而随着会计准则的日益完善和外部监管制度的日益严格，越来越多的有关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发现，由于上市公司利用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越来越小，公司高管转向通过构建真实活动进行盈余操纵。这种盈余管理模式主要通过安排真实交易来完成，比如为了提高当期利润在期末进行降价促销、削减研发支出、削减广告费用、进行过度生产以降低单位销售成本从而变相达到提高当期利润、固定资产的出售等方法。这种操控方式与真实的经营活动难以区分，尽管提高了当期的利润，但会伤害到公司的长期价值。如Graham&Harvey（2005）研究发现，为了平滑利润，上市公司高管会不惜伤害企业的长期价值而进行削减广告费和研究开发支出等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Zang（2012）研究发现，公司高管会通过改变盈余管理方式以应对日益严格的外部监督环境。Cohen（2008）研究也发现，美国萨班斯法案颁布后，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程度明显增加。Cohen&Zarowin（2010）研究发现，进行股权再融资的公司会同时进行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李增福等（2011）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公司股权再融资前后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得到与Cohen和Zarowin基本一致的结论。林永坚等（2013）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总经理变更当年，存在利用应计项目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在上任后第一、二个完整会计年度，存在利用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
那么，随着我国会计准则的完善，上市公司高管盈余管理的手段是否会发生改变呢？是否会更多地采用真实活动进行盈余操纵呢？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2006年我国新会计准则颁布后，上市公司新总经理上任后采用真实活动操控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将比新会计准则颁布前更强。
三、研究设计
（一）真实盈余管理的衡量
首先，借鉴Roychowdhury（2006）的研究方法，本文利用酌量性费用操控、销售操控以及生产操控三种方式来衡量真实盈余管理活动。按照Roychowdhury的解释，费用操控是指通过减少研发、广告和日常费用开支来增加会计盈余，该行为会导致公司财务报表呈现更低的酌量性费用。销售操控是指通过适时性地加大价格折扣或放宽信用条件扩大销售来促进会计盈余提高，该行为会导致公司财务报表呈现更低的经营现金净流量。生产操控是指利用规模效应、通过大量生产产品以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来提高会计收益，该行为会导致公司财务报表呈现更高的生产总成本。这三种操控的度量可分别通过构建经营现金净流量（CFO）估计模型、生产操控（PROD）和费用操控（DISEXP）估计模型来估计，具体如下：
其中：CFO表示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PROD表示生产成本，是销售成本与存货变化之和；DISEXP表示可操控费用，是营业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A表示总资产；S表示销售额；ΔS表示销售变动额；？着表示误差项；？茁表示回归系数；下标i表示行业，j表示公司，t表示年份。
同样，按照Roychowdhury（2006）的方法，构建出三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预期模型后，分行业运用OLS法分别估计出模型中的回归系数？茁，然后求出各年度样本公司的估计值，再以各年度的实际值减去求出的估计值，便分别可得出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ACFO）、异常酌量性费用（ADISEXP）和异常生产成本（APROD）。
其次，考虑到上市公司可能同时存在这三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借鉴Cohen（2008）的做法，将这三种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导致的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异常酌量性费用和异常生产成本相加，求出真实盈余管理总量（ZL）。即：
ZL=ACFO+ADISEXP+APROD（4）
（二）回归模型设计
参考Roychowdhury（2006）、Cohen（2008）以及李彬（2009）的做法，本文构建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衡量高管变更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ZL=？茁0+？茁1GG2004+？茁2GG2007+？茁3LnA+？茁4ROA+？茁5DTA
+？茁6Growth+？着i（5）
式中，ZL表示真实盈余管理总量，GG2004和GG2007表示高管变更，这是个二元变量，取值为1和0；此外，选取了公司规模（LnA）、资产回报率（ROA）、资产负债率（DTA）、公司成长性（Growth）等可能影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研究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样本选择
本文的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了便于比较2006年新会计准则颁布前后的上市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的程度，本文选取了2004年和2007年发生高管变更的上市公司作为对比的样本公司。为什么不选取2005年的数据呢？因为根据林永坚等（2013）的研究，上市公司的新任总经理在上任当年没有动机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而在变更后的下一年度存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因此，除高管变更为2004和2007年的样本外，其余变量的数据均来自样本公司2005年和2008年的数据。由于金融保险行业利润的特殊性，在选择样本时，剔除了金融保险行业的上市公司。此外，有些上市公司可能连续发生高管变更，为消除高管个人因素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剔除了在2004年前一年或后一年以及2007年前一年或后一年连续发生高管变更的上市公司。最终，本文得到2004年的137个发生总经理变更的公司观测值和632个未发生总经理变更的观测值，2007年的165个发生总经理变更的公司观测值和827个未发生总经理变更的观测值，合计发生变更的公司样本为302个，未发生总经理变更的为1459个。
（二）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高管变更公司的行业分布。从行业分布情况来看，在各个行业均有高管变更发生，行业分布较分散。同时也说明本文选取的样本代表性较强。
表3列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3可以看出，真实盈余管理中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ACFO）的均值为-0.0001，异常酌量性费用均值（ADISEXP）为-0.0002，异常生产成本（APROD）的均值为0.0002，表明上市公司高管变更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呈现出显著更低的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ACFO）、显著更低的异常酌量性费用（ADISEXP）、显著更高的异常生产成本（APROD），而真实盈余管理总量（ZL）均值为0.00039，表明上市公司新任总经理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存在利用真实活动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
（三）回归结果分析
表4是多元回归模型的结果，报告总经理变更后第一个完整会计年度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从表4可以看出，GG2004和GG2007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在新任总经理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存在利用真实活动进行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且，比较GG2004和GG2007的系数可以发现，GG2007的系数明显比GG2004的系数大，说明新会计准则颁布后，新任总经理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大于新会计准则颁布前的新任总经理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此外，表4显示，公司规模（LnA）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公司规模越大，越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资产负债率（DTA）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负债比率越高，上市公司越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行为。成长性（Growth）的系数为正，说明成长性越高的上市公司，越不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这与McNichols（2000）的发现不一致。McNichols（2000）认为高增长的企业更有可能具有操控的行为。资产回报率（ROA）的系数为正，表明上市公司资产质量越高，越不可能进行盈余管理。
五、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在2004年、2007年发生高管变更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总经理变更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新会计准则颁布前后，发生总经理变更的上市公司均存在利用真实活动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但相比较而言，新会计准则颁布后，发生高管变更的上市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程度要高于新会计准则颁布前。研究结论表明，随着我国会计准则的完善，上市公司新任总经理的盈余管理行为逐步发生了改变，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逐渐成为他们进行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的一种选择。本文的发现拓展了现有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对深入理解上市公司高管变更后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较强的参考作用。
【参考文献】
[1]Moore，M..ManagementTurnoversandDiscretionaryAccountingDecisions[J].JournalofAccountingResearch，1973，11（2）：100-109.
[2]DeAngeloH..ManagerialCompetition，InformationCostandCorporateGovernance：TheUseofAccountingPerformanceMeasuresinProxyContests[J].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1988，10（1）：3-36.
[3]PourciauS..EarningsManagementandNonroutineManagerTurnovers[J].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1993，16（1-3）：317-336.
[4]MurphyK.J，J.L.Zimmerman.FinancialperformancesurroundingCEOTumover[J].JoumalofAeeountingandEeonomics，1993（1，4，7）：273-316.
[5]DeAngelo，DeAngeo，Skinner.AccountingChoiceinTroubledCompanies[J].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es，1994（1）：113-143.
[6]DeFondM.L.，ChulW.Park.SmoothingIncomeinAnticipationofFutureEarnings[J].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1997，23（2）：115-139.
[7]朱红军.大股东变更与高级管理人员更换：经营业绩的作用[J].会计研究，2002（9）：31-40.
[8]王馨.我国上市公司高层变动过程中的盈余管理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1-49.
[9]杜兴强，周泽将.高管变更、继任来源与盈余管理[J].当代经济科学，2010（1）：23-33.
[10]朱星文，廖义刚，谢盛纹.高级管理人员变更、股权特征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10（2）：23-29.
[11]Graham，J.R.，C.R.Harvey，S.Rajgopal.TheEconomicImplicationsofCorporateFinancialReporting[J].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2005，40（1-3）：3-73.
[12]Zang，A..EvidenceontheTradeoffbetweenRealManipulationandAccrualManipulation[J].TheAccountingReview，2012，87（2）：675-703.
[13]DanielA.Cohen，AiyeshaDey，ThomasZ.Lys.RealandAccrual-basedEarningsManagementinthePre-andPost-Sarbanes-OxleyPeriods[J].TheAccountingReview，2008，83（3）：757-787.
[14]DanielA.Cohen，PaulZarowin.Accrual-basedandRealEarningsManagementActivitiesAroundSeasonedEquityOfferings[J].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2010，50（5）：2-19.
[15]李增福，郑友环，连玉君.股权再融资、盈余管理与上市公司业绩滑坡——基于应计项目操控与真实活动操控方式下的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11（2）：49-56.
[16]林永坚，王志强，李茂良.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基于应计项目操控与真实活动操控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3（1）：4-14.
上市公司盈利模式范文
证券市场是社会经济的晴雨表,经济繁荣时证券市场的走势常常平稳而乐观。2006年我国证券市场结束了4年的熊市迎来了波澜壮阔的上涨行情。上证综合指数从2005年底的1161点,上升到2007年10月的6124点,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大牛市。但是证券市场常常有牛熊市的交替变换,经济繁荣与经济萧条也是在周而复始的发生,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股票指数从2007年10月16日的历史最高6124点至1800点,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跌了70%,至2009年12月仍在3000点徘徊,大多市场投资者亏损过半,有的甚至达到三分之二,不管是散户还是机构都无法幸免,这给依靠传统经纪业务获取主要收入的我国证券行业以沉重打击,不少证券企业面临倒闭风险。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中国A股的暴跌与国际金融危机是有很大联系的。当漫长的经济萧条时期到来时,如何在全行业低迷危机的时刻实现平稳过度,为下一轮的经济高涨作好准备是我们此刻所要研究的重点。
二、盈利模式稳定性的分析
通过一系列的分析我们明确,在现代金融环境和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的大背景下,对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稳定性应作如下理解:
(一)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稳定性是一种相对的稳定
相对稳定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盈利能力受到外来因素干扰时,能通过自我调节,恢复到最初稳定状态或跃迁到一个新的稳定的有序状态,即使出现大的偏离,所产生的损失也会限定在预先设定的可容忍幅度内。
(二)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稳定性是着眼于动态的过程,包含着积极进取的内容
金融市场的经营环境是不断变化的,稳定的盈利模式强调的是盈利模式要适应市场环境和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根据客户需求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其经营策略,改善服务方式和技术,改善业务流程,提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而不是一成不变。如果证券公司消极保守,不能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不敢于创新,就会导致市场份额不断收缩,竞争能力不断削弱,甚至破产倒闭,盈利的稳定性就得不到保证。
(三)盈利模式的稳定性强调安全与效率兼顾
安全与效率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协调可以增强盈利的稳定性;如果不能使二者统一,那么盈利的稳定就无法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