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分析范文篇1
一、利用时事政治来实现教学导入
时事政治可以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融入课堂，首先，教师可以列举当下的一些时事热点，以此作为教学导入，给课堂教学形成一个有效开端。很多教师都在探寻教学导入的方式，有的试图列举生活实例，有的会从具体的问题分析为导入。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方法。与此同时，教师如果能够一定程度引入当下的时事热点，这不仅可以迅速抓住学生的眼球和注意力，还能够让学生的思维立刻活跃起来，推动学生更快速的进入到教学主题中。
在教学《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的时候，可以给学生看选举视频，看完之后，看是否有同学知道选举流程是怎么样的？随着学生的注意力慢慢集中后，大家也逐渐融入到了视频呈现的情境中，这个时候教师再提问：是否有同学知道主席是怎么选举出来的？以此作为导入，进入公民的政治参与这一块知识，引起学生的兴趣以及好奇心，让他们接下来能好好学习该板块的知识。以时事政治作为教学铺垫，这可以让学生迅速进入到探究的核心问题中，能够帮助学生更深入的理解与分析所学知识点，深化学生的课堂学习体验。
二、辅助抽象概念的理解与掌握
高中政治课程中有很多抽象概念和理论知识，尤其是涉及到哲学的内容，学生理解上的障碍比较大。教师在教学这部分内容时同样可以以时事政治素材作为辅助，尤其是在分析一些哲学问题时，如果学生从理论层面思考问题难度比较大，不妨将这些理论知识进行延伸，以生活素材为依托，引导学生分析具体的实例中这些抽象知识的体现，让学生吸收这部分内容更加充分。将时政素材和生活实例引入政治课堂中，这可以很好的化解学生产生的思维障碍和思维偏差，能够帮助学生更快速的理解与吸收这些有难度的内容。
《实现人生的价值》这一课中，学生首先在价值与价值观上就不能深刻地理解它们的含义。这时，教师就可以结合时事案例分析，让学生了解到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也能积极主动地进行实践。关于价值观的实例非常多，比如之前造成很大轰动的河北保定李启铭交通肇事案，流行语“我爸是李刚”就是从此案而来。还有许多抗洪救灾的英雄们，为了抢救灾民，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于是他们受到了人民的尊重与爱戴。学生如果对于概念理解的障碍很大，不妨透过这些时事热点新闻来领会概念的含义，这可以化解很多教学难题，也可以给学生理解这些抽象知识构建桥梁。
三、培养与训练学生问题解决能力
利用时事政治还可以培养与训练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这也是政治课程教学目标的一种实现。时事政治案例中有很多很值得分析与探究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展开探讨，可以训练学生思维，让学生积累大量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和技巧。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要多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最好是问题具备一定的开放性，可以借助问题探究的过程来训练自己的思维，加深对于问题背后涵盖知识点的理解与体会。
比如，在学习《多变的价格》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把黄金的价格作为分析例子，引导学生从各方面深入分析为什么黄金价格会波动，并让学生思考问题：“影响黄金价格的因素有什么？为什么大家要抢购黄金？”学生可以分成小组讨论，分析及解答问题。学生在小组内可以各自发表理解看法，能够让大家的思维有良好碰撞。这样的组织形式有助于对于问题探究的深入，学生有了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说明课堂教学的效果明显，学生能学以致用了，这也就大大地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用。
结语
以时事政治作为辅助可以很大程度推动高中政治课程教学实效的提升，能够加强对于学生思维的训练。在高中政治课堂上，教师可以多将当下的热点新闻和时事素材引入课堂，可以以这类素材为依托构建思考问题，组织大家展开对于问题的分析解答。这样的教学组织形式可以让理论抽象的教学内容变得生动直观，学生还可以在问题的分析探讨中慢慢挖掘问题背后体现的知识点，进而有效的吸收这些知识内容。
【参考文献】
[1]王丹.新课程背景下高中政治选修课程实施研究[D].河南师范大学，2013.
[2]董红涛.时事政治在高中思想政治課堂教学中的重要性[J].课程教育研究，2015（09）.
比较政治学分析范文篇2
一、研究成果综述
由于历史和其他一些原因，相对于政治学理论的其他研究，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尤其是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关注明显不够，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存在明显差距，史学研究者、统一战线系统的实际工作者是研究的重要力量，但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引起我国政治学研究者的重视。通过对收集到的资料的分析，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特点及功能的研究
中国现行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无论在形式还是运作过程中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及功能的研究主要还是一般性阐述，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特点、优点以及功能的陈述性介绍，缺少应有的论证和分析。
当然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引人注目的成果。王邦佐等从结构、功能与理念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论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结构特色”、“功能特色”、“理念特色”。(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9页，第15-117页。)高放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多党制，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多党制的历史特点”进行了具体论述。(注：高放：《再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与作用，萧超然、晓韦指出中国政党制度主要有三方面的基本功能：政治稳定功能、政治民主化功能、组织和动员功能。(注：萧超然，晓韦：《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61页。)程竹汝、任军锋认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性价值包括稳定的价值、低代价的政策优化价值、社会整合的价值、合法性的价值等几方面。(注：程竹汝，任军锋：《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功能性价值》，《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4期。)
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除了从其历史和现实出发进行论证和分析外，另一个视角是从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中阐述和分析。
王邦佐等对中国政党制度特色的论述，是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的结果。其他学者也通过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论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如《中外政党制度比较》(梁琴、钟德涛)、《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周淑真)等。应该说通过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与优点，并证明中国为什么没有实行西方式多党制。当然，随着对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刘宁宁分析了中国与西方两种类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指出中国政党制度监督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注：刘宁宁：《中西政党制度运行机制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2.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研究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对于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存在的合法性。王邦佐等详细论述了中国近代政党的萌动与发展、政党政治在近代中国的实验以及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9页，第15-117页。)当然，在这方面的研究更多的还是来自一些历史学者，论述的重点放在清末民初的政党政治思想和实践，及其对中国政党制度演变的历史作用。陈宇翔考察了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政党思想，归纳了超前性、移植性、趋同现象和过渡性等特点，指出清末民初政党思想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启迪了国民的政治意识，提高了国民的政治觉悟。同时，它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注：陈宇翔：《清末民初政党思想的历史地位》，《求索》，2000年第6期。)
在对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研究中，学界对其中的主要人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士钊等的政党政治主张与思想有深入研究，其中对孙中山政党思想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注：对黄兴、宋教仁、章士钊等的政党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姜义华：《民初政党政治与黄兴政治思想的发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张世敏：《黄兴的政党政治主张》，《江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周建林：《宋教仁“政党内阁”思想述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张谦：《章士钊和他的政党政治论》，《求实学刊》，2001年第1期等。)王业兴通过对孙中山有关政党的组成与作用、政党的自身建设、革命党人与政党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指出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反映了其对政治现代化的向往，虽有局限性，但却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革命斗争提供了理论上的思考与实践上的帮助。(注：王业兴：《论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学术界》，1994年第3期。)肖铁肩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孙中山政党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并就其政党观、建党思想、党的地位、作用及党政关系思想作了分析和评价。(注：肖铁肩：《历史脚步一伴音：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从史学角度研究，无疑加深了对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之所以如此的理性认识。
3.关于参政党理论的研究
1989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一重要文件。文件第一次明确了各民主党派在我国国家政权中的参政党地位。从此，主要围绕参政党的性质与特点、地位与作用以及参政党自身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对于“参政党”的理解，学术界尚存较大分歧。徐育苗认为“参政党，顾名思义，就是参与执政活动的政党”。强调在研究参政党内涵时，应当把握两点：一是“我国各民主党派的参政与西方国家一些政党的所谓参政是根本不同的”；二是“我国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与西方国家的多党‘联合执政’是有区别的”。(注：徐育苗：《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若干理论问题探讨》，《社会主义研究》，1993年第1期。)王伟对这一论题提供了五点理论根据，提出了与“参政党就是参与执政活动的政党”不同的参政党概念，并通过与西方政党参政的比较进一步说明了在我国“参政党”就是参与执政的党。(注：王伟：《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就是参与执政的党》，《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房广顺指出，应把“我国各民主党派”的提法改变为“我国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提法。(注：房广顺：《现阶段我国各民主党派是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6期。)黄福寿通过对参政党与执政党基本政治关系的探讨，通过对参政党与中国民主党派的关系和参政党的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变化的分析，提出参政党就是中国现有的八个民主党派，是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自觉接受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在宪法范围内同执政党法律地位平等的社会主义政党。(注：黄福寿：《论参政党的性质和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对参政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也有不同角度的思考。李跃雷、刘淑梅提出了民主党派的“中介作用”。(注：李跃雷，刘淑梅：《论民主党派的中介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楚庄区分了民主党派的“职能”与“功能”，并着重分析了民主党派的社会政治功能。(注：楚庄：《试论民主党派的社会政治功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7年第8期。)孙伟林认为参与社会整合是参政党在新时期应发挥的重要社会政治功能。(注：孙伟林：《浅议新时期中国参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9期。)程竹汝认为民主党派的功能性价值主要有：有利于中国政党政策选择的互动优势；有利于我国政治体系内部监督机制的形成；有利于中国政党制度充分发挥政治资源的整合优势。(注：程竹汝：《民主党派的功能性价值》，《社会科学报》，1999年10月14日。)
参政党的运行机制也为学界所关注。孙瑞华从参政党的参政运行机制、自身建设机制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对参政党运行机制做了初步考察。(注：孙瑞华：《对参政党运行机制的初步考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8年第12期。)萧超然、晓韦提出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运行的原则、操作程序以及运行的行为规则。(注：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207页，第42-57页。)郑宪等探讨了参政党运行中的一般规律，阐述了我国民主党派在自身发展中应该如何实现其内部控制功能和外部控制功能的问题，说明了参政党发挥其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注：郑宪等：《中国参政党运行机制》，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
4.中共三代领导人政党政治思想研究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与中共三代领导人的政党政治思想直接联系的，是其政党政治思想的直接体现。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代表人物——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政党政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萧超然、晓韦对毛泽东、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贡献与发展、关于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思想作了阐述，并指出了毛泽东、邓小平政党学说的指导意义。(注：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207页，第42-57页。)不少学者论证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主要倡导者和缔造者。(注：见张晖：《毛泽东中国政党制度思想论》，《山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另可参阅黄继英：《毛泽东对有中国特色的政党体制确立的贡献》，《新东方》，1996年第3期。)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并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并把它确定为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注：陈水林：《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继承和发展》，《浙江经专学报》，1994年第2期。)孙关宏和李学明比较全面地阐述了邓小平的多党合作理论。(注：孙关宏：《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42页；李学明著：《邓小平多党合作理论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政党制度在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中的发展也引起学界的关注。黄福寿指出，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全面系统地继承了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多党合作政治思想，对我国多党合作民主政治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并确定了新世纪我国多党合作政治发展的基本思想，为我国多党合作政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理论与实践空间。(注：黄福寿：《论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多党合作政治的发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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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研究
政党制度应在实践中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及加入WTO等都为我国政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机遇。程竹汝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高度的整合性与适应性，是能够胜任中国社会现代化挑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注：程竹汝：《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压力与政党需求》，《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但这一政党制度必须适应处于变化中的中国国情和社会现实，不断地实现自我完善与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政党制度完善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注：梅向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我国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民主》，2001年第5期；孙起孟：《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促进多党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人民政协报》，1995年9月28日；吴黔生：《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把多党合作理论研究推向前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王邦佐等分析了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与中国政党制度面临的新课题，指出应从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功能以及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党际关系优势并不断优化这一党际关系模式三个方面来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注：萧超然，晓韦：《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萧超然、晓韦探讨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途径问题，即以体制创新为重点，积极发展政治层面的合作与协商；提高体制张力，积极发展地方层次的合作与协商；加强具体制度建设，提高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制度化水平；倡导宽松、和谐的政治文化，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社会氛围。(注：伍华权：《政党制度法律化的时代积极意义》，《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伍华权指出，宪法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表明，我们国家的政党制度已经开始法律化。而政党制度法律化是我国政党制度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我国法律制度走向完备的表现。(注：肖祁山：《WTO棋局与多党合作战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7期。)肖祁山认为我国加入WTO使多党合作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以此为基础，他分析了新形势下多党合作的战略任务并对“入世”后多党合作的发展作了思考。(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2页，“序言”第2页。)
6.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方法问题
王邦佐指出：“研究政党和政党制度，应该有多种视角和多种具体方法。笔者认为在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似可着重从三个方面着力，即：从政党的生态环境的角度进行研究；从政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从比较政治的角度进行研究。”(注：对中西政党运行机制比较研究可参见刘宁宁：《中西政党制度运行机制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近年来我国政党制度研究主要也是运用了比较分析、生态分析的研究方法。
(1)比较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是中国政党与政党制度研究的常用方法。研究者主要从中国政党制度历史形态的比较、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等角度展开研究。其中中外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而展开的，重点是对中西政党制度的历史与形成、性质与特点、作用与功能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2页，“序言”第2页。)如梁琴、钟德涛著的《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周淑真著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等。
(2)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王邦佐等运用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政党制度问题。这种研究方法注重对政党制度的动态研究，注重对政党制度与社会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在《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一书问世后，王邦佐等又于2000年出版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一书，“运用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来认识和把握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完善”。(注：王惠岩：《论民主和法制》，《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王邦佐等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研究不仅研究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而且丰富了政党制度研究的方法。
二、评价和思考
通过对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状况的分析，笔者感到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很多，结合近年来的思考，提出一些问题，以期学界同行共同研究。
1.要加强中共三代领导人政党政治思想研究
应该说学术界对中共三代领导人的政党政治思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成果相对于中国政党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还是很不够的。某种意义上，只有在中共三代领导人政党政治思想研究上的创新，才能推动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不断发展。要从政治发展角度，在动态中把握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发展规律，尤其要在时空的现实交汇点上，认真研究第三代中共领导人的政党政治思想，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在正确方向上不断创新发展。
2.进一步加强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
当前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描述性、解释性的偏多，缺少对其本质和特点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对西方政党制度研究以及中西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主要是为西方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寻找依据，很少有论者通过研究来揭示西方政党制度的进步性和某些优点，从而为完善与发展中国政党制度提供有益借鉴。我们反对简单移植西方政党制度，但我们同样重视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形态，而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各方面优于资本主义，能在政治制度方面超越资本主义，恰恰在于社会主义继承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因此只有在批判地吸收一切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基础上，才能够切实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不断发展。就中国政党制度发展来看，既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立足于中国多党合作政治的历史、现实，又批判地借鉴西方政治文明中的某些方面和形式，才有可能最终在理论和实践上超越西方政党制度的局限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
3.中国政党制度的党际关系研究
中国政党制度的两个主体——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参政党(八个民主党派)的关系以及各参政党(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也是当前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
(1)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关系。对这个问题，不少国内有影响的学者认为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注：黄福寿：《论参政党的性质和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笔者以为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看，还是从逻辑上看，都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商榷和探讨的问题。我国执政党与参政党应该是领导和接受领导的关系，这既是历史和现实证明的，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关系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基本出发点。(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第18页，第10页。)如果把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理解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容易简单化为上下级关系，这显然使人很难理解中国执政党和参政党既互相合作又互相监督的政治关系。
同时，执政党和参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正在发生变化。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第18页，第10页。)而这些对象——“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6页。)一向是参政党的重要社会基础，是参政党联系和发展的重点对象。因此如何认识这种变化，也是科学把握执政党和参政党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
(2)各参政党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第18页，第10页。)从民主党派现有成员的构成看，知识分子占有绝对多数，各党派传统的界别区别(如民盟以高教界人士为主、九三以科技界人士为主等)正趋向模糊。而且如继续坚持传统界线，那么某些党派(如民革等)的存在和发展将面临严禁挑战。因此，要使中国政党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稳定发展，必须加紧研究这些现实课题。
4.参政党理论研究
加强参政党理论研究是推进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迫切要求。对参政党理论的研究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起了学界关注，但从研究成果来看，也仅限于对其历史、特点、功能、运行机制、自身建设等的描述性陈述。就目前我国多党合作政治的具体实践来看，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参政党建设尤其是参政党理论建设相对落后，不能满足参政党实践的需要，以致于参政党在实践中缺少应有的主动性，长此以往必将弱化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优势，延缓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因此，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实践，积极推进我国参政党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注：《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卷，第423页。)为中国各阶层人民获得切实政治利益提供理论指导和有效途径。
5.研究方法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进行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根本方法。在这一根本方法指导下，运用各种具体方法是深化和拓展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必由之路。但在运用各种具体方法时，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1)关于比较方法。比较方法是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比较方法本身也存在缺陷，运用不当会使我们的研究结果出现很大的片面性，正如列宁所说：“任何比较都不会十全十美，这一点大家早就知道了。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来相比，而暂时地和有条件地撇开其它方面。我们提醒读者注意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常常被人忘掉的真理。”(注：王邦佐：《政治学的繁荣和发展需要理论创新》，《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1期。)因此要克服片面性，增强科学性，惟有提高比较的全面性。当前应拓展这样四个维度的研究：一是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二是亚洲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三是前东欧共产党国家多党合作制的比较研究；四是中国政党制度历史形态的比较研究。通过多维度研究，才有可能科学揭示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的方向性。
(2)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需要强调的问题。从近年来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现状看，理论与实际分离的倾向比较明显。一方面是实际工作者缺少从政治发展尤其是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角度的理论思考；另一方面是理论工作者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实践了解不够，缺少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只有实现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紧密联系，共同研究，才有可能实现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不断创新发展，因为“政治生活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政治学研究如果离开了现实，缺乏对政治现实的回应性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的政治学学者更应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创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43)
注释：
比较政治学分析范文篇3
关键词：农村；高中政治；发散性思维；策略分析
近几年来，高考政治主观题的答案逐渐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不仅仅是答案拟定过程中出现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要考查学生的思维方式。这一改变意味着学生的思维要从原来的平面思维向立体思维转变，要求学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进行思考，从而使学生对问题的思考更加全面与深刻。高考的这一改变要求学生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要有一定的主见。因此，这也要求教师在学生备考的时候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本文主要从农村政治教育中发散性思维的现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及它的消极影响和解决措施四个方面讲述发散性思维，同时在讲述农村政治教育中发散性思维现状的时候与城市学生进行了比较。
一、农村高中政治中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的现状
农村高中学生与城市学生相比，在政治教学方面还存在部分缺陷，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下面我将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谈谈我的看法：
现状分析一：与城市学生相比，基础较差，发散性思维则更差。初中的教育是为了学生在高中更容易地学习，是高中教育的基础，然而在很多农村，由于专业的老师较少，在政治这方面显得尤为严重，有时校领导甚至认为政治课谁都可以上，然后让一位非专业的老师进行教学，像个别学校让一位物理老师教学生政治，物理老师说：“政治”无非就是死记硬背。因此照本宣科，一堂课的内容用十分钟就上完了，剩下的时间就让学生自己看书背书，这样的教学情况连基本的教学目标都无法实现，更不用说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能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农村优秀的学生在上高中的时候都跑到城市去上学，这就导致了城市的优秀学生更加多，而农村则越来越少，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情况，并且还有逐渐加剧的趋势。从生源和师源的角度考虑，由于学生接触环境的不一样和学生的差别，导致了对学生的发散性思维的培养也具有较大的差别。
现状分析二：教学模式有待改进，现在存在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对于高中政治，老师一般都是将三年的课程两年上完，这对于城市学校基础较好、接受能力较强的学生可能利大于弊，但是对于农村学生，由于普遍的基础较差、接受能力较弱，这样往往导致学生吃坏肚子，或造成消化不良，更不用说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在高中政治课程中，《经济生活》《哲学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国际组织》，这么多的知识，老师在教授的时候往往只顾赶进度，而忽略了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培养。老师将希望放在了总复习上面，但在进行总复习的时候，老师总是让学生用粗线条勾画教学内容，同时再加以大量的复习资料，这样就导致了学生囫囵吞枣地进行知识吸收，对知识的理解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发散性思维就更难提高。
现状分析三：农村高中政治教学不被重视，排课较为不科学。在农村还存在这样的现象：校领导较为重视数、理、化、英语，而对于政治教育较为不重视，在排课的时候，政治课程部分时间往往被其他课程占用，这样就导致了教师在想要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的时候，发觉时间根本不够用，同时也导致学生不重视自己思维的培养，上课成了老师在讲台上唱独角戏。二、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发散性思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实际情况是，农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与城市学生相比较差。笔者在教学工作中发觉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校领导对政治课程的重视不够
校领导对这门课程的不重视首先表现在排课上，在排课的时候政治课程往往比其他课程少，老师在教学时发觉没有较多的时间进行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2.农村教师的教学能力尚需提高
农村由于环境、生源和待遇的各方面原因导致教学能力较好的教师都愿意在城市教学，而不愿在农村教学，这就导致了农村教师的教学能力与城市教师相比较差，而教师师资能力较差、思维能力较差，能够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的程度也就较差。
3.学生对政治课程不够重视
在上课的时候，很多学生对政治课程存在一种轻视的心里，认为政治课程与其他课程相比，它的重要程度要比其他课程弱一些，更谈不上提高自己的发散性思维能力。
三、产生的后果
学生在学习政治的时候，如果发散性思维较差可以产生很多较为严重的后果，首先，近几年高考越来越重视考查学生的多角度、多层次思考问题的能力，即发散性思维能力，如果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较差，在考试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少答要点的情况，从而造成学生的成绩较低。其次，发散性思维可以帮助学生从多角度分析问题，在学生学习的时候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知识模块，最后形成知识网络。学生发散性思维较差时，可能造成学习很努力但是效果较差。最后，学生良好的发散性思维可以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在考虑实际问题的时候，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虑，从而进行筛选解决方案。如果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能力较差，可能对学生以后的实际能力有影响。
四、提高农村学生在政治课程中发散性思维的方法
在高中政治课教学中，发散性思维具有三个基本的特点，即流畅性、变通性和独特性，所以我们在教学中可以从这三个方面着手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1.从思维的流畅性着手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比较政治学分析范文篇4
中图分类号：D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7-0146-02
自1995年至2005的近十年时间里，中国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继续向前推进，呈现出了较多新的特点，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那么，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呈现出何种特点？在比较研究方面，又呈现出哪些状况？本文通过对发表于国内各类刊物上的有关文献资料进行归纳和总结，现将其整理如下：
一、研究呈现出的主要特点
国内学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伴随着整个中国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归纳起来，其呈现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研究的深度不断加大，且方法日益多样化
在十年里，国内学者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期间，发表于国内各类学术刊物上的关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论文大约有400篇。可见，该领域的研究取得的大量成果。其基本研究态势则表现为，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均有较大突破。就研究的广度来说，则表现为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以往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主要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政治思想的研究上，且在研究的历史阶段上也以先秦时期为主。而这十年研究，则不仅涉及主要思想家或思想著作的政治思想研究，而且还涉及儒、墨、道、法以外的其他思想流派，如兵家、纵横家等的政治思想研究，还涉及先秦以外的历史时期政治思想研究，还涉及政治思想史的基本概念、范畴、方法的研究，还涉及社会思潮与政治思想专题的研究等等，这些都说明了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就研究的深度来说，则表现为研究的深度不断加大。这种研究深度的加大具体体现为，一方面注重对政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的发掘，如靳平川的《论韩非的政治思想的逻辑线索》，另一方面则对政治思想做哲学高度的反思和考察，如王楷模、张师伟的《政治思想一般性质的哲学分析》。就研究方法来说，则表现为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在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不仅涉及文献研究法，还涉及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等。此外，还涉及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
（二）研究体现出的冷静思考与理性反思色彩更加浓厚
由于，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学者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学者经受过西方现代科学思维和方法的熏陶与训练，特别是西方哲学的理性思辨方式的锻炼，因而在考虑问题时更加倾向于理性化思考，再加上由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本身的深入发展，学者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就显得比以往更加成熟，同时也更加冷静，而不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或粗略勾勒上。因此，这就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深入发展，也体现出了这一时期研究的鲜明特点。例如，学者张分田的《关于深化民本思想研究的若干思考》一文就体现出了，张分田先生对于民本思想的深入思考和冷静理性反思。在该文中作者就指出：“在治学中，笔者发现一种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现象，即规范性、制约性、批判性思维很强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大特色，而相关理论通常都是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规范性很强这个特点正是经过历代统治思想代言人孜孜不倦的努力，才形成、发展并广为扩散的。民本思想便是典型的例证之一。”[1]可见，张分田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进行了冷静而理性的思考。
（三）研究以凸现时代价值为主流
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文章都富含有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当前时代价值与意义的讨论。这些讨论，要么是通过古今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进而来凸现出当前时代价值取向，如徐惠茹的《“以德治国”与传统的礼治》；要么是通过对古代政治思想问题的批判性研究，挖掘出蕴含时代价值的精神与思想资源，进而能够利用那些对当前时代有借鉴意义的精神资源和思想资源，如苑秀丽的《“德主刑辅”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政治的影响》。因此，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文章中，以凸现时代价值的研究占有主流地位。
（四）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并重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一方面在整体上以综合研究的形式展开，另一方面在局部上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展开，体现为二者的并重。在综合研究上，既有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文化体系探讨的，如曹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文化体系》；也有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体系探讨的，如徐大同的《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还有对中国古代政治观进行研究的，如陈远宁的《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等。在专题研究上，既有对民本思想研究的，如王宏玲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历史考察》；也有对治国方略探讨的，如刘长江的《中国古代治国方略嬗变述论》；还有对法治思想进行研究的，如江伟的《试论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传统法治观》等。这样，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就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同时得到了展开。
二、比较研究情况
对于比较研究方面来说，它既是一种研究的方法体现，同时也是构成整个研究基本状况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对于比较研究情况进行梳理，也有利于认识研究呈现出的基本状况。
（一）比较的正当性问题
这主要是涉及占有主流位置的中西政治思想比较正当性问题。由此，引发了学界对该问题的两类质疑，即：“一是历史向度的价值正当性质疑，二是逻辑向度的方法合理性质疑。”[2]对此，学者任剑涛在其文章《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正当性问题》中，对这两类质疑做出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论证。他首先从历史的视角和逻辑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然后指出：“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之所以具有自我辩护的理据，是因为这种研究具有理性上自我支持的正当性资源，同时在理论研究的实践上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以及这种研究实践展示的未来前景具有的显示人类政治生活新景象的潜力。”[2]180由此，任剑涛对该问题做出了比较有自洽性的说明。同时，他还在文章中提出了关于比较的合理定位的见解，即需要两个内部条件和两个外部条件。就内部条件来说具体是：“其一，我们对于中西政治思想的整体结构是否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和评价。其二，我们是否具有足够的耐心对于中西政治思想文本进行仔细的解读和分析，进而对于政治思想的历史延续、文本对比和个案研究具有可靠的把握能力。”[2]182而外部条件则是：“一方面是现代的政治理念的认取，另一方面是健康的政治心态的树立。”[2]182这样，他就对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正当性问题进行了较为完整而有说服力的阐释。
（二）具体比较研究情况
对于近十年来，有关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进行的比较研究情况，可以从以下一些角度进行梳理。
首先，从形式上划分，可以分为历时性与共时性、纵向与横向方面进行的比较研究。就共时性、横向上的比较情况来说，主要涉及中外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有：任剑涛的《中西政治思想中的伦理际遇》、薛丽蓉的《中西方传统民主观比较》、胡健的《中西“启蒙”民主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差异》、黄杨的《中西方传统“德法兼治”的主导倾向及其历史根源——中西方传统“法律”、“道德”的历史差异》、郑慧的《中西平等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差异》等；同时，这也涉及相同历史时期政治人物或政治思想的比较，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寿建纲的《亚里士多德与孟轲政治思想比较》、晓林的《中国古代治国思想比较》、刘艳琴和席宾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与法治思想》等；此外，这还涉及具有相同或相异政治思想的比较，如陈德正的《管仲与梭伦法治观同一性简论》和《试论管仲与梭伦法治观的差异》、赵玉芝的《简析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相同点》、刘重春的《试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国家思想之区别》等。就历时性、纵向上的比较情况来说，既涉及古与今、传统与现代等的比较，如张志泽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之比较》，也涉及具有延续性或历史继承性的思想的比较，如汪高鑫的《论董仲舒对墨子政治思想的吸取》、王克奇的《墨子与老子、孔子、韩非关系论》等。
其次，从内容上划分，可以分为人物、著作、政治观点或主张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就人物政治思想比较研究来说，涉及孔子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程朝阳、李永伟的《柏拉图、孔子之理想等级社会比较初探——谈“贤人政治”》和孙守春的《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的治国主张比较研究》；涉及孟子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王显峰、高剑平的《孟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之比较》；涉及老子与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林国治的《老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之比较》；涉及墨子与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林振武的《亚里士多德与墨子政治哲学比较研究》；涉及韩非与马基雅维里比较的，如孙晓春的《韩非与马基雅维里非道德政治观平议》；涉及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黄旭东的《中西古代政治意识文明论——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之比较》；涉及管仲与梭伦比较的，如李怀国、陈德正的《管仲与梭伦法治观之比较》；涉及卢梭与戴震比较的，如胡建、汪震宇的《中西启蒙“平等”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同与异——以卢梭的“平等观”与戴震的“理欲之辨”为范本》等。就著作的比较研究来说，有代表性的是白真清的《从和看中西专制主义》。就政治观点或主张方面的比较研究来说，有代表性的，如陈开先的《民本与民主——中西文明源头政治理念之比较》、温志强的《论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观念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念的比较分析》、仲崇盛的《伦理国家与道德城邦——孟子与柏拉图理想政治模式比较》、孙守春的《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政体理论比较研究》、马小红和于敏的《中国传统德治与法治的思考》等等。
参考文献：
比较政治学分析范文篇5
关键词:思想政治课教师素质调查分析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指出:提高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关键在教师。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传播者,这就对教师素质提出很高的要求。然而,从事一线教学的教师素质如何呢?以下是我们的调研及结果。
一、研究方法
1.关于思想政治课教师素质调查量表构成。为了解思想政治课教师的现状,我们编制了高校教师素质调查问卷。问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对教师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第二部分为试题部分,其中设计了一道测谎题,用来筛选问卷的有效性,提高结果的客观性。试题主体分为8部分,分别从教学、心理、身体、审美、师德、法律、创新、政治等八方面对教师素质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2.调查对象。本研究在河北省高校教师中随机发放问卷280份,回收问卷270份,无效问卷16份。在无效问卷中,2份没有答完全部试题;8份测谎题排除。在254份有效问卷中,思想政治课教师试卷为126人,非思想政治课教师为128人。
3.数据分析。采用SPSS12.0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思想政治课教师与非思想政治课教师的比较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思想政治课教师素质总均分为24.5、标准差为3.9,非思想政治课教师总均分为23.7、标准差为5.3,二者在素质总分上没有显着差异。深入分析素质的八个方面,思想政治课教师和非思想政治课教师在心理、身体、审美、师德、法律、创新六个方面,没有显着差异。但在教学水平上,显着低于非思想政治课教师,在政治水平上显着高于非思想政治课教师。
(二)思想政治课教师的素质调查结果与分析
1.思想政治课教师的学历和学位分析。在被调查的思想政治课教师中,学历的状况为:专科学历占0.8%,本科学历占76.98%,硕士研究生学历占21.42%,博士研究生占0.79%。学位的状况为无学位的占5.5%,学士占53.17%,硕士占40.48%,博士占0.79%。由此看出,本科学历的教师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主力军,而且学历与学位不一致的人数较多,例如有硕士学位无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占总人数的19.06%,这表明,尽管近几年国家加大思想政治课教师的培养力度,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这支队伍的学历、学位层次偏低。这说明国家教育部加强思想政治课教师硕士、博士学历培养很有必要,必将激发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2.思想政治课教师素质的性别分析。通过对思想政治教师的性别分析发现,男性思想政治教师在审美方面平均得分是1.75,标准差是0.89,女性思想政治教师在审美方面平均得分是2.51,标准差是1.13。结果显示男性思想政治教师的审美素质显着低于女性(P<0.001)。我们对男女教师在审美素质上的得分进行了进一步的统计,发现男女教师在服饰审美、审美意识、健美知识、色彩搭配、空间审美等五个方面正确选项的百分数都不高,男性教师均低于女性。在思想政治教师中,仅有9.5%人认为影响教学教学的主要因素包括教师的仪表、举止。这说明思想政治教师不重视自己的仪表和举止,这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对教师的评价,从而影响教学效果。现代学生追求品味,如果没有审美意识很难和他们沟通,从而影响老师的教学效果。思想政治教师要处处言传身教,可以从培养自己的审美素质入手。
3.思想政治课教师素质的年龄分析。统计结果表明,在思想政治教师队伍中,40岁以下的占80.1%,这说明青年教师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主力军,提高思想政治教师队伍的素质,要着眼于培养青年教师。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思想政治课教师四个年龄段在总分中以及教学、身体、审美、师德、法律、创新、政治等方面没有显着差异,仅在心理上存在显着差异(P<0.001)。这就需要进一步比较哪组年龄段之间有差异。如果把年龄段用如下字母表示:A代表30岁以下,B代表30岁~39岁,C代表40岁~49岁,D代表50岁以上。经比较得出结果发现A>B>C>D,而且A和C、A和D、B和D之间存在显着差异,也就是说年龄越大心理素质表现得越差,而且,相邻的年龄段间没有差异,而相隔一个年龄段间存在差异。基于这种情况,不同年龄段的教师应该相互补充,老年教师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青年教师思维活跃,容易和年轻学生产生共鸣,二者相互学习,形成学习型的思想政治课教学团队,以提高教学效果。
4.思想政治课教师素质的政治面貌分析。调查结果表明,思想政治课教师中,中共党员占大多数(88.1%)。这是由课程性质决定的,思想政治课教师是党的政策和理论的宣讲者,让学生相信教师所讲,教师自己必须身体力行响应党的号召,并在实际教学工作中践行,在现实生活中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不同政治身份的素质得分比较上没有显着差异,表明思想政治教师队伍中的少数非党员素质并不低,他们也能胜任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同样忠诚于、胜任于党的事业,他们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比较政治学分析范文1篇6
互联网的崛起，为人类社会行为提供了新的空间场域，网络行为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行为，其中网络政治参与是网络行为的一种重要形式。互联网不仅拓展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形式，丰富了政治参与的内涵，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而且扩展了政治参与的主体，提升了普通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能力，增强了网民的话语权力。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出现，使人们能够更加有效地超越甚至摆脱现实时空的制约与束缚，真正做到随时随地在网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观点，参与自己感兴趣的活动。移动网络技术对交互性的巨大提升，不仅引发了信息量的大爆炸，有助于人们更广泛地获取信息，而且有助于推动人们重塑公共事务观念，推动网民的关注点从私人领域拓展到公共领域。今天，在网络空间中随处可见网民对雾霾、腐败、社会不公等公共议题的热烈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网络空间中的政治参与，也增加了政治参与的不确定性，甚至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鸿沟。正因为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这种重要影响，“互联网会给政治生态带来何种影响?”便成为了网络时代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但对互联网影响政治参与的实质和机制，学界迄今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扩展了信息的传播渠道，能有效帮助人们获取政治信息，从而提升政治兴趣，激发参与热情，促进政治公共领域的形成;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互联网并不独立于社会，公众在网络空间中的政治参与，往往会受制于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网络空间中的政治参与，充满各种非理性和无意义的话语。
有关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机制，学界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有着不同的解释。Polate认为，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互联网作为信息资源库、互动空间和虚拟行动领域，对网民的政治参与发生影响。[1]而公民自愿模型和社会资本理论，是研究互联网对政治参与影响作用时，被学者采用最多的两种重要理论范式。相对而言，从文化资本视角对互联网影响政治参与的研究却不多见。我们认为，从文化资本视角分析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因素，应该是一种值得关注的解释路径。布迪厄(P.Bourdieu)认为，要理解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观点，需要深入到其社会根源中，即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同的阶级地位对应着不同的资本构成和资本总量，而资本占有上的差异，会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他提出了文化资本概念作为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并列的资本形态，并分析了文化资本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基于文化资本视角对政治行为的解释思路，对于解释网络空间中的政治参与，是一种有竞争力的理论视角和分析路径。本文的目的，就是以我国城市居民为例，探讨文化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
二、文献探讨
(一)网络政治参与
有关政治参与概念的含义，虽然国内外学界的认识一直存在着分歧，但处于不同理论范式中的学者对政治参与的结构要素仍有着大体一致的理解，认为政治参与包括参与主体、参与对象和参与目的三个核心要素。而合法程序论、影响决策论和观念—行为论，则是解释政治参与的三个主要理论传统。
由于当前中国政治参与中的合法化制度空间仍然有限，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大量非合法化政治参与行为，而且这些行为事实上会对政府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用合法程序论解释中国的政治参与，显得视野过于狭窄，而观念—行为论将接触政治知识、政治观念的行为也归入到政治参与范畴中，又显得过于宽泛。因此，本研究倾向于接受亨廷顿等学者对政治参与的解释，即认为政治参与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所有行动，不论这一行动是否合法、是否使用暴力、是否有效果、是否属于群体性参与，以及是否表现出自愿性特征。[2]亨廷顿强调，在试图影响政府决策这一目标下，无论合法参与还是不合法参与，都只是行动者的手段而已，彼此之间的界限并不截然分明，相反，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会互相转换。
如果说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各种合法化或非合法化途径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那么在网络空间中，政治参与是否会有新的面貌和特征呢?目前，学界对此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网络空间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同样，网络空间中的政治参与，也只是对传统政治参与的一种补充，网络政治参与是现实政治参与的在线副本。网络为现实世界中一些难以实现的政治参与行为提供了技术支持，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传统政治参与的空间和形式。另一种观点则强调，网络空间具有现实社会所不具备的一些独特性，如开放、去中心、去边界、身体不在场等，因此网络政治参与是一种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即虚拟政治参与，互联网重塑了政治参与的形态，在网络时代，政治参与的实质和形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3]
本研究认为，尽管网络空间是一种虚拟化的政治空间，但网络空间中的各种政治参与行为事实上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某种意义上是现实政治生活在网络空间中的延伸。因此，本研究倾向于将网络政治参与理解为人们在网络空间中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府的所有行为。
(二)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
1.网络使用与政治参与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介的快速扩张，进一步提升了获取和传播政治信息效率。相比于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互联网一方面具有更为快速和广泛的传播能力;另一方面，它使网民之间的自发信息传递变得方便快捷。因此，不少网络政治参与研究者认为，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将极大促进公民政治意识的形成，成为影响当代政治参与的重要变量。根据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人们在进行政治参与时，会考虑参与成本。传统的政治参与行为因为受信息获取成本较高等因素的制约，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扼制，而互联网则大幅降低获取和传播政治信息的成本，从而导致人们更加乐意通过网络去了解那些自己感兴趣的政治信息，从而有可能提升政治参与的热情与积极性，间接促进人们的政治参与。[4]
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网络使用并不一定会促进人们的政治参与。例如Polate认为，尽管网络使用大大增加了获取政治知识的可能性，但人们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是否能够真正接触并有效利用到这些信息，尚有待证实。[5]Jennings和Zeitner更是认为，网络使用有可能会进一步加深获取政治信息的鸿沟，降低网友接触政治信息的时间与意愿，并导致传统团体对政治的积极影响明显减少。[6]Bimber对选举行为的研究发现，网络使用只是强化了那些原本就有意愿参与选举的选民的参与意愿，而对那些政治冷漠者的影响并不明显。[7]因此Bimber强调，需要关注网民的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等心理因素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
2.网络互动与政治参与
BBS论坛、政府网站、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使人们可以便捷地与他人、社团、政府展开信息交流和社会互动，从而有助于改善人们对政治参与的认知和态度，鼓励和提升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和行为。
对于网络所具有的强大人际互动潜能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一种重要的分析视角，是立足社会资本视野，探讨网络互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这一视角的分析逻辑是：互联网能够促进人们的社会交往，扩大人际网络规模，进而有助于累积社会资本，从而增加政治参与活动。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及调动社会资本的能力，决定了人们追逐资源的能力，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就越处于有利的地位，并越可能进行广泛的社会参与。罗伯特·普特南(RobertPutnam)指出，在一个共同体中，公民的社会网络越是密集，其为了共同利益而参与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8]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网络、互惠性规则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并根据网络中人际关系亲疏程度的不同，将社会资本划分为黏结型资本和桥接型资本。Williams发现，互联网在总体上有助于发展出新型的在线社会资本，具体而言，互联网在促进强关系上作用有限，但有助于发展弱关系，拓展桥接型社会资本。[9]
对于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学界已有为数不少的研究。Skoric等人研究了新加坡的社会资本和政治参与的关系，发现在线桥接型资本与在线政治参与呈正相关，但与传统政治参与不相关，在线黏结型资本与传统政治参与呈正相关。作者认为，互联网使人们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容易，而且参与在线活动不需要太多成本;互联网上多种多样的观点，会促发信息接触者重新思考并检验传统媒介信息;同时，网络使得人际互动超越物理空间限制，有共同兴趣和想法的人，能够方便地在网上形成在线社区。所有这些都在客观上提升了人们的在线桥接型资本，从而促进了网络政治参与。[10]Weber等学者发现，在互联网中与他人互动频繁的用户，更容易介入到各种政治活动中，如请愿、向政府写意见信等。[11]而Mossberger等人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经常收发邮件的网民参与投票的概率，要高出21%～39%。[12]
3.文化资本与网络政治参与
在《国家精英》一书中，他将文化资本界定为较高等的教育。而在《区隔》中，他进一步将社会资本定义为是社会上层人群所特有的，以显示上层阶级身份的各种风格、品味、行为惯习和态度。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包括具体化、客观化和体制化三种存在状态。[13]其中具体化的文化资本指与身体相关，内化于个体的人力资本，包括个体本身所具有的教育、技能、文化知识及经验的累积;客观化的文化资本是指物质性、符号性的文化产品，如文学作品、绘画、词典、工具等;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则是指学历证书、学术资格等被社会所公认的、受到制度保护的原始资本形态。其中第一种形式的文化资本最为重要，它是另外两种文化资本的基础，并且与特定的个体紧密相连，如同健康一样，不能通过赠与、买卖等形式实现个体间的传递[14]。
亨廷顿断言，社会经济的发展将刺激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其中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教育水平的提高将促进人们对更高水平生活质量追求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15]亨廷顿的这一论断，激发了众多学者进一步研究这种推论在不同地区的具体表现，虽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但是教育因素从此成为研究政治参与的思考框架中不可或缺的结构性因素。
与亨廷顿不同，布迪厄认为，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治能力的提高。真正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是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相对应的资本构成和资本总量，这种资本占有的差异会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发生实际的影响，其中文化资本是一种可以赋予权力和地位的累积资本。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包含教育水平，但不能把文化资本等同于教育水平。可惜的是，尽管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迄今还不多见，有关文化资本的研究，更多集中在社会分层领域的阶级区分、地位获得等问题上。[16]不过，为数不多的对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关系的研究，的确发现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文化资本越丰富，政治参与的水平也越高。[17]
那么，互联网的兴起，会对文化资本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发生什么样的影响?互联网的介入，是否会改变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文化资本是一种形塑社会阶层边界的力量，具有排斥性特征。人们往往倾向于同与自己拥有相同文化资本、相同价值观的人交流，这种倾向导致了特定文化圈的形成，人们在自己所处的圈子内互动交流，并习惯性地排斥与圈子之外的人进行接触，这不利于拥有不同政治信息及政治观念的人群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而互联网的出现，则为打破这种界限带来了可能。互联网的开放性、去中心化、身体不在场等特征，使传统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拥有不同政治信息、政治观念的人会直接在网络空间中发生碰撞。而这种广泛的信息交流和观念接触，有助于人们重新理解与自己拥有不同政治观念的行动者，并进而重新塑造自己的政治观念。尤其是对于现实中政治冷漠的人而言，互联网对他们接触政治信息、积累文化资本、提升政治兴趣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认为，网络使用将有助于文化资本的累积，并进而促进政治参与。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界对文化资本与网络政治参与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仍较为匮乏，即使是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也多将文化资本操作化为教育水平或政治知识。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从内涵更丰富的文化资本概念切入，来分析文化资本是如何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本研究将文化资本定义为“可以帮助个人在社会活动中获得较高地位的文化知识、技能和观念，以及为之庇护的学历程度”。参照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经典分类，我们将文化资本划分为“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和“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其中前者包括政治知识、政治技能和政治观念，后者包括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
政治知识是“储存在个体长期记忆中的关于政治的事实性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政治运作的规则、政体以及当前的重要事务等。[18]政治知识的获得，有助于人们了解自己所需要的政策信息，一般认为，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观上认为自己拥有较多政治知识的人，更有可能参与公共事务。[19]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
假设1：政治知识与网络政治参与具有正相关关系。政治知识越丰富，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越高。
政治技能指公民理解、反思政治事务的能力，以及必要的组织和沟通等能力。具有较高政治技能，拥有更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的行动者，对政治参与往往能够驾轻就熟。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
假设2：政治技能与网络政治参与有正相关关系。政治技能越强，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越高。
政治观念是指社会公众对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权威以及自身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等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取向。[20]阿尔蒙德和伏巴在《公民文化》一书中将政治观念划分为参与型政治观念、臣属型政治观念和狭隘型政治观念三种类型。其中，拥有参与型政治观念的人对自己在政治体系中的权利、责任以及效能感均具有较高的认识和评价，因此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愿望。拥有臣属型政治观念的人对自己在政治体系中的责任往往具有较为明确的认识，而对权利和行动效能感的认识和评价则很低，这类人更愿意接受和服从执政者对自己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安排，因此对动员式政治活动具有较高的参与度，对自发性的政治活动则基本不参与。而拥有狭隘型政治观念的人对自己在政治体系中的责任、权利及效能感均没有清晰的认识，处于政治体系的边缘地带，政治参与意愿很低。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
假设3：拥有参与型政治观念的网民，其网络政治参与程度高于拥有臣属型政治观念和狭隘型政治观念的网民。
在对文化资本与现实政治参与关系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都发现，教育程度作为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治参与具有正相关性。本研究把教育程度作为制度化的文化资本，考量其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同时，在我国，政治面貌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地位，对政治参与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和假设5：
假设4：教育程度与网络政治参与程度呈正相关，教育程度越高，网络政治参与程度也越高。
假设5：党员比非党员的网络政治参与程度更高。
(二)变量
1.因变量：网络政治参与
网络政治参与是本研究的因变量。本研究将网络政治参与定义为公民在网络空间中通过各种方式展开的影响政府决策过程的行为。鉴于网络空间的空间特征及我国政治参与现状，我们在研究中侧重测量网民在网络空间中的主动性政治参与行为，并从表达讨论和行动参与两个维度发展出具体的测量指标，包括“和网友讨论政治话题”、“在网上表达自己对政治议题的看法”、“参与和政府官员的在线交流”、“参加网上投票”、“参与在线抗议活动”、“发帖对社会新闻进行评论”、“参与网上请愿活动”、“在网上对政府工作进行评价”和“给政府部门和单位领导发电子邮件”等9个指标，采用“经常”、“较多”、“一般”、“较少”、“从不”五点尺度李克特量表进行实际测量。
2.自变量：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概念的操作化一直是学界研究中的一个难点。本研究基于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经典分类，从政治知识、政治技能、政治观念、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五个维度对文化资本进行测量。
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联系，已为部分研究证实。拥有较多政治知识的人更可能参与公共事务，而在现代社会，媒体是公众获取政治知识的主要途径，因此本研究通过“阅读报纸等媒体上的新闻”、“收看电视新闻”和“访问政治新闻网站”3个指标，来间接测量城市居民政治知识的储备程度。
政治技能是公民理解、反思政治事务的能力，以及公民持有的必要的组织、沟通等协调能力。具有这些能力的人，往往熟悉政治游戏的规则，对政治参与能够驾轻就熟。本研究通过“我比一般人更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我完全有能力参与政治”和“我完全可以胜任领导工作”3个题项，对城市居民的政治技能进行测量。
对政治观念的测量，我们参照阿尔蒙德和伏巴对政治观念的划分，并通过“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利益再大也是小的”、“只要是国家的事情，个人都应该义不容辞”、“纳税是为了给国家做贡献”、“一般家庭遇到大事还是应该丈夫说了算”、“在公用场合，多管闲事会惹麻烦”、“政府干部为给熟人办事，偶尔破例也是可以的”、“纳税人有权利讨论政府怎么花钱”和“民告官是正常的”等8个题项，对城市居民的政治观念进行实际测量。
教育程度是个人在国民教育体系中所达到的层次和地位，是一种受制度保护的原始性文化资本。本研究通过询问受访者的学历对教育程度进行测量(林南认为，由于理论解释视角的不同，有些人将教育视为文化资本，而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人力资本。[21]本研究倾向于将教育视为一种制度化文化资本)。在政治领域中，政治面貌也是一种需要通过学习、规训，最终达到执政者认可，并受到政治体制保护的文化资本，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党员这一政治身份对这种制度化文化资本进行测量。
3.控制变量
社会学强调，行动者的社会行为需要嵌入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加以考量。已有的对政治参与行为的研究表明，性别、年龄、民族，以及网络使用等因素，都有可能对网络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例如，男性在政治参与中通常比女性更为主动;[22]年龄则与政治参与呈现出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一般在中年时达到峰值;[23]少数民族在主动性较强的政治参与行为中比汉族更为积极。因此，为了更好地解释文化资本对城市居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本研究将性别、年龄、民族和网络使用状况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控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变量说明见表1。(三)数据与模型
1.数据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公民网络行为规范及引导抽样调查研究”中的城市居民样本。该调查采取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在天津、长沙、西安和兰州四城市共发放城市居民调查问卷1466份，最后回收有效问卷1190份，有效问卷率为81.2%。其中男性受访者562人，占样本总量的48%，女性受访者608人，占样本总量的52%;样本平均年龄32.5岁(sd=9.5)。
2.模型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析城市居民的文化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统计检验。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Y=a+■biXi+u
其中，Y表示网络政治参与行为，α表示常数项，u表示随机误差项;Xi(i=1，2，…，n)表示自变量政治知识、政治技能、政治观念、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以及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民族、网龄、网络使用频率、网络使用时间等，bi表示与自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
四、研究结果
(一)变量测量
1.因变量：网络政治参与
在本研究中，我们根据“和网友讨论政治话题”、“在网上表达自己对政治议题的看法”、“参与和政府官员的在线交流”等9个题项，采用“经常”、“较多”、“一般”、“较少”、“从不”五点尺度李克特量表，对网络政治参与进行测量。测量发现，我国城市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水平总体偏低，除“和网友讨论政治话题”、“在网上发表自己对政治议题的看法”、“参加网上投票”、“发帖对社会新闻进行评论”四项以外，其他五种政治参与行为都至少有40%以上的受访者从未参与过。我国城市居民参与程度相对较高的网络政治方式主要有“和网友讨论政治话题”、“参加网上投票”和“在网上表达自己对政治议题的看法”三种，经常和较多参与的比例分别达到了19.5%、18.3%和17.2%;而参与程度最低的网络政治方式包括“给政府部门或单位领导发电子邮件”、“参与网上请愿活动”和“参与在线抗议活动”，较少甚至从不参与的比例分别为78.0%、76.1%和75.7%。这说明我国城市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以意见表达和意见交流为主，行动参与的比例很低。
为了简化网络政治参与量表的结构，我们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9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以提取有概括力的新因子。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components)作为抽取因子的方法，以特征值大于1作为选择因子的标准，采用正交旋转法中的最大方差旋转法(varimaxmethod)作为转轴方法，以降低因子的复杂性。由于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是观测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因此，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我们先运用KMO测度和Bartlett’s球状检验方法评估对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的适当性。经检验，量表的KMO值为0.914，Bartlett’s球状检验的卡方值为8398.031，自由度为36，在0.000(sig=.000)水平上统计检验显著，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共析出1个因子，方差贡献率为67.16%。所有题项的共同度均超过0.5，达到因子分析的要求(见表2)。对量表的信度检验，采用分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系数方法进行。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38，说明网络政治参与量表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
表2网络政治参与因子负荷矩阵(N=1153)
2.自变量：文化资本
(1)政治知识
本研究采用“经常”、“较多”、“一般”、“较少”、“从不”五点尺度李克特量表，对网民的政治知识进行测量，测量借助“阅读报纸等媒体上的政治新闻”、“收看电视新闻”和“访问政治新闻网站”3个指标进行。测量发现，受访者通过传统媒体获取政治知识的比例，明显高于从互联网获取政治知识的比例。经常和较多通过“阅读报纸等媒体上的新闻”和“收看电视新闻”的受访者分别为52.3%和58.6%，而经常和较多“访问政治新闻网站”则只有32.0%，说明目前我国城市居民，还是更倾向于通过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来获取政治知识。
为了简化政治知识量表，我们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3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子，以特征值大于1为选取标准，采用正交旋转法中的最大方差旋转法作为转轴方法。同时，我们采用KMO测度和Bartlett’s球形检测来评估对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的适当性。经检验，量表的KMO值为0.638，Bartlett’s球状检验的卡方值为760.216，自由度为3，在0.000(sig=.000)水平上统计检验显著，说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只析出一个因子，方差贡献率为64.416%，所有题项的共同度均超过0.5，达到因子分析的要求(见表3)。对量表的信度检验，采用分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系数方法进行。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14，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可以接受。
表3政治知识因子负荷矩阵(N=1161)
(2)政治技能
为了了解我国城市居民的政治技能，本研究采用李克特量表，从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五点尺度，借助“我比一般人更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我完全有能力参与政治”和“我完全可以胜任领导工作”3个题项，询问受访者的政治技能。测量发现，在3个题项上，选择完全同意的受访者均不到10%，即使加上比较同意的受访者，也均不到30%，而选择一般的受访者均接近甚至超过50%，说明我国城市居民对自身政治参与能力的评估普遍不高。
为了简化政治技能量表，我们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3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子，以特征值大于1为选取标准，采用正交旋转法中的最大方差旋转法作为转轴方法。同时，采用KMO测度和Bartlett’s球形检测来评估对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的适当性。经检验，量表的KMO值为0.641，Bartlett’s球状检验的卡方值为664.080，自由度为3，在0.000(sig=.000)水平上统计检验显著，说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只析出一个因子，方差贡献率为62.770%，所有题项的共同度均超过0.5，达到因子分析的要求(见表4)。对量表的信度检验，采用分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系数方法进行。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03，说明政治技能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可以接受。表4政治技能因子负荷矩阵(N=1168)
(3)政治观念
本研究对政治观念的测量，主要参考了杨宜音对公民意识的测量指标，[24]采用从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五点尺度李克特量表，对政治观念的8个题项测量发现，“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利益再大也是小的”、“只要是国家的事情，个人都应该义不容辞”和“纳税是为了给国家做贡献”3个题项中选择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的受访者均超过50%，说明我国城市居民对国家有较强的认同感，认为个人应当优先服从国家利益;在“一般家庭遇到大事还是应该丈夫说了算”、“在公用场合，多管闲事会惹麻烦”和“政府干部为给熟人办事，偶尔破例也是可以的”3个题项中，选择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的受访者都接近或超过30%，说明目前我国城市居民中仍有很大一部分人对公共事务持有一种较为消极的态度;在“纳税人有权利讨论政府怎么花钱”和“民告官是正常的”2个题项中，选择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的受访者都超过了50%，说明目前我国城市居民中至少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有权利参与公共事务。
为了简化城市居民政治观念的结构，我们对量表中包含的8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以提取有概括力的新因子。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特征值大于1作为选取因子标准，因子旋转采用正交旋转法中的最大方差旋转法。并采用KMO测度和Bartlett’s球形检测来评估对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的适当性。经检验，量表的KMO值为0.706，Bartlett’s球状检验的卡方值为2008.060，自由度为28，在0.000(sig=.000)水平上统计检验显著，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共析出3个因子，方差贡献率分别为26.989%、20.043%和19.633%，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6.665%，除“一般家庭遇到大事还是应该丈夫说了算”一题的共同度为0.473外，其余所有题项的共同度均超过0.637，达到因子分析要求(见表5)。
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及各因子题项的含义，我们分别为3个因子命名。命名因子1为“臣属型政治观念”因子，包括“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利益再大也是小的”、“只要是国家的事情，个人都应该义不容辞”和“纳税是为了给国家做贡献”3个题项。具有这种政治观念的人，在面对公私冲突时，往往愿意接受执政者对自己的政治安排，倾向于服从权力而牺牲个人利益。命名因子2为“参与型政治观念”，包括“纳税人有权利讨论政府怎么花钱”和“民告官是正常的”2个题项。具有这种政治观念的人，对自己在政治体系中的权利和责任均具有较高的认识，在面对公私冲突时，能够以契约精神处理公私关系。命名因子3为“狭隘型政治观念”，包括“一般家庭遇到大事还是应该丈夫说了算”、“在公用场合，多管闲事会惹麻烦”和“政府干部为给熟人办事，偶尔破例也是可以的”3个题项。具有这种政治观念的人，通常不能以契约精神处理关系，不讲权利义务，只在意关系亲密程度。
对量表的信度检验，采用分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系数方法进行。3个因子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796、0.650和0.543，整个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684。说明“狭隘型政治观念”因子的信度系数偏低，而“臣属型政治观念”因子、“参与型政治观念”因子和整个政治观念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尚可以接受。3个因子所包含的项目在相应因子上的负荷除“一般家庭遇到大事还是应该丈夫说了算”一项为0.629以外，其余各项均在0.70以上，说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4)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
本研究分别对受访者的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进行了测量，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54.2%，专科及以下的占45.8;党员占28.5%，非党员占71.5%。
(二)文化资本对城市居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
为了检验本研究提出的5个研究假设，梳理文化资本对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我们以网络政治参与为因变量，以政治知识、政治技能、政治观念(包括臣属型政治观念、参与型政治观念、狭隘型政治观念3个维度)、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为自变量，同时引入性别、年龄、民族、网龄、网络使用频率和网络使用时间为控制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在所有变量中，政治知识、政治技能、政治观念(包括臣属型政治观念、参与型政治观念、狭隘型政治观念3个维度)、年龄、网龄、网络使用频率和网络使用时间为定距变量，性别、民族、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为分类变量。我们先对分类变量进行虚拟变量处理后引入回归方程。其中性别以女性为参照，民族以少数民族为参照，教育程度以大专以下为参照，政治面貌以非党员为参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
从表6可见，模型的削减误差比例为21.7%，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0.001)。从具体变量的影响作用来看，6个控制变量中，性别、网龄和网络使用频率对网络政治参与有正向作用，说明男性的网络政治参与程度高于女性，网龄越长、网络使用越频繁，网络政治参与程度也越高;年龄、民族和网络使用时间对网络政治参与的作用方向为负向，说明年龄越大，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越低，汉族比少数民族更少参与网络政治，网络使用时间越长，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越低。但是，6个控制变量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均不显著(p>0.05)。
在政治知识、政治技能、政治观念(包括臣属型政治观念、参与型政治观念、狭隘型政治观念3个维度)、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5个自变量中，除教育程度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外，其余4个自变量均影响显著。其中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对网络政治参与有正向影响，说明政治知识越丰富，政治技能越强，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越高。政治面貌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为负向，说明党员的网络政治参与程度比非党员要低。比较3个自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可以发现，政治知识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最大，政治技能其次，政治面貌最小。
从政治观念3个维度与网络政治参与的关系来看，臣属型政治观念对网络政治参与的作用方向为负向，而参与型政治观念和狭隘型政治观念的作用方向均为正向。比较三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参与型政治观念的影响作用最大，狭隘型政治观念次之，而臣属型政治观念的影响作用最小。这意味着，拥有参与型政治观念的网民，其网络政治参与程度高于拥有狭隘型政治观念和臣属型政治观念的网民，越是拥有参与型政治观念，其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越高，而越是拥有臣属型政治观念，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越低。综合5个自变量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本研究的假设1、假设2和假设3均获得证实;而假设4则没有获得证实，假设5获得部分证实。
五、结论与讨论
互联网浪潮已席卷全球，猛烈冲击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改变和形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引发了包括政治参与在内的社会行为的转变，大大增加了政治参与的不确定性。本研究以文化资本理论为基本视角，对我国城市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文化资本对我国城市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
1.我国城市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水平总体偏
低。在本研究具体测量的9种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中，即使参与比例最高的行为，经常和较多参与的比例也不超过20%，而参与程度最低的网络政治方式，较少甚至从不参与的比例则达到了78%。总体而言，我国城市居民网络政治总体参与水平不高，并且以参与网络政治意见表达和交流为主，网络政治行动的参与比例很低。
2.人口特征和网络使用变量对网络政治参与没有显著影响。性别、年龄、民族等人口特征变量和网龄、网络使用频率和网络使用时间等网络使用变量，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均不显著。
3.文化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本研究从具体化文化资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两个方面切入，定量分析了文化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作为具体化文化资本的政治知识、政治技能、政治观念，以及作为制度化文化资本的政治面貌，都对网络政治参与有显著的影响;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有不同的影响，与制度化文化资本相比，具体化文化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
国内外学者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也有与本研究类似发现。例如李亚妤通过对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网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调查发现，网民对参与网络政治普遍缺乏热情和积极性，存在着数量庞大的网络政治“冷漠者”和“隐形人”，网络政治参与水平不高。[25]Gibson等人在英国的研究发现，尽管白人女性的线下政治参与程度低于男性，但在网络空间中，政治参与并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Schuefele等人发现，无论是网络的娱乐休闲使用，还是信息使用，对政治参与都没有显著的影响。[26]Quintelier等人发现，网络使用时间对青少年的政治参与并无直接影响。[27]这些均与本文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我们认为，人口特征变量和网络使用变量之所以对网络政治参与没有显著影响，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互联网作为一个复合媒介呈现出来的全新的二元交织时空结构和时空特性，转变了网络行为的行为逻辑。[28]由于互联网的推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着确定物理和社会边界的区域化行为场所，正越来越被物理地点缺场的虚拟场所取代，从而造成场所边界的模糊甚至消失，由此，人们在网络空间的社会行为，也成为一种发生在边界之上或者说跨越边界的活动，并呈现出一种不确定、跨边界、碎片化的特征，从而导致对现实政治参与来说十分重要的人口变量和媒介使用变量的影响作用，变得模糊和不确定。Polate认为，尽管网络使用大大增加了获取政治信息的可能性和便捷性，但并不一定导致政治参与的增加，[29]因为获取政治信息与政治参与行为之间仅仅是一种间接相关，网络使用程度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参与行为的增加。
文化资本与网络政治参与的关系，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本研究发现，作为制度化文化资本的教育程度虽然对网络政治参与有正向影响，但其影响作用并不显著。在对现实政治参与的研究中，有关教育程度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国内外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例如亨廷顿认为，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从而刺激人们投身于政治。而布迪厄则认为，不能把文化资本简化为教育水平，教育水平并不等同与政治能力，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意味着政治能力的提高。本研究的发现，与布迪厄的观点更为一致。这意味着，文化资本比单纯的教育程度能够更好地解释网络政治参与。同时，作为制度化文化资本的政治面貌虽然对网络政治参与影响显著，但政治面貌对网络政治参与的作用方向为负向。我们认为，这可能与我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在我国，党员这一政治身份，使他们比非党员更倾向于选择制度内政治渠道而非网络渠道参与政治生活。
比较政治学分析范文篇7
一、对培养学生思维能力重要性和可行性的认识。
中学政治课历来以其德育功能而成为各年级的必修课。今天,其德育功能仍需加强,它要发挥出中学德育工作的主渠道的作用。但是中学政治课又不是纯粹的只讲政治道理的学科;如果只顾及这一点,那它就会显得干瘪、不丰满,不能适应今天的社会现实。其实,中学政治课作为一门学科,除了独具特色的德育功能外,还应有其智育功能,那就是自身学科特色的知识和能力功能。"知识"主要是政治学科中的基本概念、基本观点;"能力"主要是思维能力。基本知识是政治课的基石,教师只有讲清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学生才可能凭借掌握的知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觉悟,政治课才能发挥出德育功能。而思维则是联系知识和觉悟的桥梁。思维能力越强,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就越多,觉悟才可能进一步提高。因此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应是中学政治课的一项重要任务。政治课的教学时数是非常有限的,一般每周只有2——3节课。而我们的学生的知识结构、能力水平、心理素质等,还都不是十分成熟和完善的;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我国的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复杂的、急剧变化的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现象扑面而来,这迫使学生要直面世界、直面人生。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尚处在形成之中。如果我们的学生在政治课里仅仅获得一些简单的概念和结论,甚至有些结论是或然性的,而没有得到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那他们的知识是相当肤浅的,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觉悟就是摇摆不定的。这对于国家、对社会、对学生本人都是潜在的危险。中学政治课要切实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并运用它去认识世界,这就成为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思维能力是人的基本素质之一。素质教育把对学生的思维能力的培养作为一项重要课题提出来了。过去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的根本缺限就在于不能启发学生的思维,让学生成为记忆知识的机器,束缚了学生创造能力的发展。中学政治课要走出一条新路,不得不加强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中学政治课所要培养的思维能力主要是指其有自身学科特色的理解知识、归纳知识、分析知识和运用课本知识与思维方式初步分析社会现实的能力。这些能力在高中各年级有不同的要求,但归纳起来,是具有政治学科特色的抽象思维能力。简单地说,通过思维能力的培养,学生对政治学科中的问题要会"想",对社会现象要有一个基本尺度的把握。当前,加强对学生进行思维能力的培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学生进入高中阶段,已具备了较强的形象思维能力和初步的抽象思维能力,这对进一步提高抽象思维能力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同时,高中政治课本中也有较多关于思维方面的知识,如"概念"、"判断"、"推理"、"比较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等等,这些为进行思维训练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二、高中各处级政治课进行思维能力培养的基本内容:高一:第一,学习构建课本知识体系,将所学知识按一寂线索串联起来,把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准确地把握纵向比较法和横向比较法;第三,领会课本编写过程中经常采用的先分析后归纳的思维方法,并学习在实际中运用车船费上,学习运用书本知识初步分析经济现象,培养强烈的经济意识;高二:重点是培养辩证思维能力,学会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归纳推理、演绎推理和多角度看问题的方法;对"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最基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法有更深刻的感受和更多的运用。高二阶段,是思维能力培养的关键,对学生来说,辩证思维是思维能力的核心和关键。能够进行辩证思维,不但对政治学科,而且对其他学科的学习,都有启发;高三:这是思维能力提高和升华时期。重点是培养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比的方法、辩证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分析社会政治现象的能力,提高判断理论是否、政治是否能力;同时培养发散思维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这三个年级的思维能力是逐步提高的。三、培养思维能力的基本原则:1、渐进性原则。学生刚进入高一,思维习惯较多的停留在形象思维方面,因而教师要引导学生从了解身边的经济现象入手,如去市场买菜时要讨价还价,商品有个价格标签,手头上的零用钱怎么用等,然后再过渡到商品、货币、价值规律等概念、观点,让学生掌握较抽象的理论知识。如果一开始就告诉学生"现代人要有商品意识,要学会做生意"等问题,学生未必能深刻理会。在此基础上再引导学生运用书本较抽象的理论知识去分析日常经济现象,比如分析"物价为什么要上涨"、"国家为何要控制物价"。这样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采用"形象--抽象--形象"的步骤分析社会问题,学生每次学习都有所获。对不学生提出的思维能力的要求应循序渐进,不可"高起点",一步到位,否则就会"低落点"。我们必须引导他们建立他们那个年龄所能接受的知识体系,提出相应的能力要求并进行针对性的训练。一般说来,学生要先学会归纳推理,再进行演绎推理,再进行辩证思维和发散思维。2、思维训练要讲究巧妙性、隐蔽性,最好不要让学生有被试验的感觉。我们要把思维训练融于课堂设问、提问和各种练习中。一旦学生感觉到自己是被试验的对象,就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进行思维抵触或产生逆反心理。所以,在日常学习中,在不知不觉的思维训练中,经过自己的思考明白了某个道理或解决了某个难题,学生常有毛塞顿开、豁然开朗的喜悦之感。3、加强口头表达的训练。口头表达对学生的思维能力要求更高。学生既要会想,也要会讲。能大胆地讲,口能进一步会想。学生要成为有政治头脑的现代人。不会准确地口头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是不行的。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经常设计有助于思维训练的问题让学生进行思考、讨论、回答,特别要组织好课堂讨论和即席发言。4、思维训练与日常生活、与对重大时事的观察与思考结合起来。这样做,不但加强了思维训练,而且培养了学生关心社会、关心现实的意识和习惯,对学生将来走向广阔的社会打下了牢固的思维基础。政治课教学中,各种最新的现实材料,是激发学生进行积极思维的"催化剂",古板、陈旧、过时的材料常使学生产生老师的教学是老生常谈之感。政治课教学始终应该有时代气息,要把学生培养成有现代意识的人,教师自己首先要有现代意识、现代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教师要能精心筛选和组织新材料。政治课教学中要坚持"小课堂大社会"的教学模式,冲破课堂在时空上的限制,捕捉时代最新信息,把握社会主流意识。5、思维检测要体现在重要的考试中。试题应要有较高的思维价值,要能体现思维的基本规律。学生通过做题,既能检查出知识水平,又能检查出思维能力。四、思维训练的基本操作方法。进行思维训练的实效如何,关键要看教师是否灵活运用启迪学生思维的基本方法。下面几种方法和技巧不妨一试。1、采用多种手段和形式,培养学生对政治学科的兴趣,使学生产生强有力的学习动机。这是进行思维训练的起点。良好的兴趣是学习的原动力。学生对政治课有兴趣,才有可能带着问题向各方面搜寻信息,发现矛盾、分析矛盾,寻找解决矛盾的方法。2、创设矛盾冲突情境,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提高思维能力。平铺直叙的教学使学生被动地接受信息,不能点燃思维的火花。所谓启发学生思维,也就是引导学生分析和解决思维过程中的矛盾。有经验的教师都非常关注设凝置难,创造良好的问题情境,以凝引思,以思解疑。常见的创设矛盾冲突情境的方法有:比较异同;提问法;反问法;故错法;案例法,即先交给学生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使学生产生好奇心理去探究原因和解决矛盾的方法,等等。3、模仿课本中的思维方式进行训练。政治课本在叙述问题时采用了多种具有典型特色的思维方式,比如理论观点与具体材料相统一,多角度分析问题、对比法、演绎法、归纳法,等。教师在讲授基础知识时,应挖掘其中的思维方式,并引导学生进行模仿训练。例如,在讲授完农业的六点作用和基础地位后,可提醒学生注意其中的先分析后归纳和多角度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并要求学生以介绍自己的学样为题进行模仿。这样做,有章可循,具体实在,学生容易接受。4、注意纠正学生错误的思维定势。一种思维方式确定后,它会长期左右人的思维活动。由于学生在小学和初中较少接触和思考比较复杂的问题,对是否问题的判断常简单地进行肯定或否定,要么对要么错,非比即彼。这种简单思维方式在学生进入高中接触较复杂的问题时,常使学生不知所措,无所适从。比如,看到社会上有人贪污公款、有人贩卖毒品、有些大款挥霍浪费纸醉金迷等现象,就认为钱是罪恶之源,也相信那句古话"有钱能便鬼推磨";但课本中又说钱(即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的作用,这又是充分肯定金钱的社会意义。因此,有些学生就对金钱现象难以正确对待。又如课本一方面充分肯定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作用巨大地位很高,但又说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不好,经济效益差。学生就认为课本上的内容是互相矛盾的。此类问题不少。客观世界本来是复杂多样而且是变化发展的。我们也要用相应的思想方法去认识它。如果用一种思维模式,比如要么绝对的正确,要么绝对的错误,那就不能如实地认识客观事行,并且使思想僵化、封闭。因此,不消除学生的错误的思维定势,不利于学生的成长,不利于政治课的发展,学生必然会感到政治课越学越难,越学越玄,越学业越没有实际意义。解决的办法,关键是引导学生在进行是否判断时,要密切联系具体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联系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去思考,实事求是,从面逐步养成进行辩证思维的习惯,坚持用历史的、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进行这方面的训练可以选用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辨析题去启发引导学生。最近几年的政治高考题中的辨析题就可以很好地借鉴。例一,"某守法公民发现朋友寄给他的信件被公安机关拆开过,十分气愤,认为公安机关检查他的信件是不合法的";例二,"专政就意味着消灭民主"。5、以一个现象为中心,进行横纵联系,进行多角度思考,扩展思维的广阔性,发展思维的深刻性。比如,高一关于农业问题的学习,可以把农业与工业和第三产业联系起来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横向思考;而对农业的含义、特点、作用、地位以及怎样发展农业等问题进行纵向思维,从面形成关于农业的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总之,学生思维能力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学生在和客观事物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在不断和极学习的过程中,社会环境和各种教育向他们提出的要求所引起的新的需要与他们已有的思维水平之间所形成的内部矛盾。进行思维训练,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就是不断地创造条件解决矛盾的过程。恩格斯告诫我们:"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们中学政治教师,肩负培养高素质的人才的重任,要不断探索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方法、途径和手段,以取得最佳的政治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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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采取了上述理论预设,博弈分析范式使人们能够在一个更微观、更精细的层次上来解析个体与整体、行动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较好地回避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二分带来的紧张与对立,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各类社会政治现象。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将其对社会科学的意义与微积分对经典力学与物理学的意义相提并论。〔8〕迈尔森更大胆地宣称:“非合作博弈论实际上实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统一,纳什均衡概念的提出是20世纪可与DNA双螺旋结构的生物学发现相媲美的理论贡献。”〔9〕金蒂斯虽然十分清楚博弈分析范式的弱点,但还是禁不住雄心勃勃地试图以之为一般分析框架来统一整个行为科学,因为在他看来,“博弈论对于理解各种生命形式尤其是人类变化过程具有核心作用”,并且,“忽视博弈论对一个学科来说是一件糟糕的事情。”〔10〕一旦人们将博弈分析范式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就有可能产生如下几项比较优势:其一,由于它的理论预设具有相当大的一般性、包容性和广涵性,凡研究者认为是理性个体(人、生物、计算机)之间策略互动的现象都可以置于博弈分析范式的框架之内加以探究;其二,通过将微观个体行为与宏观社会实在置于互动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和阐释,人们能够更好地化解个体与整体、行动与结构的二分与循环论证问题,在为组织、制度、历史、文化等宏观社会实在提供微观行为基础的同时也为理解后者赖以发生的各种约束和条件提供宏观的语境和背景;其三,通过对博弈情势进行数理建模,研究者可以对博弈各方所处物理环境、信息分布、主观信念、行动策略以及支付(收益)进行直观描述,从而对问题有更准确的把握;其四,由于大量使用数学语言,博弈分析范式为学术对话和交流提供了清晰、精确的形式化语言系统,为检验各种认识在逻辑上是否一致提供了一个基础,使研究者能够根据数学模型自结论回溯至假设,以便理解导致特定结论的假设条件。〔11〕其五,运用博弈分析范式进行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提出一系列量化的可检验的理论命题,以便人们根据经验事实对这些理论命题进行证实或证伪。
二、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
(一)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涵义
我们知道,政治学研究始终具有海纳百川、包容并蓄的理论传统,十分注意借鉴、吸收、运用和发展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与理论成果。博弈分析范式也不例外,倘若政治学者接受它的理论预设,认为社会政治实在是有理性个人间策略互动的产物,就能够将其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使它的上述特点和优势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得到充分体现。需要说明的是,在国外学术话语体系中,人们通常将博弈论看成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2〕,或者干脆等同于理性选择理论本身,并不严格区分理性选择理论与博弈论这两个概念,也很少使用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提法。然而,国外学者所说的理性选择理论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际指的就是以博弈论为核心组成部分或者说博弈论化了的“升级版”的理性选择理论。鉴于国内外学术话语体系的差异,对二者做一概念上的区分,将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从理性选择政治学研究中抽取出来做一相对独立的系统梳理与评析,仍然不乏积极意义。这样,一则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凸显出二者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既继承又发展的事实,二则也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国外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更重要的还在于,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用语比理性选择政治学研究的用语能够更全面准确地传递出其作为一种主体间、理性主义与建构论式政治学研究的真实意涵和内在精神。另一方面,随着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分化与杂化”和跨学科、跨子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日益发展〔13〕,政治学研究这一概念的涵义与指称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很难严格界定。宽泛地讲,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概念至少可以包含两层涵义:一是指政治学者所从事的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二是指具有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针对传统政治学理论议题所做的博弈分析。本文主要采用第一层涵义,即政治学者运用博弈分析范式的理论预设、研究方法、数理模型而进行的政治学研究。这样,一来可以将本文限定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之内,二来也能够将公共物品供应、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群体合作、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与道德习俗演化等跨学科研究议题纳入视野,以真实反映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发展现状。
(二)三个发展阶段以及各阶段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
毋庸置疑,博弈分析范式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在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推动了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形成与发展。然而,这一过程并非是一个政治学研究从属于或单向接受博弈分析范式的过程,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有其自身发展的脉络和逻辑,对博弈分析范式的丰富与完善也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贡献,因而有必要加以单独讨论。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这一过程大致划分为试探期、成型期和常规科学发展期三个阶段并侧重对各个阶段的发展水平、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进行扼要评析。
1.试探期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出版以后,着名政治学者多伊奇(K.Deutsch)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理论动向,对其应用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可能性予以肯定:“在一定范围内,该方法与一些政治学理论问题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14〕经济学家赫维茨(L.Hurwicz)也认为:“两位作者用以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具有充分的一般性,因而适用于政治学、社会学甚至军事战略学。”〔15〕他们的乐观预测很快得到验证。进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里克尔(W.Riker)、谢林(T.Schell-ing)、罗尔斯(J.Rawls)、诺齐克(R.Nozick)、谢普斯尔(K.Shepsle)、奥德舒克(P.Orde-shook)、奥唐耐(G.O’Donnell)等人开始试探性地应用博弈论的概念、方法和模型对政治联盟、组织行为、策略投票、议会过程、国际谈判、军控与核扩散、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政治发展与民主转型等理论议题展开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也随之崭露头角。里克尔1962年出版的《政治联盟理论》被公认为经典之作。〔16〕里克尔在书中提出了“社会法则是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这样一个在当时还显得比较大胆和超前的命题〔17〕,并运用“核”(core)这一合作博弈论的重要概念提出了着名的最小获胜联盟理论,在政治联盟、组织行为、议会过程等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政治理论家谢林不但首开先河将博弈论应用于国际谈判、军事冲突、军控与核扩散等问题的研究,还提出了“聚点”(focalpoint)均衡和“可信承诺”(crediblecommitment)的重要思想,对博弈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因此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18〕比较政治学者奥唐耐通过分析阿根廷各党派之间的联盟与博弈对该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而将博弈论引入比较政治发展研究〔19〕,带动了后续民主转型研究的分析范式转型。博弈论对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政治哲学研究也产生了直接而有力的影响。在构建公平正义学说时,最大最小法则(maximinrule)这一严格竞争博弈(零和博弈)的纳什均衡决策法则是罗尔斯推演差别原则的关键,也是人们批评差别原则的一个重要切入点。〔20〕此外,我们看到,罗尔斯从卢斯和雷法合着的《博弈与决策》以及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加以明晰化的冯?诺伊曼—摩根斯坦期望效用理论中获益匪浅。〔21〕罗尔斯本人也承认:“正义论也许是理性选择理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22〕诺齐克对博弈论的运用就更为明显和彻底。在论证最小国家理论时,诺齐克依据的正是囚徒困境这一经典博弈模型。〔23〕有意思的是,罗尔斯等人对理性选择和博弈论的运用将传统的社会契约论改造为精致的道德几何学论证体系,引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形成一个庞大的所谓的“罗尔斯产业”〔24〕,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复兴与繁荣。总体上看,由于博弈分析范式自身还不十分成熟以及政治学者对其还普遍比较陌生,因此从人数、成果数量和理论影响等几个方面看,该阶段还属于少数政治学者试探性地从事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早期发展阶段。
比较政治学分析范文篇9
关键词：美国军校；课程设置；政治教育；教学研究
以西点军校（陆军军官学校）、海军军官学校、空军军官学校为代表的美国军校之所以举世闻名，是与其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巨大成就分不开的。美国军校名将荟萃、人才辈出，固然是综合因素的结果，不可忽视它雄厚的财力、优美的环境以及其他物质基础等一流的硬件条件所起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与它确立了高标准的培养目标以及适应时代需要的现代教育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既富有创意又严密科学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设计与开发为保证美国高标准培养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的良好的条件。政治学课程的开发和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军校在政治方面的教学目标和要求。
一、西点军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西点军校的政治学专业课程由社会科学系开设，主要讲授经济学和政治学相交叉领域的课程。每门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都旨在为学员提供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方法论，教学内容与学员未来作为普通公民或军官的身份和职责相称。所有三年级学员都要求通过经济学原理和美国政治学课程，二年级学员则要求通过国际关系课程。此外，美国西点军校社会科学系还提供相应的选修主课程，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管理课程。
西点军校要求政治学专业学员要确定自己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和主攻方向的选修课，学习政治学的学员要选修该课程的研修方法、理论和范畴，学员的选修课程应以美国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或国际政治学三个领域中的一个为主。美国政治学领域选修内容包括美国的政治机构和决策过程，学员通过重点学习国内政治环境来研究和分析政治现象。比较政治学领域选修课是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政治问题，学员将政治机构置于多样化的环境中来认识其性质和重要性。国际政治学课程则以“国家行为的动机何在”和“国际关系是如何反映合作与矛盾的”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学员要学习国际行为的理论、国内机构的影响和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从事政治学领域学习的学员要求选该领域的9门选修课，主修这一领域的学员还要另加两门选修课，从而为他们更深入地学习政治事务提供机会。
社会科学系的课程分标准课程、高级课程和选修课程三类，在学习这三类课程中的某些课程之前，系里还规定了预修课程。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标准课程在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进行。学习美国政治学没有规定预修课程，这一课程主要向学员介绍美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和比较美国民主的理论观点，着重于“谁掌权”和“结果是什么”。国际关系课程的目的是向学员介绍国际政治的基本概念，以及要学员掌握评估“国家为什么会有如此行为”的必要分析工具。
政治学类的高级课程主要有高等美国政治学和高等国际关系学，也在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进行。学习高级课程须得到任课主任的批准，并预修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替代课程。高等美国政治学主要使学员有机会研究政治思想、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写作练习来提高学员的批判思考能力。高等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学涉及的内容一般相同，但更重视相应内容的深入分析研究，国际关系的分析是在对外政策、国际间的相互作用和国际政治层次上展开的。
政治学类的选修课程设置也很有特色，将近有30门。例如：《政治分析学》《比较政治学》《大众传媒和美国政治》《官僚政治和团体政治》《政治和文化人类学》《政治思想和观念》《政治参与学》《美国总统》《立法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外政策》《前苏联的政治和政府》《东亚政治和政府》《欧洲政治》《中东的政治和政府》《拉丁美洲的政治和政府》《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国际安全研究》等。
二、海军军官学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海军军官学校政治科学专业的设置是为了让未来的海军军官更好地理解国内外政治体制的结构和功能，为他们从事政治分析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这一宽范畴、跨学科的教学计划按一定的顺序培养政治科学技能。这个专业主要开设国际关系和美国政府机构方面的基础课程，重点熟悉美国宪法。高层次的课程让学员有机会研究法律以及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政策分析，以及从事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域研究。每年由政治科学系和人文科学部发起主办海军军官学校外交事务研讨大会，该会议已经成为全美最重要的在校生大会之一，吸引了来自国内外多所院校的教授和学生与会，参加大会的还有高级外交官、军事领导人和媒体记者。学校成立了一个活跃的联合国模拟俱乐部，组织中学生会议，并参加一系列大学生会议。
海军军官学校政治科学专业共开设课程39门，学校对每门课程都提出了明确的教学目的、要求以及学员选课条件。具体课程有《美国政府和宪法的沿革》《美国政府和宪法的沿革》《国际关系引论》《政治科学方法》《信息技术》《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欧洲比较政治学》《拉丁美洲比较政治学》《拉丁美洲国际政治》《美国政治哲学》《美国总统制》《立法过程》《非民主政治》《政治心理学》《军民关系》《中国和日本政治》等。
三、空军军官学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政治科学专业是空军军官学校众多专业中一个颇有特色的专业，由政治科学系开设。政治科学专业旨在培养对政治和社会政策的本质与进程有综合理解力的空军军官，其独特之处在于培养出的学员能够理解国内外政治事务，并将相关领域作为他们的职业。本专业除了5门必修政治科学课程，学员还可以深入广泛地学习各种政治课题。除此之外，希望副修外语的学员还可以利用政治科学专业的4门选修课。对于攻读比较政治学和开展地域政治研究的学员，这种选修更有价值。政治科学系的专业简介指出：“政治科学专业造就的人才在未来的任何领域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军官。它能够帮你理解国际政治体系，即军事力量借以发挥作用的主要地方。主修政治科学专业也培养你进行研究、交际、严谨思维的能力，使你理解作为一名军官，你所应发挥的作用。它能使学员更好地理解决策与政策制定的过程，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影响今后的事业。最后，毕业后如果到国外执行任务，对国际政体和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领悟，将使你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对有意从事作战、情报、反情报、计划部署、国外军事援助、政治军事事务以及驻外武官等职业的学员来说，政治科学专业尤其适合。许多不参与作战工作的政治科学专业学员，选择情报专业，那时就更离不开政治和安全方面的知识了。
政治科学系政治学课程也有30多门，主要有《美国政府与政治》《政治科学引论：综述和方法》《政治理论》《国际政治与国家安全》《国际关系论》《美国政治制度和理论》《比较政治研究》《政治比较研究》《美国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国际冲突、地区暴力事件及恐怖活动的处理》《美国对外政策》《当代国际安全议题》《国际政治经济》《国际组织与全球问题》《美国政治思想》《安全政策比较》《政治与情报》《美国空间政策》《欧洲政治》《亚洲政治》《拉美政治》《中东政治》《非洲政治》等。
四、美国三大军校政治学课程设置对中国的启示
毋庸置疑，美国军校的整个教育计划体系特别是在政治学课程开发与设计方面的成功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军校的政治学课程设计是很有创意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也是非常科学的。一是政治学课程选题的全面性。选题几乎涉及政治学研究的所有领域，不仅包含政治实体、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关系等不同层面的内容，而且覆盖美国政治、国际政治、地区政治、国别政治等不同方面特别是涉及了当今世界有较大影响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学员系统了解和掌握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以及国内外政治概貌很有帮助。二是政治学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如针对美军执行全球战略任务的需要，加强了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国际组织以及国际关系、外国政治的课程内容。三是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如小班教学、主题讨论等，贯穿了启发式、探讨式教学原则，有利于发挥学员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四是思想教育的隐蔽性和渗透性。毫无疑问，美国军校的教育是有政治目的的，政治学课程更是直接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一种教学安排。通过政治科学课程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政治知识教育之中，这就能够使学员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符合美国政府需要的政治价值观，树立起维护美国政治体系以及称霸全球的信心。
良好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计目标最终要靠教师来实现。美国军校的师资力量很强，高素质的教职人员为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提供了人力资源保证。在拥有51名教职人员的西点军校社会科学系，全部教职人员都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其中教授兼系主任1人，上校，博士；教授3人，博士；副教授1人，博士；助理教授15人，博士或硕士；教官（讲师）31人，硕士。此外，西点军校还经常聘请地方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和各界名流到校讲学。空军军官学校虽然只有4000名学员，但却有包括50O多名军职和文职教官以及来自美国各地的数位客座教授，还有一些来自其他军种或国家的交流军官。教官都具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50％左右，学员与教官的低比例，加上每班只有15～20名学员，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融洽。海军军官学校有教官600人，分为军职和文职两类。多数文职教官从名牌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站在本学科学术前沿；军职教官来自海军部队，两、三年轮换一次，给部队带来了新的思想和信息。多数教学班由10~20名学员组成，有利于教学相长。政治科学系也有一大批高学位、高职称、高水平的教师。政治科学系的专职教官有24名，其中主任1人，教授，博士；副主任1人，高级讲师，法学博士，文科硕士；其他22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5人，助理教授1人（博士），讲师8人。
美国三大军校的整个教育体系特别是在政治学课程开发与设计方面的经验，不仅对中国的军校教育而且对中国地方高校、党校（行政学院）包括理工类院校（系）的政治类课程开发与设计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值得我国军地各类院校在教育改革特别是改进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加以学习和借鉴，即学员政治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必须建立在对政治知识的系统把握基础之上。为此，我们除了加强传统的以培养和提高学生思想政治觉悟为主要目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力度，还必须重视普及以扩大政治知识面和政治视野以及掌握政治技能为目标的现代政治科学和公共行政教育。此外，支持我国军校政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应该成为我军政治建设和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冷承槐,詹懋海,赵刚主编.海军军官学校[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
[2]杨海蛟主编.新中国政治学的回顾和展望[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3]高民政.美国海军军官学校与政治学[J].世界教育信息,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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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蔡和森党史研究方法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建党初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以下简称《党史的发展》）是蔡和森在莫斯科中共旅俄支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的一部党史专著。学术界对蔡和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他的各种思想、他所主编的《向导》以及他的专著的研究，而缺少对蔡和森党史研究方法的研究。笔者在研究《党史的发展》一文的基础上，分析了蔡和森的几种党史研究方法并得出一些启示，希望对当代党史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一、蔡和森开创党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在《党史的发展》一文中，蔡和森主要使用了四种方法：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比较研究法，辩证分析法。
1.历史分析法。历史分析方法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把研究对象放到当时当地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范围内，用联系的方法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地分析。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党史的发展》中，蔡和森十分注重历史分析法的运用，强调对社会背景的研究分析。他说：“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绝对不会把一个政党的产生当作是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是几个学者塑造出来的。一个政党的发生，必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的。”[1]P2对于如何让党员同志了解党的具体情况，蔡和森强调首先要了解党的历史。在《党史的发展》的开篇，蔡和森指出，要做一名好党员，必须要明确自己的责任，了解党的历史。当时听取蔡和森报告的党员同志离国已久，对党以及党内部的情况知之甚少，对党发展的阶段、程度以及道路问题都不了解。对于这一系列问题，蔡和森指出：“这不是绝对空想所能答复的，而是必须以历史的方法答复的。”[1]P2面对党员同志的不解，蔡和森并没有臆造出答案，而是把党的具体情况放在了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阐述。接着，蔡和森在阐述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原因时，用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政治的责任”两章的内容，来具体分析党产生的国内外背景。他在分析中共二大、四大的国内外背景时，用“职工运动”“党的政治生活”两个章节来分析二大时的国内外背景，用“南方、广东的政治情形”“北方的政治情形”“工人运动的情形”等章节来论述四大时的政治背景。此外，不论是论述党的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还是党的第二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蔡和森都贯彻着历史分析法，他在论述后者时指出：“我们要知道第二次扩大会议的情形，就要先知道这时的一般情形。”[1]P61以上种种都表明蔡和森在党史研究的过程中，坚持用历史分析法，将党的建设与发展放到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中进行分析。
2.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要求在对某历史现象进行研究时，分析其所体现的阶级关系，从本质上揭示和把握他们的阶级本质，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观察和研究阶级现象的方法。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曾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因此，在研究党史的过程中，如果离开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不可能准确地把握社会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规律。在《党史的发展》中，阶级分析法得到了很好的运用。蔡和森在论述中国共产党政治责任时，分析了社会各阶级的力量。他指出：“要明白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不仅要明白其政治的环境还须知道各阶级的力量如何、关系如何，如此才能得到明确的观念。”[1]P10他详细分析了帝国主义入侵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各新阶级的产生，以及原有阶级所发生的新变化。他在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时，详细分析了各阶级的革命参与情况，指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虽然参与了革命，但不能指导革命;农民还未参与到革命中来;无产阶级尚未能占据领导地位。他在论述中共四大的意义和内容时，详细分析了各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与趋向，明确指出：“愈是上层的阶级在革命中的妥协心也愈大，只有无产阶级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55他在分析党在五卅运动中的政策时，剖析了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指出“他们怕帝国主义，在另一方面又怕工人”[1]P60。正是由于蔡和森运用了阶级分析法，才能准确把握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才能准确把握当时社会生活的规律。
3.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是指在一定的概念框架下，对某些相同或相似的历史现象进行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判别其异同，分析其原因，从而找出某种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的方法。主要分为纵向比较法和横向比较法，纵向比较法指将不同时期的相似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的方法，横向比较法只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的方法。在《党史的发展》中，蔡和森使用了这一方法。蔡和森首先纵向比较了清朝政府前后的信用权力变化来说明中国旧的统治阶级的统治状况。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廷的信用权力很大，人民群众对清廷还是比较信任的。但自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后，旧统治阶级的政治信用逐渐衰退，最终完全丧失。蔡和森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旧统治阶级完全丧失政治信用的原因：一是鸦片输入中国后，中国的现银逐渐流失。二是人民的赋税日益加重，人民不堪重负。三是清廷向公行行贿。清廷的政治权威逐渐丧失，农民经济逐渐破产，两个阶级的斗争愈加激烈。蔡和森又横向比较了中国与俄国社会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蔡和森分别分析了俄国与中国的革命背景，指出在当时的革命情形下，社会与的方法均已无法适应革命形势，客观上已要求有新的政党新的方法来指导革命。在中国，这一重任就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蔡和森通过这样的横向比较，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地位。
4.辩证分析法。辩证分析法即要求实事求是、辩证全面地看待问题，既肯定成绩，也指出不足。在《党史的发展》中，蔡和森十分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力求全面地看问题。蔡和森在论述中国政治环境时，辩证地指出：“无论中、法、英、印的共产党都是一样的，共同的。但各个政治环境是不同的。”[1]P9蔡和森并没有片面地认为一样的共产党就拥有一样的政治背景，他全面分析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的政治环境，具体阐述了二者之间的异同，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1]P10;还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责任是“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1]P10。他在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也是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不因人废言、因人废事。对于陈独秀，蔡和森在文中批判了他中共三大以来的右倾观点，但也肯定了他对革命作出的积极贡献，例如他在上海小沙渡设立的工人补习学校，1920年在上海创立共产主义小组，等等。对于戴季陶，蔡和森在做《党史的发展》的报告时，戴季陶已经成为，李汉俊也已另组织了社会，但蔡和森并没有因此否定他们曾对革命作出的贡献。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除了《新青年》外，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所组织的《星期评论》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蔡和森指出：“应工人阶级之兴起，社会主义思想传来，戴等受此影响而宣传社会主义，办了《星期评论》刊，在当时很受全国学生的欢迎，并结合了一部分先进分子，如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以前亦为我们的同志，但不久退出了）、施存统、吴明等。”[1]P7蔡和森这种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方法，对于我们正确评价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蔡和森党史研究方法的现实价值
中共党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共党史对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探索党的建设规律、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而研究党史必须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蔡和森作为党史研究的第一人，他在《党史的发展》一文中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共党史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启示。
1.坚持历史分析法，并从时展的高度不断推陈出新。只有坚持用历史分析法来对党史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只有如实刻画党史人物的思想活动及其特点，我们的党史才会真实生动，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历史分析法并不是蔡和森所创造的，但他却是将此方法运用到中共党史研究的第一人，从而奠定了中共党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基础。党的历届领导核心对党史的研究都坚持运用并发展了历史分析法，对斯大林的客观评价以及邓小平对的错误的正确分析等，都是科学运用历史分析方法的体现。在当代党史研究中，历史分析方法已成为广大研究者的共识，但这种共识更多的是思想认识层面的共识，在具体的运用中往往会出现部分差错，比如苛求历史、拔高历史等，这就要求广大研究者要坚持做到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要求去解释历史，不能以个人的好恶去评判历史人物，要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到其时代背景中去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时代在不断地发展与进步，随着党史研究的深入推进以及我国党史研究者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不断增强，党史研究在传统历史分析法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形成了从单一化向多元化的转变，开始广泛关注和科学运用心态史学法和计量史学法，这两种方法的运用使得中共党史的研究更加深刻全面。中共党史是各种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我们要时刻把握时代脉搏，站在时展的高度，在坚持传统历史分析法的同时，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以更好地研究党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帮助。
2.在党史研究中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法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我国党史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然而纵观中共党史的研究历程，长期以来在阶级分析法的运用上明显存在着两种主要倾向：一种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尤其是“”期间，阶级分析法是中共党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几乎是唯一的方法;另一种是80年代后，党史研究很少再使用阶级分析法。这两种倾向都较为极端，在党史研究中，我们既不能只拘泥于单一的研究方法，也不能完全摒弃这种科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表现在社会领域中就是阶级斗争。因此，正如马克思所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国的革命斗争史其实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其间充满了诸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等。因此，坚持阶级分析法是正确分析研究党史的必要方法。此外，许多党史研究资料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一定的阶级烙印，完全摒弃阶级分析法也是不现实、不科学的。所以，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研究党史，我们必须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把阶级分析法与时代的发展要求相结合，做到与时俱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灵活使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在史学研究中，古今中外的史学家运用比较分析法来进行史学研究已有着悠久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很重视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曾指出：“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2]P287比较分析法分为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个方面，具体到中共党史学科中，横向比较主要是运用于同一时期的不同人物、不同思想和不同事件的对比，纵向比较主要是运用于党史不同时期发生的具有相似点的人物或事件的比较。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都要做到对比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不仅要比较国内不同的事件和人物，还要将国内与国外的不同事件和人物进行比较。《党史的发展》作为我国第一部党史研究著作，蔡和森在文中准确而全面地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为之后的党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借鉴。如今，虽然将比较分析法运用到党史研究已经引起了很高的重视，但总体来讲，使用比较分析法研究出的党史成果还不算太多，比较党史学的学科分支也没有建立起来。运用比较分析法研究党史，有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事物的特质和事物的发展规律，以利于产生新发现、研究出新成果。因此，我们在今后的党史研究中，要灵活正确地运用比较分析的党史研究方法，即必须要将比较研究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本质上的比较，积极建立比较党史学科的体系。
4.继续解放思想，打破传统思想的影响，辩证地分析问题。辩证分析法运用到党史研究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杜绝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二是力求全面分析问题，避免主观性或片面性地看问题。在《党史的发展》中，蔡和森正确使用了辩证分析法，不因过错而抹杀他人功绩，全面客观地分析各项事件和人物，真正做到了“不以人论事，不以事论人，不因人废事，不因人废言”[3]P117。这正是党史研究必需的方法和态度，是蔡和森研究党史的一个重要特色。在党的历史上，尤其是“”期间，辩证分析法并没有被很好地贯彻下去，对事件或人物的评价有失客观公正。面对“”期间大量被歪曲的史实，我们急需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都在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冲破传统思维和个人好恶的束缚，还历史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努力，我们已纠正了过去被歪曲、篡改了的历史事实，党史研究在实事求是的道路上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仍有些许不足。而在我们当代的党史研究过程中又新出现了许多新问题，研究过程中又出现了许多新资料和新认识，我们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充分掌握各种史实资料，进一步冲破传统思维和个人好恶的束缚，使党史研究更加真实、更加深入。
参考文献：
[1]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比较政治学分析范文1篇11
在近几年的高考文综试卷中，政治选择题中组合型选择题所占的比例很大，最高的时候达到了9167%，最低的时候是2007年全国II卷，但都达到了50%的比例，五年中平均比例达到71.67%，通过对近五年高考文综I卷II卷的分析（见下图），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文综考试中选择题占据总分一半以上，如果说得选择题得天下，那么组合选择题的得分更显得至关重要，它是命题专家着力研究、充分挖掘高考选拔功能的一种题型。
2特点
组合选择题也叫复合型选择题，是多项选择题的变型，其实质是不定向选择题的一种变式，一般三部分组成：表述背景的题干部分；根据题干要求列出四组或四组以上的事件、现象或反映的各类道理，并以数字序号列出；根据这些数字组合成的备选项。有些题目还要求将有关原理、事件或现象按照一定的关系进行排序。此类题考查的容量大，信息范围广，往往围绕某一专题多角度、多层次地对考生的基础知识以及综合能力进行全方位地考查，这种题目有利于多角度考查学生的归纳和比较能力、分析理解和发散性思维的能力。
组合选择题具有三个特点：第一、考查目的明确每道组合选择题都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可考查概念、观点、原理、政策法规等诸多方面；第二、考查的内容广泛，组合丰富，材料型的比重不断增加，可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部分。第三、命题思想清晰，由考查基本知识到考查学生的分析理解综合思维能力，而且组合型选择题答案具有客观性、唯一性、科学性。第四、组合形式新颖，改变过去的简单乏味题干，大量引入包括图表、实物照片等新颖的、生活气息浓郁的新材料新情景，引导学生拓展思维，运用课本所学知识，分析国际国家生活中的政治现象。
3几点思考
3.1摸透教材、夯实基础――做好政治组合型选择题的前提：许多学生常常抱怨说，组合型选择题在考试中经常丢分。导致成绩不理想，究其原因，是学生对政治学科基础知识理解不准，知识不巩固，运用不好。基础知识是政治学科大厦的根底。高中政治课的基础知识主要是指其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复习中只有牢牢把握住政治课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才能进一步学习，提高能力，形成知识体系，稳步提升测试成绩。因此解答组合型选择题还必须落实到学科的基本知识内容上。这就需要对教材内容弄通、吃透，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对于政治中的基本概念、原理，关键在于理解。
【例题】（2010・全国I卷）28.原产于美洲的巴西龟引入中国后，被不少人当成宠物饲养，然而，研究发现，繁殖力和捕食能力都很强的巴西龟一旦进入野生环境，就会掠夺本土龟类的生存资源，使本土龟类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其列为世界最危险的100个入侵物种之一，呼吁人们警惕巴西龟的侵害，这一警告的依据是：①尊重自然固有的客观联系，不能人为地干预生物的生存条件；②认识生物间的制约关系，不要人为地改变自然界固有的生态平衡；③认识环境的具体联系，尊重生物原有的生存条件和环境；④保护本土生物的生存环境，应防备和消灭最危险的入侵物种
A.①②B.②③C.①④D.③④
【解析】解答此题就需要掌握哲学中关于联系的基础知识，特别是联系特征中的客观性和具体性，运用对联系的特征知识的理解，我们可以排除①④，而②③正是联系客观性和具体性的体现，因此答案为B。
对基础知识靠记忆去把握是不行的。学生运用概念时表现出的混乱和不准确，主要是因为不理解。概念有着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必须认真分析才能理解。为了准确、深入理解基础知识，要抓住概念、原理的关键部分，通过分解概念及其涵义将每一个具体知识、具体概念都理解透彻。复习时，比较方法是常用的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在比较分析中才能准确、全面地理解和掌握。复习基础知识的过程中，要善于使用分析、比较的学习方法。如“运动”和“发展”两个重要概念，既有相同点，也有很大的不同点，弄懂其中的异同，才算理解了它们。再如：经济学中的价值与价格、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哲学中的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意识能动性与主观能动性、政治学中的国体与政体、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大会制等。这些概念常常被弄混淆。这时运用比较的方法，弄清概念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对选择正确答案，排除错误选项有重要帮助。
因此，在组合型选择题的作答中，突出强调考生对学科整体知识的把握。从整个知识体系上理解某个基础知识，有利于对知识的准确和深入理解。只有对知识有了整体把握、综合理解，才能够把握知识。总结多年来学生在高考中丢分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头脑中没有形成清晰完整的知识体系，不能有联系地灵活使用知识。
3.2认真审题、科学解答――做好政治组合型选择题的关键：审题是为答题服务的，在审好题的基础上，还必须运用正确的解答方法。选择题旨在考察学生对政治知识观点原理的理解掌握的准确性和辩证思维能力的高低。特点是选项和题干隐含着论点和论据或事件和原因等关系，在各备选项中，只有一项最符合要求，其他选项虽有一定道理，但因不够全面或不合题意而不能成为最佳选项。审查材料题干时，要特别注意一些“主要”、“最”、“重大”、“原因”及什么区域等词语。组合选择题是选择题中难度较大的类型，解题的过程可考察学生的综合分析、运用知识的能力。将生活中经济、政治、文化现象中存在的不同因素列出，再根据题干的指向列出相应的要求，常用主要原因、根本原因、直接原因、主观原因、客观原因等表示。切忌要审明题意，明确关系和分清模块区域。切忌因果颠倒，互相混淆，逻辑不清，主次不分。在组合选择题的解题过程中，应该学会用科学理论，并以此来解释分析试题的双面能力，勤于摸索，善于分析，形成较完善的解题分析能力。
要全面掌握易错易混的知识，要学会提取和解读信息，提高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例题]（2010・全国I卷）35.中共G市市委2009年颁发市委政治协商规程，规定重大政策之前需经政治协商。在实施该地区规划纲要的专题协商中，该市政协共提出77条意见，市政府采纳54条，部分采纳18条，其余5条给出了未采纳的原因。这一做法表明①政治协商是人民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②政治协商是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③人民政府拥有重大政策的决定权④政治协商的方式就是政协提出批评建议
A.①②B.①③C.②④D.③④
【解析】此题在审题时就需要分清政府和政协的知识，明确题目设问的主体是谁，从对主体的设问和序号答案本身错误中可以排除③，而④的答案具有绝对性，因此正确答案为A。
因此，要提高解答的准确率和速度，必须掌握解题方法，从审题干和审材料中要抓住解题的切入口，并按相应的解题思路来正确选择。凡以材料、图画、图表等为背景材料的题干，在读题时不能漏走一个“字”，特别是要看清楚“标题”和“注”，并且要抓住其中的关键字、词、句。在读题过程中一定要把题前的背景材料和该题的题干结合起来进行审题，形成科学的解题套路。解题要求审题要慢，判断要果断。换句话说，就是“审题慢一点，判断要快一点”。解题切忌判断无主见，优柔寡断，尤其要注意第一印象的重要性，准确性。
3.3分析命题意图、梳理逻辑关系――做好政治组合型选择题的有效途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命题者的命题目的会对命题的难度产生很大影响。若考试要求是识记，那么难度往往较为简单，只是通过这样的题目来检验学生掌握没有。这是选择题中的低水平的知识考查题型，主要用于考查考生的再认能力、判断是非能力和比较能力，对大部分学生来说掌握基本的知识点就方可从容应付此类题目。若测试要求学习程度是理解运用级选拔性的考试，那么此类题目难度就上升了许多。这是选择题中中等以上水平的能力考查题型，主要用于考查考生的理解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以及运用发散能力。而作为选拨人才的高考就是这样的例子。通过题目的解答情况来区分学生学习优劣。所以考试要求不同也会影响解答。
出题技巧也影响解题。组合性选择题排列组合众多，但并不是任意组合都可以搭配的。具有内在逻辑性的选项组合有一定的迷惑性，这也是大型题库的题目基本要求之一。试题的使用寿命在于出了它的使用频率，还在于它的质量和高效性。因此好的题目往往是出题人的经验积累凝结成的精华。正规的高考考试有其相应的题库，组合选择题的题目是经得起推敲的。如【例题】（2009・全国II卷）3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国务院公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第四条规定少数民族习惯的节日，由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人民政府，按照各该民族习惯，规定放假日期。从这里可以看出，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①是该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②可以依法根据本地实际制定相关法规；③有权根据国务院的授权制定行政法规；④其自治权即立法和文化管理自治权。
A.①②B.②③C.③④D.②④
【解析】解答此题时就需要梳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和国务院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分析命题意图，从对主体的设问中去选择正确答案，①和④是错误的，而③则与题目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因此正确答案为B。
3.4关心时事、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解答政治组合型选择题的最佳方式：重大国际和国内时事总是不可避免在文综考试中出现，政治组合选择题更易出现时政材料，出题时往往是要求选择一组符合题干主题要求的备选项，在本质上是比较相似概念的异同。解题时，通过几次有效筛选，先选定一个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答案，然后再依此顺藤摸瓜，最终通过反复比较选出正确选项。组合选择是近几年政治高考中比较流行的选择题型，解答这类选择题一定要准确提炼出材料中的有效信息，牢牢抓住题干中的要求，以教材内容为依托，弄清图表的用意及其所包含的隐性知识。
组合选择题许多渗透着经济政治文化理论的基本观点，以理论作为指导，再进行论证和分析。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是学生学习政治要达到的重要能力之一，培养这种能力有助于同学们更好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深刻理解理论观点原理，把握方向，不要出现原则性的错误，科学地利用题干题支中有效信息，打破思维定势，敢于思考，善于思考。组合选择题在题干中提出政治结论或以一段材料作为论点，要求学生在备选项中选出与之相符合的论据或结论，其中题干所展现的内容多是教材中未出现的材料，而选项则多是教材所涉及的原理观点。要根据题干的信息，根据内在联系，进行综合辨析，培养思维能力。如【例题】（2011・全国II卷）35.2011年4月，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国在中国三亚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的第三次会晤，就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的讨论，达成广泛共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①以成员国利益完全一致为基础；②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力量；③是当今时代主题发展变化的产物；④是新兴市场国家对话合作的平台
A.①③B.①④C.②④D.③④
【解析】此题就是与当年时事紧密相结合的题目，需要将教材知识和实际相结合进行分析，找到二者之间的结合点，从而寻找正确答案，①和③是错误的，因此正确答案为C。
3.5肯定筛选、否定筛选――做好政治组合型选择题的直接方法：解答组合型选择题一般采用肯定筛选法和否定筛选法；肯定筛选法即先结合题干要求分析选项，根据所掌握的知识可判断某一选项肯定符合提议，在排除没有此项的选项组合；否定筛选法则排除含有自己可以肯定的不符合题意的选项的组合。组合型选择题难度一般不大，但审题时要特别认真，否则很容易出错。在解题过程中要灵活地运用筛选法，先通过筛选法分析、筛选所有的选项，再重点分析、筛选一到两个选项，以减轻思考负担，提高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题】（2008・江苏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是规范劳动关系的一部重要法律。这部法律（）①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②明确了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③为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④有利于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性作用
A.①②③B.①②④C.①③④D.②③④
比较政治学分析范文
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可以从两大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
一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
总体上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史的专著和论文较少。
赵霞、韩金峰著《外国政治制度史》，其中包含了西方国家如英、美、法、德等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200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一书，在书中作者批判了两个误区：一是认为西方当代的政治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二是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是一种模式。书中指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源于古代希腊、罗马的传统，但是各国在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本国特点。本书不单纯着眼于一般的政治制度知识的概述，而且还着眼与对西方政治文化背景的阐明以及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的分析。
另外，在制度史上，有学者从制度的角度去看待古代的民主共和。施治生、郭方主编的《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考察了古希腊、罗马产生和发展民主与共和的特殊历史条件及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并阐明了古代东西方国家发展最终都走向专制主义，因而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既有共同的历史规律，又有多样的表现形式；作者从当时西欧社会、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结构中探索民主和共和制度及其因素的成长、发展和演变过程，提供了对于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研究的新思路。
在国别史上，学者在西方大国英国、美国方面的专著较多。
在英国政治制度史上，程汉大的《英国政治制度史》可以说是一部奠基之作，作者对于英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程汉大的基础之上，阎照祥1999年写成《英国政治制度史》一书，继续不懈探求，深入挖掘英国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使其内容更加丰富、翔实。程书主要论述的是二战以前的英国政治制度，二战以后的政治制度很少论及。阎书填补了这一空缺，从英国文明的起源一直论述到20世纪90年代，并进而对21世纪可能面临的一些情况作了展望，真正做到了“通古今之变”。程书对全国性政治制度论述的非常详尽，但对地方制度的阐述相当简略。阎书详其所略，对地方政府机构的沿革、职能的变迁做了更细致的考察。程书对议会制度论述的淋漓尽致，可对中世纪的中央政府机构研究相对薄弱，阎书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点，辟专章论述了中世纪的咨议会，并清晰详细地勾勒出其来龙去脉。总之，程书和阎书详略互补，为我们研究英国政治制度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虽然美国的建国历史不长，但是学者们对美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较为深入。
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公开出版的专著有曹绍濂的《美国政治制度史》和《论美国民主》，蒋劲松的《美国国会史》等。在上述著作中，蒋著《美国国会史》是一部专门探讨美国国会制度的创设、演变和体制模式的专著；曹著《美国政治制度史》虽是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研究美国政治制度史的著作，但该书出版于80年代初，学术观点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可以说是集我国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系统的阐述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的一部著作。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揭示了美国政治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美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确立，是通过美利坚本民族文明与欧洲外来文明结合的方式完成的；美国政治制度形成之后，并没有抱守残缺、墨守成规，而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客观环境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和变革；美国政治制度突出了制约和监督机制。
二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
学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又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总体上的研究；二是对政治制度各个具体层面的研究。
（一）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
在改革开放早期，国内学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关注更多的是从阶级本质出发，揭露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虚伪性，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如：张晔著《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比较》一书，作者从国体与政体的关系出发，深刻的指出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又如：华袆著《美国民主制漫谈》则代表了左派学者对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一些学者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持较为开放态度的回应。作者指出，有些人盲目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甚至宣扬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照搬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这是危险和错误的；作者着重指出美国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本质，揭露其虚伪性，同时又肯定其形式完备和对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作用。
进入90年代以来，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者们以科学的态度、借鉴的目的来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无论在体系结构，还是在制度分析上，较80年代，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田为民、张桂琳著《外国政治制度理论与实践》一书，书中科学地界定了政治制度这一基本概念，不仅从静态上对它进行分析，而且从动态上对之进行研究。书中提出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原理是人民主权、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代表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英、法、俄、德等国的政治制度。唐晓等主编的《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则不是按国别，而是按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分专题进行介绍，提供了一个比较政治制度的视角。在杨祖功、顾俊礼所著的《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一书中则把这两种分析框架结合起来，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综合比较分析；中篇为典型国别比较；下篇为主权国家联合体。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把政治制度研究学者关注不多的主权国家联合体纳入研究视野，主要分析了欧共体的形成与发展、权力结构、法律效力等等。
俞可平主编《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丛书，此丛书共18本，包括美、德、英、法、俄等西方国家。作者完整、准确、全面的介绍了这些国家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制度、文官制度、廉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监督制度和其他重要的政治制度，为国内学者进一步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最新基本素材。
在对当代各国政治制度研究上，学者较为关注英、法、美三国。
胡康大的《英国政治制度》可以说是系统研究当代英国政治制度的奠基之作，书中不仅介绍了英国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司法制度等基本制度，还提到了英国的文官制度和查弊制度，并分析了英国的压力集团与新闻控制。
在法国当代政治制度方面，吴国庆著《当代法国政治制度研究》一书。书中指出，当代法国政治制度即1958年建立起来并随之间的推移而逐渐完善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作者指出，法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与制衡、法治、自由与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此基础上，他系统分析了法国自成一体的政府行政体制、“合理化”的议会制度、精巧的司法制度、两极分化的政党制度，并谈到了法国社会中蓬勃发展的利益集团和第四种权力。
李道揆的《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是“多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政府制度的意向最重要的科研成果”（赵宝煦语）。本书从美国宪法出发，阐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各项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资料翔实、分析全面。
在各国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曹沛霖、徐宗士主编的《比较政府体制》一书。书中虽然对各国的政府体制分别介绍，但是按照同一逻辑线索和逻辑结构，对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德国等五国的政府体制进行比较研究。学者张星炜撰《英美政治制度同异比较》一文，作者依据翔实的资料、运用比较政治分析的方法，对英美政治制度的主要方面进行了同异比较以及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比较。这种比较，对于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典型意义。
有的学者立足中国，对于中西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由徐育苗主编的《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包括《中外政党制度比较》、《中外代议制度比较》、《中外选举制度比较》、《中外行政制度比较》、《中外监督制度比较》等十本书。作者力图把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制度研究与比较研究结合起来，对当代中国和外国（主要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探寻中外政治制度形成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结构内容和基本特点，为中国政治发展服务。
（二）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具体层面的研究
政治制度的具体层面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体与政体；二是国家结构形式；三是具体的各项政治制度包括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等。
1．对国体与政体的研究
国体政体问题是政治制度，也是实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在西方政治制度的专著或教材中，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到这个问题。
樊体宁在《西方国体政体初探》一文中历史的考察了西方的政体学说，指出自希腊以来，西方有关政体的分类比较研究历久不衰，但西方思想家的一个共同缺陷是，他们都偏重于从形式上去考察政体，而不是从本质上去把握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国家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是国体，形式是政体。并进一步指出，当代西方国家的政体主要是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但不论采取何种政体，都是由资本主义国体所决定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维护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不同统治形式。
有的学者还力图探求西方分权政治和集权政治形成的原因。施雪华在《论西方国家资本形式与政治形式的关系》一文中指出，近代以来，资本政治取代土地政治的根本原因是资本比土地更有推进社会价值增值的能力；同时，资本与政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变换着自己的形式，并在互动、互适中互择与自己相应的存在形态：自由资本选择了议会分权民主政治，而垄断资本偏爱行政集权民主政治。
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学者较为关注对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的研究。李青、索若撰《“三权分立”政治分析》一文，从横向纵向和综合三个向度，从国家形式、政治形式和权力运行机制三个层次分析了“三权分立”政治的实质和根本特征。作者认为“三权分立”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一权政治中的各资本家集团之间政治妥协、权力制衡、分工合作的权利运行机制，并不是适用一切类型国家的完美的政治形式。这一点应是我们从世界历史范围来探讨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参照原则。郭大方在《美国政府“三权分立”体制透析》一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权扩大，美国的三权之间的制衡张力有可能被打破。曹绍濂在《美国政治制度史》一书中指出，三权分立学说在制度上已名存实亡，只是美国人民不愿接受罢了。原因有三：一是美国行政权的扩大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人们不易觉察；二是三权分立在形式上予以保留；三是主流不排斥支流的存在，议会有时还会起作用。
2．对国家结构形式的研究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形式，主要是指中央政权机关与地方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
杨小云、邢翠微在《西方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集中模式及启示》中指出，西方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联系十分广泛和密切的基础上，同时又以垄断资本和福利国家经济为其深刻的经济基础。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以现代美国、德国为代表的联邦分权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单一集权模式和以现代英国、战后日本为代表的单一分权模式，并对他们各自的特点逐一作了总结。展望未来，文章指出，集权与分权并存是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扩大中央与地方合作、平衡矛盾将会是贯穿西方国家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流。
学者林尚立著《国内政府间关系》一书，在书中探讨了集权主义、地方分权主义、均权主义、联邦主义的原则和特点，在此基础上系统的分析了英、美、法三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并对它们各自的发展趋势做出展望。
有的学者对西方各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比较研究。胡康大在《欧盟主要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一书中，攫取英、德、法三国为比较研究的对象，通过比较，作者认为德法两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方面显得更有章法、更为宽松，因此也更为有效；而英国的则失之与过严的中央集权思想，以及政党政治的严重影响，造成章法混乱，以致有时造成无序状态，这种情况在保守党撒切尔政府改革地方税收方面及中央对地方拨款制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另外，在2002年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国内学者翻译了一批西方学者的关于联邦制的文章，表现了国内对联邦制的关注。
3．对具体政治制度的研究
在这方面，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和文官制度上。
（1）选举制度
现代西方选举制度可溯源于古代希腊、罗马，但真正形成却始于近代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成长和发展，选举制度作为一种工具与手段，自身也日趋完善。西方选举制度是由一系列与选举原则、选举程序、选举方法相关的京法律规范形成的各种具体制度构成的整体和总称。
国内学者对西方选举制度的研究鲜有专著，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政治制度的书的一些章节中和一些论文中。
很多学者对美国的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予以关注，刘建飞在其《美国选举制度评析》一文中对美国的总统选举作了全面的介绍，指出了美国总统选举的特征：受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影响；政党的作用相对较弱。同时也指出了美国总统选举的弊端：第一，时间太长，令人厌倦；第二，费用高昂，富人的游戏；第三，驴象之争，两党垄断政坛。
总统的选举方式，不但反映总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利与地位，而且也反映一国采用何种政体。法国在1946年宪法下，总统由国会选举产生，其政体系议会内阁制；而在1958年宪法下，特别是在修改总统选举方式之后，法国总统由全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种选举方式不但提高了总统的权力和地位，而且也意味着法国政体向总统制的转变。杨士林，穆春玲撰写的《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就详细地描述了这一转变的过程，对当前的法国总统选举制度作了系统的介绍，并对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与美国做出比较。
德国不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也不是总统制的国家，而是一个实行联邦议会民主制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要掌握政府权力，必须争取议会权力。刘建萍的《德国的选举制度》一文，就对德国的选举制度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马敏的《德国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分析》一文则从历史的角度，在阐述选区代表制的一般含义和类型的基础上，分析了魏玛时期和战后德国不同的选举制度对其政党制度和议会政治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总体上说，国内学者对选举制度的研究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介绍较多、分析较少，对这方面的研究稍嫌薄弱，有待加强和深入。
（2）议会制度
当今世界，议会被绝大多数国家看作是实现民主的基本形式。各国议会在结构和功能上有很多共同特征，但他们之间的不同，尤其是功能上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学者蒋劲松在《西方国家议会的地位》一文中，对美英法德瑞以六国中的议会地位作了深入的比较和分析。作者划分了三种模式：以英以瑞为代表的奉行无条件议会上的原则；以德国为代表的有条件的承认议会至上的原则；以美法为代表的否定议会至上的原则。当然，具体到每个国家，议会在国家政体中的地位又各有不同。作者指出，从以上六国议会在各自政体中的地位看，在当代政体下，何谓“最高权力”或“最高国家权力”，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予以说明。无论如何，立法权等于最高权力的说法，日益显露出矛盾，很难继续为人们广泛接受。在现代，人民主权并非必然等于议会至上，当然也不排斥议会至上。
关于议会的功能，蒋劲松在其另一文《议会的两种职能：为选民办事与担当国家论坛——论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制度》中，把议会的职能归为两方面；即为选民办事和担当国家论坛。为选民办事是各国议会的基本职能之一，其作用是反映民意，发挥议会对社会矛盾的的整合职能和政治凝聚力。充当国家论坛是议会的另一职能，即由代议机关扮演对时事国计的制度性辩论场，其作用是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促使政府及时感知社会动静并做出灵敏反应。
虽然议会有许多功能，却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美的。由王晓民主编兼总策划的《国外议会》丛书共18本，涉及英、德、俄、法、美、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王晓民在导论中指出，议会制度从产生那天起就面临着许多责难。卢梭可能是最早批判代议制的著名思想家，从那时起，代议制无时不受到那些崇尚直接民主的人们的诘难。行政权力的膨胀曾经是现在也是议会面对的主要威胁，但它所引起的应该是有关议会功能发挥程度的忧虑，而不是议会是否发挥作用的问题。议会制度自身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在议会制度的发展中得到解决，各国议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也将继续下去。
另外，2002年1月华夏出版社出版由王晓民主编的网上论坛论文集《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其中涉及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的议会制度。这是我国的议会制度研究更加开放、成熟的一个标志。西方议会不再被学者看成是“清谈馆”，加强对西方议会制度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政党制度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政党制度在各国政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政党制度的研究成为制度研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彩的世界，政党制度的多样性反映了各国不同的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体现了世界政治的多样性。
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学者对政党制度的关注已不仅仅局限于对西方各国政党制度的介绍，而是深入分析政党制度的起源、政党的本质和功能、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根据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来预测政党的命运和政党制度的未来。
学者郇庆治在《西方政党体制：一种比较观点》一文中指出，西方学者把政党概括为，政党是一个由具有相近观点的个体联合起来，通过选举控制在政府的人事与政策的团体；政党具有利益聚合、政治一体化、政治社会化、政府管理等功能。他认为欧洲国家的政党与美国相比有着更强的政治影响力和组织稳定性，而它们的政党格局有着更强的自我适应性和调整能力，虽然以政党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民主制在七十年代以后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压力，但是这种危机所带来的将是政党自身的比如在美国和整个政党体制比如在西欧的不断变化，但这并不影响政党作为现代民主制种的一个重要角色和某种相对稳定政党格局的存在与延续。
蜀君译美国学者K·劳森《美国政党的变化》一文，文章中详细的阐明了西方政党衰弱的原因：美国的立宪制度；美国社会和社会制度的变化；美国各州通过的反党法律等，作者对美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表示深深忧虑。
在这方面的专著，具有代表性的是周淑真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和王长江的《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比较研究》。周淑真在书中指出，21世纪世界政党格局和政党体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世界政党数量增加，各主要政党力量此消彼长，传统政党格局打破；二是政党模式多样化，欧洲传统政党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左右翼政党逐渐向中间靠拢；三是政党的传统社会基础面临挑战，发达国家政党开始出现“全民化”的现象，政党活动领域拓宽，尤其是政党国际联盟作用突出。在对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比较中，表现出了作者对前两者的肯定和对后者的否定。
与周淑真对待政党制度总体上较为乐观的态度相比，学者王长江则表示了对政党制度的忧患意识。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政党作为利益表达和利益总和的工具，经济的多元化是不是必然带来多党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政党体制的关键，不在断言一党制和多党制孰优孰劣，而在于这个体制中的政党有没有协调各种力量和利益之间关系的张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种新兴的政党日益成为西方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力量，不少学者对此予以关注。绿党的出现的确是对传统的政党制度构成了冲击，但大多数国内学者对绿党能否成为主宰政局的大党不持乐观态度。刘建飞在《英国政党制度和主要政党研究》一书中谈到，绿党因为是小党，对有才干的政治家缺乏吸引力，同时也缺乏吸引全国选民的纲领和政策，而导致缺乏一个支持它的稳定而壮大的选民队伍。而传统的两大党由于资金和组织上的优势，再加上选举制度的有利，在选举过程中他们完全可以把绿党的一些政策和纲领吸收进来。王长江指出，绿党在理论上的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定位，在实践中往往是难以实现的；所谓建立生物区以取代国家的设想，听上去是吸引人的，但它和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也会令许多人望而却步。但是，不论怎样，绿党表达了一种人类的愿望，尽管有不切实际的成分，应该说，它所显示的方向是进步的，它所做的探索也是有价值的。
最后，在政党制度方面，还有一个方法论的创新。王邦佐、李惠康主编《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一书，提出要以社会生态的方法去研究政党制度。他们指出，政党制度是特定民族国家的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并在与社会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中得到发展。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产物，并进而成为它的一部分。政党制度是社会政治系统中的一个核心子系统，它和其他子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政治系统的动态平衡，与此同时，特定的政治系统的的总体要求以及其他子系统的形态结构，也在与政党制度的相互作用中赋予了它特殊的形态和功能。
（4）文官制度
文官制度是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内学者对此予以较大关注。
徐振寰、王晓初主编《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比较》一书，作者有重点、有选择的对世界上（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类型的公务员制度或公务员制度中的某些专项制度进行分析和比较，试图从发展的角度，对公务员制度的形成过程、基本体系、运行机制及发展趋势进行横向研究，探索其中的某些规律，为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服务。
“政治中立”原则作为西方文官制度的重要特征，很多学者对此项原则的含义、特征，弊端、发展趋势做出论述。符晓薇在《西方文官制度“政治中立”原则浅析》一文中指出，所谓“政治中立”原则，是指业务类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活动中，必须对政党政治采取公正、超然的态度，对任何政治问题都保持沉默。作者通过分析，进一步指出，“政治中立”原则产生与西方三权分立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之下，它的目的就是要求公务员忠实的执行政府的政策，为政府服务，同时保证文官队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也应看到，由于行政管理机构都必须服从政权机构，为政权机构服务，所以，行政管理机构试图保持或自我标榜“独立”、“中立”、“不介入政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国家。自1870年英国确立现代文官制度以后，英国文官制度便一直处于平静的“制度化”进程之中。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富尔顿报告》的出台，英国文官“制度化”的平静被打破，到了80年代，撒切尔夫的上台及改革，更将文官制度带向动荡。在新世纪悄然来临的今天，英国的文官制度，乃至世界的文官制度将走向何方，它吸引和困惑着每一个关注它的人们。
学者李治国在《传承与变革之间——当代英国文官制度发展路径前瞻》一文中，通过对英国文管制度历史沿革的分析，认为传承与变革是当前英国文官制度的典型特征：“政治中立”原则面临挑战，专业文官的呼声逐渐获得合法性，文官改串政治角色现象时有发生。在体现英国文官制度稳定的机构建立以前，英国文官制度将处于一段动荡骚乱时期。
有的学者对美国的文官制度进行了历史的回顾，石庆环撰《20世纪美国文官制度的历史回顾》一文。本文从美国文官制度管理体系的发展与完善、美国政治结构的倾斜与文官政治角色的变换、美国文官势力的膨胀与官僚主义的泛滥等三个方面对20世纪的美国文官问题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文官势力的崛起，使20世纪的美国社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文官既是政治运行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又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现行的政治体制。因此，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根本任务应该是：在保留优点、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建立健全的控制机制。
在当代世界，行政改革的浪潮席卷全球，其中一个最共同的方面是对文官制度的改革。改革已成为西方文官制度建立后必然的、共同的道路。无论文官制度的改革将走向何方，效率和廉洁将是文官制度改革中最高的价值取向。
三对当前政治制度研究的一点认识
总体上看，我国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20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第一，完成了研究态度的转变。学者们不在以简单的贴标签的的方式去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开始以科学的态度，比较、借鉴的目的去客观分析西方政治制度。
第二，基本构建了研究西方政治制度的体系框架。在西方政治制度史和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方面，在国别史研究与专题研究方面，宏观与微观的制度研究框架已基本确立。
第三，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国内学者利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多种方法去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分析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视角。
第四，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入。进入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是在整个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从而使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同时，学者们已不再满足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与说明，而是力图分析政治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弊端，对各国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并试图科学预测各种具体政治制度的未来。
第五，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学者群。在这二十年的发展中，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学者群体，有些学者已经成为某个方面、某个领域的专家。如：阎照祥对英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吴国庆对法国政治制度的研究；李道揆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周淑真、王长江、施雪华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王晓民、蒋劲松对西方议会制度的研究等等。
在这20多年的研究中，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与不足。
首先，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缺乏“政治”的视角。当今研究西方政治制
度史的学者多是历史学家，他们往往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制度的内在特点和运行方式上来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史，这就不利于西方政治制度研究的发展。
其次，对西方某些具体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在具体制度上，学者们往往对中央一级的政治体制予以较多关注，却忽视了对政治制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治制度的构成、运作及职能演变的研究；对于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的研究似乎关注不够（研究司法制度的往往是一些法学界人士，不能够把司法制度放在整个国家机制的背景下去研究；研究行政制度的往往是一些行政学家，着眼与行政改革与行政效率）；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一些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联合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内学者应对此予以关注。
最后，一些学者对政治制度的理解似乎不够全面（当然，学者对政治制度的
定义还存在着争议），对一些非制度化的因素如利益集团、新闻控制等较少涉及。董晓阳著《俄罗斯利益集团》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开创。随着社会发展，不仅利益集团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利益集团对政治制度和实际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在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上，对这方面的研究应予以加强。
参考书目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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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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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具体政治制度研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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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国体与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部分：
《西方国体政体初探》/樊体宁/《国际关系学报》1993/3
《“三权分立”政治分析》/李青，索若/《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4/1
《论西方国家资本形式与政治形式的关系》/施雪华/《武汉大学学报》2001/6
《西方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集中模式的及启示》/杨小云，邢翠微/《政治学研究》1999/2
《美国国家结构形式的演变及联邦中央权力集中的特点》/李德志/《吉林大学学报》1994/4
《全球化时代的联邦制》/罗纳的·瓦茨著，黄纪苏译/《国际社会科学》2002/1
《走向规范性的联邦制理论》/丹尼尔·威恩斯托克著，李存山译/《国际社会科学》2002/1
《联邦体制的适应能力与变革》/里查德·西半恩著，刘北成译/《国际社会科学》2002/1
《试论美国宪法中的“三权分立”原则》/赵德平/《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5/4
《美国政府“三权分立”体制透析》/郭大方/《北方论从》2000/4
《三权分立的两种模式——英美政权形式比较》/郭红霞/《高等函授学报》1995/6
《略论“三权分立”中司法权与立法及行政权之关系》/王旗/《中央政法管理学院学报》1995/5
选举制度：
《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及其启示》/谭卫华/《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3
《意大利新选举制度及其影响》/罗红波/《欧洲》1994/5
《美国选举制度》/梁宇/《乡镇论坛》1994/9
《美国德国法国议会选举制度的若干特点》/卓越/《人大研究》1994/5
《西方现代选举制度原则与功能论析》/郭艳梅，黄永俊/《东北师大学报》1998/4
《德国的选举制度》/刘建萍/《乡镇论坛》1999/10
《美国选举制度评析》/刘建飞/《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0/10
《从美国大选看西方选举制度》/苏南/《时事》2000/2
《从2000年大选看美国总统选举制度》/袁征/《前线》2001/1
《德国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分析》/马敏/《德国研究》2002/1
《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杨士林，穆春玲/《政法论从》2002/3
议会制度：
《多党议会内阁制的危机与演变》/胡伟/《政治学研究》1997/3
《浅议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何强，王清/《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8/4
《西方议会民主政治悖论》/唐君黎/《理论前沿》1998/10
《议会的两种职能：为选民办事与担当国家论坛——论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制度》/蒋劲松/《人大研究》2000/9
《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与政党的关系》/蒋劲松/《人大研究》2002/6
《西方国家议会的地位》/蒋劲松/《人大研究》2002/8
文官制度：
《试析英国文官制度的连续稳定性》/王晓焰/《内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1
《近代英国文官制度改革剖析》/姚景芳/《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5
《英国政府文官制度改革回顾》/周金昭/《中国公务员》1999/5
《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官制度改革——从政党“分赃制”到“功绩制”》/张淑华/《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
《英国贵族与文官制度》/邹冠秀/《龙岩师专学报》2000/2
《试析19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性》/洪忠杰/《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0/3
《当代西方文官制度改革的潮流》/徐晓丹/《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0/2
《对西方文官制度中“政治中立”原则的认识》/何青/《江西社会科学》2000/2
《英美文官制度的模式差异及其历史影响》/石庆环/《世界历史》2001/6
《传承与变革之间——当代英国文官制度发展路径前瞻》/李治国/《历史教学问题》2001/5
《20世纪美国文官制度的历史回顾》/石庆环/《美国研究》2001/2
《西方文官制度“政治中立”原则浅析》/符晓薇/《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6
《浅议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形成》/王霞/《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7
《廉洁与效率:英国两次文官制度改革的共同价值取向》/张延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1
政党制度：
《美国政党的变化》/（美国）K·劳森著蜀君译/《国外社会科学》1993/8
《后工业社会的政党制度危机》/张世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4/1
《政党政治与西方社会》/施雪华/《学术月刊》1994/4
《西方政党制度的确立及前因后果》/杨卫平/《新疆大学学报》1996/2
《论西方政党制度的特征与走势》/金太军/《政治学研究》1997/3
《绿党对西方政治制度影响》/汪洋，王义桅，彭文兵/《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8/4
《战后意大利政党制度的特征与走势》/金太军/《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8/6
《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演变与发展》/赵龙庚/《新视野》1999/2
《试论转轨时期俄罗斯的政党制度》/王立新/《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9/5
《现代世界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论纲》/刘开寿/《探索》2001/1
《普京执政后的俄罗斯政党制度改革》/李兴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2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刘金东/《求实》2001/6
《西方政党体制理论：一种比较观点》/郇庆治/《山东大学学报》2001/9
《从德国看政党政治的危机与改革前景》/张世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2
《从安然破产案看美国政党制度之弊端》/李启先/《前进论坛》2002/6
行政制度：
《当代西方行政制度改革：取向与启示》/张立荣/《求实》2001/10
《英国行政制度的现代化改革》/孙迎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5
司法制度：
《美国司法制度的一大弊端——抗辩交易》张永泉/《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