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篇1
关键词：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教学关系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9-0247-05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高等财经类院校，基本上没有开西方经济学（以下简称西经），而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下简称马经）作为必修课来开。改革开放以后，开始阶段是把马经作为必修课开，西经作为选修课开；1989年后就倒过来，把西经作为必修课开，而把马经作为选修课开；再后来，绝大部分高校从形式上看两门课都作为必修课开，但重西经、轻马经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说白了，就是中国高校一直没有处理好马经和西经的教学关系。
一、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高校为什么要开设西方经济学
（一）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
邓小平有一句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话：“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这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解的第一要义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世界和中国的实践已经无情地证明，计划经济体制无法创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坚守计划经济体制只能背离社会主义的本质；而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被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实践雄辩地证明了可以创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首先应该表现在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体现在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公有化的程度高。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2]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段话告诉我们，在人类社会的某个历史阶段，在某些地区和国家，超越某种社会形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但仍然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前苏联和中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但不能超越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个阶段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即是说，人类社会如果跳过了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就不可能进入到产品经济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
既然社会主义本质的第一要义是建立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有赖于市场经济制度的有力支撑，西方经济学正是市场经济制度和运行的理论总结，所以我们在社会主义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是为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和实践人材的需要，是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目标的需要。
（二）市场的魅力决定的
在世界进入市场经济后，人类社会的经济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中国过去三十年里，能够从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家崛起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这些变化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了一种新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同一时代不同的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的国家在市场经济或者经济的市场化方面程度不同造成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经历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产品经济的三阶段历程。显然，市场经济属于商品经济。但只有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才称得上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则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市场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产物，但只有市场上商品交换的规则成为社会普遍行为规则时，商品经济才进入它的高级形式——市场经济。
市场为什么会源源不断地流出财富来呢？这个问题，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有过这样的描述：人类的财富究竟是怎么增长的，靠什么，就是靠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靠发明创造。那么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发明创造靠什么？靠劳动分工，分工越细，技术进步就越快。劳动分工的细化靠市场、特别是市场的规模。经济规模越大，市场的规模就越大，这样分工就细，技术进步就越快，因而财富经济的增长就快。反过来，财富的增长进一步提升了资产的规模。增大了规模，又导致了新的劳动分工，新的技术进步如此等等。这就是经济增长的正循环的情景。我们人类的近两百年，就是一个利用全球市场的过程；中国过去三十年，也是一个利用全球市场的过程。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不能利用全世界的市场，那中国过去三十年根本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就是市场的魅力所在。
市场经济为什么会激发每个劳动者的最大能量呢？因为市场经济会实现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人类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欲望。换言之，人都有自利（自利不等于自私，自私是损害他人和社会，而自利则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情况下追求个人利益）的一面。为了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如果用偷、抢的办法，那只能叫强盗逻辑；如果通过使别人幸福而自己变得幸福，也就是给别人创造价值，然后自己获得收入，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这叫做市场逻辑。这两种逻辑，前者违法，后者符合公序良俗。二战中，日本使用强盗逻辑致富，以惨败告终；二战后，同样是日本，用市场逻辑，很快就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中国香港首富李嘉诚无一不是以市场逻辑成功的。市场魅力就是这样，你要想自己幸福，必须先给别人创造幸福。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谁也不能强制别人买你的东西，只能让消费者用货币来对你的商品进行投票。这样，你提供的商品必须质优价廉，通过竞争，不断创新，自由交易，实现双赢，从而推动社会前进。正如当代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说，我看到市场经济是一个普惠大众的经济，谁在市场经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普通老百姓[3]。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只能实行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制度。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掌握市场经济理论，是高校教育的应有之义。
（三）发展和繁荣中国经济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
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计划经济的失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也无可否认地说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虽然二者建立在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之上，国情也不尽相同，但从市场经济这一点看是相同的，都搞商品经济，都是社会化大生产，都要提高经济效率，因而在对经济现象的描述、经济机制的设计等理论体系方面应该有许多共性。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很成熟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创造财富方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它充分发挥了人类的想象力，竞争机制导致科技的迅速进步，人类历史上的科技革命都是由资本主义体制导致的，而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导致人类财富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它有三百多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其设计并被实践证明了的是比较成功的运行机制，积累了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虽然自己也可以从头开始摸索，但要花费很长时间和很多精力，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当然应该选择研究和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和成果。这一点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就认真吸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思想成果，为我们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典范。改革开放三十三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西方经济学在帮助我们设计市场机制、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建立税收制度、打破行业垄断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形成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当前，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在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如果我们拒绝西方经济理论的借鉴作用，那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在国际贸易中赢得自己应得的经济利益。一句话，那就是放弃改革开放，坚持闭关自守，最后自取灭亡。要消灭私有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先保留私有制；要实现世界大同，必须先承认多元化格局的存在；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先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理论问世之后，牛顿的经典力学在低于光速的环境中仍然是正确的，但在宏观的宇宙领域和微观的分子领域就不适用了，就要使用天体力学和量子力学来解决问题。但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因为相对论的问世而否定牛顿经典力学的真理性。同样，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在世界没有实现大同之前，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里存在并为之服务的，而且会被那个社会形态确认为有意义的理论。即使将来实现了世界大同，我们也不可否认存在于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理论相对于那个社会形态的正确性，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无数相对真理的涓涓细流，才能汇成绝对真理的大海，相对真理也是真理（任何一个相对真理都是对某个特定对象近视的、不完全的、相对正确的反映）。
综上所述，无论从加快中国经济建设的角度，还是从丰富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角度（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应该包括市场经济理论），中国大学的财经类专业，必须开设西方经济学这门课。
（四）西方经济学的内涵决定的
西方经济学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过分强调了它的阶级性，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哪个学者敢光明正大地研究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所以将这名字称为西方经济学。它研究的问题都是人类普遍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它的结论是建立在完整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下的结论，因为知名学者大都在西方，所以称西方经济学。但是不能认为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西方经济问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验总结的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办法。”[4]因此，除了对市场经济的经验总结方面的考虑以外，我们还必须对西方经济学中含有的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加以借鉴和吸收。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1]邓小平这段话，不仅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实际上宣布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搞市场经济。就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手段这一点而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验总结的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为什么要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改革开放前，中国高校在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中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对一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毋庸讳言，近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在中国高校呈现出一种被逐步淡化、边缘化、萎缩以至被取消的趋势。在中国的许多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课时越开越少，有些学校干脆取消这门课，只开西方经济学。甚至一些经济界的人士都主张把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主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中国高校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核心必修课来开，其理由是：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由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政治经济学是其中主要组成部分，它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人类已经认识了世界变化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用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去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也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中前进的。马克思的光辉巨著——《资本论》正是运用其哲学原理，以严密的逻辑、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逐步走向灭亡，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党和国家才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载入《》和《宪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高校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核心必修课来开，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为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为社会主义制度所替代服务的，而现在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管用了，要用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了。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看法。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永远是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我们研究和考察任何经济问题都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从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5]。
（二）西方经济理论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不行的
“西方经济学”其实不是一个科学的名称，按照时下人们约定俗成的理解，指的是西方国家各个时期的主流经济学，当前特指美国各派的经济学说及其教材。说得直白一点，2008年在美国爆发的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说是美国政府近三十年来加速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金融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有一个核心思想：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相信不受干扰的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新自由主义有四大主张：主张实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国家干预的最小化。在金融问题上奉行的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各种资产价格是对该资产所代表的各种信息的完全反映，金融市场不可能产生泡沫。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上，提倡自由贸易和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因此，一些学者把新自由主义也称为“完全不干预主义”。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获得了支配地位，当时的里根、后来的布什、克林顿、小布什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一种经济理论，当它还是以一种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存在的时候，不管其正确与否，它对社会的影响总是不大的。而一旦被决策者所接受，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时，那它对社会的影响就大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支配下，美国政府既大大减少了对市场、尤其是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废除了大萧条后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允许商业银行涉足证券市场等；又允许私人金融机构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才能经营的业务。让金融资本拥有太多、太大的特权，甚至可以脱离物质资料而独立循环（俗称体外循环），靠自身的流转实现“增值”（完全违背马克思关于资本只能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增值的原理），当然只能形成泡沫经济。此次源自美国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演变成为一场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和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实质，使我们对资本的本质以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消极功能有了充分的认识，更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提醒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能搞市场崇拜、不能以西方的自由经济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经济建设。金融危机也使我们对资本主义西方经济理论的历史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更坚定了我们在高校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决心。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不可能从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来规范经济活动。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坚持按劳分配，鼓励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坚持共同富裕，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率先致富；坚持政府宏观调控，鼓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金融危机以来，一直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欧洲曾经是资本主义的一块“风水宝地”，发端于2010年眼下愈演愈烈的欧洲债务危机，正在发展成为全面的财政金融危机，使人们对高就业、高福利的欧洲模式倍加怀疑。面对世界范围内的大危机，发达国家的普遍恐慌和“中国模式”的从容应对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样是市场经济，由于建立的基础不同，运作的结果如此迥然不同，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经济有别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地方。
可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但由于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它不能解决公平问题，不能消除经常性的经济危机，它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贫穷，创造了经济上的大起大落。所以，为了保卫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果，为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高校必须开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课。
三、开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教学中要处理好两门课的关系，摆正好两门课的位子
不管在教学人数还是在教学课时及教学内容的安排方面如何处置，两门课的关系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是主流，西方经济学是补充、是借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物质生产条件出发，客观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最完整、最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当然我们讲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是就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必须占据指导地位而言的。这里所讲的“指导”，是指对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评价应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不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去代替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必须既要求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又不局限于要求学生坚持某一个具体的观点或结论，主要是要求学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指导新的实践。
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问题上，中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陈岱孙教授有一些中肯的论述，这里引用两段以表明笔者的观点：“作为一个整个理论体系，现代西方经济学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制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但不等于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利用的地方……当然，相反的，由于某些方面有可借鉴利用之处，便盲目地全盘接受，或者食洋不化，对于给纵然有用的技术手段采取生搬硬套的办法更是有害的”[6]；“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要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对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7]
（二）有关教学内容方面应注意的地方
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内容广泛而松散的名词，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可以理解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者对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市场运行方式所作的理论概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经济学就是当代西方的市场经济学。其基本理论包括三部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现在本科使用的由教育部高教司组编、高鸿业任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它坚持了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坚持洋为中用，并且每章都加了评议，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在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方面还必须上升到一个新水平，才利于为青年学生所接受。
目前，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西方经济学双重性质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既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面，有因为它的阶级性、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造成的局限性，又因为它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因而又有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我们在社会主义大学课堂里同时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有双重意义：一是通过比较可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信念；二是通过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的成分来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从笔者了解的一些高校的情况看，两门课的权重比例有不合理（从课程种类、授课时数和学分的设置看）的地方；教学内容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太单薄，西方经济学太厚重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只讲教学内容，不加评议的情况，更严重的是讲西方经济学时只注重讲它的实用性，忽视了它的阶级性和局限性。比方说微观经济学中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宏观经济学中把工会视为垄断劳动力的势力，并把它视为物价居高不下、形成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等。这些东西我们可以不讲授，就是讲授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评议和批判。
为此，笔者觉得，要适当压缩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特别是微观经济学部分的教学内容。对学生应侧重多介绍一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等基础知识，并注意用马克思主义进行评议。
（三）要有一批高素质的教师
现在的情况是，财经类院校，教西方经济学的老师倒不缺，缺的是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老师。由于一段时间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边缘化，使得教政治经济学的老师严重缺乏。有些年轻老师，讲起西方经济学来气宇轩昂、头头是道，一讲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则理不直、气不壮。原来是早几年，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不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自己读书期间，许多学校根本没有开这门课，所以这些老师底气不足。这种底气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西方经济学教学方面缺乏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分析、评议和批判的能力；二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功底。有些教西方经济学的老师自己也这么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讲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理论。而现在，中国已经建立了公有制。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在中国已经完成。现在的任务是健全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已经过时了，指导中国当前经济改革和经济生活的理论，主要靠西方经济理论了。于是他们在课堂上片面地把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改革中正统的经济理论加以宣讲，致使学生误把西方经济学当做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性理论。高等学校的任务是培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确实是关系到由什么人来接班的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一线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修养，就显得特别突出。建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发挥组织领导和协调作用，好像培训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那样，对现在正在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一线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修养，提高他们对西方经济理论进行分析批判和鉴别的能力。如对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一样，实行准入制。凡是从事上述两门课教学工作的，都必须通过正常培训拿到上岗证后才能上讲台。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3]，2011-05-26.
[4]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9-10.
[5]尹伯成.关于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几点认识[J].福建论坛，2006，(2):65.
[6]陈岱孙.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N].人民日报，1983-11-16(5).
[7]陈岱孙.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J].经济学动态，1995，(11):3.
MarxofMarxistPoliticalEconomicsandWesternEconomicsTeachingDiscussion
YIHui-huang
（GuangdongPeizhengCollege，Guangzhou510830，China）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篇2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人类探索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成果，两者既非完全对立，也非完全统一，而是对立统一的。解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歧，研究两者之间的联系和结合之处，可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提供参考。
关键词：分歧；联系；结合
作为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发展阶段人类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皆对客观世界和经济实践活动进行了相对正确的理论分析。两者既有明显的相互对峙、相互竞争的分歧，也有显著的相互补充、相互耦合的联系。研究两者之间的分歧和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结合之处，对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不无裨益。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歧
作为以公有制和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劳动的经济学和作为以私有制和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资本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主要观点，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上具有很大分歧。
1.研究目的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揭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目的，它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也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当然，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出发点，而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承接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剖析的目的在于探索、研究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结合的形式，以便于更好的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分析、研究、预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并最终为使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理论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有反映自身经济运行特性的个别规律、特殊规律，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运行共性的普遍规律、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探索、分析、揭示经济规律的科学。与此不同，西方经济学探索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其目的在于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利润最大化及资源效益最大化。西方经济学在以私有制和经济人”假设作为内在规律和根本前提的基础上，利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计量检验，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研究规范，它不仅对商品、市场、现代经济的微观机理进行了深刻剖析，也对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机理进行了研究。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活动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生产关系极其变动的规律，例如剩余价值规律和两大部类协调发展规律，而西方经济学注重研究经济运行的具体过程和细致环节，其所谓建立在主观心理上的规律例如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规律。
2.研究方法的分歧
这一般表现在基础分析方法、一般分析方法和具体分析方法三个方面。在基础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而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例如，马克思以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为起点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不足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西方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却以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为起点对其进行分析。在一般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矛盾分析方法、动态分析方法、科学抽象方法、强调从分析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从个别到整体的分析、强调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而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包括实证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西方经济学对边际分析方法和最优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流量分析方法和存量分析方法、长期分析方法和短期分析方法等的运用明显多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采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科学叙述的研究方法，客观地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灭亡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个体系、内部结构的运动规律，而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却大量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对复杂的经济过程、微观经济现象、宏观经济现象进行量化分析与描述。
3.研究对象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关系包含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三种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是其研究对象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途径，也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揭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经济关系，虽然它也分析经济运行机制，但其侧重点在于解剖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制度。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其重点研究的是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虽然西方经济学也涉及经济制度的研究，但其侧重点是研究在既定经济制度下资源配置的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很明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关系中深层次、本质性、实质性、原始性的问题，后者研究的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浅层次、对策性、操作性的问题。总之，西方经济学是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表层分析，其理论注重解释经济现象而非经济实体的价值度量和内在运行规律。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变化时，以物质的社会关系为起点，研究经济发展规律，注重揭示其现象背后的本质。
4.研究内容的分歧
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相互联系，后者是前者的概括和总结，而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化和细致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基础，着重经济关系本质的思考，而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描述和分析经济现象的表层。因而两者在许多重要问题的论述上存在观点分歧。例如：在价格和价值问题上，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混淆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区别，认为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而价格和价值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价格取决于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市场规律的共同作用；供求只是影响价格的表面因素，而价值才是影响价格的本质因素。又如工资问题，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工资等于劳动的价格或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工人的劳动能力创造了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而工人只获取前者，资本家得到后者。再如经济危机问题，西方经济学界有供给学派的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引起危机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危机论”、现代货币主义的货币供应引起危机论”等众多版本，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联系和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并不意味着两者无相似之处。实际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区别的目的就在于找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以此为基础找出两者的结合点，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奠定理论基础。
首先，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西方经济学研究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以最大化地满足经济活动主体的需要，而经济活动主体利用生产资源体现了其在经济实践活动中改造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因此，可以说西方经济学是对生产力的分析和研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方式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是一门注重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在经济活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能动的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又受制于生产关系的发展。其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关系时必须研究生产力，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力时也不能回避生产关系，因此，以生产力变化规律为研究重点的西方经济学与以生产关系变化为研究重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彼此切入，进而构建一门集全面性、系统性于一体的经济学。
其次，在使用价值和效用价值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使用价值是指物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以物为载体，决定于商品本身的属性，而商品以其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西方经济学认为，效用价值是物品满足人需求和欲望的能力，它具有稀缺性和有用性两个必备条件，即只有同时具备稀缺和有用的物品才具有价值。通过对比可知：使用价值和效用价值是物的有用性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使用价值和价值当作商品必备的、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两个因素：一方面，使用价值和价值共存于商品中，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的存在以使用价值的存在为前提，没有价值的物品可以有使用价值，但这只是普通的使用物品，而不是商品；另一方面，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又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商品生产者要取得价值就必须生产使用价值，而购买者要想获得使用价值就必须支付相应的价值，即买卖双方都不能同时既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又获得商品的价值。这里，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和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为效用价值与价值和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对立统一奠定了基础。
再次，在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的，而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来决定。进一步，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竞争和交换的市场过程中形成的，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包括竞争规律和交换规律在内的市场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可以形成这样一种逻辑：商品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市场规律决定，而价格是商品价值量的货币表现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蕴含着市场规律决定价格的思想。主流微观经济学关于商品价格的决定问题在马歇尔对经济学所做的第二次综合里已有详细论述。马歇尔综合运用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理论，说明消费者需求和生产者供给决定商品价格。其中前者体现在需求方面，后者体现在供给方面，而生产费用包括资本、劳动、土地，如此看来，劳动价值论不过是生产费用价值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此点上的结合也是可能的。
最后，在平均利润论和正常利润论相联系的基础上实现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平均利润的形成是部门之间竞争的结果。部门之间的竞争是部门内部竞争在全社会范围内的进一步展开与扩大。由于不同的部门存在着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条件下，不同部门的利润率存在明显的差别。竞争的手段则是资本的转移。结果是，利润率低的生产部门，资本增量很少，资本存量大量转移，生产大量缩减，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使利润率提高，而利润高的部门恰恰与其相反。资本在各个部门不断涌进涌出，直至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大致相等即趋于平均化时才会暂时停下来，从而形成平均利润率。由此可知，从长期来看，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企业只能获得收支相抵的正常利润，即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的利润，而不能获得由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所产生的超额利润。稍微比较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平均利润和西方经济学中的正常利润是趋于一致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部门之间的竞争导致平均利润的形成；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中的供求导致正常利润的形成。实质上，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都是市场规律的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也可以在此点上实现结合。
三、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定位
基于以上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并非完全对立，在一些方面存在结合的可能，这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篇3
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教学目的是什么？这是思考《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前提。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先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教学目的是培养品行良好的资产阶级社会公民或新一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人，这一见解合理地提出了培养品行良好的公民或新一代经济学人的教学目的。不仅《西方经济学》教学有其前提，而且《西方经济学》本身也有其前提，只有明了《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前提，才能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保罗·萨缪尔森在《一个折中主义者的宣言》中称自己的经济学思想是“有限的折中主义”，这一“有限的折中主义”的前提是“现代混合经济”[1]21,23，这就是一个证明《西方经济学》本身也有其前提的证据。根据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社会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正如保罗·萨缪尔森所说：“漫游了经济学领地之后，我们的心得是，无论是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二者都不能有效地组织起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这一点已为经济史所证实。”[1]22同样地，根据社会存在是历史的产物的原理，社会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也是历史的产物，这就是说，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历史的产物：第一，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的产物。这是马克思在其一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反反复复地向人们证明的一个事实。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根本上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从而表明了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属性，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经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经济学理论的资产阶级立场。第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也是历史的产物。林毅夫、蔡、李周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认为，传统的计划体制形成的原因是政府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为了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而做出的选择，这就证明了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也是历史的产物。①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是历史的产物。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实现人民自由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在生成之中。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了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了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工业生产力和城市生产力有了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收入分配问题、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发生有其必然性，但也不是没有可供减轻甚至避免这些问题的措施可用。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人们没有摘要：在国家密切关注下，为进一步提高高校学生学习的时效性，教育部对高校课程的深化改革已经全面推进。高校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质量是评定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而高校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评价又是评定教学质量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准，文章就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评价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对策。关键词：思想政治课；教学评价；问题；对策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1-0153-02彻底学会。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一定要着眼于《西方经济学》本身，即我们生产和生活于变化中的经济制度，才能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
从人类史的角度看，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比较起来，显然是初升的太阳。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意义在于，人们在见证了西方经济学在预防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的缺陷之后，开始了进一步创新西方经济学思想和方法的过程，这是西方经济学的机会。后金融危机时代在中国传授《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新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大学生，只有明了人们生活于或者曾经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即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性），从而有历史感；只有明了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对新一代经济学人创新思维的挑战，从而有创新能力，我们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才能实现其教学目的。
二、教学内容：中国经济问题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
教学内容构成教材，教材内在地有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和内部逻辑的一致。根据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教材”也有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当下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正经历着变化的经济制度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一手教材。其次，人们借以分析这些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手教材。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新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之后，我们讨论一下《西方经济学》教材的选择问题。在《西方经济学》教材的选择上，就第一手教材而言，依据历史的顺序考察，它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就中国的教师和学生而言，这第一手教材内容的逻辑顺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仅如此，这三个内容是相互关联的，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生成的前提，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在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挑战中生长起来的，因此，这三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就第二手教材而言，因为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又是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性研究的产物，所以，我们要选择借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作为《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手教材的内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必然表现为对一个个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对一个个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又必然引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及其体系的分析。显然，最理想的教材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研究和叙述主体的教材，在研究和叙述这一主体的过程中不断地回应对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分析。这样的教材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有学者研究认为，可以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研究中国改革有的问题，特别地，可以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研究中国改革中的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在丰富和发展西方经济学，使西方经济学真正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科学。而笔者认为：第一，以中国经济问题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研究和叙述主体展开《西方经济学》教材；第二，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同于欧美的经济问题，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不同于欧美的经济制度，这就决定了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但不可以直接选用引进版的欧美《西方经济学》教材[2]。
三、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创新思维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篇4
关键词：中国理论经济学；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理论创新
在几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努力下，中国经济学界越来越重视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也在探寻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之路。有的试图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有的试图使西方经济学中国化，还有的试图使中国经济问题理论化。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而相应的经济理论研究至今还没有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承认?中国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几十年，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也有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学界已不缺乏理论积累，也不缺少人才；中国改革开放的独特性，更是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践素材。那么，我国经济学界缺少什么?笔者试图沿着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探究妨碍中国理论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认为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是转型的时候了，不仅要提倡理论创新，而且要将经济理论研究重心从引进和吸收为主向创新为主转移。
一、建国以来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回顾
建国以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呈现“引进――突破――再引进――再突破”。
回顾起来，中国理论经济学经历了两大时期，包括三个主要阶段。两大时期的划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占统治地位，西方经济学被当成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庸俗经济学而受到排斥。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在艰难曲折中前进，政治对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起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可称这一时期的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为政治导向型。1949年～1965年这一阶段中，我国经济学界基本上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以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原苏联科学院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理论根据，并依此构造起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我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包括对《资本论》创作史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和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而且重点是联系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实践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讨。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讨，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影响比较大，基本上接受了斯大林的经济思想，但是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如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讨论中，孙治方提出了以价值规律为核心的商品经济思想，认为价值规律是在任何社会化大生产中都不能取消的规律，强调“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卓炯提出了商品经济理论，卓炯率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这一命题(马艳、郝国喜、漆光瑛，2006)，认为产品的商品性质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共产主义如果不消灭社会分工，共产主义仍然是商品经济；所有制决定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和特点，社会主义这些研究为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起了开拓性的贡献。遗憾的是，多次政治运动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讨论一次又一次地被中断。在“”中，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被迫停止长达10年之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遭到歪曲和颠倒。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学获得了新生，呈现繁荣的局面，至今，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二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92年之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依然是人们瞩目的焦点，但西方经济学的地位逐步上升。
当时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变革，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我国学术界对《资本论》和马克思经济思想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涌现了一大批有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的理论深度、广度和系统性都是空前的，出版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著作和文章；对原苏联和东欧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达到了高潮丰富了对国外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开始不断地取得理论突破。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是，于祖尧在1979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和理论，被认为是我国国内最早正式提出这一概念和理论的人。另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是，1983年苏星在《红旗》杂志第14期上发表的《试论工业公司》一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成为我国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的最早倡导者(程恩富，2005)。
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以计划与市场关系为主线的理论讨论更加深人，理论探讨经历了从确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于是，社会主义经济依然是市场经济的结论日益清晰起来，最终为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党中央所肯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
我国经济学界就在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进行初步变革以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也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当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经济科学出版社和原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等都大量翻译和出版了一大批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如当代经济比较研究丛书、当代经济学译库、现代经济发展研究丛书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等等。西方经济学的引入，以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或价格理论和研究方法，给中国经济学界带来新的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许多经济学者开始试图照搬或借鉴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的现实和提出改革的思路或对策。
第二个阶段，从邓小平南巡谈话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取向这一思路的确定，使中国经济学界从此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经济运行层面。这一阶段中，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地位显著上升。处于这时的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转向了市场经济导向型。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的迅猛势头不减。现代西方经济学各种教材和专著，大量翻译出版，从初级教程到中级、高级教程，从主流经济学到非主流经济学，从理论经济学到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可谓十分丰富，一些出版社干脆出版英文版原著。不少大学经济学讲台上，越来越多地使用经翻译的或者英文原版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教材。1998年教育部将西方经济学列入高等院校经济学类核心课程，现代西方经济学不仅在高校理论经济学的教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且在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中也十分抢眼，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论文和著作大量涌现，这种现象引起了一些老一辈经济学家对我国经济学发展的担忧。
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普及和强势，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巨大冲击。
1996年开始，在于光远等著名学者的倡导下，在北京、上海等地召开了多次关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学术讨论会。讨论没有结束，多年来，在经济学相关的学术讨论会上和学者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学人仍在关心这个问题。其
中一个集中的反映是，2005年7月15日刘国光教授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后，立即在学界引起强烈而持久的反响(余宗言，2006)。
二、妨碍中国理论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两大问题
纵观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演进，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为我国经济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中国理论经济学也因此在比较高的起点上起步和发展，但是，近些年来，中国理论经济学迷失了进一步发展的方向，经济学界的“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理论大讨论，并没有给人满意的答案，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受困于现存的两大问题。
(一)教条主义
教条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风气在我国学术界有长期的影响。虽然中国经济学界曾努力结合我国实际来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但始终没有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即使获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也没能致使教条主义的理论思潮远离我们，而且教条主义的理论思潮从一种增加到两种。在中国，目前主要有两种教条主义的理论思潮对经济学的发展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一种是传统的但是并没有完全消散的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教条主义思潮，另一种是新兴起的但却来势汹汹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思潮(周冰，2005)。不仅如此，教条主义的思潮还出现了极端化，一个极端是极力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独尊”地位，另一个极端则抛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唯现代西方经济学独尊。
不过，也有不少学者持折中的态度，主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互融合或综合。持这种观点的人，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一个关键性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是根本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凡是了解外国经济学说史的人都知道，西方经济学在发展中虽然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但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开始，就完全抛弃了劳动价值论，推崇生产要素理论。由于两大经济学体系在价值理论上的根本对立，各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基本范畴和经济学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难以调合。如果主观上将两大经济学体系整合，也只能做形式上的机械组合，其后果要么造成概念使用的混乱，要么形成“两张皮”。折中作法，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教条主义，它不仅没有摒弃掉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呈现出的教条主义现象，又陷入了教条主义地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旋涡。
(二)中国“主流经济学”之争
在中国经济学界，一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学术讨论，至今硝烟未尽。透过硝烟，中国“主流经济学”之争呈现在眼前。争论中提出的观点可以大致归结为三种：第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不限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有继承和“超越”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程恩富(2005)指出，中国主流经济学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种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将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有人称钱颖一教授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是主流经济学的“霸权宣言”(李跃，2005)。钱颖一(2003)在该文中认为：现代经济学是“最近的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被认为主流的经济学”，其“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别区分的”，现代经济学范式是“当代在世界范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第三种认为新构建的中国经济学将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如杨永华(2000)说，中国经济学就是“21世纪的中国主流经济学”。
这里，讨论中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提法，已非西方所说的主流经济学的含义，更多地带有“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之意，类似于西方的正统经济学的叫法。
“中国主流经济学之争”作为理论讨论本无可厚非，没有争论，就没有理论经济学的发展。然而，这种争论的性质非同一般问题的观点争论，它关系到中国理论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争论的后果无论是倾向于三种观点中的哪一种，对中国理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来说均弊大于利。中国理论经济学一直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为地过早确定中国主流经济学，会限制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谁为主流经济学，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的需要，由制度、文化、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前人没有做过。外国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和现成的理论，已取得的成就是依靠中国人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也要在实践摸索中求发展，按照生产力和实践标准来认定主流经济学。
本人认为，在条件不成熟时，应淡化中国“主流经济学”之争，强化中国经济问题理论化和理论的系统化。中国经济学的历史还很短，它的发展正处于“成长”初期，既需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需要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更需要不断提高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水平。总之，现阶段，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和中国问题理论化的共同努力。
过度纠缠“主流经济学”会加重教条主义倾向。一旦成为主流经济学，就有较强的学科优势，可以凭借其优势地位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中产生有力的影响，甚至对政府政策有重大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长期以来处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其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西方经济学90年代中后期以来处于与日俱增的强势地位，其影响大有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势。这反映在我国的学术研究中，有一种现象：学者们为了使研究成果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重视，文中常常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或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或结论出发，似乎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或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成果就没有理论水平。长此以往，势必导致经济理论僵化，照搬照抄现象严重。
三、中国理论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出路在于理论创新
中国理论经济学要摆脱困境，获得长足的发展，唯有大力提倡创新。中国理论经济学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地创新。创新，才能使经济学理论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有所突破，为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成长输入新鲜“血液”；创新，才能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水平，在国际的经济学界听到中国经济学者的强音。有创新，才有发展。中国理论经济学一路走来，取得了一些理论突破，在经济转型领域，有些是原创性的具有理论价值的学术成果(周冰，2005)。
遗憾的是，中国理论经济学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成份比较多，自主创新的成份还比较少。如果用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的两条腿来形容，那么，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比较多，这是一条长腿；中国问题理论化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这是一条短腿，即使已经取得的成果也缺乏形成理论体系。显然，短腿的形成，是创新不足所致，已使中国理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受限，出现了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不相称的滞后，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相比之下，中国经济理论还没有得到广泛关注和认可。
这里所说的创新，强调的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出发所取得的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创新不足。是指真正有突破的、有超越或开拓性的原始创新不足。客观地讲，创新不足并非条件使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是极其丰富的，经济转型前所未有，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是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取得的，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完全具有创新的客观条件。问题是主观因素，如果我们能从观念、学术风气和名利角逐上有所转变，锐意创新，破除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抵制名利的诱惑，那么，中国理论经济学必将会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我国不少经济理论工作者著作颇多，对马克思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有很深的研究，但缺乏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所以很难挤身于经济学大师的行列。纵观经济学说史，凡大师级人物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是简单地继承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而主要是创新，他们的论著都具有独特的思想体系和原创性的特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勇于探索真理和开拓创新的精神，正是他们的努力，经济学理论这棵大树枝繁叶茂。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不仅需要大量辛勤地研究、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需要直面中国现实的对策研究者，更需要勇于开拓创新的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大师。
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很多用现有的理论难以理解、难以解释的现象。如中国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中国的事实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当初的普遍看法和预测是相悖的。正如林毅夫(2006)所说的，问题不在这些经济学家不懂经济学，而是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上。现有的理论不能解释经济现象，那么理论创新的机会就摆在面前。大力提倡理论创新，促使经济理论研究的转型，将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心从引进和吸收为主向创新为主转移，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切实可行，人才准备和实践条件都已具备。抓住时机，理论创新，将是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希望。
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应注意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加深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定位是否准确。准确的理论定位是创造性理论研究推动一门学科建立和发展的首要条件。对“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界曾经讨论了。有各种不同的理解，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偏重从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结合”或“接轨”角度去理解。且不说在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解上的分歧，从这种角度去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后果是，许多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创立中国经济学的人士在努力做着一件事，即把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方法融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努力不仅反映在有关的学术文章中，也反映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的改革中。真不知道，是应为之感到可喜，还是可悲。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1992年后的中国逐步受到削弱，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为什么对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在时下的中国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潮?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还不到位的情形下，最省事，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抛开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的纠缠，借鉴甚至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
第二，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创新的关系。强调创新对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并不意味着可以否定或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的贡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创新的关系，是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这个关系必须先理顺。从纵向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为中国理论经济学提供了理论资源，也因此成为创新的起点，使创新在更高水平上得以实现，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后所追求的目标，明确这个目标，对马克思主义或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思潮则不攻自破，使中国理论经济学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走向繁荣。从横向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不能简单地相互否定，简单地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判西方经济学，或者用西方经济学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不可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也不能互相替代；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简单地或机械地“融合”或综合，也是徒劳无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运用需要赋予创新元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和西方经济学中国化，这“两化”与先天就有创新元素的中国问题理论化共同创造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未来。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篇5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的，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且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有了中国特色，在前期对于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西方经济学在此时也逐渐传入，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都陷入了困境。下文将详细介绍我国政治经济学理?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一、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状
当前，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化，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冲击着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也冲击着传统政治经济学，这是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面临的现状。
（一）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冲击着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由于我国对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西方经济学逐渐传入，并大有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代之的趋势。高校经济学课程更多引入了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如曼昆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由于其用较为通俗的语言讲述西方经济学前沿理论，因而受到了追捧。反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但课时有所压缩，课程的内容也有所删改。此外，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和论著越来越多，也使得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方向发生了变化。
（二）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冲击着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建国初，由于我国全面学习苏联，采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改革开放前，我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处于指导地位。但由于我国对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需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足以指导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我国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政治经济理论体系。
国际环境上，随着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两极格局消失，世界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的发展受到了冲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受到了阻碍。我国不得不重新审视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从西方经济学中汲取有利因素指导自身发展。
（三）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方向不明确
由于受到以上所讲的因素冲击，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使得国内的理论研究失去了方向，而由于没有形成新的体系，也没有成熟的思想指明以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向，导致研究方向不明确，理论研究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缺乏正确的引导。
二、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趋势
从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上来说，我国的研究将会吸收西方经济学先进的思想，并结合自身国情和已有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成果，探索新思路，形成新理论，寻找新方法，从而推动自身理论研究的发展。
（一）吸收西方经济学先进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从长远来看，我国政治经济学必然将在学习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先进思想中不断进步。同时，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别，我们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虽然有其成功和合理的因素，但我们应当看到，西方经济发展也会出现经济大危机、滞胀等问题和矛盾，引起巨大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西方经济必然是稳定――崩溃――变革这样的循环模式，因而不能无限制地引用，要适时进行变革和创新，才能使自身得到发展。
综上，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时候，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剔除其中不符合国情和改革方向的内容，力争让西方经济学中的有利因素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作出贡献。
（二）结合国情和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断创新，探索新思路
探索新思路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我们必然要结合国情不断创新。对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符合时展潮流的内容，仍然要加以保留，并与新形成的理论进行结合，力图进行创新，研究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形成自己的一套新理论，探索新思路。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篇6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哲学公民社会公共领域
前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仅引入了大量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思潮的代表著作，而且出现了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这对促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把福特主义的合理化进程被看作是物化的过程，激进的策略只能求助于美学的批判锋芒，形成的是大拒绝意识。这是目前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已被较多关注的一条逻辑线索。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与这个问题对接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批判思路以及由此生发出来并在民主政治框架中对革命道路的重新思考，在这一条思想中，其核心概念是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以及文化政治学批判。
如果说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的革命策略是对启蒙传统的“大拒绝”和美学救赎论的话，那么从葛兰西的“阵地战”到哈贝马斯的“第三条民主”道路，则更多地是继承了启蒙以来欧洲政治哲学传统。这使得他们的研讨不约而同地共同关注政治哲学的重要领域——公民社会，并由此形成了与卢卡奇传统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且开启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潮，由此占据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逻辑终结之后的理论空场，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哲学与此有不解之缘。由于目前国内学界出于各学科视野的局限性，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把握不免陷入到碎片化的境地之中，本文将从一个总体性的视域，以公民社会概念为核心来考察其历史逻辑。
一、发达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文化意识形态斗争的显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对外则是资本输出与垄断，这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垄断资产阶级在利益国际交换中获得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垄断资产阶级用从殖民地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收买本国工人阶级，这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弱化。二战后流行的福特主义产生了大量的遗产阶级，传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二元矛盾对立淡化。福特主义一方面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另一方面提高工人的工资，从而提高工人的消费能力，缓和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的矛盾，也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造就了一大批中产阶级的产生，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遏止了阶级斗争与革命。
资本主义国家当然选择了凯恩斯主义所开的药方。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影响下，传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不再是完全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的一分子，不再仅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而是更需要“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控。
二、视角的转变与批判文化政治学的兴起
与这种社会变迁相一致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开始对从单纯经济的角度来把握资本主义进行反思，卢卡奇提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无产阶级科学的彻底革命性不仅仅在于它以革命的内容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而且首先在于方法本身的革命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①这种总体性反映在社会结构的把握上，就是强调在片面的经济之后还有文化政治的因素，在学术背景上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转向韦伯所开启的文化社会学。
1、对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反拨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是基于苏格兰学派与古典经济学所开始的市场（经济）社会的观念，从公民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语境转换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此，马克思认为上层建筑（即政治与文化公共领域）不过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是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基础逻辑。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这么简单地看待上层建筑的作用。恩格斯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辩证关系，但在他们逝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基本上是忽视政治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则又拘泥于马克思的理论模型。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没有意识到全球化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所带来的挑战及发展机遇，死抱着封闭的经济决定论，从而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正是因此而声名狼籍。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反动，从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中意识到伸张主体意志的重要性，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理解为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基于“‘总体性’对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方式的研究。”②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相适应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社会理论重心发生了逻辑“偏移”。从“经济决定论”到“文化政治本体论”。这一转变，表现在本文所研讨的市民社会问题上，就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转换为从文化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此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所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逐渐淡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而知识分子（西方马克思主义学院派思想家）所领导的文化造反则凸现出来。
2、理论支撑背景：韦伯等文化社会学的影响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理论活动的年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阶级斗争的传统思路已经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古典社会学关于社会整合的理论应运而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生活在这样一个理论环境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影响。葛兰西对于社会学这种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称为实践哲学）和实证主义（他认为是“部分地反对”实证主义）之间的理解，使得他的政治社会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表现出向实证主义社会学靠近的趋向。葛兰西的这一系列理论创新活动扭转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公民社会的社会学、政治学阐释的传统。这便是本文所指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研究的文化社会学转向。
三、公民社会文化政治内涵在政治与文化公共领域的凸现
与葛兰西那种用“三分法”对市民社会进行结构性分析（经济基础+市民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研究路径相关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性认知也发生了改变。在马克思那里，现代市民社会主要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考察的。这种二分法是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特点，但他们更多的是强调辩证法中的中介思想。因此在市民社会这个问题上，在他们所提出的三分法中，市民社会实际上只是一个中介。这种三分法中的市民社会在列斐伏尔那里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世界，列斐伏尔提出：“日常生活不再是一个独立领域，也不再是社会的边缘领域，而是资本主义统治的核心领域，也是社会变革的核心地带”。
如果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全球化视域，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则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文化政治学视域。从理论表现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是异质性的理论形态，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所受到的政治迫害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如果从更大的理论与历史视野来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之间也存在相通之处，这就是对现代性公民社会（资本主义）的批判。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的行径是帝国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国内实行民主政治的实质是更深层次的心理文化控制。正是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导引出不同的斗争形式：前者以政治革命进行斗争，后者则以文化革命进行反抗，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逻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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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雨辰.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与反思[J].学术研究，2010，（03）：55～60.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