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执行申请书范本篇1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近年来，诉讼当事人法律意识逐步提高。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进行诉论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合法的经济利益；为确保自身利益在诉讼结束后得以全面实现。避免赢了官司却拿不到钱就有必要进行财产保全。财产保全实际上就是民事诉讼中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一种救济程序。按照当事人的申请时间，财产保全可分为诉前财产保全和诉讼财产保全。另外还有一种诉讼后保全，目前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上还没有明确规定。但也对维护当事人的合法经济权益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是一种重要的财产保全手段。这些规定，既可防止申请人滥用权利，又促使人民法院在依职权财产保全措施时，持慎重态度，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总之，财产保全制度就其目的而言，是为了解除债权人诉讼的顾虑，确保法院生效裁判能够执行；就其性质而言，它是一种防范债务人在法院作出判决前处分其财产的强制措施，故保全，执行应当符合立法旨归，让法律真正成为一支利剑，增强民众对法律的公信力和依赖性。
关键词：财产保全诉前保全诉讼保全诉讼后保全救济程序
财产保全是指法院在利害关系人起诉前或者当事人起诉后申请执行前，为保证判决的执行或避免财产遭受损失，对当事人的财产或者争议的标的物采取限制其处分的保护性措施。如果在案件过程中，您发现债务人正在试图转移、藏匿财产，存心赖帐。这很可能造成您最后赢了官司，却拿不到钱的结果。这时候，您掌握了确实的证据后，可以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财产保全分两种，一种是诉讼财产保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紧急情况下，利害关系人不立即申请财产保全，将会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在起诉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的措施，这叫做诉前财产保全。还有一种是诉讼后保全，目前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未明确提出，但作为当事人的一种维护自己权益的措施，也是一种重要的民事救济程序。
一、诉前保全
诉前财产保全，又称诉前保全，是我国民事诉讼财产保全之一种，它是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受理前，因情况紧急，为了不使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对被申请人的财产或争议的标的物依法采取的一种民事强制措施。它不仅对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维护审判的严肃性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且有利于我国法院争取对涉外案件的管辖权，以维护国有利益和我国公民、法人的利益。
（一）诉前保全的适用条件
我国的诉前财产保全的规定，最早只适用于海事案件。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第93条使诉前保全制度最终得以确立。近年来，诉讼当事人法律意识逐步提高，为确保自身利益在诉讼结束后得以全面实现，出于“先下手为强的动机”，而不问是否存在法定原因便提出诉前保全。也有的当事人往往以申请诉前保前保全为手段威慑对方当事人尽快解决纠纷。如此种种，造成申请诉前的案件逐年上升。面对这样的形势，如果法院弱化诉前保全前提条件的审查，势必造成诉前保全范围的扩大，客观上给债务人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更有甚者，法院还可能因审查不严造成赔偿诉讼。鉴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诉前财产保全与诉讼财产保全在适用条件上又有区别，因此法院从严审查诉前保全的前提条件就显得更有必要。
1、只得在情况紧急的情况下提起诉前保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对如何把握“情况紧急”并无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中也不存在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因此对这一要件的判断适宜只做一般性审查，如果审查过严，一者当事人无法提供充足的证据；二者容易因为时间的延误导致保全机会的丧失。因此，可主要通过询问当事人或要求当事人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必要的证据以使法官作出一般性的而非常确切的判断。如被申请人有抽逃资金、隐匿财产、毁灭证据的行为等即可判断为“情况紧急”。
2、诉前保全必须由申请人提供担保。诉前财产保全的担保要认真审查，看申请人是否有权处分该财产。当然这里的担保可以是申请人的财产，也可以是第三方的财产。如：可以用所属财产，房产，现金，或法院认可的其他资产，以质押或抵押的方式提供担保；也可以提供法院认可的其他企业或个人进行第三方保证①。在以上担保方式都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由一家有信誉有实力的专业担保公司提供财产担保服务是一条可选之路。在进行财产保全担保时，法院为了安全起见，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供一定的资金，以备保全错误可能产生的赔偿请求所需。
3、将来提起的诉讼必须是给付之诉。依照原告要求法院采取的权利保护方式不同，诉可以分为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变更之诉。给付之诉是指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其履行特定给付义务的诉讼。在给付之诉中，原告要求被告履行的给付，既包括给付一定数额的货币或财产，也包括为或不为某种特定的行为。被告不履行给付义务时，原告可以对判决作为执行裁判文书申请强制执行。诉前财产保全将来提起的诉讼，必须是给付之诉。对于确认之诉，变更之诉不适用诉前财产保全制度。
4、诉前保全的申请人必须是利害关系人。就这一条件，应当与诉讼保全的申请人相区别。诉讼保全的申请人必然是案件当事人。而诉前保全的当事人不一定是案件的当事人，只要是利害关系人即可。认为自己的民事权益正受到他人的侵犯或与他人发生了争议的人就是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能否成为当事人，取决于他是否在法定期间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诉前保全的时间界限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起诉前”的时间界定不准确。“起诉前”是指当事人提出请求（具体说是提交起诉状或口头起诉）以前呢，还是指在法院审查起诉并决定立案，即“起诉成立时”之前呢？如果是前者，那么申请财产保全的时间就出现了从起诉到受理这段期间的空白。实践中当事人通常在提起诉前财产保全申请的同时就提起诉讼，或者在起诉后立案前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所以，我认为“起诉前”应理解为起诉成立之前。因此，两种财产保全的时间临界点应该定在起诉成立这一点上，起诉成立前的财产保全称为“诉前财产保全”，起诉成立后的财产保全称为“诉讼财产保全”。
（三）诉前保全的担保
申请人提供的担保是财产保全措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当财产保全申请错误时，能够用担保物、担保金等及时赔偿被申请人的财产损失。当事人如何提供担保，民诉法仅规定在采取财产保全时，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提供担保的数额应相当于请求保全的数额。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担保问题做法各异，主要分三种。一为形式主义，只要当事人在申请保全时，向法院提供了相应价值财产的证明，并将该证明提交法院，甚至许多法院只要求当事人提供该证明的复印件。这种做法流于形式，不能起到担保的实际作用，对另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二为现实主义，要求当事人提供银行等额存款，或等额保证金（现金）。此做法容易给当事人造成过大经济负担；三为折中主义，即在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价值财产证明时，要求当事人提供10%至30%的保证金（现金）。
二、诉讼保全
诉讼保全是指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作出判决前，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时，为了保证将来作出的判决得以执行，或为了避免财产遭受损失，对当事人的财产或争议的标的物所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诉讼保全措施得当，对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使当事人依法履行义务，保证人民法院将来作出的判决顺利执行，将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诉讼保全一般没有什么大的争议，
在诉讼中主要有二点需要注意。
（一）诉讼保全的申请
1.申请的方式要符合要求。申请诉讼保全的当事人一般采用书面方式提交申请书。但特殊情况如书写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可以口头方式提出，由人民法院记录附卷，并由申请人签名、盖章。
2.申请的时间要及时。诉前保全的申请时间是在起诉以前，诉讼程序尚未开始；诉讼保全的申请时间是在诉讼程序开始后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前，判决生效后不能申请诉讼保全。在第二审人民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前，当事人有转移、隐匿、出卖或者毁损财产等行为，必须采取诉讼措施的，由第一审人民法院制作财产保全的裁定，应及时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
3.请求的对象和范围要明确。诉讼保全的范围应当限于当事人争议的财产，或者被申请人的财产。对被申请人财产的保全，应当要求申请人提供有关的财产所有权凭证，如汽车要提供车户证明，房屋要提供房屋产权证明书等，以防错将他人的财产查封、扣押。
4.申请保全的措施要具体。财产保全的措施有查封、扣押、冻结、提取、扣留等，当事人要求法院采取哪一种措施必须肯定、具体，不能含糊其词，否则法院可以不予受理。
5.申请的条件要符合法律规定。申请诉讼保全，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提出诉讼保全的案件必须是给付之诉，或者包含给付之诉的合并，即提起诉讼必须具有给付内容。单纯的确认之诉、变更之诉，都不具有给付内容，不适用诉讼保全。（2）必须具备诉讼保全的前提。必须是有可能因为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使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和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患后果。
6.申请人要提供担保。诉讼保全是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的申请采取的一种紧急的强制性措施。人民法院从保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避免申请人败诉后，被申请人因诉讼保全所遭受的损失得不到赔偿的情况发生，申请人在提出诉讼保全时，应当同时提供担保，拒绝提供担保或担保不符合要求的，人民法院可以驳回申请。
（二）保全财产优先权的实现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及解释尚未承认申请人对其依法申请保全的具体财产享有优先权，据此，财产保全申请人在缴纳保全费、提供担保，承担保全赔偿责任等风险后，并不享有实质上对保全财产的任何优先权，因此执行过程中的平均主义，有悖实质意义上司法公正。执行中按比例分配与立法设立保全制度初衷相悖，这是表相的平等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也为拖延执行和司法人员滥用权利制造了条件，大大降低了民众对法律的公信力。保全财产作为特别优先权，一旦财产发生减损，将直接影响申请人优先权的最终实现。因此应加强立法，保障一般债权人实质上的优先受偿权。同时对执行相关规定进行修改，执行过程中应首先满足保全申请人的债权，如保全财产有多人，应依先后顺序对财产进行分配，而不应按比例分配。
三、论诉后保全
诉后保全又称诉讼后保全，是指人民法院从宣判或调解文书送达时起至当事人申请执行立案之前，对于可能因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将来生效法律文书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情况，根据另一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作出裁定，对一方当事人的财产或者诉讼标的物采取强制措施，限制其处分的一种法律行为和法律制度。诉后保全是相对于诉前保全和诉讼保全而言的一项法律制度，目前民诉法尚未对其作出明确规定。
（一）建立诉讼保全制度的必要性
1、民事财产保全制度理论上存在缺陷。当前，理论界对诉讼保全期间的界定，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诉讼保全期间是从立案之日起到裁判文书最后一方当事人送达之日止；有的认为，从立案之日起到判决之日止。但多数学者认为，诉讼保全期间应当是至作出判决之前。我认为，不论诉讼保全期间界定到哪个阶段为止，只要当事人向法院申请保全，即便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院也应当采取保全措施。
2、法律规定存在空白。民诉法第九十二条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对诉前保全和诉讼保全作了具体规定，但对结案的保全没有规定，造成一旦当事人在结案后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人民法院无所适从。
3、是解决审判实践中出现结案后当事人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的情况的需要。但一般情况下，案件宣判或调解达成协议之后，由一方当事人恶意损坏、变卖、转移财产、或挥霍、抽逃资金、或将动产携带出境等情形，另一方当事人则会向法院提出前二种财产保全申请，以保护其合法权益，此情形不时有发生。
（二）建立诉后保全制度的法律依据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对财产保全作了明确规定。即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采取诉后保全措施，这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充分保护的一种补救措施，是完全符合财产保全制度的基本精神。
（三）诉后保全的界定
诉后保全与诉前保全极为相似，界定诉后保全的关键在于保全期间的认定。诉后保全有四个不同期间。
1、宣判之日起至裁判文书最后一方当事人送达时止的期间。这一期间对当事人诉讼争标的已有处理结论，只是有待于发生法律强制效力。
2、一审裁判文书送达之日起至裁判文书生效之日止这一期间。它是判决待定期间，时间长短视当事人是否上诉而定，最长不超过15天，即上诉期限。这里会发生两种情形，第一种是当事人提起上诉之前，向法院申请诉后保全的，应为一审诉后保全期间。第二种是当事人提出上诉之后，向法院申请诉后保全的，应划入二审的诉讼保全或二审的诉前保全期间。同时要注意一审调解结案是不存在上述情形的。总之，这一期间也是判决待定期间，可能会因当事人上诉处理结论发生变更。
3、法律文书生效后至文书确定履行期限之前期间。这一期间判决内容虽已确定，义务人必须按此履行，但义务人履行期限还未届满，裁判文书还未发生强制效力。
4、履行期限届满后至申请执行立案前。判决内容完全确定，也发生强制履行效力，债权人可以申请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即具备了执行立案条件，这种情形当事人可以申请保全。
由此，诉后保全与诉前、诉讼保全有以下区别：第一，适用诉讼阶段不同，前者是发生在宣判之后或调解达成协议之后至申请执行立案之前，后二者是在立案前或法院受理案件开始至作出判决之前。第二，保全范围、对象不同，前者是根据判决内容进行保全的，后二者则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范围或本案有关的物进行保全的。第三，保全前提不同，前者是在已有明确裁决内容，只是有待予生效或生效后有待予履行情形下采取的，后二者则是在法院未形成判决结论下，依据当事人申请或法院工作需要进行的。
（四）诉后保全制度的适用
1、进行诉后保全的条件。
（1）当事人申请诉后保全必须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
（2）必须提供法律文书，有明确裁判给付标的内容。如果是在案件宣判之后至法律文书送达之前的期间，当事人申请诉后保全，法院可以不责成其提供法律文书。
（3）申请诉后保全的时间必须发生在宣判之后或达成调解协议之后。
（4）对于前三个期间，还不具备申请执行立案条件的，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诉后保全，必须提供相应担保，当事人不提供担保，则驳回申请。最后一期间可以不责成当事人提供担保。责成提供诉后保全担保主要是考虑被保全方的利益，如果是申请人的原因发生保全错误，申请人必须赔偿被申请人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5）必须有因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将来生效法律文书不能执行或难以
执行的可能。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是指恶意将争议的诉讼标的物或者与案件有关财产毁损、变卖、转移、挥霍或者抽逃资金，将动产携带出境等。其他原因主要是客观上的原因。如自然规律、变质、腐坏等使争议的标的物无法保存。这里所指的可能，不是主观猜测的一种可能性，而是要具有客观现实性的一种可能性。
2、诉后保全的范围。诉后保全的目的，是在于保证将来法律文书能够顺利执行，或者使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财产保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的规定，诉后保全范围应仅限于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内容，即标的款或标的物。被保全财产范围、数额、价值，应与判决书确定给付的款物相当，超出实际范围的，或与本案无关的物都不予保全。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的，对债务人到期应得的收益，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限制其支取，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执行。对第三人到期债权的，法院可以依债权人的申请裁定该第三人不得对本案债务人清偿，该第三人要求偿付的，由法院提存财物或价款。
3、诉后保全的启动程序。诉后保全程序启动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当事人申请启动诉后保全。另一种方式是法院决定启动诉后保全。在诉讼过程中，法院没有采取过诉前保全或诉讼保全措施，在案件宣判后或调解文书生效后认为工作需要，在征得权利一方当事人同意后，可以启动诉后保全。人民法院发现准被执行人有恶意转移财产情形，征得享有债权一方当事人同意后，或在紧急情况下，未征得同意，也可以采取保全措施。
4、诉后保全的执行。对于前两个期间启动诉后保全，当事人可以向原合议庭提出，由原合议庭进行审查，符合保全条件的，由原合议庭应进行保全。其理由是，一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给付的内容还处于待定状态。二交由原合议庭执行，具有审判工作上的延续性。对于后两个期间启动诉后保全，当事人可以向立案部门提出。主要考虑法律文书已经发生效力，给付内容处于确定状态，只是因为时间上待予履行问题。如果诉后保全转入申请执行程序，应将案件转移给执行部门处理，即启动执行程序。
总之，财产保全制度（包括诉前保全，诉讼保全，诉讼后保全）就其目的而言，是为了解除债权人诉讼的顾虑，确保法院生效裁判能够执行；就其性质而言，它是一种防范债务人在法院作出判决前处分其财产的强制措施。故保全、执行应当符合立法宗旨，让法律真正成为一支利剑，增强民众对法律的公信力和依赖性。
注释：
①汪俊英：《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简明教程》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页
参考文献：
1.杨荣新：《民事诉讼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陈金逵：《浅谈执前保全制度的设立》,《三明审判论坛》第20期
3.常怡：《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强制执行申请书范本篇2
李增辉
《纽约公约》自诞生之日以来，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成功的历史。她不仅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国际私法领域内最为成功的一部国际公约，而且也是国际商事仲裁这一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广泛使用的争议解决方式得到迅猛发展的基石。《纽约公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们面对这样一种境况：尽管是各个国家造就了国际法，各国的法院又代表着国家的主权，但这些法院的判决并未能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广为承认和执行。相反，只有司法庭，即仲裁庭的裁决才能在执行地国法院的协助下在全球多数国家得到执行。正如几位著名的评论家所言，《纽约公约》是“国际仲裁大厦赖以存在的最重要的擎天玉柱”，是“整个商法史上最为有效的国际立法”。该公约不仅极大的促进了仲裁裁决在世界范围内的执行，而且还带来了起草者在1958年所无法预见的结果，即对国家仲裁法产生了协调效果。基于公约在整个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中所处的核心地位，本文拟从公约的产生和其宗旨原则、显著特点到基本的框架加以系统地论述，从而使我们可以对公约可以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一、《纽约公约》的产生及其宗旨与原则
随着国际贸易与经济合作在全球范围的广泛开展，国际商事争议随之增多，世界各国普遍把仲裁作为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一种有效方式，纷纷修改或指定仲裁法，专门规定国际商事仲裁的有关问题，设立常设仲裁机构，受理或专门受理国际商事仲裁案件。调整国际商事仲裁的规范，在每一个设有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国家的法律中均有一定规定，每一个国际商事仲裁机构自身也都有自己的仲裁程序规则，但却彼此常有差异。wwW.133229.COm在仲裁协议、仲裁程序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各国往往各行其是，给当事人带来不便，也不利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健康发展。进入上世纪2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频繁开展，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开始呈普及趋势，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特别是在域外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得到普遍关注。为此，国际私法史上出现了以仲裁为主题的公约文件-1923年的《日内瓦议定书》，在寻求国际仲裁协议和裁决获得国际承认和执行的征途上迈出了第一步。由于《日内瓦议定书》只规定了议定书裁决在裁决做出国的内部执行，随即又出台了1927年的《日内瓦公约》，将裁决的执行扩大至所有缔约国。不过，这部公约对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设置了许多限制条件，其中受到抨击最多的便是执行上的双重许可制度，即只有裁决经作出国承认，并取得该国法院颁布的执行许可后，方可在他国执行。
由于1923年《日内瓦议定书》和1927年的《日内瓦公约》在适用范围和执行条件等方面存在诸多限制和局限性，这两部公约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取得成效，国际间的裁决的承认和执行仍未有效而广泛地开展起来。有鉴于此，国际社会试图重新订立一部统一各国有关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的多边国际公约。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干扰，这一工作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战后，创立新的国际公约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方面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已造成对和平的威胁；另一方面，仲裁作为解决国际贸易争议的机制已得到普遍承认。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促成制定新的关于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的动议重新提上日程。
国际商会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了《执行国际仲裁裁决公约草案》，经社理事会修改了该草案，并提交给1958年5月20日至6月10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为期三周的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会议审议。1958年6月10日，《纽约公约》被正式通过。该公约依其第12条的规定于1959年6月7日起生效。该公约生效时，首批有三个国家批准，而当时国际贸易几乎完全由发达国家控制。在随后的三、四十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40亿人卷入了世界经济贸易的大潮中，上百份批准书及扩展适用通知已经交存联合国秘书长。截至1999年5月31日，已有148个国家和地区加入或扩展使用该公约，其中包括119个成员国和26个扩展适用地区，而且数字每年都在继续增加，况且《纽约公约》的规定反映了当前国际上对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主要实践，对各国立法实践及其他有关公约的影响较大，成为当前有关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最有影响的国际公约。
《日内瓦公约》流露出的局限性与仲裁在国际商事领域内日益显现的重要性之间的矛盾，使得1958年《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应运而生。从该公约诞生的历史背景，不难理解其设立的原则和宗旨，即为了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利益促进商事纠纷的解决，便利仲裁裁决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制执行。公约第一条第一款关于公约适用范围的规定也说明了设立公约的目的：“仲裁裁决，因自然人或法人间之争议而产生且在声明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以外之国家领土内作出者，其承认及执行适用本公约。本公约对于仲裁裁决经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认为非内国裁决者，亦适用之。”相对1927年《日内瓦公约》而言，《纽约公约》为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提供了更加简单和有效的途径。《纽约公约》的基本出发点是鼓励缔约国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其第3条规定，缔约国应承认仲裁裁决具有约束力。公约没有从正面规定承认和执行的条件，只规定了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的几点具体理由，从而限制缔约国以任意解释公约或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
二、《纽约公约》的特点
于1923年《日内瓦议定书》和1927年《日内瓦公约》相比较，《纽约公约》具有显著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⑴仲裁地法适用的限制。国际商会公约草案与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公约草案之间的根本分歧最终在1958年,《纽约公约》里的以折衷方式调和。一方面，公约的标题定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其中“外国裁决”在公约第1条第1款中做出规定；另一方面，根据公约第5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如果当事人对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已达成协议时，那么仲裁举行地国的仲裁法不必予以考虑。而1927年《日内瓦公约》在此问题上规定，仲裁庭的组成和仲裁程序必须始终符合仲裁地法，并以此作为裁决执行的一项条件。这是《纽约公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成功的使国际仲裁程序摆脱了仲裁地法律的支配，这种支配是《日内瓦议定书》和《日内瓦公约》的独特属性和缺点。⑵拓宽了公约的适用范围。《纽约公约》将其适用范围扩展到任何其他国家内作出的仲裁裁决，不再对当事人限以在“缔约国之一的管辖权之下的人”。而依1923年《日内瓦议定书》和1927年《日内瓦条约.》的规定，仲裁裁决的执行仅限于“缔约国之一的领土内做成，并且是对在缔约国之一的管辖权的人作出的”。《纽约公约》则明确规定在非缔约国领土上作出的仲裁裁决和一国不认为请求其承认和执行的裁决是本国裁决的裁决也可适用公约。这一规定显然向前迈进了一步。⑶放宽了仲裁裁决的执行条件。一方面的改进是证明义务的对象由请求执行裁决的一方转向请求拒绝执行裁决的一方当事人。根据《纽约公约》第4条的规定，请求执行的一方当事人只有提供仲裁协议和裁决的义务；而请求拒绝承认与执行裁决的当事人则负有证明拒绝执行的理由存在的义务，否则裁决仍予执行。而《日内瓦公约》规定请求履行或执行裁决的一方当事人需提供证明，裁决在做成裁决国已成为终局的书面证据和其他证据以及公约规定的其他条件已经具备的证据。这一义务主体的变化改善了裁决执行的条件。另一方面的改进是《纽约公约》取消了《日内瓦公约》中
的“双重执行许可”制度。《纽约公约》通过“裁决须是对当事人有拘束力”的规定，避免了《日内瓦公约》中使用“终局的”一词带来的诸多限制要求。这一规定的变化，使得外国仲裁裁决在《纽约公约》内能够以简便、有效的方式得到承认和执行。
同其他国家的国内法和诸多国际条约相比，该公约的其他显著特点包括：（1）其案文条款简明扼要，便利其适用于不同制度和不同法理学派。公约的文字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全片只有16条规定，既有很强的原则性，又便于理解和实施，全无某些法律文书的晦涩和繁琐。但是，有点有时也是缺点。简明则失详细；原则性强则在留有解释空间的同时，又无法避免丧失适用中的统一性。；（2）当事项实属当事方先前同意应如此提交仲裁的事项时，迫使缔约国法院允许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之一将提出的事项提交仲裁；（3）不侵犯法院裁定属于其当地确认的管辖权范围内案件的主权职能，例如，裁定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及裁定在其管辖权范围内作出的仲裁裁决是否应该被撤销或中止；（4）不干预缔约国与其他国家就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问题签订双边和多边条约的主权权利（第7条）；（5）明确界定允许对该公约提出“保留”的范围（第1条），因此不鼓励（尽管没有阻止）国家加入世提出补充保留意见；及（6）规定缔约国除了受该公约约束之外，无权利用该公约的好处（第14条）。
三、《纽约公约》的基本框架
由于《纽约公约》对推动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确理解公约的具体规定就变得格外必要，可以说公约取得的巨大成功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公约自身的框架和条文。例如，对于申请强制执行的当事人来说，很容易按公约去操作：他只需去请求执行，并仅需提交仲裁裁决和仲裁协议。除非被申请执行人能证明存在公约第5条中的拒绝执行的限制性理由之一，或法院认为执行该裁决将违反东道国的公共秩序，申请人即可取得强制执行的许可。因此本节将剖析公约中的关键条文—第2、3、4、5、6和第7条的规定，以此可以对整个公约的基本框架体系有一个比较系统深入地了解。
1、公约第2条关于仲裁协议的规定
《纽约公约》的重要职能之一，便是保证仲裁协议的有效实施，满足当事人通过仲裁解决其争议的愿望。因此，公约第2条专门就仲裁协议做出了规定。
首先，《纽约公约》第2条第1款要求各缔约国应对当事人以书面形式订立的，约定将协议下已产生的，或将来产生的，可以仲裁方式解决的契约性或非契约性争议提交仲裁的协议予以承认。第2款则进一步约定了“书面形式”的定义。
关于仲裁协议的形式问题，《纽约公约》第2条第1款要求必须是“书面协议”，第2条第2款则将“书面协议”定义为“书面协议应包括当事人签订的或在互换函电中达成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通过对公约第2条第2款的字面理解，书面协议包括以下两种类型：①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的书面仲裁协议（含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②包含在互换的信件、电报中的合同仲裁条款或单独的仲裁协议，即便未被签署。该定义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国际性的统一规则，它优于国内法就适用于公约的仲裁协议的形式规定。
只要某仲裁协议属于《纽约公约》的适用范围，无论其所使用的国内法对形式作何要求，都必须满足书面形式的要求，否则便会导致仲裁协议效力在公约项下不被承认，以其为基础的仲裁裁决也无法按公约得到承认和执行。因为，在国外申请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时，按照公约第4条的规定的条件，申请人必须出具符合公约第2条的仲裁协议。毫无疑问，符合公约第2条的仲裁协议应为书面形式的；另一方面，公约第5条第1款（a）项的拒绝承认和执行的理由使仲裁协议无效，其原文是：“第2条中提及的仲裁协议的当事人，……”。
关于仲裁协议的形式要求，各国法律不尽相同，各国法院的解释也千差万别。有从严要求的，当事人须在合同之外另行签署一份书面文件同意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另一极端的国家法院则认为当事人以默示方式接受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也符合要求。也正是考虑到这种差异的存在，《纽约公约》试图确立一个统一规则，以减少由于国家法律不同引起的仲裁协议效力的不确定性。目前，各缔约国法院已普遍认识了公约第2条第2款的统一特点，多数国家在各自的立法中都采纳了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的规定。
公约第2条第2款的规定的形式要件统一规则，在公约适用中已取得了巨大成功，大大促进了仲裁事业在全球的发展。尽管如此，40年前对书面形式的规定，如今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有人指责这样的规定已经过时了，很多方面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例如，通讯方式的变化，国际贸易中合同默示或口头成立的普遍情况，以及对标准条件的援引，等等。谈到如何解释“书面形式”的要求，已有部分国家的法院倾向于作较宽泛自由的解释，甚至有的国家已开始允许依该国的法律来确定是否符合书面形式。针对公约适用中出现的这个问题，一方面可以改进有关国际和国内立法，放宽书面形式的标准；另一方面可以在司法实践中对其从宽解释。
第二，为保证仲裁协议得以强制实施，《纽约公约》继承了《日内瓦议定书》采取的方法。公约第2条第3款要求缔约国法院应依仲裁协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拒绝受理就受仲裁协议约束的争议事项提起的诉讼；并必须将该争议提交仲裁审理，除非仲裁协议经法院认定为无效，失效或不能实行。此条款的目的在于，使当事人依仲裁方式解决双方争议的期望能够得到事实实施，而无需违背意愿去法院诉讼，为此，该条款明确规定了法院的公约义务。
缔约国法院在受理诉讼时，如一方当事人依上述公约条款，以存在与诉讼标的有关的仲裁协议为由，对法院审理该诉讼之实体问题提出管辖权异议，只要符合公约中规定的下列条件，法院必须指令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
①该仲裁协议必须属公约的适用范围（公约对此未作特殊规定，参考第1条对裁决适用范围之规定）；
②必须有争议存在（公约第2条第1款）；
③该争议必须产生于确定的法律关系中，且必须在仲裁协议范围之内（公约第2条第1款）；
④仲裁协议必须符合公约第2条的书面形式（第2条第2款）；
⑤仲裁协议不应是“无效、不可操作或无法执行”的（第2条第3款）；
⑥标的须可以仲裁方式解决的（第2条第1款，第5条第2款）。
当然，由法院将争议提交仲裁还需经一方当事人申请，法院不能主动指令当事人去仲裁。一旦所有条件都得到满足，法院就必须放弃管辖。公约第2条第3款的用词是“应当”，只要条件符合，法院就必须指示当事人去仲裁，并未在这个问题上留给法院什么自由裁量的权力，换言之，公约规定了“强制提交仲裁”。由法院指示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的强制性特点，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国际统一规则，它优于某些给予法院以裁量权以决定是否中止法院程序的国内法，如英格兰。
在各国的案例中，公约的这一条款得到了各国法院的一致适用，几乎没有出现什么问题。被拒绝提交仲裁的情况，大多是因仲裁协议无效的技术缺陷而非法院对公约的错误解释或错误适用。
公约没有规定哪些仲裁协议符合第2条第3款规定的被指令提交仲裁的条件，这一漏洞主要是因为第2条是在1958年讨论公约条文的最后时刻才补充进来的。不过，联系公约第1条对仲裁裁决的适用范围，可以理解为同样适用于约定在另一个国家进行仲裁的仲裁协
议。各缔约国法院也普遍遵循这种解释。
于《日内瓦议定书》不同，《纽约公约》为规定适用于公约之仲裁协议的当事人应“受其各自缔约国的司法管辖”。原因很简单，纽约公约旨在适用于“国际”仲裁协议，而非纯粹的国内仲裁协议；而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国家的法律和法院在适用公约时作出了相应的解释，如美国、英国。
2、公约第3条、第4条关于承认与执行程序和条件的规定
《纽约公约》的另一个职能，其实也是最基本和最关键的职能，就是保证和便利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恰如公约本身的全称所示—《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公约第1条开宗明义，显示了一种国际主义的态度。根据该条之声明，原则上只要裁决符合公约规定的基本条件，无论其做出国是否为纽约公约缔约国，都可以在任何缔约国得到承认和强制执行。当然，公约同时也允许缔约国在加入公约时作出互惠保留及/或商事保留，以排斥在非缔约国领土上作出的裁决。
《纽约公约》规定了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两种行为。所谓“承认”，是要求缔约国尊重公约裁决的约束力。公约裁决可被用于在有关国家法院提起的与裁决标的有关的法律程序中，作为抗辩或抵消之诉的理由。至于“执行”，公约缔约国有义务按其本国程序规则强制执行公约项下之裁决。
公约第3条规定了执行程序的基本原则，“任何缔约国均应承认仲裁裁决的约束力，并按照援引裁决地的程序规定和本公约以下各条所规定的条件执行裁决。对公约裁决的承认或执行，不得较承认或执行国内仲裁裁决附加过苛之条件或征收过高之费用”。该条不仅包含了缔约国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普遍义务，而且明确了关于承认和执行公约裁决的程序规则，在《纽约公约》没有作出统一规定的情况下，更具第3条由被申请执行地国的法律解决。在草拟公约期间，曾提出过在公约中拟订可适用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统一程序规则。由于在公约中明确详细的规定可适用的执行程序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实际的，各国很难在这方面取得一致，于是最终条文规定还是由国内法解决，只要求公约裁定的执行程序不应比适用于本国裁决的程序更麻烦。在今天看来，公约未就执行程序作出某种程度统一规范的努力，在现实中已造成了适用中的实际问题，比如执行期限、执行效率方面的问题。
寻求执行公约裁决的一方当事人，需满足公约第4条中的形式要求，向有关法院提交裁决和所依据的仲裁协议的原件或经认证之副本，及如有必要，还应提供相应的翻译件，便满足了获得执行许可的表面证据，完成了举证责任。此后举证责任转由抗拒执行的被申请人承担。公约第4条旨在便利裁决的执行，为申请人设置的条件毫不苛刻，第4条所述之条件为申请执行公约裁决的当事人所必须遵循的全部条件。当然，尽管公约规定的执行条件对申请人来说已经很容易做到了，一些倾向执行的国家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仍有更为宽松和灵活的做法。如允许申请人补充缺少的文件；或在被申请人无异议的前提下，不对申请材料做符合公约的严格形式要求。
分析《纽约公约》条文的具体规定，对于适用于公约的仲裁裁决的形式，尽管未像对待仲裁协议的书面形式那般着重强调，但书面形式的要求仍然存在于公约之中。第4条规定的申请承认和执行的当事人必须遵循的条件是向执行法院提交两种文件：①经鉴定为真实的裁决书正本或经认证的裁决书副本；②公约第2条所述之仲裁协议原件或经认证的副本。
显而易见，如果仲裁裁决书可以非书面的形式，如口头形式作出，那么如何能提交该口头裁决的正本或经认证的副本？而且，作为法律上生效的判决，往往是以文书方式出现的。也许，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不言自明且早已被广泛认可的规则的缘故，公约里未专门说明。裁决的书面要求也可以认为是一个统一规范，各国法院在实践中从未对此提出质疑。
世界各国有关的仲裁立法同样证实了这一统一规范，多数国家的仲裁法均对仲裁裁决的形式及必须载明的内容作出了规定。比如，都要求以仲裁员在裁决书上签字作为裁决生效的条件，有的国家明确规定裁决必须附具理由，等等。以
决。
故当事人在考虑申请强制执行公约裁决时，应对执行地国的有关程序规则进行必要研究。一般来说，缔约国在执行公约裁决的程序上有三种情形：①以特别法案中的特殊规定方式执行程序；②同一般外国仲裁裁决的执行程序；③按照国内仲裁裁决的执行程序。如果被执行人在几个不同的公约缔约国都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那么申请人可选择其认为更容易获得执行的国家去申请执行，选择条件之一便是该国关于执行外国裁决的程序规则。即便不存在选择的机会，那么认真了解执行地国的程序规范及有关问题，仍会对申请人日后的申请执行程序大有裨益。
由于各国对待外国仲裁裁决的法律规定存在较大分歧，《纽约公约》没有规定一个统一的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程序规则，而是听凭各国自行处理。在公约的实施过程中，由此引发的问题和适用中的差异，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5、公约第7条第1款的“更优惠权利条款”与已撤销裁决的执行问题
最后，《纽约公约》为达到使仲裁裁决被最大限度的承认或执行的目的，在规定了执行条件、拒绝执行的有限理由、及延缓执行的条件后，还设立了一个“更优惠权利条款”机制，给予执行申请人援引较公约更为优惠的适用于执行地国的其他条约或国内法关于执行裁决的规定，以执行其胜诉裁决的权利。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之规定不影响缔约国所订立的关于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多边或双边协定的效力，亦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以援引裁决地所在国之法律或条约认可的方式及在其许可之范围内，援用有关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
该条款被著名学者范登伯格教授冠名为“更优惠权利条款”。该条规定赋予了当事人在申请仲裁裁决强制执行时，选择缔约地国就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法，或其参与的双边或多边条约，而放弃适用《纽约公约》的自由和权利。这一机制为那些据《纽约公约》无法执行的裁决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例如，若裁决所依据的仲裁协议不符合公约第2条对书面形式的严格规定，但符合执行地国法律更宽松的形式规定，则仍可依该国之法律得以执行。所以，《纽约公约》虽在一定程度上有规范裁决执行的作用，但其目的并不是设立一个全面地和统一的执行体系，而仅仅是使外国裁决的执行变得更容易些。第7条第1款的规定就是一个明证，公约允许当事人依其他法律申请执行按公约条件本不能执行的裁决。
虽然公约中使用了“任何利害关系人”这样含混的用词，未指明到底哪一方当事人，裁决胜诉方或败诉方，甚至于第三人，有权援引该条款保护自己的利益，但对此无论是理论上的理解，还是各国的实践，似乎并不存在问题。如果允许败诉方选择适用法律，它无疑会选择最不利于裁决执行的法律，其结果将于公约支持执行的倾向和宗旨相违背。所以，原则上讲，被申请执行人无权作出此项选择。“更优惠权利条款”只能由裁决申请执行人来行使。
各国法院在以往的实际操作中，并不经遇到援用“更优惠权利条款”的案例，仅有法国、比利时等少数国家有此判例。有些国家关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法较公约的的规定更优惠，如德国，德国法不像《纽约公约》那样把仲裁协议的无效性作为拒绝执行的理由，即便该裁决可因仲裁协议无效在裁决作出国法院被申请撤销。至于援用《纽约公约》更优惠的双边或多边协议，据有报道的法院判例，迄今为止，除了1975年《巴拿马公约》和1961年《欧洲公约》外，各国法院尚未适用过其它多边公约；而双边协定，则确有一定程度的适用。
实际上，公约第7条第1款在各国的适用一直是很平静的，但是，“更优惠权利条款”在近几年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且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尤其是针对国际上几个强制执行已被裁决作出国撤销的裁决的案例，特别是美国法院第一次援用该条款的案例chromalloy案和法国法院处理的hilmarton案，在国际范围内引发了激烈争论。问题的焦点是已撤销裁决能否在国外继续执行？如果可以，其执行标准是什么？尽管被申请执行地国法院以纯粹地方性的理由、甚至出于偏袒本国当事人的目的撤销的裁决，根据公约第7条第1款的“更优惠权利条款”得到执行，这是在当前的仲裁领域一种很有突破性的做法，并且也有很强的实践意义，有利于裁决的执行，但问题是如何判断哪些撤销决定是正当的，应被执行法院承认、并作为拒绝执行的理由，哪些撤销决定是错误的，不应妨碍裁决的域外执行，这些都没有一个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标准。因此公约第7条的在实践中还是存在很多具体适用上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立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去加以解决。
基于上述五项框架性条款的规定，仲裁裁决在全球的强制执行力得到保障。从这一角度讲，《纽约公约》将仲裁裁决置于一个比法院判决更优越的地位，使仲裁裁决较之法院判决更容易得到执行。《纽约公约》仅要求申请承认裁决的一方当事人提交仲裁和裁决协议的正本获认证之副本，用以获得执行地国法院的执行许可，而无需按《日内瓦公约》再去得到裁决作出国法院的许可。申请人完成了上述程序要求后，举证责任便转移给了抗拒裁决执行的被申请人。执行法官只能根据公约中列明的由被申请人举证的有限的5种情形，或依职权审查可仲裁性和公共政策，拒绝承认和执行公约裁决。因此，《纽约公约》一方面减轻了申请执行裁决一方的责任，加重了被申请人的举证责任；另一方面严格限制执行法院审查的范围，降低了拒绝执行的可能性。这一国际范围的裁决执行体系的确立，无疑从根本上奠定了仲裁业发展的基石。
四、对纽约公约未来发展的思考
《纽约公约》的历史功绩有目共睹，但同时在公约在产生之后的40多年间，不仅经济贸易领域，而且整个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贸易量的剧增、通讯手段的革命、经济全球化的出现，等等，所有这些势必带来40多年前无法预见的新问题，同时在公约自身发展变化中也日益暴露出一些问题。
首先公约本身立法上欠详尽，在它的起草和讨论过程中，由于存在的分歧在很多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公约的规定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很多具有前瞻性的东西没有体现出来，例如，关于仲裁协议的规定，关于仲裁裁决的规定，以及统一执行程序的缺乏等。
其次在公约的解释上也不够统一，由于在条文上不够详尽，导致某些概念无统一的定义，很多国家在公约的解释上就会发生偏差，例如，关于书面形式的规定，关于申请执行仲裁裁决的条件以及拒绝执行的理由等很多方面各国的解释就很不一致。
参考文献：
(1)范登伯格：《1958年纽约公约法院裁定一览》，载于
强制执行申请书范本篇3
要
非诉行政案件指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间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受理的非诉行政案件，因在执行程序上缺乏明确、详细的规定，可以参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又解决不了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问题。本人结合自己所学法律专业，联系自己在法院行政审判庭的工作实际，从非诉行政案件的概念入手，浅谈了非行政案件执行程序中的立案、审查、强制执行及结案方式。并建议在非诉行政案件审查程序中推行司法听证制度，从而进一步完善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程序。
关键词：非诉行政案件；
执行程序；
司法听证制度。
行政审判的任务是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以提起行政案件的主体和要达到的目的为标准来区分行政案件，可以将人民法院受理的的行政案件划分为行政诉讼案件和非诉行政案件。从目前行政审判受理的案件情况来看，人民法院受理的非诉行政案件的数量远远大于所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的数量，而作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操作规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程序尚缺乏明确、详细的规定，可以参照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又解决不了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问题。如何适用现行的法律规定来办理非诉行政案件，就是本文想要说明的问题。从依法办案的要求出发，作为行政案件种类之一的非诉行政案件，其在审查程序上必须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在强制执行措施上，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
一、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概念。
（一）非诉行政案件的含义
《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作出裁决的行政机关在申请执行的期限内未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或者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在90日内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享有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参照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人民法院依据上述两条法律规定受理的案件，就是通常所指的非诉行政案件，因此，非诉行政案件可以表述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间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这一表述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含义：
(1)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主体是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可以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也可以由拥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自己执行。能够称之为非诉行政案件的，是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
(2)非诉行政案件的申请人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是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作出裁决所确定的权利人或者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
(3)要求执行的内容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可执行的内容或裁决书所确定的可执行内容。
(4)只有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才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二）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概念
非诉行政案件执行，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既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由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措施，使具体行政行为将以实现的制度。它有以下特点：
(1)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机关是人民法院，而非行政机关。虽然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但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权的享有者是法院而不是行政机关。
(2)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根据是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执行标的是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3)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申请人是行政机关或者行政裁决确定的权利人，被执行人只能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的是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具体行政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时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体现。因此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申请人是行政机关，而被执行人只能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但在特殊情况下，非诉行政案件的申请人也可能是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
(4)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前提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限内，既不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如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向人民法院提出了行政诉讼，在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不予执行。但不及时执行可能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先予执行。
二、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程序
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程序，应当是人民法院在办理非诉行政案件时，按照法律的规定所应遵循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时限的总和。包括立案程序、审查程序和强制执行程序。
（一）立案程序
立案程序包括申请与受理。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自行政机关（包括行政裁决所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的申请开始，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是非诉行政案件执行开始的惟一方式，人民法院无权自行开始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6条规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即具体行政行为属于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适用范围。
(2)具体行政行为已经生效并且有可执行的内容。即具体行政行为必须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具有给付或作为内容。如果具体行政行为尚未发生法律效力，行政机关就不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果具体行政行为无给付或作为的内容，行政机关就无需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3)申请人是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或是行政裁决确定的权利人等。这是对申请人资格的要求。首先，申请人必须是依法成立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或者是经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职权的组织；其次申请人必须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依照《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0条第1款的规定，行政裁决确定的权利人、继承人，权利承受人也具有申请强制执行行政裁决的资格。
(4)被申请人是该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人。
(5)被申请人在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期限内或者行政机关另行指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义务人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义务是强制执行的前提条件，如果义务人已经履行了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或者义务人没有履行义务尚未超过规定的期限，行政机关不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具体行政行为。
(6)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根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8条和90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必须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180日之内提出，逾期申请人的，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7)被申请执行的行政案件属于受理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管辖。即行政机关必须向有执行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除应具备上述条件外，行政机关在提出申请时还应向人民法院递交有关材料。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1条第1款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提交申请执行书，据以执行的行政法律文书，证明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材料和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及其必须提交的材料。根据该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申请执行书。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不能以口头形式进行，而必须以提交申请执行书的形式提出。申请执行书应载明的事项主要包括：①申请执行的行政机关的名称，法定代表人；②被执行人的姓名或名称，住址或地址；③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内容、理由与根据，以及义务人拒不履行义务的事实等。
(2)据以执行的行政法律文书。
(3)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材料。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是合法有效的，为此行政机关在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时，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有关证明材料以证明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有效。这些材料主要包括：①行政机关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享有职权的依据；②行政机关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以及相关的证据；③行政机关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等。
(4)被执行人财产状况。
(5)其他必须提交的材料。其他必须提交的材料是指除上述材料以外的与执行有关的必要材料。如执行对象为特定物的，行政机关就应提供有关特定物的形态、特征、存放地点等情况。
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申请应进行立案时审查，对符合上述条件且提供了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否则，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
（二）审查程序
非诉行政案件立案后，即转入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程序的第二阶段即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阶段审查程序。（包括审查的主体内容、标准、期限以及审查方式、结论）。
(1)审查的主体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后，应当在30日内由行政审判庭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根据该条的规定，审查的主体应为行政审判庭组成的合议庭。
(2)审查的内容，根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后，应当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这种审查是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的实质性审查，而非程序性审查，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审查：①行政机关是否享有法律、法规授予的职权，是否超越取权，是否滥用职权；②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有事实依据以及相关的证据材料；③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或规章是否正确；④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3)审查的标准。《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5条规定：“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二）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三）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据此规定，人民法院对于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标准是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即适度审查的标准。对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不能与行政诉讼案件的审查相同。因为，法院审判行政诉讼案件的目的是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达到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职权，以法律手段促使行政机关改善执法活动，规范执法行为。而非诉讼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目的是以司法手段强化行政管理，维护社会利益，保证行政权的完善统一，促使相对人自觉、及时、全面履行义务。为提高审判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客观上要求我的对非诉行政案件的合法性审查采用适度审查的标准。
(4)审查的期限。根据《若干问题解释》第9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办理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从立案受理至作出是否准予强制执行裁定的期限为30日。
(5)审查的方式。《行政诉讼法》和《若干问题解释》均没有对合议庭采用什么方式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采用“书面”的方式仅对行政机关一方申请执行的卷宗材料进行审查，这样的作法弊端很大，长期以来，行政机关习惯于以行政手段办事，他们作为案件一方的当事人，为了使具体行政行为得以执行，总会把证明自身行为合法的卷宗材料提交法院，而有利于相对人的证明材料并不随卷提交法院，致使法官的审查视线也受限于行政机关单方的证明材料，很难结合全案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客观，真实的审查与判断，使司法审查流于形式。这样以来，难免今使有瑕疵的具体行政行为得到法律上的确认，进入司法强制执行程序。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行政相对人在面对行政执法程序中处于强者地位的行政机关，普遍存在着不知告，不想告或者不敢告的情况，行政相对人不提起行政诉讼，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意味行政行为就是正确的、合法的。司法实践中，在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后，往往会发现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着这样或是那样的错误，使法院处于进退两难尴尬的境地。非诉行政案件执行制度设立之初，就是以限制或剥夺行政机关自行执行权为前提的，其主要目的就是阻止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根本目的就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致因为其未提起行政诉讼而受到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侵害。所以，在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程序中设立司法听证制度，充分体现了优先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在我国民主法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对于制约行政权滥用，强调行政法保护个体权益的功能，弥补因相对人没有提起诉讼而造成的权利丧失的情况下，又提供了一条法律上的救济途径。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情况下，更加体现了人民法院在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程序中突出的以人为本，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法律精神。（后文对司法听证制度作专章详述）。
(6)审查结论。人民法院对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后，应就是否准予执行作出裁定。依照《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第1款第14项的规定，该裁定当事人不能提起上诉，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三）在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程序中推行司法听证制度。
1、设立听证制度的必要性。
第一，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要求。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依据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其未经开庭进行举证、质证、认证等诉讼程序，由行政机关直接申请并进入法院的执行程序，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处理结果是否得当等问题均难以把握，设立司法听证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从事实和法律两方面进行审查，从而决定是否准予执行。
第二，是保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基本原则的要求。一般来说，非诉行政案件执行都是由于行政管理相对人逾期既不履行义务，又不起诉，而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此时行政相对人已丧失司法救济权，但丧失了司法救济权并不意味着丧失了申辩的权利。在非诉讼行政案件执行审查过程中启动听证程序，给被执行人一个专门的申辩机会，也使行政机关有了一个再次对所作具体行政行为进行“质检”的机会。
第三，有利于执行工作的顺利执结。依照传统的职权主义执行模式、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只进行书面审查，不公开审查过程，被执行人难免产生“官官相护”的偏见，造成多数非诉行政案件被执行人抵触情绪大，给执行工作增添了相当的阻力。设立司法听证制度，让被执行人也参与到审查过程中，在理解了法律的相关规定后，双方均能清楚地认识到有利于自己的一面和不利于自己的一面。实践证明，司法听证制度的实施，对促进被执行人自觉履行法定义务效果明显。
2、司法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
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听证，可依当事人申请或者是人民法院依职权召开，可分为强制执行前听证和强制执行中听证两个阶段。强制执行前听证是指人民法院在司法审查阶段的听证，强制执行中听证是在准予进入强制执行后，案件终结执行之前的听证。为了节约司法资源，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必须听证。对于那些经书面审查完全可以查清，并且被执行人无异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必要举行听证。只有重大、疑难、复杂或者社会影响面大的案件才召开听证会。如果盲目扩大适用范围，不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
3、司法听证制度的程序设置。
①下发听证通知书，通知行政机关和被执行人听证的时间、地点和要求。
②听证程序开始，首先核对听证双方的身份，宣布听证合议庭成员名单、告知双方享有的权利。
③申请执行人就其享有的职权，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相关证据，以及执法程序，适用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依据进行举证。
④被申请人进行质证，并可以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
⑤双方针对争议的焦点进行辩论。
⑥合议庭评议，制作并送达裁定书。
（四）强制执行程序。
人民法院经审查裁定准予强制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规定的精神，由执行人员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在指定的期限内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的措施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执行措施的规定。
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前，人民法院仍应作出并送达裁定书，裁定划拨被执行人在金融机构的存款，或裁定扣押，查封被执行人的财物。在扣押或查封财物的同时，还应发出有关查封，扣押财物通知书，逾期不履行确定义务的，拍卖或变卖被扣押，查封的财物。
强制拆除房屋或者退出土地的，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前，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由院长签发公告，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
为避免被执行人在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程序中转移财产，逃避执行，人民法院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前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保全被执行人的财产，但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的，要提供担保。
（五）结案方式。
《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非诉行政案件的结案方式分别规定了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和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两种结案方式。但实践中，人民法院在执行非诉行政案件中，往往遇到行政机关要求撤回执行申请的情况，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被申请人通过各种关系向申请人打招呼，申请人碍于情面，压力等因素向法院提出撤回申请；二是，被申请人主动履行部分义务后，申请人同意免去剩余部分，而提出撤回申请；三是，在审查中，人民法院发现其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行政机关认可后，主动撤回申请。
人民法院在非诉行政案件执行过程中，针对申请人撤回申请。做法不一。有的对申请不予审查即裁定准予撤回申请，有的裁定执行终结，有的则一律不准许撤回执行申请。对此，本人认为，执行过程中，应有条件地允许执行和解。因为行政执行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义务的履行，行政机关既然有权对相对人作出处理的决定，并且有权撤销原处理决定。那么，为了促使相对人履行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避免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之间的相互对峙，消除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抵触、对抗的思想情绪，行政机关就应该有通过执行和解的方式了结行政争议的权能，这样的友好协商与和解，不仅有利于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也必定有利于行政执行最终的实现，但是，这种进入司法程序的和解，必须要受到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和严格控制。对行政机关提出的撤回申请，经人民法院审查后分别作如下处理：（1）撤回申请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的，裁定案件终结执行；（2）撤回申请如若有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一律不准撤回申请，及时通知当事人继续执行该案。从而有效地避免行政执行中滥用职权，损害法律的尊严和严肃性。有效地维护和监督了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参考资料：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张树义主编。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
2、《行政诉讼法学》应松年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强制执行申请书范本篇4
一、买卖民事判决书的成因
（一）民事判决书的“纸上权利”兑现受阻
这原因是导致判决书被“买卖”或者转让的最原始的原因。从此角度观察，买卖判决书不外是当事人实现其特定“纸上权利”的行为选择与行为方式。我们知道判决书中确认的债权，对权利人而言抽象的表现为一种请求权，而请求权只是纸上的权利而已。它能否得到实现取决于多种因素，因此其请求权的实现便可能遭遇诸多的障碍。处于利益的考虑，权利人便将买卖判决书作为一种变通的选择。
（二）法院的民事强制执行不力
“执行难”是当下突出显现的问题，并且越来越普遍。生效判决得不到法院的强制执行，其中有地方保护、司法腐败或法院漠视当事人权利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因此，权利人出卖或转让判决书以实现自己的权益是一个当然选择。关于某些学者所称“出卖判决书作为一种对法院执行工作不满的另类抗议，是挑战法院的司法权威的方式”，笔者并不这样认为，篇幅所限此不赘述。
（三）当事人规避不利的投机心理
众所周知，通过正常程序实现判决书中确认的债权需要花费当事人的人力、财力与时间，并且程序过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当事人便通过出让判决书中的债权而换取相应的对价，可以实现一定的效益，从而实现自己判决书中的利益。这也是一个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在市场经济要求效率的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这样的做法。
二、买卖民事判决书的合法性
探讨民事判决书买卖的合法性，必须弄清楚此买卖的标的到底是什么，不然就会产生关于“挑战司法权威”的质疑。其实，民事判决书就那么薄薄的几张纸，并不值得买卖，更何况中国的民事判决书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知识产权利益而言。买卖双方着眼的是判决书中确认的债权，其中的债权才是买卖的标的。从《合同法》角度看，第79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1）根据合同的性质不得转让；（2）按照当事人的约定不得转让；（3）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这一条款并没有规定判决书所确认的债权是不可以转让的。在私法领域有句法谚叫“法不禁止即自由”，所以转让判决书所确认的债权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应该得到尊重，我们更不能说因为一个债权得到了司法判决的确认而获得了强制执行的效力便失去了其私法的性质，因此，合法的转让该债权当然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当然那些恶意的买卖或转让以侵害债务人利益的排除在外。
三、买受人申请执行权的产生基础
在确认了判决书买卖行为是合法的行为之后，买受人当然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判决书中所确认的债权：第一，便是通过私立手段实现，比如讨债方式；第二，便是通过像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第一种方式在此不谈，仅仅讨论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行性。正如文章开始提到的一般，买受人是否具备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依然没有确切的答案。笔者试图通过以下以下论述给出买受人申请执行权的产生基础。
一般认为，法律文书发生效力之后，该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由他人继受，该他人就有权向执行机构申请执行而成为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的变更是由于权利主体的变更而形成的。尽管目前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权利主体变更引起的申请执行人变更的情形没有作出规定，但是从理论上看申请执行人的变更是可能的。在执行程序中，申请执行人的变更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1）作为申请执行人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可以申请执行而成为申请执行人；（2）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终止、合并、分立，继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执行而成为申请执行人。
显然，债权人是可以变更的，但是
以上的观点未免有些局限，仅仅将申请执行人的变更范围限定在法定继承的情形之下，当然对于法人的债权继受的情形用法定继承定义有失偏颇。笔者认为，通过买卖行为合法继受债权的当事人显然可以成为执行申请人。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买卖判决书应当是合法的行为，法律并不禁止。而判决书就是法院强制执行的执行名义，并不因为判决书在谁的手里而有所区别，因为执行权是司法权利，不是因当事人而产生的而是法院执行机构固有的权利。并且，从民法的角度来观察，继承人继受债权与通过买卖继受债权只是实现债权转移的方式不同而已，前者是事实行为而后者是法律行为，但是两者产生的权利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将申请执行人的范围扩大到买受人是合情合理的。
综上所述，一般人可以善意受让判决书中的债权，依据法理，受让人当然作为执行当事人变更范围。并且基于申请执行权是一种因法院审判而获得的期待权利，作为一种已决债权的程序性保障手段，其目的是使债权实现，因此是可以转让和继受的。所以判决书买受人便有了获得申请执行权的基础。
四、结论
强制执行申请书范本篇5
申请人：XX，男，XXXX年X月XX日出生，汉族，住址：广西融安县XX乡X村村X村屯XX号。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
被申请人：广西南宁市XXXX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民族大道XXX大厦XX楼。
法定代表人：XXX，总经理。联系电话：XXXXXXXX。
申请内容：
1、依法强制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人民币XXXXXX元整。
2、依法强制执行被申请人的逾期付款利息￥元（自XXX年X月X日至判决生效之日XXX年X月X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
3、依法强制被申请人给付迟延履行利息￥元（自XXX年X月X日起暂算至XXX年X月X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
申请依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南市民一终字第XXX号民事判决书。
事实与理由：
强制执行申请书范本篇6
关键词：人权强制执行保障对策
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所谓人权，就其完整的意义而言，就是人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或者说，就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权利。“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我国宪法标志着我国已将“人权”转化为正式的法律概念，意味着国家对人权共同标准的确认。
“人权”思想最早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到现在对其理解的纷争一直未曾停息。有学者从人权的实现和存在形态这个角度将人权分为三种：1、应有权利，2、法定权利，3、实有权利。有学者则将人权划分为四种存在状态：1、应有权利，2、法规权利，3、习惯权利，4、现实权利。就人权的应然状态来讲，它是一种应有权利；而就人权的实现形式而言，它又是一种法定权利，主要是指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其内容包括人身人格权、政治权利与自由等基本权利。人的应有权利只有经过法律确认为“法定权利”后才有实现的可能，没有法律的确认，人权就没有保障。全面加强保障人权无疑已成为司法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立法者孜孜以求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下尽可能的彰显保障人权的理念，作为一名司法工作者，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理所当然的应严格遵从法律，使得人权保障的理念能得到实现。
民事强制执行程序是人民法院为了确保债权人的民事权利实现，利用强制力强制债务人履行义务的程序。强制执行程序是债权人实现其实体权利的救济性权利，我们并不期望频繁的启动强制执行程序，但当前社会诚信的灭失使得强制执行程序成为债权人实现其民事实体权利的最终救济手段，对于保护债权人的权利意义重大，因此，强制执行程序可谓司法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之一。“执行难”一直都是困扰我国各级法院执行工作的难题，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沉积下来的历史难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执行难”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得到不实现，极大的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导致整个社会诚信的缺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遭到了破坏，严重干扰了社会的稳定，人民法院作为司法裁判机构的威信受到动摇……笔者认为，我们关注“执行难”不应局限于其负面影响，更重要的应该是当事人双方及其他相关人员在民事强制执行中的人权保障。
一、我国民事强制执行中人权现状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民事强制执行程序所追求的价值众说纷纭。民事强制执行程序并不是当事人权利实现的必经程序，但债权人的民事权利一旦出现得不到实现的威胁，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就成为其救济其实体权利的最终法律手段，基于这样的认识，民事强制执行程序的设置似乎完全旨在确保债权人民事权利的实现，而对于债务人相关权利就往往易被忽视，这与法律公正的价值相悖。但债务人不积极履行其义务，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利，人民法院当然应该利用强制力量督促其履行义务以保障债权人合法权利的实现，实际上又正是法律公正价值的体现。因此，在民事强制执行过程中应在强制债务人履行义务以实现债权人权利的同时，关注并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体现其公正价值。但在我国的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有关人权保障的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甚至践踏、损害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
（一）损害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民事强制执行程序本身是申请执行人实现其合法权益的救济性程序，但在实践中并未达到其期望效果。可以说，申请执行人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相对被执行人而言是处于强势地位的，因为申请执行人的权利是经过人民法院审判裁决确定的，理应得到保障实现。但在司法实践中，随意中止执行、随意发放债权执行凭证等现象普遍存在。申请执行人正是因为合法权利得到不实现才求助于强制执行，即使如此，权利的实现还是得不到保障实现反而被“合法化”的阻碍。如此，我国的强制执行法律法规虽然旨在保障债权人的权利实现，但实际上却因为规范不够系统明确而导致债权实现遭受阻碍，损害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利。
（二）损害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强制执行程序实际上就是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利用国家强制力量促使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正因为程序极强的针对性和强制性，极易使执行人员对于强制执行的认识产生偏差，加上《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笼统，不够明确，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极易损害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1.侵犯被执行人的财产权
启动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程序的多是债务纠纷案件，是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在此提及保障被执行人的财产权似乎让人难以理解。但是，按照法律规定，明显属于侵犯被执行人的财产权的现象并不少见。《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查询、冻结、划拨存款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在实践中，执行人员在查明被执行人有存款或其他收入后往往将其全部冻结或扣划甚至冻结帐户，远远超过案件本身的标的额，这种超标的执行实质上损害了被执行人的财产权。执行人员在查封被执行人特定财产时也缺乏合理性、人情味，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金银及其制品、当地市场有公开交易价格的动产、易腐烂变质的物品、季节性商品、保管困难或者保管费用过高的物品，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变卖。”，执行人员在查封扣押这些财产后并不及时的采取相应措施，致使被执行人的财产贬值甚至灭失，当然也是损害了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2.侵犯被执行人的人身权利
被执行人难找是“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被执行人恶意逃债而选择躲避申请执行人和人民法院，鉴于此，人民法院往往选择采取突袭式的执行行动。执行与审判活动一样，是具有理性的活动，不仅要求程序公正，更要求文明执法。近年来，为了克服执行难，制造轰动效应，一些法院采取了假日执行、联动执行、执行大会战等诸多突袭式的执行行动。这些行动貌似合理、合法，但实际上与现代的执行理念格格不入，甚至背离了司法的公平正义，所有这些都侵害了公民的正常休息权。在强制执行中，因为被执行人难找而导致案件办理不动，执行程序无法继续进行，因此，一旦找到被执行人，执行人员就会因害怕再次陷入这样的被动局面而采取不当的执行措施，如限制被执行人人身自由等。实践中因为执行人员的主观情绪而直接采取“以拘代执”的现象并不少见，实际上严重侵犯了被执行人的人身权利。
（三）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在强制执行中，除当事人双方外的第三人多是有协助执行义务的单位和对人民法院执行的财产有异议的案外人。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旨在保障债权人的民事权利得以实现，是一个比较单一的法律关系，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需要有关单位协助执行时总是期望相关单位能尽到自己所期待的协助执行义务，如果协助执行单位的工作程序与其协助执行的义务有所矛盾，执行人员容易以拒不协助执行为名对其实施罚款等处罚，这是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在对某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措施的时候应当查明财产的权属，而在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往往有宁可错封不可漏封的思想，在财产权属尚不是十分明确的情况下就采取了查封扣押等措施，而后被动的等待案外人提出异议，实际上这也是不合理的，异议一旦成立即是损害了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即使采取措施正确，随意的执行行为也有损司法威严。
二、法律中人权保障理念的发展
“人权入宪”说明国家对人权保障的重视，人权保障已成为我国司法制度发展的趋势。在民事强制执行中，执行人员应树立人权理念，切实保障和实现当事人双方及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
（一）申请执行人的人权保障
申请执行人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的人权主要表现为债权，其债权得以实现即是其人权得到了有效的保障。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申请执行人的权利保护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如第二百一十五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延长并适用时效的中止、中断使得申请执行人的债权有更长的保护期限。第二百零三条“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此规定无疑赋予申请执行人监督执行的权力，申请执行人从自身利益出发促使人民法院及时的采取执行措施能有效的使其权利得到救济。当然，对于申请执行人的人权保障并不局限于此。法律规定赋予申请执行人权利是法定权利的而并不是应然的权利。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应该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合法并合理的采取相应执行措施，最大限度的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实现，唯有如此才能体现执行法律所追求的价值。
（二）被执行人的人权保障
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切实保障申请执行人债权的实现与保护被执行人的人权并不矛盾。被执行人在强制执行中要承担更多的义务但并不说明被执行人在这一程序中就没有权利可言。相反，执行人员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应该给予更多关注的正是被执行人的合法权利，不能因为力图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而任意损害被执行人的权利。《民事诉讼法》在规定强制执行措施时也尽量在彰显其保障人权的理念。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查询、冻结、划拨存款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第二百一十九条“……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这些规定体现了立法者保护被执行人生存权、财产权的的价值目标。第二百零二条还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被执行人对于执行行为可以提出异议，对改善不规范甚至违法的执行行为有重要的意义，从另一角度讲也是保障被执行人人权理念的体现。
（四）其他人员的人权保障
对于协助执行单位的规定，现行《民事诉讼法》较修订之前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善，罚款数额的增加能很好的促使协助执行单位履行协助执行的义务，但规定依然笼统模糊，协助执行单位仍然有无所适从的尴尬，即使想积极履行协助执行义务，也没有具体明确的法律可以遵照执行，这显然是一个缺陷。对于案外人的规定较之之前更加明确，“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讼。”案外人对于自己财产被人民法院错误采取强制措施的可以思路清晰的寻求救济，但是法律仍旧没有对于错误的强制措施应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没有明确的规定，我们期待能够在《国家赔偿法》中得到完善。
三、在强制执行中切实保障人权
人权立法是人权保障的前提，人权没有变成可执行的法律，人权保障只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但这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在现行法律制度之下，我们应该如何在强制之下的实务中切实做到保障人权，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完善强制措施异议制度。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执行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不合法、不适当，严重损害其合法权益时，可以请求执行机关变更或撤销执行行为。如法院超标的查封，超出执行根据所指明的客体执行，对执行豁免财产予以执行，对标的物的评估价格不当，中止、终结、暂缓执行错误等，均可以作为提出执行异议的理由。人民法院审查异议应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并尽可能建立独立的审查机构，实行异议审查人员与执行人员分离，以期实现公正。
2、强化重大事项合议制度。强制执行过程中，需采取的强制措施等重大事项，应由合议庭讨论决定，要防止执行法官一人说了算的现象，杜绝假冒合议庭名义作出决定，事后补办合议手续的行为。强制执行程序虽有别于审判程序，作为承接实体与程序的重要的司法程序，应时刻体现公正的价值目标。重大事项实行合议制度能有效防止不规范的执行行为。也只有规范了执行行为，才能在强制执行中有效的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切实履行汇报请示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拘留、罚款须报请院长批准。但实践中先斩后奏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的，必须彻底根除。因此，执行案件的承办人必须切实履行汇报请示制度，并以书面形式向院长提起审批手续。现代司法制度提倡高效，但高效应是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上，对于限制人身自由等措施应该谨慎适用，涉及到当事人的基本人权，不应片面的追求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