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先生的范文作文篇1

生命在于运动,价值在于创造,获得取决于投入,人生在于拼搏。古人说得好:“能受天磨真铁汉,不为人妒是庸才”。作为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现代人,如何成为新时代的骄子和铁汉?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我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拼搏!

爱拼才会赢。东方的天上不会掉馅饼,西方的天空也不会下牛排,没有不劳而获的妙事,也没有坐享其成的美差。收获取决于耕耘,只有付出辛勤的劳动,才能得到丰硕的回报。王军霞没有起早贪黑几年如一日,跑掉脚指甲的艰苦训练,马家军就不会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跑在世人的最前面;杂交稻专家袁隆平没有经历几十年的磨难和千万次的试验,就不可能解决几十亿人口的吃饭难题;没有邓稼先、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置生命于度外的研究和试验,就没有我国的“两弹一星”。

停留意味倒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创新精神,发散思维,理性分析,科学决策已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随着知识更替的加快,科学技术和革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寿命周期不断缩短。日新月异,瞬息万变已成为新时代的特征;昙花一现,朝不保夕已成为铁的现实。为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拼搏,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我们的某些国有企业、我们的某些传统优势产业就是缺乏创新意识,特别是缺乏拼搏精神,导致很多的\'企业破产的破产,倒闭的倒闭,而我们的海尔集团、红塔集团却在逆境中异军突起,冲向全球100强企业,靠的就是顽强的拼搏精神。

人生能有几回搏?天下没有永久的败局,也没有永恒的赢家,关键是在于拼搏。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要想成为时代的精英,为了能够更好的生存和发展,要在处处充满竞争的社会中拥有一席之地,必须具备开拓创新的作为和努力拼搏的精神。无论你是处于山穷水尽的逆境还是柳暗花明的鼎盛时期,请时时刻刻牢记,人生的价值在于拼搏!只有拼搏才能有希望,只有拼搏才能有发展,只有拼搏才能有突破,也只有拼搏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

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博,与事博,妙不可言。

王力先生的范文作文篇2

留学法国,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

王力,1900年出生在广西xxx岐山坡村。他7岁上私塾。先生讲《三国演义》,讲到慷慨激昂处,便拍案而起。王力由此爱上小说,也产生了他的第一个理想——当小说家。高小毕业后,王力因贫辍学,但读书不辍。夜晚无油点灯,每天就着月光读书。书读了很多,但一副深度眼镜也因此伴随了他一生。

1924年,带着别人帮他凑的120元小洋,王力踏上了求学之路。王力先就读于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国学专修班。他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小说,既是勤工,也为追求文学理想。但一年后王力却因反对校长搞帝制复辟活动而被开除,转入章太炎当校长的国民大学本科学习。

1926年夏天他报考清华国学院,师从赵元任。国学院有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王国维对这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说:“我原来爱好文学,后来为什么研究古文字和历史呢?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为着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王力跟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学语言学。国学院毕业后,王力接受赵元任的建议,去了当时世界语言学的中心——巴黎。

在法国学习是自费的。王力想卖文为生。他开始翻译法国文学。商务印书馆接受了他的译稿。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编审是叶圣陶。叶圣陶先生对他的书评价很高,他认为王力的文章“翻译得雅,文笔非常好”,所以叶圣陶先生说:“他的书来一本我们出一本。”后来王力在法国的学费就是叶圣陶先生给的。

王力于1932年归国回到清华,教授语言学课。课余仍为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丛书撰写希腊、罗马文学专书,翻译《莫里哀全集》等外国文学作品。按清华的章程,专任讲师两年即可升教授。但第三年王力却没有等到教授的聘书。他去问朱自清,朱笑而不答。然而朱先生的这一笑却令他知耻。他反躬自省,向“翻译家王力”告别。

不久,他写出了语言学研究的力作《中国文法学初探》。王力回忆,朱先生看了就很满意了。于是他在第四年被聘为教授。

颠沛流离之时,仍不忘学术研究

当代音韵学家唐作藩在采访中说,“王力认为过去编的字典,都不是很理想,比如《辞源》、《辞海》,他觉得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罗列词义,不分主次,不分历史。”

1930年代王力刚从国外学习回来,看到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他感觉到大部分都是套英语语法。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没有文法可言,王力沉痛地写道,“近年来,大学生的文字不通,已成最普遍的现象。一个大学生不能正确地应用本国的文字,在西洋是很少见的事。从前的人喜欢用古人的熟语,不合传统习惯的就叫做不通,所以中国文法就在冥冥中受了保护。现在呢,大家趋向解放与自由,于是中国文法也像中国人的道德一般地彷徨歧路,有破坏而无建设。”

1935年,王力呼吁政府支持中央研究院或教育部牵头制定一部标准文法。他认为5年可以制成草案,3年精细修订,“8年之后,我们将有一部文法。”尽管想法很好,作呼吁的也远不止王力一人,但这样的工作却迟迟没有启动。第二年,王力写了《中国文法学初探》,倡言抛弃模仿,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工具,从汉语的现实中寻求语言规律。此文几乎是他扛起中国语言学研究重担的宣言。

对一种语言规律的研究,必须从该语言的实际中来。但实际的汉语,同当时的社会一样,动荡而复杂。文言、半文言、白话和欧化的白话,还有千差万别的方言,都令人无从下手。王力认为,“这是艰难的一种工作,比之依傍西洋语法者,多费百倍的踌躇”。

但就在这时,卢沟桥枪响了,日本全面侵华。北平沦陷,王力随清华一起流亡南下。流亡路上,王力愈加感受到中国文化学术和人民所陷入的危境。两个月的跋涉,王力一家到长沙。全部家当就是些衣物,几乎无书可读。

1937年10月的一天,王力在长沙的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一部《红楼梦》,版式古雅,很是喜欢。王力蓦然悟到,《红楼梦》是较为纯粹的清代北京口语,不正是语法研究理想的材料么。他在惊喜中买下了这部书,并购得另一部清代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

汉语言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傅雨贤在采访中谈到了王力买书的细节。“他觉得这个材料非常宝贵,一个是,对象很明确,没有方言的杂芜,还有就是没有古代汉语的杂芜,所以买了这两本书,还没有到昆明之前他已经开始在研究了,”傅雨贤说,“他把这两部著作的所有用词造句的规律,一个个的做卡片,之后就进行归纳整理,突破了《马氏文通》沿袭西方的框架的毛病,完全从汉语实际出发。王先生发现,词法是次要的,因为我们汉语没有什么形态变化,不像英法德俄语这些,形态变化多,所以那些外国语都是以词法为主,他说中国以造句法为主。”

后来王力一家辗转来到昆明,在昆明龙头村的岁月里,王力白天备课授课,晚上写作。点不起煤油灯,他点豆油灯,妻子夏蔚霞在旁借点光亮编织毛衣。一个月能织五件,贴补家用。到80岁时,这艰难的时光仍历历在目,王力赋诗赠妻:“七省奔波逃猃狁,一灯如豆伴凄凉。”就在这样的境遇里,整整5年,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问世。随后两书普及本《中国语法纲要》完成。到这时王力已在语言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第一,如第一次给出了语法的定义:“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法。”

战争没有毁掉中国的学术,王力的成果与几乎同时发表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响到了国外学界。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敬敏说,“这3部巨著是奠定了我们国家20世纪40年代当时传统语法的学术基石。王先生是第一本,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部书。”

建设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王力一夜未眠。在xxx流亡的艰苦岁月中,王力的研究已经在语法、音韵、词汇、诗律、方言各领域全面铺开,并计划着中国语言学的未来。王力著文:

咱们对于xxx建国,没有必胜必成的信念则已,否则咱们应该料想到中国语文有兴盛的一日,那时节,汉语虽不一定能像英语一般走到人家中学的黑板上,至少人家的大学里也会有汉语一科,和英法德俄诸语并重。那时节,咱们有没有像《牛津字典》一样的好字典给人看?有没有像叶斯珀生或泊尔姆的英国语法一样好的中国语法给人家看?中国语言学的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我希望将来中国语言学界人才济济。

刚复员的中山大学聘王力做文学院长,他提出的任职条件是,办一个语言学系。果然中大由此建设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王力设计了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延请了方光焘、杨树达、商承祚、岑祺祥等名家执教、讲学。他自己除了授课,甚至还检查楼道、厕所的卫生。

1950年,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中国第一批语言学大学生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毕业。到1953年,4个年级在校生只有13个。到了夏天,7名学生毕业,实属盛况空前。王力在家中为他们开欢送会。

到了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政府开始大力推进文字改革以及各类扫盲和文教工作。这一年语言学系破天荒地招了两位数的学生。新生刚入学,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又整体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学生李炜在采访中说,“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个合并,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大学汉语言专业,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样子,对整个语言学、语言学界,他都功不可没。”

白天打腹稿,夜晚写书

王力一方面支持应用和普及,同时又坚持基础研究,他认为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词典学和实验语音学以及继承中国传统语文学遗产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期王力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编撰成书,同时也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汉语史研究生。

但到了1966年“xxx”开始,王力的研究和教学戛然而止。

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王力说“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值”,“如果为狭隘的功利主义所蒙蔽,急功近利,中国语言学就不会再有发展的前途。”但王力因此受到批判。这位60多岁的老人被抄家、批斗,书稿查封,被发往煤厂拉煤劳动改造。日记中他写道,“不容于世”,“不见谅于骨肉”。“变化如此大,殊为痛苦不堪”。

但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研究。被允许回家时,他便在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把白天劳动时打的腹稿写下来。“xxx”一结束,他拿出两本书稿,一本《诗经韵读》,一本《楚辞韵读》。“xxx”后王力还修订了《汉语史稿》,1950年代撰写的这部著作搭出了汉语历史研究的大框架。最后在他84岁时将《汉语史稿》扩充和修订成《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完整呈现了汉语发展历史。他为此用去了整整7年的时间。

1979年11月王力教授参加全国文代会,与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林庚、吴祖湘、杨晦、王力、王瑶;后排左起:谢冕、段宝林、刘绍棠、费振刚、宋士杰、赖林嵩。

“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

当代语言学家詹伯慧在采访中感慨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你怎么样,我的事业只要我生存一天我一定执着地追求,我有我做人的宗旨,我有我做人的目标”。

王力25岁学英语,27岁学法语,到了50多岁,还跟学生们一起学俄语,直到他80岁的时候他还听日语的广播学日语。“xxx”结束那一年,76岁的王力写诗送给自己:“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为了把十年时间补回来,王力到后来更加倍地工作。他上电大讲课,对各种演讲、约稿统统来者不拒,甚至对向他求教怎么写信,怎么学普通话,学外语,学拼音,他都勤勉地一一作答。

1954年进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工作的曹先擢谈道,“接受普通话异读字审音这个工作时,他已经是83岁高龄了,审音表发表后不到半年,他就去世了。这是他对国家语文现代化最后的贡献。所以我非常感动于他的精神。”

1984年王力生平最后一次回到中山大学。中大邀请他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为“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的演讲。5000人座位的纪念堂,竟来了12000人,把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傅雨贤回忆说,“他一看密密麻麻那么多人,他很感动啊!84岁了,结果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专业课一次12000多人听,中国教育史上没有过,我估计世界教育史上也没有过,而且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公开课。”

1986年,王力辞世,他心中的字典最后在他学生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直到去世之前,王力每天还在从早到晚坚持工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张双棣回忆说,“后来他在一张纸上,一个信封上写着,‘张双棣答应帮我写亥集,我做什么呢,整天疲劳。’这是他的绝笔。”

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将10余万元稿费全部捐出,在北大设立“王力语言学奖金”。这是“xxx”后最早的个人捐赠学术奖金,而他本人至今仍有“孤独而尊严”的美誉。

王力先生的范文作文篇3

暴雨后,天放晴了。雨后的空气清新自然。我禁不住跑出了家门,去小区玩耍。

我突然发现小区的花圃里,有一个亮闪闪的小白点,走近一看,原来是只蜗牛。发亮的是它背上雨后润湿的灰色外壳。小蜗牛正将它洁白的身体从壳里伸出来,一对可爱的小触角轻轻颤动着。我蹲下身子,好奇地看着趴在小叶子上的蜗牛,想知道它在干什么?看了好半天,才发现它在慢吞吞地往叶尖上爬。它爬得非常认真,非常专注。看着它努力的样子,我玩心顿起。

我小心翼翼地捉住它,将它轻轻放回原点。可看了好一会儿,小蜗牛就是躲在壳里不肯出来。过了好半天,可能感到没危险了,它才警惕地探出头来,四处张望了一下,慢悠悠地往前爬。等它费力地爬了一小段后,我又将它捉回了原点。可怜的小蜗牛被我这般折磨,可还是不改初衷,仍然继续往前爬。看着坚定向前爬的小蜗牛,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周杰伦唱的那首《蜗牛》,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让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

在这一刻,小小的蜗牛将我深深震憾了,蜗牛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不正是我应该好好学习的吗?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得金。是啊,只要坚定不依地向着目标前进,总有一天,我也有属于我的天。

王力先生的范文作文篇4

一天,我在广场上玩,玩着玩着,我看到有几个黑黑的东西在广场上,我走近前看了一下,原来是几块口香糖粘在一起了,在人们的脚步下才变的黑乎乎的。

我看了不以为过,马上就走开了。不久我看到了有一个人拿着一把小铲子,在广场上铲来铲去,我走近一看,咦,她不是咱们班的王力同学吗,我走到王力的跟前对她说:“王力,你别铲了,这里的口香糖多得数不胜数,你放下铲子跟我来玩吧,”王力却说:“以前这里的广场表面干干净净。可是因为有些人乱把口香糖扔在地上,久而久之,这些口香糖便会粘在广场的表面上,如果在不把广场上的口香糖铲干净,广场以后就一定会变得很脏很脏,到那时候还会有人到广场来吗?人们不是不想出来,而是因为这里的环境太差。”

我听了这话我也会被王力的坚持所感动。我对王力说:“我来帮你吧”,说完,我就帮王力干了起来。到了很晚才回家。

我想对大家说:“我们应该文明,在公共场合下不要大声喧哗、随地乱扔果皮、纸张,吃完口香糖扔进垃圾箱,不然的话,我们的城市文明情况会越来越差。我们生存的环境也会越来越差,也提醒了我们该做一个文明的人,好好保护地球妈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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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先生的范文作文

那是1984年发生的事情。其时,我在海军驻温州部队政治机关从事宣传工作。

是年3月,《解放军报》在一版隆重推出《鸡毛信》专栏,主要刊发当日或隔日新闻。每期三五篇,每篇三百字左右。它一经问世,便深得军内广大读者喜爱。作为部队宣传干事,我是每篇必看。渐渐地,我从中发现一些美中不足,主要是部分消息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语病。于是,我决定对此作一个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分析,撰写一篇专门论述语病的报评,以锻炼和提高自己的语文评判能力。

我重点收集和阅读了该专栏是年连续两个月的二百余篇文章,并详尽摘录了存在瑕疵的所有病句。然后,根据措词失当的不同情况,将之分门别类。最终,几经修改,写成了五千余字的报评,取名《语病拾零》。成文以后,我热切希望能够得到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评价和指导,以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我首先想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一些学术著作特别是关于诗词格律的论著,我在杭州大学外语系念书时,曾经读过一些,印象深刻,受益匪浅;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我正在中央电大温州分校学习大专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中一门主要课程的教材正是他主编的《古代汉语》一书。于是,我鼓起勇气,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用挂号信将这篇报评连同说明性短信邮寄给王力先生,真心期盼他能拨冗一读我的拙文,尔后给予哪怕一丁点的指教。信发出以后,我耐心地等待着。

半个月之后,即是年12月中旬,我欣喜若狂地收到了北大中文系寄来的一封平信。拆开一看,方知是该系古汉语教研室回的信,内容简洁明了,全文如下:“你给王力先生的信,他看过了。由于他工作忙,我们代为回信。王先生认为你的稿子写得很好,已经推荐给解放(军)报,希望他们能予发表。”这下,我可是又惊又喜。心情平复以后,我深深懂得,王力先生对拙文的评价和处置,主要是出于对晚辈的关爱和鼓励。

过了没几天,我突然接到解放军报社打来的电话。对方自报姓名,从语音上辨析,好像是“王朝文”三个字,可惜我当时忘了核实一下文字。他说,王力先生已经把我的稿子推荐给解放军报,他们准备发表。我连忙道谢。后来,我才得知,原来王力先生是军报的语言文字顾问。于是,我又耐心地等待着。

我与王力先生素未谋面,但与他的一文之交却终生难忘。几十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北大中文系这封颇具纪念意义的来信,以及这篇报评的唯一底稿,以备不时之需。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几个月前,我在家里梳理我的文稿时,已经找出了这篇报评以及另一篇题为《浅谈“的”“地”“得”的用法》文章的底稿,并将之一起摆放在书房的办公桌上,以便日内安排打印;可是,万万没想到,没过几天,正当我打算把它们拿去打印时,却发现不翼而飞了,任凭我三番五次翻箱倒柜地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个中原因,不便深究。如今,每每念及此事,我都惋惜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