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的历史简短感人故事500字篇1

抗美援朝战争河口遗址河口断桥是当年志愿军三大渡江地点之一,它记载着抗美援朝战争中彭德怀、毛岸英等志愿军将士的丰功伟绩,是丹东地区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老同志们一致表示,通过参观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新中国诞生和发展建立的丰功伟绩感觉非常震撼,要向他们学习,继续发挥余热,老有所为,为构建和谐社会再做贡献。鸭绿江断桥气势逼人地横跨在鸭绿江上,向人们展现出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也是世人的凭吊历史、缅怀英雄烈士的游览景点。在这里,我们用手抚摩着当时被轰炸后的痕迹,那一段充满热血的红色记忆不由浮上脑海: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即派兵入侵朝鲜,并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我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应朝鲜政府请求,党中央毛主席作出英明的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10月19日,彭德怀临危受命,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从此,鸭绿江大桥便承担起抗美援朝、支援前线的交通大动脉。11月8日,美国空军派出百余架B—29型轰炸机对鸭绿江大桥狂轰滥炸,大桥被拦腰炸断,朝方三座桥墩被炸塌,至此大桥瘫痪。而中方一侧残存的四孔,被称为断桥,成为抗美援朝战争永久的历史见证。

爱国小故事篇2

张自忠

1940年5月,军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率军在湖北襄樊一带抗战。大洪山一战,他们消灭了1000多名日寇。日军疯狂报复,派重兵包围过来。

张自忠和士兵们坚决抵抗,他手举步枪高喊:“弟兄们,一定把敌人消灭!”一天过去了,阵地还在,他们却一天没吃东西。第二天,敌人用飞机大炮轰炸。

张自忠几次率军反击,没有成功。部下劝他突围,他说:“我要撤了,这一带就保不住了。我要用身体来保卫湖北西部河山!”后来他们被困在杏儿山上,无法冲出去。

张自忠左肩受了伤,他说:“我是不打败仗的,败只有死,我不能对不起部下。只有誓死不退,才能抗敌保国。”

日军冲了上来,张自忠身中数弹,仍然立在山头,坚持抵抗。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胸部,血喷不止。他倒在地上对副官说:“我这样死得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心里平安。”

说完,他又顽强地站起来,向敌人扑过去,敌人的子弹又射中他的腹部和头部。张自忠为国尽忠了,他是在抗战中牺牲的中国军人中职务最高的一个。

爱国小故事篇3

送鸡毛信的抗日小英雄———海娃

《鸡毛信》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喻户晓的电影。影片的主角是十二岁的儿童团团长海娃,他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发现敌人,给村里人打信号。海娃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有一天,父亲让他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海娃以放羊作掩护,携信上路。不料途中却遭遇敌人……

故事的情节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深受广大观众特别是孩子们的喜爱。

这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黑白片不仅在国内影响很大,而且在国际电影节上两次获奖。1955年,在英国第9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荣获优胜奖,是新中国在国际上获奖的第一部儿童故事片。

小说里的抗日小英雄———雨来

关于党的历史简短感人故事200字篇4

1929年初,党中央调他到山东工作,以齐鲁大学助教身份作掩护。面对险恶环境,他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常常冒着危险,来往于济南、青岛等地,夜以继日地工作,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宣传鼓舞群众,揭露敌人的罪行,组织对敌斗争,很快恢复、重建和发展了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重新组成中共山东省委,并担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1929年7月,他按党中央的指示,和青岛市委的同志一起,领导和发动了持续了40多天的青岛大康、隆兴和富士等七大纱厂的总同盟大罢工,给反动当局和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爱国小故事篇5

吴玉章

吴玉章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他曾留学日本,他所在学校由于学生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因此形成了一个惯例:每逢元旦,就把世界各国的国旗都挂出来庆贺。1904年元旦的那天,吴玉章也跟其他同学一样喜气洋洋地过节,可是来到校园里一看,竟然没有中国国旗。

吴玉章这下可气急了。他马上组织所有的中国学生,带领他们找到了校方负责人。吴玉章代表中国学生向校方提出了严正抗议:“你们为什么不挂中国国旗?我们既然在这里上学,却没有我们的国旗飘扬,这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元旦。因此,我们要求你们道歉并马上纠正错误,挂上我们的国旗。要不然,我们就绝食抗议。”校方的主任认出是吴玉章,就冷嘲热讽地说:“平日我们对你那么好,知道你来自中国,家里没有钱,就从来不急着催你交学费。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给你零花钱用,现在你竟然因为这种小事情就来找学校的麻烦,你怎么能这样呢?”吴玉章严肃地说:“学校对我是很好,这一点我非常感激。但是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今天的事情不是一件小事,挂不挂国旗是一件关系国家荣辱的大事。我宁可失去求学的机会,也不能坐视我们国家的尊严受到侵犯。因此,今天我是准备斗争到底的。”校方迫于无奈,只好承认错误并悬挂上了中国的国旗。

又过了十年,也就是1914年的元旦这一天,吴玉章正好乘坐日本人的船出国。船上挂起了万国旗庆贺,可就是没有中国的国旗。他毫不犹豫地带领船上的中国同胞向船长提出了抗议,船长说:“这么多年了,一直是这样呀!”“不对,绝不会永远这样的。今天你必须把中国国旗挂起来,中国绝不会永远是这样的!”船长看到吴玉章激动的神情,只能屈服,挂起了中国的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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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的历史简短感人故事300字篇6

1929年8月6日,刘谦初经青岛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不幸被捕入狱。在国民党济南警备司令部监狱里,敌人用尽了各种威逼利诱的办法,对他施以坐铁笼、上压杠、灌辣椒水等种种酷刑,打得他血肉模糊、遍体鳞伤,但丝毫动摇不了他的意志。就义前夕,刘谦初在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望你不要为我悲伤,希你紧记住我的话,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好好爱护母亲(指党)!孝敬母亲!听母亲的话!”1931年4月5日,刘谦初戴着沉重的镣铐,高唱着《国际歌》,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34岁。

爱国小故事篇7

王二小

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村里的儿童团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

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那一天,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们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

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们,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鬼子发现上当后,非常生气和惊恐。

又看见王二小正准备逃走,就在王二小快要安全的一刹那,鬼子用枪打中了他,又用刺刀刺向二小的胸膛,把他弱小的身躯摔在一块大石头上!

八路军一举全歼此股日寇,战斗结束后,几个战士扑向流着鲜血的二小,当时他还活着,大家把他和另外两名受伤八路军战士一起送到刘家庄,可惜伤重无治,为国牺牲。

关于党的历史简短感人故事300字篇8

刘谦初,原名刘德元,1897年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中学读书时参加了讨伐卖国贼袁世凯的义勇军。1918年考入山东齐鲁大学预科。五四运动爆发后,因积极宣传爱国思想被反动当局勒令退学。1922年考入北京燕京大学,与李大钊领导的学生组织建立了秘密联系,接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首倡成立“燕大沪案后援会”,被选为燕大学生运动负责人之一。1926年参加北伐军,在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社会股任股长,兼任政治部刊物《血路》副主编。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刘谦初根据党的指示,先到江苏省委工作,后经上海去福建。1928年9月,在福建省第一次党代会上,他被选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苏步青

党的三大是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在三大会址恢复和重建过程中,有学者撰文指出,在调查党的三大会址时发现,三大中央局秘书并非原来所说的毛泽东,而是罗章龙。此文一出,立即引起广泛关注。

三大中央执行委员会所选的秘书到底是谁?

根据当年辗转到苏联的档案等重要资料显示,毛泽东是党的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的秘书,这种说法是学术界的共识,且广为人知。但有学者指出,从苏联复印回来的材料有可能是一篇错误很多的回忆录,理由是:该文没有完整反映三大通过的党纲、党章、组织法及各项决议,不是大会记录,更不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报告。三大通过的党的中央组织法规定党的主要领导人称委员长,但该文仍称陈独秀为总书记。

该学者还认为,罗章龙的回忆,也有失实之处。在罗老记忆中,他一直记得是毛泽东或其他人任秘书,自己没有担任过秘书。直到看到中共中央委员会于1923年12月25日发出的第十三号通告复印件,上面有自己的德文签名,才忽然“醒悟”:原来自己确实是秘书。由此,得出结论:“以上种种说明,‘三大’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局秘书是罗章龙。”

事实究竟如何呢?由中央档案局提供的珍贵文件名为中共中央《通告第五号》的中共中央第五号通告复印件揭开了谜底。1923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从广州迁回上海。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第五号,宣布中央局自广州迁回上海后的人事变动:

“中局组自迁沪后略有更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同志(即毛泽东———引者注)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

由此说明,在9月10日以前,毛泽东确实是三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局秘书,而罗章龙是他的接替者。至于12月25日发出的第十三号通告,上面的签名自然是罗章龙而不是毛泽东了。

三大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李大钊、王荷波、项英、朱少连则分别为中央驻北方、上海、湖北、湖南委员,指导当地党的工作。

委员长主持一切中央局及中央全会会议,与秘书共同签署一切公文函件。

“中央局秘书”一职,是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特设的,实际上相当于后来设中央主席时的总书记,并不等同于党中央“秘书长”,因为“中央局会计”的职责也属于秘书长工作范围。对于秘书的职责,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员(负责)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

此外,组织法还特别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这既说明了作为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也体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尝试通过制定党内法规的形式,制约最高领导人的权力。

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被选入中央局,并担任秘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层。事实上,他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第二把手。后来,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从而使党中央真正有了负责全党自身建设、特别是党务工作的专职主持者。事实也证明,党的三大后,全党组织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

“中央局会计”一职也是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特设的,负责管理全党财务行政,并负中央机关和各区各地方机关财政、行政审议之责,主持审计财务和决算有关事务,稽查现金出纳等项工作。这一职务,到1924年秋即改为由非中央局委员担任。

与第二届中央领导机构组成相比,第三届中央领导机构组成分工更加明确合理,既有利于坚持集体领导,又分工各负其责,加强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负责“总理党务”的委员长陈独秀,不再兼管行政事务性工作,原来承担的许多工作分别由中央局秘书和会计负责,从而能够集中精力主持开好集体决策的中央局会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主抓事关全党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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