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篇1
二、克鲁格曼对产业集群的有关论述
新经济地理学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前提下，用规范的数学模型分析了企业规模经济、市场外部经济、交易运输成本、工资等相互作用过程所决定的制造业的集群动态过程。马歇尔之后，产业集群理论研究在主流经济学中沉寂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经济地理学仍然在关注产业的区域集聚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NeicGeography）理论为产业集聚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克鲁格曼(1991)认为:空间问题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家的真正重视是因为缺少精确模式分析报酬递增的假设，他把空间思想引入正式的经济分析，是继马歇尔之后第一位开始把区位问题和规模经济、竞争、均衡这些经济学研究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主流经济学家，并对产业集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认为，经济活动的聚集与规模经济有紧密联系，能够导致收益递增。克鲁格曼从理论上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趋势，并阐明由于处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D-S模型基础上加入劳动力流动与要素报酬之间的累积因果关系——即劳动力越集中的地方由于垄断竞争的特性，其要素报酬也越高，从而越吸引劳动力的集中——如此便可以解释产业集群的形成。克鲁格曼在D-S模型的基础上从经济活动的内部机制来解释经济活动的集群现象，强调产业“中心”的内生性和竞争均衡的思想，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克鲁格曼(1991)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一文,并建立了他的中心—模型②(thecore-peripherymodel)，认为两个对称的区域会分别发展成为核心和周边区域，从而揭示了经济地理聚集的内在运行机制。克鲁格曼在模型中指出有两种力量决定着经济行为和经济要素在空间上是收敛还是扩散：向心力（centrepetalforce）以及离心力（centrefugalforce）。向心力使得经济活动和经济要素在空间的分布反映在产业层面上就是产业集聚，这也是新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非常重视产业集聚的原因。在中心理论模型中克鲁格曼认为行业地理集中主要受三种效应驱动。一是市场准入效应，即垄断厂商总是将其生产安排在大市场同时并向小市场出口的趋势；二是生活成本效应，它分析了厂商区位对当地生活成本的影响，在有大量厂商集中的地区商品价格相对较低，从而会吸引大量的消费者聚集在该地区，进而节约了消费者的生活消费支出；三是市场挤出效应，在存在竞争的情况下，厂商总是向竞争者相对少的地区集中，也就是说，大量厂商集中在一起的结果，就会使得该地区的一些厂商向厂商相对较少的地区移动；前两种效应的合力形成聚集力，它有利于厂商和消费者在地理上的集中，并且相互促进；后一种效应则形成离心力，促使厂商在地理上的扩散。该模型的主要经济思想是，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②，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集聚，“中心—”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人中的制造业份额。这一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区域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得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则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中心一模式的出现依赖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与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新经济地理学最重要的基石和假定是任何制造业产品都具有运输成本。这一运输成本是广义的，它包括看得见的运输网络形成的有形运输成本，也包括地方保护引起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即经济一体化的反义）。从直观上看，制造业之间有上下游联系的产业如果能集聚在一起，则能减少中间投入品的在途损耗、缩小运输成本，从而降低中间投入品的价格，因此厂商有内在的冲动集聚在一起共同分工协作，这种产业集聚效应的力量称作“价格效应”或“制造业前向联系”。另一方面，厂商具有内在冲动集聚在一起生产，形成产业集群，各专业化分工的工人也集聚在同一区域内，产品种类数增多、市场规模扩大；制造业产品从出厂到消费者手中，运输成本降低，工人的名义、实际工资均高于其他非产业集聚区，非产业集聚区的劳动力受工资的诱惑而向集聚区内迁移，这一集聚力量称为“市场规模效应”或“制造业后向联系”。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思想是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与要素流动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向心力导致两个起先完全相同的地区演变成一个核心与的产业集聚模式，其中的关键是保持对劳动力流动的高度弹性。中心—模型的结构内容是，两个地区与两个部门，两地区最初是完全相同的，两个部门分别是报酬递增、产品具差异性的制造业与报酬不变、产品同质的农业部门。其中两部门使用的生产要素都是劳动力，同一地区内的农民不能向制造业部门流动，反之亦然；但制造业部门的工人却可以实现跨地区的在同一部门内流动。中心—模型揭示了产业地理集中形成的重要特征：在初始均衡的两个地区，随着贸易成本的逐渐降低，当聚集力大于离心力时，劳动力的移动最终会导致产业的不对称地理分布。在这一过程中，最初贸易成本的削减对厂商生产区位并没有任何影响，当贸易成本一旦下降到“均衡点”，聚集力将起主导作用，所有的产业则会移到一个地区，而此时劳动力和产业区位的转移并不是逐渐发生的，而会发生突变。中心—模型的意义在于它可以预测一个经济体中经济地理模式的渐进化过程，初始状态时，一个国家的地理区位可能有某种优势，它对另一地区的特定厂商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并导致这些厂商生产区位的改变，一旦某个区位形成行业的地理集中，该地区的聚集经济就会迅速发展并获得地区垄断竞争优势。
编辑。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和关心“货币外部性①”，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都是建立在“货币外部性”基础上的。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人之一的克鲁格曼(1991)认为，技术创新并非是驱动产业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货币外部性”推进的产业集聚却相当普遍；“在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外部经济的重要性程度就更广泛一些，尤其是与市场规模效应变化有关的外部经济”。此外，技术和知识溢出是无形的，难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术状况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设。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将建模的重点放在“货币外部性”之上。但并不能据此得出新经济地理学否定技术外部性存在，只将外部经济局限于市场外部经济的狭窄范围的结论。克鲁格曼（1991）认为，正是与供给、需求相关的货币外部性导致了制造业的地理集中和中心——模式的形成，他认为，在完全竞争性一般均衡中，货币外部性不产生福利影响，也不会产生动态性问题。但在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的假设下，货币外部性则起着重要的作用。
克鲁格曼(1996)还建立一个动态多区域模型(“racetrackeconomy”model)来解释在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力量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集聚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结构部分呈环状等距离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群。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1999年，麻省理工学院又出版了克鲁格曼的新作（与MasahisaFujita和FujitaVenables合著）《空间经济：城市、区域和国际贸易》（TheSpatialEconomy:Cities,Regions,andInternationalTrade）。该书概述了过去十年来关于空间经济及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的最新成果，不仅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定位与克鲁格曼早期的“新贸易理论”联系起来，而且也建立了严谨而精致的空间基本模型。在这之前的关于空间的经济学理论，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那种存在收益递增时的市场结构。他们的模型均是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这些便利假设条件下的分析，没有找到某种方式来处理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的问题，这使得空间问题过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盲点。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产业集群模型中。克鲁格曼的产业群模型是基于以下事实：企业和产业一般倾向于在特定区位空间集中不同群体，不同的相关活动又倾向于集结在不同的地方，空间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与产业专业化有关。这种同时存在的空间产业集聚和区域专业化的现象，是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分析中被广泛接受的报酬递增原则的基础。当企业和劳动力集聚在一起以获得更高的要素回报时，存在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为产业群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不过，这种递增的要素回报只在集聚发生的区位的有限的空间领域中表现出来。因为远距离的交通费用和空间通讯费用决定了这种净收益的增长是有界限性的。于是，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和空间距离带来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被用来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各种等级化的空间产业格局的发展。
克鲁格曼的产业空间聚集模型假设工业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农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在此前提假设下，区域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格局演化的最终结果将会是产业空间聚集。这从理论上证明了制造业（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并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现实中的产业区的形成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而且产业空间集聚一旦建立起来，就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克鲁格曼的工作实际上为主流经济分析理论框架下研究产业空间集聚形态的多样性开辟了空间，证明了经济发展中，“区位是重要的，市场结构对产业区位格局和贸易关系的影响仍然重要，尤其是跨国生产组织中出现大量的中间产品交易和差别产品市场的不断细分，使得市场因素在地区间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市场结构的转变反映了地方专业化的趋势。”克鲁格曼的模型为人为的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产业政策有可能成为地方产业集聚诞生和不断自我强化的促成因素，包括贸易壁垒也可以改变产业分布的现实格局，不过产业政策或贸易保护措施只不过是各种影响地方产业集群形成与演变的因素之一，并不能必然导致政策制定者的预期愿望，产业集群发展所依赖的不确定因素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克鲁格曼将最初的产业集聚归于一种历史的偶然，初始的优势因“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①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Lock-in）效应，因此不存在空间上各要素报酬趋于相等的自动均衡，集聚的产业和集聚的区位都具有“历史依赖”性。内部的和外部的规模经济，给集群内企业带来的集群外企业无法取得的收益诱使集群外企业纷纷携带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资源向集群靠拢，使得路径依赖更为强烈。由于外部经济规模的存在和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在集群形成前就进入的企业可能面临着更多的成本，产生出更多的外部性，而后来的企业往往可以免费享有这种外部性。在克鲁格曼看来，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节约是产业集聚重要的“向心力”，并且这种“向心力”会在路径依赖和自我预期的作用下产生累积效应，从而形成“中心—”的空间结构并强化这种区域的不均衡发展。但是，产业集聚也存在一些“离心力”，如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集聚的外部不经济（拥挤）、地租的巨大区域差异等。因此，产业集聚是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相互作用下形成发展的。
克鲁格曼是第一位把产业集聚与国际贸易因素紧密联系起来研究的经济学家。他指出：产品的贸易活动实际上间接地起到了生产要素贸易的作用，无论生产要素最初的分配状态如何，通过贸易活动，总会使某些产品的生产集中于某些工业区。产业集群中的外部规模经济因素在他的眼里是一种开放经济的状态，是各国产业选择和取得优势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和他的“新贸易理论”是吻合的，即各国的贸易优势来自于各国内部的地区产业分工和在此基础上所能达到的规模经济的程度。克鲁格曼将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相结合，用模型化的方法通过严密的数学论证从深层次上揭示了产业集聚发生的机制，他第一次通过数学模型分析证明了工业集聚将导致制造业中心区的形成，弥补了马歇尔和韦伯观点的不足。
新经济地理学篇2
这是由于光远、厉以宁、成思危、张培刚、刘鸿儒、江平、萧灼基等著名学者担任组委会委员；全国148位经济学家、著名大学经济院系主要负责人、主要经济和学术媒体负责人以记名通信投票的方式，对11个参选经济理论进行表决，通过两轮评审专家投票，组委会公开计票后得出来的结果，它基本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和看法。有媒体评论说，这次评选是中国经济理论界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一次梳理和盘点。
除了作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之外，本次评选活动梳理和盘点出来的代表性经济理论还有：过渡经济学、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股份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
如果单纯站在中国经济学范围内来看，这些经济理论思想和顾准最早对于计划经济的反思一样，确实是具有历史性的创新，而且在中国改革实践中确实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杜润生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以自己的远见和勇气，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开辟了理论先河，其贡献无论如何肯定都是不过分的。
但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对于发生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实践或理论的评价，仅仅囿于中国范围之内，都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审视才能真正厘清。
自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首次确立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以来，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流派纷繁复杂、蔚为大观。从古典革命到边际革命；从凯恩斯革命到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再到国家干预主义的重新抬头，被各国政府普遍接受并纳入施政方针的理论创新比比皆是。在一国范围内产生、应用、发展并取得全球影响的经济理论流派也如过江之鲫，从德国学派到瑞典学派、从奥地利学派到再到二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各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但是，如果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包括过渡经济学、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股份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内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理论创新，与全球经济理论创新群星相比的话，如果说中国的经济理论创新同样明亮，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如后者耀眼，这是肯定的。
当然，这样比较可能并不公平。正如1492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国际贸易由地中海向大西洋转变，从而触发英国的兴起，到18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脱颖而出，才导致了《国富论》出版一样。自此以后，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心，一直是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小的经济流派的创新，也随着不同国家经济的崛起而产生。这样，在伴随英国革命兴起的新兴工业国家——德国产生了德国学派，在奥地利产生了奥地利学派。二战后，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决定性地由伦敦转到纽约，经济理论创新的中心也随之到了美国。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二战后伴随着巴西、墨西哥、埃及等发展中国崛起而兴起的发展经济家理论创新。一句话，经济理论的创新是随着不同国家经济实践的创新而诞生的，经济实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前提。
新经济地理学篇3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起源，演进
OntheOriginandEvolutionofDevelopmentEconomicsAbstract:Thispaperprobesintotheorigin,evolution,andnewprogressofdevelopmenteconomics.Intheearlyperiodofdevelopmenteconomics,Chineseeconomistsmadeanimportantcontributiontoitsformation.Developmenteconomicshadanunevenevolutionprocessinwesterncountries.Untilthemiddleof1980s,economistsincludingsomeChinesescholarshadnotbeenstudyingnewdevelopmentEconomics.Atpresent,developmenteconomicshasbeenarealcross-displineareaandascientificparadigmetodealwithcomplicantscio-economicproblemsindevelopingeconomies.
Keywords:developmenteconomics,origin,evolution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Economics），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数年，兴起于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20世纪50到60年代。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赶上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标志是高度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在已经存在一批发达国家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本文欲就发展经济学的起源、演进和新发展，以及未来发展问题的研究趋势，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发展经济学的起源及其在西方的兴起
（一）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起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发展经济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和60年代；但它创立的渊源，或者说思想观点的酝酿，则可以追溯到大战结束以前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甚至更早一些时期。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要早于西方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家就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对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有不少学术见解都远比后来西方发展经济学要早得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等，此外，何启良、胡礼桓的大推进战略，陈炽的劳动力转移理论，王学文的二元经济结构思想，吴景超的人口控制理论与工业化理论，谷春帆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伍启元的类“两缺口模式”，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思想，等等。总之，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说已基本成熟，并初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体系。只是中国大多数发展经济学理论成果未能及时地在海外传播，因而外国学者知之甚少。西方学者的同类研究直至第二次大战期间才有所表现。较早关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论著与东欧和东南欧地区有关。1938年威廉·吕彼克（WilhelmRopke）发表法文论文“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一个科学的问题”（《国际经济评论》7月号）；1943年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Rodan）在英国的《经济学杂志》（6-9月合刊）上发表“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1944年斯塔利（EugeneStaley）出版《世界经济发展》，探讨了工业化问题，并认为“工业化”所着重的不是农业及其它“初级”生产的增加，而是制造业及“次级”生产的增加；1945年曼德尔鲍姆（K.Mandelbaum）出版《落后地区的工业化》，提出了人口过多而又落后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工业化的数量模式。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拉美学者，针对落后经济摆脱殖民统治后如何迅速发展，也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理论观点，这些都为发展经济学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兴起二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席卷全球，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先后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然而，这些国家也意识到它们在世界上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比较低下，因而只有尽快地发展经济，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进而才能巩固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适宜的经济发展理论仍是相当缺乏的，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也难以在这些国家形成和兴起；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发达国家迫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需要，开始重新考虑它们与世界上较为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发达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在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迫使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和东方共产主义国家，为争取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而进行经济上的竞争。总之，由于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增强以及出于本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感到有必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这是因为：第一，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其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完全不同于战后刚刚独立的、尚处于贫困和落后状态的新兴民族国家。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难以直接应用，即使部分能够运用也需要修改原有的理论前提或假设条件，因此，必须建立适应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的发展经济学；第二，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崛起，西方发达国家按照旧的模式控制新兴国家的经济已经难以达到目的，它们必须寻找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发展逻辑体系的新途径。正是在以上历史背景下，一个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主题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呼之欲出。就是在这段时期，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组织，也表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兴趣，出版了大量的世界经济统计资料；组织了包括不同应用经济学分支领域的专家，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担任政府顾问和咨询工作；同时它们就发展问题也举办了一些专题讨论，定期和不定期地出版统计公报和各种发展文献。同样也是在这段时期，许多欧美国家的国内问题专家改弦更张，以发展经济学家的名义出现，发展经济学开始成为热点学科并进入了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表。从此，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和理论观点相继被提出，发展经济学也就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西方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二、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演进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繁荣与大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根据现代经济学的体系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历，构造了各种理论模式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落后的原因，并筹划经济发展的战略。在这段时期影响较大的发展经济学家及理论主要有：W.阿瑟·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保尔·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平衡增长理论、拉·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W.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以及以劳尔·普雷维什（R.Prebisch）为代表的拉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以市场价格机制运作为理论核心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价格运作机制严重扭曲，社会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人们作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均不符合“经济人”逻辑。因此，价格的变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很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指望市场价格机制对之进行自动调节，而需要借助于国家干预或计划，来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进和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这一调整的实质就是实现工业化，即从一个以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稀缺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积累是加速发展的关键。总之，此时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比较明确：（1）反对单一的新古典主义传统，倡导双元经济学并存，即经济学至少可以划分为发达国家经济学（以新古典主义或新古典综合理论为基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学。（2）注重结构主义分析，主张工业化、计划化和（物质）资本积累。（3）强调内向发展战略，主张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实行贸易保护政策。（4）试图建立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适用的宏大发展理论体系。在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行依靠计划化、国有化和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等，来加速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其实践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却在经济运行中遭遇着种种困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对外经济比较开放、注意发挥市场作用、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东南亚地区），却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快的进步。面对这种情况，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尤其是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大都不再像前一段时期意气风发，而是以一种平静的态度反思早期发展理论，并在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和转变。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美国的西奥多·舒尔茨（T.Schultze）、哈伯勒（G.Haberler）、哈伯格（A.C.Harberger）、迈耶（G.M.Meier）、缅甸的明特（HlaMyint）、巴西的富尔塔多（T.Furtado）以及其他一些依附论学者。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和特点可以归纳如下：（1）关于经济发展目标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许多学者强调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多维的，除了收入水平增长以外，还应增加消灭贫困、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和减少失业等内容。世界银行还提出了伴随增长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withgrowth）计划，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满足基本人类需要（tomeetbasichumanneeds）战略，还有不少文献强调乡村发展。（2）对农业的偏见得到纠正，开始重视农村发展。在这一时期，许多学者强调发展目标的多元化，把消除贫困作为发展目标之一，而农村则是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因此，农业与农村发展不仅能为加速工业化提供劳动和资本而具有工具价值，而且本身也是发展目标。（3）对经济计划化得失进行评估，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实践与经济计划化的预期目标相差甚远，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指责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无所不包的计划，认为计划失败和不适当的政府干预是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和经济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他们相信市场机制不仅在发达国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同样有效率的。如果不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而夸大价格扭曲和市场失效，则必将出现“政策引致的扭曲”和“非市场失效”。总之，这一时期开始十分重视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出现了新古典主义复兴（Neo-classicalResurgence）。（4）重新强调外贸、外资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提倡外向型发展战略。
60年代后期，以哈伯勒、钱纳里（H.Chenery）和斯特劳特（A.M.Strout）等为代表的的学者，开始重视论证自由贸易和利用外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积极主张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5）社会项目评估理论与方法的兴起。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的发展经济学家主要是哈伯格。他根据现代福利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设，建立了经济发展中社会项目评估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如何解决度量外汇、资本和劳动的机会成本以及如何计算社会贴现率的方法等。（6）激进主义的出现和依附理论家的革命。当诸多发展经济学家将经济发展看成是“原始落后”状况的内部问题时，以巴兰（P.Baran）、弗兰克（A.G.Frank）、阿明（S.Amin）等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则强调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来自外部因素。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以及发达国家制订的各种经济政策的制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是一种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既定的国际贸易格局由发达国家控制形成。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由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和依附于这些中心的国家构成，中心的发展造成了的不发展，并使国依附于中心。总之，由于激进主义和依附理论的兴起，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处境以及经济发展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新古典主义复兴”在发展经济学中逐渐形成主流，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几乎渗透到了所有的发展研究领域，新古典主义思想已经完全贯彻到了“正统”发展经济学之中，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特征。面对这一局面，发展经济学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许多人对发展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了怀疑，并作出了发展经济学已经“衰落”、“走下坡路”、“进入收益递减阶段”，甚至即将“死亡”的悲观诊断。自8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新古典主义思想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继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的加入，发展经济理论的研究一方面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不同发展学说又趋于融合。现在，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学科，不仅存在，而且还相当活跃。在西方，发展研究出现了若干明显的新趋向，大致可以归纳如下：第一，在理论研究上，以结构研究为主转向以组织和政策研究为主;从一般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研究。第二，重新强调非经济因素的分析，特别是关于制度因素的分析成为发展研究领域的关注热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科斯（R.Coase）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崛起，并开始广泛引入发展领域，这就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作为经济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并运用新古典主义供求分析法，探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障碍，以及克服制度障碍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案和思路，从而逐渐形成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第三，从全球角度考虑发展问题。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日益增加，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增强，发展问题实际上已超出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范围。例如，以英特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金融风暴在地区间的扩散，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求发展经济学应成为一门研究全球性共同问题的经济学。第四，不同学派之间出现了交融发展的趋势。例如，在各种学派交融的综合发展之中，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开始显示出强劲的解释力，于是制度分析、交易成本分析、公共选择分析、寻租分析和新古典分析相结合，从而使人们更深入地认识不发达社会经济结构呈僵化和刚性的实质和原因。再如，新增长理论骤然兴起，并表现出与发展研究相溶合的趋势。第六，对发展含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迪亚·森（A.Sen）在80年代初提出了一种评价发展的新方法，根据他的思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了人类发展（HumanDevelopment）概念，认为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的发展，发展的进程应该为人们创造一种有益的环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和集体地去发挥他们的全部潜力，不断扩大他们的选择范围。从1990年起，世界人类发展报告每年发行一期。由于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开始直接影响和制约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的经济增长，故从90年代开始，西方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无一例外地增加了新的一章，专门论述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新经济地理学篇4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比较；方法论
自克鲁格曼(Krugman，1991a)将空间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etal，1977)的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的开山之作，提出“核心一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以来，关于空间的经济研究得以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并随着藤田等(Fujitaetal.，1999)、鲍德温等(Baldwinetal.，2003)对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新经济地理学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导致学科的快速发展。
但是，围绕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争论和讨论却始终未曾停止过，这些争论包括：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以及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分野、空间区位问题为何一直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等(顾朝林等，2002；朱华友等，2003；刘安国等，2005)。本文主要围绕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交流、传播、研究和应用。
一、从经济地理学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地理学科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学术界亦称空间经济学(SpatialEconomics)或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Economics)，就其学科的本质特征而言，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尽管对于“空间”这一研究对象，经济学有着与地理学同样的目标和学术兴趣，但是它们在学术规范、学科范式、理论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却远远大于共同点。为此，有必要探讨这两个学科对同一对象——“空间”进行研究时的差别。
经济学虽然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但它本身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研究的是社会经济中消费者、厂商、市场以及政府等主体的经济行为，仅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范式较为接近于自然科学，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门“科学”。经济学建立了一套本学科的学术规范：需求、供给、价格、市场均衡等，围绕这些概念，经济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
而地理学则是另外一门几乎完全不同的学科，它是一个将“地理”因素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尽管地理学也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学科中是被当作“自然现象”来加以处理和研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学研究的经济行为与地貌、海洋等自然现象并无不同之处。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但在传统的经济地理学领域，这种实证主义更准确地说是经验主义的，它主要依赖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的地理现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则直接来源于空间科学和区域地理学。
当经济学关注空间现象时，它与地理学的差别更为明显。经济学研究空间现象，更多关注的是与空间现象相联系的消费者、厂商等市场主体的行为在空间上的表现。尽管早期的古典区位理论更多从市场主体的外生因素(变量)分析空间经济现象，而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则从市场主体的内生因素(变量)来分析空间经济现象，并为此建立了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加以表述，以便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经济学的理论规范。
至此，有必要探讨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名称。前已述及，新经济地理学本质上属于经济学科，也有的学者主张称之为“地理经济学”，正如布鲁克曼等(Brakmanetal.，2001)所说，“我们宁愿选择地理经济学这个术语而不选择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原因，是该学科力图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经济学，而不是把更多的经济因素引入地理学。”“我们不使用新经济地理学这个术语，不仅是因为‘新’这个标签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不可避免地过时，而且还因为这个术语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术语暗示该理论是由经济地理学而来。但这不是事实，实际上，地理经济学牢固地根植于国际经济学、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无疑这一评说是中肯的，但地理经济学这一名称仍然存在缺陷。因为经济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与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在经济学中，地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空间，而且是没有区域特征的空间，用于经济分析中，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和特征的位置(区位)而已。因此，经济学更感兴趣的是中性的空间，当空间不具备中性特征时，还必须煞费苦心地加以技术处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设的“等距圆”、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经济”等，以便空间更好地作为一个纯粹的因素进入理论模型。而地理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则更多等同于“区域”的概念，这是整个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地理学区别于相关学科的标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说是区域因素，总是被关注的核心，而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地形、地貌、交通、生产、城市、人口等，这些内容总是被当作预先给定的外生条件而存在，地理学研究这些内容的分布规律，揭示这些分布规律背后的机制。
因此，我们说，尽管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术语最为人们所熟知，但它却是最不能反映学科特征的一个术语。因为，它听起来更像地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考虑到地理学大家庭中还有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甚至经济地理学在70年代经历过一次革命，同样诞生了极具地理学科特色的“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就更加容易引起学科术语上的混乱了。而对于地理经济学这一术语，虽然比起新经济地理学具有明显的优点，但同样存在不足。因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地理学中的内容丰富的、外生给定的“区域”。因此，关于新经济地理学这一学科的较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本学科同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间经济学”，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样。作为别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因为由克鲁格曼最早提出，从而被人们广为知晓，但笔者认为，这一术语在使用时，最好标明“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
二、从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关于空间、区位等长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从发展历史看，经济学长期以来也有着关注空间区位的传统，从经济学的先驱到近代经济学的大师，无不对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区位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区域、空间、区位等概念却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外，只有德国的经济学研究一直坚持不懈地探讨区位的经济含义，长期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先驱包括了杜能(Thunen，1826)、韦伯(We
转贴于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国传统区位理论在全球广为传播后，一批欧美经济学家为此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区域经济学大师艾萨德(Isard，1956)。
所有这些理论构成了经济学中称之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常被称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显然他们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受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约束、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学科范式和分析工具。这些学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而这些假设条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过预先给定的外部条件来研究区位和空间现象，在这些给定外生变量的条件下，研究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和决策。这一理论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虽然期间众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诸如艾萨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尔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这一学科的学术水准一直未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在经济学大家庭中的边缘地位也未能得到彻底改变。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命：在产业组织研究领域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消费决策和厂商定价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兹提出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清楚而简洁地表达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优点是容易应用，以至于将该模型用于分析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作为与贸易理论关联的空间和区位理论，应用该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产生的“核心一边缘”模型以及由此扩展的城市经济模型、国际生产模型、经济增长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构成了空间经济学完整、规范的标准体系，从而建立起空间经济学的学科范式。此后，围绕这些模型和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细化成为空间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界相当活跃的学术活动。
与传统的新古典区位理论相比，空间经济学注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活力，具备了现代经济学的特点和条件：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等，形成的理论模型也具有内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赖外生变量的给定，通过内生经济变量的变化，有效解释空间经济现象的演变，这是空间经济学与传统新古典区位理论的最大区别，也是关于空间、区位的经济学研究最新的理论进步。
三、从边缘学科到主流经济学：兼论经济学方法论
从古典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同时也使得关于区域、空间、区位的经济分析从此步入主流经济学的圣地，并且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异常活跃的领域。但围绕古典区位理论长期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以至于众多学者感到疑惑的是，区位作为现实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为什么经济学却长期视而不见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疑惑可以从经济学方法论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社会科学，更准确地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一门学科。因此，凡是能用“经济人”的行为来解释的经济现象，对于经济学来说就是合适的研究对象，除此之外，经济学不感兴趣。从这个逻辑出发，区位经济现象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用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语言来描述和分析的。
早期古典区位理论发展时期，当外生变量给定的条件下，研究特定区域的区位选择问题，这只是一个应用决策问题。因为缺少必要的分析工具，根据消费和生产的决策行为，无法给出区位选择的圆满解释。因此，经济学拒绝将区位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也就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当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收益递增的市场均衡和决策获得了新的分析工具，并且能有效地用于分析空间经济现象，从而构筑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用内生变量解释空间集聚或扩散，或更准确地说解释消费者和厂商的决策行为时，空间经济学才取得了登入主流经济学殿堂的通行证。因此，我们可以更一般地说，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受到分析工具的约束。没有理想的分析工具，即使是极具重要意义的经济现象，经济学也会拒绝其进入自身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而宁愿将其交给应用学科去研究，这也是经济学作为一个成熟理论学科的必然选择。
新经济地理学篇5
关键词：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分析研究
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来源于社会网络分析，学术的传承涵盖了不同的知识领域，新经济社会学通过经济的方法来对社会进行研究，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人。社会人是在经济问题逐渐复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在社会生活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有利依据，避免了人们一味追求利益而在经济社会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新经济社会学主要通过网络理论研究及组织理论研究来研究社会发展趋向，在连接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中期，但是社会经济学以一门学科的形式出现是在20世纪初，通过学者们的研究与讨论而形成。西方的新经济社会学不能够把离散的经验研究成果有效地结合起来，只是一味地注重经验研究。伴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复杂性逐渐表现出来，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主要从研究社会方面对经济学进行扩展。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理论以及方法来探索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一个新生的学术流派，许多特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学。新经济社会学伴随格林兰诺维特发表的标志性论文“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同时诞生，主要是指用组织理论、网络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社会学取向。新经济社会学得以迅速地发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学科之间的融合趋势是分不开的，新经济社会学的逐渐兴盛是结合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多门研究成果。当今社会，教育、婚姻、犯罪等领域逐渐受到人们关注，许多领域的研究导致研究者忽视了基本概念，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使研究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分歧，新社会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核心的主题上，关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还没有受到人们高度重视。这种现象表明，我们还有大量的研究要去做，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要不断吸收与借鉴政治、文化等学科的思想，为了主题研究获取全新的发展动力。尽管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学术兴趣与研究视角，所持观点也各不相同，但是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势必会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新经济社会学所研究的领域
1.网络领域研究。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网络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到社会网络中的。网络理论分析认为，个人的行为与决策是与社会情境融合在一起的，必须用嵌入来说明社会现实与个人行动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并且针对行动者的真实行为背景进行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怀特在新经济社会学中最早运用网络方法，通过网络方法的运用对市场进行研究，了解信任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经济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新制度经济学紧急运用效用理论来对制度的形成进行分析，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结构才是理解现存制度的关键。格拉诺维特研究了信息网络在人们寻找工作时的有效应用，并在最新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即使大多经济互动都发生在网络中，但经济制度的推动力是不同的，经济制度的形成由网络促进，经济制度只要成型，就会存在于单一的制度模式中。2.市场研究。新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主要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理论的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商品及劳动的交换，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都是未来获得高效的产出而形成的，市场才是真正的资源配置方式。网络学派认为，市场的结构是为了效率而构建的，市场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改进市场效益。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关于市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著作，包含了金融市场、劳动市场等多个领域。新经济社会学对金融市场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也渗透在市场中，并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表现在对证券交易所产生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网络在市场中的作用，所以，对经济市场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的洞察力比较欠缺，对劳动市场的研究分析过程中，参与研究者估价了分层理论，挖掘出位于表面之后的机制，并且对百姓收入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3.文化领域研究。在20世纪中期，就有一批文化人对经济生活进行了研究，最终文化研究能够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还要归功于扎利泽等人把研究方法代入到经济社会学的领域。扎利泽等人反对经济社会学把所有都归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网络，反对只用文化术语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随着对价值观的关注，在其中融入了定性的历史资料，所以给新经济社会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许多学者认为，文化因素存在于经济行为当中，在市场研究中如果不考虑到文化，这样的研究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在新经济社会学中运用文化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未来的发展还不够清楚。但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过程中引入一定的文化因素，并且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借鉴，是毫无疑问的。即使新经济社会学在国外的学术界中掀起浪潮，但是在我国，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界对新经济社会学还很模糊。我国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新经济社会学的观点对分析变革时期的经济现象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新经济社会学对社会研究领域有了重新的界定，在构建理论时持有独特的方法，对我国社会学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4.组织理论研究。组织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经济社会学对组织的关注主要体现在盈利方面，新组织社会学越来越著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组织理论一直关注经济组织，在工业社会学领域衰落期间，美国的组织理论吸收了工业社会学的许多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组织的理论都是对可用资源依赖理论、交易理论。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关于经济组织的社会学问题：经济组织与个体之间都受到社会关系网的限制，企业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不能够通过规范的经济交易来达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关系网来完成的，企业内部的制度也会被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所取代。社会学所关注的重点是企业间合作所运用的非正式关系，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同样会促进各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易行为的产生。在企业内部，员工的晋升、部门间的协作甚至企业中冲突的协调都会运用到非正式的社会关系。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1.市场过渡理论研究。关于市场过渡理论，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假定，首先是以中央集权化科层指令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协作体系，其次是以供需关系来主宰价格定位、货币与所有权为特征的市场协调体系。维克多尼针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可以把社会市场经济改革制度看成是一个过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过渡的重要后果是领导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在集权化科层的协助下，领导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交易的降低成本造成捷径，由于权力向买卖双方转变，所以，人力资本随着过渡的实施会获得更高的收益。在我国，这种过渡进程不会是单向的，尽管这样，仍然会出现局部改革的现象。在过渡时期的中间阶段，指令协作与市场协调相互共存，领导的权力依然存在一定的作用。市场过渡理论的研究表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关于交易模式、所有权等与市场经济不符合的东西，都可以被视为过渡性表现。2.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意识与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文化的地方性根源等几个方面的差异造成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状况，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市场及地方调节的因素对其进行了揭示，地方协调的角色至关重要，地方内部社会资源的管理不遵循理性的相关规则。为了达到目的，社会上的子系统会做出一定的让步，地方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市场竞争的原则。在我国，不会走西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道路，而发展模式的变化会随着地方性力量的强弱而不断改变。地方性协调的构建基础是当地的关系网，主要表现在家族亲属之间，指令的侧重点会以地方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取向，对于关系网的存在，将伴随着机会结构而不平等地分布。
四、结语
新经济社会学者把市场当作社会结构，对于市场构建的基本机制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人认为是网络机制，有人认为是制度机制，新社会经济学的诞生使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微观上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把社会网路正确地引进到经济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有效地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行补充，为社会关系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能性。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推动了社会学与经济学在当代经济社会中的融合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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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地理学篇6
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克鲁格曼确实在国际金融领域做出了一定贡献,尤其是提出了著名的汇率目标区理论,但他获奖的直接原因是其在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所创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基础,出现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理论贡献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在克鲁格曼看来,这一系列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可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出现的新产业组织理论,构建了分析产业组织与结构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第二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所出现的新贸易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新增长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第四次浪潮则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所出现的新经济地理学,试图根据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对经济的空间结构做出新的解释。克鲁格曼本人既是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缔造者,又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领军人物。
克鲁格曼对经济学的突破性理论贡献之一是创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处,在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之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因此,贸易应在资源禀赋差异最大的国家间发生,例如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而欠发达国家出口农产品。然而自二战以来,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却并不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而是在要素禀赋极为相似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同时,大量的贸易不是在不同行业之间发生,而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导致一个国家可能既出口汽车也进口汽车。这些事实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
克鲁格曼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格局(1980年)等论文中所提出的规模经济理论是对李嘉图传统的背离。该理论认为,即使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是产生贸易的原因。尤其是产业内贸易使得专业化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并进而导致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样化。虽然历史上也曾有经济学家认识到规模经济是导致贸易发生的原因之一,但他们没有将这种思想模型化并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克鲁格曼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迪克西特—斯蒂恪利茨所构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拓展应用于具有可分性产品的国际贸易领域,从而构建了一个不仅是全新的,而且是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模型。
克鲁格曼认为,新贸易理论模型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因为,当交换基础是各种要素的禀赋差异时,开放贸易会有损于双方中某一方的利益;但如果交换是以规模收入递增为基础,贸易开放就会对双方均有利。
克鲁格曼的另一突破性理论贡献是多年来致力于经济地理学的复兴研究,创建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他最早对新经济地理学思想进行的系统阐述见于1991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这一论文中,并在随后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中进行了深入探讨。克鲁格曼认为,以前主流经济学由于缺乏分析“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工具,导致空间问题长期被排斥在外,现在,由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分析工具的发展,可望将空间问题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范畴。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报酬递增规律如何影响产业的空间集聚,即市场和地理之间的相互联系上。他的基本观点是,规模经济与下降的运输成本相结合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以及为什么相似的经济活动集聚在相同区位。克鲁格曼曾运用“中心—”模型分析一国内部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在该模型中,处于中心的是制造业地区,是农业地区,区位因素取决于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相互影响。假设工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生产活动将趋向于空间集聚。
克鲁格曼还通过重新诠释马歇尔关于外部经济性的观点进一步论述了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在他看来,产业地方化现象产生于基本要素、中间投入品和技术的使用等供应方面的外部经济性,具体而言分别是:1、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即来自同一地方、同一行业的许多企业的聚集能集中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帮助企业克服种种不确定性。2、中间投入品效应。一种产业长期集聚于一地可以吸引许多提供特定投入和专业化服务的供应商,使之逐渐成为地区的生产中心。3、技术“外溢”效应。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信息在地区内部更易流动和获得,因而聚集在一个地区内的企业更易获得正的外部性效应。
克鲁格曼认为,报酬递增同时以规模经济和正的外部性方式出现,在产业集聚的形成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前者使产业在特定区域集中,后者使不同企业和相关产业集中,造成地区专业化,这样,产业的空间集聚和区域专业化就成为克鲁格曼运用报酬递增原理来分析产业集聚现象的两大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