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著作论文篇1
早在50年代，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根据多年的实践和研究，写下了《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指出地方文献是指有关本地方的一切资料，表现于各种记载形式的，如：图书、杂志、报纸、图片、照片、画片、唱片、拓本、表格、传单、票据、文告、手稿、印模、簿籍等等。并进一步指出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史料、地方人物与著述、地方出版物三部分（即通常所称的地方文献广义概念），较早归纳出地方文献的定义，界定地方文献的范围。
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界又兴起对地方文献的讨论，并对地方文献的定义、范围，形成一种新的观点。如认为地方文献是反映特定区域内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以及群体活动方式的记录，凡在内容上涉及该区域并具有一定价值的软文化，均属地方文献；地方文献是指内容上带有地方性，同时具有重复使用价值的文献（即通常所称的地方文献狭义概念）；认为地方文献就是以出版物的内容是否具有地方特色作为划分的唯一标准，也就是将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排除出地方文献的范围。影响所及，一些图书馆也对其地方文献收藏范围进行修改，将大量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剔除出地方文献专藏。有的图书馆则将地方人士著述局限在古代人物、著名人物的著作。
地方文献是否应包括地方人士著述，我认为，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从理论的角度考虑，地方文献的定义仅强调内容上的区域性，似欠全面。一种文献的地方特征，既可从内容体现，也同样能从著者、出版地反映。正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合编的《目录学概论》一书对“地方文献”的论述所指出：“地方史料取决于著作内容的地方特点，地方人士著作取决于作者的籍贯，地方出版物取决于著作的雕印、出版的地点。”我们知道，大量地方人士著述内容描述的对象可能并非特定的区域，但由于著者本人的地方属性，因而其著述自然而然地带有其地方的特色，并构成特定区域文化史或学术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试以近现代广东史学发展史为例，近代广东得风气之先，史学研究成就斐然，名家辈出，有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的梁启超，有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的陈寅恪，有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等的陈垣，有著《明代两税税目》、《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等的梁方仲，有著《元和姓纂四校记》、《西周社会制度问题》、《隋唐史》、《突厥集史》等的岑仲勉，还有刘节、陈序经、朱杰勤、戴裔煊等，这些广东史学大师的著述，内容上甚少论及广东，但由于作者籍属广东（或客寓广东），因而其著述自然成为广东这一特定区域的一种社会现象，构成近代广东史学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撇开这些著述，近代广东史学就成了一具空壳，了解和研究将无从谈起。
同时，从地方人物研究角度来看，狭义论者亦重视区域人物的记载，认为表述他们一生事迹的传记、传略、评传、年谱等，是研究一个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文献。然而，研究区域人物最重要、最原始的资料，并不是他们的传记或年谱，而是他们的著述。离开《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将无从研究康有为政治思想的底蕴；撇开《长河浪花集》、《长街灯语》、《花蜜与蜂刺》、《秋林红果》等，亦无从领略秦牧作为一代散文大师的风采。
其次，从实际工作方面考虑。狭义论者认为地方文献收藏地方人士著述，会引起实际工作的混乱。我觉得这倒不一定，关键是根据地方文献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分类、排架体系。以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专藏为例，其建国前文献，根据杜定友先生制定的分类法，将其分为地方史料、粤人著述、广版图书三大部分，再分别按文献的内容类别、著者及出版的年代先后分类排架，显得门类清楚，井然有序，并没有混乱或不协调之感。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这种分类法存在着一些不足，但它从地方文献的内容、著者、出版地等方面考虑，进行图书分编，对我们今天分编新的地方文献不无启发意义。如果我们能根据地方文献的特性，在《中图法》的基础上，再做适当的变通，那么，所谓的“混乱”和“不协调”，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在实际使用上，粤人著述也在岭南文化史、岭南文学史、岭南学术史以及岭南人物研究等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在编纂的《广东省志·学术志》、《岭南文化通志》以及有关张九龄、陈白沙、湛若水、屈大钧、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孙中山等岭南人物研究的成果，正是从粤人著述中寻找到大量的原始资料。如果缺少粤人著述，该馆地方文献专藏无疑将逊色不少。
由此可见，地方人士著述能直接反映特定区域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以及地方人物思想、活动的脉络，是地方文献不可或缺的部分。
至于有的论者将地方人士著述局限在古代人物、著名人物的著作，我认为也值得探讨。其一，古代地方人士著述，由于时代久远，存世稀少，征集困难，认真重点收集固然正确。但现代地方人士著述由于相对年代较近，存世较多，搜集也较容易，却不作认真收藏，则令人费解。今天垂手可得的文献，若不留意搜集，就会失之交臂，等到若干年代后变得稀有，再来作为重点搜集，其效果如何，不难想象。其实，地方人士著述的古与今，是相对的，随着时间推移，“今”也将变成“古”，作为肩负长期保存地方历史文献的图书馆，若仅将重点放在古代著述上，是缺乏一种长远的眼光。
其二，以知名度作为地方人士著述取舍的标准，也不无片面。诚然，著名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大些，因而，他们的著述相对更富史料价值或学术价值。但是，具有史料价值或学术价值的地方人士著述，并非全部出自知名人物之笔。无名小辈写下颇具史料或学术价值的著述的情况，并不少见。更何况一个人的成名是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来判断的，若等到一个人成名时，才搜集其著述，那么他尚未成名时的有价值的著述往往因时间的推移而难以搜集，这样势必影响专藏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以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的广东作家作品专藏室为例，该专藏室做为广东地方文献的一部分，收藏了约4000种广东作家作品，其中大部分是近年出版的图书，但也有一部分是建国前出版的，这部分成了该专藏最珍贵的部分。例如欧阳山的《竹尺和铁锤》、《世界走得这样慢》、《莲蓉月》、《单眼虎》、《高乾大》、《饥寒人》，黄药眠的《桂林底撤退》，黄秋耘的《浮沉》、《二伯父恩仇记》，楼栖的《反刍集》、《鸳鸯子》等等，这些作品现在已难以再搜集，大多连作者自己都没保存，有的甚至已遗忘了。这些著述无疑是研究广东文学发展史和广东作家生平创作活动的重要史料。而这一切完全得益于该馆长期努力细致全面搜罗地方人士著述的做法。因为这些著作的作者在当时大多是尚未成名的文学青年，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已成了今天广东文坛的著名人物，如果我们等到今天才重视搜集他们的著述，那么时间稍早的版本，将无法找到，从而影响到专藏的系统性。
在论及“地方人士著述”的时候，还有两个问题必须加以注意：
第一，祖籍和客籍关系问题。这包括三种类型：其一，祖籍本地且居留本地者。这纯属本地地方人士，不必赘述。其二，祖籍外地但居留本地者。这些人祖籍外地，但长期在本地工作、生活，其活动与居留地的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影响直接，因而其著述也应视为“地方人士著述”认真收藏。如
清代朴学家、两广总督阮元（江苏仪征人）、中山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陈寅恪（江西修水人）等。其三，祖籍本地但居留外地者。这些人长期生活在外地，一般来说与本地社会发展的关系不很直接，但从人物研究的角度考虑，其著述也有收藏的必要。例如，当代著名学者陈垣（史学家）、钟敬文（民俗学家）、陈原（语言学家）、梅益（出版家）等等，他们的著作对研究这些广东籍人物思想和活动十分重要。因此，对祖籍隶属本地而长期寓居外地的人士的著述，不可忽视。第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关系问题。如上所述，地方人士著述能反映特定区域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以及地方人物思想、活动的脉络。而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应既体现于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也同样蕴存于自然科学的著作之中；地方人物应既包括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也应包括科学家。假如广东地方文献中没有邓植仪（土壤学家）、丁颖（水稻学家）、陈焕镛（植物学家）、沈鹏飞（林学家）、梁伯强（病理学家）等的著述，那么，研究近代广东省自然科学发展史以及这些近代广东杰出科学家的生平、学术思想将无从谈起。因此在搜集地方人士著述时，应避免注重社会科学，忽视自然科学的倾向。
最后，再就“地方人士著述”的搜集方法、步骤提出一点建议。毫无疑问，在地方文献搜集过程中，“地方人士著述”是最难把握的。因为，“地方出版物”可以从书的出版机构一目了然。同样，“地方史料”也比较容易从书的内容来判断。然而，“地方人士著述”除非是著名人物的著作，否则，很难一下子从书本上确定作者是否属地方人士。因此，应借助有关的艺文志、人物辞典、人名录、高校名录以及团体、学会名册等，建立一套比较完整、查检方便的地方人士档案检索系统，以便搜集“地方人士著述”时查该。此外，在搜集的步骤上，应在立足全面、系统的前提下，先著名、后一般，先容易、后困难，有重点、分阶段地进行搜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持之以恒，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人士著述”的收藏将会日臻丰富和系统。
根据图书馆藏书建设理论的系统性原则和实用性原则，我认为作为公共图书馆藏书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文献专藏，当努力以丰富、系统、全面的地方文献，为读者了解或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或现状的各个方面，提供优良的服务，这是地方文献工作的最终目的，而认真界定地方文献收藏范围，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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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骆伟.论地方文献.广东图书馆学刊，1988（3）
3．韩朴.关于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基本理论的几点探索.图书馆学刊，1989（2）
4．刘子明.论地方文献的概念.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1（3）
文学著作论文篇2
[关键词]档案；著作权；保护
[作者简介]员宁敏，广西大学校长办公室副研究馆员，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G64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4－0137－03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指申请研究生学位的学生(硕士、博士)，为获得不同级别学位资格，在导师的指导下，运用所学理论，结合科研实践活动，经过大量的创造性思维劳动撰写的学术研究论文。研究生学位论文档案是指在学位申请活动中所形成的档案材料，包括学位申请书、答辩通过的学位论文以及论文开题、评审、答辩等材料。研究生学位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情报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对这一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开发利用过程中，也面临着如何使研究生学位论文档案得到有效的利用，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服务，同时又确保其著作权不受到侵犯的问题。探索研究生学位论文归档管理的有效途径，已成为档案管理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一、研究生学位论文档案著作权内容
著作权指公民、法人或非法人单位依法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的专有权利。研究生学位论文档案一经形成，便包含了作者的人身权与财产权。
(一)研究生学位论文著作人身权。研究生学位论文著作人身权是与作者人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权利。具体有以下几种：(1)发表权。即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或著作权人对尚未公开的档案有权决定是否将其公之于众的权利。(2)署名权。即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在学位论文档案上署名的权利。署名权具有永久性，作者终生享有，不因作者生命的终结而取消，不因著作财产权的转让和继承而发生变化。(3)完整权。即任何人不得违反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的意愿，对档案内容进行歪曲、篡改、断章取义等实质性的变更。
(二)研究生学位论文著作财产权。研究生学位论文著作财产权分为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具体包括：以复制、发行、出租、展览、表演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权利，以及许可他人以上述方式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
二、研究生学位论文档案的著作权归属
确定著作权人，即谁依法享有著作权，是保护著作权的重要前提。《著作权法》第九条规定：著作权人是指创作作品的作者和依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完成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其著作权人也因此而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著作权完全归论文作者享有。《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如果从论文的开题、构思、写作、修改到最后定稿，主要由学生本人完成，其论文的来源既不是导师的科研项目，也不是学校安排的科研任务，并且论文内容的获得没有主要利用学校的物质条件，指导教师虽然也给予指导、修改，但没有参加直接创作，这种情况下学生是《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人。
(二)研究生学位论文的作者仅享有部分著作权(如论文的署名权)，其他著作权归学校所有。《著作权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造的作品是职务作品。其第二款规定：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为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
研究生参加由学校主持，指导教师承担的各类科研项目，许多科研成果便成为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在这种情况下，从论文的选题到创作思路及最后定稿均由指导教师完成，凝聚着导师大量心血，不仅是由所在高校主持并承担全部责任和风险，而且还完全利用学校的各种物质条件、技术条件完成，利用了学校的资源(实验设备、图书资料等)，研究生学位论文只是实现对该项目研究过程和智力活动的真实记录，是反映科研项目成果的载体。教育部《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第九条规定：由高等学校主持、代表高等学校意志创作、并由高等学校承担责任的作品为高等学校法人作品，其著作权由高等学校享有。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不具备著作权人的条件，不能成为权利主体，法定著作权人是该生所在的高等学校。
(三)在职申请学位人员只享有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所在单位享有。《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在高等学校学习、进修或者开展合作项目研究的学生、研究人员，在校期间参与导师承担的本校研究课题或者承担学校安排的任务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及其他技术成果。除另有协议外，应当归高等学校享有或持有。一般情况下，这类人在攻读学位其间开展的研究往往与实际工作相联系，在履行工作职责的同时，利用工作单位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完成研究工作，其研究当属于职务作品。
三、研究生学位论文档案的合法使用
研究生学位论文档案的利用从法律角度审视可分为合法使用与非法使用。档案的合法利用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学位论文档案管理部门在开发利用工作中，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侵权行为，必须准确理解著作权合法使用的范围、界限、条件等，在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合法使用研究生学位论文。
(一)超过著作权保护期限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档案的开发利用情况。我国《著作权法》对一般作品的作者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的完整权实行永久保护，而对作者发表权与复制权、获酬权等财产权的保护期限为作者有生之年及死后50年。已经超过著作权保护期限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档案，除人身权永远属于作者外，可不经作者授权，不付报酬地查阅、复制或在网络上传播等自由利用。
(二)著作权保护期内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档案的开发利用情况。这里就有一个合理使用的问题。所谓合理使用，是指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他人可以不必征得著作权人的许可或同意，不向其支付报酬。基于正当目的而使用他人著作权作品的合法行为。合理使用规定了三个必备条件：第一，仅适用于已发表的作品，未发表的作品不属于合理使用范围。第二，合理使用的目的仅限于个人学习、研究、欣赏或为教学、科研、公共文化利益等12种利用情况。第三，合理使用的“量”必须有严格限制，只能“少量”或“适当”，否则视为侵权行为。
(三)无论著作权保护期是否超期。合理使用的方式必须合法。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人身权等其他权利，并且必须注明作者姓名、作品名
称。已存档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有相当部分是未发表作品，按《著作权法》的规定不属于合理使用的范围。笔者认为，之所以这样规定，主要从未发表作品不具有公示性的方面考虑，但是制订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对著作权行使的限制，界定是否合理使用的关键在于使用作品的目的，高校作为非赢利目的使用者，应充分享受著作权这一立法实质，应将这一宝贵的资源纳入合理使用范围。
三、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及法律责任
所谓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是指既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又无法律认可，擅自对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行使作者或者其他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使权利人合法利益受到损害的违法行为。研究生学位论文档案利用过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侵犯著作权人权益的法律事实的发生。
学位论文档案管理部门在利用活动中容易发生的侵权行为有：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以各种方式(包括网络传播)公布学位论文档案，侵犯了著作权人享有的公布权；改变作者的署名方式，对作品内容进行歪曲、修改，侵犯了著作权人享有的署名权；以合理使用为名，利用保管作品档案的便利条件大量复制学位论文档案并赢利，侵犯了著作权人享有的复制权；擅自对学位论文档案进行编辑、出版、发行，侵犯了著作权人享有的出版、发行权。在赢利模式下未经著作权人授权，未支付其著作权人报酬使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学位论文，侵犯了著作权人的财产权。
用户在利用学位论文档案中容易发生的侵权行为有：以合理使用为名，剽窃、抄袭他人学位论文档案；以合理使用为名，蓄意歪曲、篡改、下载他人作品的名称、内容等；擅自将未公布的学位论文档案公布；超出合理使用权限等侵权行为。
《著作权法》第五章对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及法律责任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根据侵权的严重程度，对作品档案的侵权分为一般侵权和以赢利为目的侵权两种。侵权行为不严重的，侵权人应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侵权行为较严重的或以赢利为目的的侵权行为，除承担上述民事责任外，可给予没收非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文学著作论文篇3
当人文科学和文学意义处于僵化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伦理遮蔽之中时，人们开始重新询问艺术本体存在的意义，而要抵达艺术本体意义的深层，则必须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学方法论不仅可以通过科学的名义使僵化意识和保守心态无可责难，而且可以追踪世界最新的思维方法--尽管是自然科学方法。这样，中国学术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现了用自然科学方法全面而整体性地进入人文研究领域的现象，并持续了相当的时间。这一学术史的新现象值得学界认真审理。
一新方法论的引入与人文科学视野拓展
80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的"主体性"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论"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空前凸显。美学界李泽厚的"积淀说"，文论界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的杂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新思想出现的信号，即对新方法论的要求成为打开人文社会科学新思维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们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方法论与本体论具有价值同一性。本体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达本体的中介。一定的本体论或世界观原则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本体论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或本体论。于是，方法论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前奏出现在中国人文科学界。其后，几部重要的科学方法论的著作的陆续出版，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运动有重要的借鉴和提升作用。这些著作有：《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楼著《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陈衡编著《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赵壁如主编《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译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3）。尤其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更是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到达"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向人文科学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学方法论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们一再质疑--尽管也有在鲁迅《阿Q正传》研究方面用系统论比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来，科学方法论在对艺术本质的思考产生强大冲击力的同时，人们所用一套科学图解式的范畴大谈文学艺术：信息、反馈、系统、耗散等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望文生义地误读科学方法论亦不在少数。当科学方法论热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艺术本质、文学史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仍坚若磐石。当然，这不能怪科学方法论的无能，实在是它因越界而无法解答。科学并非万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这界限揭示出科学不是艺术，艺术世界既不想又不能变成科学世界。科学方法论可以在某些局部打开一个文艺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触角无法伸进文艺本体之中，艺术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思的源头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方法，女权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共时态地涌进了学界。人们在最初接受译著译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应，并诞生了一批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文艺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启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三部方法论的著作，在学界引起了重要的反响。如：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时，张卓民、康荣平编著《系统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文研究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新阐释层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现了，"思维空间"获得新的高度，"价值维度"得到重新观照，"主体精神"亦有了相当的发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方法渗入文艺研究方法中，在文艺时究领域出现了诸如整体、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叙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畴。艺术方法论也从摹仿论、功用论、表现论向形式论转化。文学研究方法告别了作为实现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狭窄的专业领域，在新世纪中唤醒了新的方法论意识，开始以一种更清醒更自觉的姿态寻找方法系统的建立。理论批评家争先恐后创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扩大文学研究的话语领域，从而诞生了一个个新的批评流派，跨入了文艺研究方法变革的时代。这时期，出版了多种关于文艺理论和其他学科方法论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汉宁编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鹏著《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西安：西安交通
大学出版社，1987），王春元、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赵吉惠著《历史学方法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编《现代科学方法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张余金编《科学方法论》，（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刘蔚华主编《方法论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法)迪尔凯姆(E.Durkheim)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美)威尔逊(Wilson,E.B.)著《科学研究方法论》，石大中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孙小礼著《科学方法论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孙世雄著《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和历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王鸿钧、孙宏安著《中国古代数学思想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书等主编《社会科学方法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见到，当代文论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艺术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借用现代哲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原型方法、语言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研究文论和文学史现象，学界出现了新观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方法翻新的表层，其深层正表露出这样的意向性：人们渴望通过新方法，去对不确定的生命过程加以意义界定，从而展示出人的现实处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保守的文化心态使真实的生命意义被遮蔽，人们只能通过新方法抵达反思的源头，通过语言的重新解释与已退隐的东西照面--通过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隐不彰的意义多元化地呈现出来。
进入90年代，方法论研究已经失去了80年代那种夺人的气势，而成为一种学理研究在不同学科中稳步地进行着。出版有：徐本顺、殷启正著《数学中的美学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陈嘉明著《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纳主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朱立元、程介未编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王锺陵著《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何国瑞著《文艺学方法论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现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盛钧平著《最新思维方法论》，（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论导论》，（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冯毓云著《文艺学与方法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陈保亚著《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898-1998》，（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郭晓川著《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刘明今著《方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等。不难看到，这些著作在各自层面上推进了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在整体构架和思路上远远高于80年代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整个文化艺术话语转型时期，运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心态、语码符号、意义增殖等问题，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但是我要说，话语转型时期的文艺方法研究，的确对门类繁多的文学现象加以多元多维的分析，然而作为一种崛起的当代文艺方法论思潮，再也没有80年代那种振聋发聩的力量了。
二当代中国文论方法论学术史的意义问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80年代的科学新方法仅仅具有敞开言路、推进新学的意义，而人文科学新方法尤其是与文艺本体关系密切的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释学、接受美学的精神，促使文艺方法论超越了科学方法论维度，开始重视西学人文科学方法论，进而使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型--以现代批评方法取代传统批评方法。现代批评方法本质上是对文学生产、作品结构、读者接受这一总体过程各环节的思维活动的评判。其思维方式构成了批评方法的内在结构，而四种连续的思维程度构成完整的辩证分析方法模式。第一个思维程序是准备，选择一个基本出发点，确定分析的原则，并在客观背景上考察对象的总体图景。第二个思维程序是近观和环视，即在中距离和近距离观察对象，细细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联系、含义和意义。第三个思维程序是潜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内部结构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结构、各要素组合的意义。第四个思维程序是领会本质，会通前三个程序而达到对作品的完整认识。这种新的综合，在螺旋式认识过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这意味着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是一个具有不同层面的结构。现代文艺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批评方法不再是单一的、零碎的，而成为吸收融合各门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法的一个有机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哲学一逻辑方法、一般批评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学一逻辑方法"，吸收当代哲学的精神资源，面对种种文艺现象，广泛采用归纳、演绎和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加以评论。其二，一般批评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读者和社会这四维关系中对其中某一维度进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如侧重作家心理和创作经验的研究，则产生文学社会研究、传记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论等；强调作品本体研究，则产生符号学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侧重读者接受研究，则有文艺现象学研究方法、文艺解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而注重社会文化研究，则有文学解构主义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乃至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书信日记"考辨法"--发现作家创作心态、创作规律、构思过程以及作家身世与主人公的"投射"关系等；细读法--通过细读发现作品字
句背后的"微言大义"；"评点法"--以只言片语对文中的关键点加以印象式的批评，或随点随评，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较法"--通过作品与同代作品比较，作品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品比较看出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社会统计法"--通过计算机计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关著作用词频律、关键字出现的次数和文字风格等；"文化场"--对文学背后的权力运作进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误读文化现象；"症候研究法"--通过文化症候分析比较值计算等精确方法，来规定、解释或描述某些文学现象。在我看来，哲学一逻辑方法更具有形而上学的气质，能在总体把握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但是容易空通话而脱离文艺的具体时间，出现作品阐释的失效。一般批评模式能够产生"片面的深刻"的效果，发现对象的独特性和另类型，但是逃不脱"深刻的片面"的窠臼；特殊研究法是微观研究法，其当代运用能体现文学研究不同侧重点、不同维度的批评个性。应该说，文学研究方法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演变的有机体，是探索文学艺术奥秘的中介形式，只有文艺本体论真正出场，才代表了当代中国文艺研究精神的自觉。
文学著作论文篇4
辞典是高浓缩、大容量、知识密集型的工具书。通观中国文学史，从建安七子、二十四友、山水田园诗派、豪放派、婉约派到公安派、性灵派，诸多文学团体和流派未必都能有一部自己的专派辞典，而“桐城派”则尤为显著。无论从作家群体、著作数量、诗文成就、文坛地位、绵延时间、地域，还是对后世影响来看，桐城派都应当有一部“专派辞典”，《桐城派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正因之而生。《大辞典》将是中国辞书史上第一部以专一文学流派为对象的“专派辞典”，而桐城派也将因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拥有“专派辞典”的文学流派。《大辞典》的编纂不仅对桐城派研究有着现实的辅助和引导意义，而且填补了辞书与文学两个领域中的学术空白。
一
《大辞典》应当是一部什么样的辞典呢？桐城派始祖方苞说过：“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1]他是针对传记文的写作而言的。这里套用他的话，可以说《大辞典》所囊括的内涵，亦“必与其‘派’之规模相称”。从辞书学的角度说，这是辞书内容对形式的要求，也即桐城派对其《大辞典》的要求。所以我们应当先来勾画一下桐城派的规模。从宏观上看，桐城派的规模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概括。
1.渊源背景深厚广阔
桐城派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阔的文化背景。桐城派崛起于清代初年，早期的重要作家戴名世、方苞、刘大、姚鼐均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桐城这片土地（包括今桐城市、枞阳县和安庆市宜秀区一带）上，这里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人文传统，犹如一片沃土，培育了桐城派；同时桐城派的形成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古文文统和儒学道统发展的必然结果。
2.作家队伍兵多将广
民国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以下简称《渊源考》）考录作家1206人，其中将归有光及其弟子和私淑弟子一百余人作为桐城派近源列入，但缺失戴名世及其弟子。其余各家都有桐城派内的师承或私淑关系。在桐城派传衍发展的过程中，还不断形成派内的团体和支派，如姚门四杰、曾门四学士，岭西五大家、阳湖派、湘乡派、莲池派、侯官派等，这些团体和支派在遵从桐城派文论纲领的同时，又有各自的发展、创造和特色。
3.诗文撰述汗牛充栋
桐城派诸家经经纬史、涵咏百氏，根底盘深。他们从研经读史、评议百家入手，厚积薄发为诗古文辞。很多作家既是古文家，又是经学家，甚而还兼诗人。他们遗留的著作，除诗文集以外，还有大量经史专著、诗文评点、笔记杂著等，极有传世价值。刘声木《渊源考》在著录了567位作家的1200余种诗文集后，在《桐城文学撰述考》（以下简称《撰述考》）中又辑录了504位作家见于著录的各类撰述4130余部。这5000多部著述仅其一人所见，虽然其中包括仅见书名未见成书，或虽已成书未及刊印之作，但也难免有囿于见闻而失录的成书。
4.流派内涵广袤深邃
今所谓“桐城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即以方、刘、姚为祖，以“义法”为文论核心的古文流派。广义的桐城派除此以外还包括桐城学派、桐城诗派、桐城画派等学术文化流派。据考，桐城学派起于明中叶方学渐，经方以智、钱澄之至清代方苞造诣益深、规模益大；直至清末民初的姚永朴、吴汝纶，桐城学人如群星璀璨、绵绵不绝。桐城诗派源于明末清初的钱澄之、方文，经刘大至姚鼐，从创作实践与诗歌理论上形成诗派，刘、姚弟子皆能诗善文。直至清末民初方守彝、姚永概，仍然诗人辈出。桐城画派追尊北宋隐居龙眠山的李公麟为祖，又称“龙眠画派”。从明代“书画双绝”的方以智到清代姚文燮、张若澄、姚元之，桐城一县明清书画家就达百人之多。这些流派与桐城文派关系密切、协同发展，不少桐城派古文家同时为经学家、诗人，或同时兼画家、书法家。
5.理论体系完备缜密
方苞将儒家义理应用于古文实践所提出的“义法”说，综合了《史记》《汉书》和唐宋以来传统古文的经验，成为“千古文章之准的”[2]。刘大补充了“义理、书卷、经济者”乃“行文之实”及其“神气”说[3]，姚鼐提出了“义理、考据、辞章”相互为用说[4]和“阳刚”“阴柔”的风格论，形成了其独特的、与时俱进的以“义法”为核心的桐城派文论体系，构成了桐城派文章学。这正是两百年中桐城派古文的坚实根基，也是维系千余名作家的坚韧纽带。
6.传延影响绵长广远
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桐城派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绵延两百余年，几与清朝共始终；一千多个知名作家，分布在中华大地25个现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日本、朝韩还有6人。这在中国古代文学流派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伴随这漫长的发展史而来的，是对桐城派的各种不同的争议和评论。有清一代，经学领域的汉宋之争，文学苑囿中的骈散之辩，桐城派古文及其义法无不首当其冲；新文化运动中“桐城谬种”“十八妖魔”之斥，对桐城派的批评达到了极点；20世纪以来桐城派研究几经起伏，又不断深入扩大，成果丰硕。这不仅表明桐城派影响深广，也表明伴随桐城派发展和消亡而起的，另有一部桐城派研究史正在形成和发展之中。
7.文化遗存丰瞻繁多
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总是物质与精神相依共存，从而构成一种立体的文化存在。桐城派大师们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出大量诗文著述等精神文化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为后人留下了丰瞻繁多的物质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包括：桐城派名家生前生活过的故居轩阁、园林堂庑等遗存、遗址（含故址）；桐城派作家生前创办或主持、主讲其中，造就多才并以此而著名的书院、学堂；桐城派著名作家身后的冢墓、祠堂等建筑遗存；桐城画派书画家的画作墨宝等。这些物质文化遗存，见证过桐城派的发生发展，蕴涵着桐城派的文化精神，是今人研究桐城派的物证、凭吊先贤的古迹。这些遗存分布在全国各地，不少已经或正在遭到拆迁毁弃，极需发掘和保护。
《大辞典》要与桐城派的规模相称，就应当将这七个方面囊括其中，充分利用其容量“大”的特点，严格按照辞典的体例要求，广泛收录荟萃桐城派历史文化知识及其研究成果，使之成为一部桐城派的百科全书。
二
基于上述考虑，《大辞典》拟从桐城派渊源背景、桐城派作家、桐城派著作、桐城派文论、桐城派研究评论、桐城派文化遗存六个方面入手，构建一部立体的桐城派文化宝库。
（一）渊源背景编
本编追踪揭示了桐城派产生发展的历史文化渊源、区域文化背景及山水自然环境的各方面要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文统渊源
收录与桐城派发生发展有着明确的渊源关系、为桐城派作家所崇奉效法或与桐城派文章、文论密切相关的文学传统知识，包括：文章学知识，如古文、时文、骈文、八股文等；文史著作，如《诗经》《左传》《史记》《汉书》等；文史大家，如司马迁、唐宋家等。释文除准确精练地介绍词头本身的基本内容，同时特别介绍这些基本内容与桐城派或其作家及学术思想、文论主张、创作实践的影响或联系。
2.道统渊源
本类收词目的是从学术上展示桐城派与儒家思想文化的渊源。包括：（1）桐城派作家崇奉的儒家经典，如周易、尚书、周礼等；（2）桐城派作家所尊崇的儒家人物，如孔子、孟子、朱子、二程等；（3）与桐城派密切相关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流派，如汉学、宋学、程朱理学等。这类条目收录应从严掌握。所收条目必须是对桐城派作家作品、思想文论确有过重大作用或重要意义，并在各条释文中做具体介绍或说明。
3.人文环境
收录桐城地区清代及其以前的文化名人，包括文学家、诗人、经学家、书画家、思想家、名臣名宦、名医名隐等，展示桐城派故乡“人杰地灵”的人文背景。
4.山川环境
“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姚鼐语）收录展示桐城地区名山大川、自然景观和风光名胜，展示“人杰地灵”的自然背景。如浮山、龙眠山、菜子湖、挂车河、唐西浦、石门冲、青布潭、媚笔泉、披雪瀑等。释文在交代山水景观的地理位置，地域范围，地形、地貌特征，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的同时，特别突出其与桐城派相关的人文内容。
（二）作家编
收录全部有姓名可考的桐城派作家（包括与桐城文派同时的桐城诗派，桐城学派，桐城画派中的诗人、学者、书画家，下同。），以桐城派作家为对象的合称、并称、团体和分支、流派名称亦广泛收录。
1.桐城派作家
收录全部有姓名、事迹的桐城派作家，以作家姓名立目，介绍其生平思想和业绩。收录对象的时代起于桐城派形成的清初，讫于桐城派消亡的20世纪初期。此时间段以外与桐城派各派相关的作家、诗人、学者、书画家（如归有光、方学渐、钱澄之、李公麟等）及其合称并称等暂不录。但应补收《渊源考》未收的戴名世及其弟子。
释文内容包括：姓名（词目），生卒年，字、号，籍贯，生卒年不详者尽可能说明其在世的年代、年号时段，主要经历，在桐城派中传承授受或私淑及诗文交往的关系，学术思想，文学、艺术成就，对桐城派的主要贡献及后人评议，存世主要著述或作品等。
2.桐城派作家的合称和并称
凡在清代文献及后世作品中出现的以桐城派人物为对象的各种并称、合称广泛收录。如“戴方刘姚”“方刘姚”“桐城三祖”“姚门四杰”“曾门四学士”等。合称并称立目的条件是应有文本依据。如：“小方刘姚”（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十：“其在乡里，植之、孟涂、石甫三先生最著，因有‘小方刘姚’之目。”）。
3.桐城派的支派和团体
首先是广义桐城派所包含的“桐城文派”“桐城诗派”“桐城学派”“桐城画派”等，应逐条收录并做出准确界定。其次是桐城文派在发展过程中以地域或书院为中心形成的作家群体或支派。如“阳湖派”“湘乡派”“莲池派”“侯官派”“岭西五大家”等，应广泛收录。
（三）著作编
收录并介绍桐城派作家的全部著作。包括成书著作和存目著作两部分。
1.成书著作
包括已刊行的图书和现存手稿、抄本。首先是桐城派作家诗集、文集、合集、全集、选集以及重要的奏议、尺牍等成书专集，不论有无整理点勘，都应广泛收录（包括《古文约选》《古文辞类纂》等重要选文范本，今人所选文本暂不录）。其次是经史著作。桐城派作家的经学专著、校勘评点注释的经史著作和主持编纂的重要的史志书（方志、山水志）见于成书者均予广泛收录。再次是桐城派作家的笔记、杂著、讲义、教本，包涵着他们的思想、见闻，有着重要史料价值，凡成书者均应广泛收录。
2.存目著作
收录桐城派作家著作中仅见书目未见成书的著作名称，以书名立目，注明作者和已知资料，并交代书名和资料的原出处（书名、卷数）。存目著作附于成书著作条目之后，以备查考。
（四）文论编
文论是桐城派的核心与理论基础。本编收录桐城派作家重要文论观点，拟从代表重要文论观点的术语、固定词组，以及阐述其文论观点的文章著作两方面立目，释文互为补充，互相参见。
1.主要文论观点和名词术语
收录桐城派作家文章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名词术语，以词、词语、固定短语立目。如“古文与骈文”“古文与时文”“义法”“雅洁”“义理、书卷、经济”“道、法、辞”“有定之法、无定之法”“义理、考据、辞章”“道与艺合、文与质备、天与人一”“神理气味、格律声色”“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义理、辞章、经济、考据”“神气说”“因声求气”“论文十贵”“清真雅正、澄清无滓”“桐城家法”“以文论诗”等。需要从桐城派文论著作和研究桐城派文论的著作中广泛辑录，并对其丰富内涵做出客观、精确、简明的解释。
2.重要文论作品
（1）桐城派作家阐述桐城派文论思想的重要文章。如方苞《又书货殖传后》、刘大《论文偶记》、姚鼐《述庵文钞序》等，以文章标题立目，释文对文章的性质、主要内容及其影响做出扼要介绍，若其中主要文论观点已另立条目，可与其相关互见。如“又书货殖传后”参见“义法”。
（2）桐城派作家的文论专著和文论笔记等著作。如《昭昧詹言》（方东树）、《文学研究法》（姚永朴）、《春觉斋论文》（林纾）等，以书名为词目，释文内容包括作者、文章或著作性质、写作背景、内容述要、意义和影响等。（“著作编”中立目与此处互见，以此为主条。）
（五）研究评论编
1.名家论桐城派
晚清以来诸多著名作家在有关著作和文章中发表过对桐城派有重大影响的评论。其观点具有尖锐性、多样性和历史性的特点，本书择取政坛、文坛著名人物对桐城派的多种评论，如实摘录引述，以“王先谦论桐城派”“胡适论桐城派”“陈独秀论桐城派”“钱玄同论桐城派”“梁启超论桐城派”“章炳麟论桐城派”“傅斯年论桐城派”“刘师培论桐城派”“朱光潜论桐城派”“郭绍虞论桐城派”等为词目，释文选择其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原文摘引和述引结合并举，忠于原作、不做评议，并注明言论发表时间与出处。篇幅文字相较其他条目可适当放宽。
2.观点术语
收录后世对桐城派研究评论中产生并流传（被援用）过的观点术语和名言名语，如“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清真雅正”、“别树一宗”（《清史稿文苑传》）、“空疏浮浅”（汉学家语）、“谫陋庸辞”（骈文家语）、“桐城谬种”、“十八妖魔”等。应有语源来历和约定俗成性。
3.重要论文
对于在桐城派研究史上具有重大创见、有较大学术影响（可参考其被引用率）的论文作品，分不同历史阶段选择有代表性者收录，对其论文的新观点、新见解及其学术影响扼要地做重点介绍。
4.研究专著
收录民国以来研究桐城派及其作家作品的全部学术专著。如《桐城文学渊源考》（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刘声木）、《桐城文派评述》（姜书阁）、《桐城文派述评》（吴孟复）、《桐城文派论》（梁遥、《桐城派》（王镇远）、《桐城文派》（王献永）、《桐城古文学派小史》（魏际昌）、《林纾评传》（张俊才）、《姚鼐与乾嘉学派》（王达敏）、《桐城派三祖年谱》（孟醒仁）、《姚莹年谱》（施立业）、《桐城派姚门五大弟子研究》（[韩]金庆国）、《阳湖文派研究》（曹虹）等。论文集一般不收。
（六）文化遗存编
本编收录与桐城派及其著名作家相关的古迹文化遗存。包括物质遗存和文化遗存。
1.物质遗存
桐城派名家生前生活过的故居轩阁、园林堂庑等遗存遗址（含故址）。如“姚鼐故居”“姚莹故居”“惜抱轩”“慎宜轩”“南山桥”“半山阁”“竹叶亭”等。
桐城派作家生前创办或主持、主讲其中，造就多才并以此而著名的书院学堂，如“敬敷书院”“莲池书院”“桐乡书院”“桐城中学”等。
桐城派著名作家身后的冢墓、祠堂等建筑遗存。如“戴名世墓”“教忠祠”等。
2.文化遗存
主要是桐城画派书画家遗存的书画作品。如张若霭《疏影寒香图》（现藏故宫）、张若澄《秋林叠峰图》、姚元之《花卉四吊屏》（藏市博馆）、吴廷康《耄耋大年图》等。
（七）附录
《桐城派作家师承关系图》《桐城派作家籍贯分省一览表》《桐城派研究重要活动一览表》等。
以上六个部分并附录，以桐城派作家、著作为主体，桐城派文论为核心，揽括时间上的桐城派的发展史、研究史和空间上的桐城派文化遗存，荟萃桐城派文化精华，必要时尚可选配部分插图，成就一部规模150万字以上、知识性与学术性兼备的工具书。
三
辞典在我国古代属于儒家经典的范畴，最早的辞典《尔雅》就与《周礼》《论语》等并列于《十三经》之中，可见古人对辞典的重视，也说明辞典非同于一般著作，后世称为“词（辞）典”的书，都应是具有“标准、法则、典范”意义的书。《大辞典》应当成为学习和研究桐城派标准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工具书。不仅在宏观的框架结构上要与桐城派宏大精深的规模相适应，更应在微观的收词、释义上达到详备、丰富、客观、准确的要求，实现学术性和工具性的统一。要达到这一质量要求，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很多难点要突破。
首先是广辑资料。资料是辞书编纂的基础。《大辞典》结构合理、内容广博，它的编写基础必须建立在桐城派全部作家、著作和研究成果之上。民国刘声木《渊源考》与《撰述考》两书，广辑桐城派作家、著作，“考其师承，录其名氏，括其生平，详其著作，提示传记、评论之所在，兼具‘学案’、‘目录’、‘索引’之作用”[5]，从桐城派作家队伍和著作撰述两方面为《大辞典》的编纂提供了一个切实可用的索引和工具。但在其收录的桐城派1000多名作家、5000余部著作中，后人有所研究的作家或校勘整理过的著作，均不超过10%，即有90%以上的作家和著作没有今人的研究成果可供我们吸收和借鉴，要把它们逐条编入《大辞典》，就必须依靠深藏于各地图书馆古籍书库中尘封的桐城派古籍。如“作家编”条目的释文，要去搜集这位作家的生平事迹资料，包括同时代人为其所作的传记、事略、碑铭文等，从中摘取撰稿所需资料；“著作编”条目的释文，更是要查阅该著作原本图书，即便不能细读全书，也要查勘其版本、卷数，翻阅其序、跋、题记，了解其成书经过、版本源流、内容大要和相关评论，方能撰写出介绍该著作的释文条目。在此过程中，《渊源考》《撰述考》只能作为我们的线索和工具，必须由此扩而大之并深入研究，方能得到我们需要的结果。
作家编、著作编如此，其他各编莫不如此。“文论编”要从浩瀚的桐城派文论著作和后人桐城派文论研究成果中去发现和提取其文论的精华，探寻合适的立目形式；“研究评论篇”则要从数百年桐城派研究史中搜寻摘录各家各派对桐城派的评论观点及其典型言论；而“文化遗存编”则需要在广泛了解桐城派名家生前活动轨迹的基础上，通过古今地方志、文物志等典籍去搜寻他们在各地的文化遗存，必要时可能还要做一些实地考察。《大辞典》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工作，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没有多少前人的成果可资借鉴利用，只能筚路蓝缕，拓荒而行。
其次是求真求精。求真求精是一种工作态度和科学精神。辞书编纂并非资料汇编，也非前人成果的剪贴拼凑。辞书编纂是严格谨慎的科研活动，编纂的是编纂者的“研究结果”，需要的是科学研究求真求精的态度和精神，打造精品辞书尤其如此。“求真”是对资料而言。对于各方面取得的撰稿资料，必须经过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辨析功夫，剔除其错误的或虚假的成分，吸收其合乎实际的科学的精华，为撰写释文所用。当今的网络资源为我们提供了查检资料的很多便利，但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其讹误差错相沿成习者不可胜数。以各家网络的人物条目而言，其生平经历、生卒年等常见差错失实，甚至相互矛盾。近查歙县“不疏园主人”汪梧凤（刘大弟子）资料，网上关于其生卒年就有1725―1773、1726―1773、1726―1771等三种以上说法，其卒年有“四十九岁”说和“四十七岁”说，哪种说法正确？《大辞典》不可随意，必须通过第一手资料查核考证。所以对于网上资料不可盲从，即便为确定一个数字花费半天、一天乃至更多功夫，若能避免一处差错，也是劳有所值。“求精”是对文字表述而言。在辨析取舍资料的基础上，按照《大辞典》体例要求，形成释文初稿，尚需对文字表述反复推敲，使之更贴近实际，表述更为准确、精练。辞典不是记叙文和论说文，既不能铺叙也不用推理，要的是编者对该事物的研究结果，而且条目的篇幅字数必须有一定的限制，要用最少的文字给读者以尽可能多的信息，必须确切可靠。
要把《大辞典》打造成桐城派研究之精品辞书，是一项极其艰巨而有重大意义的工作。精品辞书之“精”，不仅在于印刷纸张之精良，装帧设计之精美，主要的还在于框架结构之科学合理，收词立目之丰富详备，条目释文之准确精练，只有这些方面都一丝不苟地落实了，才能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
附注
[1]方苞.与孙以宁书.∥方苞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63。
[2]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序.∥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合肥：黄山书社，1989：379。
[3]刘大.论文偶纪.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3―4。
文学著作论文篇5
关键词：教育理论著作出版；教育研究创新能力；教育科学出版社；文献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G4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4-0048-06
一、导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教育出版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教育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为我国教育改革源源不断地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由于教育出版事业涉及教育科学知识的传承与传播，所以学术界对教育出版都倾注了较高的关注度。但是，学界关于教育出版问题的研究，多是针对某一学科领域的某一专门性方向进行文献分析或者是针对某一连续性出版物的文献计量分析，其目的也多是为某项研究进行文献综述或进行某一期刊的质量分析，对于非连续性出版物的教育理论图书著作却缺乏足够的分析。以“教育文献分析”为“篇名”，以“核心期刊”为检索条件，在中国学术期刊网“2003-2011”年的时间段进行检索，“教育文献分析”的文章共有22篇，其中某一学科领域内的文献综述分析有19篇，对连续性期刊进行期刊质量分析的有3篇，缺乏对教育理论著作的专门性分析。
教育理论著作是教育研究工作者在实践中总结、升华并形成文字以便于传播的非连续性出版物。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理论图书出版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活动总体状况。因此，可以使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段内教育理论出版物状况，并通过出版物状况反映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总体状况。在教育理论图书出版为主的中国出版社中，有三家具有代表性：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和教育科学出版社。其中，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出版基础教育教材和理论研究为主，高等教育出版社以出版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教材为主。而教育科学出版社以出版教育理论图书为主，同时兼顾各级各类精品课程教材。1980年以来，教育科学出版社为了满足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出版了一系列权威的教育理论品牌图书和各级各类精品教材。得到了学术界和全国教育工作者的广泛认可。在中国图书商报社“2010年全国出版社图书出版能力排行榜”上，全国561家出版社中，教育科学出版社图书出版能力居于全国第8位。一定程度上，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目类可以折射中国的教育理论类图书出版和教育研究活动总体状况。本研究尝试使用文献计量法对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教育理论图书目录》、《2011年教育理论图书目录》中2008-2011四年出版的教育理论图书进行分析，并试图以此反应中国教育类图书出版现状以及四年内我国教育理论研究总体状况。
二、选择分析理论著作文献计量指标
在文献计量学领域，通常使用文献的年出版刊发载文量、图书文献的主题分布、图书文献的作者分布、出版的图书吸纳各类基金资助量、所出版图书的被引用率作为图书出版社的统计指标。其中，文献的每年出版刊发载文量表示出版社吸收、传递信息的能力，在本研究中，使用出版社的每年出版的教育理论图书在版编目卷册数表示：通过图书文献的主题分布可以分析图书著作的主题，对研究领域中的研究重点和研究方向有一个较为准确和全面的把握：图书文献的作者分布可以反映著作者的合作情况、第一作者的系统分布、职称分布及论文作者的合作度和合作率；而基金图书率的数值大小，可反映出版社吸纳基金论文能力的大小，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版社出版本专业领域内最新研究能力的强弱。出版图书的吸纳基金论文率高，说明图书学术水平较高，这是评价出版社和图书质量与学术水平的较为重要而客观的指标。但是在本研究中，由于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教育理论图书目录》、《2011年教育理论图书目录》仅呈现出版年代、出版题名、出版的著译者状况，而没有详细的呈现出每本图书是否接受基金资助，也无公开数据反映出图书的被引用率。因此，本研究选择用文献的年出版刊发载文量、图书文献的主题分布、图书文献的作者分布作为文献统计的指标。
三、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011教育理论类图书的计量分析
1.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教育理论类图书出版年卷册数
图书出版的编目年卷册数是某一出版社在一年内出版图书的数目，它反映图书在版编目数据(CIP书号)的完成数目，可以把它当成出版社图书出版物吸收和传递情报能力的主要指标，一个出版社一年内出版完成的书目类别越多，其向社会传递的信息就越多，因此，图书出版的年卷册数也应该是鉴定某一出版社的基本数据。出版社在版编目数、每一本书籍的平均载文量等都较为充分的反映了出版社吸纳和传递信息的能力，它们可以较为充分的表示某一出版社的知识产出量。
2008年开始，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类图书的年出版数量开始呈明显上升趋势，2010年达到顶峰，年在版图书编目号为302本，而2011年的年在版图书编目号下降为196本。但是年在版编目总数呈绝对上升趋势，由2008年出版155本上升到2011年的828本。
在科学计量学领域，一般认为“科学知识量的增长及其规律与科学文献的增长及其规律是紧密联系的。科学文献的数量变化直接反映了科学知识量的变化情况，因此科学文献的数量是衡量科学知识量的重要尺度之一”，教育科学文献的数量变化也直接反应了教育科学知识量的变化。在文献增长规律研究中一般以文献累积数据为依据，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理论类图书量，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类图书数量是以线性方式增加。如果仅以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011年出版为个案，按照普赖斯的逻辑曲线增长理论推测，那么教育类图书出版和教育理论研究已经从最初诞生和发展时期过渡到相对成熟时期，但是教育理论研究尚未发展到成熟时期，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2.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教育理论图书主题分布
通过分析图书著作的主题，可对本研究领域中的研究重点和研究方向有一个较为准确和全面的把握。在著作主题分析中，可以通过出版物的主题、关键词年度变化趋势，显示学科热点，以及一定时间内已有研究著作的学科偏向与交叉综合趋势。在主题分析过程中，先将828本图书名称中的关键词进行汇总分析，通过同义词合并，并按语义相近程度将关键词分成
不同词群，再将词群归类，最后共分成教育哲学与教育思想、教育政策与教育发展报告(含教育研究评价性报告)、课程与教学、学校管理与建设、心理学类(含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校心理、心理健康)、教师成长、教育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教育经济与管理、教育研究方法、学前教育、教材建设等13类研究主题。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011年出版的教育理论图书的主题分布表。由表2我们可以看出，在近四年期间，图书主题排序第一的是“考试用书”，在《2011年教育理论图书目录》中，考试用书集中在2011年出版，说明教育理论图书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对考试文化、考试指导和考试研究日趋重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科学出版社对现实需求的及时回应；主题排序其次是“教师成长”主题图书，说明教育科学出版社持续不断的关注“教师成长与发展”。这也是教育科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较为显著不同的地方。随后的主题排序依次是“课程与教学论”、“教育政策、实证、评论和报告类”。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教育类图书征订书目》、《2011年教育类图书征订书目》中2008-2011年时间段共有在编书号图书828本，本表统计数据1007本，是因为部分图书在归类上存在交叉，很多书籍既属于A集合，又属于B集合。统计结果表明很多图书和学科类别并非都是一一对应的，常常一本图书分属多个学科类别，从而反映出教育学学科的学科交叉性，很多图书都是跨学科研究，教育学术研究呈现出综合化、整体化和国际化趋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汇流趋势。
在出版的译介类著作中，其主题集中于教育思想、教育与经济社会关系、教育变革、课程与教学、教师成长5个主题，结果与中文关键词分类主题范围相比较为狭窄，且国外教育学类图书译介中包含有苏霍姆林斯基、赞可夫、夸美纽斯、赫尔巴特、杜威、富兰等人的经典性译著再版。2008-2011年经典性译著再版仅22本，国外新书初版译介118本。这一方面说明国内学者注重当前国内外教育的比较研究。注重国外研究成果经验的介绍，也说明国内教育学术研究中在跟踪译介国外学术研究的同时，注重国外经典的再版与重译，注重国外经典的筛选。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类图书中，教育政策、教育实证类、教育的综合性评价类图书多达99本，占总量828本中的11.96％，说明在教育研究、教育实践领域中通过实证研究、计量研究服务社会政策制定的趋势日趋明显。另一方面，在图书主题分布中，涉及教师成长的图书140本，占总量的16.91％，课程与教学图书102本，占总量的12.32％，而教育哲学、教育思想78本，占总量的9.42％，学校管理类图书66本，占总量的7.97％，学前教育类图书48本，占总量的5.80％。这说明在当前的教育学研究领域中，教师成长和发展、课程与教学仍是热点和关注点，但是教育学研究已经凸显为政策制定服务，强调以实证和定量的方法研究社会关注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如果再加上“研究方法”主题中的15本，我们可以看到在教育学研究领域，已经形成多种研究方法被广泛采用的局面，新型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不断引入到教育科学研究领域，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呈现丰富多样的趋势。学前教育领域由于是我国当前教育领域中的一个短板，伴随国家对学前教育的持续投入和关注，有关学前教育主题的图书显得颇为丰富。
3.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专著和编著者分布分析
专著和编著作者分布分析也即是合作者分布分析，其统计指标一般包括：作者的合作情况、第一作者的系统分布、职称分布及论文作者的合作度和合作率。由于教育科学出版社的《2010年教育理论图书目录》、《2011年教育理论图书目录》反映不出作者的系统分布及其职称分布，因此本研究在分析过程中仅对目录中图书著者的合作情况进行分析，不再对合作者的分布系统与职称结构进行分析。一本著作如果有适度的作者合作，那么在研究问题的理论深度、研究方法及作者本身具有的知识结构方面可以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团队智能，提高研究效果和研究水平。随着对合作者问题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其规定了合作度与合作率两个计量指标，以此反映某学科领域内作者合作智能发挥程度，数值越高，合作智能发挥越充分。在情报科学领域，论文作者的合作度是在确定时域内某种或某类期刊每篇论文的平均作者数，是期刊论文作者合作研究程度的重要指标。反映了一种刊物的作者合作智能的发挥程度。论文的合作率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作者的论文数与总的论文篇数的比值，它是衡量学科发展的主要标志，也是研究学科交叉、渗透，以及衡量论文研究深度、广度的重要因素。本文借鉴了文献计量领域中的“论文作者合作度”和“论文作者合作率”概念，把著作的合作度界定为在确定时间内某个出版社每本著作的平均作者数，把著作的合作率界定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出版著作数与总的出版著作数的比值。
合作度=(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作者总数／(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图书总数
合作率=(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合作图书数目／(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出版图书总数目。
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教育理论图书著作的著者人数状况，呈现了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图书的合作度与合作率。从表中可知，教育科学领域的劳动规模较大，平均合作度为1.85；合作智能发挥比较充分，平均合作率为64.62％，与其他学科领域相比较高，这是因为教育科学出版社作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学术性出版单位，承担教育部的一系列重大政策解读出版、实证调研以及经典的考试用书、各种教材出版，这些都需要广泛的著者合作群。因此，从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011年的教育理论图书出版看，教育领域的科研人员要提高科研合作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果。
4.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教育理论图书的重印率和再版率分析
图书重印率和再版率是指一个出版社全年出书种数中重印书与再版书种数之和在年出版总种数的比例。图书的重印一般对初版书籍不做改动，从而加快了出书的速度和生产数量，通过生产数量的提高扩大知识的传播。再版是指对原书作较多、较重大的修改后重新排版制作的印制，书籍的再版涉及内容的修订，是对知识的一种创造性生产。图书的重印和再版对出版社而言，有利于生产成本的降低，可以扩大市场占有率等，从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但是对于文化、学术、知识传播而言，图书的重印和再版是品牌图书的一种标志。重印和再版的图书往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或重大实用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它反映了一个出版社的品牌意识，也反映了学术界、文化界、社会界对再版图书的创造性和经典性的高度认可和接受。一定程度上，重印或再版图书在某个领域
内的知识生产或传播过程中具有高度的经典性、权威性和创造性。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011年重印和再版国内图书数目12种，占出版国内图书总量的1.75％，国内教育理论图书的重印和再版率很低，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内教育理论图书的精品力作和经典著作缺少。在出版的译介内图书中，出版图书140种，重印和再版22种，重印和再版率为15.71％，显著高于国内著作群的图书重印和再版率。重印和再版的图书中，国内著作显著低于国外译介著作。这说明国内图书出版要加强精品力作出版，教育科学研究者要注重原创性研究。
四、教育理论著作出版现状对加强我国教育研究创新能力的启示
以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011年出版的教育理论图书为分析对象，以教育理论类图书的出版年限分布、主题分布、合作者分布以及图书的重印率和再版率为统计指标，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和启示：
第一，以出版年限分布作为统计指标，按照普赖斯的逻辑曲线增长理论推测，我国教育类图书出版和教育理论研究已经从最初诞生和发展时期过渡到相对成熟时期，但是教育理论研究仍有很大空间，需要我们结合教育发展和改革实际，面对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进行跨学科、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并以此拓展和推动教育理论创新和教育科学发展。
第二，以教育图书的主题分布为统计指标，我们发现在当前的教育学研究领域中，教师成长和发展、课程与教学仍是教育学领域中的热点和关注点，但是教育学研究已经凸显为政策制定服务，强调以实证和定量的方法研究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这在未来的教育科学研究中，仍将是一个显著趋势。突出方法创新，以方法创新带动教育科学研究创新，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特征。另外，由于学前教育是我国当前教育领域中的一个短板，伴随国家对学前教育的持续投入和关注，有关学前教育研究主题的图书显得较为丰富。
第三，以合作度和合作率作为分析指标对目录中图书著者的合作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教育理论图书中个人著作少，合作著作多。这说明教育科研领域的劳动规模较大，教育科研的合作智能发挥比较充分。合作度和平均合作率都较高，说明教育科研人员提高科研合作、发挥团队优势能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但是也说明教育理论的个体原创能力较低。
第四，以教育理论图书的重印率和再版率进行分析。重印和再版的书籍中，国内书籍的重印和再版量小、重印和再版率低，而国外译介书籍的重印和再版量多、重印率和再版率高，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内教育理论著作的经典原创少、影响小。与国内教育理论著作相比，国外译介的教育理论图书中的经典原创多。影响也大，因此教育科学研究界需要加大原创性研究，加强精品研究。
总体上，对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011年教育理论图书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我们发现在教育理论著作中，呈现出个人专著少、合作著作多，图书品种较多、但图书影响力较小，国内原创性著作少和经典性著作少、译著经典和原创性多的特征。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要求加大公益性出版支持力度，加大精品图书、原创图书的推荐和审查，创造图书品牌，但最为重要的是，教育理论研究界要加强原创性研究，加强重大问题研究，加强精品研究，以便为出版社提供精品力作，满足国家和社会对教育理论图书精品力作的需要，进而推动教育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满足国家和社会对教育科学知识的需求。
注释：
①2010全国出版能力再绘新版图我社位居全国出版社图书出版能力排行榜第8名B／OLl.，2011-12-08.
②③邱均平，信息计量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45-55.
文学著作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小学寄宿制
广西北流市环城小学去年秋季期开始招收寄宿生，现有住校生173人，学校和管理教师既要承担学校教育义务，又要承担家庭教育责任。他们努力探索生活保育规律，积极进行生活教育管理，始终把对学生的文明礼貌教育、健康教育、安全教育及自主体验活动等作为日常生活管理工作的重点，在上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在兄弟学校的帮助下和学校全体领导教师的团结协作下，取得了一定成绩，深受学生、家长好评。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该校住校学生均来自农村，绝大部分是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他们年龄小，学习能力、生活能力、自我保护意识都比较差。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的寄宿制管理领导小组，专门安排了专职寝室管理人员、值班教师和值周领导，学校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培训，明确各自的工作责任，使寄宿制管理工作落到实处。二、完善制度加强管理
学校为了加强住校生管理，丰富住校生课余文化生活，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学校制定了《值班教师职责》、《守班教师职责》、《晚间活动安排》、《住校生检查情况记录》、《住校生管理考核细则》、《文明宿舍评分细则》、《寄宿生日常生活要求》、《学生宿舍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坚持寝室室长培训，充分调动寝室管理人员、值班教师、值周领导和室长的工作积极性，加强住校生内务管理，提高住校生生活自理能力。
三、丰富生活提高能力
学校根据上级关于《寄宿制管理工作的相关规定》，为了丰富住校生课余文化生活教育管理论文教育管理论文，提高住校生生活自理能力，学校注重对住校生学习能力、生活能力的培养怎么写论文论文下载。学校严格按有关规定制定住校生作息时间，保证学生有充足的睡眠。学校专门制定了《住校生晚间活动安排》，给住校生安排了看电视、做游戏、讲故事、写字比赛、书画比赛、语数知识竞赛、诗文朗读比赛、乒乓球比赛、定点投篮比赛、我洽校长一封信”等丰富多彩的课余文化活动，让学生在校过得快乐，并从活动中使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四、注重安全严格督查
学校千方百计把住校生安全放在首位，把保证师生安全作为头等大事。学校充分利用广播站、住校生会、教师会等场合教育师生增强安全意识。学校管理人员切实负起责任，完善制度，制定流行病、传染病的防控预案，进行安全应急演练，加强对校舍、师生伙食、小卖部等场所的督查，确保活动安全、饮食安全、交通安全、上下楼道安全。
五、后勤保障优化环境
为了让住校生有一个美好舒适的生活环境，学校认真规划，抓紧安排，专门为住校生安装了电风扇，并定期对厨房、饮具、餐具、寝室进行消毒，每天菜谱不同，做到饭热菜香，确保住校生在校吃得好、住得舒心，过得安心。此外还安排了老师、领导值班，定期对宿舍进行消毒和安全设施检查，每天早上生活教师对学生的床铺及物品摆放进行检查，学生在洗浴时，生活老师进行守护，经常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值班人同认真填写宿舍日志。
该校领导表示今后他们将更加踏实地抓好寄宿制工作，使学生在校生活开心、家长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