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篇1
高调开篇，有所建树
美国在小布什执政时期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忽略乃至贬低国际核军控及防扩散机制，以致全球核裁军进程基本停滞，核扩散问题日益严重，核恐怖问题凸显。2009年奥巴马擎举“变革”大旗入主白宫后，重新评估国际安全态势，调整相关核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措施，重塑了美国在核领域的形象和领导地位。
其一，宣扬“布拉格议程”，重树国际核裁军领域的主导地位。2009年4月5日，刚上任不久的奥巴马总统在布拉格发表演讲，高调表明将在总统任期内不遗余力地推动核裁军进程、降低核武器的作用。他表示“要抛弃冷战思维”，并承诺“美国将致力于寻求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此番被称为“布拉格议程”的讲话，获得了广泛好评和响应，并由此赢回了美国在核军控与裁军领域几近丧失的主导地位。
其二，调整单边主义外交，重获防扩散领域的影响力。奥巴马认为，核扩散及核恐怖主义的威胁甚于俄美之间可能爆发的核战争，并为此从多方面对小布什政府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进行调整，寻求他国在防扩散问题上的谅解与合作。2009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历史上首次专门就核不扩散与核裁军问题举行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的身份主持会议，并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首次主持安理会会议的总统。会上一致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无核武器世界”决议案（第1887号决议）。2010年4月，奥巴马倡议并召开了首次核安全峰会，商讨如何加强核材料安保和防止核恐怖主义。在同年5月召开的第八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美国力推大会《最后文件》的达成。上述诸般努力，使美国重获在国际防扩散领域的影响力。
其三，出台美国《核态势审议报告》，重排核政策关键目标。2010年4月，美国国防部公布了《核态势审议报告》。作为美国未来5～10年核政策的纲领性文件，该报告将美国核政策的关键目标重新排序，把阻止核扩散与核恐怖主义放到首要位置，同时强调降低核武器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宣称“只有在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友的核心利益的极端情况下，才会使用核武器”。对核政策关键目标的重排，表明了奥巴马政府对降低核武器威胁和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关切。
其四，谈判新START条约，重启美俄双边核裁军进程。奥巴马上任后不久，便与俄罗斯展开为期一年多达十轮的核军控谈判，并于2010年4月签署《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新START条约）。条约规定，到2018年，美、俄各自保留的实战部署的战略核弹头不超过1550枚，运载工具不超过800件。新START条约的签署、生效，是国际军控界令人瞩目的大事，它重启了美俄停滞多年的双边核裁军进程，填补了STARTI条约在2009年12月到期后留下的空白，并为未来更加深入的核裁军提供了动力。
仓促收尾，诸多遗憾
虽然奥巴马政府相关核政策的实施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就，但也留下颇多遗憾。概括而言，大致有以下六个“难以”困境。
其一，美俄进一步核裁军难以为继。新START条约签署、生效以来，美、俄双边履约正常，但两国现役部署的战略核武器仍有削减的余地，从而以较小规模的核武库维持战略稳定性。奥巴马总统在2013年的柏林讲话中曾提议与俄罗斯一道，将现役部署的战略核武器在新START条约基础上再削减三分之一，即降低至1000枚的水平；此削减建议在2013年美国国防部的《美国核武器使用战略报告》中再次被提及。然而，任期已满，奥巴马并未能与俄罗斯就进一步削减实战部署的战略核武器展开谈判，也未能“推动与俄罗斯讨论战术核武器和非部署核武器的问题”。
其二，核武器的作用难以降低。对核威慑能力的重视，使得核武器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难以降低。奥巴马一再声明，“只要核武器还存在，美国将继续保持一个安全、安保和有效的核武库”。言下之意是，美国将始终保持强大的核威慑能力。2016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以123票赞成通过了在2017年启动“禁止核武器公约”谈判的决议，而美国投了反对票，并在投票之前积极动员其盟友反对――美国对核威慑能力的看重由此可见一斑。为维持有效的核威慑能力，奥巴马政府斥巨资大力推进“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现代化工作，其中包括用“陆基战略威慑”系统替代现有的“民兵III”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用“远程防区外巡航导弹”取代现有的空射巡航导弹、以“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更换现有“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开发新一代的B-21战略轰炸机以及对核弹头实施“3+2”的延寿计划等。
其三，《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难以获批。奥巴马承诺要“迅速并且积极地”推进美国批准CTBT，在其任期内，美国参议院此前拒批CTBT的理由已不复存在：由于“库存管理计划”推进顺利，美国在没有核爆炸试验的情况下，也具有保持安全、安保和可靠核武库的技术能力；由于国际监测系统的部署以及各项技g性能的改进，美国及国际社会监测秘密核试验的能力已显著提升。但在过去八年中，就CTBT批约问题，奥巴马政府始终无法争取到国会内足够多的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2016年正值CTBT开放供签署20周年，鉴于国会批约无望，奥巴马只好在卸任前另辟蹊径，倡议并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呼吁停止核试验以及推动CTBT早日生效的2310号决议，但该决议并无法律约束力。
其四，“禁产条约”谈判难以启动。奥巴马在布拉格演讲中，表示要致力于推动“禁产条约”的谈判。但是，对于谈判各方尚难达成共识的诸多重要问题，包括明确术语定义、规定禁产范围、对待现有核材料库存、建立核查机制和设定条约生效条件等，奥巴马政府似乎并无解决良策；对于个别国家利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协商一致”原则阻拦条约谈判的行径，奥巴马政府似乎亦无相应举措。直至奥巴马离任，“禁产条约”谈判仍未启动。
其五，朝鲜核问题难以缓解。对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朝鲜核问题，奥巴马政府八年来采取了“战略忍耐”政策，结果朝鲜核问题持续发酵，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朝鲜在奥巴马任期内进行了四次核试验并频频进行导弹试射，尤其是在2016年一年内进行了两次核试验，且第二次核试验的爆炸威力达到万吨数量级TNT当量，为朝鲜历次核试验之最。虽然在解决伊朗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联合英、法、俄、中、德五国与伊朗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堪称经典，但在朝鲜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并无太大作为，广受诟病。
其六，“无核武器世界”倡议难以践行。奥巴马在布拉格演讲中承诺“寻求和平、安全的无核武器世界”并“采取切实步骤走向无核武器世界”。虽然奥巴马对美国核武库实施了削减，但其削减力度小于冷战结束后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之初和离任之际，美国官方公布的美国核弹头库存分别为5113枚和4018枚，即奥巴马政府在八年内共削减了1095枚核弹头。与之相比，小布什总统在任期内削减了5304枚核弹头，克林顿总统削减了3182枚核弹头，老布什总统削减了9497枚核弹头。缓慢的削减节奏，加之大规模核武库现代化计划的实施，使奥巴马的“无核武器世界”倡议几乎沦为一纸空文。
内外影响因素
从“布拉格议程”和2010年4月连续砍出“三板斧”，即出台《核态势审议报告》、签署新START条约和召开首次核安全峰会，可以看出奥巴马在核政策的制定上有其思考、在实施上有其章法。但是，其核政策的推行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掣肘，成效并非如其所愿。概括而言，影响奥巴马核政策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来自外部，即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美俄双边关系的改变；另一方面来自内部，即国内政治制度的制约、尤其是国会所持态度。
奥巴马上任之初，基于对国际安全环境和国家实力地位的重新评估，以倡议“无核武器世界”为抓手，进行核政策调整，试图解决核扩散与核恐怖主义这两个重大安全威胁。此后，奥巴马政府核政策的任何变化无不体现着对国际安全态势的考量。由于俄罗斯是美国在核武器领域的唯一对手，因此美国核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美、俄双边关系变化的影响。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美俄双边关系明显缓和，双方签署、生效了新START条约，并且在共同关心的核军控与防扩散领域的诸多问题上相互呼应、支持。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乌克兰危机爆发，美、俄政治关系跌至冷战结束后的低点，双方在核武库现代化、导弹防御系统、《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履约等问题上相互指责，这使得美国不愿采取单方面核裁军措施以及推进双边核裁军进程。
奥巴马提出的一些核政策，如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防止核武器扩散、加强核武器和核材料的安全和安保、阻止核材料和核技术的非法交易等，在获得国内拥护和支持的情况下，得以顺利推行；但有些核政策主张，因为受到国内政治力量的质疑或反对，尤其是受到共和党占据多数的国会的制约甚至阻挠，只能妥协或作罢。2010年奥巴马将新START条约提交国会审批时，为了确保获得三分之二强的赞成票，只好向国会承诺斥巨资对美国核“三位一体”以及核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奥巴马曾明确表示要致力于推动美国批准CTBT，但自忖难以打通国会参议院这一关，故一直引而不发。在任期最后几个月，奥巴马曾考虑推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但因遭到国内的强力反对而放弃，持反对意见的政府高官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能源部长以及空军参谋长等，有美国媒体甚至批评奥巴马“对个人政治遗产的追求”超越了国家利益。
矛盾性及其根源
通观奥巴马政府八年来的核政策，整体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倡导“无核武器世界”的理念，另一方面又对本应彻底销毁的核武器系统全面实施现代化计划；一方面宣扬降低核武器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反对启动“禁止核武器公约”的谈判；一方面呼吁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另一方面又不愿进一步单边或双边削减核武库；一方面重视防扩散问题，另一方面又迟迟不能推动CTBT的批约和生效。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篇2
一、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理想信念还不够坚定。班子成员对学习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有差距。对上级党委的重大决策、重要部署认识不深、理解不透，进取精神退化、履职能力弱化，在实际工作中遇到难题和困难时，战胜困难的动力不足，理想信念有所弱化、政治敏锐性不够强。二是政治理论素养还不够高。政治理论学习抓得不紧不实、学得不深不精，班子成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不扎实，还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真谛，对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不深，对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认识及深刻内涵把握不够，理论指导实践的水平有待提高。三是政治敏锐性还不够强。对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维护党的形象权威、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等思考研究还不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和鉴别力，对社会上个别消极议论或负面言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抵制不力，没有以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去力所能及的进行抵制或弘扬正能量。四是纪律执行还不够彻底。领导班子虽能严格履行党纪党规教育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把党纪教育作为党员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的必备内容抓紧抓实，但还存在党纪教育成效不明显以及对党员干部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方面监督不够有力的现象。
（二）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精文减会不彻底。精文减会精得不够彻底、减得不够到位，会议多文件多的问题依然没有很好解决。涉及全县层面的会议明显减少，但工作部署、协调方面的会议又明显增多，延误了工作的时效性。二是厉行节约不严格。个别班子成员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意识不强，在厉行节约认识上存在偏差，对铺张浪费不以为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浪费的危害性和严重性。三是公务接待不规范。在日常的公务接待上，有时出现公务接待标准把握不好的情况，有时出现陪同人员超员的现象。四是调查研究不深入。对基层情况了解得不深入、不全面，对工作进展情况掌握得不及时、不准确。调研过程中存在听干部汇报多，听群众意见少，了解面上情况多，发现深层次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少。
（三）遵守组织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具体工作中，班子成员全局意识还不强，没有履行好民主参谋、协助决策的作用，参与讨论还不主动，有看问题不全面就不充分发表意见的现象，发扬民主不充分。缺少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觉性，有时即使看到了别人的问题，认为在一起工作，不必要批评别人的缺点，保持“一团和气”。二是执行民主集中制基本程序不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存在薄弱环节，在研究决策程序上，一些重大决策听取基层群众、离退休干部和民主党派人士等各方面的意见不广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党内生活制度执行不到位。坚持“三会一课”制度不够，落实谈心谈话制度不到位，民主生活会辣味不浓，红脸出汗不够。
（四）遵守廉洁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一岗双责”落实仍有差距。个别班子成员对党风廉政“一岗双责”责任缺乏充分的认识，对业务工作安排部署的较多，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还不够，没有真正把党风廉政建设放在心中、抓在手中，执行各项纪律还不够严格，对干部监督教育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二是执纪监督有待加强。抓制度落实缺乏一以贯之、常抓不懈的工作韧劲，工作措施较为简单笼统，相关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有待加强。
（五）遵守工作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统揽全局发展思路上还存在差距。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还不够好，在执行中央和省、市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时，用全局的思维思考问题、研究问题不深，反映问题多，分析凝炼少，提出有价值的措施办法不多。二是实际工作不深入。有时把完成任务当作工作的落脚点，有检查验收做的就好，没有检查督促，做的就相对差些，当前工作与全县长远建设、整体发展结合不够。在落实具体工作时，不是很好地去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只停留在一定的层面上。三是督查长效机制不完善。督查工作力度不够，监督手段单一，缺乏持续跟踪，造成有些工作措施没落到实处，影响了工作质量和实效。四是遵守工作制度不严格。个别领导没有很好地遵守单位规章制度，放松了自我约束，存在迟到早退、不能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等现象。
（六）严格遵守生活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奢靡之风认识不足。在思想上有松懈的倾向，主观上存在奢靡之风与自己无关的错误思想。二是不注重慎独慎微。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弱化，自律意识不强，不勤于自省，没有完全做到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三是勤俭节约意识不强。过“紧日子”的思想有所淡薄，在思想上对艰苦奋斗精神缺乏有力的坚守,有时不爱惜公物、不注重节能，存在不注意节俭办公,在办公耗材、用水用电等细节上大手大脚的问题。
四、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从思想根源上深刻剖析，主要是：
（一）理想信念坚守不牢。坚持理论学习常态化不够，工学矛盾和知行关系处理的不好，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导致理想信念不牢固。思想还不够解放，习惯于惯性思维，想问题、定计划、作决策有时立意不高，眼光不远，在处理基础性、长远性问题上不够深入，缺乏以理想信念激励实际工作的自觉性，致使谋发展、抓发展、促发展的使命感、责任心和事业心不强，主动作为的意识不浓，工作担当精神不强，造成了理论学习浮在表面，调查研究不深不透、精文减会不够彻底、创新进取意识弱化等方面的问题。
（二）宗旨意识扎根不深。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领会不深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思想在认识上不到位，下基层指导工作注重了解面上问题多，与职工群众谈心交流少，直接听取困难群众意见更少，没有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导致脱离了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淡化，没有与基层群众真正建立起鱼水关系。归根结底是“官本位”思想导致存在宗旨意识淡漠，统筹发展不科学，联系群众不紧密，效能建设不理想等方面的问题。
（三）党性修养锤炼不实。理想信念精神之钙有所缺失，使党性修养减弱，全局观念、大局意识、敬业精神弱化，放松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锻造，放松了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追求，工作上敢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慢了，勇于真抓实干、善做善成的决心软了，进取意识、奋斗精神消减了，作风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虚、浅、浮、躁问题。由于党性锤炼不实，奋斗精神消减，导致存在攻坚克难精神软化、服务基层不主动、工作落实执行不力等方面的问题。
(四)工作纪律约束不严。纪律意识有所松懈，纪律的“螺丝”拧的不紧，在纪律上虽然思想认识到位，但在工作标准上只求不违规、不求作表率，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淡化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和政治职责，思想上严防死守，令行禁止的意识不够深入，纪律松懈的思想有所抬头。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的力度还不够，有的该执行的纪律坚持的不够，有些问题管了但没管彻底，导致存在艰苦奋斗意识退化、厉行节约不严格和工作不深入实际等方面的问题。
五、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
（一）加强理论武装，坚定政治定力。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提高政治修养，更加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信念。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坚持落实政府党组学习制度，采取集体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定期开展学习交流，持续深入学习党的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工作举措，着眼自身发展和事业发展，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促进学习成果转变成想大事、谋发展的思想动力，培养长远眼光和战略性、前瞻性思维，切实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二）密切联系群众，强化宗旨意识。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忠实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落实各项等制度，班子成员坚持深入基层，针对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热点，带有政策性、全局性和特殊性的问题，开展专题调研。改进调研方式，做到真正深入基层听真话、访实情，了解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困难，切实增强增强服务意识，不断提高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严明政治纪律，增强行动自觉。认真领会对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提出的新要求，牢固树立党规党纪和法律意识,自觉规范言行，明确守纪底线。注重把握和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班子成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主动维护政治纪律，又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坚决同一切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坚决维护纪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加强党性修养，强化纪律意识，使班子成员做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的带头人，自觉做到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立场坚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坚定不移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篇3
不过本届政府面临的压力还是很大，有两点需要应对的问题。第一点就是短期内的财政悬崖；第二点就是美国综合经济竞争力的基础性结构问题。
关于第一点，美国政府需要在2012年12月31日前做什么来避免财政悬崖给美国经济带来剧烈的影响呢？这个问题通过各方面努力是可以解决的。日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以257票赞成、167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财政悬崖法案，奥巴马业已签署了这份名为《2012年美国纳税人减税法案》的文件。
第二点更为重要，美国其实具备一些有利的因素。首先，美国在自然能源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国际能源组织报告称，美国在2022年实现能源独立；其次，美国人口结构是所有西方工业国家中最适宜长期健康发展的，人口在持续增长，且年轻人口多。这一点和大多数处于人口下降、老龄化严重的欧洲国家有很大不同。
美国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解决短期的公共领域去杠杆化的同时激发私有企业的活力。美国私有企业拥有1.7万亿美元现金积累，在等经济好转的讯号后进行投资。
对于这届奥巴马政府来说，最严峻的挑战还有政府应该怎样努力在国企及私企之间建立对话的途径和机制，为私企持续发展创造环境，使他们了解税收对于政府收入及创造就业方面的作用；使公共部门跟私有企业再次紧密合作，发挥美国经济的巨大潜力。
应该说，2008年由于雷曼兄弟倒闭而引发的一系列金融危机使得企业的长期信心在消失，所以政府应致力于信心的恢复。在这方面，政府的职责在于为企业在政策方面创造生存环境，包括税收政策、投资激励、就业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来恢复消费和企业（经营）信心，促进公私合作。
目前中国对中美关系比较担心。之前，奥巴马政府已连续对中国发起多起“贸易战”，包括中兴、华为等公司也在美国遭受调查。对于这一点，应该说相比罗姆尼，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更温和一些。此外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政治家在选举中说的话在以后施政中所真正实施的政策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奥巴马已经连任，因此美国政府在未来四年将较少关注讨好民众，而更多关注利于制定实施正确政策。
认为正确的中美关系应该是双方彼此需要、双边互利。中国的外汇储蓄需要购买美国国债，帮助美国渡过了财政危机；而美国消费者购买中国产品，支持中国经济发展。未来双方从自身利益出发，会促成双方互利发展。
和美国相比，可能欧元区的经济更为复杂一些。欧元区在两大经济问题上与美国相似，一是短期债务问题；二是长期的欧元区经济竞争力问题。短期问题好解决，长期问题则关系到基础性结构。当然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是存在关联的，短期减债太快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且收入的减少很难帮助政府走出债务黑洞。因此长期和短期问题的解决需要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处理好两者关系。
欧元区的问题可以分成几类。第一类是希腊债务问题，目前希腊债券人考虑减记希腊债务，幅度相当于欧洲GDP的0.6%，这样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其实真正麻烦的是第二类，诸如法国、意大利这类没有发生短期债务问题的国家，他们问题反而更严重，需要调整的是长期竞争力。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在2012年11月宣布，将法国信用评级由AAA级下调一级至Aa1级，原因就是因为其面临的多重挑战都与经济结构有关——长期缺乏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劳务市场、制造业、服务业市场衰退。法国新总统奥朗德虽然一向非常反对财政紧缩政策，但为将2013年财政赤字占GDP比例控制在3%以内的目标，被迫实施新预算案，包括规模高达200亿欧元的增税计划以及100亿欧元的开支削减措施。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篇4
如果说2004年宏观调控带有“进中求稳”性质的话，那么2005年的宏观调控需要“稳中求进”、“稳中保进”。“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不仅要分工协作、搭配使用、协调配合，而且财政、货币政策自身也要“微观化”，讲究内部松紧搭配、斟酌使用，对冲个别工具的负面影响，有效发挥整体性的正向调节作用。
目前，我国经济形势极为复杂，对宏观政策姿态和操作具有复杂的结构性要求，既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搭配使用，同时也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身必须微观化，并讲究内部组合；既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明确的总体性取向，选择“双稳健”的政策组合，又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在本身的内部结构上有松有紧。在政策姿态方面，需要对实行了5年多、且其正效应逐步被挤出的积极财政政策作出必要的调整。这个调整，既要降低“积极度”或“扩张度”，实现我们讲的“相对淡出”，又不能一下子停止前几年已经采用过的做法，譬如不能全部停发长期建设国债，不能放弃2003年以来所采取的“结构性减税”措施。据此，我们主张，下一步“双稳健”组合中的财政、货币政策，应该将宏观经济管理重心从目前以需求管理为主转变为短期的需求管理与中长期的供给管理相结合上来：货币政策主要用来完成“防控通胀”的任务，即解决短期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压力等稳定问题；财政政策主要用来完成“保持景气”的任务，即在解决短期稳定问题的同时，主要是解决中长期的供给稳定问题。
具体来说，财政政策方面，应该运用预算支出政策进行短期的需求管理，用调节短期需求量的办法实现短期供求平衡；用税收政策来调节中长期供给量变化，改善供给结构，实现中长期供给稳定和结构优化。税收政策要“有增有减、有松有紧”。预算支出政策应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积极姿态，尤其是国债投资政策方面，要将着力点放在中长期供给能力建设、结构改进和供给稳定机制建设方面。税收政策要继续推进具有“稳定经济和优化结构相结合”特点的“结构性减税”措施，以降低总体税负，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同时缓解当前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要适当扩大增值税转型的试点范围，以降低企业的成本，从而减少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的压力。另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提高钢材等目前国内紧缺产品出口税率或至少取消出口退税方面的优惠，以相对增加国内市场的供给，减小过大出口需求推动的物价上涨压力；同时，应抓紧出台燃油税，在理顺道路税费体制的同时，运用税收政策杠杆调节国内石油需求。
货币政策方面，既要保持货币政策必要的连续性和相对的稳定性，以巩固前一阶段宏观调控的成果，又要注意赋予政策一定的灵活性和应变性，相机抉择、斟酌使用，以应对下一步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考虑到资金供给已经比较紧张，而物价回落有一定的滞后期，下一步不宜出台新的总量性紧缩措施，可根据实际情况适时适度进行微调。如果物价水平继续居高不下，可在保持政策总体姿态不再收紧的前提下，出台一些对冲措施以消除其副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在姿态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从后来的“适度从紧”转变为“总体稳健、适度放松，有紧有松、结构优化”，可以适当扩大公开市场货币投放、降低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同时进一步运用差别准备金率调整信贷结构，缓解可能出现的资金紧张局面，并对冲提高贷款利率的总量紧缩效应。作为配套措施，应调整消费物价指数构成，公布核心CPI，同时降低利息税和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如果物价回落较慢，必要时可再次单独提高存款利率，以消除负利率持续存在造成的不利影响，但贷款利率不宜提高。（摘自2004年12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篇5
关于双减政策对我国的影响
1.稳定社会发展
2.解决人口问题
3.扶持职业教育
双减”政策是把双刃剑，它的存在确实减轻了学生和家庭的压力，但是也进一步加剧了教育资源的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阶层固化进一步稳固。
即使没有文化培训机构，经商的大亨依旧可以花钱请一对一教师给孩子辅导，中产的高知父母也可以利用下班时间自己给孩子辅导，而从事流水线的普通的家长，反而失去了给孩子补课的机会，因为他们没能力，也没时间给自己的孩子辅导。
其次，大城市的教育资源、师资力量和农村的完全不对等的。我曾待在五线的小城市待过两年，由于家校环境的影响，学生大多学得很不理想，将来能考上大学的估计在5%左右，大多数都将会进职业教育学校。对于大多数出身普通的学生来说，能考上一个二本的学校或许已经拼尽了全力。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篇6
【论文摘要】：文章先阐述了分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原因，然后简要介绍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过程。接着，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两个核心概念--共同利益和国际机制的层面来分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并就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提出相关解决对策。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中美两国在经贸、环境、安全等各个方面存在着越来越广泛的共同利益，但是，这并没有使双方的合作关系自发改进，反而由于各种原因致使两国存在着愈演愈烈的冲突。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如果两国关系处理不当，不但会直接影响到两国经济发展，甚至会世界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为了减少冲突，相互合作以达到"双赢"，中美双方试探性地进行了战略经济对话，形成了相关机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为使该机制更大程度促进中美合作，我们必须对该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其内在规律，把握其局限性与发展方向。
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由来及其过程
2006年8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同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双方表示，加强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对话，将有利于两国经贸合作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稳定安全也会产生积极影响。2006年9月20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标志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正式进入创建轨道。
2006年12月14－15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2007年5月22－23日，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双方围绕服务业、投资与透明度、能源和环境、平衡增长和创新等议题进行了讨论。2007年12月12－13日，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中美围绕"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这一主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于2008年6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随着双方对话的深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机制也日趋完善和成熟。
二、剖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原因
首先，共同利益是双方对话的基础。"相对其他国家来说，中美经贸关系更符合''''比较优势''''的原理，中美双方均从这种贸易、投资关系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①如今，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中国是美国第四位进口国。美国从中国进口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升降；而获取美国的资金、技术与先进的管理经验，也是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出口的廉价产品，不但使美国消费者每年减少1000亿美元的开支，而且使美国的GDP每年增加0.7%，通胀率减少0.8%，有利于减少美国财政赤字，确保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增长。除了经贸关系联系紧密，中美双方在政治、军事、文化、环境等方面也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如全球和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和世贸谈判等问题，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同样，中国要和平发展，也一定程度需要美国维持稳定的外部环境。②另外，中国现今倡导建立"和谐社会"，对环保、知识产权、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重视也日益加强，也都是符合美国的对华一贯立场的。如果双方能够合作，不但能够给中国带来所需的先进技术与经验，也能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利润。这样，建立以经济对话为基础，兼顾政治、安全以及环境范畴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不单单可以使中美双方解决经贸方面存在的问题，还可以在其它领域找到更多的"利益契合点"。
其次，冲突与磨擦不断加大是对话的刺激因素。虽然中美双方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但中美冲突与摩擦的程度并没有减弱，相反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并表现出恶性循环的特征。比如，美国对中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感，所以美国一方面批评中国对美的巨大贸易顺差，一方面却又加强对华的技术出口控制。美国作为高技术国家，在经济关系中高技术产业占据比较优势。控制对华技术出口必然导致加大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而进一步加大对华不信任感，形成恶性循环。这类问题，多源于误解和相互猜疑，如果不通过积极的对话来逐步构建双方互信，将难以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再次，双方认知趋于一致是对话的先决条件。双方合作的意愿，仅仅有客观存在的共同利益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双方主观认识相一致。"相互依赖引发了国际合作的愿望，国际合作是国家权衡利弊后的一种选择，是建立在严格的利益判断基础之上的"③。中美双方对有关问题的认知逐步趋于一致，使对话有了了现实的可能。比如，时任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的佐利克2005年曾明确表示，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攸关方"④。2005年9月，一些美国政府高官曾在公开场合表态时，说应尽量淡化人民币汇率对美国制造商的"负面影响"，认为美国制造业的困难更多地归咎于其他因素。中美之间的冲突，中国也开始从自身分析问题。比如，中国意识到对知识产权缺乏保护，不仅损害了美国以及其它地区的利益，也会导致国内高新技术难以发展，所以中国对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逐步提高，并承诺履行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这都说明双方的认知逐步趋向一致，使双方走向对话的道路。
三、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特点
在某种情况下，合作的进行，仅仅存在共同利益还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制度的存在才行，这些制度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并能限制信息的不对称性。⑤中美双方存在共同利益，但要在这个共同利益上实现有效的合作，还必须发挥机制的作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在中美多年的经贸关系的发展以及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过程中，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机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并逐步完善，呈现出自身的特征。
首先，对话定期举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自2006年9月保尔森首次以美国财长身份访华后，中美双方宣布启动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之后，对话每年举行两次，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双边和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对话将轮流在两国首都，也就是北京和华盛顿举行。对话定期举行，使得该机制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
其次，对话立足点高，涵盖面广。战略对话就是要站在制高点来全面审视双边关系。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在建立之初，就立足于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经济问题，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推动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同时，对话内容涵盖多个领域，使得双方能够更为全面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再次，对话呈现出渐进式的特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议题，从第一次对话讨论的五个专题，扩展到第三次对话的八个专题，逐步扩展到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并在原有议题逐步进行深化和扩展。从广度和深度的循序渐进，有助于降低双方调整的烈度，使双方合作能够更加稳步进行。
四、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前景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建立，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为促进两国关系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但是，对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运作，我们也应该有理性而清醒的认识。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中美两国国情的巨大差异等因素，导致在中美两国之间建立行之有效的对话机制并确保机制的顺利运行，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注定将在复杂、曲折和艰难的道路中前行。
首先，中美双方关注点和期望值不对称。中美各自对战略经济对话的关注点不同，从目前中美双方的表态来看，美方最关注的是三大问题：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开放，而中方最为关注的是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贸摩擦被政治化的问题。中美双方对战略经济对话中的不少问题的期望也是不对称的，在美国看来需要在短期内解决的问题，例如金融市场、汇率和资本项目开放等问题，对中国而言，却是需要在长期改革中逐步解决的问题，中国不可能做出损害自身利益的让步。
其次，美国国内政治复杂性的牵制。在美国的多元政治体制下，国内政治极为复杂，政党间、利益集团间的利益争斗从未停止过，众多的行为者都试图对相互竞争的目标进行妥协。美国的外交政策及行为，也必然受到政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的影响。在美国的各政党与利益集团中，汇集着大批在对华贸易中的"受损者"（如劳工集团），强烈要求对华采取不合理的强硬政策。国内政治的纷争发生"溢出效应"，必然影响到"高层政治"，使得在双方对话中出现各种不和谐的声音，影响战略对话进一步加深。
再次，构建战略互信存在问题。美国的战略目标是维护和延长在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主导地位．维护和扩大在世界各地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继续向世界各国推广美式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中国的国家战略总目标是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是以和平、发展、合作为基本主题的自强发展战略。⑥其实，中美两国的战略目标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基本符合一致的。但由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导致了两国战略互信存在着不少问题。美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科技文教等各个领域都需要中国的合作，同时两国在这些领域又是相互竞争的。合作与竞争的交织，使得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双方难以互相信任。另外，中美两国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等多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导致双方并非通过短时间的沟通就能得以相互理解。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是会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美国对此心存疑虑。美国与中国的合作，是真正将中国看作"利益攸关者"的外在表现，还是因为陷于反恐战争而不得不采取的缓兵之计？
总之，由于中美两国在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都存在着很现实的问题，其中很多问题更是由来已久的，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所以，也不能期望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能迅速高效的解决所有问题，它也只是中美双方的一种特殊的沟通渠道，通过对话加强理解和沟通，进一步扩大双方的利益汇合面，但要解决中美关系间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发挥中美双方在彼此发展中的作用，还需要中美两国从多方面、多层次上做出更大的和不断的努力。
注释
①王勇.《中美经济关系：寻求新的分析框架》，载《国际经济评论》,2007,7:10-12.
②张幼文.《共同利益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基础》，《国际经济评论》,2007,11:48-51.
③王杰主编：《国际机制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④罗伯特·佐利克.《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2005年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