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范文
[关键词]《瓦尔登湖》儒家道家禅宗中国思想
对于经典作品的解读，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者从不同的观点会发掘到不同的特色，而梭罗的《瓦尔登湖》就是这样一部内涵丰富的作品。传统的解读方式一般是着眼于梭罗对田园牧歌式乡村生活描绘的笔法；还有一部分人则是看到了作品背后作者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呼吁，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另外一些研究者则是从作品中所表达的超验主义思想进行解读。而本文将抛开传统的解读观念，专门从其中所蕴涵的中国元素入手，来对该作品进行探究。
一、《瓦尔登湖》对儒家经典的引用
说到中国思想，最为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儒家思想了，而梭罗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在《瓦尔登湖》这本书中直接引用《论语》、《孟子》、《大学》等儒家经典语句十余次，不但表现出作者渊博的学识，也包含作者对儒家经典的肯定。其中对儒家语句引用的第一处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0页)”这句出自《论语·为政》，乍看起来与前后文的意思不搭调，但是只要结合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贯穿始终的思想,便可以理解梭罗就是用这句话来讽刺世人每日奔波忙碌，将自己所臆想的东西想象成所知道的东西，每日杞人忧天，迷失本心，忘记对自己而言最重要的。而第二处对儒家经典的引用是出自《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85页)”这本是我国商代成汤王刻在自己浴盆，用以自戒的句子。原意指激励君子要像每日洗澡一样，自新其德，除掉心底的尘埃，不能间断一日。在《瓦尔登湖》中运用这句，也正是与抛却心灵羁绊，洗涤灵魂的寓意相符合。接着在这本书中还接连引用了《论语·宪问》(91页)、《中庸》(130页)、《论语·颜渊》(169页)、《礼记·大学》(212页)、《孟子·告子》(305页)等语句，充分显示了作者对儒家经典的了解，而在最后一处梭罗则引用得更为其巧妙：“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318页)”这话看起来与全文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如果参看梭罗索引的英文版，将这句里的“志”译成“思想(thought)”，就会豁然顿悟，这不正是梭罗寄情于山水的决心吗？
而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出自中国儒家的经典语句，都被梭罗引用到作品中来表达自己的观念，这种观念与梭罗原有的思想不谋而合，那就是君子的修身养性理论，以及由己及人以自己为榜样、来改造社会的想法。因此，在
梭罗眼中，中国的儒家圣哲仿佛是“操着异乡的口音，却说着令人耳熟能详的内容”。
二、《瓦尔登湖》对道家思想的化用
道家思想也叫老庄思想，顾名思义，庄子是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仔细去了解梭罗的主张，就会发现这两位（庄子约公元前369生，梭罗公元1817年生）时间上相隔两千年、空间上相隔一个太平洋的作家竟然有惊人的切合度。首先在政治观上，庄子主张“无为”而治，认为最理想的社会应该是“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出自《庄子·外篇·在宥》）”。而在梭罗的《消极反抗》一文中也提到了他“最好的政府是什么事也不管的政府”的看法。其次，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庄子的《蜗角触蛮之争》一文充分表达出庄子反对战争的观点，而《瓦尔登湖》里面描写红蚂蚁和黑蚂蚁的战争，则与庄子的寓言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态度看法上的一致也就成了梭罗不自觉化用道家思想的渊源。
梭罗于1845年幽居在瓦尔登湖畔，一直在这里生活了两年，他要追求一种简化的物质生活，他追求精神世界的充实，心灵的宁静闲适，所以在《瓦尔登湖》中“反对物欲，充实精神”、“回归本真，崇尚自然”的思想贯穿始终。如书中“那些豆子很快乐地回到了我培育它的野生的原始状态去，而我的锄头就给他们高唱了牧歌”、“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鸟雀不会在洞内唱歌，白鸽不会在棚子里抚爱它们的真纯”。这些享受自然、享受生活的描写恰恰正是“自然率真”、“返朴归真”等道家思想的表达，在《瓦尔登湖》中，人与自然是和谐融洽的关系，人对自然已不仅是单纯的欣赏，而是已和自然融为一体，这不正是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化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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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家思想哲学精神中国山水画宗炳画山水序
前言：
时间虽然已经走进了2012年，世界处在波动和喧嚣中，欲望横流的世界。但是，每当我提起毛笔来，一切的烦扰就都在笔墨中消散了，进入一种超然的境界，在中国水墨画中，你永远可以找到和谐和平静，让心灵得到安歇和释放。因为正如范曾先生所说，中国画是哲学的和诗意的。中国画，尤其是中国山水画可以代表中国文化，中国画代表民族的精神内涵。中国5000年的文明，只要是当代中国人，不论他是否有文化，他的血液中，他的每个细胞中都会散发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的哲学精神的，那是千年的沉淀，所以中国人自然会永远欣赏中国画，让她永远生存和发展下去，这种审美将永远存在。那中国的哲学精神和中国画有怎样的关系呢，按历史的印证，中国画就是中国道家哲学思想的艺术表现形式。
第一章道家的起源
道家起源应为远古的隐士传统，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成为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道家思想的起源是传说中轩辕黄帝，公认第一个确立道家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在他所著的《老子》（《道德经》）中详细阐述了他的思想。
道家哲学首先摆脱儒家社会哲学的进路，倡导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老子曾在他的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萧呵！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
道家哲学不同于儒家的社会哲学，认为社会只是一方存在的客体，在其中生存的人们，应有其独立自我存在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识型态的束缚。基本上，道家哲学并不否定儒家的社会理想，但对于社会责任的态度并不先存立场，而能有尊重人类自主性的态度。道家重视人性的自由与解放。一方面是人的知识能力的解放，另方面是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儒家提出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道家提出了“谦”、“弱”、“柔”、“心斋”、“坐忘”、“化蝶”等的生活功夫来面对世界。
道家的社会哲学表面不是进取的，积极的，道家讲究清静，虚，空，出世，遁入山林。儒家讲入世，道家认为是合理的，但不是绝对的，因为天道变化道家强调得更多的是在社会中生存的智慧原理，而且这种智慧必须是能应在任何历史情境的社会之中都行之有效的生存之道。同时也安定了千百年来中国士大夫失意于儒家本位的官场文化之后，也能有一广大的世界以托寄人生。
庄子和老子一样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提出了从人的自我修养到面对整个社会国家的处世之道。
战国时期的列子，认为人在没有外在强迫力的生存状态下，不忧天，不畏天，才是最好的生存状态。
三国时代人王弼，注解老子《道德经》一书，诠释老学的宗旨："贵无"的精神，并以此原理注解《老子》，甚至还因此改变了易学的气化宇宙论，代之以纯粹玄学思想，使中国易学史走向一个崭新的局面。
道家不是社会政治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从旁观察世局，认真思索宇宙的真象，描述天道与人事变化的法则，当先秦的老庄二子整理了道家思想的纲领之后，道家形上思想的深度立刻影响了儒家与法家的思想，儒家《易传》之作与韩非子《解老》之作都是在其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说。但是在社会政治的实际影响力上，老子之学要到汉初黄老之治的实施后才正式被试验着，因为在迭经春秋、战国、秦、楚汉之争之社会战乱终告停止之时，人们终于发现军事争斗之害以及休养生息的重要，于是老学原理的政治哲学观点遂被重视。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的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形成“文景之治”。等到西汉强盛，君王开始好大喜功，争战的岁月再度启幕，时代的风气再度转变，也再度败坏。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虽然道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宋明理学更是揉合了道家的思想发展而成。道家思想后来被张鲁的五斗米道等宗教吸收，并演变成中国的重要宗教之一――道教，魏晋风流在清谈玄学时更着重炼丹。因此，道家与道教常被人混淆。
第二章道家哲学的兴盛
道家哲学在魏晋开始有了它的生命力。魏晋玄学是以老庄思想为骨架，揉进儒家经义的一种哲学思潮。魏晋之后，道家思想并未有鲜明的创造传统之再现，但是道家思想却转为道教、源自庄子的气化宇宙观，更被广泛且深度地再开发。而同一时期的佛学传播，亦曾有一断相当长的时间是以道家“无”的智慧原理来表达的，此即世称“格义佛学”时期。
道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与儒家同等重要，道家文化在中国艺术、绘画、文学、雕刻等各方面的影响，则是占据绝对性的优势主导地位，即使说中国艺术的表现即为道家艺术的表现亦不为过。道家哲学在中国政治活动中使得中国知识份子不会因为有太强的儒家本位的政治理想而执着于官场的追逐，而能更轻松地发现进退之道，理解出入之间的智慧。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代，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当权者纵情享乐、腐化堕落。失落的统治阶层，饮酒作乐，逃避山林，出现了竹林七贤。因此，这一时期佛教、道教盛行，出世思想滋生。而一般的统治阶层的知识分子，不是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便是消极隐退，明哲保身。于是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学史上产生了山水诗，绘画史上则产生了山水画。山水画开始从人物画的背景中脱离出来，纯粹的山水画开始出现，出现了一批象宗炳、王微那样隐居不仕，辟召不就的志士高仁。他们无力改变社会，不想奴颜婢膝侍奉权贵。于是他们隐居山林，寄情山水，把酒论道。将个人恩怨，爱国热忱，悲愁与无奈寄托于山水之间，于山水中寻求解脱。宗炳《画山水序》与王微的《叙画》是他们艺术思想的精华。虽然他们没有山水画作留传于世，却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山水画创作的精辟论述，犹如各拉丹东雪峰的冰雪融水，开启了中国山水画理论的浩瀚长江之源。
第三章中国山水画的哲学精神之源
第一节道家的主要思想以及对中国画的影响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是天地产生之先的原始混沌，它是万物形成之母，无从命名，我们称“道”为“道”时，这个名字只是一个指称，正所谓“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说的“心斋”“坐忘”，“澄怀”才能“味象”。“澄怀”就是“坐忘”，宋代郭熙将画家这样一个审美的胸怀称之为“林泉之心”，陈传席先生说，郭熙的三远法，是道家思想在山水画上的体现。在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的影响下，唐张彦远第一个树立自然为画中上品的标准，南齐谢赫提出“气韵生动”的，它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画的最高美学法则。
“道法自然”是老子思想的一个核心命题，也是道家学派思想的主旨之一。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从这段话也可以看到，老子的人生理想的最高追求是效法“道”。“道”本身就是自然的，而“道”生化万物，也是自然而然，不带任何人为的、功利的浪迹，即所谓“道之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老子・五十一章》），所以中国画道也讲“道法自然”。
当一切喧嚣归于沉静，自然之心则归于淡泊。以为自然脱俗方能悟道。道是平淡天真的，中国画中的“复归于朴”，“见素抱朴”、““恬淡为上”。与老子的“复归于婴儿”，“比于赤子”，“如婴儿之未孩”精神相契合。庄子指出“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又指出“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无则无为而无不为也”，老子的“无为”思想，“无为”即“自然”，“无为”即“无事”，“无为”即“善为”，于是在艺术创作中有了“无画处皆成妙境”。到了庄子那里更赞美“天籁”、“贵真”、“平中求奇”为上品，在平淡无奇中求其醇厚之味体现的正是庄子道学精神。庄子的哲学宗旨，在于寻求人生从有限境界中的自由与解放，这与艺术的根本目的相通；而庄子体验“道”的精神状态，则是以虚静之心去观照和把握天地间不可言说的大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创作者的心灵在其精神活动的方式上，具有虚、静、明的基本特征，而在精神活动的目的上，则是寻求超越心灵与外物的主客界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至境。这与艺术性的审美与创造活动相通。有人说，庄子的人生是艺术的人生。于是“虚实相生”、“知白守黑”成为中国艺术创作的辩证法则。
老庄对于色彩主张“素朴玄化”，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庄子：“五色乱目”，“故素也者，谓其无所杂也”，“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因此自唐，有隐士思想的画家摈弃绚丽的色彩，出现了水墨山水画，几千年来成为中国山水画的传统，墨色即玄色，老子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道家思想对于中国山水画色彩观的重大影响。
中国画用线讲究棉里藏铁，反对外露，中国人的做事原则不也是这样吗，这正是老庄从柔从弱的思想，讲求以柔克刚，老子从“反者道之动”原则出发，主张贵柔、守雌，反对刚强和进取。
第二节《画山水序》，中国山水画哲学高度的定位
我国最早的山水画理论著作宗炳（375-443）的《画山水序》，严格的说就是玄论而不是画论，它主要阐述用画的形式把哲理的内容，即“道”，表达出来，而作山水画和观山水画也是为了体“道”和观“道”，六朝的玄学家们认为山水和“道”相通，宗炳认为山水画是用来体现圣人之道的，他说：“圣人含道映物”，“山水以形媚道”，画山水和观山水画和游览真山水一样，能更好地品味圣人之道，是采用一种最好的形式，“卧游”，山水，以便体现和学习圣人之道。他最早把老庄之道和山水画联系起来，因此画和画技皆是“道”。唐人称张的画：“非画也，真道也。”深得中国艺术精神的日本学者就直接称画为画道，书法为书道。后世论画也都是以道家精神为艺术的精神。
陈传席先生说，《画山水序》决定了中国画的特质，是理性的起点。
道家思想浸入绘画理论，有了画道和写山水精神，自宗炳的游览山水，后世才有了“行万里路”。他的道家观点“澄怀观道”和“卧游”，影响历代文人。坡常常提到：“澄怀卧游宗少文”，倪瓒：“......澄怀观道宗少文......”，明代沈周的画册叫《卧游册》，都源于宗炳。石涛的“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是宗炳思想的体现，宗炳的《画山水序》奠定了中国古代千年的山水画方向，和精神内涵。值得大家好好把握和研究。他从理论上提出：“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写山水要写山水精神，山水的神韵。从此千年，中国山水画和其它种类的中国画都在这样的宗旨下发展下去。
结束语：
宗炳在公元五世纪就把中国画的思想高度，高高地定位在哲学的高度，因此之后历代无法超越！！！之后从唐的张彦远，宋的郭熙，元赵孟，明的董其昌，清朝的石涛和山人，无人走出他的理论之框。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5]老子.：《老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6]俞建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庄子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范文篇3
关键词：殷商文化；玄鸟生商；儒家
一、庄子寓言中关于阴性哲学的表现
鲁迅先生曾评价庄书云：“著书十万余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寓言在庄书中所占的比重。寓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就是神话的哲理化，例如《至乐》中的昆仑及皇帝，《大宗师》里面的得道神人，《天地》中的象罔以及《逍遥游》中的鲲鹏等等，这些寓言故事大多来自于昆仑神话系统。因此从神话思维方式出发来探究庄书未尝不可。
在《庄子》一书中我们会发现不少的涉及到空间方位的篇章，例如在《逍遥游》中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是鸟也，海运则迁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天下》中的“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天道》中的“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向，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天地》中的“皇帝游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治，乱之率也，北面之祸也，南面之贼也。”《天运》中的“夫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见冥山，是何也？则去之远也。”《知北游》中的“知北游于玄水之上……反于白水之南。”我们可以看到在涉及空间方位时，庄子总是南北对举，那么庄子的这种空间意识是怎么形成的，或者说空间方位对于庄子又暗含着怎样的价值，在叶舒宪先生的《中国神话哲学》一书中，他通过一组记载在《史记・乐书》里的仪式古歌：《青阳》《朱明》《西颢》《玄冥》从而推演出一套中国神话宇宙观的原型模式：
“昆”模式：
上=阳=南=神=界=男=天=光=明=正=夏=白=昼
“昔”模式：
下=阴=北=鬼=界=女=水=黑=暗=负=冬=夜=晚
从这个南北对立中可以看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体系，这就是：
南：北
阳：阴
火：水
动：静
实：虚
有：无
有为：无为
雄：雌
王：圣
庄子对这些神话的自觉运用，或者说庄子对这些空间方位的自觉运用应是对以仁义礼乐为核心的儒家正统文化的反拨。儒家所标榜的传统价值标准总是以南，阳，雄，生的一方为正价值，例如孟子在解释“气”时候说道“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在《尽心下》中孟子说道“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而以北，阴，雌，死的一方为负价值，庄子以“无”为本，主静不主动，“以生为丧”，“以死为反”（《庚桑楚》），倡导的是一种“无为而治”的政治，顺应自然的人生态度，他的这种哲学可以称之为“玄冥哲学”：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在这里“阴”是天的属性，而“阳”是地的属性，但是在儒家的文化理念中“阳”是从属于天的，从而使“阴上阳下”的原始文化转化为“阳上阴下”的儒家文化，父权得到了明显的强调和提升。
庄子《在宥》篇里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广成子住在空同之山，在《淮南子・诠言训》的开篇云“洞同天地，混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英国学者艾利亚德从精神分析的立场来解析“洞”的原始之义，他认为那是石器时代的初民视洞为子宫的神话类比思维方式在文明时代所留下的印记，因此“洞”字便有了神秘，丰收，生育等意义。[1]在庄书中作为创生万物本源的“太一”或者“一”，在《说文》中解释为“壹，专一也，从壶，吉声。”“壹”作为“一”的另一种写法，似乎更加完整的保留着神话表象。“壹”字取象于“壶”而“壶”恰好被释为“壶，瓠也”，也就是葫芦的意思。日本比较神话学家伊藤清司指出在初民观念里葫芦被认为是女性的象征，有些民族干脆视葫芦为能生育的子宫。庄书中的这类神话寓言故事还有很多，例如“未始出吾宗”的“胎息”之术，“复归于婴孩”的主张等，都无不体现出庄子思想中的崇阴尚柔意识。
二、宋国的文化传统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墨子为宋国人，曾是宋的大夫，宋曾经是周朝战胜殷商后建立起来的诸侯国，也就是说，宋虽然在政治上是属于周，但是文化是却是承袭殷，“自天下言之，则侯服于周也，自其国人言之，则以商之臣事商之君，无变于其初也”[2]。殷商文化有其特殊之处，《礼记・表记》里说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王治心先生也曾说：“夏与周皆远鬼神而近人，惟殷人则先鬼而后礼，什么叫先鬼而后礼呢？郑玄解释这句话就是‘内宗庙，外朝廷’什么叫内宗庙？重在鬼治；外朝廷言重在人治。夏与周都是内朝廷而外宗庙的，惟殷人则内宗庙外朝廷。可见殷人的政治，是依据鬼神做标准的。”[3]郭沫若也曾经说过“殷人的气质和周人颇不相同，殷人是比较爱好艺术的氏族。殷墟所发现的古物，无论是铜器，石器，骨器，白陶，乃至甲骨上刻的文字，都富有艺术的风味；又因为时代的关系，殷人最崇信鬼神，故其文化色彩带有超现实的韵味。”[4]所以，生于宋的庄子自然而然会受到殷商文化的影响。那么如果按照叶舒宪先生所建立的神话宇宙观，殷商这种信奉鬼神的文化是可以划分到北方模式体系之中，即我们前文所列出来的“昔”的模式之中，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庄子哲学的确是在承袭殷商文化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阴性哲学。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对殷商文化中所蕴含的阴性文化意识加以证明。在我国许多的古典文献中都有关于“玄鸟生商”的记载，例如在《诗经・商颂・玄鸟》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关于殷商的鸟图腾崇拜，郭沫若先生认为无论是玄鸟或者燕子，其实都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但是今年来已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的观点是认为这种“鸟”图腾恰恰是代表着“女性的本体或者化身，鸟图腾崇拜的原始意象不是源于男性生殖崇拜，而是与女性的生命孕育息息相关。”[5]“在母系氏族制的繁荣期，正是图腾崇拜盛行的时候。”[6]我们可以看到图腾和女性之间的紧密关系。据《中华古今注》记载，燕子（玄鸟）还有一个雅号叫做神女，玄鸟的女性意味已经不言而喻了。在远古先民那里，鸟与女性相互暗示，鸟成为女性的化身和象征，鸟图腾崇拜正是生殖崇拜，即对女性生殖繁衍能力的崇拜。当然，女性文化并不等同于庄子的阴性哲学，但是我们无可否认包括庄子，老子在内的整个道家推崇女性特点的立场，实际上是对生命意识的崇拜。
三、对儒家思想的反拨
庄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百家各争，各学派之间的论争是不可避免的，在众多的思想流派中，儒家成为庄子屡遭批判的对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庄子要树立自己的学派就不得不对包括儒家在内的其他学派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从我们上文提到的南北二元对立观点中所体现的价值体系来看，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与儒家哲学的确存在着价值观上的对立，儒家重仁义、教化、功名而道家重自然、自化、无为，当然儒家的这种观点主要是因为其创始人孔子继承了周礼，而“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而所谓仁义就是要以“孝悌”观念为基础，以“孝”为核心从而形成一个以关系亲疏为基准的差序社会格局。《论语》说“孝悌者也，其为仁之本与”，仁是血缘关系同时也是宗法基础。颜回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是“克己复礼为仁。”说的就是要克制本性，恢复周代礼仪。“仁者爱人”提倡的是博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表明仁的实现途径是由己及人。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所强调的“仁”具有伦理意义，体现的是人的社会存在的性质。孔子把仁看作是社会以及个人的内在需要，它是对人的行为以及人的本性的规约，因而孔子提倡“诗教”。“子曰：诵《诗》三百，受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所以儒家认为人生应该是积极参与的姿态，要立言、立功、立德，要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庄子在《齐物论》中说道“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庄子认为儒家的仁义不具备真理性，庄子在批评儒家的君子时说“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人间世》中说道“强以仁义绳墨之道术暴人之前”，那就是“灾人”即祸害于人。庄子认为儒家的仁义其实是束缚了生命的真性情，戕害了人的自然本性，庄子说“不仁则害人，仁则反愁我身；不义则伤彼，义则反愁我己。”（《徐无鬼》）庄子认为仁义是虚假的。他说“仁义之行，伪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徐无鬼》而且认为仁义是迷人心窍的东西“播糠迷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肤，则通昔不寐矣。”（《骈拇》）庄子同时也认为仁义使天下祸乱“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天下背脊大乱。”[7]（《在宥》）我们都知道孔子其实是失败于现实而成功于历史的，他的理想蓝图在面对现实时遇到诸多困难而难以实现，因此，庄子从反面立论，提出自然无为的主张，强调人本性的舒张自由状态。我们再回头看叶舒宪先生总结的以宇宙模式垂直系统为基础的南北对立二元模式，我们就可以发现南与北的对立，其实就是以主“动”主“有”的儒家思想与主“静”主“无”道家思想的对立。
我们通过叶舒宪先生的中国神话宇宙观的原型模式把庄子哲学中的阴性文化展现了出来，进而通过地域文化，图腾文化来试着分析殷商传统文化中的女性文化对庄子哲学思想形成的潜在影响，最后从儒道这一横向的比较中解释了庄子阴性哲学形成的又一推动剂。（作者单位：民族学院）
参考文献：
[1]艾利亚德：《生与再生》，哈泼兄弟出版公司，1985年，第58页。
[2]阎若璩撰.载皇清经解.卷二十六，阮元王先谦编[M].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转引自邓红《论庄子的活动区域及庄子哲学的文化背景》[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3]王心治《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M].香港：香港崇正出版社版，第35页。
[4]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