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弊端范文
关键词：曾国藩；古文理论；桐城中兴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3-0010-01
为让桐城派顺应时势，曾国藩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以豁达开明的态度对待桐城前辈的短长得失，总结和提出了一系列既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对桐城派的弊端有所补救和超越的文学主张，将桐城文论扩大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而构建了他极具包容性和实用性的独具特色的文论思想体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说
桐城派理论家姚鼐的义理、考据、词章理论，最终导致桐城作家走向空虚玄谈，与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并受到当时以魏源为代表的强调经世致用的进步散文家的猛烈抨击。
曾国藩适时抛出“经济”一说，力挽桐城狂澜于既倒。这里的“经济”就是将当时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引入文学领域，强调文学的务实精神，为社会政治服务。
为此，曾国藩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全面阐述了他的思想：“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
曾国藩所倡导的不再是桐城派空虚的玄谈，而是深层挖掘传统儒学中的经世济民的因素，赋予义理以经世致用的现实精神和内涵，为写作者指明了一条“明理习道修身济世”的文道一统的道路。
二、“融合”说
桐城前辈治学规模狭小，门户之见极深，大多站在宋儒的立场，排斥汉学。在语言表达上，桐城前辈强调文字清澄雅洁，不许将“魏晋六朝人藻丽徘语，汉赋中板重字法”入古文，大大削弱了桐城古文语言表现的力度，使桐城古文的语言流于简朴无味，曾国藩意识到这是造成桐城文简朴无味及文气浅弱不振的根源所在，于是开始了辞章学领域的新开拓。
曾国藩认为经史百家各有所长，都可以作为古文语言的取法对象，不必拘泥于一家，而应博采众长，为古文创作服务。
为救桐城文气虚辞弱之弊，曾国藩主张调和骈散，杂取骈文丽藻以弘文章之气。
曾国藩提倡广采经史百家，打通骈散界限，杂取骈文丽藻，极大地丰富了桐城文的创作。经曾国藩解放后的桐城文规模宏大，文采大增，文气大振，也由此带来了桐城派散文新的文境。
三、“自然”说
当时桐城文人在“义”“法”标尺及过多教条束缚下，创作出现了“有序之言则多，而有物之言则少”的局面，曾国藩据此提出了“自然之文”的主张。
“文贵自然，浑然天成”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命题，方苞标举义法，追求清正醇厚，给散文创作限定的条条框框太多，从而使创作出的文章离自然之文越来越远。曾国藩看到这种不足，举起“率其自然”的文旗，解放桐城文的创作。他在《湖南文征序》中集中阐释了这一主张：
“窃闻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类能为之，而浅深工拙，则相去十百千万而未始有极。自群经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褥而寡实。”
不盲目追摹前人，不恪守成法，有自得之理，真挚之情，不吐不快，这样写出来的文字便是值得肯定的自然之文。
曾国藩的“自然”说体现了文学创作的最高美学理想，为中兴桐城在理论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四、结语
曾国藩中兴桐城，使桐城散文雄踞文坛直至“五四”前夕，这绝不仅仅是依靠他个人的政治权势所能奏效的，更重要的还在于他能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总结和提出了一系列既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对于桐城派的弊端有所补救和超越的文学主张，从而形成了他极具包容性和实用性的独具特色的文论思想体系。在桐城派发展史上，曾国藩无疑是一个继往开来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基金项目：娄底职院科研课题“近现代湖南作家研究——比较文学视野下的娄底近现代文学”（09SG017）研究成果。
人文主义的弊端范文篇2
知名专家、北京联合大学台研院教授徐博东认为，以媒体为代表的民间力量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两岸媒体不仅具有引导舆论、教化民众之功能，还肩负着化解隔阂、消除敌对情绪、促进民众相互了解的特殊使命。作为两岸民众了解对方的主要管道，媒体首先要通过互动交流建立互信，才能客观、公正、积极地沟通两岸。
台湾工商建设研究会理事长雷祖纲如今每周都能在台湾的办公室里阅读发自大陆的报刊，他认为媒体是现阶段两岸民众了解彼此最重要的渠道。在两岸交流愈加深入细腻的今天，两岸媒体更应加强交流合作、摒弃偏见，更客观地介绍大陆情况，才能有助于积累互信。
作为第一批赴台采访的大陆记者，新华社港澳台部采访室主任陈斌华认为，两岸民间互信正是由媒体一步步打开，作为交流“先行者”，两岸媒体应该加大互动力度，互设媒体常驻机构显得非常迫切。
在徐博东看来，两岸媒体互设常驻机构与两岸文化交流协议的商谈签署，是当前非常迫切的问题，也是两岸关系在“深水区”探索中具有指标性意义的议题。值得双方下最大力气推动。
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张冠华指出，过去四年两岸经贸交流实现了过去30多年都没实现的大突破，过程中，两岸互信逐步建立并扩大深入。但随着面临问题的增多，互信还显不够。如两岸共同关注的投保协议、产业分工依赖等，都需要互信基础。因此，两岸经贸在培育着两岸互信，两岸经贸的发展需要一个更大的互信环境，才能培育未来更深合作。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张克辉等领导嘉宾出席了本次恳谈会。
已发行百期的《两岸经合周刊》是人民政协报在2011年为适应两岸关系形势发展创立的，该周刊每年在两岸直航航班的发行量就达78100份，已成为促进两岸相互了解，介绍两岸经济合作最新动向的一份新锐刊物。
两岸访谈
台湾当局“行政院长”陈冲：
吃喝文化是台贪渎弊案主因
台湾当局“行政院长”陈冲1月11日表示，吃喝文化是台湾许多机关长久以来存在的陋习，也是贪渎弊案发生的主因。台相关部门如果未能根绝同仁与利害关系者不当的饮宴应酬及受赠财物行为，弊端发生的机率就会提高。
陈冲在台当局“行政院廉政会”汇报时说，台铁采购弊案就是典型案件，台铁采购弊案应视为一件结构性、集团性、长期性的弊案，不应以个案来处理。并表示台“廉政署”不但要肃贪，还要积极反贪及防贪。
人文主义的弊端范文
人类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部法律的选择史。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办法，法律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选择。法律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从国家产生之日起一直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发展，法律文化源远流长，成为一个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法律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东西方又各有自己的特色，西方国家走上的是纯法治化的道路，法律与公平、正义同名。中国的法律文化与西方相比之下就显得浅薄，因为中国对于法一向不为重视，而更为重视的是道德与伦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依法治国也写进了宪法，探索依法治国的道路是法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国目前的审判制度存在很多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法官为中心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在计划经济时代，这种诉讼模式并没有很明显的弊端，但是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这种局限性就一览无遗了。在实践部门首先表现为法院的积案过多，案件不能得到有效的处理，法院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所以法院自身开始了审判方式改革的探索，对于法院来说有两种选择:随案件的增长而增加人手或是改变审判的既有模式。增加审判人员数量从表面上看积案的矛盾似乎是得到了缓解，但却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极易造成法院机构的臃肿，人员的膨胀:而从法官的素质来看，我国法院中从正规的法律院校毕业、受过良好的法律教育的法官并不是很多，法官阶层还不像外国那样成为社会的精英，所以增加审判人手也并不一定能保证公平与正义。法院系统内部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是从庭审开始的，在前一段时间，法院的自发改革运动此起彼伏，层出不穷，但是由于是自发的，缺少理论的指导，对于整个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改革究竟要怎样改?从程序开始改革的思路是否正确呢?有的学者认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核心之所以是在于程序的变化，是看准确民事审判轻程序、程序不公正的弊端，但这种弊端的长久起因不是程序本身，而是受几千年人治传统文化影响的官本位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塑造的法院制度。从理论上讲，不是不公正的程序塑造了法官的超强职权、权力滥用、司法腐败，而正好相反，为适应法官超强职权的行使，才塑造了这种不公正的程序，进而才是这种程序放纵了法官职权的滥用和腐败。因此，程序只是病名而不是病根。即使是正当的程序，让不公正的法官去实施，也很难产生出公正的结果来。因此目前从程序的变化开始的审判改革，将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改革到一定程度将难以继续深入。”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诉讼审判制度从很大意义上来说还是一种程序上的东西，孟德斯坞的自动售货机式的法官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程序正当与完善的重要性。加之正本清源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我们从适应时代需要的考虑出发，应该先进行程序方面的改革，但是不能放松理论指导的作用，要以先进的理论为前锋，改革紧随其后，相信改革将会是前途光明的。至于改革中的挫折那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我们要看到，从程序开始的改革其方向是正确的。在民事诉讼制度中，调解制度向来为人们所关注，现实中的种种弊端使学者们对它的存废问题争论不己。而通过探索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规律，通过对调解制度自身的观察，就必然会得出从法院调解走向诉讼和解是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这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