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论文篇1

(一)改造历程及分析

郑州市城中村拆迁改造从2003年出台政策至今已走过12年的历程,2005年西关虎屯成功爆破拉开了郑州市城中村改造的序幕。十年间,城中村改造取得了丰硕成果,小李庄、燕庄、西关虎屯,一跃成为郑州商业新地标;十年间,西史赵、燕庄华丽转身为郑州华丽高档小区典范,形成了风靡全国的“郑州模式”;十年间,陈寨、庙李、刘庄构成郑州最大的流动人口集聚地。郑州市城中村改造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郑州城区228个自然村,如今已有170个获批改造。截至目前郑州市三环以内最后一个城中村西韩砦村改造计划已正式公布,郑州三环以内将再无城中村,而针对三环以外的城中村也将陆续启动拆迁改造。但城中村改造过程中但始终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即流动人口问题。稍作观察即可发现,随着城中村拆迁改造的步伐,流动人口越来越向还未被拆迁改造的为数不多的城中村集中且规模越来越大,在沙门村,和一位年轻小伙交谈中得知,他来郑州两年了,刚到郑州时是关虎屯(郑州市二环以内城中村)的租客,没多久关虎屯就要拆了,现在搬到沙门村(郑州市三环以外城中村)。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将使流动人口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以解决,这也将是城市城中村后期改造中面临的首要难题,因此,不可能再像城中村改造之初那样忽略居住在城中村的这些流动人口了。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这以特定群体的安置问题,在城中村改造后期如果处理不好这一问题的话,将造成城市人才外流,城市住房危机,城市不和谐等一系列不利于城市发展的社会问题。

(二)城中村现状分析

1.从外观上规划欠缺

布局凌乱,存在各种安全隐患。走进郑州的城中村,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由于城中村土地资源珍贵,加个房租收益可观,村民自己建的到处是握手楼、接吻楼,并且在走访中了解到城中村房屋出现过坍塌的事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在道路方面,村中除了几条主干道,其他的根本称不上道路,最多可称为“小巷”,拥堵严重;城中村没有什么配套的设施,环境脏乱,随处可见的垃圾且可用的垃圾桶很少;消防安全方面,城中村房屋居住人口多且缺少逃生通道,每家也没有配备消防栓等应急设备,况且道路狭窄,一旦发生火灾,消防车根本无法进入。

2.城中村流动人口远远超过本村村民

从高皇寨村委会了解到,本村现居住人口十三万多人,但本村村民仅一千八百余口,外来租户却有十几万人。这十几万外来人口人绝大多数都是流动人口。

3.城中村租金相对便宜

但“见风长”现象严重。廉价的租金是流动人口集聚城中村的主要原因,他们租不起小区房,只有在城中村居住。但是城中村房租“见风长”现象严重。随着郑州市城中村拆迁改造的不断进行,流动人口向没有拆迁的城中村集中,城中村房租也在疯长。在沙门村调查中,一位被调查的外来人口说:“一间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两个月前的租金是350元左右,现在涨到每月600多”,村民的房租收益非常可观,每户每年房租收入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这些村民大多没有工作,坐等收租,他们的后代也大多没有稳定的工作。

4.城中村街道小商铺林立,小商贩集中

通过调查发现,他们绝大多数为外来流动人口,靠城中村摆摊收入维持生计,但城中村改造不可避免的导致这部分人大量失业。

二、郑州市城中村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分析

(一)流动人口的构成、特点及作用

1.流动人口的构成、特点

流动人口是指来自非郑州地区的、非郑州户籍的、在郑州生活和工作的人员。他们主要由刚毕业的大学生、农民工构成,这些人员几乎都是青年人和中年人。目前,郑州市流动人口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第一,人数多,增长速度快。截至2013年9月,郑州市区流动人口达340万,且每年以25%的速度递增,城区人口密度仅次于广州,居全国第二位。第二,流动人口集中在城中村,生活压力大。流动人口工资相对较低,他们买不起房,只有在城中村租房居住,很多拖家带口,精神和物质上承受较大的压力。并且随着城中村的拆迁改造而不断搬迁,越来越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城中村里。

2.流动人口对郑州城市发展的作用

流动人口提供了城市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源。城市建筑方面最为明显,城市建筑行业绝大多数为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用辛勤劳动换来了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流动人口拉动了城市消费,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需求动力。流动人口带来了不同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人口相互交流和沟通,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有助于建立开放的城市文化。流动人口中有着许多高技能或一技之长的人才,比如每年都有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通过创业或就业,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为城市的发展不断注入新鲜活力。

(二)城中村满足流动人口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现在,城中村成为郑州市流动人口的集聚地,城中村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居住,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1.城中村暂时解决了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

以高皇寨为例,我们从高皇寨村委会了解到,本村现居住人口13万多。其中,本村村民1800余口,外来租户十几万,这些租户主要是毕业大学生、农民工等一些低收入人群,他们在此居住的原因主要是城中村租金相对较低。如柳林村不远的二十一世纪社区居易国际一间40多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每月1800元。而在柳林村同样面积的房子每月房租仅为560元,低廉的房租解决了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

2.城中村解决了一部分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

城中村的个体户绝大多数为外来流动人口。他们以在城中村摆摊为生,因城中村人流量大,这些外来人口年收入颇丰。当问及对是否赞同城中村拆迁改造时,他们明显反对,因为对他们来说拆迁就等于失业。

3.城中村起着“中转站”的作用

“郑漂族”中的多数青年人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往往具有一定学历或较高的文化素养、知识技能,他们主要寻求在文化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一展抱负,为了能在城市生存和发展下去,他们很多人选择暂时在城中村中立足。城中村也为农民提供了逐渐适应城市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场所,为进城农民融入城市起着桥梁纽带作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城中村也为中国城镇化的推进起着“中转站”的作用。

三、郑州市城中村拆迁改造中流动人口面临的窘境

人口问题论文篇2

人口调查引起的思考

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1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长率为20‰。这次人口普查引起马寅初的注意,他对人口普查的结果表示怀疑。因为这次人口普查是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即将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得出实际增长率。马寅初认为这种调查方法不能概括全貌。据他了解,仅上海一地的人口净增长率就是39‰,怎能用一个简单的算术公式就能说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为20‰呢?

马寅初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人口的增长率是每年增长22‰以上,有些地方甚至达到30‰,这实在是太高了。如此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将有26亿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于是,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马寅初将写好的文章作为发言稿,交人大代表浙江小组讨论征求意见。马寅初曾描述过当时的情况:“小组会上除少数人外,其余的代表们好多不表示意见,好多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认为我所说的是马尔萨斯的一套,也有的认为说话虽与马尔萨斯不同,但思想体系是马尔萨斯的。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我认为都是出于善意,故自动地把这篇发言稿收回,静待时机成熟再在大会上提出来。”

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马寅初看过报告后非常兴奋,他认为节育问题被中共中央提上了议事日程,看来可以公开谈论控制人口的问题了。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马寅初的发言当即受到的赞赏。他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乡人民均有此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对的。”还特别注意到,积极倡导计划生育的邵力子就坐在马寅初身旁,似乎是在表示对马寅初的支持。一语双关地笑着说:“邵先生,你们两人坐在一起。”邵力子和马寅初听这么一说,互相看了看,也开心地笑起来。

3月,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会议上,邵力子就计划生育问题做了长篇发言。他强调指出,现代人在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都可以有计划,在生育方面也必须有计划。他针对卫生部严格限制人工流产规定,提出“不造成以法令或权力限制人工流产”,建议修改婚姻法第四条“男20岁,女18岁,始及结婚”的规定,主张提高结婚年龄,宣传迟婚。他还主张大力向农村推行节育工作,不要对持久性避孕手术进行限制,等等。邵力子的发言,立即得到医学专家钟惠澜的支持。同时,也得到马寅初的大力赞同。但是,马寅初在计划生育采取什么方法的问题上却与邵力子有一点分歧。他们都主张避孕和推迟婚龄,但马寅初坚持反对人工流产。他认为有比人工流产更好的办法。这就是“最好是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抽税”。

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这是他1949年后第一次公开的学术演讲。在讲演中,马寅初讲述了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他怀着忧虑的心情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30‰,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总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这句话,很快就传到了的耳朵里,见到马寅初时,严肃地对马寅初说:“不要再说这句话了。”马寅初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马上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公开做了自我批评。后来,他在撰写《新人口论》时,就确实没有再提出上述观点。6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全文发表于7月5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从10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和控制人口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问题。

“新人口论”遭遇急风暴雨

然而,这时一场由亲自发动和组织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反右斗争,已经开始席卷全社会。马寅初当然也被波及,有人说他是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也有人说《新人口论》是配合向党进攻……,在这场扑面而来的急风暴雨中,马寅初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几个月前计划生育问题刚刚受到的赞扬,而现在却又受到人们的批判……

实际上对于人口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内心一直是矛盾的。直到“”开始,粮食卫星飞上天,的思想才确定下来,说:“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

此时,马寅初并不清楚,他的理论已经面临着最高决策层的挑战。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举办60年校庆的大会上,就指名道姓地说:“马老要为《新人口论》做检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时,也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

7月9日,召见邵力子、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李济深、张治中等党外人士,听取他们对“”的意见。为遭到批判的马寅初而担忧的邵力子,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他抓住时间向进言,希望支持节育,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以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但又应付了一句:“但对计划生育,仍应实施”。

此时正陶醉于各地大放高产卫星的喜悦之中,以为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他的英明预见,“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而此时的马寅初面对对他不公正的批判却变得愈加冷静。他认定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并于5月9日和7月24日~3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再谈我的平衡理论中的‘团团转’理论》和《再谈平衡论和团团转》两文,但马寅初也并没有认为自己的理论已经十全十美,所以,从8月开始,他多次走出校门,到外地搞调查,以求证实和完善自己的理论。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再次掀起批右高潮。特意约马寅初谈了一次话,劝马寅初不要过于固执,从大局着眼,还是写个检讨好。别人劝马寅初,马寅初还可以不放在心上,劝马寅初,马寅初就不得不认真对待了。

这次谈话后,马寅初仔细地对《新人口论》进行了梳理,看看是否真有什么错误。但梳理的结果,证明并没有错。他仔细阅读了报刊上发表的批判他的文章,对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一一进行反驳,又写成5万余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文章的后面还有两篇附带声明,其一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其二是“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马寅初将手稿送到《新建设》杂志编辑部,要求尽快发表。

马寅初的倔强是出了名的。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蔑视康生的

《新建设》杂志编辑部收到马寅初的文稿后,不敢擅自作主,将文稿送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理论小组审阅。当时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是康生。

康生是靠整人起家,善搞“莫须有”的老手,有两种人他是绝不放过的,一种是对他的政治前途有影响的人,一种是可以为他的政治生涯铺路的人,马寅初当然就属于这后一种的人。

自从发动“”以来,对人口问题有过多次论述,特别是在上年8月讲“人口的观念要改变”,康生就一直等待机会,当他看到马寅初的文章和附带声明中的:“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就大发其火,决定向马寅初动手了。

10月24日,康生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部署对马寅初的全面批判。他得意地说:“马寅初送给《新建设》的文章,原来我担心他会把辫子藏起来,改变观点。现在看全部未变,他的观点暴露出来了,有辫子。对马寅初过去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批判,没有正规地搞,《人民日报》没有搞,还没有正规战,只是游击战。现在他挑战,应当应战。”

他还要《新建设》赶快把这篇文章登出来。一次全文发表,而且要快发表。为了掩盖他的鬼魅之心,他还布置对党外先不要讲“批判。”

11月初的《新建设》全文刊登了马寅初的文章,发表编者按。12月初就组织大批判。康生指使说:“批判他的文章不一定多,份量要重,可以和他过去的理论联系起来批判。马寅初是一个代表,要花点功夫把他的经济理论看看。还指示,“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要考虑:马寅初还当不当得成北大校长?批判完了要准备换人。可以尽量揭露,不要给他戴错帽子,但是适当的帽子不可不戴。”

马寅初的文章发表后,报刊上就开始发表批判文章,北大也组织了“批马”座谈会。一天,康生亲临北大座谈会现场,听到发言者都不能击中要害。他越听越觉得有必要“定个调子”加以引导,于是他打断别人的发言说:“马寅初曾经说过,有人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他不同意。他说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而他是马克思的马家。我看这个问题,现在是该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在康生的直接指挥下,北京大学掀起了围剿马寅初的高潮。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布满了北大校园,连马寅初的住宅燕南园36号也贴满了大字报。全校的批判会连续不断,语言越来越粗暴,帽子越扣越大。对此,康生还不满意,12月23日,康生以个人名义给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指使他们:“在批判《新人口论》的时候,要学习的六评白皮书,特别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要像批判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

面对来自全国上下的围攻谩骂和政治高压,马寅初胸怀坦荡,无所畏惧。他幽默地说:“有的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宽体胖’了。”马寅初的幽默毕竟还带着一些苦涩,为什么一个学术问题带来的不是友好的讨论,而是敌意的谩骂。

人口问题论文篇3

现将我委年党组中心组学习情况及年学习计划报告如下:根据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的实施意见》渝委办发〔〕36号)精神。

一、年党组中心组学习情况

中共重庆市人口计生委党组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年。紧紧围绕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一主线,把学习贯彻党的、三中全会和市委三届三次、四次全委会精神,作为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的一项重要内容,进一步推进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切实加强中心理论学习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紧密联系工作实际,坚持学以致用;不断丰富学习内容,改进学习形式和方法,充分发挥中心组理论学习的示范带动作用。为促进我市人口计生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一)坚持中心组学习规范化、制度化.将理论学习摆在重要位置。

委党组中心组成员共51人,年。其中委领导11人(党组成员7人、副厅局长级干部1人、副巡视员3人)正、副处长20人,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17人,直属机关工、青、妇负责人3人。为确保中心组学习规范化、制度化,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组中心组学习的意见》和《年党组中心组学习计划》把加强理论武装作为人口计生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有效途径。坚持五个结合”做到五个落实”即: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传达文件精神与独立思考相结合;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中心发言与集体交流相结合;会议研讨与工作调研相结合。做到人员、经费、时间、内容和效果落实。逐步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学习方法体系。

及时征订、购买了理论书籍以及辅导材料等,一是保障充分的学习资料。根据学习需要。并及时将每期的学习活页文选》发放给每位中心学习组成员自学参考。二是做好充分的会务准备。每次集中学习都由直属机关党委根据学习计划和学习情况,提出集中学习的建议方案,经中心组组长审定后,及时协调好集中学习的时间,落实中心发言人,准备学习资料,学习中严格考勤登记,做好会议记录。三是保存完整的学习档案。每次中心组集中学习的学习材料,学习记录、学习考勤、发言提纲和心得体会文章都存入了中心组学习档案。四是及时通报学习情况。系统局域网上建立的中心组学习栏目中,将每次中心组集中学习情况,及时以简报和信息的形式进行通报,并刊发部分中心发言和心得体会文章,引导和推动了人口计生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学习。

二)突出理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结合实际精选学习内容。

结合我委干部实际,根据市委对各级党组织中心组学习要求。班子成员对所学篇目作了精心选择。提出了以学习党的精神、科学发展观、、党风廉政建设、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和人口理论知识为重点,并结合工作实际,增添了现代经济知识、科技知识、法律知识等相关内容。今年以来,邀请市直机关党工委领导、市委党校、重庆大学、西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市社科院等有关专家、教授作专题报告8次。组织中心组集中学习会3次:一是三月份组织了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夯实廉洁从政的思想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为主题的党风廉政建设专题理论学习和警示教育,增强了中心组成员的党性修养,巩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树立了正确的政绩观,强化了廉政责任意识,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二是八月份组织了以“营造良好人口环境”为主题的专题学习讨论会(重庆人口论坛》按照“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大讨论活动和“理清思路、明确重点”专题讨论的总体要求,围绕更好地服务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314总体部署营造良好的人口环境,多层面、多视角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是一次没有思想,没有忌惮的开放论坛,对改善和促进人口计生工作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通过讨论,中心学习组成员在思想的激烈碰撞中,及时进行观念的转变,思维的更新,思想的解放,为促进我市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建设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内陆开放高地营造良好的人口环境奠定较好的理论和思想基础。三是十一月份组织了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主题的专题学习会,按照“314总体部署和市委三届三次、四次全委会精神,紧密结合全市人口计生工作实际和各单位、各处室、各岗位的职能职责,研究讨论了年工作思路,并在六个方面取得突破上形成了共识。即:充分认识重庆人口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上取得突破;营造良好的人口环境,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保障力度上取得突破;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上取得突破;配套完善政策措施上取得突破;干部队伍建设上取得突破;把握重点和难点问题上取得突破。

三)力求在工作指导和实践上取得实效.坚持学以致用。

总结经验,中心组学习对于统一思想。完善决策,推动实践具有重要作用。学习中,始终围绕中央和市委的重大决策和部署,把研究解决人口计生工作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作为中心组学习经常化的任务和要求,使学习内容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学习成果更有利于转化为发展的新思路和新措施。每次学习前,都要求中心学习组所有成员密切联系国际国内形势和全市工作大局,结合人口计生工作实际,围绕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搞好专题调研。年内,每人撰写调研文章或心得体会1-2篇。

委党组中心学习组在抓学习、抓教育、更新观念的基础上,结合“执政为民、服务发展”学习整改活动、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大讨论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把工作创新的突破口放在课题调研上。围绕“党组织的现状、群众的需求”等课题分别到区县展开调研。一年来,共完成各类调研文章和心得体会70余篇,这些研究成果为党组决策提供了依据。其中:加大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力度不断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项政策体系》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项“三项制度”工作会上交流发言;党组书记、主任潘晓阳撰写的注重基础积极创新服务发展努力探索基层党建工作的方法和路子》获年重庆市机关党的建设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党组成员、主任助理、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田恒轩撰写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发挥工会优势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获市直机关“工会主席论谈”优秀论文一等奖;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完成了人口计划生育公共决策统筹机制建设》重庆市人口形势分析及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关于城乡统筹发展中人口计划生育相关政策调研》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体系综合服务职能建设》4个专题调研报告。制作了重庆市人口计生委创建“机关党建工作先进单位”纪实专题片—新的跨越》编印了-重庆市人口计生系统机关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研讨论文选编》编印了年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纪实画册《求实.统筹城乡人口发展.创新》指导区县完成了年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创新项目11个,重庆市人口发展战略研究11个课题全部结题。

采取请上来提”走下去问”征求意见函”全委横向比”领导带头找”处室单位查”职工自己问”等形式深刻反思、深入剖析,针对去年“执政为民、服务发展”考评中反映出的社会考评成绩偏低、部分干部思想上出现松懈厌倦情绪等问题。分析查找了机关作风中存在突出问题及表现。针对这些问题,进一步规范了机关工作秩序。重新修订完善了机关党建、党风廉政建设和日常管理、公务接待、政务值班、等机关管理制度,编印了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机关党建和行政管理工作制度汇编》

始终坚持围绕大局,工作实践中。保障中心,服务发展这条思路,不断开拓创新,形成了事业发展的新格局。一是弘扬“四种”精神:开展了创新奖”求实奖”等评选活动,激发党员的内在精神动力,使“吃苦、求实、创新、奉献”精神成为人口计生系统党员干部攻坚克难、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共同价值取向。二是严格依法行政:简化四项办证、审批程序和进一步改革完善了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的基础上,为保护群众利益不受损失,杜绝病残儿医学鉴定工作中的不正之风,重新制定出台了重庆市病残儿医学鉴定管理办法》开展了特殊人群违法生育专项治理”活动。三是加强行风建设:全系统开展了清廉从政,服务发展”主题实践活动,开通了12356阳光计生”服务热线。夯实基层基础。规范了村级人口计生工作制度,推行合同管理、民主管理等系列措施,结牢村级网底。400个村(社区)建立了人口信息监测点。开展专项评估推动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四是完善惠民工程:全市实施“农村独生子女死亡残疾家庭扶助制度”进一步加大了对独生子户、双女户、独女户、独生子女死亡户、独生子女残疾户奖扶力度和标准,开展了农村计生家庭养老保险试点。对享受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的对象和享受农村独生子女死亡残疾扶助家庭的对象及子女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人参合资金均给予财政补贴。放大了政策效应,让服务对象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五是开展爱心活动:委领导每年春节走访基层慰问计生职工,帮助他解决实际困难。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委主要领导亲自挂帅负责抗震救灾,带头捐款、缴纳特殊党费,市人口计生委直属机关单位和个人共计捐款120多万元。国家人口计生委李斌主任高度评价了委对四川省人口计生系统的捐助,盛赞“川渝一家亲”

二、年党组中心组学习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三中全会和市委三届四次全委会精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和改进理论学习,紧密联系重庆实际和中心组成员的思想、工作实际,着力提高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能力,提高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水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取得新成效。为开创全市人口计划生育事业的新局面提供坚实的理论保障。

二)基本原则

安排本年度中心组学习专题和内容。切实把学习理论同指导工作结合起来,党组中心组年理论学习要把握好以下基本原则:围绕中央工作部署、市委重大决策和党组中心工作。把解决认识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转变思想作风同转变工作作风结合起来,把提高理论水平同提高领导水平结合起来,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工作的科学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转化为切合人口计生工作实际的工作思路和破解工作难题的良策。

三)学习内容

全面把握精神实质,1.深入学习党的以来中央和重庆市委的文件。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精神及其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组织一次中心组专题学习讨论会。

进一步提高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的自觉性。举行一次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主题的中心组集中学习会。2.深入学习贯彻中纪委三次全会、市纪委四次全会精神.

尤其要全面系统地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认真学习钻研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经典原著,3.深入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学习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掌握其精神实质,还要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纲要》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等辅导读物。举办一次学习主题研讨活动,1-2次专题报告会。

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计生工作的需要,4.深入学习现代经济知识。认真学习经济、政治、科技、法律、文化、人口理论等方面的新知识,不断完善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培养战略思维、开阔世界眼光,解国际国内经济发展趋势,掌握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把握市情和经济规律。举办2-3次专题讲座。

认真研究解决工作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5.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开创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新局面的意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业务知识、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及其规范性文件;深入开展理论调研活动。推进人口计生事业的新发展。

四)学习形式

辅之以报告会、政治业务学习日、支部活动等,学习形式主要以自学与集中研讨交流相结合、专家讲解与中心发言相结合、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相结合。坚持周五政治业务学习制度,采取规定内容、学习交流、检查笔记、知识竞赛等方法措施,促进学习任务的落实

每次3-4天,1.开展“主题研讨”定期召开委党组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全年不少于2次。每次集中研讨12个关乎大局、关乎事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根据学习研讨主题,组织中心组成员做中心发言和学习交流。

全年不少于4次。2.举办“领导与专家讲座”定期邀请相关领导和专家举办专题讲座。每次半天。

党组中心组用一周左右时间,3.集中学习、培训。8月份。组织集中学习与培训。上半年安排一次革命传统教育或党史专题学习。

深入实际,4.搞好专题调研。把“学理论”与“搞调研”结合起来。党组中心组成员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寻求新办法,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学习的全过程。

5.继续开展“党的知识学习月”活动、有关理论知识考核(竞赛)举办年中心学习组成员读书笔记和党员干部学习笔记展评活动。

五)学习要求

年度集中学习时间不少于12天,1.委党组中心组集中学习要做到学习前有预先通知。每次集中学习的参与率和每位成员的年参与率不低于90%

坚持在岗读书学习,2.每位中心学习组成员要自觉遵守中心组学习制度。多读书、读好书。除完成年度学习计划规定的内容外,根据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不断完善、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增强自己的理论思维和创新能力。每人每年至少读一本好书,再选学一些其他方面的理论知识。每次集中学习研讨,要提前做好准备,自学有关内容,写出提纲,积极发言,保证学习时间、内容、效果的落实。坚持撰写读书笔记,每人每年完成的调研报告或理论研讨文章、读书笔记等不得少于1件,由直属机关党委负责收集汇总并推荐参加有关研讨活动或相关报刊发表。

人口问题论文篇4

与此同时,有几项研究得出了一个共性的结论:这就是中国的人口素质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的水平(朱国宏1991)。理论上的解释大致是相同,就是中国的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没有转向良性循环,使人口素质在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障碍因素。正如朱国宏所指出:这些障碍因素,既有人口质量形成方面的,又有经济发展本身的,还有人口质量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过程所必然产生的。所有这些障碍因素的存在,从人口质量投资角度分析,又主要与投资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相联系,而这正是改革的关键所在。1995年笔者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面临的不仅是国民素质不高,而且是国民素质潜能转化率不高的问题。国民素质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化素质问题,健康素质特别是心理素质问题也相当重要。目前中国要十分警惕新的贫困即"富裕的贫困"现象愈演愈烈。在物质上脱贫致富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如何在文化上和精神上尽快脱贫致富的艰巨任务。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全面、可持续的脱贫致富是物质�;文化�;精神三位一体的,或许可以说,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脱贫致富真正本质的目标。市场导向的经济社会变革给国民健康素质的提高和改善带来的挑战表现在: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一部分人口生活态度的非理性化和生活方式的非科学化。表现在改革的取向上,一是在体制改革上,要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政治体制、干部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深化和推进;二是在人口政策上,要从控制人口数量为主逐步转向重视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改善。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不仅要超越人口学的视野进入广阔的社会科学领域,而且研究本身还具备了最直接、最富战略性的政策涵义。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和命题的流播,研究者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将"人口素质"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相结合。许多学者都深刻地意识到: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中,必须高度重视"人口素质"在中国人口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在中国人口的基本国策中,控制人口数量毕竟是手段,进而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然而遗憾的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一些地方,由于"一手硬、一手软"’,即抓控制人口数量用硬指标,抓提高人口素质用软指标或无指标,致使对控制人口数量的目的产生迷惑,最终变成为控制人口数量而控制人口数量。在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不能再低的时候,如果不及时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做法,不仅不利于人口发展,而且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如通过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等途径((谭琳1996)。毋庸讳言,中国所谓的人口政策实际上是偏狭的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素质"这般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常常是停留在口头的呼吁上,理论上的强调和实践中的忽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孙兢新(1998)对中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描述性分析再一次证实了我们已知的一个结论:从时序变化的角度看,近20年来,中国的国民素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如青壮年文盲率在下降,文盲人口在减少,在业人口的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从横向比较的角度看,即在世界体系中观照中国的国民素质,则不容乐观,如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在业人口中15~24岁青年学龄人口依然占了相当的比例。

如何使一个"人口大国"变成一个"人才强国"的确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长思之的问题。邓小平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口思想就是充分强调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1985年5月19日,他在"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讲话中就留下了光耀千秋的一段话,这就是"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

可持续发展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而所谓人的全面发展最重要的标志归根结底是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笔者曾经指出: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人口素质问题是人口与发展之间诸多问题中最值得关注的,因为它居于中心的地位。因此,要协调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设法提高和改善人口素质。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课题组(1995)曾经提出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1)未来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综合素质的竞争。要保持经济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全面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在课题组看来,国民综合素质是由人的体力素质、智力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等多方面的素质构成,其中体力和智力素质又是科技文化素质的前提条件,科技文化素质则是国民综合素质的基础素质。(2)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缺乏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用人力资本代替自然资本。这样不仅能实现对"增长极限"的突破,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逼供内保护自然资源。(3)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是加速中国科教兴国的战略部署,即科教兴国的基础前提是全民族的科学教育文化素质的大提高,这又有赖于体力、智力、健康等基本素质的提高。因此,科教兴国,要先兴科教;科教要兴,必须先投资于民,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国民素质"这种提法现在已广被接受。笔者认为,这种提法似乎在理解和把握"人口素质"和"人的素质"这两种提法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是一个更灵活、更贴进实际的一种说法。但遗憾的是,在课题组上述的定义中,还是不自觉地把"人口素质"与"人的素质"划了等号,他们似乎忽视了结构的力量、人际的互动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功能和影响力。"用人力资本代替自然资本"这是一个重要的想法,198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朱利安。林肯。西蒙早在《没有极限的增长》中就以"最后的资源"为题讨论过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战略性价值。要科教兴国,首先要国兴科教,这无疑也是一条重要的思路。近年来,又有不少知名人士对此大声疾呼(孔宪铎1998)。进一步的问题或许是,不仅要投资于民,而且要激励我们的人民。对贫困地区教育需求的分析已经表明,家庭教育投资可能产生的效益与投资主体对教育的需求或者说看法有关,仅仅投资于民,还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实际上,即使在"计划生育"的视野中,"提高人口素质"也完全可以通过"保障生育质量"来落实。近年来,高层领导显然已经看到了"生育数量控制"和"生育质量保障"之间两不平衡的隐患和弊端,开始强调计划生育部门也要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而努力。1998年1月5日至7日,在天津召开的加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会议上,国务委员彭佩云谈到:中国虽然在控制出生人口数量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方面还面临着许多的问题。据有关研究推算,中国每年约有20至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性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至120万。每年新生儿因发生窒息而导致脑瘫、癫痫和智力低下者有20至30万。于是提出了"全面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新口号,具体要求:使高发致残、致畸的出生缺陷发生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努力消除因围产因素、孕期及哺乳期妇女缺碘所导致的儿童智力损害,不断提高出生婴儿的身体素质和智能。这无疑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个大问题。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进步,因为这无疑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个大问题。一般认为,"出生素质"是"生命素质"的基础,"生育质量"是"人口质量"的基础。先天遗传的素质是奠基性的,后天养育的素质往往有其生物学的极限。或者说前者是"潜在素质",而后者则是"表达素质"。

谈到影响人口素质的因素,我们可以分出"先天遗传"和"后天养育"两个角度来分析。这就不能不涉及"优生"和"优生学"的话题。优生学自19世纪末英国遗传学家弗兰西斯。高尔顿创立以来,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中国自建国以来,优生学也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受到贬抑。在中国优生学说史上,一位已故学者是不应该被忘怀的。他就是中国老一辈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他在抗战时期编译的名著《优生原理》至今仍被专业人员看好,此书共分8章,前4章阐明了优生学的基本观点并介绍了国际上的重要研究成果,后4章则介绍了如何提高人类素质的一些优生学方法。在"优生"问题上,一个共知的问题是:遗传和环境、先天与后天、性与养从"优生学"创立之初起就开始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对此问题的争论种种,潘光旦(1981)的观点相当精辟:我们论人才,原有两个很分得开的方面,一是方向即才智走的是哪条出路;二是造诣即才智的成功能到达什么程度;前者的决定大半由于环境,而后者的决定则大半由于遗传。或者还有一个更简明的说法,所由造就人才的"缘"大多寄寓于环境之内,而所由产生人才的"因"却要在遗传里寻觅。"

有些学者的议论也是很富启迪的,胡纪泽(1986)在重温潘光旦先生《优生原理》时的感悟是:一个人能否在某项事业中成功,除了他的智能、环境条件以及自身的刻苦努力外,还与他的气质密切相关。不同的事业,需要不同气质的人。一个人的气质主要也是由遗传决定的。近年来,有关优生学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苏苹、侯东民编著的《优生学概论》一书中。该书不仅论述了遗传和优生、环境与优生的关系,而且强调指出优生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并尝试从社会医学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与优生之间的关系。钱信忠先生(1986)也曾从普及知识的角度探讨过优生优育即提高人口素质的问题,并主张制定优生保护法。

对人类的优生起重大作用的一条途径是生育选择。然而,中国人口政策的偏狭性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在人口数量的控制上做得很严,而提高人口素质的措施却少之又少。正如有的学者提出:控制过死则缺乏优生学的远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提法太笼统,缺乏科学预见性。殊不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几十年后可能会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仅从优生学上看就有了缺陷(胡纪泽1986)。对独生子女问题的探讨似乎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在近年来有关中国生育率下降代价问题的研究中,"独生子女问题"是最引人注目的代价问题之一,确切说包括了原生性的独生子女新生代素质发展失衡的问题(如非智力素质问题比较突出、次生性的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和独生子女自己的婚姻问题等(穆光宗1994,1995)。

当然,少生也可能有助于优生,笔者曾经分析过计划生育对提高人口素质的作用效果,初步结论是:(1)中国的计划生育通过一系列的综合措施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广大育龄妇女的生育风险,或者说减少了她们"风险生育"的概率。如通过一系列预防性措施,提供多样化的可供选择的避孕节育措施,帮助广大育龄妇女避免了不必要的妊娠以及由此引起的人工流产,从而促进了她们的身心健康。(2)在计划生育深入人心并受到群众普遍欢迎和拥护的地方,计划生育对妇女健康的影响大多比较积极。如计划生育"三结合"的成功实践所形成的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对育龄妇女的身心健康有着良好作用。(3)计划生育对生育质量的正面影响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是积极且显著的。主要表现在:其一,"少生"这一结果本身对下一代的优生优育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其二,优生优育措施的落实有力地促进了优生优育事实的形成和扩充;其三,母亲一代在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状况两方面的俗话子改善对下一代的生育质量具有强有力的提升作用(穆光宗1996)。

三、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研究

中国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引起注意大概是在80年代中后期。胡纪泽(1986)认为,如果鼓励少生,率先响应的必是高智能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多半因为事业的缘故不愿多要孩子,往往只生一个就已满足,而完全不要后代的高级知识分子更是大有人在。这样就带来了严重的反选择、反优生的后果:高智能阶层的后代不断减少,这样势必拖住整个种族进化的后腿。虽然他没有用"逆淘汰"一词,但"反优生"的说法其实并无二致。有些同志注意到,城市人口少生农村人口多生这种二元化的生育格局似乎在制造人口素质结构性下降的悲剧。显然,其时人口学界还没有普遍关注这个问题。1987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国人口素质研讨会"对此问题不置一词似乎就足以证明,而到了1991年底召开"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时,已有多位学者讨论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如此看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应该是在进入90年代之后。1991年,周孝正和笔者同时在《社会学研究》撰文讨论了"人口素质的逆淘汰"问题,周孝正认为:所谓人口逆淘汰,是指高素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缩小,而低素质人口所占比例扩大的过程或者说现象。笔者则认为,"人口逆淘汰"指的是总人口中低素质以及零素质的人口比重越来越高,以致于形成人口再生产在质量方面"劣胜优汰"恶果的一种社会现象(穆光宗1990)。

事实上,"逆淘汰"一词源出高尔顿。高尔顿在接受达尔文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理论后提出了这一概念。但在高尔顿的研究中,当时他注意到的是遗传素质的逆淘汰。他把"逆淘汰"定义为:现代文明社会,包括科学技术、法律、宗教、伦理道德等可能会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不仅一些被认为身心俱健的"适者"能生存繁殖,同样使一些被认为应是属于被淘汰的弱者,也得到生存甚至繁殖的机会,这样势必增加人群中被淘汰的弱者,这样势必增加人群中不良基因的遗传频率,最终严重地削弱人类的遗传素质(赵功民1992)。在过去的10年中,人口学界的认识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观点明确提出了"人口素质逆淘汰"的警告(周孝正1991;陈剑1992);第二种认为"人口素质逆淘汰"的看法站不住脚,甚至是错误有害的一种认识(戴星翼,侯东民1992)。第三种则认为,从全局看,"人口素质逆淘汰"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场虚惊;但从局部看,"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也是存在的,对此不应当熟视无睹(穆光宗1991,1995)。具体来看,这三种代表性观点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素质逆淘汰"可以分为"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和"身体遗传素质逆淘汰"两种。陈剑认为: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是指不同的文化群体,由于自身素质的差异和外界环境的不同所引起的生育率的不同。由于农村妇女生育水平比城市高,长期下去就会形成一种不利的人口结构,即能为人口素质提高创造较好条件的城市人口比重下降了,不能为人口素质提高创造较好条件的农村人口比重则提高。身体遗传素质逆淘汰,则是指由遗传素质差异引起的逆淘汰。即越是有遗传生理缺陷的父母越能为社会生育更多的孩子,而身体健全的父母则限定在严格范围内。陈剑强调了三点:一是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应当引起关注,二是人口控制是缩小而不是扩大了总体人口素质的逆淘汰,三是由身体遗传素质的差异所引发的逆淘汰则与人口控制有关。笔者认为,将生育率的差异当作人口素质的差异不仅是一种牵强的看法,而且是一种静态的封闭人口的错误假定。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虽然城乡生育率存在着二元化的格局,但农村人口、农民人口的比例却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显著地下降。再者,极其个别的因为遗传生理缺陷而多生一胎的现象虽然曾经存在过,但其负面影响被夸大了。在这个意义上,围绕"人口素质逆淘汰"所展开的讨论就好象当年的堂吉柯德那样对着"风车"大战了一场,似乎是杞人忧天而已。

陈谊(1998)的硕士论文曾经探讨过"城乡人口的生育率差异与人口素质的关系"。她把"人口素质逆淘汰"定义为:在人口素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对人口素质提高产生消极影响和阻碍作用的因素,结论是:城乡人口的生育率差异对人口文化素质的逆淘汰作用是存在的;进一步的分析之后,她又认为:受教育条件的改善和提高对人口文化素质的影响最大,人口城市化的影响次之,城乡生育率差异的影响最小。她特别强调人口迁移对于"逆淘汰"的缓解作用。该文将对人口素质提高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归为"逆淘汰"本身是大有争议的,但她看到人口系统开放的现实性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戴星翼认为:逆淘汰现象宏观是假、局部是真。在方法论上,"逆淘汰"是失败的。断言中国发生了逆淘汰现象,至少是轻率的。因为"无论人们如何谈论"逆淘汰"或"不利的选择",到时都会发现这不过是一场虚惊,民族的血管中仍保留着"足够多的好东西"。侯东民则认为"人口控制导致人口素质逆淘汰"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论断与认识,因为人口控制有有效抑制人口素质"逆淘汰"的功能。对此,陈剑和笔者本人都持有相同的看法。戴星翼区分宏观和微观的观点有他的道理,事实上,笔者持的也是相似的见解。只是作为谨慎乐观主义者,笔者在一些具体看法上不同于前面的两种。

人口问题论文篇5

1.从外观上规划欠缺,布局凌乱,存在各种安全隐患

走进郑州的城中村,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由于城中村土地资源珍贵,加个房租收益可观,村民自己建的到处是握手楼、接吻楼,并且在走访中了解到城中村房屋出现过坍塌的事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在道路方面,村中除了几条主干道,其他的根本称不上道路,最多可称为“小巷”,拥堵严重;城中村没有什么配套的设施,环境脏乱,随处可见的垃圾且可用的垃圾桶很少;消防安全方面,城中村房屋居住人口多且缺少逃生通道,每家也没有配备消防栓等应急设备,况且道路狭窄,一旦发生火灾,消防车根本无法进入。

2.城中村流动人口远远超过本村村民

从高皇寨村委会了解到,本村现居住人口十三万多人,但本村村民仅一千八百余口,外来租户却有十几万人。这十几万外来人口人绝大多数都是流动人口。

3.城中村租金相对便宜,但“见风长”现象严重

廉价的租金是流动人口集聚城中村的主要原因,他们租不起小区房,只有在城中村居住。但是城中村房租“见风长”现象严重。随着郑州市城中村拆迁改造的不断进行,流动人口向没有拆迁的城中村集中,城中村房租也在疯长。在沙门村调查中,一位被调查的外来人口说:“一间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两个月前的租金是350元左右,现在涨到每月600多”,村民的房租收益非常可观,每户每年房租收入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这些村民大多没有工作,坐等收租,他们的后代也大多没有稳定的工作。

4.城中村街道小商铺林立,小商贩集中

通过调查发现,他们绝大多数为外来流动人口,靠城中村摆摊收入维持生计,但城中村改造不可避免的导致这部分人大量失业。

二、郑州市城中村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分析

(一)流动人口的构成、特点及作用

1.流动人口的构成、特点

流动人口是指来自非郑州地区的、非郑州户籍的、在郑州生活和工作的人员。他们主要由刚毕业的大学生、农民工构成,这些人员几乎都是青年人和中年人。目前,郑州市流动人口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第一,人数多,增长速度快。截至2013年9月,郑州市区流动人口达340万,且每年以25%的速度递增,城区人口密度仅次于广州,居全国第二位。第二,流动人口集中在城中村,生活压力大。流动人口工资相对较低,他们买不起房,只有在城中村租房居住,很多拖家带口,精神和物质上承受较大的压力。并且随着城中村的拆迁改造而不断搬迁,越来越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城中村里。

2.流动人口对郑州城市发展的作用

流动人口提供了城市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源。城市建筑方面最为明显,城市建筑行业绝大多数为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用辛勤劳动换来了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流动人口拉动了城市消费,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需求动力。流动人口带来了不同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人口相互交流和沟通,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有助于建立开放的城市文化。流动人口中有着许多高技能或一技之长的人才,比如每年都有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通过创业或就业,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为城市的发展不断注入新鲜活力。

(二)城中村满足流动人口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现在,城中村成为郑州市流动人口的集聚地,城中村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居住,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1.城中村暂时解决了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

以高皇寨为例,我们从高皇寨村委会了解到,本村现居住人口13万多。其中,本村村民1800余口,外来租户十几万,这些租户主要是毕业大学生、农民工等一些低收入人群,他们在此居住的原因主要是城中村租金相对较低。如柳林村不远的二十一世纪社区居易国际一间40多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每月1800元。而在柳林村同样面积的房子每月房租仅为560元,低廉的房租解决了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

2.城中村解决了一部分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

城中村的个体户绝大多数为外来流动人口。他们以在城中村摆摊为生,因城中村人流量大,这些外来人口年收入颇丰。当问及对是否赞同城中村拆迁改造时,他们明显反对,因为对他们来说拆迁就等于失业。

3.城中村起着“中转站”的作用

“郑漂族”中的多数青年人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往往具有一定学历或较高的文化素养、知识技能,他们主要寻求在文化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一展抱负,为了能在城市生存和发展下去,他们很多人选择暂时在城中村中立足。城中村也为农民提供了逐渐适应城市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场所,为进城农民融入城市起着桥梁纽带作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城中村也为中国城镇化的推进起着“中转站”的作用。四、郑州市城中村拆迁改造中流动人口面临的窘境流动人口本身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无法享有和城市同等的待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郑州市的城中村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改造城中村就必然涉及在此生活的大量外来流动人口。现实情况是现行的城中村改造政策忽略了在此生活的流动人口的利益,甚至把城中村存在的矛盾全部归结为外来流动人口,简单地采取一律轰走的粗暴方式,这是没有道理的。政府和社会各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对村民的拆迁补偿安置上,城中村的拆迁改造使生活在城中村的流动人口面临窘境。第一,住房难问题将更加突出,生活成本将大幅度的提高。城中村的改造使在此居住的大量流动人口不得不另找住所,住房难问题将更加突出。一方面,在城市闲置房有限,供给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大批流动人口租房带来的需求增加必然会导致房屋租金上涨;另一方面,在流动人口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投入过高的租金来租小区房,生活成本必然增加,这将导致一部分流动人口将难以在城市立足,不得不“用脚投票”,选择离开。第二,大量流动人口将面临失业。城中村人流量大,在城中村做小生意的流动人口较多,城中村的拆迁改造,使这些商贩无法继续其生意,相当一部分的人口将面临失业的困境。第三,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将面临失业的恐慌。城中村中不免有外来的大学生,这些群体工资有限,如果城中村被拆迁,他们难以找到住所,公司如果无法解决其住宿,他们则可能陷入失业的恐慌。第四,社会保障可望而不可即,一部分人可能会流落街头。目前,政府住房保障政策还不能照顾到所有需要的人群。由于流动人口过多,而优惠政策只有一部分人可以享受到,大部分人难以“排上号”。一些以打零工为生的人群可能会流落街头,无家可归。

三、总结

人口问题论文篇6

关键词:人口问题人口战略目标人口调节机制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论文百事通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论文百事通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