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篇1
《财经》记者张实习记者于海荣
中国对外贸易鼎足之一的新兴经济体,新近数据透露出的信息颇为复杂而难言乐观:多个国家一季度GDP出现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降幅,尽管一些经济先行指标闪现着微弱的复苏迹象。
基础尚薄弱
亚洲新兴经济体今年一季度的GDP数据,大都较去年四季度出现下滑,显示经济持续显著放缓。香港、新加坡、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均出现真实GDP大幅负增长。但在一片愁云惨雾中,亦可见零星的生机若隐若现。
一些经济领先指标显示,经济下行压力有所放缓。部分研究机构认为,这表明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下行的压力正在减小。花旗银行的看法尤为乐观,认为亚洲经济已经触底,二季度情况将会好转。
不过,要谈复苏则为时尚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加藤隆俊(TakatoshiKato)称,受“去杠杆化”带来的信贷创造减少和资本流动减弱的影响,新兴市场的复苏仍将继续受金融、低迷的外需和内需的限制。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曾经极大地促进了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外向型增长;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目前发达国家金融部门和私人消费决策的双重调整,不可避免地改变通过信贷来支持消费的发展模式,其进口需求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很难回到危机前的水平。
依赖制造业出口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所受影响无疑最重。国际经济和金融学会主席基斯・马斯库斯(KeithE.Maskus)告诉《财经》记者,东南亚和东亚国家很难在短期依靠美国的消费反弹来扩大出口拉动增长。
而外需下滑引致的产能过剩,难以在短时间内靠增加内需来解决。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认为,新兴亚洲的私人部门因为传统和文化上较偏向储蓄以备不时之需,致使消费率(普遍占GDP的40%-60%)较发达国家为低(普遍占GDP的60%-70%)。另外,大部分新兴亚洲的人均生产总值仍处于较低水平,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导致收入前景恶化,使他们对消费更为谨慎。
从一季度数据看,个人消费对GDP降幅的影响,也已超过出口下降所带来的负面打击。马来西亚和泰国的GDP分别同比大幅下滑6.2%和7.1%,其中个人消费对GDP的贡献均超过-12个百分点。菲律宾消费支出增长也显著下滑,对GDP增速的贡献下滑至0.6个百分点。
资本流动的资金结构亦不太乐观。今年3月以来,虽有近300亿美元流入亚洲新兴经济体,但这些资金以证券和其他投资为主,更倾向于短期投资,直接投资份额相对较少。南美国家的长期性直接投资(FDI)以资源投资为主,降幅虽然明显较小,但流入的资金总量尚远小于亚洲。
“头羊”之窘
2001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GDP和工业产值一直领先于发达经济体,增幅差距在4个-5个百分点。面对此番发端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亚洲新兴经济体能否与发达国家“脱钩”,独力走出低迷?
瑞银证券全球新兴市场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Anderson)发现,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大环境下,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被拉大了。根据已公布的4月数据初步测算,差距将接近14个百分点;即便剔除中国等大国的影响,按未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这一差距也在10个百分点左右。
安德森认为,在未来12个月内,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将继续低迷,“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复苏将使新兴经济体的整体状况得到更大改善。
但是,对于“金砖四国”能否早于其他国家复苏,尚存争议。
高盛高华认为,中国以外的其他三国,工业生产指标并没有明确的走势;巴西的数据显示出稳定的迹象,但印度和俄罗斯继续下降。中金研究报告也认为,中国以外其他“金砖三国”近月来进出口同比降幅均达到20%左右,消费和投资增速显著下滑;巴西和俄罗斯零售销售量持续呈负增长,失业率也在攀升。加上全球经济衰退和资产价格泡沫破灭,“金砖四国”面临直接投资萎缩,“成为新兴经济火车头的难度加大”。
即便“金砖四国”会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领头羊,俄罗斯很可能会拖了后腿。高盛高华认为,俄罗斯很可能要到2012年才能恢复到趋势增长率,而其他三个国家都在2011年以前完成这一过程。要使实际产出达到经济最有效率的水平,俄罗斯需等到2016年。
俄罗斯今年一季度的数据,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GDP同比下降了9.5%。
俄经济发展部的分析称,投资显著减少是经济下行的主因。1月-4月,俄罗斯的投资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5.8%。根据俄罗斯转型经济研究所(IET)的调查,企业此前所期望的需求及产出水平均未实现,工业部门已经做好需求继续萎缩的准备,产出和价格可能都还要下滑。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外资流入收紧阀门。油价高企时代逐利而来的国际资本早已败兴而逃,金融危机更令外资望而却步。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一季度俄利用外资额同比下降了30.3%,其中直接投资同比下降了43.0%,证券类投资同比下降了6.5%,其他类投资同比下降了24.4%。
6月1日,IMF刚刚结束了对俄罗斯的年度考察。调查组负责人保罗・汤姆森(PaulThomsen)不客气地指出了俄罗斯政府一段时间以来的政策失误:危机爆发前政府控制卢布升值,金融监管的缺失,在油价飙升使投资者对俄罗斯金融资产的胃口加大的情况下,过度鼓励外币借款……这些造成了俄罗斯在全球商业周期和大宗商品价格骤降的影响下不堪一击。
新兴经济篇2
建议在主要经济体之间建立可信和有效的协调机制，确保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
预计世界生产总值将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别增长3.3％和3.6％，与年初公布的数据相比略有增长。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依然持续，但各国和各地区复苏的步伐却极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而发达国家经济则仍显疲弱。其中美国经济预计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别增长2.6％和2.8％，西欧国家经济复苏相对缓和且不平衡，受债务危机影响的国家如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则呈衰退或低增长趋势。发展中国家中，东亚国家2011年和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分别为7.3％和7.2％，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分别为9.1％和8.9％。
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开始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导致短期内的经济增长预期不被看好。与之相比，发展中国家及转型经济体则对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全球经济复苏仍然主要得益于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巴西。尽管如此，出于对本国持续通货膨胀、固定资产泡沫浮现以及因大量资本流入而引发汇率上升压力等方面的考虑，这些国冢也正在对增长预期进行调整。
在失业率方面，尽管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呈下降趋势，但半年或更长时间内失业的总人数在一些发达国家依然在上升，原因在于很多失业者不再去寻找工作，这就产生了比过渡性短期雇佣更加棘手的问题。在转型经济体中，独联体国家的就业水平有所好转，但东南欧地区依然不见起色。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的就业水平，已经基本恢复到经济危机发生前的标准。以目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形势来看，就业水平的完全恢复还需花费四到五年的时间。
新兴经济篇3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新兴经济篇4
越南,一个美丽的国家,但因为长期的战争导致男女比例失调,经济的落后和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导致许多越南女性期望嫁到国外以改变现状,而低廉的迎娶价格也吸引了许多人来越南挑选新娘。
在越南有“养妈”之说。“养妈”会在越南的乡下,找些貌美的想远嫁的越南姑娘,集中后进行统一培训。这样的培训包括仪表与修养,使这些姑娘看起来秀外慧中。
据说有这样的相亲旅行团,6天的行程,至少安排中国过去的王老五们,在胡志明市见到300位姑娘。“养妈”对这些姑娘的保证是:1.保证处女;2.三个月内娶回;3.绝不加价;4.一年内跑掉赔一位。台湾街头有很多越南新娘广告。有很快看上、速成的,当即领了结婚证,带姑娘回家。总花费不超过5万元人民币。
坦桑尼亚女性争相嫁给中国人
――有一种品牌叫“中国男人”
28岁的詹娜是一名坦桑尼亚女子,她身材高挑、苗条,正打算找一位中国人当丈夫。在詹娜和很多坦桑尼亚女性的眼中,中国男人勤奋、可靠。
詹娜说在坦桑尼亚女性中,争夺中国男性非常激烈。“中国男性工作勤奋,他们不像坦桑尼亚男人那样懒惰。问题是,这里的女孩太多太多,而我又不是他们喜欢的类型,我太高而且太瘦,他们喜欢娇小丰满、皮肤白皙的女性。”
詹娜透露称,很多坦桑尼亚女孩都在忙着四处购买一种皮肤美白药膏。这种药膏可以在刚果(金)买到,她们称之为“迈克尔・杰克逊”。自从1986年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改方案,坦桑尼亚经济不断恢复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男性涌入坦桑尼亚首都兼商业中心达累斯萨拉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娶了当地女子为妻。
孩子常挨父母打影响智商
――手下留“智”
美国调查发现,经常挨父母打的孩子,其智商测试分数往往不佳。
研究人员利用4年时间在全美范围内对2岁至9岁的孩子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常挨打的孩子在智商测试中的成绩要低于不挨打的孩子,在2岁至4岁年龄组中,常挨打者的平均成绩比后者低5分。在5岁至9岁年龄组中,常挨打者的平均成绩比不挨打的孩子低2.8分。
研究人员在调查中也考虑了能影响孩子智商发展的其他因素,如父母教育背景、家庭收入和家庭教育等情况。
负责这项调查的专家说,许多人或许认为,“棍棒教育”会对孩子产生激励作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解释说,父母打孩子会给孩子造成身心创伤,会使孩子在遇到困难时产生心理压力,从而造成孩子表现欠佳,认知能力难以得到发挥。
主编提示:
为什么美女总在路上,为什么好老公都在别人家?
――在马路上,看到的总是别人的优点,在别人家,看到的总是别人家的锅盖。过日子嘛,过得好的别得意,过得差的别叹气。应该知道,家家的锅底都是黑的。
女人更喜欢有疤痕的男人
――疤也是魅力
在利物浦大学的一项研究中,大约220人被要求观看一些男人和女人的照片,其中一些人有着不同的伤疤。结果显示,在女性看来,疤痕增加了男性魅力,但在男性看来,疤痕对增加女性魅力没有作用。
研究人员说,疤痕提供了这名男子过去受伤的证据,也表明有关男性的历史和个性信息。在女人看来,与暴力相关的疤痕可能显示其有冒险个性,或者更加阳刚,这两者都对女性有吸引力。此外,疤痕也是一种基因标志,表明该男子有强壮的免疫系统,这同样能吸引女性。
倾听:
我们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
――让・雅克・卢梭
未来的世界:方向比努力重要,能力比知识重要,健康比成绩重要,生活比文凭重要,情商比智商重要。
――清华大学校长
由工作产生的疲劳,能使人在休息时感到愉快;而由怠惰产生的疲劳,只能使人在休息时感到烦躁和悔恨。
――石川达三
人生的路最好是一条直线。这条路不见得最快乐,也不见得最辛苦。大部分人都以这个为范本,尽量接近它。当你这样做时,你同时也会感觉到空虚,因为没有自己的东西,他们内心很复杂。所以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头脑简单心理却很复杂。
――香港剧作家林奕华
有天分的人能成为哲学家,没有天分的人则用婚姻来让自己成为哲学家。
――不幸婚姻的作用
最大危机是人的贬值,是人仅仅作为经济动物的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没有灵魂的时代。我也不知道当下年轻人应该怎么办,现在又是一个快速文化时代,人会变成一种很浅薄和狂躁的动物,就像聊QQ一样,是一种即刻反应。因为人所有的审美能力和想象能力是建立在人的专注能力和深度思考能力上绝,这种想象力和专注力都在巨大丧失,他们都不觉得。
――作家许知远
婚姻像铺就的水泥路,隔上一段,要留一条缝隙。
――婚姻生活需要热胀冷缩
好女人就像汽油,一旦拥有,就有动力;坏女人就像气囊,一旦用上,就有危险。
――前者甘于奉献,后者私心太重
老有人问我未来的计划,问题是我基本不敢想未来的计划,极为笼统的倒是有一点,但是决不敢深想,一是觉得想也是瞎想,二是现在凡事也都不愿意深想。大凡深想的事情,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好结果,于是立志做一个肤浅的人,可是看到肤浅心里又难受。
――徐静蕾
新兴经济篇5
一、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环境与1997年有几分相似
当前的国际金融市场环境都面临着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带来的冲击，这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有几分相似。1994年至1997年，美联储累计上调基准利率250个基点，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上调至5.5%，这不仅增加了亚洲国家的外币债务负担，也通过息差逆转和美元走强，引发资本大规模回流到美国，并成为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索。当前，美联储逐渐退出QE的预期明显增强，美国10年期长债利率已回升到2.8%，最近的一些趋势表明，新兴市场短期资本流出压力急剧上升。在8月的最后一周内，新兴市场股票基金资金流出38亿美元，债券基金资金流出20亿美元，其中亚洲（除日本外）地区的资金流出情况最为明显。这些资金大规模流向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今年前7个月，北美股票基金累计净流入1024亿美元资产，日本市场净流入280亿美元，欧洲市场也净流入了43亿美元。
二、新兴经济体各项经济指标明显恶化，但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有所提升
美联储退出QE的政策预期之所以对新兴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关键在于与发达国家经济普遍好转的形势相比，今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各项经济指标普遍恶化，金融脆弱性问题进一步加剧。
（一）新兴国家经济增速快速下滑，金融脆弱性问题恶化
首先，新兴国家经济增速低于美、日，增长前景不容乐观。从经济增长速度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已经超过了除中国以外其他金砖国家经济增速。今年一、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速环比折年率分别为1.1%和2.5%，日本为3.8%和2.6%。特别是美国经济，已保持连续九个季度的正增长，即便是欧元区经济，也有望在今年实现正增长。7月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指数由48.7上升到50.5，首次位于荣枯线之上。而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同期的增速分别为0.41%和0.56%、3.25%和2.23%、1.95%和2.03%。今年上半年，俄罗斯经济增速仅为1.3%，发达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再次超出新兴经济体。从经济增长前景看，可比的数据表明，6月美国、日本和欧元区的OECD综合领先指数分别为101.06、101.09和100.3，不仅在荣枯线100之上，而且都创造了近两年来最高水平。相反，同期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该指标分别为98.27、98.80和99.57，不仅都在荣枯线100以下，且都达到或接近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其次，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加剧。今年以来，印度卢比对美元的名义汇率贬值幅度高达26%，汇率的大幅贬值，并没有对国际收支状况有明显改善。今年前7个月，印度贸易逆差额仍高达1087亿美元，为金砖国家之最。同样，巴西雷亚尔今年以来的贬值幅度接近20%，但1—7月巴西经常项目逆差同样高达526亿美元，全年逆差额将超过1000亿美元，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只能依靠短期资本来弥补。一旦国际金融市场环境出现逆转，短期资本大规模外逃在所难免。
第三，一些新兴经济体债务问题较为严重。其他一些亚洲新兴经济体，如马来西亚、印尼、泰国、韩国、中国台湾等，还面临着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相似的问题，即外债规模较高或外债中短期外债的比例较高。这些国家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都超过30%，其中后四个经济体的短期外债比例均超过外债总额的1/3以上，而印尼和韩国的外债总额已经超过各自的外汇储备规模，这说明一旦资本流动出现逆转，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偿债能力堪忧。
第四，信贷扩张导致一些国家资产泡沫面临破灭风险。此外，近年来发达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引发了新兴市场国家信贷扩张，加剧了部分新兴国家的金融脆弱性。特别是印度、印尼等亚洲国家，近年来信贷扩张和加杠杆的趋势明显，广义货币供应量与国内生产总值（M2/GDP）之比大幅攀升，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泡沫问题严重。在经济放缓后，新兴市场本应降息促增长，但随着资本外流压力增加，巴西、印尼、印度等央行不得不通过升息来支持本币汇率。一旦房地产泡沫出现破裂，金融机构坏账将大量增加，从而放大金融市场动荡。
（二）新兴经济体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有所提高
然而，与1997年相比，新兴市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还是有所提高。其一，大部分国家的外汇储备规模较高，除印尼仅为10%外，大多数新兴市场外汇储备占GDP比例都在30%以上。其二，与上世纪90年代固定汇率制不同，目前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都实行浮动汇率制，汇率的弹性明显增强，这有利于缓解外部冲击带来的影响。一方面，汇率双向波动减缓了央行在任何时点都必须入市干预的压力，降低了为维护汇率稳定的外汇储备消耗；另一方面，汇率弹性增加将提高短期资本押注“单边贬值”的投机成本。
三、中国经济面临外部冲击但总体可控
美联储退出QE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动荡，将对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一定的冲击。
第一，短期资本将可能会先出后进。短期内，美联储政策转向将导致资金从中国撤离，加大国内货币、资本和外汇市场的波动性。在中期，新一轮深化改革和经济增长潜力将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表现要好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因此，资本可能会重新流入中国，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将增加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加大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
第二，部分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动荡，将恶化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首先，新兴经济体短期资本的外逃，将威胁其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不排除部分新兴经济体陷入衰退的可能，这将通过贸易渠道冲击中国经济。其次，新兴经济体货币快速贬值，人民币将再次面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贬值与保持稳定的两难困境。
第三，中国面临外部冲击的风险总体可控。原因包括：其一，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空间较大，可以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来降低风险；其二，中国资本项目并未完全开放，政府对汇率和资本流动的管制能力更强；其三，相对于可比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相对平稳，通货膨胀和对外负债水平都较低，经济基本面更加健康，风险抵御能力更强；其四，中国外债中40%左右是贸易信贷，这与实体经济和出口紧密相关，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向好背景下，这部分资金相对稳定；其五，外汇储备较大，对外偿付能力显著高于其他新兴经济体。
四、我国应对外部冲击的对策建议
一是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仍然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有效工具。在部分新兴国家货币快速贬值的背景下，适度提高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允许人民币适当贬值，可以有效发挥汇率机制在缓解国际金融市场环境变化和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对我国出口和资本流动冲击的作用。
二是加强对短期资本和热钱流动监管。重新评估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和次序，建立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测预警机制，加强对资金流向的监管，必要时可重新启动新一轮的资本管制措施，研究出台“托宾税”等资本管制工具，增加短期资本进出的成本，防止资金无序流出可能导致的金融风险。
三是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实际上，美联储退出QE和新兴市场金融动荡导致大规模的资本流出，使得我国境内流动性紧张。因此，境内货币政策应进行适当调整，适当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或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释放流动性。
新兴经济篇6
【关键词】经济危机经济模式新型产业革命
相信大家对2014年底，在俄罗斯发生的卢布暴跌事件还记忆犹新吧。当时各大媒体纷纷对这次仅次于发生在199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的卢布危机做了接踵而至的报道。2014年12月15日，俄罗斯卢布兑美元汇率暴跌13%。莫斯科一周来肉类蔬菜等价格上涨约20%。卢布暴跌除了表现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更引人注目的是，俄土豪们进行的一系列大甩卖。卢布一泻千里，一大帮俄罗斯富豪跟着损失惨重。比如俄罗斯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公司主席列昂尼德・米赫尔松去年就浮亏了87亿美元，去了一半身家。卢布贬值直接导致2014年俄罗斯出境旅游游客减半，部分奢侈品商店停业，民众疯抢奢侈品的场景几乎天天在俄街头上映。由于卢布贬值幅度过大，俄罗斯央行在2014年12月16日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于莫斯科时间凌晨1点左右意外声明，将利率从10.5%大幅上调到17%，这是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以来央行最大幅度的加息。俄央行指出，此举旨在阻止卢布贬值、防控通胀大幅走高风险。在专家看来，国际油价的暴跌、西方对于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强势美元对新兴市场的影响才是造成此轮卢布暴跌的三大主要原因。但是普京更愿意把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归咎于“邪恶西方”的攻击。
卢布的崩盘式暴跌，首先与国际原油价格持续暴跌有直接关系，而俄罗斯高度依赖能源的单一产业结构是导致卢布危局难以终结的最根本原因。俄罗斯国内经济和金融体系单一、脆弱，结构问题突出，再加上能源企业占国有经济和整个经济的比重过大，政府承担风险过高，一旦行业出现问题，对政府信用市场以及货币市场的影响较大，甚至难以挽回。俄罗斯经济结构单一，过于依赖原油等能源行业。对卢布汇率影响最大的出口市场，石油、天然气以及石油制品等占总出口额的比重已经超过60%。在这种情况下，能源价格一旦下跌，卢布汇率便遭到重创。如果采取干预汇市等一系列措施在短期内是可以在打响保卫卢布这一战役中取得成绩。但这并不是一个长期并有效的措施。如果俄罗斯想要在国际舞台上长期保持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与发展力，想要成为经济稳定、独霸一方的超级大国就必须采取经济模式改革的思路，就离不了经济转型以及产业结构的多元化的发展。由于俄罗斯长期维持过于单一的经济结构，努力发展新兴产业或许能成为救市的一条出路。
首先让我们了解何为新兴产业，它是指随着新的科研成果和新兴技术的发明、应用而出现的新的部门和行业。世界上讲的新兴产业主要是指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空间等新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这些产业改造的核心，使经济效益比传统产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新兴产业代表着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方向，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每个国家都应当高度重视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产业，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巩固和发展经济回升势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重大意义。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选择。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根据以往全球经济周期变动的历史看，走出经济低谷通常是由一组战略性新兴产业牵引。换句话说，全球经济有衰退走向勃兴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群的繁荣。只有新兴产业的增长，才能在创造市场新的需求的同时，引导和促进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如果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不能成长起来，未来的增量增长空间将会受到约束。当今世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必然会成为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促进俄罗斯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高的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他们都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既孕育着较大的市场风险，也存在着广阔的市场潜力，体现国家的产业竞争水平。培养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在于推动两个创新。一是积极推动体制创新，为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以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来助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奋力崛起。二是积极推动技术创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要做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在产业发展方向上应该既考虑到必要性，又考虑到实现的可能性。战略性产业发展的资源配置应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所以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俄罗斯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是当务之急。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新兴产业体系是救市之道。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激发国家内生发展能力，是促进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优化的关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