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初等教育的开端范文
在传统初中政治考试中主要采用的是闭卷考试，学生在考试之前就必须要对考试范围内的政治知识死记硬背，牢牢记在脑中，然后在考试时将所记住的内容写出来，这也就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同时也增加了考试的难度，只有少数的学生能符合考试成绩，大多数学生都会为考试成绩而苦恼，学校也只看重分数，根本不会在意学生的学习过程，更不会对学生的思维能力进行培养，通常都会采用“题海战术”和加班的方式来教授学生，过早地使学生内心承担过大的压力，导致学生对政治课程产生厌倦。我国教育部门为了改变应试教育的弊端，就做出了重大改革，将闭卷考试改为开卷考试，也就是学生在参加初中政治考试时可以携带相关政治资料进入考场，在考试时可以翻阅政治资料，根据课本中的知识和观点来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结合实际要点学习政治知识，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促进学生对于社会问题的判断能力，这样可以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二、突破旧课程的“包围”走进新课程
在传统应试教育中很多初中生对于思想政治课程都十分厌倦，这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受目前考试制度的约束。传统应试教育主要是考察学生对于知识的牢记程度，如果学生对于政治知识记不牢，那就无法达到学校的考核标准，久而久之学生也就会对初中政治课程产生厌倦。二是传统初中政治课本上的内容过于枯燥。在初中政治课堂上教师主要是根据课本上的内容进行授课，教学方式单一，而且课本上的内容基本都是一些概念和原理知识，学生处于初中阶段不能正常理解，只能依靠死记硬背，如果学生长此以往就会对初中政治教学失去兴趣，偏离学校制定的教学目标。但是在新课改以后，国家教育部门专门针对原有政治课本上的知识进行了删减和优化，将概念性知识结合具体案例进行表述，这样就使学生产生了学习兴趣，也转变了初中政治教学的教学方式。首先，活动内容丰富。新教材中的“活动”主要包括三类：课内活动、课外活动和活动课。初中课外活动共8节；课内活动共26类391次；“活动课”的设置是新教材最亮丽的风景。活动课是活动教学的集中体现和典型标志，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课程形态进入学科课程还是第一次，是我国课程史和教材史上的重大创新。其次，活动形式多样。初中政治教材中的活动课，设置了大量新颖生动的教学活动，尤以初一教材最为典型。为了对初中政治教学完成彻底改革，跟随时展的潮流，我国教育部门结合社会发展常识对初中政治内容进行了修订，主要是对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些较远的概念理论进行了删减，同时将当前社会宣扬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思想作为重点，将西部大开发这些具有时代性的内容添加到课本中。在新课改形势下初中政治教学考核标准也转变为开卷考试，在试卷中减少了理论知识的比例，主要是简答题和分析说明题，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理解，通过查阅课本上的资料来解题，只要言之有理即可，这样就可以带动学生学习政治课程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三、针对三个“突破”引发的几点思考
1.素质教育的障碍
由于国家教育部门新课改的实施，许多学校都开始实行素质教育，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学校领导者并没有深入理解素质教育的内涵，只是做足了表面功夫，这也就导致许多学校政治教学的失败。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部门没有制定明确地教学管理评价模式，各个学校都私自实施新课改，没有一个章程，造成了新课改的混乱，也为素质教育造成了障碍。
2.开卷考试的弊端
评阅中考试卷必须选拔政教专业的、多年上毕业班的、经验丰富的、责任心强的政治教师参加阅卷。可见，作为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突破口，开卷考试不是素质教育的终结，而是素质教育的开端。
3.新课程的缺陷
西方初等教育的开端范文
关键词：早期素描教学引进传播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素描教学发端于20世纪初，即1906年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的素描课。而我们对美术教育史进行全面考察就会发现，其实素描教学早在19世纪中期就由传教士带入。所以，对素描教学的全面考察，应该从19世纪中期开始。据此观点，那么素描作为西方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引入中国，已经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在这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发端期和发展期。发端期也就是中国素描教学的早期。
中国早期素描教学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对素描教学的引进与传播。在中国，素描教学的引进经历了被动接受和主动引进两个阶段。而本文所指素描教学的引进与传播，是素描作为西式美术的重要内容之一被引入中国，使中国从无到有，从不认识到认识的这样一个过程，属于狭义的引进。因为从广义上来说，素描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自它进入中国的那天起，其引进的性质就一直存在。“素描引进中国的历史，是一个逐步学习、领会、研究它的历史。……迄今为止，这个历史远远没有完结。”（靳尚谊、詹建俊、戴士和《素描谈》，吉林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序1）这也就是说，从广义上去理解，素描引进具有长期性。
一．被动接受期
近代西方美术是欧洲传教士用来作为传布天主教的宣传工具和手段而带入中国的。1852年，西班牙辅理修士范廷佐于上海徐家汇创办了一所教授绘画和雕塑的美术学校，这是中国最早的传授西画的学校，素描和雕塑教师就由范廷佐亲自担任。中国最早的素描教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1864年，这所学校并入上海天主教会的土山湾孤儿院。是土山湾孤儿院的一个附属美术工场，称土山湾画馆。它是素描引入中国并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机构。传播对象是十三岁至十九岁的孤儿。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人对素描的学习是非自觉的，具有被动接受的性质，因此将这一时期称为被动接受期。
土山湾画馆“在孤儿院开办时已初具雏形，最初是画圣像，以后分铅笔画、水彩画、油画等部门。”（李超《中国早期油画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版，344页）“铅笔画”，亦即素描。由此可见，素描教学已成为土山湾画馆的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而此事业发展的基础，正是‘铅笔画、水彩画、油画等部门’的西画传习。”（徐悲鸿《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1943年3月15日《时事新报》）在素描教学方面，有专门的教材《铅笔习画帖》。从其教材的范图可以看出，其表现形式有着明显的西方写实素描的风格，即注重人物动态、形体结构、体积空间等的准确表达，造型洗练概括。
土山湾画馆作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李超《中国早期油画史》，347页），其宗旨是培养宗教宣传的绘画和雕塑人才，但实际上也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美术专业人才。如周湘、张聿光、徐咏青、丁悚、杭a英、张充仁等。这些人进入社会之后，又纷纷创办美术学校，从事美术教育，传播西方美术。如周湘在1911年创办中西图画函授学堂（又先后更名为布景画传习所、上海油画院、中华美术专门学校）。张聿光于1912年参与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名上海美专）的创建工作。
从19世纪中期素描的被动引进，到20世纪初，随着土山湾画馆的美术人才走入社会，从事西方美术传习，素描由被动接受变成主动传播。素描教学的被动引进与接受只是局部现象，其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但它作为一种西方文化现象出现在中国国土上，并在一个特殊的场所――“孤儿院”进行传播，对中国人学习西式素描具有某种开先河的启蒙意义。
二.主动引进期
素描教学的主动引进，其基本动因是清末先进的知识分子层对封建政治的不满和对传统文化的盲从心理开始动摇，进而向西方寻求真理以图救国革新。将素描教学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任务，主要是靠一批留学海外的学生完成。19世纪后期，海外留学生中已有人开始学习美术专业。据目前所知的材料，第一人是1887年先赴美国后转英国学习油画的李铁夫。而世纪之交最早赴海外学习美术的是周湘（1898年留学法国），他始学于法国，后学于比利时、瑞士等国。1903年，高剑父留学日本，先学油画，后习日本画和制版印刷术。1904年，李毅士赴英国半工半读，自习西画，三年后入格拉斯拉哥美术学院。1905年，李叔同赴日本，次年入东京上野美术学院学习油画。这是中国早期留学海外，主动接受西方美术教育的一批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学成回国后（李铁夫回国较晚，为1930年，其余均为1920年代前），或开办美术学校，或从事美术教育，把西画（主要是油画，当然也包括素描和水彩画等）从国外引入中国，从而开创了素描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引进的新篇章。
中国早期的素描教学，主要出现在师范学校和美术专门学校里。“1906年南京两江师范学堂设立图画手工科，开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之先河。主要课程有西洋画：铅笔画、木炭画、水彩画和油画，……”“当时西画教学模式多以日本为榜样，沿袭以临摹为主的西画教学框架。”（潘耀昌《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19页）1912年上海美术专门学校（1930年更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正规的私立美术专门学校，由当时尚未留过洋的刘海粟任校长。刘海粟作为最初一批打破艺术旧秩序的代表之一，他的革命性主张在上海美专的素描课教学中有着较充分的体现。他于1914年在课堂上采用模特进行人体教学并举办人体写生展览，“模特风波”由此产生。在这场以刘海粟为首的进步力量与以军阀为代表的守旧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刘海粟赢得了超越美术界的名声。他所确立的人体素描在美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也是有目共睹的贡献。上海美专的素描教学，“从留下的当时少部分习作资料看，是一种讲究明暗、不画背景、结合着线面作表现的素描形式，这些作品尚存在早期素描中普遍产生的结构不甚严谨形体比较硬化的痕迹。”（黄珂《素描概论》，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86页）
这批留学海外的美术学子，留学时间集中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至20世纪30年代。他们归国后大多从事美术教育事业，将西画通过学校美术教育这一主要平台传播出去，使素描教学的种子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直至茁壮成长。
西方初等教育的开端范文篇3
五大臣分两队出洋考察，1905年12月端方与戴鸿慈带队出发，考察是出洋主要目的，但文化教育方面也是重要内容。在出洋之前，端方已经在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湖南巡抚任上有过筹建湖北图书馆、湖南图书馆的经历，故而对图书馆的作用、管理、建设甚有心得并希望了解西方先进的图书馆知识，因此端方对于西方图书馆的考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据粗略统计，端方一行共考察了近二十所图书馆或阅览室［3］，既有公共图书馆，也有学校图书馆，还有面向特定读者(比如工人)的图书馆，其中端方对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柏林大学藏书楼的考察最为详细。1906年1月31日，端方一行考察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建于千八百八十六年，鸠工十一年乃就”，“而建筑费凡七百万元”，“馆在议院之后，故附属于议院，而设以供议员之查阅者也”。［4］354建筑风格是“华石为墙，雕甍作瓦，四围绘历代故事，庄严明净，兼而有之”，楼层布局:“高楼十二层，皆藏图书，而下层则阅书处也”，馆内藏书“凡一万五千种”，“每日至此阅书者率二千人”。［4］354读者借阅图书，“先取观书目，有所欲取，即按号数录投铁筐中，主者即以书仍由筐递至，来往间计时不过一分三十秒钟而已”，而国会若“有时议事不决，须验之书者，亦四分三十秒可送至”。［4］354经费方面，“闻馆中购书之费凡十万元，每年经费约四十万元”，但“书不皆自购得，其来因有三:一则与各国互换而得者;二则私家送馆庋藏者;三则每年陆续增购者是也”。［4］354可见，端方等人对国会图书馆的建筑、经费、藏书数量、藏书来源、阅览座位、借阅方式、读者群体、直至借阅手续办理时间等，均全面考察，可谓细致之极。1906年3月16日，端方一行考察柏林大学图书馆。端方首先注意到柏林大学图书馆与美国、法国的不同，如“(柏林大学图书馆)规模古朴。其藏书传递之法亦皆旧式。如书架用木制而不以铁杆，送书用车致而不以汽机，似视纽约、巴黎之新法稍逊矣”，但该馆计划“别立一楼，约可容阅者三百余人，拟迁藏书于彼，而此为学堂”。［4］394图书馆“藏书凡一百二十万部，阅书室坐可容百二十人。室中四壁作凭楼式，列书三层，其常用之书举置此，罕用者则别室庋之”，而“别室藏中国书画亦甚多。至名人手札，则以铁匣分藏之，凡数十函，扃锚甚固，因出毕士麦手迹相视焉”。［4］394馆内“司理检查传递者，五十许人”，借阅者“均取票一，自注姓名及著述人姓名、所生地、著述年月于其上，乃投筒中，即可按书检出”。［4］394按借阅规定，“取出之书可至三星期，逾时仍不还，则令巡警索还之”。馆内还对所有图书进行了重新装订，因此每本图书“皆有门类、号数，细目注明，一望了然，检查甚便”。［4］394端方对图书加工、借阅方式、馆藏管理等进行考察，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推进官方和民众对图书馆的认知
端方对于图书馆的作用有清晰的理解，也深知在当时体制之下，必须通过影响朝廷皇帝和太后的观念，才能自上而下的进行图书馆建设，因此端方多次上奏阐述图书馆的重要性，催促清廷支持建设现代图书馆。同时，端方的图书馆观念还通过命令、官报、报纸等方式向同僚和民众传播。经过对西方文化设施的考察，端方认识到包括图书馆在内的社会公共设施乃开启民智、振兴国力的重要途径，与政治进步息息相关，遂于1906年10月13日与戴鸿慈上奏《敬呈各国导民善法折》，向清廷阐述建设文化设施对于教育良善国民的重要性，其中强调了图书馆的作用。奏折开头即言明文化设施的价值:“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稍得闲暇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足益见闻之陋。初犹以为欧美风俗所趋，未必有关政俗，继乃知其专为导民而设，无不具有深心”。［5］端、戴认为目前中国开启民智、教育国民，“所宜行者”有四，第一即图书馆(其余三个为:博物馆、万牲园、公园)。奏折指出，图书馆在“欧洲各国都市城镇无不有之”，而“以美京华盛顿为海外第一巨观”、“每日求阅书者以二千人率”，其作用在于“求取既便，应研考之学方多，足以导民”。但因“世界日进文明，典籍乃益臻繁富”，因此“非国家有此全力，不能求其赅备无遗”，敦促清廷以政府之力大力建设图书馆［5］。此折随后在当年的《大公报》、《盛京时报》以及次年的《东方杂志》刊载［5－7］，极大地促进了民众对于图书馆等文化设施的认知。1908年7月，为建设江南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前身)奏请经费、配备人员，端方上奏《创建图书馆折》。奏折强调图书馆的作用，“窃维强国利民，莫先于教育，而图书实为教育之母”，图书馆“所以开益神智、增进文明，意至善也”，因此“建筑图书馆为善法之首”。［8］奏折说明由于江浙一带建有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因此“江左学风，冠冕全国”，图书馆发挥了极大作用;而“江宁(南京)为省会重地，自经粤乱，官府以逮缙绅之家，藏书荡然”，因此“承学之士将欲研求国粹，扬扢古今，辄苦无所藉手”，故而有必要在江宁建设图书馆［8］。奏折还陈述了图书收集的原则:“兼罗并蓄，不厌求详”、“宜广征书之路”，图书馆建筑的标准:“规制合宜，工程坚实，无取华侈”。［8］这些原则和标准，对于清末民初的图书馆建设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即便对现在也有价值。端方一些图书馆思想和建设图书馆的命令通过官报、报纸公布，也促进了同僚及民众对于图书馆的认知。如1905年5月湖南巡抚任上，端方命令开办公共图书馆，札令写到创办理由:“省垣学务正兴，所有各种科学，东西各国书籍器具，拟设图书馆一所，藉可藏储各书籍，以便各学堂就便调阅”，［9］该札令由《湖南官报》1905年5月3日第955号以《抚宪札饬开办图书馆》题名公布，《湖南官报》还多次刊载端方筹建图书馆的消息。又如1907年两江总督任上，《申报》多次刊载端方创建江南图书馆的命令:《江督饬议图书馆章程》［10］、《照会缪太史为图书馆总办》［11］、《江督札委图书馆典守员》［12］等，从图书馆的基本规则到管理人员的设置，端方都事必躬亲，显示出对图书馆创建的关注。官报、报纸对端方图书馆建设活动的持续、多次报道，促进了各级官员和民众对图书馆的认知。
创建图书馆
端方历任巡抚、总督之职，使得他在拥有先进图书馆观念的同时，能够有机会亲自实施建设图书馆的计划，而端方也以超常的热情积极倡导并推动图书馆的建设。根据史实来看，清末民初我国最初几所官办图书馆的创建，都与端方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1902年端方在湖北巡抚任上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合奏清廷筹建湖北图书馆［13］，端方委任武昌府太守梁鼎芬办理图书馆事务，并将武当宫道院改为图书局，派人从上海、日本购买图书［14］。1904年6月端方在所购图书运到武汉之时调任湖南巡抚离开湖北，此时湖北图书馆尚未正式建成，回任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的张之洞在端方筹建的基础上，另集中武昌各书院旧藏4万册，在武昌兰陵街西侧建立湖北图书馆，并于1904年8月正式开放，是为我国最早成立的官办省级图书馆［15］。基于以上史实，程焕文先生认为:“我国第一个正式的官办省级图书馆———湖北图书馆乃是端方首倡，梁鼎芬经办，张之洞告成的结果。”1904年至1905年端方任湖南巡抚期间，继续延续建设图书馆的思想。原来的湖南图书馆是由当地乡绅举办，“各绅捐置图籍，款项无多，规模尚隘”。［17］端方认为绅办不能够建成适应需要、发挥本来作用的图书馆，因此开始将湖南图书馆改为官办。1905年5月，端方札令筹建湖南图书馆，其札令除指出创办图书馆的原因外还安排各项经费及来源:“开创伊始，采购建置费用甚巨，应由善后厘金两局筹备经费银一万两，其常年经费由善后局每月筹拨银宋显彪端方图书馆活动史略59百两移解学务处备用”，并配备了管理人员:“其图书馆监督查有溆浦县教谕陈绅庆年堪以胜任”。［9］同时，端方还“委员前赴日本调查图书馆办法，并购求书籍”。［17］正在湖南图书馆紧锣密鼓筹建之时，端方调离湖南升任闽浙总督，官办湖南图书馆的工作最后由其继任湖南巡抚庞鸿书完成，但端方倡设、组织、筹备湖南图书馆之功显然不可忽视。［16］300京师图书馆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1912年建成开放，端方在京师图书馆的建设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1908年，端方上奏指出在首都建立图书馆的重要性:“窃维京师为首善之区，中外观瞻所系，图书馆之设，所以敷宣圣治，嘉惠艺林，尤宜从速观成，力求美备”，［18］而学部(清政府1905年成立的统一管理全国教育文化事业的机构)1909年才开始筹建京师图书馆，可见端方的奏折对于清政府启动京师图书馆的建设有推进作用。不仅阐述创建京师图书馆的重要性，端方还提前考虑图书馆藏书问题，尤其是优秀图书如“善本秘籍”的收集，因此端方令“藩、学两司会同购定浙绅姚氏藏书一千零十一种、皖绅徐氏藏书六百四十一种，两项书籍计共十二万九百余卷。分装一百八十箱，共编目录一份”。［18］该批图书于1908年12月送交学部准备入藏京师图书馆，不仅为京师图书馆建设作馆藏准备，还使得东南各省优秀图书免于流失、得以保存。在《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中学部对于端方此举表示肯定，还特别提到端方“并允仍向外省广为劝导搜采”，［19］更可见端方对于京师图书馆馆藏建设的支持。另外，张之洞对端方支持京师图书馆建设也有一段记述:“瞿氏铁琴铜剑楼书，亦有觊觎者，江督忠敏公端方议购瞿氏书，供京师图书馆庋藏。公属竭力图之，瞿氏不允”。当时的背景是“陆氏皕宋楼书，已为日本以重金辇载而去”，［20］端方全力购买瞿氏图书，除了显示对于京师图书馆的支持外，还有保存国家文献的意义。如果说湖北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及京师图书馆端方是起到倡导和参与创建的作用，那么江南图书馆则是端方全程创办，而江南图书馆是江苏第一座公共图书馆，因此端方可称“江苏公共图书馆之父”。1907年11月，两江总督任上，端方筹定资金，延聘缪荃孙为总办，陈庆年为坐办，实施建立江南图书馆计划。其创建理由、实施过程、建筑设施、人员安排、经费开支、馆藏来源等均在1908年的《创建图书馆折》中详细说明，该奏折保证了江南图书馆的规划建设和正常运行。他要求建造时需“搜罗美备、建筑精宏”，并广招“司书编校各员”，编订完善的藏书和阅览章程［11］。端方对江南图书馆的关注，细致到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安排和要求:工作人员应“将该馆书籍认真典守，并迅即编辑目录，修纂提要，缮写呈阅，勿得疏懈，致负委任”;鉴于“书籍浩繁”，工作人员“尤宜分别部居，编辑目录，并仿纪文达修纂提要之例，采其精粹，都为一编”，以使“读者开卷即得要领”，便于利用;同时端方还安排了工作人员的薪水给付等事务［12］。柳诒徵《国学图书馆小史》描述了江南图书馆建设过程:“端方奏办图书馆，初储书于戚家湾之自治局，既遂拨款，即小学堂址改建后楼，定名为江南图书馆。戊申(1908年)五月小学迁让，七月由工料总局估工，九月兴工。宣统元年九月工竣。实支银三万四千七百六十一两有奇。翌年十一月十八日开办阅览(正式开放时间为1910年8月)，制定规章。江苏之有大规模之公开图书馆实自是始。”［21］创建之初江南图书馆藏书大致由四部分组成:一是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保留下来并重抄的一份四库全书余本;二是四库全书未收录的图书及旧刻精钞之本;三是购自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的图书;四是外国出版有关“专门之艺术、哲学之微言”的图书［9］。端方还为丰富江南图书馆藏书上奏清廷请求调拨图书，如奏请和答谢朝廷恩赏《大清会典》、《图书集成》等［22］，可见端方对江南图书馆馆藏建设一直持续关注。由于端方具有先进的图书馆理念，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安排了合理的人员，因此建成之时，“江南图书馆是全国省级图书馆中最为突出的图书馆，深受清政府肯定”。［16］299如学部对江南图书馆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各省设立图书馆，在筹备之内，江南最为完善，经费颇省，来阅览者亦多。”［23］
端方图书馆活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