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推动经济发展篇1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金融危机提醒我们正视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挑战,能源、环境已无法支持粗放的经济模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转型,必须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必须更智慧、更科学、更绿色,信息化成为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全球竞争是知识与智慧的竞争,是高效率淘汰低效率的竞争,粗放经济必然要被淘汰,中国如果不能尽快改变粗放的经济模式,必然会失去明天。信息化是改变粗放经济最有力的工具,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信息化不仅是必由之路,而且是关系国家发展命运的生存之路。

信息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提升国民经济科学与技术含量的最有力的工具。提高生产与工作的效率需要知识与智慧,需要更聪明地工作。有知识与智慧并不等于有工业化生产力,只有把知识与智慧凝聚成可推广的技术、把科学的方法工具化、变知识为自动化的流程,将知识与智慧物化为工业智能,才能形成工业化的力量,才能产生巨大的生产力,实现这一点最给力的工具是信息化。

把知识与智慧变为智能技术是信息化的专长。信息技术的核心是软件,软件是人们处理事务的流程智慧,软件、硬件、网络结合构筑了智慧自动运行的系统设施,使知识与智慧能够自动地、不知疲倦地为人类服务。信息系统同时成为人类积累智慧最有效的工具,各种信息化的设施、系统、网络、设备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知识与智慧积累效率的竞争,信息化成为提高国家知识与智慧积累效率的关键武器。

人工智能推动经济发展篇2

关键词: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4.0;中国制造;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绿色智造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面着力,尤其是依托产业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生态和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当代统一。近年来,发达国家的工业形态创新取得了主要成就,并且向着中国汹涌逼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4.0”。随着全球工业产业的智能化创新日渐凸显,中国将如何发展制造业以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针对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这个重大现实问题和重要理论问题,开展一个比较性研究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中国绿色智造的科学性。

一、借助信息网络强调能源革命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2011年6月和2012年2月,美国相继启动《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实施“再工业化”。正是适应发达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工业化”战略,2012年,杰里米・里夫金(JeremvRifkin)提出了未来学叙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观。

里夫金首先指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信息技术与能源体系相融合的时代。新时代的主要特征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并认为,“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出现让我们迎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主要表现为互联网信息技术,而能源体系则表现为可再生能源,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信息技术已经不再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传统信息技术,而是通过互联网把整个世界联成一体;能源体系也主要指向可再生能源,而不是现代生产所依赖的石化能源。信息技术能够转变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方式和依赖程度,把注重物质实体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为注重信息共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将对资源环境产生重要的生态效益。

里夫金强调了以可再生能源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能源体系。能源是人们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使用能源的方式能体现出社会发展、科技创新的水平。在里夫金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人们使用的主要能源,可再生能源体系能够充分利用清洁能源,对生态环境没有任何污染,是适应低碳发展的绿色能源。而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方式需要以信息化为中介的新技术,这就需要创立以信息化传播技术为中介的可再生能源体系。他认为:“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创立开启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门。这种体系由建筑装载、部分地以氢的形式储存、通过智能网络分配、由插件连接,并且是零排放。整个系统是交互式的、整体的、无缝的。这种互联性正在为跨行业关系创造新的机遇,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也服务于其他传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商业伙伴。”只要能够合理储存、智能化使用可再生能源,人们就能够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不仅把可再生能源作为整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世界性展开的发展动力,也作为现代产业形态的升级改造的能源动力。

第三次工业革命观是一个系统的产业发展观。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是科学技术的信息化、网络化革命,更是现代生产方式的产业革命。在里夫金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包括五大支柱,分别是从传统的石化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在原有建筑物上安装发电设备、广泛使用氢和其他储存技术以存储间歇式能源、建立能源共享网络、将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概括起来,这五大支柱就是以互联网信息技术连接起来的可再生能源体系为核心和动力的产业发展新形态,是生产方式的信息化、绿色化革命。新产业形态是当前全世界的发展方向,其中蕴含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对现代人类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

第三次工业革命首先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理论提出了现实的挑战。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来临,经济具有分散式、合作型的新本质。里夫金认为:“新型模式在社会和市场结构上都追求扁平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道路。这一崭新的时代体现出企业家更加民主化的趋势,每个人都将成为能源的自主生产者,同时也需要合作的途径实现能源在本地、地区间乃至整个世界的共享。”自然资源的民主化自主性,突出了资源使用者的生态责任,也突出了这种生态责任的共同性和共享性。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实质上是基于生产方式转变基础上的个体化、多样化、新社会化的变革。里夫金把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核仅仅看成一种直接的生产方式,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原则,所以他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都看成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把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经济发展模式看成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基本经济制度的新东西,这似乎有着明显的超历史性的虚妄特点。尽管如此,他关于新经济发展模式与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能源使用方式的革命、能源的世界性共享等观点还是值得关注。

第三次工业革命要求广泛的社会参与,这带来了民主化的新实践。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社会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社群化、扁平化、网络化等。个人之间的利益分化、身份认同差异、政治诉求都由于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不同的社会群体形成了社会参与的民主实践,民主的表现形式显现为群体性的参与式民主。里夫金提到:“在参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这一进程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政府、工商界、公民社会组织都要参与。城市、地区、国家基础设施的革命性变革,最终会影响到所有人,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娱乐的方式都将改变。”所谓全社会实践指的是社会的民主参与,以产业发展为内容,以政治组织为核心。在这里,里夫金看到了当代社会的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规范和民主实践的进步,并且力图把这种社群主义的变化带人由第三次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变化中来,这是适应时代特点的理论判断。但是,里夫金并不涉及民主的实质,而只是从表象化的形式方面强调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组织秩序的形态变化。

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整个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里夫金提出,正是由于产业形态、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组织形式的重大变化,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将由垂直型向分散型转变。一方面,“能源服务参与的民主化,是分散型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另一方面,“在这个新的时代,竞争的市场将越来越向合作网络让步。随着分散型资本主义的崛起,自上而下的垂直资本主义模式将逐渐被边缘化”;所谓的垂直型资本主义指的是政治结构的层级管理呈现为上下联系,而随着社会各界的民主化参与,社会管理呈现为网络化的合作模式,或者说,这种合作网络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管理作用。资本主义的扁平化可以把个体对自然的生态责任直接地表现出来,也为社会组织表达个体生态诉求提供了有效的平台。

基于社会管理的结构性变化,会形成分散式的世界观。世界观不仅是人们认识具体事物的前见,也是在具体实践和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新概括。里夫金强调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民主化和个人自主化发展形态。他提出:“在这一新兴革命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产者,拥有自己的公司。所以,欢迎来到分散式生产的世界!”在分散式的社会结构中,第三次工业革命造成了实践主体的个体化、自主化趋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产者”就是意味着生产实践的个体化和自主化。在这里,自主的产业主体能够从事符合其价值选择和市场需要的产业实践,整个社会产业的个体化标志着分散式生产日益成为产业形态的主导形式。在此基础上,世界分化为个体之间的松散联盟,这表达了第三次工业革命造成的社会民主化趋势,但也带有明显的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松散性质。在松散结构中,生态治理越来越变成个体自觉以及依赖于个体生态自觉的参与式治理,社会治理中的国家作用被贬低。

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泛大陆的洲际政治和全球治理,也需要转变社会观念。里夫金不仅把第三次工业革命界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力图把第三次工业革命变成世界性的产业模式、产业发展基础上的世界观。新世界观的建立以破除已有的国家政治和内部治理为前提,需要人们的观念发生根本变革。这不仅适应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国与国之间的深度交往和相互依赖,也能够为全球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积极的认识基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泛大陆的洲际政治和全球治理”是一种政治乌托邦,不管全球化进程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国家利益的政治区隔难以真正突破。同时,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对于生态资源的分配主导权、国家发展的生态利益之间的分化、后发国家的生态权利也往往会被忽视。

总体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帮助人们走向后碳发展的新时代,这是适应世界各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转变发展方式的。里夫金提出:“我们的关键任务就是要利用公共资本、市场资本,特别是社会资本来完成将世界过渡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时代和后碳时代的使命。这种大规模的转变要求我们提高生物圈保护意识。”可以说,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生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事后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最根本的是转变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里夫金从碳排放、大气污染等角度把这种发展方式理解为“后碳发展”,以此来统合各种生态环境资源,有其显著的生态自觉,但有明显的片面之处。因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污染防治。

里夫金强调了绿色化的后碳发展与网络化的信息技术相结合,但是,他对智能化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与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观念相比,德国“工业4.0”的智能化理念则更进一步。

二、在凸显智能化中蕴含资源革命的工业4.0

工业4.0是工业革命的智能化新业态。人们认为,工业革命1.0是从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中叶结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次工业革命的结果是机械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经济社会从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转型到了以工业以及机械制造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工业革命2.0是从20世纪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领域大变革,这次工业革命形成了生产线生产的阶段,通过零部件生产与产品装配的成功分离,开创了产品批量生产的新模式;工业革命3.O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它始于第二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发生的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从此,机械能够逐步替代人类作业;工业革命4.0是强调未来10年即将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它通过智能化生产和网络技术实现实时管理。

工业4.0(Industrie4.0)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迅速的认同。“工业4.0”研究项目由德国联邦教研部与联邦经济技术部联手资助,在德国工程院、弗劳恩霍夫协会、西门子公司等德国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建议和推动下形成,并已上升为部级战略。2011年4月,“工业4.0”理念首次在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2012年10月,以德国科技研究院(Acatech)赫宁・卡葛曼教授(HenningKagermann)等为首的“工业4.0工作小组”受联邦科教部委托,开始拟定《工业4.0战略实施建议书》。2013年初,德国已有47%企业开始探讨工业4.0,其中18%已展开相关研究,12%启用相关技术。2013年4月,德国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首次《实施“工业4.0”战略建议书》。2013年12月,德国电气电子和信息技术协会“工业4.0”标准化路线图。

尽管工业4.0的提出者没有明确地描述新的智能制造具有什么样的生态影响,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表达中看出,这种智能化制造业的勃兴能够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

工业4.0主要关注工业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及其中的主导因素、相关影响等。森德勒(UlrichSendler)认为,新的工业革命即将来临。“变革的核心在于工业、工业产品和服务的全面交叉渗透。这种渗透借助软件,通过在互联网和其他网络上实现产品及服务的网络化而实现。新的产品和服务将伴随着这一变化而产生,从而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尤其是改变了人类与产品、技术和工艺之间的关系。这也要求工业产品的开发和生产要有根本性的转变和调整,以便高质量地部署新工艺,并使其转化为具有经济上的益处。”工业4.0是一个以个性化、大数据、互联网、智能化、绿色化为根本特征的新型网络化产业形态,个性化体现了灵活性,大数据和互联网体现了分散性,智能化体现了创新性,绿色化体现了生态性。工业形态的升级突出地表现为智能化,其效益却包含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

如果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强调的是能源革命的话,那么,工业4.0强调了资源革命。工业4.0主要是推行智能化制造业,其核心就是要将大数据、工厂特定软件和制造技术的“硬件”创造性结合在一起。鲁思沃(SiegfriedRusswurm)认为,工业4.0的理念是“通过充分利用嵌入式控制系统,实现创新交互式生产技术的联网,相互通信,即物理信息融合系统,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随着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的高度融合,网络、计算机、信息、软件与自动化技术的深度交织产生新的价值模型,在制造领域形成了资源、信息、物品和人相互关联的“虚拟网络一实体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System,CPS)”。这样,产品的使用状态、产品的需求状态等信息就可以通过CPS得以精确化获悉,企业生产出来的每个产品都可以为人们所使用,避免了大量生产,节约了资源。CPS不仅可以降低实际资源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还能降低碳排放,在保护环境上发挥重大作用。

工业4.0特别依赖于数字化信息技术,信息化技术把数据作为基本的要素,提高了生产的集约性和生产资料的价值效率。鲁思沃认为:“‘工业4.0’的目标已十分明确。但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西门子公司也正为实现这一目标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积极而有的放矢地改进现有机制。在通用研发环境中,通过‘数字化企业平台’将虚拟和现实世界进行融合,实现从车间到公司管理层的双向信息流和数据协同优化,是通往实现‘工业4.0’的必由之路。在‘数字化企业平台’中,不通的生产阶段间无缝衔接,数据可以自由‘流通’。全面集成是实现‘工业4.0’的必要条件。”强调数据的流通和集成,能够提高生产管理的科技含量和内涵质量,跃出产品的资源要求和物质实体性,也能够更为高效地实现产品管理,减少生产的中间环节对资源的过度消耗。数据代替物质实体还实现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转移,人们对数据的加工和消费部分地替代了人们对物质实体的生产和消费,形成了新的物质生活方式,减少了资源使用量和污染物排放量。

工业4.0主要体现在“智能工厂”和“智能制造”两大方面。“智能工厂”将不会再制造统一、毫无差别的产品,而是在同一条流水线上生产千万种定制化的产品。“智能制造”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强调智能化的生产过程,而不仅仅是智能化的生产设备。生产过程和生产组织的智能化依赖于生产管理的软件开发。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森德勒认为:“软件不再仅仅是为了控制仪器或者执行某步具体的工作程序而编写,也不再仅仅被嵌入产品和生产系统里。产品和服务借助于互联网和其他网络服务,通过软件、电子及环境的结合,生产出全新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的产品功能无需操作人员介入,也就是说它们可能是自主的。传统产品被具备至今尚不明了的特性的技术系统所替代。”此外,鲁思沃也认为:“利用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软件(PLM)和自动化软件技术,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一个新产品的上市时间可以因此减少50%。也就是说,利用同样的资源与能源成本可以生产出更加优质的产品。”这种以生产管理软件为基础的生产组织能够极大地提高产品质量和提升生产效率。人们用数字化技术、大数据分析、智能化手段重新组织生产过程,把生产的智能化和清洁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能够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的利用率,减少物质资源的生产性消耗。

工业4.0时代,网络化的合作显得尤其重要。鲁思沃认为:“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互,生产规划与实际生产的结合,生产数据一体化和生产服务的联系都成了决定未来工业是否成功的必要因素。”新的工业形态能不能成功,不仅要有智能化的要素,还取决于网络化的合作。鲁思沃提出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互已经不再像数字化信息技术那么简单,而是更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的全部联系中。网络化合作把不同环节、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智能化制造联成一体,实现了不同生产过程的无缝对接,使得生产按照科学规划的要求进行,避免了重复生产、物质资源的重复浪费等。

与第三次工业革命观念相比,生产环节及其组织形式的智能化转变包含了资源利用方式的智能化转变。通过智能化方式更高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这是当前清洁生产、低碳发展的最基本产业形态。生产过程中的两大基本物质要素――资源和能源,都能够得到更高效的合理利用。在这个意义上,工业4.0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方面比第三次工业革命有着更广泛而又实质性的进步。但是,工业4.0的提出者和德国实践者没有充分意识到工业4.0带来的生态效益,他们对工业4.0如何推进生产方式的生态化控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策略。也就是说,他们过于关注工业4.0的经济效益,而没有及时关注工业4.0的生态效益。

工业4.0作为实践性的发展战略已经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2014年lO月,总理和德国默克尔总理联合发表《中德合作行动纲领》,重点提及希望在工业4.0方面和德国加强合作。这反映了中国充分认识到工业4.0为代表的产业新形态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转型的极端重要性。面对汹涌来袭的产业新形态,中国只能主动适应,解放思想,加强创新,才能发展出“中国智造”,从而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积极参与到全球智能化制造业的发展潮流和大力推进制造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

虽然德国的“工业4.0”突出了智能化的趋势和重大作用,但生态意识却凸显得不够充分;而能够把绿色化和智能化有机结合起来的,则是绿色智造。

三、应对两大挑战的中国“绿色智造"

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新的重大挑战,其中,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和适应智能化智造的潮流是其必须重点考量的两大挑战。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强调转变发展方式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最基本要素。然而,发展方式的转变最根本的是生产方式、产业形态的根本变革。如果停留在传统的资源化生产方式中,生态文明建设就难以切实深化。那么,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生产方式究竟是什么样的?传统的生产方式究竟如何转变?这给现存的制造业提出了重大的生态文明挑战。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制造业是我国的传统优势产业。中国一度被称为世界的加工厂,就是因为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随着制造业的新变化,中国制造也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从产业形态来说,一方面是新兴制造业快速崛起,另一方面是传统制造业升级改造;从国际竞争来说,一方面是发达国家把智能化产业作为国家战略,另一方面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展现出制造业竞争力;从国内情况来看,一方面是我国开始转变发展方式,另一方面是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导致制造业成本上升。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给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需求、制造业的新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张力,推动中国不断融合新的思路和新的手段来开拓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机遇就是推进我国制造业的绿色智能化创新,只有迎难而上,才能获得竞争优势,从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从污染中国变成美丽中国。在挑战与机遇面前,智能化生产既带来了转型期的社会阵痛,也孕育着新形态的产业成长。

近年来,中国提出和深化了应对制造业新发展而制定的国家战略,即“中国制造2025”。2013年初,中国工程院、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专门组成“制造中国”课题小组,重点研究“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2013年9月,中国工信部出台《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2013-2018年)》,重点要求利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产业,促进工业转型升级,以改变中国制造业现状,使其在2025年跻身现代工业强国之列。2015年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

协调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必须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就是要坚持实施“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所确定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把科技创新作为根本动力,突出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强化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基础、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引领制造业的绿色发展。由于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实施中国制造2025,当前最重要的就是“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开发利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着力在一些关键领域抢占先机、取得突破”。两化深度融合,需要建立在网络化、数字化尤其是大数据、智能化技术的迅速发展基础上,其中,智能化尤显突出。这已经不是20世纪末期的信息化和数字化那种科学技术基础,而是高新科技的深入发展和更为广泛应用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必将是“中国智造”的发展。中国制造2025是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基础的中国制造业发展战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苗圩部长用“一二三四五五十”高度概括了《中国制造2025》的主要内容。尽管要全面提升制造业的发展质量,但是,中国制造业不能因循守旧、局限在原有制造业的升级换代的基础上,而是要以大力发展智能化制造业为主体,以“中国智造”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方向和标志。大力发展“中国智造”,我们才能极大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适应全球化的制造业竞争;大力发展“中国智造”,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由量增为主的制造大国转变为由质新为主的制造强国。

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是显著的:一方面减少石化能源的使用,从而避免发展的资源瓶颈;另一方面是减少环境污染,从而避免破坏生态。但是,传统制造业的物质基础仍然难以改变,因此,升级改造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仍然是有限的。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发展,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已经成为重大的现实需要。十报告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人中国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当然也包含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全过程。那么,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和制造业智能化竞争的“中国智造”只能是“绿色智造”,是绿色化和智能化相结合的制造业创新发展,二者不可偏废。

中国的工业制造2025规划中,把构建绿色制造体系作为实现绿色发展基本方针的关键环节。根据《中国制造2025》,在全部产业发展中推行全面的绿色制造体系具有基础性、全面性的重大作用。《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其中提出:“坚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着力点,加强节能环保技术、工艺、装备推广应用,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回收利用效率,构建绿色制造体系,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中国全面推行绿色制造,不仅加快了制造业的绿色升级改造,还通过不断增强绿色精益制造和全面推行循环生产方式来推进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最重要的是,不断地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就是把生态控制和智能控制相结合,减少石化能源的使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开发可再生能源体系。

积极构建绿色制造体系需要与智能化相结合。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就是要“加大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工艺和装备的研发力度,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积极推行低碳化、循环化和集约化,提高制造业资源利用效率;强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努力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相较于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和推进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积极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基础性、全面性的重大作用。绿色制造体系主要表现为由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绿色企业、绿色监管和绿色评价组成的一整套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产品和生产管理环节。当前,绿色制造体系肯定不能走传统制造业的老路,而是必须和智能化制造相结合,把信息化、绿色化和工业化紧密融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

《中国制造2025》规划明确要求,到2025年,制造业绿色发展和主要产品单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绿色制造体系基本建立。能不能建成绿色制造体系,是中国制造业能不能有效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极为重要的环节。绿色制造体系能不能智能化则关乎我国制造业的水平和在全球制造业竞争中的优劣存亡。

从发展趋势来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要越来越依靠“中国绿色智造”。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智能化改造,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新型智能制造业。而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必须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原则。大力发展绿色智造体系和完善绿色智造体制机制,才会更加有效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智造”,必须加大传统制造业的两化改造。我们所讲的“绿色智造”是服务于中国制造业实际的,这就要大力加强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改造,按照市场决定原则,在政府指导下,淘汰科技含量低、环境污染大的企业和生产方式,按照“四个全面”的战略要求,切实推进“绿色智造”。

推进“绿色智造”必须坚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深化产业机制改革。绿色智造作为智能化制造需要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需要一定的基本经济制度予以保障。在当前中国,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全面深化产业制度改革,激活制造业主题的创新活力。尤其是在依法治国的理念下,全面深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让一切有利于绿色智造的要素充分发挥活力。

推进“绿色智造”,需要大力推进产业形态的智能化创新。智能化创新是当前产业创新的新形态,借助“互联网+”的网络化信息技术,大力推进生产过程和生产组织的智能化创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创新需要大力发展和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减少资源使用量,加大产品的智能含量。绿色智造以绿色为根本原则,以智能化制造为根本载体,如果没有智能化制造的承载,也就谈不上绿色智造。

推进“绿色智造”,需要坚持生态和谐的基本原则。绿色智造中,绿色就是生态原则。在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原则是基本原则,这不仅是禁止破坏生态环境的底线原则,也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设原则。坚持生态和谐的基本原则,就是在设计、规划、生产、合作过程中始终把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资源使用作为基本要求。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就是要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以绿色化为基本准则,合理规划;按照生态文明要求,大力发展新兴绿色产业,建立完善的绿色制造体系;持续建设绿色智造工程,协调增加绿色工程的分布面。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内涵式发展,建设绿色产业链;大力开发智能化的高新科技,加大引进和原创力度;对现代工业进行升级改造,分级管理,逐步向新兴业态转变;大力开发新能源,如潮汐能和风能等,引领后碳时代的新发展。强化绿色智造的推广和应用,调整政策;积极推动产业管理和产业决策的观念更新;不断优化绿色智造产品的实用性,提高绿色智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人工智能推动经济发展篇3

来自工信部及各省市的政府主管、企业家和研究机构、行业协会负责人等200多位代表,在总结2016年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业绩、深入分析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的基础上,明确我国电子信息产业2017年的发展方针,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条主线”,加快推动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支持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以产业新动能带动经济社会新发展。

“一个中心”,即“以突破核心技术瓶颈为中心”;“两条主线”分别为“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融合创新发展,全面支撑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保障国家信息安全”。重点要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突破核心技术瓶颈,进一步夯实产业基础。瞄准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战略需求,集中突破产业核心环节和技术瓶颈,强化协同创新,打造创新体系。重点要布局建设集成电路、传感器国家创新中心,建设一批创新企业、产业联盟等,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强化顶层设计,编制光电子、电力电子器件等重点领域技术发展路线图,启动实施网络信息核心技术和设备攻坚工程,重点突破集成电路、智能传感器等具有全局影响力、带动性强的核心关键环节。加快落实《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推动CPU、FPGA等重大破局性战略部署,优化集成电路重大生产力布局,组织实施“芯火”创新计划。继续实施强基工程,强化核心基础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电子材料和专用设备等支撑保障能力。瞄准产业发展制高点,选择新型计算、人工智能、智能传感等前沿关键技术开展联合攻关,抢占产业发展主导权。突破高端存储设备、新一代移动通信设备与系统、智能传感、虚拟现实、新型显示等新技术,强化基础软硬件协调发展,实现群体式创新突破。

人工智能推动经济发展篇4

【关键词】:城市生态文明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

一、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智慧城市

(一)智慧城市的内涵、特征及背景

智慧化是继工业化、电气化、信息化之后,世界科技革命又一次新的突破。利用智慧技术,建设智慧城市,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更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助推器和重要标志。智慧城市是近年来人类对城市发展关注和探索的产物,“智慧城市”的概念正逐渐被更多的国家和社会公众所理解和接受。

“智慧城市”的概念源自IBM公司2008年提出的“智慧地球(smartplanet)”理念,其核心是“感知化”、“互联化”和“智能化”,该理念一经提出即引起了全球广泛的关注。所谓的智慧城市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知识社会创新环境下的城市形态,智慧城市通过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社交网络、FabLab、LivingLab、综合集成法等工具和方法的应用,实现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以及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可持续创新。智慧城市在技术上实现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实现全面感知、泛在互联、普适计算与融合应用,从而极大的推动了社会发展。智慧城市建设要求通过社交网络、FabLab、LivingLab、综合集成法等工具和方法的应用,实现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知识社会环境下的可持续创新,强调通过价值创造,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21世纪的“智慧城市”,能够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于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的响应,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

(二)智慧城市的特征

城市生态文明背景下的“智慧城市”需要具备三大特征:对城市生态的全面透彻的感知和信息的互联互通;城市管理的智能融合的应用以及城市生态文明发展的的可持续创新。

1、对城市生态的全面透彻的感知和信息的互联互通

通过传感技术,智慧城市的核心技术是传感技术,能够实现对城市生态各方面监测和全面感知。智慧城市利用各类随时随地的感知设备和智能化系统,智能识别、立体感知城市生态中环境、状态、位置等信息的全方位变化,对感知数据进行融合、分析和处理,并能与业务流程智能化集成,继而主动做出响应,促进城市各个关键系统和谐高效的运行。

同时,智慧城市中各类宽带有线、无线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城市生态与人、人与人的全面互联、互通、互动,为城市各类随时、随地、随需、随意应用提供了基础条件。宽带泛在网络作为智慧城市的“神经网络”,极大的增强了智慧城市作为自适应系统的信息获取、实时反馈、随时随地智能服务的能力。

2、实现城市管理的智能融合应用

现代城市生态形式复杂多变,需要决策与管理的准确高效。智慧城市基于云计算,通过智能融合技术的应用实现对城市生态中海量数据的存储、计算与分析,并引入综合集成法(综合集成研讨厅),通过人的“智慧”参与,大大提升决策支持的能力。技术的融合与发展还将进一步推动“云”与“端”的结合,推动从城市中个人对城市管理的参与程度。

3、以人为本,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发展的可持续创新

智慧城市重视以人为本和知识的创新。面向知识社会的下一代创新重塑了现代科技以人为本的内涵,也重新定义了创新中用户的角色、应用的价值、协同的内涵和大众的力量。智慧城市的建设尤其注重以人为本、市民参与、社会协同的开放创新空间的塑造以及公共价值与独特价值的创造。注重从市民需求出发,并通过微博、FabLab、LivingLab等工具和方法强化用户的参与,对传统的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汇聚公众智慧,提升人的观念创新和技术创新,不断推动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以人为本,构建城市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智慧城市推动城市生态文明的国际和国内实践

(一)智慧城市推动城市生态文明的国际实践

欧盟于2006年发起了欧洲LivingLab组织,它采用新的工具和方法、先进的信息和通讯技术来调动方方面面的“集体的智慧和创造力”,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机会。该组织还发起了欧洲智慧城市网络。LivingLab完全是以用户为中心,借助开放创新空间的打造帮助居民利用信息技术和移动应用服务提升生活质量,使人的需求在其间得到最大的尊重和满足。

2009年,迪比克市与IBM合作,建立美国第一个智慧城市。利用物联网技术,在一个有六万居民的社区里将各种城市公用资源(水、电、油、气、交通、公共服务等等)连接起来,监测、分析和整合各种数据以做出智能化的响应,更好的服务市民。

亚洲的韩国和日本也非常重视智慧城市的建设对城市管理和城市生态维护的积极推动作用。韩国以网络为基础,打造绿色、数字化、无缝移动连接的生态、智慧型城市。通过整合公共通讯平台,以及无处不在的网络接入,消费者可以方便的开展远程教育、医疗、办理税务,还能实现家庭建筑能耗的智能化监控等。

(二)智慧城市推动城市生态文明的国内实践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涌入。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城市人口已经达6.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49.68%。人口的急剧膨胀和资源的加速消耗,为城市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城市生态面临和承受巨大的压力,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维持和支撑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城市治理面临的首要问题。“智慧城市(smartcity)”已经在国内的许多城市探索作为城市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在继承其电子政务、城市信息化、数字城市方面的工作基础上,多个城市引入了“智慧城市”治理理念,上海、武汉、南京、宁波、扬州、无锡等城市纷纷开始智慧城市的建设,并将智慧城市上升到城市发展战略的高度,以发挥智慧城市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关键作用。例如,2010年9月20日,浙江海港城市宁波,出台了《中共宁波市委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智慧城市的决定》,在国内率先迈出了系统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步伐。通过智慧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生态文明等五个方面的建设,使这座古老的港城成为绿色和谐的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力争于2022年跻身于国际智慧城市的行列。山东省也非常重视智慧城市的建设,在省第十次党代会正式提出建设智慧山东的战略部署。

三、构建智慧城市,助推城市文明建设

(一)智慧城市直面城市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困境

城市生态系统是以城市为中心,自然生态系统为基础,人的需要为目标的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的经济生态系统;同时又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共同构成的有机生态巨系统,它是城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口与产业在城市高度集中,城市生态系统面临巨大的挑战,其中资源过度利用和环境污染问题尤为突出。水污染、垃圾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危害,城市自然资源破坏严重。城市生态的破坏对城市的发展和居民的生活产生了不利影响。于此同时,我国大多数城市人均资源严重不足,经济转型压力大,城市管理面临挑战。我国人均资源不足,人均耕地、淡水、森林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2%、27.4%和12.8%,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资源的人均拥有储量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我国城市的发展长期实行主要依赖增加投资和物质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增长很快,资源的过度消耗使得城市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维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的增长面临困境。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证明,如果生态系统不能持续提供资源能源、清洁的空气和水等要素,物质文明的持续发展就会失去载体和基础,进而整个人类文明都会受到威胁。加之城市人口密度大,增长迅速,人民对于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人民期待与现实选择差距变大,对城市综合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智慧城市”直面城市生态文明发展的困境,围绕城乡一体化、可持续化和民生核心需求为关注点,将先进信息技术与先进的城市经营服务理念有效融合,通过对城市的地理、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系统进行数字化网络化管理,对城市基础设施、基础环境、生产生活相关产业和设施的多方位数字化、信息化的实时处理与利用,构建以政府、企业、市民三大主体的交互、共享平台,为城市治理与运营提供简捷、高效、灵活的决策支持与行动工具,为城市公共管理与服务提供崭新的创新应用与服务模式,从而推进现代城市运作更安全、更高效、更绿色的和谐目标,实现城市生态文明。

(二)智慧城市建设的具体措施

1、智慧城市建设推动城市社会形态转型,促进城市管理模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智慧城市的建设城市社会形态的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助推力。

智慧城市突破了传统社会组织专业化程度低的局限,公共服务平台、多网融合平台等专业化程度高的社会组织将得到充分发展。而且,智慧城市打破了传统社会组织单位功能自足的局限,互相依赖程度提高。分工细、专业化程度高,给市民生活的选择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最为重要的是,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改变人的思想价值观念,不断培育出创新型人才;智慧城市建设能够加快传统城市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进程。智慧城市具有的更全面灵活的互联互通能力和信息资源整合能力,实现了居民接收信息渠道的多样化;智慧城市建设能够加快宁波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变迁的进程。智慧城市建设让人的生活网络化成为新的方向标。从衣食住行到情感寄托、需求搜索等无不与网络产生关系,带动生活网络化变革。社会形态由封闭到开放,由传统的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由此带来的是对城市管理创新的需要。

智慧城市推动了城市管理中人的参与以及行政决策和管理的科学性和人性化。推进城市管理决策方式从线性思维向系统思维、管理体制从条块分割走向区域统筹、城乡统筹、人与自然统筹、社会与经济统筹以及内涵与外延统筹方向演化;基础设施、居住社区和产业园区从单功能向各类服务功能完善的成熟社区演化。过智慧城市的建设,进一步挖掘、整合和配置城市各类有形和无形资源,努力实现信息化、智慧化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实现城市生态发展的高度融合。

2、智慧城市建设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促进资源的集约利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建设智慧城市将有力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智慧城市的建设推进资源耗竭、环境破坏型的物态经济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生态经济方向演化,促进传统生产方式从产品导向向功能导向、链式经济向网络经济、自然经济向知识经济、厂区经济向园区经济、刚性生产向柔性生产、减员增效向增员增效、职业谋生走向生态乐生的循环经济转型。

一是有助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智慧技术极大促进了知识传播、共享和互动,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智慧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先进的创新工具,革新了创新的手段,提高了创新的效率。智慧技术为原始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例如,智慧城市的建设,将有力推进物联网、低碳、节能、环保等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吸引集聚一批知识密集、信息密集、创新密集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而且能够通过新兴技术的应用、有效提升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加快城市工业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二是有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通如何破解要素制约,推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探索城市发展新模式提出了新课题。信息、知识和智慧作为可以无限利用的生产要素,可以促进土地、劳动力、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重组融合,带动全社会科技投入,为知识型人才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和发展机遇,加强产学研联合,通过产品更新升级、管理水平提升、业务流程重构,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减少消耗、提高效率、增加收益,实现资源禀赋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是有助于强化对节能减排的监管。随着城市智慧含量的提高,还能够大大降低能源消耗率和污染排放率,有利于推动宁波向低碳化、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城市转型。通过智慧技术的应用,城市生产生活中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将以动态的、实时的、更加精准的方式得以监测和管理,能源消耗率和污染排放率可以明显下降,资源和环境将得到更有效的保护。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推动力量。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障民生。生态环境质量是保障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的最基本的民生。充分发挥智慧城市在推动社会形态转型,城市管理优化,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等多方面的助推器作用,提高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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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aragliuA,DelBoC,NijkampP.SmartcitiesinEurope(2009)[R/OL].[2011-03-01].http://cers.tuke.sk/cers2009/PDF/01_03_Nijkamp.pdf.

[3]王长胜,许晓平.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报告(201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79-157.

[4]GlaeserEL.AreviewofRichardFlorida’s“Theriseofthecreativeclass”[R/OL].[2011-06-01].http:///rfcgdb/articles/GlaeserReview.pdf.

[5]吴胜武,闫国庆.智慧城市——技术推动和谐[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6]秦洪花,李汉清,赵霞.“智慧城市”的国内外发展现状[J].环球风采,2010(9)

【作者简介】

姓名:史小斌,出生日期1971年4月,性别:女,民族:汉,籍贯:江苏省南通市,工作单位及职称:山东广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研究方向:工业管理、电力、油气自动化、信息技术。作者详细通信地址:山东东营市邹城路9号山东广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0546-8592226

电子邮件地址:

【创新点】

本文将智慧城市和城市生态文明的建设结合起来,认为“智慧城市”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应当将其放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突出和强调人口、产业、空间、土地、环境、社会生活等城市生态领域的统筹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主要观点】

人工智能推动经济发展篇5

――《中国制造2025》

对传统产业来说,互联网的作用,绝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乘法效应。互联网的发展不能脱离产业,它的价值要回归到对产业的提升和改造。过度依赖互联网营销而不注重产品创新和产品质量的企业,即使贴有再鲜亮的“互联网+”标签,不仅得不到加法,更得不到乘法,最终只能获得减法。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满足社会消费最终需求的根本环节。“互联网+”的更大价值在于其对传统产业生产方式、组织模式的变革。传统产业长期积累形成的人力、技术、资本、管理等各种资源,是其进入“互联网+”发展模式的潜在优势。而要把这种潜在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力,必须根据互联网经济的要求变革企业的组织结构、生产方式,必须运用好互联网、大数据所提供的供求信息,并建立一整套反馈机制,在此基础上进行生产和产品设计创新的流程。

因此,对传统产业来说,互联网的作用,绝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乘法效应。对我国总体相对落后的产业体系而言,“互联网+”的实施,无疑将为我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注入根本性的变革力量,促进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这也正是我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核心所在。

近年来,天津开发区牢牢抓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方向,积极依托开发区产业优势和平台优势,推动“互联网+”产业发展。天津开发区积极依托产业优势和平台优势,推进“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将云计算、大数据应用于工程仿真设计、医药研发、动漫影视特效渲染,实现了互联网与先进制造业的结合。已经形成了以国美控股、京东互联金融、钢联俊安金控为代表的“互联网+供应链金融”,以新希望、联动优势、拉卡拉为代表的“互联网+商业保理”,以58同城、赶集网为代表的“互联网+市场”,以天津钢银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以津投保险为代表的“互联网+保险”,以腾讯数码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共服务”等新兴业态和商业模式。

当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来袭之际,山东作为制造业大省,已最先开始布局智能制造,进行顶层设计。工信部于2015年6月3日公示了智能制造专项项目,官方的规划中提出了将编制专项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重大任务和重大布局,加快智能化、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合,山东8家公司的相关项目获入选,这也标志着山东智能制造的春天即将来临。

在开发区处于转型升级的今天,在企业急需转型升级应对经济新常态的新形势下,银川开发区发挥自身产业结构互补优势,打“互联网+”企业和传统企业融合发展牌,着力推进智能制造试点,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批装备制造企业加快了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工厂建设,一批智能化和高附加值个性化产品得成功研发,推动了企业技术进步。企业标准体系建设的有序推进和丰硕成果的取得,有力的推进了“互联网+”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的日趋完善,在一定的程度上推进了智能产品行业的“供给侧改革”。

2015年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产业集群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顺应“互联网+”l展趋势,突出区域特色,推进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产业集群中的应用,力争到2022年,培育和发展10个智慧型产业集群。《意见》提出,推动“互联网+”与产业集群深度融合。到2022年,互联网在促进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培育30个县域特色产业电子商务交易平台、1000个智能工厂,初步形成龙头带动、园区承载、平台支撑、示范引领、推广普及的“互联网+”产业集群推进机制。产业集群信息化应用水平显著提升,重点产业集群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60%以上、关键工序制造装备数控化率达到50%以上。互联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重点产业集群园区宽带接入率达100%,WiFi实现全覆盖。

“互联网+”对于制造业的一个重大作用就是促使制造业向智能化发展。依托“互联网+”,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走出了一条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升级之路,成为海南省首个智能制造示范基地。2016年前三季度,开发区规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27.9亿元,同比增长30.9%。每一台自动化设备上的传感器都会将生产数据传回信息指挥中心,操作人员根据数据变化随时调配生产任务……在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智能制造基地信息指挥中心,整个厂区的生产状况在大屏幕上一览无余。这就是“互联网+”带来的便捷与智能。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产业迅速崛起,以前所未有的凌厉之势对已有传统产业渗透浸润,有力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新一轮升级和发展。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抢抓“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推行“互联网+”协同制造新模式,有力助推了园区经济发展。信息和数据的“互联”不仅能让企业科学分析市场,打好提前量,规避风险,同时为园区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提档升级传统产业、优化产业布局、理性招商引资提供了科学依据。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互联网+”协同制造模式发展的企业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实现销售收入达到4亿多元,有力地助推了园区经济发展。

跨境电商是近年来新型的“互联网+”制造业模式。建立了跨境生产企业与消费企业之间的直接联系,打破了传统贸易模式中出口商、进口商、批发商、经销商、零售商等一系列链条的垄断。这个过程可以大大缩短中间链路,提升效率,降低成本。2016年,中国电商的交易规模达到了6.3万亿元,在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上升到了26%。对中国而言,跨境电商实际是“互联网+中国制造”,它使国际贸易更加普惠、更加精准,在贸易链条中更加扁平,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贸易市场需求不足、空间小的问题。

人工智能推动经济发展篇6

关键词:人工智能;智能经济;智能营销;精准营销

中图分类号:F713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7-000-01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简称AI)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产生于1956年,由McCarthy在Dartmouth学会上正式提出。它通过计算机来对人的意识、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进行模拟。人工智能主要包括计算机实现智能的原理、制造类似于人脑智能的计算机,使计算机能实现更高层次的应用。作为一门综合型技术学科,人工智能涉及心理学、博弈论、信息科学、生物科学和思维科学等多重学科。随着计算机的出现,人们开始利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类思维。可以看到,在众多领域,计算机都代替了人类,并利用其高速和精准的特点来工作。人工智能始终是计算机科学的前沿学科,计算机编程语言和计算机软件都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而得以存在并进步。人工智能得以流行并迅速发展的原因,除了硬件技术进步和机器人的发展之外,还在于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普及带来的海量的数据。

除了我们熟知的智能搜索、智能控制、人脸识别、自动程序设计等领域,人工智能还应用于生产、管理、营销等领域,使得经济形态也变得更加智能化。智能经济是以控制论和现代智能理论为基础,以智能技术、机器人技术、高速通讯网络等为主要技术,根据知识社会的经济规律进行运作的经济形势。它是控制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和现代管理经济的更高层次的发展形势。整体性、系统性和开放性是智能经济的三大特征。在智能经济时代,人脑智慧与电脑网络和物理设备相结合,形成三位一体的总体结构。从智能家庭到智能企业再到智能城市,智能社会的层面越来越多;从智能环保到智能交通再到智能医疗,智能经济领域越来越广。

在信息技术发展的时代下,人工智能也为营销界带来了多重改变,使得企业的营销活动变得更加智能化。作为智能经济的一部分,智能营销是一种智能运作的形式。但不同于虚拟营销或者电子营销的是,智能营销建立在更高科技水平上的运作模式。营销活动的智能化体现在多个方面:

人工智能优化营销数据搜集和处理方式。以GoogleStreetView为例,这一应用在谷歌地图(GoogleMaps)和谷歌地球(GoogleEarth)的技术,可以为用户提供街道全景图。在这项技术运用之前,谷歌员工必须亲自去检查矫正街景上地址。而在“谷歌大脑(GoogleBrain)”诞生之后,这项耗时耗力的繁琐工作就交给了机器,员工再也不用日复一日的审查一张张街景图片。谷歌工程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了图像识别的困难。如今谷歌可以在短短一小时内识别出德国街景地图上的所有地址,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优化了用户使用效果。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得谷歌公司不再只是一家搜索公司,也是一家机器学习的公司。除了应用于谷歌地图和谷歌地球之外,GoogleBrain还能够应用于Android的语音识别和Google+的图像搜索。人工智能为谷歌产品相关的原始数据收集处理提供了新的方案,降低成本的同时也增加了准确性。

人工智能提供个性化的营销策略。人智能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的结合可以为企业提供先发制人的营销策略。以Nike体验店为例,商家可以利用类似于iBeacon技术向周边消费者实时推送销售及活动信息,吸引顾客到实体店试用。同时,商家可以在实体店的样品中放入传感器,记录消费者试用的次数和感受,并将体验信息发送至后方企业进行数据分析。数据量足够的情况下,用户行为数据分析就产生了。依据真实可靠的数据,在对数据快速分析下,通过建立数据模型,后方企业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营销人员提供策略建议,并将信息发送至体验店中,及时调整营销策略。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根据客户个人资料和偏好,经过数据分析,把具有相似特征和购买偏好的客户归类,并据此进行有针对性的广告推送。此应用可以保证企业在第一时间内获得前方客户端信息,缩短了市场信息传送到管理层的时间差,使得企业获得了制定先发制人的营销策略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