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篇1
关键词：一致性原则；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精神性
中图分类号：B84-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3-0110-08收稿日期：2011-12-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12YJA190004）；广东省哲社规划项目（GD10CXL05）；江苏省社科基金（10JYC015）
作者简介：郭斯萍，博士，广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510006；陈四光，博士，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225002
近30年前，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国第一本中国心理学史教材，据此教材编写组的主要学术领导者潘菽教授介绍：“编写组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怎样把前后两部分联系起来，统一起来。”（潘菽，1985，第1页）在这本教材中，潘菽实际上提出了一条有关科学性的判断原则，本文称之为“一致性原则”。原文是这样表述的，中国心理学史“应该从那些有关心理学问题的思想有没有合乎人的心理实际或能不能恰当地说明这种事实的见解作内容。”（潘菽，1985，第2页）这是一个不太被人注意但极重要的见解，因为它一举抓住了“科学性”问题的关键。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心理活动，任何关于人的心理活动的恰当解释或见解才是科学心理学的合理内容，这才是衡量一种心理学理论或思想是否具有科学性的基本标准，也是决定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与现代西方心理学体系能否结合的逻辑前提。
“一致性原则”回答了中西方心理学体系能否结合为一体的大问题。根据一致性原则，只要以那些“合乎人的心理实际”或“能恰当地说明这种事实的见解作内容”，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的结合就可以实现。现在的问题是，中西方心理学体系是否存在共有的“内容”？对此存在两种基本看法：一是认为中西方心理学体系完全异质，没有共同的内容，无法结合，称为“异质说”；二是认为两者有同有不同，通过求同存异或异中求同，可以结合，称为“求同说”。
一、“异”与“同”：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的结合观
“异质说”认为中西方文化起源不同、发展的时间不同，形成的特点不同，由此孕育的心理学体系显然“貌异神离”，无法结合。“异质说”认为，不同已是事实，而且还由于先来后到的历史原因，现代心理学已经形成了以西方心理学为主流的学科体系，除此之外很难再存在另外的独立的心理学体系。社会心理学家MichaelBond说过这样的话：“心理学不幸是由西方人创建的，结果，西方的心理学研究了太多的变态心理和个。如果心理学是由中国人创建的，那么它一定是一门强调社会心理学的基础学科。”（彭凯平、钟年，2004）这里的“不幸”、“如果”似乎就有这样的意思。
对此表达最为明确的是港台的本土心理学开拓者们。杨国枢教授认为：“如果是在各自独立发展的情形下，诸国的科学心理学都应该是原生性本土心理学。但时至今日，却只有西方国家拥有本土心理学，非西方国家则已失去了发展本土心理学的历史契机，剩下能做的只有努力发展本土化心理学。”（杨国枢，2008，第14页）杨中芳博士也说：“心理学不是中国人最先发明的。一些历史及文化因素，使我们比许多地区较迟开始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这个无法挽回的劣势使我们本身已经是西方主流心理学的副产物。”（杨中芳，2009，第23页）
大陆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也基本持此观点，如中国心理学史教材编写中的外在逻辑研究思路（郭斯萍、陈四光，2011）。在具体研究中，外在逻辑原则体现为不能辩证看待现代心理学的西方文化的本土局限性，缺乏对中国古代富于人文特色的心理学体系的意识与自信，也缺乏对未来的科学心理学体系的宏观与战略眼光，包括文化心理学的眼光，这样就更多地只能是为挖掘而挖掘，不仅在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理论方面难有建树，甚至有成为西方心理学的附庸的危险。“它以西方心理学框架来整理古代思想总给人一种错觉，即西方心理学理论具有普适性，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只是为之提供经典例证。”（彭彦琴，1999）这种“重理轻文”的取向在该教材20年后的第二版中依然没变：“继续贯彻以现代心理学的体系框架为参照来组织材料即以科学主义取向为主来取舍材料，而基本不考虑人文主义取向。”（杨鑫辉，2005，第3页）由于中国心理学史教材的实际编写依然坚持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研究框架，没有照顾中国传统心理学体系的人文特色，因此对于解决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结合的对象问题也就难有见效了。
由于“异质说”无视中国传统心理学体系的人文特性，导致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缺乏独立的地位，对于结合的对象问题，也不能求同存异或异中求同，只承认除了为西方心理学提供例证外，最多还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如杨中芳博士说：“将来中国本土心理学与现有的西方主流心理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可能会是在社会、性格及发展的范畴里。……与欧美心理学比较，本土化后的‘中国心理学’可能会在社会心理学方面最为不同。”（杨中芳，2009，第21页）杨鑫辉教授也指出：“可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与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的结合点定在偏重于社会科学的心理学领域上，即广义的社会心理学（含管理心理学和司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军事心理学和养生心理学等上面。”（杨鑫辉，2002，第48-49页）
“异质说”取消了西方心理学之外的其他本土文化心理学的独立可能，因而无论是外在逻辑研究还是本土“化”的追求，无论付出了多么辛苦的努力，收集到了多少的研究成果，由于无法看到或找到自己的合法研究对象，最终也只能是一片散沙。虽然我们看到了新学科“创建”的不断宣布（燕国材，2009），却始终不能建立一门科学性与人文性统一的中国心理学史学科。中国心理学史有过“竖写”（如常见的按历史朝代为经的研究），也有过“横写”（如以范畴理论为纬的研究），但还没有“活写”，即还没有按照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与生命力，整理出合乎中国人心理实际的内容与体系。只有“活写”的中国心理学史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本真反映，也是中国人意识行为的内在依据。中国心理学史可以与西方心理学进行比较性研究，也可以为其提供例证，但不能被其吞并或。它最终还应该有与其悠久文化相匹配、与西方心理学相一致的研究对象，共同为未来心理学科学体系的建立做出贡献。
“求同说”不赞成“异质说”的看法。即不认同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现代心理学体系就是世界各文化心理学的“盟主”，更不认同以发展时间的先来后到为依据来取消其他文化心理学的独特地位。例如，从中西方文化各自的发展特点与巨大影响来看，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的关系应该是彼此平等、求同存异的科学同盟军。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独具特色的心理学科学体系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这是与绵延不断的中国文化本身的“独具特色而又自成一体”的既成事实一致的，一部客观的中国心理学史就必须是这个“既成事实”的反映。中国心理学史既可以提供西方心理学有关理论的例证，还应该能够与西方心理学一道，为未来的科学心理学大厦不仅添砖加瓦，而且提供重要而有力的理论支撑。
从这个意义上看，潘菽的一致性原则不失为“求同说”的理论依据。即解决中西心理学体系的结合问题，关键应该看中西心理学体系的有关理论是否与人的“心理实际”一致。只要是关于人的心理实际的真实反映，就无论时间的早晚、理论的中西，都在科学的范围之内，不应该存在结合的难题。
那么，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实际”是什么呢？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具有明显的情感性，是不同于西方科学文化的伦理文化。“西洋哲学总是一个知（智）的系统，儒家哲学，始终是一个仁的系统。”（熊十力，1996，第7-8页）仁就是指人的伦理情感。所谓伦理就是关于人际情感的理论，“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视感情的文化。看似矛盾地，它既重视压抑感情，又经常以感情为交往准则，因此可谓是研究情感的温床。”（杨中芳，2009，第78页）可见，关于情感的研究就是中国传统心理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与主要内容。
相反，过去的西方心理学更重视认知，不重视情感研究。导致中国心理学的情感性本土特色无法与其对应比较，只有在自己不擅长的认知上亦步亦趋。“过去数年间，欧美心理学家，如Maccaby（1982）和zajonc（1983）等，均批评西方心理学在过去二十年，有过分强调认知研究的现象。在他们的大力推动下，这几年已有逐渐转向重视感情研究的趋势。”（杨中芳，2009，第78页）
二、从意识到精神：西方心理学研究的人性回归
近年来，西方心理学界关于精神性的研究逐渐增多。美国心理学家杂志2003年、2004年的杂志指出，精神性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之前对精神性研究的忽视主要是由两个设想导致的：一个是觉得精神性不能科学地加以研究，另一个是精神性不应该对之加以科学研究，这两个假设都是不科学不合理的。（William，2003）精神性是可以加以科学研究的，美国心理学家协会36分会、行为医学协会等专家团队已开发大量研究工具和仪器开始应用于对宗教变量以及精神性的研究，其中有些已有了良好的心理测量学标准的工具，这些工具已经开始应用于大范围的研究。（Hill&Pargament，2003）
西方心理学对精神性的关注可以追溯到美国心理学之父WiliamJames（1842-1910），他认为宗教是一种感觉、实践、一种当个体独处时的神圣的体验。可见，WiliamJames把宗教更多地等同于与人的心理相关的灵性、精神性等等，而不是制度上的宗教。（Hauerwas，2001，p，42）整个20世纪，WiliamJames以及其他的学者把精神性、灵性与一个人的性格、个性、性情相联系，通常强调一个人的社会和情感方式以及他的生活风俗。显然，人们的生活经历是了解人的精神性的主要因素。WiliamJames关于主体我的概念也有此意味。早期的人格心理学家如GordonAllport和GardnerMurphy，也是宗教心理学的先锋。
后来较明确与系统的研究则要算人本主义与超个人心理学等学派，虽然精神分析也有相关的论述，如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以及之后的新精神分析的理论中，宗教心理同样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超个人心理学尤其以对于精神性的研究热情为其特色，在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精神性在人格发展中的力量和在人格构架中的地位得以彰显，认为完整的人格发展至少应当涵盖身体、心理、灵魂、精神四种基本水平；在这四种水平中，精神处于首要地位，正是精神性为自我的整合提供了支撑性的构架。由于超个人心理学更多地从远离现实的神圣途径去研究人的精神性，与宗教意识纠结不清，因而受到心理学界的批评与抗拒。如1986年由于RolloMay（1909-1994）的反对，超个人心理学进入美国心理学学会的努力失败了（郭永玉，2002，第222页）。
精神性研究在心理学中的遭遇令人深思。就像意识研究的遭遇一样，在过去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把持下，意识以及认知无一不被荒唐地逐出科学研究的大门。现在同样，虽然人们都相信精神因素及其力量或作用的客观存在，但由于其主观性特色，尤其是由于它与宗教难分难解的关系，极大地妨碍了心理学有关研究的科学信心。虽然心理学史上不乏一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探险者，但大多数心理学家还是受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不愿蹚此“浑水”。从意识到精神性，这种明知其存在且相信其巨大影响力，但又不能或不愿研究的现象在心理学科中屡见不鲜。心理学研究史中的这种现象在精神性研究上特别明显，这也说明精神性是一个比意识更值得关注的心理学问题。
精神性一词“spirituality”源自拉丁语spiritus，中文有时也翻译为“灵性”。原始含义为“呼吸”，指“内部自我”的活动。到12世纪，精神性有了心理功能之意，主要与“有形的、物质的”相对而言。（David，2003）之后，精神性更多被用于宗教中，直到20世纪90年代，精神性才开始引起心理学、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Simpson和Weiner于1991年在牛津英语词典中花了10页总结精神性的参考材料，形成了两大相关主题：一个是关注生命质量，赋予生命或肉体以能量。第二，精神性包括生活中的大量非物质特征，认为不是理解物质世界的可觉察的身体感觉。（Simpson&Weiner，1991）
精神性有多种定义，通常是与能感知外界世界的躯体感觉相区别。Reed（1992）认为：“精神性是一种个人追求（生命）意义的倾向，通过赋予个人力量使个人以自我价值不遭到贬损的方式超越自我，是一种对包括个人内在的自我关系、人际间的关系以及超越个人的关系等相近领域的领悟和感识，通过这样的活动为个人提供（和他人的）有力量的连接。”（Shelley-Rae&Ma～ha，2009）
MacDonald（2000）在分析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得出关于精神性的以下一些认识：A精神性是多维度的，包含一些复杂的体验、认知、情感、生理、行为、社会等组成部分。B精神性包含这样一些体验：精神、宗教、巅峰、神秘、卓越、神圣。C精神性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精神性的量和质的差异可以通过个人测量加以得知。D：精神和宗教不同，但是包含着虔敬。E精神性包含超常信念、体验和实践。
他编了98道题的精神性表达问卷（ExpressionsofSpiritualityInventory，ESI），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精神性的五大维度：精神性认知定向、经验主义现象学维度、超常信念、宗教意识（虔敬）、存在主义幸福感。他从测量学的角度得出精神性与大五人格的相关，经验主义现象学维度与大五人格的开放性相关最大，其次是外倾性；超常信念与开放性存在最显著的相关；宗教意识与怡人性、谨慎性关系最明显，与开放性关系最弱；精神性认知定向与怡人性、谨慎性关系最明显，其次是开放性，接着是外倾性；存在主义幸福感与神经性呈显著负相关，与谨慎性、外倾性、怡人性呈显著正相关。
Elkins（2001）从人本主义的取向给出了精神性的以下特征：精神性是普遍存在的；这是一种人类现象；它的共同核心是现象学的；是人类对敬畏之神圣的反应能力；它以“神秘的能量”为特征，以移情为终极目的。这或许可以作为对难以把握的精神性概念的一个参考。
Thoresen（2002）把精神性理解为能超越时空、物质、能量等物理感觉极限。David（2003）认为，精神性代表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包括信仰超自然现实、区分神圣和世俗、体验内心的和谐状态。Palmer（2003）则认为精神性是一种人类永恒的向往和追求，向往能与比自我更大的某物有所联系。
Boscaglia和Clarke（2005）认为精神性是一个信仰和态度体系，它通过与自我、他人、自然环境、一种更高力量和/或其他超自然力量的联系感来赋予生活以意义和目的，并体现在情感、思想、经历和行为中。
关于精神性的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也开始起步。Persinger（1993），Cook（1997）等人的脑刺激实验表明，刺激左右颞叶可以激发强烈的精神体验。Newberg和Alavi（1997）用单光子脑断层成像（sPECT），检查冥想和宗教状态时的脑像，这些研究发现对不同脑区如颞叶、扣带回、顶叶皮质、右侧前额叶的激活可以产生精神体验。激活左右颞叶可以产生精神性体验。通过实验，大多数个体的左侧颞叶可以产生主观幸福感。（Giordano，2006）
三、精神性：中西方心理学研究的共同对象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并肯定人的精神性追求及其对人的影响力量，不仅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是人区别于万物高于万物的本质之存在证明。如人类的宗教现象，或者个人所有的那些抵抗人生之贫穷困迫、空虚寂寞、衰老绝望等一切苦痛乃至死之恐惧的力量，或能够替换与超越“荣乐止乎其身”层次的积极情绪。这些，都是人的精神性存在的证明。
在有着的西方，精神性更多地被理解为通过对“上帝”、“神灵”的信仰，接受这些至高无上的力量的指引，去追求理想生活。大量研究证实，宗教式精神性是慢性病和重症病人对抗疾病的重要的主观力量。实际上有少数美国人甚至认为精神信仰是他们生活中的决定因素，在他们应对疾病的过程中，精神信仰甚至是最重要的主观因素。Ironson（2002）的一项关于艾滋病幸存者的纵向研究中，发现有宗教虔敬指引者能存活更长的时间。
在此前提下，我们又必须承认，精神性及其追求所包含的意义因文化传统的不同而迥异。从文化的角度看，关于精神性的理解远不止“神圣”或宗教的一条途径。在西方文化的理解中，由于其传统宗教因素的力量，精神性更多地以超凡入圣的非世俗途径展现。事实上，西方心理学一开始走上实证科学研究的道路，便不得不与宗教切割是可以理解的，由此与宗教心理纠缠在一起的精神性也难免“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命运了。
但是，现代心理学开始摆脱过去的失误，即开始将精神性与宗教进行切割。一方面承认精神性对人的心理活动的重大影响。如认为“精神性应该是人格的一部分，即是它的第六个维度，精神性是衡量完整人格所必需的维度之一”。另一方面也认为，宗教固然离不开精神性，但精神性并不等于宗教，无论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精神性（如）还是世俗的精神性追求，都是值得关注与研究的影响人的心理活动的重要变量，就像过去所重视的生物与环境变量一样。
中国文化的传统不是宗教式的，但谁能否认中国人的精神性追求呢？熊十力先生说过：“中国人缺乏，言中国人无宗教思想者，确误。”（熊十力，1996，第16页）事实上，中国文化没有走上宗教的道路，即不是从神圣的途径实现其精神性，但其丰富的精神生活说明，除宗教路径外，还存在一种世俗的精神性追求的心理生活。
一方面精神性不是宗教的专利，宗教只是人类精神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宗教可以看做是彻底的社会现象，而精神性通常被理解为个体层面的内在认知。从这个角度来说，宗教与精神性的领域就像医学与健康的领域一样。（Thoresen，1998）另一方面精神性又是人的内在本质规定，是人的独特心理潜能。那么，缺乏宗教的文化必然有另外的展现人类精神性潜能的形式与内容，具体如中国传统文化。香港学者对比了东方的孔子思想、道教、佛教、印度教与西方文化的自我差异后，开启了精神性的跨文化融合研究，推动了精神性研究的本土化进展。（Ho，1995）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宗教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性特点，仅仅站在西方宗教文化的立场评估，恐怕很难让人理解中国人的精神归属。
宗教式神性追求只是精神性的一种表达形式。精神性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呈现，如“Pargament用将神圣浸染到日常的经验、目标、角色以及责任中的能力来界定精神性的构思，打开了探索经验世界的新的道路。”（Pargament，1999）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性特点表现为放弃了宗教式的追寻神圣的途径，致力于在日用伦常中寻找神圣性。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等等，就是这种中国式精神追求的精辟概括。
无论外在还是内在，精神性都是一种超越性的经验。当精神性从宗教中分离出来，成为现代心理学的新的研究对象时，中国文化传统的心理学宝藏才真正可能成为一支独立的心理学力量而出现。或者说，现代心理学的精神性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将是中国世俗的精神性心理学体系以主力军的地位加入其中。“通往神圣的道路是多样的，宗教所提供的模式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在心理学的术语中，精神性作为一种超越性经验，所包含的内容超出了其宗教界定。我们最终希望能借鉴西方心理学对精神层面的探讨方法，找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心理学研究的路径。”（郝敬习，2009）
正如心理学家Emmons所指出：“心理科学正濒临一场精神性革命。为了推进精神性研究，我们需要扎根于世界伟大的智慧传统与当代的实证研究中，构成一个内容广博的模型。”（Emmons，1999）无论从历史、现实还是学术而言，这种宣言或判断都不是言过其实。
从历史而言，在中国传统思想的长河中，构成其主体的儒道释文化就以精神性生活的提倡成为鲜明特色，中国传统思想的第二座高峰、融合儒道释三者为一体的宋明理学也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性心理学内容，其重要观点例如“成圣论”。这个观点是宋明理学回答普通人应该发展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作出的回答。宋儒周敦颐、程颐等都持“圣人可学论”，即圣人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远离俗世的修行而成，而是在后天世俗生活中学习发展而来。理学彻底突破了圣人天生以及宗教修炼的传统观念，创造性地提出了圣人可学的心理发展观，为人的精神性发展铺就了令人鼓舞的世俗之路。理学家不仅提出了这一极具精神性特点的发展目标，而且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出了可操作性的日常路径，比如通过反省、模仿学习（如学颜回）、格物致知等方法来帮助普通人实现成圣的目标。
从现实而言，如今的中国人正面临着一场不亚于近代中西冲突以来的心理危机，即由于精神性缺失所带来的危机。近代以来对于中国伦理文化的精神性价值的妖魔化导致了传统价值观的断裂，以及随后科学文化、革命文化的强势，加上当代重利文化的冲击，使得今天的中国人处于上无片瓦（宗教关怀）下无寸土（传统伦理）的孤立无援的精神困境。中国人会如何选择？或者说会寻找什么样的精神支柱？是挤入别人的屋檐下（即信奉其他文化的宗教）避风避雨呢，还是寻找自己的心灵港湾（回归传统伦理）？抑或还有第三条路？任何理论发展的最大动力必须来自现实的需求。毫无疑问，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危机将是现代心理学“精神性革命”的最大推动力。
从学术而言，传统的中国心理学思想在与现代心理学的对接中，由于各自不同的文化基因而使得以往外在逻辑原则指导下的研究显出隔靴搔痒的效果。近30年前出版的中国心理学史教材，舍人文主义而取科学主义的心理学研究范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悖论：一方面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源自完全与西方科学文化异质的伦理文化，另一方面却坚持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研究模型。中国心理学史当前的研究困境大概与此不无关系吧？杨鑫辉教授也指出：“遗憾的是，现在一些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成果由于未能很好地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大多具有历史的价值，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杨鑫辉，2002，第39页）既然西方心理学本身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框架”，那为什么不能同时借鉴与参照呢？人的心理世界之复杂绝非科学主义模型所能穷尽，尤其是面对缺乏自然科学研究传统或基因的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又怎么能仅仅凭科学主义模型一统天下而置人文主义模型于不顾呢？后来，燕国材教授在回顾总结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历程时也坦承这一不足：“遗憾的是，以往的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采取科学取向有余，注意人文取向不足。这是一个明显的缺点，必须加以纠正。”（燕国材，2009）
其实，西方心理学存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文化的分裂并不一定是心理学学科本身发展的规律体现。对此国内外的不少学者进行过很多论述与批评，现在这个问题有缓解与进一步解决的趋势。比如社会心理与认知神经科学的结合所形成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就是这种分歧或分裂得以解决的一个尝试（朱滢，2007，第356页）。未来的心理学要想取得公认的科学地位，就必须也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今天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如果还囿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传统分裂不可自拔，就明显地跟不上当代心理学的发展脚步，更谈不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科学体系了。
无论哪种文化，反映的都是作为同类的人的心理生活、人性本质，不可能也不应该没有共同的成分、共同的研究内容。过去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追求狭隘的科学主义的范式，排斥着种种人文色彩的心理内容，如意识，如精神性，等等。受此影响，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挖掘未能取得让人满意的理论或体系的突破。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找不到一把双方都承认的尺子，或者说没有共同的计量单位，说是驴头不对马嘴式的比较也不过分。
现在，精神性作为中西方心理学研究的新的共同主题，其革命性意义在于最大限度上统一了中西方心理学体系曾经格格不入的局面，从宗教意义中分离出来的精神性概念将成为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的最大公约数。可以预见，中西方心理学通过对“精神性”这一共同内容的并肩研究，相互补充，对于最终促进世界范围的科学心理学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将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事实上，西方心理学对于精神性的研究，传统上主要是两大领域：一是宗教心理学；二是临床心理学，对日常的、世俗的精神性生活的研究比较缺乏。而中国文化传统几乎无，整体表现为一种世俗的精神性追求，对于精神性的临床应用性研究更是先天不足。再加上由于中西方文化在精神性的表现与理解上大不相同，这一方面使得我们在研究对象上的借鉴不易进行，另一方面又更加凸显了中国传统精神心理学思想在理论与应用诸方面研究的重要性，即对于丰富现代心理学的精神性研究从而促进心理学学科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裨益。
同时，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研究中国古代的精神心理学思想，必须有利于解决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危机。虽然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危机不仅仅是缺乏传统精神性指导所致，但是，如何运用中国古代精神心理学思想的价值消除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是一个艰巨性与紧迫性共存的重大考验，也是另一个反映中国传统精神性研究重大意义的现实命题。
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篇2
关键词：创新；科学精神；人文精神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的动力，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2006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努力的决定》，要求经过15年的努力，使我国迈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大学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后备力量，大学生创新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国家竞争力的强弱。由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的各项素质的基础,因此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应成为大学生创新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
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内涵及其关系
所谓科学精神，是指从科学中凝练和提升出来的文化精髓和价值观念体系，是人类认识自然活动及其成果的升华。科学精神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求真，这是科学精神的根本要义。就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并相信人类能通过科学实践和逻辑推理认识客观世界和客观规律。(2)求实，这是科学精神的本质要求。就是科学活动要以系统、严格的观察实践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为依据，并使之经得起实践的反复检验。(3)创新，这是科学精神的内在灵魂。任何具体的科学结论都是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的，因而科学探索活动没有止境。科学要进步、要发展，就必须不断推陈出新。(4)存疑，这也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因素。科学之所以能够不断突破和创新，就在于它的存疑精神。与之相对，人文精神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它以追求真善美等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是人类对人世探求活动及其成果在精神上的沉积和升华。[2]人文精神具有以下特点:(1)求善、求美。如果说科学的目的是求真，那么人文文化就是求善、求美，而且人文也求真，它要求的是真善美的统一。(2)超越性。人文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它根源于人类对于真善美生活的价值追求，又超越于实用理性。它是人的一种自由的本真精神，即超越于各种现实的、外在东西的束缚，构筑人类精神和文化自身的世界。(3)以人为本。人文文化实践的尺度既不是外在的客观世界，也不是异化了的神学教条，而是人的自身、人的需要、人的理想。
人既是一切社会活动的起点，也是它的归宿。科学、人文都是人自己的事业，是同一个主体的在实践层面上的两种要求、两方面表现和两种手段。因此，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最宝贵的两种精神。尽管在关注的对象有所不同，但在精神实质和深层底蕴则是相通和互补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同生共源，都是承认与尊重客观实际、探索与揭示客观规律的，其基础在于社会实践的人在揭示与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和现象为对象的自然科学和以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精神活动为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二是人文精神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精神，即科学的人文精神；而科学精神本身也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科学上的求真求实，蕴含了人文中的实事求是。科学上的理性精神，也包含了人文中的礼法、规矩、秩序、和谐、完备等审美意象、价值观念；科学上的创新精神，更体现了人文中的锐意进取、与时俱进、勇于走新路的革故鼎新的开拓精神。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与发展，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创造着精神文明。三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最终价值是一致的，即推动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提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使人类自由地、幸福地、和谐地发展以达到至真、至善、至美的崇高境界。
二、当代大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缺失及原因分析
从总体上看，当代大学生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综合素质有了一定的改善和提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大学生在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认识上还存在种种缺陷：在精神文化方面，部分大学生缺乏理想，只讲金钱，不讲精神，只讲实惠，不讲道德，缺乏无私奉献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责任感。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影响下部分大学生受经济利益所引导，极力去追求个人利益，集体主义精神成为一种奢侈的“装饰”遭到冷落。在能力方面，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我行我素，不懂创新，无创新能力。在素养方面，缺乏敬业精神，缺少理想，缺少责任感；心理承受能力差，经不起挫折，容易消沉；期望值过高，缺少脚踏实地的奋斗精神；缺少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在思维方法上，缺乏科学的理性思维，不会从宏观、战略、哲学的高度把握问题。这一切都昭示着部分大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失落。
当代大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教育自身的原因。
传统文化中现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尽管从“五四”运动起就喊出了欢迎“赛先生”的口号，但由于仅仅注重科学的功利主义和工具价值，而忽视了其精神真谛，科学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在国民心里上积淀得非常浅薄。因此，当一些、伪科学在社会上大发时，不少大学生乃至专家学者难辩是非，误入歧途。
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存在着人为的缺陷。素质教育是一种自觉的，有目的培养人的活动，它包括个性素质、文化素质、科学素质、心理素质、技能素质、创造素质和身体素质等要素。然而由于高考指挥棒效应，我国中小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着应试教育倾向，为了应付高考，中学阶段过早实行文理分科，只注重升学考试内容的学习，对于与高考内容无关的素质教育，基本排斥在中小学教育范畴之外。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不够，这给大学新生的素质发展带来了先天不足。
大学教育体制的不合理。高校是传播科学文化的重要阵地，是创新型人才的摇篮。然而我国现行的大学体制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浪潮，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不是从全面发展学科体系的需要出发，而是单纯地考虑市场需求。因此，许多高校大量而重复设置了针对性较强的单一学科，并在课程设置上也只是注重实用而轻视通用性人才的培养。其结果大学的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被人为地割裂开来，理科学生文化素质欠缺，文科学生则对现代科学知识知之甚少，这都制约着大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培养。
三、大学生创新教育应注重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1、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虽然各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就其同生共源的本质来说，科学精神本身包含着深刻的人文底蕴，科学也包含着深刻的人文关怀；人文精神也具有科学的精神气质和相同的理性追求，并具有强大的自觉向科学精神渗透的能力。然而在近百年的高等教育中，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之间由于价值的割裂，自然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都曾想在学校独霸统治地位，并错误地认为语言和文学作品全部是人文主义性质的，而科学则纯粹属于自然界的。这样的错误观点使人文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的教育作用都大为削弱。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在一些国家兴起的“STS教育”(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目的也是要把科学技术与社会及人的发展和谐地联系起来。这种思路反映了世界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这种转变就是教育思想的转变，就是由割裂的教育观向统一的教育观转变，实现在高等教育中培养既有人文精神又有科学精神的创新型人才。
2、科学素养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创新型人才的基本特征
一个具备创新型素质的人，应该是既有高尚的人文精神，又有精深的科学素养，是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整合培养出来的现代意义上的创新型人才。因此提高科学素养是增强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基础。科学素养高的人能够自觉地培养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世界观，他们能够积极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未知事物的奥秘，养成善于思考、勤于思考的习惯，勇于突破思维定势束缚，求新、求异意识强烈，不仅仅满足于知其然，而且力求知其所以然。但是光靠较高的科学素养还远远不够，因为科学是求真，科学教育有助于人们认识世界，但人文是求善，人文教育注重培养人文精神，没有人文精神就没有灵魂，就没有高尚情操，人类就找不着前进的方向。“科学决定道路，人文决定方向”。因而，大学生教育不仅强调科学教育，提高科学素养，而且应特别强调人文教育，弘扬人文精神，树立良好的道德意识和正确的审美观点，激发大学生自立、自强、自主的创新品质。不断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其成为博学自强的智者和厚德载物的仁者。
3、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实现途径
首先要更新教育理念，改变现有的办学模式。人文精神教育是关于“做人”的教育，是解决“价值观”的教育，是追求“善”的教育；而科学精神教育是关于“做事”的教育，是解决“方法论”的教育，是追求“真”的教育；它们是创新型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因此要把培养具有科学与人文双重素养的人才作为教育目标，树立人格本位的教育价值观。将长期分割过细的学科按照学科发展的规律进行适的综合和交叉，努力实现横跨文理两大学科之间的合作和交融，并使受教育者建立起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理念。其次要优化课程设置，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教育的有机结合。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实施课程整合计划，将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方法论与价值观整合为一体融入核心课程，在课程中体现综合性、完整性，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教育相互渗透。实践证明：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建设具有浓厚人文氛围和科学氛围的校园文化是培养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有效途径。大学应经常举办各种形式的校园科技、文化活动，通过高品位的文化系列讲座，使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情操得到升华；通过举办高水平的学术讲座和活动，以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并为大学生搭建展示创造性潜能的平台。
作者单位：淮阴工学院
参考文献
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篇3
根据北京天坛医院档案资料记载，1978年开始筹备建立神经内科；1980年9月正式建立神经内科，搭建起学科建设平台；1982年1月4日，神经内科病房开始试运行，接收住院患者；1984年11月20日，正式设立神经内科病床39张，为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2紧跟国际脉动，推进学科建设发展
2000年前，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有病床110张，硕士毕业生8名。50名医师中，有研究生学位的不到20％。为使学科建设赶上国际步伐，2000年后，北京天坛医院公开在海内外招聘神经内科学科带头人，科室管理瞄准国际前沿脉动，学科建设开始了跨越式高速发展。
2.1确定学科建设架构的4个阶段
第一阶段：划分专业组，脑血管病作为独立专业。2000年，北京天坛医院把神经内科分成脑血管病、痴呆、帕金森病等8个专业组，每个专业组都有带头人，每位医师根据自己的兴趣加入不同专业组，充分发挥个人主观能动力。脑血管病作为独立专业，在临床治疗、教学科研、学术交流等领域脱颖而出，成为北京市脑血管病抢救治疗中心之一。2004年开始承担中国卒中中心建设项目工作。第二阶段：整合医疗资源，成立“天坛脑血管病中心”。脑血管病的防治需要多学科共同面对、协同防治，2010年10月29日，北京天坛医院打破常规科室结构，集中脑血管病医疗和科研资源，正式成立“天坛脑血管病中心”[3]。该中心设立临床部、研究部、影像部和培训部，将临床、科研和教育相互结合，并启动“北京市脑卒中诊断技术规范研究”项目。第三阶段：释放学科发展活力，成立神经病学中心。为可持续释放学科发展活力，北京天坛医院从2014年9月1日起，将神经内科正式更名为神经病学中心，下设9个专业亚科，即血管神经病学科、介入神经病学科、神经重症医学科、神经变性病科、癫痫科、神经感染与免疫疾病科、神经肌肉与遗传疾病科、临床神经生理科、临床试验与临床研究中心，另成立临床心理科。第四阶段：顺应新院发展，确定神经病学中心架构。北京天坛医院以新院迁建为契机，2018年7月2日医院党委会讨论决定，确定神经病学中心新的组织架构，神经病学中心包括7个专业亚科，分别为：血管神经病学科、神经重症医学科、癫痫科、神经感染与免疫疾病科、神经肌肉病学科、运动障碍性疾病科、认知障碍性疾病科。同时，通过公开竞聘，神经病学中心和所辖7个专业亚科分别任命科主任。
2.2学科建设成效显著，打造一流的脑血管病团队
2.2.1建设卒中单元，推进脑血管病防治指南
2001年，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建立国内第一个卒中标准化治疗病房——“卒中单元”，为患者提供集医疗、康复、预防宣教、身心共治为一体的人文化综合医疗模式，提高了脑血管患者的治疗效果。“卒中单元”在2004年被纳入国家“十年百项”推广工程，此概念被收入到我国第一版脑血管病防治指南中。
2.2.2传递学科前沿理念，创办天坛国际脑血管病会议
2001年，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创办天坛国际脑血管病会议，成为国际上关于脑血管病交流研讨的一个重要平台。天坛会每年都有全新的主题，成为中国脑血管病防治工作的风向标，让我国脑血管疾病的临床和科研水平与国际接轨。
2.2.3编写《血管神经病学》教材，作为必修课程
2003年3月，美国提出了血管神经病学（vascularneurology）的新概念。2005年5月，美国举行了第一次血管神经病学的专业考试。面对这一形势，北京天坛医院让国内医师开始学习这一新的学科、新的概念，组织专家编写教材，2005年9月，在首都医科大学的研究生班中开办《血管神经病学》。与此同时，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依托一系列国家重大科研课题及其衍生项目，在血管神经病学专业方向的研究生中尝试开展临床科研一体化培养的模式，致力于培养临床和科研相结合的多面性人才[4]。
2.2.4会聚学科专家，创办专业杂志
2006年，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创刊《中国卒中杂志》，作为新的专业化卒中期刊，编委汇集了国内外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放射科、康复科、基础研究等多个学科的知名专家。在此基础上，2015年，创刊StrokeandVascularNeurology杂志，致力于以英文形式面向世界传递中国脑血管病专业的科研成果和进展。
2.2.5卒中诊疗标准化，打造一流的脑血管病团队
天坛脑血管病中心搭建了多学科脑血管病医疗团队，整合了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神经介入、急诊介入科、影像科、重症监护、神经康复、急诊医学等多个优势学科的临床诊疗资源，同时还组建了流行病学管理、基础研究、脑血管病药物研发等基础及临床应用研究平台。在脑血管病中心内，医疗实践、研究、培训三位一体，承担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北京市科委北京市卒中诊疗技术规范”研究，将卒中的诊疗标准化、规范化，形成“北京模式”。此举打造了一支一流的国际先进水平脑血管病专家团队。
2.2.6学科建设成效显著，进入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2012年8月31日，卫生部办公厅下发《关于确定2012年度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单位的通知》（卫办医政函[2012]649号），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被确定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2.2.7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改写国际脑血管病临床指南
在2013国际卒中大会，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脑血管病团队研究成果——氯吡格雷用于急性非致残性缺血性脑血管病事件高危人群的疗效为急性轻度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治疗提供了安全有效的方法，这一研究结果的发表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我国脑血管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临床试验水平得到国际认可，美国心脏学会据CHANCE研究的结果对其《缺血性脑血管病二级预防指南》进行了调整[5]。
2.2.8开展卒中医疗质量控制，承担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工作
北京天坛医院自2011年始，承担国家卒中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工作；2013年，升级为国家神经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2018年5月，承担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筹建）工作，同时承担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信息平台建设。依托大数据技术，该中心汇总全国2497家具有脑血管病救治能力的卒中质控监测医院开展工作的情况。在2018年度部级质控中心工作评估中，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筹建）工作排名第一。
2.2.9学科进步显著，被誉为国际脑血管病临床研究最为活跃的团队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作为近年来国内临床医学进步速度最快的学科，作为国际脑血管病临床研究最为活跃的团队，连续7年创造Stroke杂志全球单中心产出第一的业绩。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的2017年度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榜和2018年中国医院科技量值评价中，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蝉联第一[6-7]。
2.2.10打造“天坛标准”，促进学科可持续发展
为使神经系统疾病治疗同质化，2017年6月22日，北京天坛医院成立“天坛神经系统疾病专科联盟”（以下简称专科联盟），打造一批“天坛标准”的神经疾病专科，全国近300家具有神经学科优势的三级医院加盟，覆盖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省区市。在教学科研方面，通过远程教学系统，建立完善的神经系统疾病专科人才培养体系，实现联盟内医疗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通过科研网络平台和病历资源的互享互用，促进我国神经学科可持续发展。
2.2.11以新院搬迁为契机，建设成为全国神经病学人才培养中心
2018年10月6日，北京天坛医院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第一座整体搬迁的大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搬迁至新院区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并对外试开诊，于2019年1月30日正式投入运行。神经病学中心有病床290张，有医疗科研及技术人员近200人，拥有卓越的学科带头人和一支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其中，研究生学位占90%多，正高级职称26人，副高级职称37人，博士研究生导师20名，硕士研究生导师36名。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成功开创国内第一个亚专科分科模式，建设成为全国神经病学人才培养中心，全国规模最大、学科建设最为齐全的学科之一。
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篇4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原名为中央医院)成立于1918年。是中国人自己筹资建设和管理的第一家西医综合医院。1945年更名为中和医院，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接管后更名为中央人民医院，1956年改名为北京人民医院，1958年人民医院划归医学院作为附属医院，称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2000年4月，更名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是一所三级甲等大型综合医院。
该院拥有3个北京大学级研究所(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北京大学关节病研究所)、10个重点学科(血液病学、心血管学、骨科学、妇产科学、眼科学、泌尿科、儿科、皮肤科、免疫科、肾内科)。
医院共有临床科室38个，医技科室12个，在血液病、关节置换、冠心病的内外科治疗、妇科肿瘤、眼科疾病、胃肠肿瘤、皮科等方面居国内领先水平。拥有肝、肾移植、骨肿瘤治疗、卵巢癌诊治、胸腔镜、试管婴儿、自身免疫性疾病、白癜风、小儿白血病等特色医疗。
重点推荐――血液病研究所、心内科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展了同基因骨髓移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化疗和细胞生物学治疗一直居国内、国际领先地位或先进地位。具有完善的、对白血病进行综合性诊断的一流诊断中心。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在科主任胡大一教授的领导下，心内科在相关疾病的诊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其中包括冠心病的现代治疗，临床心脏电生理和心律失常研究，高血压防治，血栓栓塞性疾病防治和心血管疾病的应用基础研究等方面。咨询电话：010－88326666(新院)
010－66583666(老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创建于1958年，是一所以神经病科学、老年医学的临床与研究为特色，承担着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和康复任务的大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是新中国神经病学的初创基地之一。
1998年，在宣武医院成立了我国第一所中美合作的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随后，经北京市卫生局和首都医科大学批准，先后成立北京市脑血管病中心、首都医科大学脑血管病研究所、首都医科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首都医科大学血管外科研究所、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和北京市神经疾病医疗中心。
2001年3月，北京市卫生局在宣武医院成立北京市老年保健及疾病防治中心，同时启动北京市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由中心协助政府担负起该体系的管理任务。在中心的统筹和指导下，全市各区县目前均成立了老年病专科医院，并辐射社区形成网络，社区老年人群的保健服务和健康宣教活动也较规范化地开展起来。
该院共有34个中西医临床科室，14个医技科室，其中老年神经病学、中西医结合老年神经病学、微侵袭神经外科、神经病理、普通外科、血液科和医学影像为北京市重点学科。
重点推荐――北京神经内科会诊中心
北京神经内科会诊中心成立于1994年3月，在原北京神经内科学会主任委员丁铭臣教授和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秘书长刘援增的倡议下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共同组织成立。
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篇5
一
文明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易经》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解释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早期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是以自然界为参照系，而且原本就视自然与社会为一体。古人所谓“天下文明”，首先指的是一种美好的自然状态：春光明媚，万物竞生，赏心悦目；进一步则指人世间即社会的和谐、有序与清明，指社会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已不再指涉自然，而专指社会摆脱“野蛮”的发展状态。
借助于传统的物质与精神二分法，人们习惯于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分类概括了人类文明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能够抓住文明的这两大方面，无疑也就把握了社会文明的整体。但人类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它同时还包括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规范体系。在物质与精神二分法的理解中，文明的制度方面往往被归入精神文明方面。然而我们知道，制度不仅具有精神性，而且具有物质性；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制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将社会文明的这一方面称为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即政治制度文明，无疑是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因为除了政治制度，还有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三足之鼎立，使社会架构保持稳定。其中任何一足的偏废，都会导致社会的倾颓。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技术能力及其创造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前提，物质生产劳动又以劳动者所拥有的物质技术能力为手段，而这种物质技术能力则是以一定的劳动资料为标志的。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物质文明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物质技术能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物质文明的核心在于其技术文明，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物质技术的发展程度。从社会由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巨大步伐。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大体分为两方面：其一是科学文化方面。这是人们在客观知识和生存智慧上的进步状态，表现为社会的教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其二是思想道德方面。这是人们在观念意识和人际协调上的进步状态，包括社会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风俗时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表现为人们的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社会组织的有序和协调。社会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科学文化方面是精神文明中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所在。思想道德方面则规定着科学文化乃至整个人的活动的方向，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
物质文明无疑是精神文明的前提，没有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反过来说，精神文明又是巩固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并且通过思想观念的导引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文明。人类作为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主体，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组成某种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其条件，而一定的制度文明又是由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决定的。制度是文明创造者的社会结合、组织和协调方式，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总体上是在互动中发展的，既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制约。三种文明发展的曲线，总是在协调与不协调、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摇摆。这三匹马拉动的社会文明之车，可以由于其中一两匹骏马的带动而疾驰，也可能因为其中一两匹弱马的拖累而缓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各自作为子系统在系统中综合的结果。系统整合的结果，可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可能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系统整体内部各部分间结构和功能关系的优化。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而滋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意识，严重干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和运行。某些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借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之机沉渣泛起，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历史再一次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
针对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甚至出现“滑坡”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必须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我国新世纪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
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是现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总趋势和总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曾经出现过一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逐渐受到来自经济发展本身的严峻挑战。能源和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全球性问题，都是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如今已成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还蔓延种种“社会病”，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某种程度衰退的共生现象。在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之后，人们的发展价值观开始转变，“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这种新的发展观在注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强调建设现代社会文明以及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此后，“综合发展观”又进一步将人类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现象，必然涉及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要求社会机体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健康的走势和内在的活力，并给社会带来公正、安全、平等和文明。精神文明如果长期落后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就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意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造成社会发展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消极因素，往往要比来自市场本身的消极因素顽固得多。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实行市场经济，就越是需要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并把这种建设融会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全部过程。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对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高度依赖，集中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同志4月28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中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可以而且应当大有作为的。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着思想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思考的对象，分析和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探索和揭示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它所提供的科学成果，不断为人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当代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鉴别力和思想素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正确、合理、有效的实践方式。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知识依据和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构成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不仅使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得到深化和拓展，而且使人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在社会认识、管理和决策方面，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专家多方面反复论证，而且需要广泛听取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的意见。所谓科学认识、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中的“科学”，应当是全面和综合意义上的大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需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不同看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规定社会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体现在它的科学文化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思想道德方面。而无论科学文化的进步或思想道德的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它规定和保证科学文化进步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为人们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为人们确立思维方式、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提供理性规范。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的兴盛或衰落标志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兴盛或衰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意味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它的停滞或落后则表征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停滞或落后。哲学社会科学代表着社会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缺乏自我意识，他可能是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一个社会若缺乏自我意识，无异于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人在不清醒状态下的行为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构成威胁，如果整个社会都不清醒，没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却又不断地采取行动，其危险性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兴旺发达和发挥作用，是社会精神文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尤其具有这种标志性的作用。有人曾以哲学倾向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的文明与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哲学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指出：“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哲学何用？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观念把握方式，哲学为人类提供理论思维。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社会提供确定性认识，为社会规范提供科学依据。而哲学则进一步凝结着科学中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形成以哲学理性为特征的理论思维，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是哲学思考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分析、综合、批判和反思，给人智慧，使人聪明。但哲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以此为思想素材的哲学的充分发展。全部精神文明与哲学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是内在地联系着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哲学概括了社会精神文明的精华部分，把日常认识和科学认识上升到哲学认识的高度，从而抓住了它的灵魂、本质或核心，使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哲学是精神文明较高的发展层次或阶段，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任何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任何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真正的哲学总是反映自己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并促进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当代，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堪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的哲学。
四
从人类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内在联系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为研究的对象，成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意识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同属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
纵向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今天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古代，人类科学知识呈现整体性的特点。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一起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既无门类之分，更无学科之别。我们很难认定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纯粹的科学家，也很难断定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究竟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古代社会的神权是既反科学精神也反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从神学和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开来，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才逐渐形成的。
在近代，科学明显呈现分化的态势。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数百年间，科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然后是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进一步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各自学科的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这种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而且越分越细。然而科学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制约着学科的分化，“分久必合”，在当代，科学学科的发展又显现出整合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共同使命是探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科学探索，二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从根本上讲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都是对人类的生活、实践、需要及其主客观条件的认识和理解；都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都在思想的探索中体现出求实、创新和理性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历史的暂时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历来有结成联盟推动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传统。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正在结成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联盟，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呈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学问题相互融合。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解决。“人体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启动的一项全球性合作的科研大课题。这本是一个遗传学课题，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伦理、商业、法律和哲学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个人基因组资料的隐私权问题，关于不以人作为实验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维护医德和科学道德等伦理问题，关于人体基因研究成果的商品开发所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问题等等。
二是科学学科相互交叉。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系列“横断学科”，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连接和贯通起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异军突起，横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很深的鸿沟，而是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成为众多新的科学理论的生长点。
三是科学方法相互借鉴和吸收。自然科学中常用的数学方法等研究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科学确立的“解释学方法”已为自然科学所采用，自然科学正在经历“解释学转向”。这些表明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趋同和一致性。除此之外，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反馈方法、黑箱方法、模型化方法和最优化方法等现代科学思维的一般方法，也都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得到广泛运用。
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篇6
[关键词]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心理学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5）01-0042-03
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内涵及其关系
人类文明开化之初，人文与科学同源共生，和而不同。作为儒学经典的《易传》中存在大量类似“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将人文与科学统合思考的论述。作为先秦儒学教育核心的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和三物（六德、六行、六艺）则体现了将科学寓于人文，以人文为重心的教育思想。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逐渐从人文中分化并独立了出来，成为强势主导学科。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更是彰显了其作为双刃剑的威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描绘了一幅既令人憧憬又令人担忧的画面。科学技术本身价值中立，“科学不断发达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若用伦理上善恶的概念来说，就在于科学是被善用还是被恶用。科学所造成的各种恶果，不能仅用科学本身来根治”。[1]现代科学的昌盛亟须人文的复兴。科学与人文是文明的一体两翼，断其一翼或失其一翼，都不利于文明的整体进步。[2]因此，现代教育应促进科学与人文的共同繁荣，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发展。
科学与人文的思维方式和现实关切点不同：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科学体现工具理性，人文体现价值理性;科学训练思维，人文涵育情感;科学辨析因果，力图解释事物的存在方式和规律，人文评价是非善恶，致力于涵养道德情操和融洽社会关系。[3]因而在人类科学和人文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着鲜明的差异。科学精神是指人类在科学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凝练和升华出来的共同信念与行为规范，它蕴涵着丰富、深刻的内容：实事求是、反对臆测的求真精神;独立思考、勇于质疑的批判精神;追求真理、批判谬误的理性精神;开拓创新、涤除僵化的进取精神等。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中心和出发点，高扬人的主体性，肯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崇尚人格尊严，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提倡民主，主张平等;肯定人类的生活创造活动及其成果，鼓励对现世幸福的追求;反对神秘主义，高扬理性。[4]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又是相需互发的。人类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不断探索未知世界，利用所发现的客观规律与发明的科学技术服务于社会生产、生活，这是一个以人为出发点，最终又落实于人的过程，亦是人文精神的实现过程。没有人文精神指导的科学实践，最终只会变成没有灵魂的技术狂欢。诚如爱因斯坦所言：“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5]中国哲人也认为真善非二，至真的道理即是至善的准则;即真即善，即善即真;从不离开善而求真，并认为离开求善而专求真，结果只能得妄。[6]
二、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协调培育的必要性
（一）是提高心理学专业大学生培养质量的必由之路
杨叔子院士指出：“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人文有科学的基础与科学的精髓;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科学有人文的精神与人文的内涵。”并进一步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就会落后，一打就垮，受人宰割;而没有民族传统，没有人文文化，就会异化，不打自垮，甘愿受人奴役。”[7]作为未来社会发展和建设的中坚力量，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大学生应该既具有科学素养，又饱含人文精神;既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又具有完善的人格和道德情操。在心理学教学中，只有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充分融会贯通，才能不断提高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的培养质量。
（二）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和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
心理学史家把冯特于187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心理学实验室，把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把学科独立同实验室的建立联系起来有着特殊的考量，就是将心理学定位为自然科学。自此，心理学主要受到科学主义取向的支配，但由于科学主义取向的先天缺陷，其始终为人文主义取向的学者所诟病。这直接导致了心理学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野，前者包括内容主义、构造主义、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和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等，后者包括意动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和超个人心理学等。
科学主义取向为心理学的独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来，在诸多层面制约了心理学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在心理学领域弥漫着它所带来的“胜利的灾难”。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其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客观主义、定量分析、还原主义以及方法中心。[8]这导致了对心理现象主观属性的忽视、心理整体性的支离、人的尊严与价值感的丧失、人的社会性本质的抹杀，其研究视野下的人变成了没有情感、个性和生活的孤立客体，心理学也就变成了“没有心理的科学”。因此，科学主义取向不能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统一范式。人文主义心理学是在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批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哲学基础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其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历史性原则、具体性原则和问题中心原则。人文主义心理学用整体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人的心理，强调人生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才是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主张从精神和社会文化方面去理解人。其人性观和整体心理观弥补了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缺陷。但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理论普遍缺乏实证的检验和支持，常被奚落为心理学研究“史前模式”的重现，被诟病为“诗人或哲人的心理学”。因此，人文主义取向亦不可能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统一范式。
诚如马克思主义反对科学主义，倡导科学精神，反对人文主义，倡导人文精神一样。心理学应在人文精神的视野中重视科学研究的价值，在科学精神的规范下实现人文关怀的理想。由于研究对象和任务的特殊性，未来心理学在保持自然科学取向的同时，亦将充分体现人文科学的取向;在深化自然科学取向关于“事实世界”研究的同时，亦将继续探索人文科学取向的“价值世界”。科学主义心理学所坚持的客观准则、定量分析及其研究方法以及人文主义心理学所强调的内省、移情和理解等主观方法，在未来心理学研究中将通过扬弃实现更加合理地整合。从对人的本质的完整理解和描述到实证的分析研究，再从实证的分析研究到对人的本性的完整理解和描述，应是未来心理学理论构建需要遵循的基本思路。对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协调培育是由心理学兼涉自然和人文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也是两种研究取向走向融合的必然趋势在心理学专业教学方面的客观要求。
（三）为推动心理学本土化提供人才保障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心理学研究只有充分尊重人的社会性才能更好地进行人文关怀。人类的心理现象固然有跨文化的一致性，但心理现象的文化差异性亦是心理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心理学受益于对科学方法的重视近年来发展迅速，但中国心理学界对心理学的人文研究取向关注不够，主要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前社会形态下个体和群体心理的系统研究不够充分，有影响的本土化心理学理论不多，不能充分满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心理学界提出的理论和实践的要求。心理学的本土化需要心理学研究人员自觉推进，更需要在高校心理学教学中培养一批既具有求真务实、严谨规范的科学精神，又具有以问题为中心、关注现实人生的人文精神的高素质心理学从业者，为推动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进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
（四）心理学实践应用的现实需要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原因，心理学被割裂为科学主义心理学和人文主义心理学，很多心理学从业者也给自己贴上了科学主义取向或人文主义取向的标签。但这样的人为分割在心理学的实践应用中将会充分暴露出其褊狭和幼稚的一面。心理学实践应用问题的解决既需要科学精神倡导的客观、量化和严谨，也需要人文精神高扬的历史性原则、具体性原则和问题中心原则，任何厚此薄彼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在高校心理学教学中促进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是心理学实践应用的现实需要。
三、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协调培育的路径
（一）以科学规范人文，以人文引导科学
规范、严谨的科学精神是提高人文实践活动水平和效率的保障。高校心理学教学应注重对大学生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系统训练，从课题选择、研究设计、数据收集、结果分析和结论概括等方面培养大学生在心理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从问题解析与表征、理论解释、方案选择和系统思维等方面培养大学生在心理学应用实践中的科学精神。例如在社会心理调查的实践教学中，大学生经常出现研究结论的“过度概括”问题：从某一被试群体获得的研究结论被过度推广到其他被试群体;从某一研究情境做出的结论被过度推广到其他情境。教师应在教学中及时纠正这些有悖科学精神的做法，并以此为切入点塑造学生的科学精神。
人文学科的教育是培养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但如果把人文学科的教育视作人文精神培养的唯一途径，则是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割裂开来，其结果仍然是人文精神的落空。人文精神的培养应寓于各门学科的教学中，在培养学生科学精神的同时，塑造学生的人文精神。在高校心理学专业教学中，教师要强调心理学的研究应该以现实生活中的人为中心，在关注研究的信度和内部效度的同时，应该注意提高心理学研究的外部效度和生态效度，以服务人的现实生活为目的，从而塑造学生在心理学学习和研究中的人文精神。例如在教学中对心理学实验室研究如何体现人文精神，教师就应该启发学生的思考。由于实验室研究强调严格的实验设计和实验控制，因而相对其他研究方法在“科学性”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实验情境是人为创造的，且对变量进行了严格控制，实验情境的真实性因此受到破坏，使被试者的心理与行为表现与自然情境条件下的心理与行为表现相去甚远。这就极大削弱了研究的外部效度，使在实验条件下获得的结果是否仍能从自然情境中获得、是否适用于自然情境成为问题。而心理学实验研究生态化的思想，是以探索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为基础，以服务人的现实生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实验室固有的严格性移植到真实环境中去，这是将心理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有益探索。
（二）问题中心的应用实践教学
问题中心的应用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协调发展的最直观形象的方法。人的心理与行为活动具有客观规律，这需要运用科学方法加以探索。同时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人与物理和化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人是有意识和思想的存在物，既是研究主体，又是研究客体，这就需要以人为中心合理运用内省和移情等主观方法进行探索。在心理学的应用实践中，科学精神是客观、精确和严谨的保证，人文精神是尊重人的主体地位的保证，两者缺一不可。例如在心理咨询的实践教学中，教师要使学生意识到心理咨询工作首先应建立在掌握人心理与行为活动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尊重心理诊断的客观性，重视咨询技术的适用症状范围和干预措施的严谨性，从而保证心理咨询工作的科学性。同时心理咨询师需要注意每个来访者都有其独特的成长经历和环境，每一种心理问题都是主体与环境等各种复杂因素交互作用的历史沉淀在来访者身上的具体显现，这就需要以问题为中心，通过倾听、共情等方法进行充分的人文关怀。
（三）将杰出的心理学本土化研究引入教学
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是指对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的中国人心理与行为规律的研究。杰出的本土化研究必然是科学化的精品、民族化和人文化的典范。例如，王登峰关于“中国人人格的七因素模型”就是心理学本土化研究成果中的翘楚，它既注重了研究的科学性，又突出了人的文化差异性，凸显了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精神。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搜集和整理卓越的心理学本土化研究成果，在教学过程中从研究的科学性和人文性的角度向学生阐述此类研究的价值。
（四）教师教学活动的示范作用
教师的教学活动对学生的专业学习来说是一种更加直接的观察学习过程。在心理学的专业教学中，教师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设计和具体的教学过程应遵循学生专业学习的教育心理规律，依照科学的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兴趣;还应充分进行人文关怀，以人为本，把学生当作教育的主体和中心，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探索，主动建构知识。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对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尊重与融合，对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协调培育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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