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象范文篇1
关键词：文学视野；农民工形象；叙事分析；变化
中图分类号：H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2
文学不仅仅只是一门艺术，它同时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乃至于是一种生命现象。乡土文学是中国社会文化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奇葩，更是中国社会生命延续的写照。乡土是中华民族生存之根，也是传统文化存在的根基，乡土承载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无论时代如何变革、城乡差异如何巨大，乡土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直占着重要的一席之地。时代社会一直都在关注贫瘠落后的农村和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人们，如今作家们以其敏锐的眼光、作家的责任关注到了时代变革中的农村和农民工。
一、自给自足经济下
回顾历史，当城市仅作为政治中心的存在，城乡在经济上差异很小时，我们国家处在小农经济体制中。自给自足的经济现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几乎每家每户都以田地为谋生手段，也没有将农民独立成特殊群体的说法。那么，不难想象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如何了。封建社会地主阶层猖獗，变换手段压榨百姓。加之国家征收赋税严重，自然民不聊生。诗人通过写诗表达对农民的同情，对统治者的愤怒，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之类的这些在当时很常见，诗歌体裁也多种多样。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
鸦片战争为开端，外国侵略者用武力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国社会格局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殖民地大多在城市，而乡村还保留封建社会的剩余势力，两者分化已经很明显了。外国人将商品经济引入中国，中国被迫放弃原先的自然经济。加之中国的一些实业家创办的民用企业，都在加速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变革。此时，城乡出现二元化经济，这是直接导致了农民大军向城市转移的原因，很多进城农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他们在城里以其他方式谋生。从此，城乡的单向流动的状况鲜有变过。
三、建国后
在“五四新文学”诞生后，文学作品量日益丰富。许多文人开始关注农民工进城这一社会现象，并创作出许多思想深邃的文学作品，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文人对于这类“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群，似乎有着强烈而执着的兴趣，几乎成为了现当代文学中孜孜不倦探讨的主题。分析下不难看出关注“农民工进城”的意义：（一）他们是社会的弱者，关注他们的生活有社会意义；（二）他们是传统的剩余，大多文化素质不高，研究他们在社会巨变下，思想轨迹的转变很有价值；（三）他们中的大多人的结局都以失败而终，究其原因将引发社会深思。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较早的描写“农民工进城”的小说。有如潘训的《乡心》，小说讲述了在农村衰败后，主人公阿贵成为较早一批由农村来到城市的代表。原本以为从此幸福生活降临，没料到来到城市后，人生地不熟，勉强维持生计都还算困难，阿贵最后灰心意冷。还有王任叔的《阿贵流浪记》也有类似的描写。处于由殖民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的社会形势下，农村的自然经济必然破产。而多年处于传统安逸下的这些农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在身心上都难以接受。即使他们许多渴望着“城里人的生活”，但没有意识到在“城里生活”所需的转变，这必然导致失败。20世纪30年代，作家吴组缃、王统照、老舍等人，对这种社会现象有更深入的描写。在长篇小说《山雨》里，主人公奚大也是被逼进城。老舍的《骆驼祥子》很有名，祥子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的身上拥有着中国人提倡的传统美德，但最终还是以幻灭结尾。这种结局的实质原因，首先是社会环境不好。而来到城市打工的人，全部都因家乡经济破产来到城市寻求谋生。但城市的环境又不能适应，个人本身素质就有限，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只能让生活牵着走，失败是必然的。看着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发现他们身上都有可爱之处，十分同情他们的遭际却也无可奈何。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造，由于没有过渡和引导，对乡村和农民来说，被迫转变没有准备，无法消化，只能不断造成身体和心灵上的困苦。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流趋于稳定甚至停滞。其原因很复杂，大致有：城市的户籍制度的建立，阻挡了农民从乡村涌入城市。这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以农村为题材的描写不再像原先那样对农村的破败突出描写。此时，“农民工”在文学视野中的形象是欠缺的。
21世纪初到现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差距更大。农村的建设走入瓶颈。户籍制的略有松动，造成大批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社会现状的变化，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时期作品有如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以写农民陈奂生的视角，来看城市生活的变化。小说《哦，香雪》写了现代都市文明的文明成果对一位乡村少女的吸引程度，借乡村少女形象，来写出无数的乡村人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之后，社会由于过多的农民工进城引发了诸多问题，使得一部分不得不弃城返乡。这时的文学作品描写的重点仍是以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和想方设法进城的故事。如中篇小说《到城里去》，还有小说《城市里的一颗庄稼》讲述的是名叫崔喜的农村姑娘，为了进城，不惜嫁给死了老婆的30多岁的城里人宝东。小说《富萍》讲了农村姑娘富萍来到城市后，对城市生活产生了留恋，为了留在城市，她婚变后选择了嫁给城里的一个残疾人。有些小说从另外的角度来写农村人进城，它们以进城后的农村人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展开描写。农村人来到城市生活，需要适应城市的环境，从生活方式到价值取向都要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却不容易，小说《北京候鸟》讲述的是来北京谋生的外地人就像候鸟迁徙一样，虽然来到了北京，却不能及时适应都市环境、文化。还有的一直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这些农民工重返家乡，城市生活的岁月成为了一段记忆。文学作品中有较多的返乡者形象，如小说《归去》、《蒙娜丽莎的微笑》、《上海一夜》、《异乡》、《紫蔷薇影楼》等等。看似他们的重返是原地踏步，其实不然。在城市生活的经历对他们将造成一生的影响，城市的生活资料丰富，生活水平很高，生活节奏很快。这些有可能给他们带来正面的影响，亦有可能影响是负面的。
如果说在“农民工”小说中,中国乡村女性与乡村男性一样在时代大潮下抛别乡村走人都市,成为等值的城市民工和城市文明的创造者,这显示出历史之手在善恶纠缠中对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推动力和助力作用,因为大批乡村妇女进人城市,对广大农村妇女的社会化和现代文明化具有值得肯定的意义。当下小说在城市社会的背景下,通过对乡村女性在城市的被工具化、欲望化和客体化存在的揭示,以及她们依然被压抑的性别地位和由此造成的心理与情感的焦虑,展现了作为农民工的乡村女性复杂的命运图景,其价值意义远非一般的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所能涵盖。
参考文献：
[1]逢增玉,苏奎.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农民工”形象及叙事[J].兰州大学学报,2008,(1).
[2]樊星.当代文学中的“农民性”问题[J].文史哲,2009.
[3]熊峰.谈谈我国现代文学中农民形象变化的“轨迹”[J].九江师专学报,1989.
现代文学现象范文
在中国历史上，儿童在文学作品中往往是面目朦胧的群体性形象或者是时隐时现地在作品中起到点缀或者叙事的作用。自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在鲁迅、萧红、冰心等作家笔下，儿童形象具备了崭新的生命特征和精神气质，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艺术形象。本文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儿童形象的分析，讨论当时成人对待儿童的态度以及当时历史发展的轨迹。
一、封建礼教束缚下的牺牲品
在二十年代以前，很多文学作品中，儿童的形象被塑造成封建礼教束缚下的牺牲品，反应了封建思想对儿童的迫害与荼毒。
例如，在鲁迅的《孔乙己》中，店里的小伙计与其他成人一样，以嘲笑侮辱孔乙己为乐。当孔乙己试图让他认字时，他的内心对孔乙己充满鄙夷和抱怨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这个孩子其实与孔乙己一样，都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孩子在封建思想荼毒下，过早的泯灭了童真童趣，心理与成人看客一样，麻木自私。像这样的孩子在鲁迅的作品中还有很多，这些孩子都处于人吃人的封建社会的最底端，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最严重，也最缺乏反抗意识。当成人在个性解放、人权、自由苦苦挣扎奋斗的过程中，这些孩子遭受着比成人更深重的苦难，这是社会性在文学中很大的体现。
二、儿童的纯真年代
二十年代开始，表现自我的社会思潮涌动，文学作家们也将目光集中到儿童的纯真可爱的一面。这一时期的儿童形象，更多的是展现儿童的淳朴天真、活泼自然的天性。例如，在丰子恺的《给我的孩子们》当中，他描绘了自己的儿女瞻瞻、阿宝和软软嬉戏玩闹的场景，场面温馨自然，真情流露：他们要皮球停在墙上不掉下来；要唤月亮出来；为小猫不肯吃糕点哭得死去活来……在这些类似的文学作品中，孩子们的内心没有名利的牵绊，没有世俗的困扰，没有猜疑嫉妒的压抑，是纯真无邪的世界。
三、儿童形象的双面性
二十年代中后期，文学题材不再拘泥于个人的情感世界，而是进入到了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进入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发展风云突变——大革命失败、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升级，很多作家也被卷到了政治的风口浪尖。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对于儿童个性的体察很少，更多的是让儿童肩负了拯救民族存亡、左右阶级发展的重任。到了四十年代，全民救亡运动发展到了顶峰，儿童要么成为了动荡时期风雨飘摇的小舟，要么成了具有反抗和斗争意识的小英雄。
（一）乱世漂泊的儿童形象
这一时期，很多文学中都表现了儿童在乱世中孤苦无依、艰辛度日的窘迫生活遭遇。比如茅盾的《少年印刷工》中，赵元生就是一个生活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期的、饱受失学痛苦，饱尝学徒生活艰辛的儿童形象。他对知识充满渴求，对命运充满希冀，对成功充满渴望，但是现实将他的希望和梦想都摧毁了，他只能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屈服，挣扎着度日。这一时期的儿童形象，反映了社会动荡对儿童成长的影响与摧残，也反映了作家对儿童的关注与担忧。
（二）小英雄形象
七七事变”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战火弥漫整个中国大地。此时中国的文学思潮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民族战争以及与之有关的救亡思想凌驾在一切思想之上，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批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小英雄。例如，在丁玲的小说《一刻未出膛的枪弹》中，塑造了一位十三岁的红军小马夫的形象，小马夫因为躲避空袭而掉队，荫蔽在乡间。在此期间，
转贴于
他向群众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唤起人们的战争觉悟。后来，他被追捕的东北军士兵搜出，但是他仍大义凛然，坚持宣传抗日主张。东北军连长在孩子义正词严的驳斥面前，羞愧得无地自容，把上膛的子弹退了下去，放走了小红军，并萌发了投身抗战的信念。
四、新中国的儿童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是当代文学发展的繁荣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多把少年儿童塑造成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形象，具有较强的教化”意味。例如在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中，王葆是一个有点儿矛盾的人物形象，他既想追求进步，又想不劳而获，最后在大家的帮助和教育下，终于放弃了自己的错误思想，形成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五、多元化儿童形象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科技不断进步，儿童形象也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的儿童形象，有矛盾、有彷徨、有迷茫、有憧憬，但更多的是对梦想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希冀。
例如，八十年代初期，小说《蓝山》讲述小主子二夯一开始看不上他爹的雇工小侉子，后来又被小侉子顽强拼搏、吃苦耐劳的精神感动，开始发奋学习的故事。故事里对于二夯的精神世界刻画的比较丰富，但是对于这段经历在小侉子心中留下了的影响，又是什么呢？这值得我们去探讨和关注。
九十年代初期的《男生贾里》，描绘的是一个热情、聪明、善良、又常常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男孩形象。作者秦文君文笔轻松幽默，反映了当时少年的精神风貌。
九十年代中末期开始，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商品意识逐渐渗透进文学作品中。此时的儿童形象也呈现更多样化、个性化和开放化的特点。
结束语：
现代文学现象范文篇3
“他性”与“想象界”
“他性”是一种哲学语言，即事件的外在性。①文学所描述的世界存在于读者之外，实际上表现着这种“他性”。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阅读所理解出来的世界和自身生活的现实世界没有直接的联系，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感，读者要深入其中，需对其进行解读，从而架起真实世界与文学塑造的想象世界之间的桥梁。
相比较电影和报纸，杰姆逊认为它们同样属于“他性”，一切仍发生在外界，和人们生活没有直接的联系。但相同的信息出现在电视上时，“便失去了他性，因为电视是你家庭的一部分”。②视听结合的电视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出现在受众面前时，受众直接生活在其营造的想象空间中。随着人们对信息的需求，电视不仅成了人们接受信息的重要渠道，同时也融入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电视安放在你自己的起居室里，他加入了你的生活，它上面出现的形象也可以说是属于你的。”③受众不经意地利用电视在接受信息时，实际上参与了电视所建构的想象世界，成为这个想象世界的一部分。
“想象界”是萨特的一个重要概念，他“将其作为一种感知形式，并是与现实事物的发展相联系的形式。”他认为想象是真实的，“没有任何东西是虚构的”。④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模糊“想象界”和“实在界”界限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杰姆逊借助“形象”一词，对文学到电视“想象界”和“实在界”距离感的消失加以解释，认为形象“是以复制与现实的关系为中心，以这种距离感为中心的”。⑤“形象通过否定存在而与存在相联系”，意味着形象“使存在非真实化”。⑥融入大众日常生活的电视正是用影像，使受众感知的“想象界”与生活的“实在界”之间距离趋于消失。
文学和电视的受者在接受信息时，角色实际上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依赖于作者的观察和经验的积累，他所呈现的世界和读者的日常生活没有直接的联系，读者要了解其意义，更多体现在读者对其解读过程中所扮演的主动角色。电视出现后，传播生态发生了质的变化，正如戴维・阿什德所说：“某人的能力往往根据他的交流表现来衡量，而这种表现越来越与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的直接和间接的操纵有关。”⑦电视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实质上是对受众的一种控制，受众更多是被动地接受信息，处于其塑造的“想象界”之中并参与其建构。
消失动因：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解读
后现代主义是在批判和反省西方社会、哲学、科技和理性中形成的一股文化思潮。⑧目前，很难精准地表述其概念，其自身反对解释和反对权威的观点，更使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反对界定其主义。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就曾说过：“如果说‘后现代主义’一词确有所指的话，则最好还是把它看做是建立在现代性特征基础上与文学、绘画、造型艺术和建筑相关联的形式或活动。它指涉的是对现代性特征的审美观方面。”⑨
后现代主义和文化总是紧密联系且互相融合。世界多极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加速了世界各地的交流，使得不同地域的文化在新时期呈现出新的特征。后现代社会中，“个人对时间和空间的感受产生了新的变化，历史的深度消失了。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叙述化、零散化、无深度等概念是这个社会的主要文化特征，‘后现代主义’是对这些特点的概括。”⑩杰姆逊在深入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轨迹后很好地概括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为我们探讨文学到电视“想象界”与“实在界”距离感消失提供了理论解释的依据。
“我们的世界，起码从文化上来说是没有任何现实感的，因为我们无法确定现实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⑾作为早期接受信息的重要渠道，文学在后现代社会逐步淡出普通人的视野，相反电视改变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它视听结合，图文并茂，满足了当代人对信息的快速需求，其在银幕上塑造的“想象界”看似远离观众的生活，其实已深入了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电视观众在被动接受信息时，想象的过程实际上被省略，这恰恰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反解释、无深度、无中心特征所力求表现的。
文化迷途：距离感消失的冲突
电视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一环，虽然促进了人们与外面世界的联系，但其塑造的“想象界”和大众生活的“实在界”距离感消失后所带来的冲突也日渐明显，受众在被动接受信息时，实质上已经陷入文化的迷途之中。
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的扩展已是不可回避的话题。“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是无所不包了，文化和工业生产及商品已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消费品。”⑿市场经济加速了经济发展，文化也改变了自身品位，与商业紧紧地缠绕在一起。观众利用电视接收信息的简单过程，实质充满了被商品化的信息和电视生存的密码――广告。与文学所代表的高雅文化相比，“想象界”和“实在界”的距离意味着读者可以追求高的生活标准，其主动解读文学意义的过程可以谓之自身“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但后现代主义下的电视媒介，这种“逃避现实”已经不复存在，“想象界”和“实在界”距离感消失背后是电视“把关”后的文化控制，更是市场经济下的商品控制。
电视“想象界”和“实在界”距离感消失，受众其实处在相当尴尬的地位，一方面要利用电视接受信息，另一方面却被这种信息商品化控制，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冲击下，观众实质上趋于“异化”。萨特认为“想象界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企图达到的目的，就是使事物非真实化。”⒀电视为这种非真实化提供了便利的渠道，受众陷入“想象界”和“实在界”边界模糊的冲突中，越来越困惑。
结语
文学到电视，受众角色从主动地解读意义到被动地接受信息，发生了深刻变化。杰姆逊曾说过：“在电视这一媒介中，所有其他媒介中所含有的与另一现实的距离感完全消失了，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可以说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精髓。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特征就是距离感的消失。”⒁但在其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下，“想象界”和“实在界”距离感消失更是一个文化冲突的过程。电视在市场经济下的生存之道，隐藏了更多的商品文化信息，受众接受信息的过程成了被消费文化控制的过程，这就导致“想象界”和“实在界”距离感消失后，受众陷入了文化的迷途。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⑩⑾⑿⒀⒁杰姆逊讲演，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2版
⑦戴维・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M]，华夏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7页
⑧baike.省略/view/847.htm?fr=ala0_1
现代文学现象范文篇4
一.现代文学中构建民族形象的必要性
现代文学民族形象的生成与构建，一方面是对现代文学史民族”维度的强调与扩展，是对文学发展与民族意识的辩证考察，另一方面也是为处在当今世界”与民族”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提供发展经验与策略。虽然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主义已经逐渐成为了普适理想，然而在一个多世纪的时光流转之后，民族”依然是无法被替代、也不能被忽视的历史形态与社会存在。在中国古代语言词汇系统中虽很早就出现了中华”、民”、族”等词语，但却从来没有启用中华民族”来对自我进行整合与归纳。直到20世纪初，在残酷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受西方现代民族理论刺激，中华民族”方才出现在了汉语词汇系统中，这个词汇一经问世，就很快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严峻化，突破了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成为了一个被整个民族群体广泛接受并频繁使用的词语。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如此广泛的适应性、如此蓬勃的生命力，关键还在于它所唤起的凝聚力与共同感。其产生的特殊语境与其独特的发展规律，使得它在建构方式与内涵设定上都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也由此获得了勃勃生机。
二.现代文学民族形象”的生成与建构
2.1走出传统意识的束缚
在漫长而悠久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在区域中心优势地位的支撑与超稳定文化结构的维护下，形成了中国”式的自我中心意识。这种中心意识使得中华民族获得了一种稳定感，而在这稳定感之下又滋生出优越与自信。为了强调自我与他者之间明确的界限和高下，用来对自我与他者命名的词汇的感彩相差极大。用来指称自我的华”，在古代汉语词汇系统中，最初是指美丽、盛开。与华”作用相等的夏’，也含有盛大之意。而用来指称他者的夷”，或者与具有相同功能的蛮”、戎”、狄”等词语，则大都带着贬义甚至是歧视的色彩。传统的中华民族确立并巩固了自身的中心地位，却也必然本能地排斥他者的影响，阻隔了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和融会很容易转向忽视他者的盲目。中国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在现代文学构建民族形象的发展中必然会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现代文学是在与国际接轨的环境中成长的，中国现代文学民族形象的生成与构建绝不可能只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下长期持续。在走出传统意识的方式上，可以采取翻译和吸取外来文化的方式、与国外学者进行思想交流的方式、或者从小开始培养学生思想上的创新，以新的教育方式来培育现代文学新的民族形象”的种子。
2.2人物的塑造与民族形象
在文学范畴内考察，成功的人物形象”要符合三个层次的要求，作为核心层的人性，作为中介层的群体性，作为表层的个性。作为一个拥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学人物形象，首先要在普遍人性的角度与读者形成共鸣，其次要以群体性来对普遍人性进行具体化，再次要以富有独特个性的人物来使人性、群体性的意义得以传达。对于现代文学中作为民族形象”的人物形象”来说，除了具备文学性的追求之外，还要对民族意识，尤其是民族自我意识的主体性、能动性要求做出回答。民族形象从作为普遍社会命题的那一刻开始，就面临着民族意识与文学追求两方面的内容。而在迫切的形象焦虑之中，民族意识的要求往往会成为一个高于文学追求的终极目标问题本身的规定性决定了，现代文学中作为民族形象表征的具体人物必须表现出新的要求与规范，其中群体性的意义要凌驾于个性、人性的要求之上。
2.3与民族意识形成呼应
现代文学现象范文1篇5
跟据学者王宁的分析，五四时期至三十年代后期是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浪潮[1]。当时在诗歌上的艺术探讨，最主要得力于以戴望舒为首的现代派作家群[2]。他们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诗歌艺术所影响，从而对本身的创作加以模仿以至接受，并作进一步的创作。这群诗人中，卞之琳正是当中较特别的一位。事实上，他既借鉴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诗歌创作，并有一种选择性的接受过程，从而吸收当中的养份来转化成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本文将会以此作一个讨论。
本文将分为四个主要部份，首先将会对本文所指的「欧美现代派文学作一个适合讨论的界定，其次再解释「接受和「转化两个概念和关系，接着再分析卞之琳诗歌的接受和转化情况，最后在他的诗歌中，选取三首作品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及讨论，务求提供一个完整的论述过程。
二、欧美现代派文学的界定
对于何谓「现代派，还是「现代主义的讨论，这是一个十分宽阔的范畴，一直以来的讨论也十分炽热。例如现代主义是一种美学倾向和精神，现代主义和创作方法跟美学有密切的关系等方面的描述。而在中国较为著名的两种意见发表人正是王宁教授和袁可嘉先生。
以时间上来说，袁可嘉先生是中国较早研究现代主义的一位学者。他在《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中认为，现代主义文学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文学思潮，「是一个包括象征意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和超现实主义文学六个流派的总称。[3]而就诗学来说，象征意义、表现主义和意象主义是当中具有影响力的东西。总括来说，袁可嘉对「现代主义的界定可以用「五国六主义来括概。
可是，另一位学者王宁教授却并不认同袁可嘉的说法，他认为「现代主义其实具有两种含义，即是指宽泛的现代主义创作原则，挑战传统文学理性和现实主义文学。另一种含义由他对外国的研究中所研发，例如在《现代主义：1890-1930年》一书中，已指出现代主义文学已成了一种历史现象，王宁便从中认为它的另一个含义是「作为文学运动和思潮，它应该被视为一个由诸多流派所组合成的结合体。[4]
综合而言，笔者总结上述两位学者的意见，认为现代主义有广义和狭义的意义。在狭义来说，它指一个已经发生了的文学思潮运动。在广义来说，则指一种反抗传统写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这一些创作原则，既有属于象征主义的，亦有属于意象主义的。笔者并不赞同它们被视为一个如袁可嘉所指的「流派的总称，因为每一种主义的文艺观未必相同，例如未来主义者具有反传统的倾向，但另外一些象征主义诗人如叶慈等却具有重视传统的一面。此外，据西方学者，认为它只是一场历史亦不能接受，因为普遍大众和学者已将「现代主义注入一种史学以外的美学讨论，不能令人容易接受。由此可见，现代主义本身极具复杂性，难以作出如科学化的解释，而笔者在本文中，综合袁可嘉和王宁的观点，作出取舍，以定一个可以讨论的框架，以广泛的现代主义来说明。
三、卞之琳诗歌的「接受和「转化关系
在文学上，所谓的「接受(reception)，其实有数个方面的指涉，而现在则指一个作家如何接受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作品，重点放在「接受者(即是
作家)对文本(Text)的诠释和产生出的创造性意义。而这一个意义产生的过程并非每一个接受者也会相同，它是受到接受者的「接受屏幕[5]所影响，所以同一样东西，来自不同的社会及文化背景的甲和乙所接受到的东西也会不相同。
另外，所谓的「转化(transformation)，即是指一个作家在吸收另外一个作品或文学体系的影响后，从而化用在本身的文学创作上。这一种的创作在背后已有作者主观的文艺价值取向，使到被影响而创作的东西在艺术取向上和原本的东西有所分别，这正是作者经过艺术选择之下而形成的独特艺术风格。
由此可见，「接受和「转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一个作定受到某一种文艺所影响，而他会根据本身的「接受屏幕来选择接受那些东西。当他选择后，他便会将那种被选取的艺术取向融入自己本身的创作之中，并作出必要的消化变形(appropriation)[6]，再创造出另外一种艺术特色出来，这一个由吸纳到再创造的过程，有助继承和发展原来的特点。
当时，西方象征主义[7]的诗歌艺术对卞之琳是产生了影响的，他亦对象征主义有所接受，并且从一个接受到转化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一种独特的智性诗歌风。卞之琳最初接触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时，已经对象征主义「一见如故，并谓自己的诗乃是有意仿照魏尔伦[8]。他对象征主义诗歌的钟情，一来由于他的老师梁宗岱的影响[9]，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象征主义的题材取向和艺术形式和卞之琳本身的诗歌风格取向有接合的地方，从而发挥象征主义的内在涵意丰富的特点，提炼成一种知性上的关注，深化作品内内容，达至意象和意义的配合的内在意义。
由此可见，他有意识地根据本身需要来选择接受的地方，由早期借鉴波特莱尔和魏尔伦的诗法，以至到后期向后期象征诗人如雷里瓦等人学习，再应用在他的创作上，可见他的接受是有取舍的。卞之琳避免象征主义晦涩难懂的风格，受本身文化影响，形成一种清新的文字风格，意象的选择亦避免艰深，以反映内在精神世界为标准。而在题材上，卞之琳亦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智性取向有所选择和转化，把感性和理性融合，增强新诗的理趣，注入哲理性的沈思，表现一种独特的东方智慧，把西方的象征主义演化入自己的作品里，中西诗学得到融合。
因此，卞之琳的诗歌，并不如一些学者如袁可嘉所言，仅是借鉴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融合古化欧，其实当中是涉及一种诗歌艺术的再创造，并非全部接纳，反而，保留本身的优点，并向西方学习，形成卞诗的独特风格。否则，若如李金发般，只一味全盘接收象征主义的形式，只会得出一种失去诗味的东西出来，叫人难涩难明。
四、文本分析部份
接着，笔者将会选择三首卞之琳的著名诗作，作文品细读式的分析，从而体现他对象征主义的接受和转化，再创造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三首作品分别是〈长途〉、〈断章〉和〈白螺壳〉[10]。选择它们的原因是因为这三首普遍可以代表卞之琳的两个创作时期的特色，由最初接受魏尔伦到最后接受瓦雷里等人的后期象征主义特色。
1.〈长途〉的尝试
〈长途〉是一首属于卞之琳早期的诗歌创作。他接受象征主义的时间大概是三十年代，而〈长途〉则写于1931年。袁可嘉认为这首诗「有意模仿魏尔伦的一首无题诗的整首各节的安排[11]。卞之琳亦指写蝉的诗句是受瓦雷里启发[12]。在内容上，诗中透过一连串意象的营造，用「旷野、「蝉声、「太阳和「杨柳等刻划一个灰色调的城市画面，从而把城市描述成一片死气沉沉，这首诗无论在主题的取向，以及艺术形式的安排，明显受当时法国前期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子。可是就艺术有价值而言，它的成就并不高，诗作品的歧义性(ambiguity)并不高，反而较为单一。另外，整首诗的语言之间的张力(tension)亦不足够，大大减低它的可读性，反而因为意象之间的普通化和简单化，使这一首诗的艺术成就并不高。
虽然〈长途〉只是徒具象征主义的形式，但是这一个尝试却有助诗人的发崛，使卞之琳的诗歌艺术日趋成熟。
2.
哲味深长的〈断章〉
标志着卞之琳诗歌艺术形式及题材的转化成熟的诗歌正是〈断章〉。这一首诗写于1935年10月，全诗只有短短的四句：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它虽然短，但却富有哲理，意味深长，引来不同的评论家对它作出分析，写下洋洋万字的评论。由此可见它的吸引力。例如余光中曾经指出，这一首诗有一种交相反射，层层更进的情趣，更阐明世间上万事万物的相对概念[13]。学者张曼仪女士亦指它把相对境况并列而层递推移，物我关系互相变易，境中有境[14]。
笔者认为，一首只有四句的诗能够吸引起广泛的讨论，一定和它的「内部肌质和「逻辑结构有关。首先在「逻辑结构上，它的内容十分简单，写「你「看风景人「明月和「别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基本上是没有具体的内容可言的。但是它的「内部肌理却十分有趣，尤其是在歧义(ambiguity)这一点上，它更引发很多的联想，不同的人感悟到不同的东西和理趣出来。它透过主客两体的易位，把「矛盾语(paradox)加剧，本来位于主体的「你在桥上看客体「风景，但转到以「看风景人在主体看「你，即「你又可以是一个客体。主客的认识，在乎你所位处的角度，而这种主客互调的相对关系，又正正是构成世界的原素，增强诗歌的艺术性，大大加强它的「张力。
整首作品中，作者选择用「风景和「明月作为意象，更加深诗中的象征意义，令歧义性更加复杂，不同的人可以各自解释当中的意义。但是，这一首意义深长的作品却没有晦涩难懂的问题，反而令人一看再看，实有赖作者接受象征主义中的表达内在哲理的命题倾，加上融化本身的艺术取向，使到诗中的表达十分畅达，令人一看明暸，它可说是卞之琳的代表作。
3.
成熟的白螺壳
最后，〈白螺壳〉是一首较晚的作品，写于1937年。当时作者的创作经验已相当丰富，因此这一首诗可谓卞之琳诗艺最成熟之作，艺术技巧十分高，主题的歧义性(ambiguity)亦恰到好处，虽然未至于如〈断章〉及〈鱼化石〉般丰富，但是却有了一个较清晰的方向，指向人生至善至美的境界追求。诗中借「空灵的白螺壳，这一个意象，串连整首诗，引发诗中人的反思，「我感叹你的神工「你的慧心啊，大海而因为纯白而不留纤尘，从而引发出联想，由人生的困境至世情的处置也涉及其中，并以追求人生理想为目的。但最后妙的地方在于作品最后的部份：
「檐溜滴穿的石阶，
绳子锯缺的井栏—
时间磨透于忍耐
上述的情况事实上是不会发生的，石阶不会穿，井栏不会被锯缺，所以加以反讽(irony)，「黄色还诸小鸡鸡「玫瑰还诸玫瑰，原来所有的东西也没有改变，经历坎坷受尽得失，到头来只剩下一串「宿泪，人生受挫折而欷歔。整首作品的陈义极高，指向人生哲理的命题，而艺术技巧亦十分成熟，意象架构合理，可说是卞之琳的成熟诗作。
六、结论
卞之琳评价自己的诗歌创作时，认为「规格本来不大，我偏又喜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15]。再阅读他的诗作，笔者认为他的诗作的确具有哲理性的内容，而且表达恰到好处，不会习染西方象征主义的晦涩病弊，反而接受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在取材上和艺术形式上的优点，写成如〈断章〉和〈鱼化石〉般意味深长的诗歌。这一种特色，既符合艾略特对诗歌的主张，「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又融入本身的诗艺追求，融古化今，寻求智性的理趣，可以肯定他在中国现代诗坛的席位和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先行者，实非过誉。
[1]王宁：〈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命运〉，收录在王宁着：《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页189。
[2]1935年孙作云发表《论“现代派”诗》一文，把当时有相似倾向的年青人的诗歌创作概括为“现代派诗”。
[3]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边界线》，收录在袁可嘉着《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页7。
[4]王宁：〈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命运〉，收录在王宁着《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页189。
[5]可参考乐黛云：《比较文学简明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02。
[6]可参考乐黛云：《比较文学简明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07-108。
[7]象征主义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河，它的得名由法国诗人让·莫雷阿斯(JeanMoréas)在巴黎《费加罗报》首先提出。它重视写个人内心感受，并透过建构意象来表达，详细内容可参考袁可嘉着《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的第五章。
[8]可参考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9]梁宗岱曾留学法国，回国积极译介象征派诗，并希望建立象征主义诗学。
[10]本文依张曼仪编：《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所收的版本。
[11]袁可嘉〈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收录在袁可嘉着《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页91。
[12]张曼仪：〈卞之琳论》，收录在张曼仪编《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页262。
[13]余光中：〈诗与哲学〉，收录在张曼仪编《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页299。
现代文学现象范文篇6
【关键词】象征性艺术观念；现代舞教学；培养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7-0230-01
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现代舞的产生与发生也是艺术和时代经济发展下的产物。但是，与其他艺术形式不同的是，现代舞可以借助简单、直接的肢体语言表达一些深刻的情感和社会内涵，从而达到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为了确保现代舞表演能够达到这一效果，在现代舞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生象征性艺术观念的培养是十分必要的。
一、培养学生象征性观念的必要性
作为一种具有较高抽象性艺术特点的肢体语言艺术，现代舞之所以能够打破数百年来以芭蕾舞为主导的发展桎梏，表达自由的时代精神和情感姿态，主要是因为现代舞表演艺术家们可以通过一些抽象化的肢体语言，将舞蹈中隐含的精神宣泄出来，并借助舞蹈动作将其传达给观众。如果学生在学习现代舞时，没有象征性特征的艺术语言来帮助他们理解和认识有关的现代舞知识和内涵，就无法在其心中形成相应的象征性意识和艺术观念，导致学生最终学习到的舞蹈动作是形似，而神不似，在表演时缺乏艺术性，不能达到良好的表演效果，无法让观众从心理上产生情感共鸣，从而影响现代舞的发展。
二、培养象征性观念的措施
（一）培养专业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
对开设了现代舞科目的学校来讲，要想培养学生象征性艺术观念，就应当拥有一支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师资队伍。对现代舞教师来讲，其不仅需要将专业知识与创新理念充分融合起来，还需要将自身的艺术修养和人文精神融合在一起，使其能够在学生的心目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从而在教学期间完成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塑造学生人格、陶冶学生情操的教学目标。[1]
（二）强化对学生知识内涵的培养
对现代舞教师来讲，要想完成培养学生象征性艺术观念的教学目标，就需要从现代舞科目的课程教学工作入手，通过专业知识的传授，让学生在理解现代舞相关知识的基础上，观察舞蹈家们在舞台上的表演动作，明确不同类型现代舞所象征的舞蹈语言，从而为理解舞蹈语言象征性奠定良好的基础。
如果学生接触到具有隐喻的现代舞作品，但不具备可以理解现代舞专业知识和内涵的能力，便只能模仿这些舞蹈动作，而对艺术家们演绎的现代舞作品的风格没有更深层次的了解，获得更深层次的熏陶。因此，现代舞教师要想培养学生象征性艺术观念，就需要传授其专业知识和内涵。细数当今现代派舞蹈艺术家们的作品，例如丹妮丝的《莎乐美》《眼镜蛇》；玛莎格雷姆的《悲歌》《崇敬》等，都包含了较为明显的象征性特点。[2]
F代舞教师在教学期间，要让学生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每位艺术家舞蹈作品的肢体语言表达方式，把握其个性化的艺术表演风格与舞蹈作品的深层次内涵，从而在提升学生艺术涵养的基础上，培养其象征性艺术观念。
（三）培养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
从现代舞艺术表演形式来看，如何将艺术魅力更好地植入到学生的大脑中，成为了当前现代舞教学的重要内容。象征性艺术的存在，可以在学生大脑中形成一个丰富的艺术世界，让学生更好地感受现代舞这种艺术形式。就现代舞本身来看，其存在的重要价值不仅仅是其作为一种舞蹈种类的意义，而是以真实表达生命活力作为自己的全部语境。[3]例如，邓肯的《马赛曲》就是以其本身无法阻挡的热情叙述和动态形势来表达夺取自由战争的信念。20世纪50年代安娜的《房间》就是靠竭力挣脱具有象征意义的椅子的动作，来寓示缺乏生活乐趣，被生活拖拽了自由的悲哀，以及普通人向往自由生活的迫切愿望。
三、结语
就现代舞而言，因为其本身是一种具备较高艺术特征和丰富舞台肢体语言的现代艺术形式，象征性则是支撑现代舞艺术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现代舞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以培养学生象征性艺术观念，借助相应的措施来完成该科目的各项教学工作，提升其整体教学质量和水平。
参考文献：
[1]梁馨，马栋梁.论象征性艺术观念在现代舞教学中的培养[J].高教论坛，2009，（10）：94-96.
现代文学现象范文1篇7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由于受多重因素影响，书法美学的发展不得不暂时中断下来。直至70年代末，在我国学术界“美学热”的直接催动下，书法美学才又异军突起、重振雄风，历十余年而不衰，从而打造出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书法理论发展史上最耀眼的辉煌!
1978年前后，有感于“要提高书法的创作和欣赏的水平，很需要从美学上对这种相当抽象的艺术作一些唯物主义的分析，把它同现实生活的固有的联系明白地揭示出来，破除各种唯心神秘的说法的影响”，刘纲纪便“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断断续续地写成”了一部《书法美学简论》。刘纲纪的《书法美学简论》不仅是本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第一部书法美学专著，而且也是整个20世纪我国第一部书法美学专著。在刘纲纪之前，所有的书法美学议论皆不具备“专著”形式，它们或为演讲稿，或为单篇论文，或为其他专著之一节，或为论述其他问题附带之议论。但《书法美学简论》却是以“专著”形式写就，并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当然，就“专著”而言，《书法美学简论》的分量却颇为有限，特别是在今天看来。《书法美学简论》全书仅七万余言，即便加上一些附图，亦非常单薄，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小册子”。在内容上，无关紧要的第四章“书法艺术的发生发展”竟占了近一半篇幅，只剩下三万余言篇幅被“书法美的现实根据及其特征”、“书法美的分析”与“书法美的欣赏”三章占据，中间一章一万余言，前后两章各只有数千言，可见，《书法美学简论》也就是由三篇并不太长的相关论文连缀而成。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单薄”的《书法美学简论》，由于问世于特定的历史时刻，却迅疾产生影响，引发了一场持续两年左右的书法美学大讨论。刘纲纪在书中提出：“书法不能像绘画那样去具体地描绘现实中的各种事物，它是通过文字的点画书写和字形结构去反映现实事物的形体和动态美，并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感情的”，而反对用抽象主义美学“来解释中国书法艺术的美”，因为，在他看来，“抽象主义美学所说的‘抽象’，是说绘画、雕塑都是‘非物体的艺术’，也就是不以具体事物为描写对象的艺术，不包含任何一点对具体事物的描绘，绘画和雕塑中的各种形体、色彩、线条，都是艺术家依靠他内心的神秘直觉活动创造出来的，是脱离对自然的模仿而绝对自由的，是一种同现实没有丝毫关系的存在。这是一种裸的神秘的唯心主义谬论”。针对刘纲纪这一“书法是形象性的艺术，或者，至少不是抽象艺术”的观点，姜澄清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异议，而明确主张“书法是抽象艺术，毫无什么形象性可言”。其后，便出现了支持“书法是形象性艺术”与支持“书法是抽象性艺术”的两个大的阵营和坚持其他观点的第三阵营。
在“形象”派阵营中，可以金学智、白谦慎为代表。金学智在讨论中一连托出两篇文章《书法是所谓“抽象的符号艺术”吗?》、《也谈书法艺术抽象性的有关问题答陈振濂同志》，认为：“《简论》试图用反映论来解释书法现象的动机和努力及其部分成果是值得加以肯定的，应把书法美学的研究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上；《简论》对于书法，既强调其形象性，又强调其抽象性，这一观点也是辩证的。这种学术上的拓荒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不容否认，形象和形象思维的问题与文艺现象是息息相关的。长期以来艺术实践和学术讨论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否定形象或形象思维，不但不利于文艺理论和美学的研究和发展，而且不利于文艺创作和欣赏的实践。那么，以书法的‘抽象性’来否定‘艺术必须是形象性的’这一原理，其误正同。”白谦慎的文章题为《也论中国书法艺术的性质》，他主张:“书法家是在塑造直接诉诸视觉的书法形象的过程中，通过具体生动的书法形象来表达感情的。”“指出书法是形象的艺术，并不等于说书法就没有‘抽象’性。实际上，书法是一种‘抽象’性很强的艺术。”“书法是汉字造型艺术。就其性质来说，它是一种形象的艺术。和文学、绘画、雕塑、戏剧等艺术相比，书法又可以说是一种‘抽象’性比较强的艺术。”
支持书法为“抽象艺术”一派阵营最庞大，其主要论者有沈一草、许光、陈振濂、陈方既、周俊杰等人。沈一草在具体认定书法是“线的意象艺术”的同时，又主张在大的方面书法还是归属“抽象艺术”的，他说：“(书法)这样的艺术形象不是具象的绘画，也不是抽象绘画那样的色块和单纯线的形迹，或取意于人，或取意于自然现象，而是或取意于万物，经过迁想妙得而升华创造的线的意象艺术，它可以而且应该归属于抽象艺术的大纛之下。”许光写出《书法艺术中的抽象美从“抽象绘画”所想到的》一文，认为：“在我国的视觉艺术里面，绘画、雕塑、建筑等，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抽象性，而唯有书法的艺术性，完全符合这种艺术的抽象性。”“汉字发展到了它的高级阶段，书法艺术也形成了具有规律的，有法度、有趣味的抽象艺术。它不直接塑造客观世界的具体物象，但通过点画线条的变化来完成通篇的搭配和布局，并显示出各种动态神情、风韵气势。”陈振濂通过《书法是“抽象的符号艺术”关于书法艺术的性质讨论的一封信》，亮出了自己的鲜明观点：“大作问及的是：‘书法是抽象的符号艺术吗?’其核心是问书法属不属于抽象的符号艺术，而不是问书法等于不等于抽象的符号艺术，那么书法显然是属于的。如果倒过来说抽象的符号艺术等于书法，还可能会引起人们反驳，因为符号中除了汉字之外还有其他，但书法却无疑是抽象的符号艺术中的一种。”“书法之所以被认为是抽象艺术，正因为它的既成形态是符号而不是具体形象。表意还是造形，这是书与画之间的区别；但抽象还是具象，判断的根据是形式。”“只要书法(文字)的总体是表意的抽象符号，它就只能属于抽象艺术。不能因为它的起源是模拟自然物象，或还有极个别字保留着物象的残痕而否定这一点，对篆隶书而言是如此，对整体上的书法而言更是如此。我觉得下结论应该从总体出发而不是从局部出发。”陈方既、周俊杰、王乃栋三人的具体提法各异，但主旨赞同“抽象艺术”说而反对“形象艺术”说却是一目了然的，他们说：“书法是一种抽象的造型艺术。一般的造型艺术，如绘画、雕塑等以模拟或表现现实形象而被称作形象艺术的话，书法是不能被称作‘形象艺术’的。因为它不模拟现实形象和它们的形体和动态，其点画、书体、造型都不是也无须反映客观现实形象。”“抽象艺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渊源和深厚的历史传统。不仅音乐、建筑、工艺美术（其中很大一部分）基本上是以抽象为其主要的特征，作为不能再现客观物体特征的书法艺术，则更是纯抽象的意象艺术，从整个世界艺术史来看，书法艺术是世界艺术史上抽象艺术的前驱，我国是抽象艺术的故乡和发源地。”“书法应该是一种以书写文字为表现方式的抽象性的艺术，它不能具体地反映出现实物体的各种形象，但却能经过人的思维抽象地反映人们的感情、气质和自然界物体的精神和动态。”
参与这场书法性质问题讨论的第三派论者，既不赞同“形象”说，亦不赞同“抽象”说，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第三派论者中的代表人物可推秦裕芳、许之微、陈训明、王邦虎和詹绪佐、周宗岱、何志平、王世德等人。他们的观点主要有这么几种：一、“书法是直接反映精神的艺术”。二、“书法家每每通过自己的作品将人们带入创作时涌出的艺术意境中去。这意境不是自然主义地模写现实，也不是抽象地空想的构造，它是对生活的极深刻的概括和总结，是从浓郁的感情中涌出的。如同其他艺术一样，书法艺术的本质和灵魂终在抒发思想和感情”。三、“书法艺术的表现胜于再现，它不仅可以表现形象的美，而且可以表现抽象的美；不仅可以表现客观世界，而且更重视表现主观世界。因此，把它称为一种表现性艺术，显然更为合适”。四、“书法艺术是书家在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认识下，以汉字为客体，经形象思维，使情感与之熔为一炉，而以形式美见长的造型艺术”。五、“书法，是以文字的点线组合来抒情达意的造型艺术。在书法中，‘点’实质上是运行距离极短的‘线’。书法之美，归根到底，就是线条美”。六、“书法是以富于变化的笔墨点画及其组合，从二度空间范围内反映事物的构造和运动的规律，从根本上说就是对立统一规律”。七、“书法艺术……不像绘画那样可以摹画出事物的外貌，不像小说可以写出具体人事关系、因果和演变情节，而是基本运用毛笔，通过写字，在组织安排点画线形、间架结构、节奏旋律、气势变化上，抒情写意，动人心情，间接反映出形成这种审美感情的生活”。
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个时间段里，书法性质问题的集中讨论因是书法美学研究的一个突出“事件”，故而给予了大篇幅的具体介绍。除此之外，稍前稍后都有颇具分量的论文、论著。以论文而言，令人瞩目的就有秋文(叶秀山)的《中国书法艺术的特点》、金开诚的《中国书法的艺术特征》、尹旭的《试论书法美》、李泽厚的《略论书法》、章祖安的《模糊・虚无・无限书法美之领悟》、陈振濂的《线条构筑的形式兼论书法艺术创造与汉字的关系》和《线条运动的形式论书法艺术的时间特征》、邱振中的《运动与情感》、宁润生的《论书法艺术的优势和欣赏层面》、毛万宝的《论中国书法艺术的本质构成》、韩玉涛的《书法是写意的哲学艺术》、金学智的《书法多本质性探讨与历史流程描述书艺本质论上篇》和《形式・符号・主体书艺本质论下篇》、白鹤的《书法美学方法论批判》、安旗的《书法艺术特点新探》和宋民的《书法是人类抽象审美情感之表现》等；至于书法美学方面的重要论著，则有金学智的《书法美学谈》、叶秀山的《书法美学引论》、邱振中的《书法美学引论》、陈方既的《书法艺术论》和《中国书法精神》、周俊杰的《书法美探奥论书法欣赏》、天白(尹旭)的《书法美》和《书法线条美的发现》、陈振濂的《书法美学》等。由于篇幅限制，笔者无法也无意将这些论文、论著的观点及其学术价值加以一一叙述，但“列目”本身亦可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认定与评价。
在整个20世纪，书法美学的崛起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20至60年代，书法美学从“无”到“有”，新学科的雏形初步确立；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书法美学从“小”到“大”，涌现出一大批系统而丰硕的成果；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书法美学转入沉潜期，继续向纵深处掘进，终于成为一块耀眼的“人文学科的新大陆”。而今，已步入21世纪，回顾20世纪特别是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书法美学研究，我们感到分外激动、分外自豪，同时也感到一种责任，这就是应该给它们以实事求是的学术评价。
由于受乾嘉以来学术传统以及当代欧美艺术研究风气的影响，目前国内相当部分书法学者只注重个案研究，除史料钩沉、碑帖考据、书家介绍与技法探讨外，概无兴趣，且竭力贬低书法美学研究，认为书法美学研究是一门“空疏”的学问，华而不实，无须投入过多人力物力。但在我们看来，书法美学却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而且，这种意义已不局限于书论界或书法界，还极其明显地展现于更加广阔的学术界或文化界。
首先，书法美学开拓了书法研究的新空间。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我国的书法研究只有技法探讨、史料积累与零星书法美学思想闪现，却没有什么“书法美学”。书法美学由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催生，带有明显的现代学科性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生儿。它于20年代出现，使人们从单一治史、琐碎探讨技法中解脱出来，更多地关注书法作为一门艺术的理由，以及书法这门艺术的本质构成、形式要素、美感特征、审美范畴与文化内涵等，从而极大地拓展了书法理论研究的空间。不仅如此，书法美学思辨方法的巨大优势，还可同时作用于书法技法探讨与书法史的研究，帮助人们把握一些技法要素的审美规定(如“中锋”技法就与“中庸”美学思想分不开)，确立新史观，注重发掘历史表象背后的衍变规律。
其次，书法美学转变了人们的书法观念。
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的书法观念基本上都还停留于古典阶段，那就是把书法仅仅作为一种修养、一种实用，至于审美追求，虽非可有可无，但居于“次要”地位却毋庸置疑。20至60年代初兴起的书法美学对此尚无明显之冲击，但自70年代末再度兴起的书法美学，却以强劲之势扭转了人们的古典书法观念。从此，书法在人们的心目中，便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审美成了最正当的追求。在创作方面，开始强化主体性格，极力表现自我，突出形式要素，讲究展厅效应，四平八稳让位于率性达意，温文尔雅让位于动荡狂怪；在欣赏一端，不再把“读文”放在首位，而将注意力集中于书家所“意造”的线条美、“塑造”的结体美与“营造”的布白美，以及包括钤印、装裱式样等在内的整体美、意境美。
再次，书法美学促进了书法创作的多样化发展。
清代前期以前的书法创作以帖学为正统，中期以后加了个碑学，至20世纪70年代末仍然是非碑即帖或碑帖结合，好像除了碑、帖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取法的对象。然而，80年代初书法美学讨论的深入人心，却使人们认识到，书法的主旨在于展示精神世界，要有个性、有创造，不能老是停留于师法秦篆汉隶、钟繇“二王”、欧虞褚薛、旭素颜柳、北宋四家、松雪顽伯……否则，就会令人生厌。于是，书法大众便自觉地将目光转向那些不为人们熟知的敦煌写经、西域残纸、秦汉魏晋简帛、断砖破瓦、无名墓志、二流书家，导致章草风、《书谱》风与手札风等轮番上演、流行。同时，也间接引发了各种现代派的书法探索。由此可见，这场书法美学讨论的前导作用是相当大的，它给书法创作带来了多样化发展之机遇。
最后一点是，书法美学增强了当代书法理论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对话能力。
现代文学现象范文篇8
从世界科学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众多古代文明很难水到渠成地发展为近代科学，他们或者湮灭，或者徘徊于停滞状态，或者在衰落后转移到其他文明。例如，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十分发达，但它在近代科学的门槛前却一直徘徊不前，直到西方科学传入之前，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古代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以至美洲和非洲的古代文明都像中国一样发展了非常成熟的经验性技术，但均未能由自身产生近代科学，这些类似的现象中必有共同的原因。只有西欧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后，由于特定的历史机遇，近代科学才幸运地得以产生。可以看出由古代文明孵化出近代科学的成功概率是如此之低，从古代文明（包括古代宗教神学、自然哲学、社会制度、成熟的经验性技术等）中产生近代早期实证科学的过程中，各民族都不约而同地遇到巨大障碍，这种障碍似乎是文明发展史自身所内在的，是一种难以逾越的关节点，我们不妨把各民族文明史的这种共有的断层现象称为“科学峡谷”。
值得说明的是古希腊也存在“科学峡谷”现象，古希腊文化虽然曾经很繁荣，出现了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科学开拓者，但是古希腊最终未能出现实证科学，反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落。虽然古希腊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到了西欧，但是古希腊文化和西欧的近代科学之间不仅有地域的差别，而且在时间上间隔了一千多年，因此可以说古希腊像其他古代文明一样在其发展史上也出现了衰落现象，并且也有共同的导致文明衰落的原因。虽然西欧吸收了古希腊文化的优秀成果，但主要是西欧自己特定的历史条件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
那么在西欧科技史上是否存在“科学峡谷”现象呢？答案是肯定的，西欧曾经笼罩在中世纪的黑暗中，科学徘徊在停滞或处于倒退状态，这种长期停滞可以被认为是“科学峡谷”。不过当特定的历史条件具备的时候，科学思想的发展就会越过科学峡谷，从而形成近代早期的实证科学。
二对“科学峡谷”现象的解释
如果想用科学的动力机制合理解释“科学峡谷”的成因，那么就要分析早期实证科学产生的社会基础：(1)科学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2)古代生产与技术之间的关系；(3)科学与社会思想解释系统之间的关系。
原因之一：近代早期科学难以应用于生产
与社会系统被划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意识两个方面相对应，科学也具有两种基本功能，其一是科学的认识功能，科学理论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是什么”和“为什么”等问题的回答，对作为生存环境的自然界进行解释和认识的渴望是人的生存本能。其二是生产功能，人们不断地创新生产技术，以便更有效地改造自然，提高生产力水平，从而获得生存。
根据科学是否具有生产力功能可以将科学史大致上划分为两个阶段：无生产力功能阶段和有生产力功能阶段。在无生产力功能阶段，科学没有生产力功能却有认识功能，科学和技术相互分立，二者各有自己独立的发展史。这一阶段包括从自然哲学的思辨到务实证科学的早期形成，在西方科学史上指大约17世纪以前的科学历程。近代早期实证科学属于这个阶段，仅有认识功能而无生产力功能。汤浅光朝认为，“16世纪的技术仍然缺乏精密科学的基础，必须了解到它们与今天的技术之间还有着深刻的差异，那时的经济史和技术史与当时的科学史基本上没有什么很深的关联。”[1]
在科学的无生产力功能阶段，不仅阿基米德、亚里士多德等的自然学无法应用于日常操作，而且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的天文学、力学，拉瓦锡的化学理论，道尔顿的原子理论都无法应用于生活、生产之中。贝尔纳认为近代早期科学没有生产力功能，他说：“直到18世纪末，科学获益于工业，远多于它所能给予工业的，在化学和生物两方面，至少要再过一百年，然后科学家才能给出任何可以取代或改进传统的方法，而生物学方面甚至还要更长些。”“磨机的改良还要掌握在磨工的手里，炮的改良掌握在铸工的手里，为期都相当久。”[2]在当时看来，科学的用途莫过于解释自然现象，满足人们的认识需求，而不考虑生产的效用。
另一个阶段是科学的“有生产力功能”阶段，在西方是指17世纪以后近代科学得到成熟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科学既具有认识功能又具有生产功能，科学与技术由分立走向了融合，相互促进。当然，在某一阶段有无生产力功能是就总体相对而言，具体到某一学科理论对生产力的贡献，情况则有所不同。
在科学的有生产力功能阶段，某些科学理论与生产应用相结合，转化为生产技术。前者指导后者如何操作，这样科学才能转化为生产力。可以看出科学具有长远的、根本性的意义，是技术创新的源泉。[3]例如，统一自然力的能量理论为制造机器所利用，电磁学则为人们提供了电动机和电话等电器，于是能量理论和电磁理论就成为一种生产力。
把科学史区分为有认识功能但无生产力功能的阶段和既有认识功能又有生产力功能的阶段，目的是想说明科学发展的动力机制。在前一阶段，科学发展只受认识需求的拉动，而处于某一社会文化中的人的认识极易受到复杂社会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如经院哲学的自然学根据宗教需要解释物理学。而后一阶段，科学发展不仅受到认识功能的拉动，而且生产力功能也稳定有力地拉动科学加速发展，工业革命以后的科学发展受到生产的推动就说明这一点。
原因之二：经验性技术与古代生产的互洽拒斥实证科学的形成
在科学只具有认识功能的阶段，技术一般来源于生活和生产，而不是从科学理论导出，因此那时的技术是经验性的。古代社会的生产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人们凭力气和双手劳动。由于简单的工作本身不需要非常复杂的工具，不需要在经验的基础上推理得很远。从经验到技术几乎可以不经过任何中介，人们仅需将经验经过各种形式的类比，就可获得非常实用的技术。例如，鲁班见到带齿的小草在挂破人的皮肤时非常厉害，于是就类比到铁制的锯子可以有效地锯断树木。中国古代的造纸术、印刷术都是经验性技术。为了实用的目的，古人仅凭直觉和灵感，经过多次尝试和试验，面不是进行理论研究，就发明了这些技术。至于火药的发明与古人炼制长生不老的仙丹有关，在炼丹实践中不断摸索，积累了丰富的有关化学药品反应的经验。不是依靠理论的演绎，而是对化学药品的爆炸性的注意导致了火药的发明。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从经验所得到的许多要点使人产生对一类事物的普遍判断，而技术就由此兴起。”
经验性技术不仅来自于经验性实践，而且它还基本上满足了工业革命以前的生产需要。古代的生产都是手工劳动，经验性技术可以灵活适应各种各样的特殊环境，仅凭经验性技术就能完成全部劳动过程。一个人可以不懂科学理论，而只凭经验和模仿就能够成为一名好农民、好猎人或好木匠等。经验性技术是以学徒形式世世代代相传下去，在劳动中人们是以直觉和常识去判断类似的事情怎么做，而不是学习某种理论来指导。
在古代和近代早期经验性技术与生活、生产之间可以相互适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科学则被排除出这个联合体之外，几乎成为与生产、生活无关的东西。在古代社会，经验性技术与生产之间愈是相互适应、相互满足，科学就愈被漠视，科学与技术的分立状态就表现得愈明显。例如，中国的李时珍根据中草药的长期试用性医疗实践总结出系统的《本草纲目》，这种中草药知识自成一体，较好地满足了人们的医疗需要，人们认为不必再进行探求中草药的化学成分。在西方，人们没有中草药知识，然而疾病必须治疗，人们就开始寻找某种化学药品对人体治疗的有效性，因此西方人对中草药知识的欠缺反而成为他们研究医疗化学的动力。
经验性技术和农业、手工业形成了具有稳定结构的生产系统，这种稳定性拒斥科学作为一种新要素的加入；另一方面，早期实证科学本身并没有生产力功能，新要素的加入并不能使生产系统的品质提高而促使系统演进，因此科学与“技术—生产”系统只能倾向于分离。
原因之三：思想解释系统的稳态拒斥实证科学的形成
每个民族都需要一个思想解释系统以对自然界和人的存在作一个自圆其说的假定性的说明。个人有自我意识，社会也必须进行自我意识。人类只有搞清楚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才能确立自己行动的目的和价值，才能知道如何进行有效的利用和改造自然。人们渴望得到关于世界的合理解释，从而形成一种自觉的生活模式。在目前人们看来，各种解释系统只是具有相对性的假设，但人们在当时看来却是符合日常经验的，是合理的。宗教神学、自然哲学和近代科学在不同的时代都被认为是正确的解释系统。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解释系统，例如在古希腊社会中，自然哲学成为主要的解释系统，而在中国主要解释系统是伦理学、天道观。这些思想解释系统形成的原因是由那一区域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特定的因素来说明，但是那些解释系统已经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内核，形成了定势，并以一种惯性保持下去。宗教神学、自然哲学、伦理学或者科学思想等解释系统的稳定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否则就会出现思想空穴，并且这种空穴会迅速为其他理论所填充。如果思想空穴被影响力很大的具有反叛性的理论所填充，社会就会出现振荡，因此，社会统治阶层尽力控制思想解释系统以利于自己的统治。基督教神学把人定位于上帝的奴仆，中国封建社会把人定位于天命和伦理纲常。东方和西方都对自然进行了解释，形成了不同的自然哲学。这些思想解释系统扩张为文化传统的形式，使人们安于现状。
古人往往对先人为主的思想解释系统感到满足，不会自觉地提出新的理论。古人相信，当时社会所认同的理论解释都已经相当清楚明白了（有时是神学的解释），似乎再没有什么可以探求的了。犹如几乎所有的哲学大家都相信自己的理论是最正确的，但后来都被证明它们不过是思想进程中的一个环节。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不同的人对同一图像会有不同的知觉，知觉一旦形成则难以相互转变。这说明人们对某种解释感到满足时，很难转换到新的解释模式。
人们对自己民族的社会思想解释系统的满足会导致难以提出一种与原解释系统相矛盾的实证科学的解释，古代稳定的思想文化形态作为保守力量与近代科学思想作为革命力量基本上是相悖的。前者作为稳态系统愈是稳定，对后者的拒斥力愈大。人们对解释系统感到满足后，力求改进具有生产力功能的实用技术，而不会意识到进行科学研究可以用于经济的目的。这种满足会阻止近代科学的形成，于是出现了科学的惰性（长期保持科学的无意识状态）。丹皮尔说：“印度对医学以外的其他科学贡献贫乏，或许部分的是由于印度宗教的缘故。”[4]
没有科学基础的实用技术难以超出经验所能及的范围，古代社会的经验性技术在达到一定的丰富程度之后将会出现巅峰，巅峰则意味着停滞。如中国在战国时期就出现铁制农具，但直到明清仍无多大改进。中国的经验性技术在唐宋基本上达到了巅峰，以后一直徘徊不前。可以说科学理论的含量是技术进步的标尺，只有科学理论才使经验性技术突破了经验的范围。科技含量是生产力的标尺，而生产力则是文明的标尺。如果一个民族的科学发展长期处于停滞之中，则意味着这个民族的危机。一旦该民族遇到毁灭性灾难，就可能导致它的衰落、湮灭，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就是例证。无怪乎世界上的几个文明古国在近现代大都落后于欧美后起工业国家。
科学发展的进程不仅由科学本身所决定，而且更主要的由社会因素所决定。目前科学哲学的研究转向社会学便说明这一点。科学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和社会需要科学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决定了科学史的进展。古代和近代早期的科学缺失了最主要的动力——生产力功能，科学仅仅受到认识需求的驱使。某种社会思想解释系统有时得到社会的维护，有时遭到社会的反对。因此科学认识功能易受社会因素的左右，它对科学的动力作用也变得很不确定，于是“科学峡谷”的形成在情理之中。
三西欧发生科学革命的独特条件
诸多古代文明或者处于停滞状态或者衰落了，西欧为何能够跨越“科学峡谷“呢？在近代科学形成的世纪里，西欧拥有独特的历史机遇以克服科学发展的障碍。
（一）近代科学之所以在西欧产生，重要原因是西欧借鉴和吸收了很多其他文明的文化精华。
西欧文明在时间上居于四大文明古国和古希腊、古罗马等许多文明之后，它可以继承这些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在地理条件上，它可以与亚非欧各民族便利地相互往来，进行科学文化交流。“历史上科学技术的高潮，往往与不同民族在文化上的大汇合、大交流分不开。”[5]“13世纪传入欧洲的科学思想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的、大部分相互关联着的体系，它在力量和范围上都远远地超出了早期用西方拉丁文所知道的东西。事实上，直到7世纪，它的一般原理一直统治着欧洲科学。”[6]欧洲人用了一个世纪来消化吸收这些知识体系，又用了一个世纪，使在这一新基础上的科学达到了顶峰。西欧从古希腊那里继承了自然哲学中形成的理性传统，成为近代科学形成的重要前提条件。中古社会既没有科学建制也没有科学教育，科学往往只是有闲阶层的活动，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倘若不继承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就，科学活动的星星之火难成燎原之势。
（二）思想解释系统的稳态被打破。
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封建宗教保守势力的抑制之间的尖锐矛盾，在思想上表现为实证科学对宗教神学的英勇突击。贝尔纳说：“直到封建秩序的束缚被资产阶级的兴起所突破，科学才能进展。”[7]自12世纪以后数百年里，工商业的发展为新文化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兴起必然反对与之不相适应的旧思想，急需建立新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科学的兴起准备了必要的文化条件，而观察和实验则是证伪经院哲学的自然学中的错误命题的最有效的工具，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科学作为一种思想解释系统取代经院哲学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斗争意义。
（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打破了经验性技术与古代手工劳动互相适应的生产系统。
工业生产的劳动对象急剧扩大，新的工业部门陆续出现，工业生产是以开发新资源为特点。商业则开辟新市场和原料产地，随之航海业兴起，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日增。原有生产模式不能够满足人口的增长和新市场的开辟所带来的消费需求的增长，必须采取新的生产方式，如分工作业的工场手工业。一般而言，工商业区域比同时代的农业区域具有更发达的科学，说明工商业比农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拓展了人们活动的广阔天地，如纺织业、采矿业、远洋航海等，这为科学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经验基础。罗素说：“新事实的洪流汹涌而来，人们起初只能让这洪流挟持着往前涌进。那些老思想体系显然错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托勒密的天文学以及盖伦的医学，再勉强扩展也不能包容已有的种种发现。”[8]新经验需要新理论来解释，而科学理论是力图统一所有经验事实的假说。
新事实、新生产方式需要以实证科学作为解释性的知识背景，工商业阶层主导的社会生活也需要重建新的思想解释系统。近代科学具有革命性的认识功能，它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新信仰和新价值观。虽然早期实证科学对实际生产并无多大益处，但是它具有与工商业生产相匹配的认识功能，另外它还能够满足个人的好奇心，因此那时人们尊重科学。贝尔纳在《历史中的科学》一书中写道，“所谓自然哲学（指近代科学）是受重视的，甚至是高贵的职业，而它的获奖者在维护之中，就正是为国争光。”[9]
总之，近代早期的实证科学在欧洲形成，由于其没有生产力功能，不能归因于实际的直接的经济需求，而应主要地归因于科学的社会认识功能——作为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新技术相匹配的知识背景，作为政治文化思想解释系统的革命工具。在欧洲，古希腊理性传统得以传承，古代社会思想解释系统的稳态得以打破，工商业的发展扩大了作为科学基础的经验范围等因素都使科学的认识功能得到了极好的发挥，推动着近代科学跨越科学峡谷。当近代科学发展到能够衍生应用技术时，生产力功能便开始发挥作用，推动科学加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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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序）[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Ⅷ.
现代文学现象范文篇9
论文摘要：二十世纪的中国出现了复杂的现代化变革，这种变革改变着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价值观念和精神特征，也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类新的人物形象——精神困惑的现代人形象。这类形象不只一般地困惑于“自我”生活的具体问题，而是进入到人的“超我”思索，执着于“人”的精神困惑，以这种困惑为主要精神特征的知识女性形象，“五四”时期崭露头角，新时期得到发展，世纪之交进一步深化。通过分析系列知识女性形象，展示她们从“自我”到“超我”的精神困惑，能引起人们对生存困境的思考。
一
二十世纪的中国，虽然不同于西方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但它已经面向世界，在自己特殊的历史土壤中，出现了复杂的现代化变革，这种变革改变着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价值观念和精神特征，也使新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类新的人物形象——困惑的现代人形象。这类形象不只一般地困惑于“自我”生活的具体问题，而是进入到人的“超我”思索，执着于“人”的精神而又找不到出路。她们在灵与肉、情与爱、事业与家庭、满足和追求、理想与现实、希望和失望间挣扎，而自身的能力和现实社会的严峻，形成极大的反差，构成她们的精神困惑。
精神困惑对于知识女性而言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当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之后，那种蒙昧混沌但安宁和谐的伊甸乐园生活便结束了，迎接她的是困惑与流浪。“智慧之果”使夏娃心明眼亮，懂得了善恶与羞耻，同时也注定了她面对庞大而芜杂的世界时那波荡不平的心灵世界。幽默的马克·吐温在《亚当夏娃日记》中借夏娃之口对那个古老的神话做了不无反讽的改写，夏娃说：“开始我想不出我被创造出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但现在我认为，我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探索这个世界的各种秘密……”这与耶和华创造夏娃做伴侣以免去亚当孤独的初衷相去甚远，但却明白造出了拥有知识的“夏娃”们必然的生命选择——永恒的探索与困惑。以这种困惑为主要精神特征的知识女性形象，“五四”时期崭露头角，新时期得到发展，世纪之交进一步深化。这一系列知识女性形象从“觉醒”到“困惑”，从“自我”到“超我”的精神历程，能引起人们对自身矛盾的正视和对人类社会存在状态的思考。
二
在那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女性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当时的知识女性要想在社会上站稳脚跟是很困难的。女性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半”，她们的婚姻爱情等情感问题始终以其巨大的吸引力，牵动着自“五四”以来众多作家的神经，他们关注着中国女性的命运。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塑造知识女性的作家。他在自己唯一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伤逝》中成功塑造了在苦难生活中觉醒的知识女性的代表——子君。她在“五四”新思潮的鼓荡下，为了争得“人”的权利，勇敢地向世界呐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被封建镣铐捆锁了几千年的中国女性自觉的呼喊。它昭示了那个时代知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们所说的那样无情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面对着民主、科学、自由风暴的冲击，知识女性以其独有的细腻而灵敏的心性感应着这鲜活的生机，心理上追求个性解放的觉醒，使她们在人性上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复苏。冰心在《疯人笔记》中的女人主公“我”，尽管只是一个补鞋的疯老人，但仍然对理想爱情有着美妙的幻想和憧憬。冯沅君《隔绝》中让隽华勇敢地发出了“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的誓言。这更是被压抑的爱的大胆宣泄，是对封建礼教的勇敢挑战。她们要求解除一切束缚，要求意志的彻底自由，却还不能找到可以实现这一切的道路，从而产生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萌生了精神上的“困惑”。
那么人性觉醒，出路何在？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做了形象的回答。在激烈的时代洪流中，受个性解放思想熏陶的莎菲，挣脱了封建思想的牢笼，开始“人”的觉醒，执拗地寻觅着人生的意义。她这种理想追求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中也必然碰壁，那是标尺过高而无衡量对象的虚幻。她的呐喊亦如铁屋中的呐喊，终将消失在茫茫黑夜里。正如茅盾所言：“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从封建家庭出走，争取婚姻自由到又回到封建家庭，莎菲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与大胆反叛，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严峻的危机，那便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伴随着这一时期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五六十年代的女知青开始进入人之生存状态及其人性特征的探索。在“左”倾错误思想的笼罩下，具有人之尊严感的女知青们没有人的基本尊严，她们的“自我”被扭曲和沦丧，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写的人”而重新站立起来，从而陷入“人性回归，出路何在”的精神困惑之中。她们逐步走向对“女性——人——作为知识女性的人”的探索。乔雪竹的短篇小说《荨麻崖》，表现了对特定历史时期“人”的悲剧的审视。连长、女知青“副连长”以及“上士”之间，在特定情境中剧烈的矛盾冲突构成的小说的主要情节。副连长在大庭广众中扮演的是先进分子的角色，暗地里却长达五年被迫同连长保持难堪的关系。原本纯真的少女之心变得冰冷、麻木，“上士”与另一位女知青的真挚爱恋反倒由她主持进行严厉批评。而当她得到上大学的机会即将离去时，被扭曲的心灵所积蓄的逆转能量终于爆发。她拒绝临行前对连长最后一次动情的欢悦，撕开心扉向天地呼喊：“我——再——不——假——惺——惺——了！”荨麻崖下，她作为独立的“人”重新站立起来了。纯真的爱情不能生长，丑恶的两性关系却长久持续，人的尊严的丧失令人触目惊心。
另一位女作家竹林的长篇小说《女性——人》（又名《呜咽的澜沧江》）是作者为那时的知识女性所写的一部“招魂曲”。魂之迷失与魂之寻觅构成它的主旋律。小说的女主人公莲莲从一条充满苦难的路上走来。莲莲及其女友的遭遇集中了女性人生的多重悲剧：一是蒙受与“四人帮”反动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权力野兽”的性凌辱、性欺虐；二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中具有人之尊严感的女性自我的扭曲和沦丧；三是灵与肉、情与欲的对立和分离。以莲莲为代表的那一时代的许多知识女性经历了由盲从、狂热到失望、迷茫，从彷徨、困惑到反思、追寻的人生之路。他们的失落不是单一的，其寻觅也就势必是多元的。其中包括面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以及面向自身精神、物质等多方面的追索探求。作品通过莲莲等人的经历启示人们，人性的对立物是神道、兽道。当莲莲开始追求真正具有人之尊严的女性自我，追求自己作为有个体价值的“人”的社会存在，追求灵肉合一的爱情，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几个层面的回归时，她就开始成为“大写的人”。
三
中国女性一直都在追寻“自我”的道路上艰难跋涉。莎菲的茫然感，子君的转回去，已成隔代的历史。但在追求女性解放的过程中，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便是女性新的社会地位与旧的家庭角色的冲突，知识女性的不断进步和多数男子传统中心意识的矛盾。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不仅表现了女性为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与男性所展开的冲突，同时还层层深入地表现了她内心中的自我冲突与精神困惑。小说结尾，男女双方经过反复协议，准备去办离婚手续时，互相预祝对方能遇上温顺的妻子或体贴的丈夫。但是，这时她心中所想的与她嘴里所说的话全然不同，她既满腹委屈地责怪他过去对自己关心不够，但又“很想伸过手去，把手指插到那乱蓬蓬的头发里，慢慢地把它们梳拢顺”。这正是女性自我矛盾的集中表现。
转贴于
谌容《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的精神困惑，是一种超负荷运转带来的心力交瘁，是一种获得了工作权利、获得了自由之后无法兼顾人的生命节律所造成的社会与个人尖锐矛盾的精神苦恼。张洁的《方舟》刻画了三个不幸的知识女性形象：从事理论研究的荆华、电影导演梁倩、精通外语的柳泉。她们勇敢地冲破婚姻束缚，有着极强的事业心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但在男权社会中处处碰壁，大部分时间不得不与男人、与性别歧视斗争。作为知识女性，她们希望与男性在同一地平线上起飞，不得不以牺牲爱情和家庭为代价。她们处在事业与家庭、事业与感情的两难境地，虽然赢得了事业，经济上获得了独立，但在精神情感上却难逃困惑，揭示出知识女性要实现自我全面发展的艰难。“女性雄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更是对扭曲的时代中知识女性自我形象扭曲的历史控诉。而今，知识女性走入了社会，释放了作为人的巨大能量，但并不代表她们获得了真正的解放，直到现在男女两性的社会差异仍然存在。作为“现代人”的知识女性也必然经受着“人的发现”这一裂变过程中的所有痛苦、迷惘与困惑。
知识女性对于作为真正“人”的寻觅的困惑，还表现在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无力实现。知识女性接受现代意识现代文明，具有宽阔的视野和知识面，这使她们更能自觉进行主体性的思考与探究。心灵天地的广阔、情感体验的丰富，导致其思考多于行动，徘徊多于抉择。因此，特别容易失望、伤感、困惑，形成她们过于敏感的心灵与情感的不稳定心态。生理上、心理上，乃至历史的深层积淀，都造成了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已经获得经济独立的知识女性同样如此。只是这种依赖性已更多地从物质上转变为精神上的东西。她们往往还需要找一片“停泊地”、“避风港”。张辛欣的《最后的停泊地》可以视为《在同一地平线上》的续篇，小说是用第二人称来写的。“你”是一位不断地追求爱情幸福却不断幻灭的女话剧演员。在经历了一切爱的幻想和幻灭之后，女主人公十分坦率地承认：“不管一个妇女怎样清醒地认识和承担着自身在社会、家庭关系中的全部义务，不管我们怎样竭尽全力地争取着那一点点独立的权利，要求和男人一样掌握自己生活的命运，然而，说到底我们在精神生活里，从本质上永远不可能‘独立’，永远渴望和要求着一个归宿。”《最后的停泊地》中的女主人公以惊人的坦率，透露了当代知识女性普遍存在的难以超脱的精神困惑。
四
中国文学史行进到世纪之交，女作家开始更多地关注人的心灵和精神状态，描写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形而上困惑。这种探索现代人精神困惑的作品，最早可以追溯到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这篇小说开通了一条通往知识女性心灵与精神的通道。这部作品写的是“文革”中度过青春的女知青，从生产建设兵团回到城市后，经过结婚、生育、上班、家务这些人生必经之途，陷入平庸的生活困惑的故事。她的幻灭，不仅来自十年浩劫对青春的耽搁，而且与世俗化无聊乏味生活的销蚀有极大关系。尤其是女主人公最后“去淘米、洗菜、点上煤气，做一天三顿饭里最郑重其事的晚饭”时，作品便具有了超越女主人公虚掷青春那段荒唐历史的意义。我们看到，小说中的“她”，毕竟还联结着一个“沉重的昨天”，它是对苦难的昨天的历史控诉。
哲学的辩证法认为：当生活痛苦的时候，我们为生活而困惑；当生活不痛苦的时候，我们为自身而困惑。在今天，理想主义者以为使一个民族蒙受苦难的昨天结束了，一切都会过去。但实际并非如此。蝌蚪的小说《无以诉说》中的苏佩，就是一个并不曾因“历史”而完全因自身而困惑的知识女性形象，“蝌蚪描写的是一种特别提取出来而又加以强化了的情绪和心态。它让我们看到的是现代人生活的另一面，即在所有幸福的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外表下裹着的精神的苦闷、烦恼和焦虑。”
刘索拉作品中的知识女性形象也常常流露出如苏佩一样的迷失。《蓝天绿海》中的女主人公反复自问：“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是不是想不出来？想出来又不敢说？想出来做不到？”这是在剧变的现代价值观念洗礼下的现代知识女性的一种精神困惑。
从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到蝌蚪的《无以诉说》，再到刘索拉笔下的知识女性形象的精神困惑与焦灼，女性文学在对知识女性“形而上”困惑的表现中，在对知识女性精神世界的深层挖掘中，愈益表现出知识女性从追寻“自我”到追寻“超我”的超越过程。
这是一群深陷于现代人的困惑、孤独、悲哀却找不到精神家园的知识女性。这是由深切的怀疑失望导致的一种对人生的虚无态度，是一种被失望乃至绝望挤压出来的反叛与嘲讽，一种被痛苦的宣泄扭曲了的无序世界。而将这一切推向极致的是残雪。
残雪致力于描写极端的病态、变态心理、精神失常、错觉、幻觉、梦魇、歇斯底里等非常的精神状态，致力于袒露种种混乱、黑暗、令人厌恶的灵魂。作品所提供的那些反复出现的强烈刺激的感知世界，诸如父亲的眼是一只熟悉的狼眼，小妹的眼睛竟然一只变成了绿色；诸如臭熏熏的泥浆，有许多紫疤的脸，许多老鼠在风中狂奔；诸如充满窥探欲，婆婆的眼珠贼溜溜的……透过这些表象，我们感受到的正是力透纸背的对丑行与恶欲的嘲弄。如果说其他女作家是睁大了眼睛正视着现实世界和人生的“痛苦”与“困惑”，那么，可以说，残雪是凭着“第三只眼”看取和感觉着人性中的“荒诞”与“困惑”。
残雪这些充满感觉、印象等主观色彩的表现，有其本质上的真实意义。本质即是人类生活和事物的矛盾，这是一种现代化生活与人类“超我”的矛盾，作者在对这种矛盾、丑恶的嘲弄之中，蕴含着对本质矛盾的另一面——善与美的强烈渴望，对人类“超我”的强烈追求。“邻居还在捣墙上的那个洞。今晚要是刮起风来，那围墙一定会倒下来，把我们的屋子砸碎。”在这类似狂人呓语中，谁说它就不包含着一种深深的、永恒的对善与美的渴望，对人类“超我”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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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现象范文篇10
第一，莫言现象是一个文学现象。随着莫言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包括他前年刚获得茅盾文学奖，这两年莫言在中国当代文坛可以说是炙手可热，在世界文坛也是如此。所以莫言现象首先是一个文学现象，莫言的获奖刺激了中国当代文坛，使很多的当代文学评论家、当代文学研究者，乃至于整个中国文学研究者都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价值不得不刮目相看。当然，这里面又有不同的观点。一部分人属于坚定的“倒莫派”，即使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对他的评价仍然很低，比较反感，比如一些人认为他的作品比较粗糙、放荡，各种各样的评价都有，甚至深圳有个大学教师发微博，明确地表示他不看莫言的作品，说什么一看莫言长着一张村支书的脸就写不出好东西，这种言论实在不像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说出的话，过于情绪化，裹挟着极大的非理性冲动。我觉得这里面存在着大量的误解，大家仅仅是从“莫言现象”这个文学泡沫本身在思考问题。无论是“倒莫”还是“挺莫”，许多言论都带有很强烈的情绪化色彩。“莫言现象”作为一种时代热点现象，它已经逾越了莫言其人其文，不属于作家的创作所能掌控的范围了。所以我觉得作家的思考这时候比民众要冷静得多，莫言在他刚刚获奖的时候就说他希望“莫言热”赶快冷却，而且他也知道“莫言热”会很快冷却，不管是主观愿望还是客观效果，指望通过莫言获奖来刺激当代文坛的复苏，这样一种想法本身就不是很现实。我们不能指望“莫言现象”能够拯救我们当代文学，事实上当代文学也不需要拯救。当代文学一直存在着、发展着。文学并没有死去，也不会终结。这些年关于文学的死亡论、终结论甚嚣尘上，但文学的繁荣其实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想象。除了所谓的精英文学或纯文学之外，通俗文学、网络文学、影视文学也都是文学，文学无处不在。文学是空气，不是大餐，空气的存在我们浑然不觉，好的文学状态就是呼吸新鲜空气。大餐虽然让人印象深刻，但吃大餐其实是一种“非常”状态。我们现在就处于一个文学空气和文学大餐并行不悖的多元状态。这种文学生态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以为当代文坛中已经取得了与莫言同样成就的作家不下于五个人，有五个与莫言大体同等成就的作家存在着，这足以证明当代中国文坛是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的。反过来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那些谩骂莫言的评论，它们将会被历史淘洗掉，因为很多评论莫言的人并没有认真地阅读莫言的作品。我有一个感觉，我觉得三十年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这当代文学的两翼，前者的成绩远远高于后者，我们的评论还需要努力，我们的研究还需要努力，当然我们的作家也需要不断地反省和思考。我们的作家已经在西方世界发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声音，而我们的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还长期纠结在失语症中无力自拔，发不出自己独特的学术声音。莫言们在欧美文学秩序中已经有了一席之地，而我们的文学学者还没有贡献出让西方人震惊的学术成果。我接触到的很多作家都在不断地反省，不断地突破，相反，我们的文学评论，我们的文学研究者，我们的文学学术界却出现了高度规范化了的体制化学术，在我们的高校中目前非常流行这样一种学术。想想都觉得脸红。夸张一点说，我觉得真是乏善可陈，而作家的自由地思考、独立地创作的成果要远远高于文学学术界所贡献的成果。
第二，莫言现象甚至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现象。莫言肯定不希望他的获奖成为一个政治性的话题，但他还是无意卷入此中来，这是莫言的尴尬，也是中国当代作家在写作身份上的一种集体尴尬。莫言获奖了，很多人不去关心文学，却去关心一些政治问题，认为莫言获奖是不是因为某些政治的原因，真的以为“功夫在诗外”似的。这里暴露了国人的一种百年来滋长的精神弱点或者说心理误区，就是不自信！就是缺乏民族自信力！总觉得万事不如人。仿佛莫言获奖了也不是因为他的文学本身，而是外在力量的推动。我觉得这对于坚持文学创作三十年，对文学孜孜以求的莫言来说是不公平的。有些人质疑莫言的官方身份，比如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身份，曾经的部队作家身份，还有他对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回应……也有人从另外的角度看，认为莫言的获奖也许跟《蛙》有关，因为《蛙》涉及了对于建国之后的根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的批判性反思，这是一个带有政治敏感性的题材，可能是莫言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蛙》的题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莫言在《蛙》中所做的人性忏悔，这是高于政治忏悔的一种文学忏悔，达到了较高的精神心理深度。所以《蛙》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但《蛙》并不是莫言最好的小说，这部长篇还不够厚重，对人性忏悔主题的开掘还不够深广，以莫言的才华，《蛙》可以写得更有打击人心的力量。由《蛙》的政治题材，然后推而广之，人们发现莫言很多的小说都有政治敏感性，比如说《丰乳肥臀》，莫言因为这部小说而离开了部队，转业到了一家报社，又比如说《天堂蒜薹之歌》，这部长篇还有一个题目叫《愤怒的蒜薹》，也是社会批判力度非常强的作品，较早地触及到了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寄寓了青年莫言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忧思。诚然，莫言在创作中并没有回避政治，因为政治是老百姓生活中无法回避的因素，莫言一直宣称要“作为老百姓而写作”而不是“为老百姓写作”，不管他这种文学宣言是否真的百分百地做到了，但有了这种文学理念的作家肯定无法不直面惨淡的现实人生。所以这个时候的莫言就有点里外不是人了，一部分人说他是体制内的作家，仿佛他的获奖沾了政治的光，另一部分人说他获奖是因为他对中国当代社会体制的批判，由此可见“莫言现象”已经异化成了一种政治现象，这是莫言始料未及的。
第三，莫言现象还是一个流行文化现象。当下的中国是一个后现代气息十分浓烈的国度，尤其是在互联网和城市空间中，后现代的情绪更加浓重。本来莫言是当代文坛的一个劳动模范，三十年如一日，对文学创作勤勤恳恳，尤其是对小说叙事艺术的革新，更是充满了无穷的创造精神和实验精神。显然，莫言是一个严肃的纯文学作家，虽然“纯文学”的概念多有分歧，但这里不是辨析这个概念的地方。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纯文学作家的莫言，在当下这个后现代情绪和商业化气息十分浓烈的社会语境中已经严重地被扭曲了。人们可以不去读莫言的作品而肆无忌惮地放谈莫言，莫言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流行文化热点，一个流行文化符号，许多非理性的社会情绪通过这个流行文化符号而得到宣泄和表达。其实许多的关于莫言的言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莫言和文学本身，它们不过是关于莫言的言语增殖和话语膨胀而已，与莫言并没有太大关系。莫言获奖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事件一样，它往往会成为当下的中国民众宣泄自己内心的心理郁结的一种载体，一种投射物，我们发现社会媒体和公众在不断地制造热点，然后在对很多热点的探讨中经常把探讨者内心的很多个人化的情绪或者时代的情绪宣泄到里面去，这个时候的热点或焦点就成了供大众和媒体消费的对象。比如这次莫言获奖，网络上就出现了很多恶搞的、搞笑的段子。有的人拿莫言的长相说事，有的人拿莫言的笔名说事，有的人拿莫言的奖金做文章，有人拿莫言故居做文章，还有人借此宣扬“红高粱文化”，这是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十分流行的社会文化发展模式，正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连莫言出席颁奖典礼应该穿什么服装，是唐装还是汉服，是中山装还是燕尾服，民间网络媒体也争论得不亦乐乎。有好事者甚至为莫言专门做起了领奖服装设计，莫言穿上不同服装的合成照片吸引了许多网民的眼球。莫言已经不再是文学意义上的莫言了。莫言肯定会感觉到媒体制造出来的那个莫言是如此的陌生！这个时候的莫言身在网络江湖，身在消费世界，他已经身不由己了。总之，在我们这个商业化的时代里，在现代都市网络语境中，人们往往会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来看待一切严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莫言现象”在某种意义上也被卷入了当下中国所流行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成为了凸现社会文化心理症候的消费符码。这是需要大家加以辨析和警惕的。不仅如此，既然莫言现象是一种流行文化现象，而流行文化的土壤得益于商业消费语境，所以莫言现象也必然是一种商业现象、经济现象。炒作莫言、包装莫言成为了莫言现象中无法回避的问题。通过炒作和包装莫言的作品，图书市场出现了消费莫言的热潮，各种老版本的莫言书籍被抬高到了令人乍舌的价格。几家出版社都忙不迭地推出莫言的各种文集或全集。毫不夸张地说，莫言现象猛然振兴了趋于疲软的当代中国文艺图书市场。莫言获奖引起了所有媒体的不同反应，对一些媒体从业人员来说，莫言的获奖甚至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震荡，打乱了他们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规律，他们沉浸在制造“莫言现象”的文化幻象中，因为只有制造热点才能形成卖点，莫言现象就这样成为了当下中国的一个巨型消费符号。所以现在很多媒体上所谈论的莫言已经不再是莫言了，已经远远超出了莫言自身。
现代文学现象范文
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现代气象建设
胡锦涛主席深刻指出，要把科学发展观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来学习和理解，特别要注意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要完整准确地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真正掌握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根本上把科学发展观作为重要指导方针牢固确立起来。
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集中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科学发展观正确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面临的“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揭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发展手段，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坚持以人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观点。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以人为本确立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强调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唯物史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鲜明立场，是治党治国治军理念的一次重要升华，为加强现代气象建设提供了根本的世界观意义上的指导。
我们要牢固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以人为本的政治要求体现到领导决策和气象全面建设的方方面面。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基本的政治准则，始终坚持公共气象的根本性质，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人民群众防范自然安全放在首位。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基本的领导原则，充分尊重全体干部职工的主体地位，坚定地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切实重视群众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努力使各项工作更好地体现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基本的管理法则，切实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重视解决干部职工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不断提高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业务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维护职工正当的民主权益，激发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把握统筹兼顾的辩证方法。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兼顾，就是要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兼顾各方、协调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关系，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妥善解决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努力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解决当前本部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完善工作协调机制，加强统筹指导、宏观监督和有效调控。
一是要把握联系的全面性要求。现代气象业务建设是统一的整体，行政管理、党的建设、后勤保障、气象装备各项工作密不可分。抓现代气象业务工作没有政治头脑，就会迷失方向；政治工作脱离中心任务，也就失去了意义。要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重点与一般的关系，防止和克服顾此失彼，确保气象建设各个层面、各个要素、各项工作全面发展，共同进步。二是要把握矛盾的依存性要求。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体，矛盾双方在既对立又统一中推动着事物的发展。三是要把握发展的持续性要求。科学发展观强调的统筹兼顾，不仅要统筹眼下的发展，更要着眼未来、谋求长远发展，保持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同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样，现代气象建设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只顾眼前、忽视长远，更不能急功近利。要坚持集中抓与经常建相结合，抓重大任务与抓经常性工作相结合，对事关气象建设全局、具有长远意义的工作，要扭住不放，使长劲，求实效。
激发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这是我们党综合分析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阶段提出的重大指导方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的正确选择。气象领域是最具活力、最需要创新的领域。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在创新中贯彻，在落实中创新，着力推动军事理论创新、技术创新、组织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真正使创新成为推动气象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当前，在建设中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要求我们树立新的管理理念，掌握现代管理方法，提高科学管理能力。
注重质量效益的发展要求。科学发展观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追求又快又好的发展。“快”与“好”是对立统一体。我们强调又快又好，就是要好中求快，快中求好，就是要善于把握事物发展的“度”，善于寻求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善于确定实现统一的最佳结合点。
提高现代气象建设的质量效益，一是要处理好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搞建设、上项目、抓工作必须讲科学、讲效益，力求做到低投入、高产出，使有限的资源和经费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二是要处理好近期效益与长远效益的关系。要切实端正指导思想，把高昂的热情与求实的态度结合起来，把近期目标与长远规划统一起来，把出政绩与打基础一致起来，真正做到“当一任领导，负几代责任”。
坚定和谐进步的发展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内含着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科学发展观坚持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价值取向；科学发展观强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推进社会和谐进步指明了根本途径；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就是要在发展中实现和谐，在和谐中促进发展。
我们学习掌握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坚定和谐进步的发展目标，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要维护本部门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进一步密切上下关系、干群关系，努力使本部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走在前列。要不断提高有效履行气象部门在抗拒自然灾害方面的使命的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
要把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发展的思想理念。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加强现代气象建设，需要确立的理念很多，比如，全面建设的观念、统筹发展的观念、质量效益的观念、以人为本的观念，等等。要真正把这些新的理念牢固确立起来，一是要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树立一种新观念不容易，清理头脑中的陈旧观念也不容易。作为领导干部，要有一种敢于自我否定、敢于大胆扬弃、敢于破旧立新的勇气，对一切有悖于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和领导方法，都要认真地加以纠正和克服。二是要不断实现思想理念的与时俱进。要根据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不断接受新事物，把握新要求。既要考虑到部门的特殊性，又要考虑到新时代对气象的新需求，不断改进部门教育管理的内容和手段。三是坚持用实践来验证。自觉坚持用是否有利于现代气象建设的发展进步、有利于气象预报准确率力的提高、有利于解决职工的实际问题来衡量和检验我们的工作，真正把求真务实的精神贯穿到现代气象建设的全过程，体现到气象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
要把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成果，转化为促进发展的决策措施。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科学发展观学习理解得怎么样，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能不能运用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作出科学决策，拿出具体措施。领导干部要树立科学决策理念，努力掌握和运用科学决策方法，确保重大决策的正确性。
现代文学现象范文篇12
[关键词]西域；多元语言文化；并存共融；大学英语教学
10.13939/j.cnki.zgsc.2015.28.292
1古代西域多元语言文化并存共荣的状况
古代先民在西域文明的繁荣和发展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得多元在此和谐共处、多元文化蓬勃发展、民俗文化和经济文化类型多样化发展，所有这一切都与古代先民之间多元语言文化的学习与交流密切相关，这种交流与学习对西域多元文明的兴盛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2古代西域多元语言文化能够并存共融的原因
2.1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多元语言文化的交融提供了良好空间
从外部自然地理环境看，西域位于欧亚大陆中部，是古代中西沟通必由之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联系中原与中亚、西欧的交通要道，是东亚、西亚、南亚、北亚文化的结合带。东西方交通网的延伸，使得东西方人员往来、文化交流更加便利；从内地自然地理条件看，南北疆大漠戈壁之间遍布诸多绿洲，附近地区一些广阔草场，决定了游牧与农耕生产生活方式所创造的不同文明和诸多城邦国文化在此交融交汇，说明了西域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多元语言文化在此交融提供了良好的空间。
2.2多种族、多民族在此频繁迁徙与定居给多元语言文化学习交流与吸纳提供了良好机会
西域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我国历代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必争之地。不仅西域本土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也引来周边其他民族迁徙至此定居发展。虽然不同民族在此有冲突甚至战争，但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在此和谐发展仍是历史主流。多民族在西域频繁的迁徙，民族融合使西域本土语言文化在吸收外来语言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整合，形成西域独特的多元语言文化生态景观。
2.3多种文明在此交汇丰富了西域多元语言文化
由于西域特殊的地理位置，世界影响深远的四大文明即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对西域产生过重大影响。此外，作为丝绸之路枢纽的西域，成为了东西方宗教传播和汇聚之地，出现了不同民族信仰不同或相同宗教、同一民族信仰不同宗教等多种情况。这些情况都表明，多种文明在此交汇丰富了西域多元语言文化。
3古代西域多元语言文化共存共荣现象对当代大学英语教学的启示
古代西域先民在自然条件相对落后、知识信息相对封闭、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多元文化和文明，这与古代西域先民对各种文明采取一种包容心理，善于通过语言文化学习交流，吸纳不同文明的精华为我所用有着必然联系，这对于我们今天加强中英语言文化学习交流，吸纳世界先进文化、思想理念，提高国民综合素质具有极大的启发与借鉴意义。英语是当今国际通用语，古代西域先民多元语言文化并存共融现象对我们当代的大学生英语教学也有重要的启示。
3.1帮助大学生深刻认识思维认知、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人类的思维认知在语言的形成与文化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思维是语言产生的前提条件。有了思维，就要创造语言和文字来表达。不同的语言特征反映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语音符号系统，它可以表达思想和情感，认知和描述客观世界，是人类的思维工具，也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语言与文化互为表里，密切联系。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表达方式；文化是语言的内核与灵魂，是语言赖以生存的土壤。
古代西域各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通过对各种事物的长期观察、思考，用语言进行表达或表述，创造了多元语言文化，并通过对多元语言文化的学习交流与吸纳，从不同文明中吸取智慧，推动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帮助和引导学生了解和认知英语学习中语言、文化与思维和认知之间的关系，加强英语语言、文化与思维训练的同步学习与提高。
3.2教育学生高度重视英语学习中多元文化的认知与了解
多元文化是人类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必须全力保存。
作为世界通用语的英语，其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多元文化思维，所以我们要教育学生通过英语学习，对别国的多元文化进行认知、了解，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对之进行思考反思，通过英语语言文化的学习来训练和提高自己的思维认知。
3.3通过英语教学，培养学生吸取世界多元文化的能力
古代西域各民族在长期的冲突与磨合中，在对不同民族多元文化的认知了解的基础上，通过语言的交流与文化的鉴别吸纳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多元文明，这也告诉我们对不同文化的认知与了解对语言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在《语言》一书中就指出：“语言有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信念。”美国语言学家拉多（Lado）在《语言教学：科学的方法》中指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不掌握文化背景，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准则，就不可能真正学到语言。掌握一门语言就必须了解其特定文化，否则就很难有一个质的飞跃。
大学英语教学除了教学生掌握语音、词汇和语法等基础知识，学习英语词汇文化，如成语、俗语、谚语、俚语及典故等，还需要教学生学习其他英语国家的政治、经济、风土人情等背景文化知识、其他国家的民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文化观念，以及非语言形式的文化知识，如手势、表情、服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