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基本特征篇1
【关键词】媒介融合；真人秀节目；三级融合
中图分类号：J9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2-0187-01
一、大背景下媒介融合发展趋势
新世纪以来，随着媒介生态和时代语境的变迁，网络新媒体和影视传统媒体之间的互动更加积极和多样，原有电视传统媒介线性的单向传播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受众和开放性市场的需要。因此，如何在媒介融合视域下以达到资源的充分和优化利用，实现电视节目在多元媒介形态上的优势互补，成为当下以真人秀为代表的电视节目创作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从中国电视节目创作实践来看真人秀节目创新策略研究。电视真人秀节目无论是从节目的数量还是观众收视反馈来看，它都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一种主流形态。特别是真人秀节目已成为利用多元媒介平台互动最为频繁且互动形式多样的节目类型，亟需对以真人秀为代表的电视节目在新的媒介生态下构建媒介融合的多元平台的创作实践和发展路径进一步深入审视。
（二）从当今媒体市场来看真人秀节目创新策略研究。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发展轨迹更倾向于个性鲜明，定位明确的分众化内容。媒介融合带来了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契合以真人秀为代表的电视节目市场细分的发展需求和趋势。在媒介融合视域下实现多样化的平台，多样化的受众，多样性的内容是当下电视媒体健康持续繁荣发展，获得社会效益和商业效益所面临的重要话题。
（三）从当下媒介融合的趋势来看真人秀节目创新策略研究。当下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媒介融合趋势日益明显。以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创作现状为切入点，深度探析新的媒介生态下电视媒体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探索电视节目在媒介融合时代的多元发展路径和传播策略，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由于当下中国电视的传播方式日益多元，与新媒体平台的关系日益丰富紧密，从媒介融合角度深度分析电视节目与网络互动传播过程中的丰富实践样态，及其利用网络平台及时性和互动性的特点，与传统媒介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探寻电视节目新的媒介拓展空间，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二、我们可以从如下方面具体研究媒介融合视域下真人秀节目的创新策略
（一）媒介生态环境变迁中的中国真人秀电视节目发展现状研究。通过对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发展历程的梳理，进而分析总结当代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单类型及形态特征。
（二）当下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媒介融合环境研究。通过对媒介融合大趋势的分析，探讨电视真人秀节目与网络平台融合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电视节目形态和文化特征方面，电视真人秀可以更好地在多元媒介平台上拓展自身发展空间。
（三）媒介融合视域下电视真人秀节目内容和形式创新研究。通过对代表性真人秀节目个案深度分析，探索多元媒介平台构建与电视真人秀节目内容、形式创新的方法与路径。
（四）媒介融合视域下电视真人秀节目传播渠道与营销方式创新研究。媒介融合为电视真人秀节目带来多元传播渠道的同时，也使新闻营销、病毒式营销等新兴网络营销方法称为电视真人秀节目创作与传播策略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以大学生的视角来谈媒介融合视域下真人秀节目创新策略的创新之处
在深度调研的基础上探寻受众心理需求和未来电视产业发展方向，将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灌注于真人秀电视节目的创作实践和研究中，可以带动大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提升，具有实践意义。
（一）研究方法创新。将媒介融合理论和媒介生态演变视野运用到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创作与研究中，通过涵盖媒介技术和人文内涵的多元媒介生态视角，全面观众电视真人秀节目与新媒体平台互动实践的发展历程。
（二）研究内容创新。以电视真人秀节目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创作与传播实践为坚实基础，通过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互为支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创作实践，以创作实践论证科研观点，为媒介融合背景下为电视真人秀节目创新发展提供具体对策，更具有理论针对性和实际操作性。
四、然而即便如此，媒介融合依然会存在一些问题
（一）在媒介融合环境下，如何有效整合多方资源，进行真人秀电视节目制作与亚类型开发是重中之重。
（二）将媒介融合观点运用到真人秀节目的创作与研究之中，突破在电视本体研究的局限性，成为媒介融合下真人秀节目创新的又一问题。
媒介融合基本特征篇2
【关键词】产业融合技术逻辑内容产业
一、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演变
黄升民教授认为，所谓大众传播媒介产业化。指的是“意识形态的媒介”向“产业经营的媒介”过渡的过程；产业化的动因是生存环境中的控制力量对媒介的传统形态“控制”的弱化和存在于媒介内部“利益属性”的显现；产业化的进程又由媒介的“利益属性”和“控制对象”属性所衍生的媒介整体的“利益――控制”产业平衡模式决定；产业化的共同特征一是利益指向，二是淡化行政级别和事业性质，追求相对独立的经营实体地位。这实际上指出了我国媒介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和发展路径。我国媒介产业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我国传媒起初承担着政治意识形态和舆论的控制工具，是“”，为此简化为事业单位建制的新闻媒介。因此我国传媒具有较强的政治依附性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担当舆论宣传工具的政治功能，其自身的产业属性一直被压制。直到1978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八家中央级报刊要求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申请，其本意主要是解决财政支持不足的问题，但却催生了我国传媒产业的萌芽，我国传媒走出了产业化的第一步。第二次传媒产业的变革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采编与经营的剥离”为主要思路和模式的改革使传媒在双重属性的特征下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传媒的市场经营能力的不断增强，产业逐利本性不断凸显，最终实现了传媒产业的迅猛发展。在完成初级产业化(单一主体的市场经营)以后，传媒的产业经营活动有了更大的突破，同时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扩张的难题。随着市场意识的增强。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市场盈利水平的扩大，旧有的传媒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传媒自身也具有改革现有的管理体制的要求与动力。传媒产业开始在政治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开始了集团化进程。这主要源于2003年中央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并且开始允许多家传媒集团的组建及运作进行实验。到2004年12月底国家广电总局明确表示，今后不再批准组建事业性质的广电集团。这表明我国传媒集团的市场结构已经稳定，传媒产业以行政主导下的集团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二轮扩张已然完成。与此同时资本运作日渐浮现，开始成为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从我国传媒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出，政府逐渐从全面控制媒介活动(严格限制其经营活动)发展到逐步、局部地放松对媒介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从将经营活动允许纳入传媒新闻事业到将传媒经营性资产与新闻事业的剥离。反映出了我国传媒的管理体制正在不断地调整以适应传媒产业发展的环境，也反映出了我国传媒产业发展与西方传媒产业发展路径的不同。总之。我国传媒产业发展具有政治逻辑下的制度安排与传媒自身在现有规制框架下的边缘突破以获取经济利益并存的特征。这映射出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的二元性：政治依附性与资本逐利性。
二、数字传播：传媒产业发展的技术逻辑的凸显
“我国的数字电视进程和电视业体制改革的同时推进仿佛是一种巧合，其实，这种巧合从媒介发展的历程来看带有内在的必然性：媒介的技术进步必然带来媒介的体制变革，而体制的不断变革又给技术的发展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体制与媒介技术的持续互动构成了整个媒介发展的历史。”媒介技术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重新塑造整个媒介产业的市场结构与竞争态势，媒介传播技术的数字化预示着传媒产业将迎来更加剧烈的变动与调整。
媒介传播技术的数字化将使媒介产业内部不同种类传播形态的差异性走向同一。这就为传媒产业内部的融合创造了基础条件。因此可以说数字传播是传媒产业融合的强大技术推动力。如美国1996年的电信法案为产业融合提供了强大而必要的催化剂。该法案刚通过的几天，七大贝尔运营公司之一SBC宣布它将兼并太平洋电信公司，拉开了电话行业的并购，此后广播兼并，电视与有线兼并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从相关资料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媒介产业首先是进行内部融合，在完成内部产业融合之后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和政策规制的放松将开始走向产业外融合。目前我国传媒产业内部进行的融合居多，进行外部产业融合的较少。但数字传播所导致的传播技术统一化与可转换性将使传媒与传媒外的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如电信业的产业具备了技术融合的条件。同时都是作为传播信息的产业，两者具有高度重合的市场消费者。“当不同产业之间形成了共同的技术基础和市场基础，导致技术融合和市场融合的现象出现，各个产业之间的传统边界将趋于模糊甚至消失，在技术融合和市场融合的技术上产生了产业融合现象。”因此在将来传媒业与信息业的产业融合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
胡正荣认为，“整个电视产业的发展历程――从无线电视到有线电视再到现在的数字电视。实际上是一个价值转移的过程，即价值逐渐向供应链上游转移，这种转移实质上是瓶颈的转移。”其实这反映了传媒产业竞争优势的转移。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与变革将传播的渠道丰富化，媒介传播技术的数字化使海量的信息存储与传递成为可能，媒体与媒体之间的技术转换成为可能。提供传播信息的渠道供应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数量巨大的传播途径将引发传媒产业渠道这种传统竞争优势的降低。同时传播内容的生产制作与供应不能满足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渠道节目需求和消费者对节目内容的满足期待。“渠道为王”的时代即将过去。“内容为王”的时代正在到来。传播内容(节目)的生产制作将成为制约传媒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在数字传播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内容产品的生产制作与交易将随之大规模发展，内容生产的企业数量也将随之大规模增加，内容产品的提供商将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集群。所以数字传播背景下的传播产业的发展必须依托于内容产业的形成发展与壮大。因为内容产业才是传媒产业发展未来的制高点。不可忽视的是媒介的技术逻辑正在传媒产业内形成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
媒介融合基本特征篇3
探讨媒介融合的事实，我们不难发现，媒介自出现之日起，就不断交融、聚合，相互激励、竞争，共同发展、进步。媒介从上古时期的非语言媒介发展到语言媒介，从实物媒介发展到符号媒介，从纸质媒介发展到电子媒介再到数字媒介，后者超越前者，但又包容前者；前者孕育出后者，但又独立于后者。两者一直构成发展又并存的关系。媒介教育也在其中担任和谐共荣的角色。
“融合”一词与大众传播真正意义上的联姻，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媒体间的整合”正是这一时期媒介融合的主要表现形式，这种整合的动因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传统媒体在面对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时的竞争压力。
在充分利用自身既有的信息平台和资源优势的前提下，传统媒体介入、整合新兴媒体是其必然的选择。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进入大众视野的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媒体特质开始得以不断彰显，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敏锐的大众传媒的弄潮者就已经感觉到了互联网技术对于媒介的潜在价值，越来越多的传媒公司开始进人互联网行业，实行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融合。许多报纸都开始开设网络版，或者干脆直接建立自己的网站，电视台也开始把部分视频节目上网，广播的在线节目也逐渐增多。与此同时，传统媒介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庞大的受众市场也激发了与媒介相关的企业强烈的赢利欲望。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媒体整合浪潮的形成。“媒介融合”这一全新的词汇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被大众传媒的从业者频频提及。
作为媒介融合的早期形态，不同媒体的整合已经发生并正在进行，即便如此，我们同样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媒体自身在激烈的竞争中产生的压力所引致的融合并非媒介融合的本质，归根结底，媒介融合的根本动力来源于技术的力量。新的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出现，不仅使得媒介的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更重要的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传播方式和媒介形态的革命，使得传统的媒介边界走向消解，为媒介内容的共享提供了可能，并最终引发了新一轮的媒介融合浪潮。
要对“数字技术”作出清晰的概念界定是很困难的，但是数字技术的本质特征却可以用6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兼容、共享、开放”，具体而言，不论是文字、图片、音频还是视频等内容，都可以通过计算机以“0”和“1”的数字形式进行处理，并通过不同的传输平台传播，而受众亦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不同的终端来接收。终端可以是收音机、电视机，也可以是计算机、手机、PDA等。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媒介内容的存储和共享提供了可能，并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上泾渭分明的媒体之间的界限。在数字技术时代，从严格意义上讲，所有的传媒内容都将以同样一种数字格式来存储，从而最终都成为数字传媒。它表现为，传统的单一属性(如平面媒体、音频媒体、视频媒体等)的媒介终端向视听多媒体终端进化；以往只有单一服务的网络(如电话网和有线电视网)可以不同程度地承担其他网络的职责；一直局限于特定业务的媒介组织也开始在政策的允许范围内尝试着拓展自己的业务范围。
以广播为例，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广播开始由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由单向传输转为交互传播，由区域业务转为全国乃至全球业务。
数字技术的出现，所打破的不仅仅是传统媒体之间的界限，从大的平台来看，把语音、数据和图像信号编码成“1”、“0”符号进行传输，成为电信、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的共同语言。所有业务在数字网中都将成为统一的0/1比特流，而无任何区别，允许语音、数据、声频和视频各种内容，无论其特性如何，都可以通过不同的网络来传输、交换、选路处理和提供。这实际上打破了以往泾渭分明的电信、广电、信息三大领域，也就使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三网融合”成为可能。
社会的媒介化肇始自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介的出现，但媒介化的突飞猛进则自电视普及之后开始。电视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于媒介的依赖性，并大大增强了媒介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即便如此，在新的媒介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出现之前，媒介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依然是有限的。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特别是Web2.0技术的出现，媒介融合才实现了相较于数字技术时代的全新跨越。
相比于Web1.0而言，Web2.0以个人应用为核心线索，互联网的使用者可以自己提供网络内容并进行复杂的交互沟通，构造个性化的网络空间，其应用以博客最为典型。博客的兴起，使得媒介受众的“碎片化”开始发端，传统的权威的电视节目或者报纸专栏，不再是人们唯一的新闻来源。在美国，以博客为平台的个人电视台已经初具雏形，在未来，更多的博客将与媒介紧密结合在一起。
媒介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媒介影响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在真实世界之外，媒介营造出一个虚拟的无限扩张的媒介世界，人们通过媒介来获取对于世界的认知，甚至依据从媒介获取的信息来指导现实生活，这也恰恰验证了李普曼关于“真实环境”与“虚拟环境”的预言。但仅仅通过媒介营造的虚拟空间来构造媒介化社会是远远不够的，媒介化社会从其本质上讲，意味着人的媒介化，或者说每个人都是在媒介深刻影响下的“媒介人”，对于生活在媒介化社会中的人来说，不仅对于世界的全部想象都由媒介来构建，其思维方式、个体意识也烙上了媒介化的烙印。
媒介化社会构建对现代教育改革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无论教育者、教育对象，还是教育手段、教育方法，都面临巨大的改变。媒介消解教育者的权威，媒介决定知识的存在状态，媒介解放教育对象的被动性，媒介进一步决定教育手段与教育方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实施的英语与计算机网络教育已经成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核心课程，这正是媒介社会的必然选择。但这只是媒介的基础内容。如何进一步了解媒介特征、如何有效使用媒介、如何使用媒介促进高效率的学习，正在成为教育的主导课程。
中国社科院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卜卫建议，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通过媒体教育来提高青少年认识和利用媒体的能力。具体来讲。媒体教
育可从以下4个方面入手：1了解媒体的基础知识以及如何使用媒体；2学习判断媒体信息的意义和价值；3学习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知识和技巧；4了解如何建设性地利用媒体来发展自我。
加拿大媒介素养协会理事、媒体教育学家约翰・庞甘特提出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十大目标。这十大目标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以下是这十大目标的具体内容：1教育学生使他们成为懂得欣赏而又具有批判性和分辨力的听众、读者和观众；2向学生介绍各种媒介的历史发展情况；3讨论并辨析媒体的主要用途；4辨析各种不同媒体运用的技巧和语言；5辨析与媒体产品生产相关的各种因素，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组织等因素；6教育学生使学生认识到媒体的操纵能力；7使学生能够对媒体讯息进行评述、解疑、分析和评估；8使学生理解媒体对社会的影响；9教育学生使他们能够自主地对媒体讯息加以选择；10如有可能，使学生有能力通过媒体产品表达自己的观点。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在媒体无处不在的时代，用LenMas-terman的一句话概括，便是“批判性的自主”――学生一遇到信息，便有能力自主地质疑和分析。
我国的媒介教育，首先是科学媒介传播观念的教育，包括媒介信息观、媒介组织观和媒介生态观的培养。其次是正确的受众观的培养，包括理解受众概念、了解分析受众行为、思考不同媒介接触与日常生活的影响及管理自己的媒介接触行为。最后是培养负有责任的传播行为，包括传播行为的树立、媒介信息制作方法的获得、学习媒介信息传播途径及方法、学习评价自己及他人的传播行为。
从教育学角度思考媒介教育课程，包括媒介教育学科内涵、课程实质、学习目标、课程及相关课程大纲、媒介教育的教学、教学模式和保障措施等。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是理论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必须有一套成熟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体系。目前诸如《媒介素养概论》、《媒介素养》等专门教材已经出现，加上传媒教育课程――广播电视学、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等学科体系的诸多课程，已基本可形成独立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专业教材、专业论文和专业教学、研究人员的出现，使该课程体系的开设成为可能。各个高校可以开设《媒介素养概论》、《媒介文化》等必修课程，同时辅以《媒介伦理学》、《媒介认知与文化》、《大众传媒与社会》、《理解媒介》等选修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为大学生提供全面的媒介素养教育，丰富和发展他们对传媒的认知与了解，从学习、认识传媒中发展其媒介素养，从而达到提高个人素养的目的。
媒介融合基本特征篇4
一、引言
主持人的媒介形象是节目传播的重要符号，是“有意味的”电视媒介表达形式。“端庄”、“睿智”、“幽默”、“温柔一刀”、“真情”、“励志”等，都是大众对主持人媒介形象的描述。主持人的媒介形象依附于传播实践，在传受距离中由媒体、主持人和受众群体共同塑造而成，且是强调个性特征的标志性的传播符号系统。从表现形态来看，它既包括了“具体栏目中主持人在受众中的综合印象，即栏目形象”，也包括了“主持人职业在社会上的公众形象”[1]，可以有效地整合业界和学界关于主持人的诸多讨论，如“公信力”、“亲和力”、“外在感性的印象”、“内在理性的印象”、“主持人品牌”等话题。
形象的心理学解释是“人们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各种感觉器官在大脑中形成的关于某种事物的整体印象，即各种感觉的再现”[2]。形象作为“印象整合”和“感觉再现”，异于事物本身，和受众的认知条件（包括环境、对象、手段、目的、能力等）相关。主持人媒介形象在形式层面的塑造与媒介行为极大相关，但在意义层面的解读则存在多维的可能，是媒介和大众共同施为的结果。可见，主持人的媒介形象尤其是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媒介形象是一个“全息”的概念。
当前，随着电视节目主持人传播实践的深入，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媒介形象越来越呈现出类型化、风格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其中，既有极高品牌价值的媒介形象，也有外强中干的“空壳形象”。本文试从文本、关系、文化语境三个层面透视和阐述电视节目主持人媒介形象的内涵，分析其六点特质，尝试寻找理解电视节目主持人媒介形象的“非平面化”的多维路径。
二、认识电视节目主持人媒介形象的三个层面
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在传播过程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媒介形象并不总是能被全息地认识。实际上，主持人如何认识自身所担的职业身份和角色、传播创作团队如何界定和有意识地塑造主持人的媒介形象、受众如何认识主持人的媒介形象、舆论如何讨论主持人的媒介形象，相互之间充斥着差异。因此，与其追问主持人的媒介形象是什么，不如回答“如何认识主持人的媒介形象”，更具传播实践的适用性。笔者认为，从微观到宏观，我们可以从文本、关系、文化语境等三个层面，认知和解读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媒介形象。
（一）从节目文本层面看，电视节目主持人媒介形象是以实现传播效果为导向的标志符号
电视主持人节目可视为结构化的符号文本，通过流动的视听符号构建节目的收视和欣赏空间。其中，主持人媒介形象因为具有具象、能动和人格化的特征，而成为节目的核心符号。它既在形式上构成节目，也从内涵上影响着节目的品质，进而对传播效果形成干预。因此，从整个节目的文本结构着眼，主持人的媒介形象是典型的功能性符号。以访谈类电视节目为例，主持人不但是从节目形式上不可或缺的元素，同时，因为把握着现场谈话的话语权力，其提问、回答、梳理、总结、串场等言语行为，进而包括其在场上的一举一动、风度气质，都是节目的“看点”，微妙地影响着受众的感知和节目的效果。主持人与所在节目之间的这种交融的关系，并非访谈类节目所独有的，而是电视主持人节目的一般特质。
当前电视主持人节目在个性化、人格化、人际性、互动性等特质方面进一步强化，主持人与节目之间的联结更为深入。从创造高质量的节目文本的角度看，具有较高辨识度、知名度、美誉度的主持人，能够以其颇具品牌气质的媒介形象为电视节目的市场竞争带来推力。而反过来，主持人媒介形象的维护与创新也应是创作团队的发力点。
（二）从传播关系层面看，电视节目主持人媒介形象的基石是节目中的职业身份，存在节目外的声誉放大
主持人的传播实践包括了微观的节目传播、中观的跨栏目传播以及更为宏观的跨媒体传播。因此，主持人被置于各种传播关系中并因此被社会大众所认知。
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将其中的关系分为节目中关系和节目外关系。那些离开具体节目主持实践的“过去的”主持人逐渐被人们淡忘或以其他职业角色被认知，而那些新加入的主持人又在节目传播中累积个人的职业声望。类似的流转现象说明了节目中关系是主持人获得和维持其个人媒介形象的基石。
另一方面，主持人媒介形象的延伸、放大、变形、扭曲，却常在节目外的社会传播中达成。也就是说，主持人媒介形象在传播过程中，往往“溢出”具体的节目，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舆论讨论主题。受众从节目中获得“印象”之后，总要付诸于脱离具体节目的社会讨论，并在此过程中慢慢沉淀为关于某一主持人的公众形象。因为这一溢出机制与影视演员跃出影视剧文本，成为“明星”而引起社会关注的机制相似，因而，在一段时间之内，电视节目主持人在认识上被艺人化、明星化。尽管这种理解抹去了电视节目主持人与影视明星之间的职业差异和职业价值诉求的不同，仅仅因为主持人溢出作品得到“声誉放大”而将其与演艺明星划等号的理解过于肤浅。但是，我们确实也应该看到，除了节目中关系，节目外关系是影响大众确立主持人媒介形象的重要因素。
尽管如此，处理与大众之间的节目外关系，主持人仍须以节目中的传播关系为前提。主持人媒介形象的职业规定性是其区别于其他社会职业的本质特征，也是大众评价主持人水平优劣、形象高下的基本标准。主持人应该有这一基本的职业身份意识。尽管因为社会观念的变动，主持人媒介形象的具体内涵和品质会发生变化，但是脱离节目中关系，主持人在节目外与大众建立的互动关系就缺乏基本的落脚点。因此，主持人及其团队应该以创新驱动形象策划，深刻把握传播中的节目内外关系，满足大众合理的期待，以传播品质充实主持人的媒介形象。
（三）从社会文化层面看，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媒介形象是主持人境界不同的具体体现
关于主持人媒介形象的评价通常有两种：一是以“漂亮、好看、舒服”为内容的悦目性评价。悦目性评价是一种典型的形式评价，主持人主要被视作构成节目形式的部分，评价内容主要集中在容貌、体态、音色、气质、妆扮、行为方式等可视可听可感的外在层面;另一种是以“亲和、幽默”为内容的亲切感评价。主持人表现出平等的态度、平和的语气，使受众感到被尊重而没有压迫感，被冠以亲和的评价。亲切感评价是一种关系评价，重视受众对交流关系品质的内在感受。
与上述两种评价视角不同，笔者认为，主持人媒介形象折射其节目主持艺术境界，当以“得体”为基本的评价标准。得体既指传播方式合宜，又指双方对传播关系的认知和把握也同样适切，还指在传播中自觉地实践社会文化约制。因此，相对于悦目性和亲切感而言，得体是更为内在、理性的要求。用得体来评价主持人的媒介形象实际上是基于整个传播行为与社会文化的融合程度而言的，从形式到内容，从行为到意图，都在基本的社会文化价值判断中达到了适切和统一。由此而树立的主持人媒介形象更具有社会文化价值，也更可能发展为长久的传播品牌。
三、电视节目主持人媒介形象的六点特质
根据上文从节目文本、传播关系、文化语境等层面对电视节目主持人媒介形象的分析，结合当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传播实践，笔者认为，电视节目主持人媒介形象具有六点稳定的特质。
（一）符号属性
主持人的媒介形象不完全等于其外在的形式特征，但是，大众首先看到的的确是主持人的“样子”。主持人的媒介形象需要以容貌、体态、气度、言语、表情、妆扮等为要素形成外在形式，从而被受众所感知。受众首先依据可感的外在形式确定整个可视画面的符号结构，确认电视上出现的哪一（几）个说话者为“主持人”，而非经过长时间的观看才判断其中的角色分配。因此，主持人的媒介形象作为整个电视节目传播的一个重要部分，必然具有符号的形式特征。
（二）依附传播
电视节目主持人在栏目和社会中形成广为接受的形象，都须以传播实践为前提。受众在具体评价某一主持人的媒介形象时会以个人的收视体验和相关的社会舆论积淀为参考，不可能完全脱离主持人所在的电视节目。比如，大众给陈鲁豫冠以“知性”，给柴静冠以“温柔一刀”，给白岩松冠以“睿智”，给崔永元冠以“幽默”，皆与上述主持人的具体传播实践密切相关。可见，主持人的传播实践和主持人的媒介形象是皮毛关系。
随着主持人实践的变化，主持人的媒介形象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比如倪萍在电视主持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离开主持人岗位，再次投身影视表演之后，大众对其形象的认知更主要地呈现为“演员”。可见，传播实践是主持人媒介形象的“源头活水”，对主持人的策划、包装都不能脱离这一源头。
（三）不失距离
在主持人节目的传播过程中，客观上存在“展示――审视”的距离。主持人及其传播内容被媒介“距离化”，形成独特的“媒介图景”，这是受众认识主持人及其传播内容的客观前提。同时，这意味着主持人的媒介形象也是受众创造性的认识：一方面是以传播实践为基础的真实的“原型”，另一方面则是以受众的感知、想象、夸饰为依托的“幻象”。尤其在节目外的传播中，这种主持人媒介形象的幻象特质更为明显。因此，某主持人的媒介形象与其作为社会个体甚至与其在某期节目中表现出来的栏目形象之间不会对等也不必对等。这种模糊性给主持人在职业生涯中策划、变化、发展职业品牌留出了余地，也为主持人媒介形象的审美留有必要的“距离”。
（四）群体塑造
主持人的媒介形象作为高识别度的符号，由媒体、主持人、受众共同塑造，“集个人角色、媒体角色、社会角色于一体”[3]，是附着于主持人个体身上的集体图腾，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优质的主持人媒介形象是以主持人个体为基础而达成的个体条件、媒体塑造与大众解读的契合和统一。
（五）成于个性
主持人的媒介形象作为电视节目的标志符号，一方面具有极强的人格化特质。传播者不是一个“抽象的人”或想象的人，而是一个真实的个体。主持人的格调追求、道德品质、情感品质会直接影响节目的整体风格，感染受众;另一方面，不同的主持人又会用不同的形式构成自己的媒介形象。上述两点决定了主持人的媒介形象强调共性中的个性，不应模式化地相互复制。
（六）达于审美
看电视是典型的社会休闲活动。作为社会美的审美对象之一，电视节目主持人媒介形象往往带给电视观众独特的审美体验。“社会美是社会生活领域的意象世界。它也是在审美活动中生成的。
一般来说，在社会生活领域，利害关系更经常地处于统治地位，再加上日常生活中的单调的重复的特性，人们更容易陷入‘眩惑’的心态和‘审美的冷淡’，所以审美意象的生成常常受到遏止或消解。这可能是社会美过去不大被人注意的一个原因。[4]”在笔者看来，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媒介形象不仅仅是传播工具，也是引发受众心灵愉悦的审美意象。这并不因为传播的功利性而消解。
受众对主持人媒介形象的审美感知有别于一般的艺术形式审美。在那些让受众体会到深刻和妙悟的主持人节目中，受众在主持人的引导下，辨析社会利益，沟通观念态度，感受价值层面的融合感和超越感。在此过程中，主持人的媒介形象集纳了受众丰富的审美想象，成为受众在收视过程中的审美焦点，在受众的认知和想象中，成为或平和、或崇高、或知性、或端庄等风格不同的形象。
由此，也可以确定，主持人媒介形象的审美，前提是主持人在长期的传播实践中不断奉献高品质的作品，并且在具体的节目传播语境中，因为有所创造而使得受众品味到丰富的意味。主持人的个人风格和主持人职业，在整个社会中与大众印象相互融合，相互激荡，在延伸、扩充、具象和变形中实现创新，才能创造审美的可能。而以审美视角看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媒介形象，包括“形――神――势”三个层面的内容：其形是“可见的符号性内容”，其神是“不可见的精神性内容”，其势是“稳定的传播品质和品牌发展”。
总之，在传播中，主持人应以真实性为基础，以公共价值为追求，以巧妙的方式组织传播，引发受众共鸣。电视节目主持人媒介形象给予人美的感受，是以真和善为基础的美的感受，其审美关系也是以信任关系为基础的审美关系。主持人媒介形象之审美须由事实层面的真、价值层面的善和形式方法的美的统一为基础，如此才有受众在审美感知上的心灵激荡。
四、结语
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媒介形象因其可视可感而受人关注，但不应是一个单薄的概念。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媒介形象首先是节目文本中的标志性符号，具有实现传播功能的工具性特征。一旦进入到社会传播链条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媒介形象也必然受到传播关系的约制，发展出一套关于身份的话语。随着主持人群体、主持人职业以及媒介传播的发展，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媒介形象越来越受到社会文化的关注。
媒介融合基本特征篇5
[关键词]危机传播媒介融合媒介分化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同上一年相比增长了9.2%，经济成果显著。但是，统计局仅仅公布了农村基尼系数，依旧没有公布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理由是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不透明，导致调查出来的基尼系数偏低。然而，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9年达到0.47。九三学社在2010年的一份报告中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当年达到了0.46，已经越过了0.4的警戒线，收入差距极大。[1]随着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之后，中国也越来越需要思考如何应对可能存在着的中等收入危机。这样的经济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了危机社会的模式之中。自2008年以来，社会危机的爆发呈现上升的趋势。如3.14事件、贵州瓮安、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事件、2011年的动车追尾事故。美国学者、危机管理专家罗森塔尔认为，危机事件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决策的事件。”[2]危机的处理与化解，成为现今中国所面对的紧迫问题。
我们自身可以体会到，实际上媒介在危机处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在充分调用自己所拥有的技术手段关注各种社会危机。于是，“技术更像是危机发展的加速器和扩大器，不仅可以成为化解危机的有力工具，又可能成为流言泛滥的助推手。”[3]尽管现在对于媒介是融合还是分化仍无定论，但若将其置入危机传播这一前提下，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命题。
一、融合下的危机传播
媒介融合在近几年成为一个时髦的新概念，但所代表的媒介发展趋势却一直含混不清。媒介融合的最早提出者、麻省理工学院的普尔教授指出，一种物理形态的网络将能够承载所有类型的媒介服务，而一种媒介服务也可以于任何物理形态的网络。[4]这个表述强调了媒介服务在全类型媒介平台上的通用性以及一种可所有类型媒介服务平台的出现。国内学界亦在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做出阐释，如高钢认为媒介融合是“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的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5]
以2011年的7.23甬温线动车事故为例来考察危机传播过程。首先，网民通过微博最先向社会了动车出现事故的消息。事故发生前7分钟，温州当地居民@Smm—苗发出动车行驶缓慢的消息。事故发生4分钟后，车厢内的乘客@袁小芫微博发出第一条消息，称动车紧急停车并停电，有两次强烈的撞击。事故发生13分钟后，乘客@羊圈圈羊发出第一条求助微博。这条微博转发突破十万。两小时后该名网友获救。
在传统的危机事件中，信息的权往往掌握在政府手中，民众的知情权无法得到保证。因为信息的需求无法被满足，各种未经证实的消息往往甚嚣尘上，会使得处理危机的情况更复杂、棘手。而新媒体，如微博、手机等所具有的草根性，让普通人也拥有了信息的权。动车事故中，大量相关的寻人启事通过电视台、报纸、广播和微博不间断地向社会播发。浙江血液中心和浙江省卫生厅也在微博上不断实时消息，证明了微博确实是继电视、报纸和广播之后，一种更为广泛和有效的传播媒介。
同时，事件中的传统媒体也在积极融入，参与事件的发展。许多媒体除了传统新闻方式之外，还通过微博实时更新着事件的进展，弥补了时效性的不足，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传统媒体在内容深度上的优势。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其一，因为民众是大量微博信息的信息源，让传统媒体的新闻从业者从中能收集到大量的信息，进行把关和二次传播。其二，传统媒体的记者和编辑是微博上活跃的“意见领袖”。鉴于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惯性，他们在微博上原创和转发的信息，往往具有很大的新闻价值，可以获得很高的关注度。这一特征让职业新闻人的微博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舆论引导和议程设置的功能。
在这起突发事件中，危机的潜伏期特征和媒体对危机潜伏的预警都不明显。在危机的突发期，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将各自的内容制作应用于对方的平台之上，大量传播信息，将不同的受众聚合在一起。这符合媒介融合的根本动因——“通过‘一次创作，跨平台’的方式，降低成本，扩大影响，最终聚合受众注意力实现效益最大化。”随后，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地对事件予以关注，对危机的最终解决和民众的心理重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渠道。
在对媒介融合的英文词源Convergence的溯源中，有学者将媒介融合阐释为六种不同的融合模式：媒体科技融合、媒体所有权合并、媒体战术性联合、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和新闻叙事形式融合。动车事故中微博与报纸电视的互动，新闻记者在微博上发表言论等媒体活动，即实现了媒体科技融合、战术性联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和叙事形式融合，新闻的时效性、真实性等有了较大的提升，传播效果良好。
这样的媒介融合尽管层次较低，却也是一个媒介融合的成功案例，让人觉得这预示了未来媒介发展的美妙图景。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体形式，因为技术的不断进步，融合互利。传统媒体收获了部分已经流失的受众，看到了依靠技术实现报业复兴的希望；新媒体则展现了在时效上的强大优势，受众越来越多地聚集到新媒体的羽翼之下。
二、必然的分化
现阶段的实践似乎证明了融合是未来媒介发展的一个必经途径和方向，因为融合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它到底是不是媒介发展的终极形态？我们反过来思考，媒介融合的表象下是不是存在着媒介分化的必然趋势？笔者认为，在技术不断发展和受众注意力不断分化的前景与预测下，至少针对危机传播，媒介分化的几率将会大于媒介融合。
如今的受众，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注意力也愈发分散。受众有限的时间与注意力，注定了不能接受所有的信息，需要对信息进行筛选。那么，为了受众，媒介必须有所对策。融合固然可以吸引受众，却无法发挥出不同媒介的优势和特点。若一味进行融合，反而会失去自身的天然优势和特点。
在非典疫情之前，媒介往往不允许介入事件之中，仅仅是在危机结束之后进行总结与回顾。这样的传播策略和管理，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媒介发挥自己应有的积极作用，不利于危机传播。非典疫情和孙志刚事件之后，政府逐渐允许媒介介入危机，针对危机的评论和新闻增多。新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及时迅速，时效性极强。尽管多数报道显得业余，不精致，却有极大的新闻价值和冲击力，对过去信息被封锁的情况有极大的改观。而传统纸媒的优势在于其文字的力量，对危机的深度报道和评论鞭辟入里。这样的优势，是强调速度的新媒体无法企及的。
但融合论却让媒体产生了错觉——“只有融合才能生存下去”。传统媒体便将报纸做成PDF上传到互联网，广播电台网上进行直播。这使得受众开始不断转移到网络这块免费的阵地。这样的融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竞争之下，媒体必须将自己的优势做大做强。对新媒体来说，它的特点总结为一个字，就是“快”。这是传统媒体不可能超越的优势。它让危机信息得以迅速地与受众见面，满足了受众的信息饥渴。那么，新媒体就应该在“快”字下足功夫。有限的文本容量不可能包含所有的信息，却可以传递最具价值的信息。这是信息传播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信息满足人们的需求后，才有继续传播的可能。信息的及时公布，是危机传播中的关键点。公众对危机的恐惧情绪，会因为信息的披露而逐渐消退，社会的正常秩序不致遭到破坏。反之，公众对危机会滋生出共同的行为与态度，继而形成一种负面的恐惧心理。这时，一部分公众可能成为流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不正确的信息占领了传播渠道，公共服务部门则可能丧失处理危机的最佳时机。
对于传统媒体，局限于报道危机事件的5个w已然不能完全满足受众的需要了，而应该延伸内容，分析危机发生的动因、处理的方法和进展。融合只是途径，是为了媒介进行更好的分化。“从目前看来，媒介融合将带来的是载体的‘先合后分’的局面”。[6]尽管报纸的内容可以部分移植到新媒体之上，但是二者本质不同，导致内容生产的融合不可能完美。内容与媒介必须相互匹配，不能乱了章法。即便在内容上有所融合，各个媒体也应该进行修改与加工，使之符合自身的特点。如果我们将媒介发展的中间阶段认为是发展的终极目标，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可能会对媒介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
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推动之下，媒介的融合仍在继续，这一过程必然漫长。其中鱼龙混杂，滥竽充数者有之。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不偏不倚的，而不是媒介发展的根本动力。最大的动力是人的需求，是摆在媒介发展这个课题前首要考虑的要素。人的需求日趋细致与分化，那么，媒介也应该思考自身发展的目标与方式，做出调整以适应变化。“分化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适应了则生存、发展，不适应就消亡，或者由它的某个分支继续发展。”[7]在媒介应对危机的时候，我们应该鼓励和允许一切有益的尝试，让媒介在不断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最终，媒介会分化出最优应对危机的模式与形态。
注释：
[1]南方周末：九三学社提案称中国基尼指数达0.46，远超警戒线，10%家庭占有45%城镇居民财产省略/content/42319
[2]赵志立：《从汶川大地震看中国的危机传播》，《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年1月
[3]吴菁：《媒介融合下的危机传播》，《网络传播》2011年第8期
[4]邓建国：《媒介融合：受众注意力分化的解决之道——兼与“反媒介融合论"”商榷》，《新闻记者》2010年第9期
[5]高钢：《媒介融合：追求信息传播理想境界的过程》，《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3期
[6]彭兰：《媒介融合时代的合与分》，《中国记者》2007年第2期
媒介融合基本特征篇6
1媒介融合的改变特点
1.1无限的新闻信源
当代媒体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新闻信源呈现出无限增长模式，这也是快节奏社会发展过程的必然趋势。媒介融合使多种媒介呈现出一体化趋势，不仅改变了新闻传播系统的发展方式，还解放了新闻传播的单一渠道模式，一种范围广阔的一体化市场正在逐渐成熟，其中以门户网站为主的新媒体，逐渐改变了传统的新闻传播模式，传统媒体逐渐被新媒体、自媒体、私媒体取代。全媒体具有多种综合表现模式，其独特的信息传输特点，为新闻媒体发展带来个更多可能性，也使新闻信源呈现出无限化发展的趋势。
1.2合作型新闻采编
媒介融合为新闻采编工作创造了新的工作方式，合作型新闻采编模式也是新时代媒体生存环境经过媒介融合后发生的具体改变。新的新闻采集模式与传统模式有很大不同，媒介融合的传播背景下，对传统的分工式采集方式进行了优化，不仅在新闻采集中兼顾了分工形式，而且也使团队合作式新闻采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媒介融合使新闻信息得以共享，通过不同媒体的通力合作，使合作型新闻采集团队应运而生，这就是合作型的新闻采编变化。根据电视新闻进行分析，电视主要通过视频传播信息，在新闻融合中有很大优势，而媒介融合在此基础上扩大了传播范围，将音频、文字、图像完美结合，加强了信息的共享性，也是手段最多样化的媒体平台。
1.3新闻表达多元化
媒介融合使新闻表达更加多元化，这也是新闻传播改变的具体特征之一。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中，无限的新闻信源，合作型新闻采编，这些改变使得新闻表现更加多元化。新闻传播在媒介融合中发生了许多改变，在设置媒体议程的时，传统一家独大的媒体议程方式将发生改变，在相同新闻的报道中，不同媒体会得出独特的新闻报道内容，表达特征十分多元化。不同媒体会在同一事件选择不同的切入点，可以得到不同的侧重点、视角、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的新闻特征。在激烈的媒体竞争环境下，新闻表达的特点直接影响媒体核心竞争力。例如在报道地质灾害新闻时，媒介融合的传播方式会根据门户网站需求进行报道，可以提供搜索、目录等服务，并且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实时调整传播方式。
2电视新闻创新措施
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电视新闻必须挖掘出自身优势，主动出击，加强电视新闻节目的创新性。媒介融合虽然使新闻传播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其实质并没有脱离新闻的本质，电视媒体应当提高信息，加强职业记者与职业编辑的工作效果，通过专业的媒体传播让观众得以接受。
2.1直播常态化
数字信息时代，新闻时效性是媒体竞争的关键要素，只有第一时间提供正确的新闻，才能使观众更加愿意接受。电视新闻的最大优势就是现场直播，以现场作为电视新闻的基础，充分发挥出现场的真实感。将传统的电视新闻前线封闭性报道转变为直播状态，通过实时的新闻事件让观众更加有代入感，观众切实的感受到新闻事件的全过程，并且对事件的发展有所了解，这样就可以提高观众的互动与参与，使现场直播的魅力完全得以体现。现场直播中，新闻记者是第一时间接触新闻事件的人员，也是决定新闻材料切入方向的关键人物。记者独特的视角，不仅可以体现出媒体特征，也能展示记者与媒体的实力。虽然现在许多新闻媒体都在广泛收集群众素材，但是往往这种第一手资料较为粗糙，视角十分主观，缺少新闻敏感性，这点恰恰是专业新闻从业者的绝对优势。以数字网络技术的支持，直播成本逐渐减少，操作也更加简单，这些条件为实现直播常态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2提高整合能力
媒介融合使信息来源与传播渠道更加多样化，这就为媒体提出了问题，如何处理大量信息，提高核心竞争力，是媒体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信息整合是媒体处理信息的关键能力，媒体每天都需要进行大量新闻的加工、筛选、组合，形成独特的观点框架，通过编辑部完成知识管理职能。
2.3强化互动
电视新闻与新媒体相比，最大的弱势在于参与性与互动性上面。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必须提高新闻采编人员的观念，改变媒体作为主体的方式，而是将群众作为主体，根据群众不同的需求，认真研究收视心理与规律。数字时代实现了观众与媒体的实时交流，通过微信、电话、短信、网络等方式，使电视新闻获得了更多的反馈，呈现出几何增长。特别是现在电视新闻与合作网站的联合播报方式，使得电视可以与互联网进行联动，通过新闻采编人员与观众的联动，为节目营造出活泼、亲密的氛围。
3结论
媒介融合为电视新闻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更大的机遇。解决媒介融合变化带来的问题，使电视新闻获得新的突破。积极促进媒介融合，使电视新闻栏目更加人性与自由，采纳各种优秀的融合方案。通过媒介融合使电视新闻实现高效的整合与传输，通过有效的管理提高新闻操作效果，实现电视新闻栏目的创新。
参考文献
[1]李弋.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直播的商业盈利模式[J].电视研究，2010（6）：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