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学基本研究方法篇1
1网络药理学的概况
在过去的10多年中，新药研发的失败率不断增高，面临困境［6］，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哲学问题，与疾病相关单靶点高选择性药物设计的主导思想是同时发生的。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疾病的生物学本质认识不断深化，西方医药界逐渐认识到多基因、多环境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引起的复杂性疾病。2007年，AndrewLHopkins提出了网络药理学，将成为新药研发领域里新的发展方向［7-8］。网络药理学是在系统生物学和多向药理学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是在生物网络中各生物实体(疾病、表型、基因、靶标、药物等)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通过系统分析方法，观察药物对生物网络的作用和影响，使药物的研发更能针对疾病的实际情况，提高研发成功率。
网络药理学理解复杂的生物系统不仅仅需要实验，同样也需要计算方式的支撑。计算方法能够使网络药理学在复杂生物相互作用网络中获取整体、机制性信息，并能够发现新药靶标以及特效药的组合。尽管在网络药理学中的计算方法还处于实用建模和理论探索阶段，但是它已经为制药业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网络药理学概念出现比较晚，但是其内涵已经在药理学实际应用中出现，作者概括了药物靶标识别、疾病关联基因发现等方面的研究，总结其方法主要有5个类型的计算方法:网络拓扑分析、靶标准则分析、分类分析、聚类分析和回归模型分析。
网络药理学采用文本数据挖掘(textmining)、知识发现(knowledgediscoveryofdatabase，KDD)、网络分析(networka-nalysis)等技术探索生物实体之间潜在的未被发现的关系，如构建疾病靶标的二部图网络，其中节(顶)点(vertex)代表疾病或靶标，边(edge)代表节点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即若2个节点以边相连，则其具有某种特定的关系，反之，则认为无相互作用或潜在未被发现关系。这种靶标网络体系具有评价疾病的发生发展状态，药物对疾病靶标网络的干预与影响预测等功能。网络药理学多以生物学数据库为处理对象，如在蛋白质相关的HPRD［9］，BIND［10-11］，DIP［12］等;与遗传、性状及其基因相关的OMIM［13］;药物研发方面的DrugBank［14］。
网络药理学采用这些生物学数据库，能够从系统生物学角度，理解“疾病表型-基因-靶点-药物”相互作用网络的基础上，通过计算分析方法，来观察药物对病理网络的干预与影响，使研发的新药更接近于疾病的实际情况。它对人类疾病的认识具有系统性、动态性以及相互作用等特点，药物干预机体靶点，调节机体平衡，从而达到治疗作用。
2中药网络药理学的概念及其特点
传统中药强调“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的组合应用形式，重视“君臣佐使，七情合和”的组合效果，中医药被认为是古老又经典的系统生物学［15-16］，开展中药网络药理学的研究能够明确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提高中药的研究水平。中药网络药理学既需要借鉴网络药理学的技术和手段，又需要结合中药本身的特点。相比较西药而言，中药具有2个特点:一是中药具有针对证候进行治疗的特点。但是，网络药理学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它是以现代医药学数据库为基础，通过网络方法进行构建的。所以进行中医药与现代医学进行嫁接是中药网络药理学的一个桥梁，病症结合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二是中药具有多成分综合作用的特点。中药常用的用药形式是方剂，由成百上千个化合物组成。但是，中药大多数是口服制剂，必须经过吸收、分布、代谢、排泄过程，即ADME过程，到达靶标器官、靶组织而发挥作用。有些化学成分在体外药理活性必经强，但是由于生物利用度很低，在体内很难达到有效治疗浓度，有些成分经过肠内菌或者肝脏代谢以代谢产物发挥作用。所以，网络药理学必须与体内ADME过程相结合，才能更好提高中药的研究水平和切合中药的实际情况。
3基于体内ADME过程和网络药理学的中药现代研究思路
中药在中国以及亚洲地区被广泛应用，也引起世界广泛关注。但是，中药研究仍然面临许多困境和问题，其中2个问题最关键:一是药效物质基础不明确，二是药理作用及其作用机制不清楚。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只有明确药效物质基础，才能更好的阐释其药理作用及其作用机制，只有明确药理作用才能更好的辨识有效成分。作为中药的药效成分应该具有2个方面的属性:一是具有药理作用或者与药理作用相关联;二是该成分在体内具有适宜的药代动力学特征。网络药理学与体内ADME过程相结合对开展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及其作用机制是一条确实可行的途径，其研究思路见图1。中医药最常用的用药形式是方剂，由君、臣、佐、使组成，是十分复杂的化学体系，通过化学分离、分析的方法研究中药方剂的化学成分，包括定性、定量分析等，建立方剂的化学成分信息库。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王喜军教授认为入血的成分才真正是中药的有效成分，提出“中药血清药物化学”的研究方法［17］，关注中药在体内的移行成分，并迅速得到了广大学者的广泛认可。对于中药方剂，通过高通量的定性、定量分析获得外源性药物本身及其所有代谢产物随时间和空间(各个组织)的动态变化情况，药物及其代谢产物各种代谢途径、方式的信息和药代动力学的各种参数等，研究方剂的体内ADME过程，获得方剂的代谢指纹，明确入血成分(包括原型成分及其代谢产物)以及到达靶器官、靶组织或者靶蛋白的成分，即达靶成分。但是，如果这些成分没有合适的药代动力学特征，例如生物利用度很低，没有达到最低有效浓度，或者消除太快，很快被排泄，对于这些成分很难被认为是有效成分。所以必须进行药代动力学的特征分析，获得具有适宜的药代动力学特征的入血成分和达靶成分(包括原型成分及其代谢产物)即药代标示物(PK-marker，PK-M)［18］。然后，对以生物学医学数据库为处理对象，通过文本数据挖掘、知识发现、网络分析等技术构建与疾病/证候的相关的网络靶标。再次，对药代标示物进行计算机靶标的虚拟筛选，与方剂治疗病症/疾病的网络靶标进行分子对接，评价药代标示物对靶标蛋白的作用位点及其作用力，从而预测方剂对疾病靶标网络的干预与影响等功能，有效阐释方剂的药效物质基础及其作用机制。
4中药ADME研究内容介绍
4.1计算ADME高通量筛选中药是一个十分复杂化学体系，基于体内过程发现中药的有效成分群是一条确实可行的途径，通过计算的方法进行虚拟筛选，进行有效成分群辨识是一个简单快捷的方法之一。药物的药代动力学性质是与其理化性质密切相关的，Lipinski等［20］早在1997年根据化合物的结构及理化性质总结预测药物口服吸收的“五倍律”定律。Ekins等［21］曾在220届美国化学年会的报告中总结了当前应用计算机构建的预测化合物ADME性质的一些模型，其中包括StephenJohnson应用回归树和神经网络方法构建的预测药物血清蛋白结合的模型，WilliamEgan应用统计模式识别方法预测药物的被动小肠吸收，BerndBeck用半经验定量方法构建的预测药物血脑屏障通透性的模型等，但这些方法的一个共同不足就是都是基于化合物的二维结构来预测。从化合物的分子场中相互作用的能量计算出化合物的性质，并将此方法应用于根据化合物的三维(3D)结构计算预测其理化性质及药代动力学性质是一种全新的方法［22］。VolSurf软件就是将从化合物的3D结构图中提取的相关信息，转换成几个容易理解和解释的描述符(参数)，用这些描述符来构建一个用化合物的3D结构解释其生物学行为的多变量预测模型［23］。通过计算进行中药的ADME虚拟高通量筛选，为中药药物代谢物组学研究提供预测，使之研究更有针对性和目的性。
4.2体内过程的试验研究
4.2.1血清和组织药物化学日本学者田代真一基于“人体胃肠道中寄生菌群能够通过水解苷类物质获得能量来源，中药产生生物活性的成分可能是中药经过菌群代谢之后的产物”的想法，提出了“血清药物化学”的概念［24］，我国学者对“中药血清药物化学”进行系统研究。中药血清药物化学正是通过研究中药或复方口服后被吸收入血的各个移行成分，来间接、快速地筛选有活性的药效成分，探明移行成分与传统疗效的相关性，同时对阐明中药及复方的作用机制、生物转化和代谢等过程，以及对药理、毒理的进一步研究有一定的辅助作用［25］。王喜军等［26］对茵陈蒿展开研究，发现其给药血清中主要药源性物质6，7-二甲氧基香豆素，并通过药效学试验发现其具有利胆、抗炎、利尿、降血脂等药效，从而证明其是茵陈蒿的有效成分。中药组织药物化学研究，分析达到靶器官的移行成分，并对了解药物浓度高、蓄积时间长的组织和器官，以及在药效或毒性靶器官的分布等。通过对血清和组织中移行成分与疾病的网络靶标进行分子对接，有利于从网络药理学角度，系统的阐释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
4.2.2多成分的药代动力学研究中药药代动力学起步较晚，多成分药代动力学研究一直是中药研究的难点问题之一。靶标分析是中药药物代谢物组学研究的常用方法，尤其是对在中药中大量存在、具有合适的药代动力学特征以及具有与药效相关的药理活性的化学成分，即对药代标示物［19］进行药代动力学研究，对用它们表征复方制剂在体内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的动态变化规律及其体内时量关系、时效关系，并用数学模型提供药代动力学参数。同时整合药代动力学是中药药代动力学研究方向，整合机制研究是难点，笔者认为以“组效关系”［27］为核心开展整合机制研究将会突破这个难点。通过这些研究，可为药物的初步筛选、剂型设计、质量评估及给药方案的制订提供依据，可合理地指导临床用药，同时药动学研究对复方的组方、药物作用机制及药物相互作用等也可提供基础和依据。
病理学基本研究方法篇2
[摘要]21世纪是基因科学高度发展的世纪,针灸学可望在“后基因组时代”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针灸学在关键基因调控方面优势明显,针灸的作用机理研究可望通过借鉴基因科学的先进的理论与技术而有所突破,并借鉴针灸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研究思路,提出了21世纪针灸学的研究思路与发展方向。
[主题词]针灸学;研究设计;基因组,人GeneScienceandAcupMoxibustionScienceofthe21thCenturyWuHuangan,ZhangBimeng,LiuHuirong(
ShanghaiMunicipalInstituteofAcupmoxibustionandMeridians,Shanghai200030)[Abstract]The21
thcenturywillbeacenturyofhighdegreeofdevelopmentingenescience.Acupmoxibustionsciencemay
playanimportantroleinthe“latergenometimes”.Theauthorsholdthatacupmoxibustionsciencehaso
bviousadvantagesinregulationofcriticalfunctionalgenes;studiesonmechanismsofacupunc
tureandmoxibustionmayhavesomebreakthroughbymeansofadvancedtheoriesandtechniqueso
fgenescience.Theyalsoputforwardresearchthinkinganddevelopmentdirectionofacup
moxibustionscienceinthe21thcenturybasedonthinkingofstudyontreatmentofulcer
ativecolitiswithacupunctureandmoxibustion.
[Keywords]AcupunctureMoxibustionScience;ResearchDesign;Genome,Human第一作者简介:吴焕淦,男,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副所长。
作为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针灸学在现代化研究进程中,充分吸收、借鉴了生命科学领域的新思维、新理论、新技术,在针刺镇痛机理研究,经络、腧穴本质探讨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针灸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相关性研究成果也已为医学界所认同。我们也意识到,有关针灸作用机理研究和其他与针灸学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不是针灸学本身所能解决的,只有将其融入生命科学这一大环境中,针灸学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可以预测,在到来的21世纪里,生命科学必将获得空前的发展,“基因科学”将渗透到医学的各个领域,在新的“基因时代”里,针灸学将受到哪些影响,它的发展前景如何?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一发展时机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应引起每一位针灸工作者的足够重视。结合我们课题组在长期从事针灸免疫(包括分子免疫学)相关研究过程中所积累的一些经验,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一些初浅的看法。
1基因组学快速发展
自20世纪以来,生命科学获得了极大发展,特别是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以及1985年Crick的遗传信息传递的中心法则的提出,更是极大地促进了基因组学的发展,从而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基因技术革命,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工业、农业、环保、医药等方面显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基因组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人类基因组DNA的全序列测定为标志的“结构基因组学”阶段。自美国从1990年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HGP)以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协作项目,它的意义可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及阿波罗登月计划相媲美,但现阶段HGP的完成仅为今后全面认识人类基因组的功能提供了一个结构基础[1]。随之而来的是竞争更为激烈的“后基因组时代”,为了确保我国在未来的生命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确立了从“功能基因组学”和“疾病基因组学”入手的研究策略,同时,也认识到人类基因组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与中医学的整体观、辨证观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医药(包括针灸)在这方面有巨大潜力。
2针灸学的优势
针灸是在中医的脏腑经脉等相关理论的指导下,通过针刺或艾灸来达到调整脏腑的阴阳气血、虚实正邪等,最终起到治疗作用。它擅长从整体上对人体进行调整,并可根据机体不同的功能状况,通过选用不同的穴位或采用不同的针刺手法来达到调整机体功能状态之目的。针灸学作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治疗思想是将疾病的病理过程作为一个整体,它通过影响多靶点和疾病过程的多个环节,从而激发机体自身内在的调整能力来达到治疗目的[2]。其整合作用不仅表现在影响疾病的病理过程,对体质改善也有作用,在解决疾病易感性方面优势明显。当前,人类的疾病由以感染和营养失调为主的单因素疾病转向以机体自身代谢和调控失常为主的多因素疾病,以对抗为主要特征的西医未能达到从根本上改变复杂的病理过程,难以遏止疾病的发展[3]。虽然基因科学带给医学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被称为“基因科学导致医学革命”,许多科学家也提出可以用改变基因结构来治疗单基因疾病,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设想,迄今为止,基因治疗尚不成熟,它的负面效应还不清楚[4]。况且,绝大多数发病率高、危害性大的疾病是多基因疾病,是有多个调控基因失常所致,因此,治疗策略应该是以修饰或调控基因表达与基因产物功能来达到治疗目的。在研究基因组过程中,认识到多种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能否发病以及预后情况怎样,是疾病相关基因与内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诊治的个体化等新的治疗观念,这与中医学(针灸学)的辨证论治观相一致。针灸学在整个发展过程,都贯穿着辨证论治思想,其以多环节、多靶点的整合调节为特点,在治疗与病种方面的优势依然明显。基因组学与中医针灸学在思维方法学上的趋近性,为两者在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的相互渗透提供了可能。
3基因芯片在针灸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作用机制研究中的应用
有关针灸作用机理的研究,古代及近代医家都作过探索,但基本上停留在以传统的中医理论进行阐述。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在针灸作用机理研究,如针刺镇痛机理的研究,针刺对神经、免疫、内分泌系统调节的研究等方面,均作了大量细致而有意义的工作,并证实了针刺的确切疗效,但尚缺少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合理解释。针灸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临床与机理的系列研究所提供的研究思路,对我们颇有借鉴意义。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Colitis,UC)属难治性疾病,病因涉及免疫系统、环境,以及尚未确定的慢性肠道炎症易感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引起一系列级联改变,导致慢性肠道炎症、组织病变和疾病。我们的研究发现:隔药灸治疗UC不仅具有满意的近期疗效,也有一定的远期疗效,且副作用小[5]。有关隔药灸治疗UC的临床及作用机理的研究成果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1)艾灸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形态学研究(SCI收录)[5];(2)从细胞因子与基因调控探讨针灸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机理(SCI收录)[6];(3)针灸治疗大鼠溃疡性结肠炎分子免疫学机理研究[7],发现隔药灸与电针能够上调溃疡性结肠炎大鼠结肠粘膜中IL1ramRNA表达,降低IL1βmRNA、IL6mRNA表达及iNOSmRNA的表达,从而有效地控制溃疡性结肠炎已启动的炎症和免疫级联反应[6、7]。上述研究成果为进一步从基因表达调控水平上研究UC提供了理论及实验基础,也为研究隔药灸调节相关基因表达及表达产物功能提供了重要依据。但这种只针对单基因的研究思路对揭示UC的发病本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毕竟众多细胞因子之间及其与靶细胞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国外有研究选择性删除小鼠一个感兴趣的基因(或称为“敲除”)而产生慢性肠道炎症。特发性肠道炎症可以是免疫系统特异基因异常的结果,在这些有基因改变的动物,正常肠道菌群能诱发慢性肠道炎症。但对各种溃疡性结肠炎“敲除”突变体模型的思考,强烈支持环境(在这里指肠道菌群)可能与特异基因(特别是那些上调或下调免疫系统者)相互作用而引起溃疡性结肠炎的设想[8]。但无论在生理或病理条件下,在基因表达调控、机体免疫及细胞分化等重要生命活动中,并非每个基因都是单独的发挥作用,众多基因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调节的。目前,国内尚缺乏全面、深入的相关研究,未能阐明溃疡性结肠炎的确切发病机理,这给有效的治疗该病带来了困难。因此,筛选在影响UC的多个环节上起作用的分子和起关键性调控作用的基因,从基因的整体调控水平来揭示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机制及针灸治疗的可能作用机制应是医学界所关注的问题。
借鉴生命科学领域先进的理论与方法,应用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前沿生物技术―――基因芯片技术筛选出UC差异表达基因及隔药灸“天枢穴”治疗UC的反应性基因,并克隆部分未知基因全长cDNA,进行功能分析,初步建立“UC相关基因表达谱”,阐释UC的发生机制与隔药灸治疗UC的基因调控和功能修饰的机制,探讨能与隔药灸起反应的基因。这些基因可能是目前已知的与UC相关的基因,也可能是未知功能的基因,国内尚未对溃疡性结肠炎基因表达谱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因此,从整体水平出发来研究针灸的基因表达谱为最终揭示针灸的作用本质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针灸的现代化研究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思路。
自人类基因组计划实施以来,不仅给现代医药学带来新机遇,也为针灸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好的契机。国内一些学者已注意到在“功能基因组”与“疾病基因组”的调控方面,针灸具有巨大的潜力,并且意识到如果在这方面的研究有所突破的话,将使我国在即将来临的“后基因组时代”处于国际领先地位[2,3]。在考虑将“功能基因组学”与针灸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时,不仅要严格遵循“功能基因组学”本身的研究规律,同时也要认识到针灸疗法本身的特点,选择针灸疗效显著的溃疡性结肠炎进行研究,因此,开展“UC隔药灸”基因表达谱的相关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与应用价值。
实践证明,针灸学只有采取中西医结合方式,运用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与手段,把中医基础理论的阐释、确切的临床疗效及其作用机理提供给人们,充分发挥其在调控基因功能方面的优势,才能在21世纪的生命科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有理由认为,只有充分地将针灸学的特色融入到生命科学的领域中,将宏观现象的研究与微观机理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针灸学才能在当今迅速发展的生命科学里得到丰富和发展。相信,针灸学必将在21世纪里大放光彩。
4参考文献
1吴.发展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刻不容缓.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2000;22(1):1
2洪净.中医药防治疾病的优势与学术发展切入点的探讨.中医杂志,2000;41(12):751
3李扬.流行病学模式的转变.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1998;15(3):97
4沈自尹.基因科学和21世纪中医药学的走向.上海中医药杂志,2000;4(10):7
5WuHuangan,ZhouLibin,etal.MorphologicalStudyonColonic
PathologyinUlcerativeColitisTreatedbyMoxibustion.Treatment.WorldJournalofGastroenterology,2000;9(6):861
6吴焕淦,等.针灸治疗大鼠溃疡性结肠炎细胞因子基因表达的探讨.世界华人消化杂志,1998;6(10):853
7WuHuangan,etal.TheMechanismofiNOSGeneModulationon
病理学基本研究方法篇3
生命科学是21世纪学科发展的主流，人类的医学史证明了仅依靠单一学科，如：细胞学、发育学、肿瘤学、人类遗传学或分子生物学难以完成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保护。人类基因组学的产生和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genomeproject，HGP）的完成，使得人类能够对生命现象进行系统和科学地认识，揭示疾病产生的机制以及长寿与衰老等生命现象。本科生通过对基因组科学与人类疾病课程的学习，能够了解什么是基因组科学，其主要研究方法和手段，如何从基因水平认识疾病、诊断疾病和治疗疾病，为今后更深入地在临床上应用这些知识为患者服务或是继续更深入地进行理论研究奠定基础。
1课程改革的特点
弥补本科生对于生命科学，特别是基因组科学与人类疾病关系的认识，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为将来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打下基础，或是对于走上临床认识疾病、治疗疾病有促进作用。本课程是我校在本科生中新开设的一门选修课，本课程的开设得到了学校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经多次论证和在学生中征求意见，学生的反响强烈，因此可以看出本科生对于本课程有极大的兴趣，期望通过老师的讲授能对于人类疾病从基因水平有全新的认识，对自己的科研能力有一定的提高。
2教学研究探索的几个方面
2．1更新教学内容课程讲授是当前生命科学中前沿领域的热点问题。主要课程安排如下：前言；人类基因组计划与DNA测序（包括基因组测序的发展、方法、DNA测序的规模化与工业化）；cDNA测序和基因表达谱的研究（包括cDNA文库的构建、全长cDNA的克隆、基因表达谱的概念及其在医学应用中的意义）；人类基因组DNA序列变异及其分析方法（包括人类基因组序列及其变异、基因组序列变异检测的常用方法及基本原理、突变检测在识别疾病相关基因中的应用）；基因治疗（包括基因转移和基因治疗的早期历史、基因治疗的现状、遗传型基因治疗、表遗传型基因治疗、基因治疗的问题与展望）；基因工程技术（包括理论依据、基因工程技术的内容—目的基因获取、克隆、表达、基因工程技术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现状）；生物信息学（包括生物信息学的概念、产生的背景、生物信息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生物信息学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蛋白质组学（包括蛋白质组学的概念及其在生命科学研究中的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蛋白质组学研究发展展望）；生物芯片（生物芯片的原理、种类及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生物安全（包括生物安全的概念及含义、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转基因动物及其产品的安全性、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医药生物技术及其产品的生物安全、国内外生物安全法规及管理）等内容。
2．2本课程将采取理论与实验相结合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敢于提出问题，独立思考问题，老师与学生共同参与教学内容。根据学生人数安排一定的动手操作实验的课程［1，2］。
2．3采用多媒体教学形式，加深学生的理解一方面，可以加深同学的理解能力；另一方面，对于条件不允许的实验，学生可以通过多媒体的形式了解实验过程［3］。
2．4将科研的思路、科研的方法融入教学之中，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课堂教学中和课下作业安排一定量的文献检索、文献翻译阅读、科研方法设计、预测实验结果等内容。
2．5改革考试形式采取闭卷笔试与课下查文献、答题相结合的形式。
2．6改革课程用教材重新更新编写适合本科生参阅并适合当前基因组科学最近发展的教材，并计划出版发行。
3教学效果的学生评价
听取学生反馈意见分为3种形式。
3.1采用不记名问卷的形式反馈学生意见问卷内容包括实验内容的安排、教师授课质量、希望的授课内容方式、感兴趣的实验内容等等。
3.2建立学生公共信箱一方面可以将某些授课内容、习题、思考题等通过公共信箱让同学下载，另一方面学生可以将公共信箱作为与老师的互动平台，及时反馈对课程提出的建议和意见，老师定期浏览信箱，及时调整课程安排。
3.3整学期课程进行中期和结课前安排两次学生课堂讨论讨论时间20min左右，及时反馈信息，提高理论与实验教学质量。
总之，本科生的基因组科学与人类疾病课程是一门较新的课程，在诸多方面需要进行改革探索，以适应当前生命科学发展的需要并满足学生汲取新知识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常冰梅,王惠珍,张悦红.医学七年制生物化学教学方法探索.山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医学教育版),2005,(6):37.
病理学基本研究方法篇4
辨证论治是中医防病治病的基本方法，抓住“辨证标准”这一关键环节开展研究，就有可能推动中医理论、临床疗效、证候本质研究的发展。作为中医学认识疾病和辨证论治的主要依据，症状及证候的规范化、客观化研究是带动中医药基础理论取得突破、促进中医药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之一。然而，证候属于高维高阶的复杂系统，证候的高维高阶特性为证候的规范化、证候实质研究、证候诊断标准的建立等带来了困难[1]。随着生物信息学、系统生物学等研究的兴起，学术界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以信息系统视角研究同样是系统的、复杂的中医药理论体系，在合理整合和充分利用各种数据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分析、特征提取和规律探索，可能是研究中医学临床规律的一条可行的途径[2]。
1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辨证论治研究中的优势
多元统计分析是数理统计学中近20多年来迅速发展的一个分支，它探讨高维数据的内在规律，如研究多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数据结构和数据简化等。多元统计分析能综合体现出人体生命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与中医更有内在的切合性。中医药学理论中充满了数学语言和思维，如证的分类、组成和演变中饱含着多元模糊的数学思想，证候是以症状群组合的形式出现，但同时又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证与症状的关系不是单纯的线性和正态的。中医证候的客观标准由某些特定的症状、舌象、脉象等“软指标”或定性指标构成，仅凭主观经验或文献资料进行辨证标准研究难免导致“选择性偏倚”和“测量性偏倚”，而较大地影响了证候标准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将数理统计引入证的研究不但可行而且是科学的。
2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辨证论治研究中的作用
2.1用于症状的分类与筛选
症状是疾病所反映的现象，它是判断病种、辨别证候的重要依据，主要来自传统中医运用望、闻、问、切所获得的病情资料，多为宏观的、表面的、缺乏定量和定性的可检测指标，必然具有一定的不清晰性和随机性，易受假象和医者主观因素的影响。有专家指出，疾病的症状表现可大致分为三类，即：第一类代表疾病本身特征的症状，第二类代表证本身特征的症状，第三类对辨证辨病皆贡献不大的症状[3]。因此，如何从纷繁复杂的症状中筛选出属于中医证本身的主要症状，是认清证本身特点的前提。通过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可以筛选出对证候辨证有决定意义的主要症状，如何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某些变量(症状)对应变量(证)的不同“贡献率”来加以取舍，这对于甄别证的有意义症状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筛选出一些与该证有关的症状(群)。如张氏等[4]运用因子分析、C均值聚类和模糊综合评价对确诊为肝炎后肝硬化900例患者临床症状、体征等基本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提取该病的中医证候因子，得出结论：肝炎后肝硬化症状和体征信息经多元统计分析可划分为两大类，即疾病的共性特征信息和证候病机分类的特征信息。前者反映疾病所具有的中医基本病机，后者反映疾病的不同综合病理状态。
2.2用于证的分类及危险度研究
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反映出病变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疾病的证型会随着疾病的发展而变化，同一疾病的不同证型反映了疾病不同阶段的不同病机，也反映了疾病的轻重及危险性。当疾病表现出不同的证型时，其对健康的损害程度如何并不十分明了，所以，分析每一证型危险程度的大小就显得十分必要。如丁氏等[5]对375例胸痹心痛患者通过二值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比较不同证型的危险度。结果提示，胸痹心痛的危险证型按其影响程度依次由高到低为血瘀证、痰浊证、气虚证、阴虚证、寒凝证。另有顾氏等[6]通过系统聚类的指标分割法，根据聚类结果，发现肝炎后肝硬化的单元证有阴虚、肝胃不和、湿热、血热、肝郁/肝火、脾肾阳虚等6种类型，结合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前5个单元证发生率较高。证候是基于症状、体征、舌象、脉象反映出来，具有动态性、模糊性的特点，并通过对这些信息的综合分析、辨识而提取出来。采用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反复修正临床四诊信息调查表，运用多元统计方法提取特征信息，可为证候分类提供依据，进一步揭示中医证候的病机。
2.3用于辨证分型及标准研究
“辨证分型”的基本形式是将西医或中医的某一疾病分为几个不同的证候类型进行治疗。通过“辨证分型”得出的证型虽是模型，却是在对患者群和症状群高度分析总结基础上对疾病过程的模拟，是建立在“病”的基础之上。而“疾病”是在病因的作用下出现的具有一定发展规律的演化过程，具体表现出若干特定的症状和各阶段的相应证候，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在病的基础上的证和证型也有规律可循，可以运用数理统计如多元分析等客观化的手段来探索其规律。如刘氏等[8]对乳腺癌术后患者进行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乳腺癌术后患者可以分为气虚、阴虚、肝郁、冲任失调及脾虚痰湿型。李氏等[8]采用多元统计方法分析焦虑症的中医症状、证型分布特征，将焦虑症的临床10余种证型简化为5种证型组合，以心脾两虚型最为多见，与临床观察实际基本符合。目前，临床上辨证分型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临床经验的总结上，辨证分型不统一，证名不规范，采用临床流行病学结合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探索疾病的辨证分型及其标准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2.4用于证候危险因素的研究
证候作为疾病过程中阶段性的病理概括，影响因素常常涉及病因、病位、病程、病性、气候及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等，虽然具有复杂而多变的特点，但其中仍有一些规律可循。如崔氏等[9]采用二元回归法对739例首发中风急性期患者的辨证分型单个和多个危险因素关系进行分析，结果高血压病、吸烟、饮酒分别为中风之肝阳暴亢、风火上扰证的危险因素，其它辨证分型与危险因素无统计学意义。另有专家认为，个体的体质是形成不同证的基础，故理清体质类型成为解答证型构成特点的钥匙，而中医体质、证候的分类、症状的组合可以通过聚类分析实现[10]。
2.5用于证候的实质及辨证客观化研究
应用现代先进的实验方法与仪器，结合多元分析建立辨证诊断实验指标，是探究证候的实质、实现辨证客观化的必要手段。在研究证候的实质时，由临床检测到的生化、特殊检查指标或现代分子生物学指标等，可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等方法进行分析，从而得出能真实反映某疾病证型规律的主成分。如温氏等[11]运用多元分析探讨IgA肾病的病理损害、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测指标与中医证型的关系，结果显示，IgA肾病的病理和临床表现与中医辨证相关联，阳虚证与水肿、阴虚证与尿血关系密切。王氏等[12]采用多元分析方法探讨血瘀证量化诊断的方法和血瘀证证候实质，通过对170例血瘀证与非血瘀证患者血红蛋白、三酰甘油、总胆固醇、内皮素、一氧化氮、纤溶酶原激活物6因素的逐步回归显示，其贡献度的顺序为内皮素>血红蛋白>纤溶酶原激活物>一氧化氮，三酰甘油及总胆固醇未能入选。对证候进行诊断客观化、标准化是辨证论治规范化的前提和基础，以症状、体征以及客观指标为立足点，以临床实践为准绳，综合运用多元统计分析的方法，并结合模糊数学评价，进行动态与定量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揭示中医证型的本质，实现中医证型的客观化。
2.6用于证治规律研究
传统的辨证论治规律归纳和总结研究最大的弱点在于研究者无法通过定量方法来处理数据，往往主观加以选择、摒弃。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可以较好地避免数据处理时掺杂的主观因素，客观准确地反映研究对象，并在文献资料中发现其内在的客观规律。通过文献整理与多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析中医病证的证治规律，重新审视中医学对病机属性、证治方案的认识，以此可揭示辨证论治的优势和特点。如卢氏等[13]通过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从方药的频数和剂量两个角度探求唐、宋、金、元、明、清各个历史时期治疗糖尿病的方药规律，得出补虚药、清热药是治疗此病的两类主要药物这一重要结论以及方药配伍关系，提示热盛伤阴、气血两虚应是历朝代总的糖尿病证候群的分型归属。丛氏等[14]通过总结中医历史上著名医家的医案建立大型数据库，采用非条件Logistic多元逐步回归法筛选变量，统计筛选出肺病的常见临床证候，与某一证候正相关和负相关的病因或病理结果、症状和用药，并定量地表达了这些病因或病理结果、症状及用药对该证候的重要性。多元统计方法适用于分析散在、庞杂的中医文献资料，有助于透过复杂的数字资料发现事物内在规律，已成为临床科研设计、分析和评估的主要手段和方法。
3结语
辨证论治是中医几千年来防病治病的实践和理论沉淀，占据中医学诊疗体系的主导地位。中医药学研究的总体趋势是客观化、标准化和数量化，其中数量化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随着随机化实验设计和方差分析理论、方法，特别是SPSS和SAS统计软件在医学研究中的应用，使得辨证论治的研究方法由单纯的频数分析向多元回归、聚类分析、因子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向过渡。近年来，许多学者采用多元分析方法应用于辨证论治客观化、标准化和数量化的研究，为中医药科研逐步从传统的以定性描述为主的方式向定量性描述过渡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当然，在实践运用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通过多元分析所得到的证型分类往往与传统中医辨证分型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也提示今后如何将现代科学的多元分析方法与传统临床辨证论治经验相对接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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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基本研究方法篇5
Abstract:Therearemanyessentialdifferencesbetweenclinicalresearchandmedicalcareontheaspectsofprimaryaim，basicmethodology，thejustificationofrisksandtheethicalprincipalstheyshouldfollow.Inthetheoriesandpracticesofclinicalresearch，theconfusionbetweentheclinicalresearchandmedicalcarecausestherapeuticmisconception，whichisinbreachofethicalprinciplesofinformedconsentandcompromiseshumansubjects’interests.Thisarticlewillexplorethemajorreasonsoftherapeuticmisconception，themainethicalissuesitcausedandthecorrespondingresolutions.
医学传统往往把生物医学研究看作是临床治疗的一部分，并没有对治疗和研究进行明确的区分。医生只能在医学文献研究以及对个体病人的治疗经验的基础上了解并改善某种药物或治疗方法[1]。随着临床研究的发展，尤其是科研伦理学的蓬勃兴起，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尽管临床治疗和医学研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但它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把两者混同起来，必然会造成治疗性误解，从而损害了临床试验的伦理学基础和基本的道德要求。关于治疗性误解这一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医学生物研究领域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研究和探讨。近年来，我国在诸多人体试验案例中也都涉及到这一问题，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
1研究和治疗的区分
研究和临床治疗在根本目的、基本方法、风险的正当性，以及应遵循的伦理原则等多方面都存在着区别。研究和临床治疗的根本目的截然不同。临床治疗的目的乃是为个体病人提供最佳治疗，促进病人健康。而临床试验的根本目的则在于通过人体试验，获得可普遍化的知识(generalizableknowledge)，以便未来病人从中获益。世界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于了《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2002)，其中对“研究”一词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即“是指经过科学设计，提高或促进获得可普遍化的知识的一类行为。”这种以受试者群体为核心，以未来病人受益为目的的生物医学研究和以当前个体病人健康为最终目的的治疗是根本不同的。
治疗和研究截然不同的根本目的，决定了两者采用不同的基本方法。治疗的基本方法是个体性治疗，针对个体的综合症状，施用常规治疗方法和伴随药物;并根据个体病人的病情变化对治疗方法加以调整改变。而研究则不然。生物医学研究需要按照严格的科学设计方案来进行，除非超过了设计方案规定的界限，一般不能根据受试者的病情变化而改变;同样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有效性，减少人为的偏倚，研究还要采取随机、对照(甚至安慰剂对照)、双盲等方法，而且严格限制剂量的改变和伴随药物的使用。研究还常常要求在随机分组之前，建立一个未使用其他药物的基线，以便评价研究的有效性。可见，生物医学研究采用这些基本方法主要是为了科学目的，而非为了受试者本人的健康利益。尽管许多病人通过参与研究获得了治疗性的收益，有些收益甚至高于常规治疗带来的收益。但研究所带来的治疗性收益仍然不同于治疗收益，这些收益是不确定的、间接的，可以说是研究的根本目的的副产品。
治疗和研究都带有一些难以避免的潜在风险，但两者风险的正当性不同。无论在治疗还是研究中，病人或受试者都要接受各种化验检查以及各种医学干预措施，包括服用药物、注射、手术等等。这些活动本身都带有或大或小的风险。但是，在不同的情况下，这些风险的正当性有着不同的含义。在治疗的情况下，病人所承担的风险可以为治疗为病人自身带来的受益所抵消。也就是说，病人所承担的治疗上的风险是以自身获得健康为目的的;相比较而言，研究中受试者承担的风险更加不确定，其正当性并不是因为受试者从中直接获益，而是和未来病人以及社会的受益相平衡的结果。而这种平衡有时显然更加难以把握。
鉴于治疗和研究之间的根本区别，两种行为理应遵循不同的伦理原则。或者我们可以说，尽管生命伦理学的四大原则(尊重，有利，不伤害，公正)适用于以上两种行为，但在不同的情况下，治疗和研究实践中对这些原则各有侧重。如治疗过程强调治疗上的有利原则和不伤害原则，其主要含义是任何治疗行为一定要以个体病人的健康利益为最终目的。其中产生的任何新的知识都是附带性的。而生物医学研究则更为强调尊重人的自主性原则，从而非常注重自由自愿的知情同意。如果说，知情同意在某些治疗情境下可以有所妥协的话，那么，在研究的情境下，家长主义则是绝不能被允许的[2]。研究过程也强调不伤害原则，但如何在风险和受益间进行功利主义的权衡更是科研伦理的重要议题。但是，个体病人治疗性获益的重要性将永远次于研究的首要目的，即获得可普遍化的知识。
2治疗性误解及其伦理问题
从以上分析来看，研究和治疗有着非常明晰的分界线。但无论在临床试验实践中还是在相关理论研究中，都普遍存在着混淆研究和治疗的现象。如果病人/受试者中也存在这种混淆和误解，那就是治疗性误解(therapeuticmisconception)。当参加研究的受试者认为他能从研究中获得普通临床治疗所提供的服务，医生应该把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的时候，就会出现治疗性误解[3]。自1982年治疗性误解这个概念提出以来[4]，人们一直对此争论不休，而且也不乏数据表明，治疗性误解确实普遍存在。如1995年人体辐射试验专家委员会(TheAdvisoryCommitteeonHumanRadiationExperiments)对1882名接受过试验的受试者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些受试者(同时也是病人)相信，如果某种医学干预不能给病人带来受益，医生/研究者就不会建议使用;许多人还确信，如果这种干预会带来重大风险的话，医生/研究者也不会让他们使用。美国生命伦理学家Lidz和Allbume的研究也表明，在大量不同的临床试验中，高达70%得受试者存在着这种治疗性误解[4]。我国目前对这一问题及现实状况还缺少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但是近年来媒体不断报道的药物临床试验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均与治疗性误解有关。如在某一药物临床试验中，受试者申述自己当时不知道正在接受试验，他们称自己一直以为是在接受“国外先进的免费药品治疗”。而研究者坚持已经作了充分的知情同意，详细告知了研究带来的可能风险和潜在受益等等。在此类争端中，治疗性误解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治疗性误解违背了研究伦理准则，从而损害了科研伦理的基础。从本质上讲，科学研究意味着受试者同意放弃直接的治疗性受益，这必须要以受试者的充分知情同意为基础，因此，受试者不能完全理解或者误解了科学研究的本质，必然会使其作出的知情同意大打折扣。在知情同意过程中，必须向准受试者充分阐明他们即将参加的研究和通常的临床治疗到底有什么区别。
既然两者在概念界定上有着清晰的区别，为什么受试者对此仍然如此难以理解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患者受试者本身的心理期待。大多数参与药物临床试验的受试者同时也是患有某种疾病的病人。这种身份背景以及求医的思维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对试验目的、试验方法以及风险的理解。病人一贯的看病经验使他们确信医生的天职就应该是救死扶伤，促进患者健康的。治疗性误解这一概念的提出者PaulS.Appelbaum和他的同事曾通过访谈证实了这一观点。当他们向患有肿瘤的准受试者详细讲述了他们将要进行的一种抗肿瘤的药物临床试验后，要求受试者们叙述出他们自己对这一试验的理解。结果发现超过70%得受试者夸大了这一实验将带来的治疗受益，缩小了可能的风险，并坚信如果这种药物对他们的疾病没有好处的话，医生是不会建议他们参加这项研究的[5]。即使研究者对受试者进行了诚实、充分的知情同意，受试者对即将参加的临床试验的治疗性受益仍可能普遍具有过高的预期。
第二，不充分的甚至诱导性的信息告知。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临床试验中都可能存在着医生诱导乃至欺骗受试者，为了招募到更多受试者，不明确告知研究的性质、目的、具体方法，而是许诺许多直接受益，有意隐瞒或淡化可能的风险，在知情同意过程中，某些研究者会使用“免费药”、“进口药”等误导性的词语。这使知情过程本身听起来就像在介绍某种治疗方案一样。药物的研发过程涉及到诸多利益。我国对此问题尚无系统的调查研究，但药物临床试验实践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这种问题。SFDA在1999年的GCP中重申了受试者的权益保障，强调充分的知情同意和伦理审查的重要性。但毋庸讳言，我国在药物临床试验方面还缺少完善的管理监督体制，尤其是对利益冲突的有效控制还远未实现;而且，对我国的药物临床试验领域而言，知情同意还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无论从公共意识、职业道德，还是操作实践等各个层面，知情同意的水平都还有待提高。
第三，研究者对治疗和研究的混淆。很多时候即使是研究者也难以把治疗和研究区分开来。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临床均势(clinicalequipoise)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研究者的治疗性误解。临床均势是指临床研究人员对控制组和对照组之间对比治疗效果处于不确定的真实状态，即对于一种特殊病例，不确定哪种是更好的治疗方法[6]。
如果研究者明明知道一种方法优于另一种方法，伦理学就要求研究者只能使用好的方法。临床均势一直是临床试验基本的伦理要求。从根本上讲，临床均势认为任何受试者不能被随机分组到明知不利的一组中，临床试验应该承担起治疗的基本义务。可见，它强调的是治疗和研究的相同性，而忽略了治疗和研究的根本性差别。而这种混同无疑会在各种层面上造成治疗性误解。其二，国际或国家的各种管理规范和伦理要求存在着内在的相互冲突，这给人们带来了普遍的误解。如日内瓦宣言称，医生应该永远把病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而赫尔辛基宣言则规定，医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改进预防性诊断和治疗程序以及对疾病病原学和病理学的认识。这样，医生与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与双重目的使得研究者常常混淆了研究和治疗的界限。糊涂的研究者必定造成糊涂的受试者。研究者和受试者都不区分科学研究存在的受益和风险与一般治疗带来的受益和风险，从而都陷入了治疗性误解的圈子。
3主要对策
治疗性误解由于其削弱了临床研究中知情同意的要求，违背临床研究中的基本道德原则，从而对受试者的利益造成损害。因此，只有消除治疗性误解才能真正践行临床研究的伦理原则。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对策:
(1)强化知情同意信息告知的要求，突出研究的性质以及风险告知，并建立测量受试者理解程度的方法模式
《赫尔辛基宣言》明确规定，在任何涉及人体的临床试验中，研究者必须向所有受试者提供关于该项研究的充分信息，包括研究的目的、方法、可能的获益以及潜在的风险等;另外还要告知受试者有充分自由决定是否参与这样研究，可随时自由选择退出研究等。而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CIOMS)与世界卫生组织(WHO)颁布的《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学准则》则更加详细地规定了知情同意的告知内容。其中，除了《赫尔辛基宣言》涉及到的内容外，更加强调研究者应该告知研究的性质，说明研究设计的特点(如随机，双盲)，并详细解释该项研究和普通治疗的区别。
一些初步的研究和报道已经表明，我国临床研究实践中仍然存在着知情同意中信息披露不充分或不实的问题[7，8]。这种不充分的、不实的或误导性的信息告知常常导致受试者产生治疗性误解。所以，要消除这一问题，必须按照CIOMS颁布的国际伦理学准则，进一步细化信息告知内容。同时，建立科学可靠的方法模式来帮助研究者确定受试者对研究信息的理解程度，即了解受试者是否由于心理期待、理解能力等而产生治疗性误解，并据此加以纠正。
(2)在招募受试者过程中，尤其是在做知情同意的时候，研究者要有意识地进行医生和研究者的角色转换
研究者实际上还担负着另一个角色，那就是医生。而后一种角色对患者受试者决定是否参与该项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医生的天职乃是治病救人，以患者的健康利益为首要目的，这乃是人们对医生不言自明的角色期待。所以当他进行科学研究，对患者病人进行知情同意的时候，应该有意识地消除医生角色的影响。实践中，可以通过一些细节上的改变来实现，例如，研究者和患者受试者谈话的时候，应该首先向患者说明他们的双重身份;这种交谈最好选择在会议室，而非诊室;最好不要着白大褂等等。
(3)完善临床试验管理规范，规范术语的使用
研究者应该以书面的形式在知情同意书中告知受试者必要的研究信息，并需要受试者的签字。在相关的管理规范或法律法规中，某些术语有待进一步的明确规范。如“研究”、“试验”、“治疗”、“疗法”等在知情同意书中经常被混淆使用的术语，应该得到确切的解释和严格的界定。这样，在研究者进行知情同意的时候，就会有意识地对这些术语加以区别，减少使用上的混淆，从而消除由此产生治疗性误解的可能性。
(4)加强伦理审查
治疗性误解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伦理审查能力的提高。伦理审查委员会不仅要审查对研究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受益和风险的评估等，而且还应对受试者的选择、知情同意过程等进行严格审查。在审查知情同意过程的时候，伦理审查委员会应该注重审查一些重点内容，如研究信息告知是否充分、是否有足够证据表明受试者能够完全理解被告知的内容，以及是否存在治疗性误解的可能性等等，必要时可以召研究者至现场加以询问，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建议方案等。严格细致的伦理审查是消除治疗性误解行之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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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基本研究方法篇6
在美国当代的研究范围内试图对藏医进行了解的想法，是在公众为寻找一种替代或“补充”医学的条件下开始的。在为了研究其临床疗效的众多“民族医学”中，较普遍的替代医学是中医以及以“四部医典”为基础的藏医学。那些由生物医学文化背景下演化出来的其他替代医疗技术，它们应用生物医学的解剖学、生理学、效应（如螯合术、维生素、捏脊疗法），与此不同，民族医学由于其与生物医学极为不同的理论的作用，对生物医学工作者提出了特殊的挑战。研究者为了使研究和一般资料能简化进行以证实其疗效之有无，并克服这些困难，他们转向方法学的“结果”，这种结果研究应用标准的生物医学研究准则，基本上集中在治疗的临床结果，而避开阐释为什么这些方法有效或无效的问题。这样一来，理论的问题（如解剖学、生理学、治疗机制）基本上都被忽略了。例如，对于针刺术，就只研究对特殊疾病的好处，并没有标准的对照组（对这患者是按中医认为有益的治疗），然后与那些用有效方法治疗的患者进行对比其结果）。在替代医学临床研究中，另一创新之处是那些从事治疗垂危病症的病人做替代医学的临床研究（这种方法是由艾滋病流行而引发的），对这些生物医学束手无策的垂危病人，迅速进行了替代医学的研究。也就是说应用非西方制剂，而不是用通过完事而昂贵的，并由联邦食品药品局（FDA）批准（有时需时数年）的试验来治疗；这是经临时批准的，目的是对生物医学认为无可救药，即生物医学认为没有把握的病人来进行的。
对于把民族医学的好处融入生物医学中，对结果的研究是重要的第一步。然而，这种对结果的研究从长远观点看也有一种简化论和排队性的问题，他对于亚洲医学体系及其医者们，包括藏医在内是不利的。这里的简化认是指一种步骤，他把医疗理论原则和实践加以忽略，或者简化成在生物医学临床中得以容易实践的简单的技术；而排队性则是指这种替代形式的知识，如埋藏在对解剖学、生理学和治疗学中的藏医学方法，被用盛行的西方或美国框架加以排除或替代了。
我将在六个人种学方面的例子中阐述这些步骤，以阐明对临床疗效研究的复杂性。
1、翻译诊断法的复杂性
①在最早对临床疗效研究的复杂问题之一是如何在生物医学框架中找到与藏医诊断一致的翻译疾病的方法。如我本人在研究藏医妇人疾病时，收集了一般妇人病的资料。在一般的问题中，一种叫“mngalnadmkhrisrgyu”的是最普遍的，如果从文字上对译成妇女子宫与胆有关的病症，仅以病名而论，生物医学中并无与此相同的病症，在门诊中，每年要治疗3040个这类病人。另一种常见病是“子宫内肉赘”（shaskranphembo），我从资料中看到，也听说藏医对此病疗效很好，在对藏医治疗这些疾病的疗效进行观察研究时，我要向生物医学的医生们请教，以便决定这些病相当于生物医学的何种病。
②在确定临床疗效的努力中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在藏医学与生物学中好几种病症，反之亦然。例如：“妇女子宫与胆有关的病症”可相当于生物医学一类疾病，包括盆腔炎、性病、严重霉菌感染、月经不调及子宫内膜炎。就藏医学而言，生物医学诊断为盆腔炎症的可以有不同的诊断，如mngalnadmkhrisgyu或mngalnadrlungrgyu等。而在子宫内赘生物（shaskranphembo），是否相当于一种特殊的子宫内可认定的新生物则尚不清楚，有别于血液的新生物（tragskran），后者可以或不能相当于生物医学的一种疾病。就生物医学而言，西藏医学对子宫肿瘤、癌症、囊肿和子宫内膜炎——这些可引致子宫和生殖管道中新生物是否能进行鉴别，也不得而知。
③另一个有关的复杂问题是，当对不同医学体系进行翻译时，在一个系统中称为症状者，在另一系统中可能称为疾病，反之亦然。因此，月经不调在生物医学中是一种疾病，而再加上一些其他症状在藏医学则有可能是一种症候。这与以下事实有关，即藏医学对一种“疾病”的确定，是基于对体内某些模式的失衡，意味着鉴别一种症候群或模式的紊乱，它可对全身产生有症状的影响。反之，生物医学则把注意力集中于把疾病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它可以作为体内一种独立的病症加以处理。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经常听到说藏医治本，而生物医学则治标（症状）。
④最后，藏医依据经验把证据按疾病的严重程度把它分成原发病与继发病，这种把不平衡和疾病加以精细的模式造成了一种情况，即患有同名的原发病的患者，可能也患有一组不同的相关的继发病。换言之，藏医学对任何一种有名的疾病可以有较多的不同的内部（或近似的）病因。例如，原发的mngalnad可以与胆失衡、风或痰有关，造成同一疾病具有三种不同的变化情况。或者说，患有mngalnadmkhrisrgyu的妇女可能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继发病，如tragtshab或rlungtshab。。由于藏医考虑每个人的体液体质不同，每一个病人可能有同一基本疾病而各有不同的诊断，而这些不同可以影响其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