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现状范文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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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建坤,周剑,刘滨,孙振清.全球低碳经济潮流与中国的响应政策[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04):18-35.

[3]周杰,李金叶.发达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策略选择[J],世界农业,2015(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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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纪玉山,纪明.李金叶.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及中国的对策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10(02):83-89.

世界经济现状范文1篇2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大学生;就业;对策

目前世界进入“后危机时代”,随着世界经济危机过后,各国经济逐渐进入相对平稳或复苏阶段。我国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许多企业还尚未完全摆脱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造成的严重打击,企业开工仍不充分,尚不能大量吸收就业,就业形势仍异常严峻,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大军数量猛增,2010年大学毕业生高达630万人。因此,对大学生就业困境及途径等问题加以探讨,以寻求和创建大学生就业的广泛渠道。

一、对“后危机时代”大学生就业困境与措施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进入21世纪,随着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我国教育事业加快发展,大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加之当前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使我国部分中小企业的生产和产品销售出现受阻状况,许多企业经营面临困境,迫于生存,企业裁减员工,使许多工人离开就业岗位加入待业队伍,加剧了就业压力。同时,随着工业化的加快,城市化不断扩大,许多失地农民工挤进劳动力市场,更加剧了就业难度。据统计,今后几年,城镇每年需要就业的人数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左右,而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大约只有1200万人左右,供大于求的缺口约1200万人左右。因而,必须对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

(一)为大学生创建多项选择就业途径开拓思路

大学生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宝贵人才资源,大学生能实现充分就业,对推进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有重大作用。在世界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开始复苏的各行业,对人才的需求有一定的空间,大学生要勤奋努力,融入社会,注重社会实践,增强竞争意识,了解社会对人才的选择,创建和寻求就业机会,为适应社会的选择开拓更广阔的就业门路。

(二)鼓励大学生增强自身实力,勇敢地面对就业的挑战在就业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大潮中,要谋求适合自己的一份职业,最基本的条件是掌握和拥有专业知识和过硬的素质。从哲学角度看,任何事物内因都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客观条件和环境无论怎样优越,主观条件不具备,也不会成功。为此,必须勤奋读书,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经受社会的选择,在就业竞争中才有获胜的可能。

(三)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生活改善、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面对就业难的状况,必须鼓励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走出向大城市白领阶层拥挤的误区,深入农村、山区、乡镇、工厂、矿山等,了解经济社会发展对大学生的需求状况,在就业选择上不要好高骛远,要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只要踏实肯干、勤奋好学、努力拼搏,就能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自己成才。

一、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

大学毕业生就业与国际大环境和我国整个就业形势密不可分,因而,从国际国内就业形势现状分析人手,是探求大学生就业问题具体困境的突破口。

(一)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大学生的就业带来多方面的挑战和挤压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增强,出现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投资等与国际化紧密相连的企业经营。这些企业,吸收了我国大批劳动力就业。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民营经济迅猛崛起,目前已达500多万家,如福建省泉州市97%是民营经济,中小民营企业及个体经济遍布各行业,对吸收劳动就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自2008年以来,经历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全球性经济衰退,对就业产生重大影响。由于许多民营企业受到金融危机不同程度的冲击,国际购买力不断下降,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倾销打击又接踵而来,许多国家滥用贸易保护权利打击贸易出口国,保护本国的利益,使产品营销严重受阻,给企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有许多民营中小企业被拖垮甚至倒闭。企业迫于生存,裁减员工成为缓解企业经营压力的必要措施。工作岗位减少、大量员工失业,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就业难是面临的现实问题。

世界经济现状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地位

一、绪论

经济危机的存在是世界经济的一件大事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根据经济的发展变化规律,大约十年就会爆发一次经济危机,上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在1997年,那次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而且因为中国坚持人民币的价值保持,在国际经济领域留下了较为良好的印象。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经济秩序失衡,经济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增多。经济状况面临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最大的挑战和危机。在这样的动荡的经济局面下,中国自然也不能独善其身,经济危机引起的经济病,职工失业,内需空虚,出口量下降,筹资困难等状况。

二、世界经济格局现状

只有深入了解当今世界的经济局势,对现状有一定的分析研究,才能使本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浪潮下不会迷失,找准自己的位置,保持清醒的头脑,规划长远的战略目标,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唯有这样,光喊口号,却没有实际措施的状况才能避免,才能在世界经济中站稳脚跟。当代的世界经济形势,仍是以美国、日本、欧盟为主的“三足鼎立”的局面,然而发展中国家等世界经济新势头的发展一样猛烈,近几年金砖国家的发展也不容小觑。毫无疑问,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是当前国际经济格局中最重要最有实力的经济体。各种数据表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而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既是内在成员间的合作增加,也是外部的有规划的扩大。这样的趋势下,欧盟于国际中无论经济还是其他事情的发言的力度程持续上升。货币方面欧元的金融地位也不断上升,对美元的抗衡也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日本虽国土面积狭小,但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实力自然不容小觑。但进年来,经济水平有所萎缩,日本的实力水平与国际地位都在日益缩减。我国作为金砖国家之一和新兴的经济势力,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亦不会很小,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特色市场经济作用下,中国经济进行可持续发展,也将会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因素。

三、经济危机下世界经济的变动

(一)经济危机下的美国主导地位不再

需要重新对美国的经济水平进行衡。08年的一份论文报告让美国经济已经陷进衰退的状态。这一结果令人哗然,其认为美国自二战以来,曾有过多次金融危机,经济水平动荡地称下降趋势。不可否认的,美国经济确实在出去一个衰退阶段,这必然会动摇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对于美国模式尤其是经济模式的评价也要重新进行。美国模式,是一种自由市场经济下的发展模式。它的重要特征就是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倡导市场的自主作用与自我调节,尽量少地政府的管理和监督。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摸索发现,逐渐形成了鲜明特色的美国经济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成就相伴的还有随之积累的问题和麻烦。这也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源头。

(二)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地位

只有客观正确地认识本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才能根据本国国情制定详细有效的规划和排布。正确认识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才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一个国家的进出口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在对外交往能力的体现,是国家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渠道,同时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形势。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量也日益增加,这使得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显得愈加重要。

四、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的压力

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国的经济金融也受之很大的影响。经济危机出现使得外需减少,出口量受到巨大压力。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国外的内需减少,特别是那些与中国有密切经济进出口往来的国家如日本、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量受到很大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推广,世界经济体系中存在着的贸易保护主义影响着经济发展。而经济危机引发的人们恐惧使得这一保护主义再次登上经济舞台。现如今,国际间经济合作不断加深,面对经济危机,世界各国应齐心协力加强措施共同应对,但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使得国家之间有了隔阂从而得不到更深度的合作共赢。这将对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有就是,经济危机的出现造成世界性的投资变动,我国对外资投入量极其不稳定,还伴随着非正常的外部撤资。使得我国经济处于较被地位。且金融危机也显露出来一系列存在我国经济中的问题。譬如说我国对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较高,特别是我国对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出口依赖较为强烈,所以经济危机后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巨大。

五、中国如何应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

经济危机之后都会带来世界经济局势的改变,但是在改变中不仅仅是困难与危机,还有机遇和挑战。每个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惕性,在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和环境下,认清国际局势,不间断改革发展的道路,这样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浪潮下才能保持自我,提高自我的创新发展里,在世界经济局势中占据有利地位。首先,加强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贸易保护主义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国际经济中各国相互合作的重要性。所以,我国应配合世界各经济组织,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中寻求相同,寻找利益共同点,从而进行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重视对外贸易的同时,内需的作用不能轻视。此次经济危机中,我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我国对出口业务的过度依赖使得危机一旦出现,我国的经济必然出现缺口,其依靠国外经济的弊端不可避免。所以解决此问题的答案就是扩大内需。当外部经济面临低迷时期,我国就可用内需的拉动填补经济出现的空缺。从依赖对外贸易的需求过渡到内外需相结合的模式,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树立特有的品牌,从而把内需拉动上来。再有就是转变发展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经营手段,优化产业结构成为我国的当务之急,迫切地需要从劳动力为主要元素的经济状况发展到由品牌、技术影响的有实力的发展方式。

六、结束

对全球经济都影响颇深的经济危机至今都令人印象深刻。在这场经济大变动下,世界经济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日本在经济危机过后,收到较大影响而没能很好地恢复,近几年的经济状况一直呈低迷形势,而中国借发展较好的势头超过日本,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也随之提升。但我国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姿态,对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做到处惊不乱,以沉稳的世界大国形象在经济领域立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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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现状范文篇4

[论文摘要]“和平与发展”是新时期时代的主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备民族帝】定内部方针、政策和外部交往战略的基本依据,是影响世界总体格局及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所以,研究“和平与发展”论断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对时代主题的理论研究都非常关注,并不断地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因为时代主题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的最深刻、最宏观、最本质的揭示。时代主题理论的阐释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学技术的格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否认可,都将客观地产生决定性的巨大影响。时代主题的理论核心论断,~般来看都是由驾驭全局的历史伟人揭示的。邓小平依据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格局演变的新形势,各个国家和民族思维的转变和心理企盼,非常鲜明和深刻地指出,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改变了列宁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观点。这一论断揭示了新时代的主题,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各个国家和民族制定内外政策和策略,编制发展蓝图提供了理论依据。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不管现在的发展程度如何,只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国家就会繁荣昌盛,社会就快速向现代化和信息化推进,民族就会兴旺文明。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进步、文明。如果谁背离这个时代主题,那就必然会走向曲折或者是失败。

一、“和平与发展”论断的提出及其涵义

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什么?世界格局如何变化?如何对国际局势做出科学的估计和分析?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关系重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做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并且在1985年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结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很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并不是说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说这两个问题是目前国际范围内的重大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是关系到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都需要重点加以解决的问题和共同的历史任务。

我们把当今的时代称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是以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状态为主要标志来划分历史时代的角度来讲的。和平是一种政治状态,它是和战争状态相对应的。发展是一种经济状态,它是与经济的停滞、倒退状态相对应的。“和平与发展”和“战争与革命”是两对对应的范畴,人类社会时而处于“战争与革命”状态,时而处于“和平与发展”的状态,二者互相交替,此消彼长。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意味着当今时代的主题不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既是世界历史自身发展与转变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也是人们对当代世界历史的认识发生转变的主观过程。邓小平敏锐而及时准确地阐释了时代主题的转变。

新时期,同志一方面重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同时又全面深化了对这一主题的认识。他根据新的世界形势全面展开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谋划,鲜明地提出了“如何使21世纪成为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世纪”这样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主旋律的揭示紧紧地抓住了当今人类世界主题,其理论意义极为深远。

二、“和平与发展论断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寻求发展指明了方向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有两大突出的表现,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这两大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互相渗透,不可分割,和平是为了发展,发展有利于和平。要深刻理解和平与发展,就必须思考具有有序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新秩序的构建。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由几个大国瓜分世界与反瓜分反宰割,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相对立,是充满激烈的矛盾和斗争的冷战格局。政治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竭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经济上西方大国控制着世界市场。然而,国际秩序总是受一定的世界主题的制约和影响并与之相适应,随着世界主题的变化格局向多极化趋势发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便成了当今世界必然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是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来的,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国际形势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的必然产物,是和平与发展思想的全面展开。

邓小平指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与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构建国际新秩序,主要目的就是要消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而实现世界的普遍和平和共同的繁荣。也指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建立国际新秩序,就是要根除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并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自己的最终日标。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用和平方式、政治对话、协调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用国际关系法则和国际力量来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制止战争爆发,捍卫世界的和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确立经济交往中的平等互利关系,促进各国家和民族共同发展。

新时期,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建立,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的时候,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更好地认清世界格局变化,把握时代的脉搏,确定前进的方向,更好地融入到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去,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理论的指导下,更深刻地认识到时代的特点。

其一,世界政治多极化是不可阻抑的历史潮流。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尽管这一时期里,美国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在对外关系中推行单边主义,政治干涉主义。力图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世界秩序。但是,以强国主宰的世界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政治多极化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后,虽然国际局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国际社会中仍存在着不稳定因素。但是,指出,从总体上看“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没有改变”。

世界多极化既是世界各大力量为在冷战结束后“占据优势地位,争夺21世纪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主动权”进行重新分化组合的客观反映,同时也体现着世界各种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力量,反霸权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国际反对霸权主义力量不断增强的历史演进。冷战后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多个力量中心的形成,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增强和国际地位提升,不仅表明多极化趋势正在加速发展,而且预示着“极少数大国和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世界多极化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霸权主义危害,但它在一定条件下对霸权主义构成制约。因此,我们提倡促进世界多极化的目的,就是联合世界各种力量,反对美国企图独霸世界的霸权战略,实现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一主张顺应了“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

世界多极化是当前世界力量对比的客观反映,是当今大多数国家所追求的世界发展趋势,也是不可阻抑的发展潮流。因此,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尊重世界多样性并倡导世界发展多样化模式。

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俱荣”和“俱损”效应愈加明显,因而需要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通力合作。实现这种合作需要各国之间的尊重,尊重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这是当前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此,各国之间能够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前提是要在思想观念上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就应该尊重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意愿,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及权力,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别国的内政,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家之间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合作;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当遵照联合国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和平协商方式解决,不得诉诸武力或以武力威胁。这一主张同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企图建立一统天下的单极世界和强权政治是根本对立的。

21世纪既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正是由于世界的多样性才带来了世界各国合作的可能性,只有承认并正确对待这种多样性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我们承认,并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在国际关系中就是必须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倡导发展模式多样化。针对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企图建立以他们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为目标的霸权主义行径,明确地指出:“不顾当代世界丰富多彩的客观实际,企图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动辄以孤立、制裁相威胁,这种霸道行为只能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凭借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他国贫困落后的基础上是不得人心的。企图包揽世界事务,主宰别国人民命运的做法越来越不行了。”[]因此,世界各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世界多样性与发展模式多样化有利于阻抑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其二,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必须积极面对和推进经济全球化。20世纪9o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日益加深,国际合作与竞争空前广泛和激烈,世界各国越来越感受到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而带来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怎样面对全球化并做出选择已成为各国领导人当前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由于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以及科学技术进步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它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并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在当今开放的世界中,任何国家都不能回避这一趋势而脱离世界经济孤立地生存和发展。实现现代化和信息化必须面对并融入全球化。

当今世界,“经济因素的作用不断加强,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主导因素。”“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这些论述是对当前世界各国发展方向的一个准确概括。两极格局瓦解后,各国为了在多极化趋势中占据一席或在国际竞争中赢利主动,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本国的科技和经济上。发展科技和经济已成为各国增强综合国力的主要手段和途径。经济全球化能使参与其中的国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经济的发展。这里,我们在承认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和肯定它对各国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它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会给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系列条件和机遇,但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风险。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受到主要是按发达国家意志制订的国际规则的约束;开放本国市场,会致使外国商品涌入,冲击民族工业;外资比例过大可能会使国家经济命脉被跨国公司或国际经济组织所控制等。尽管如此,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家、各民族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和发展趋势,所以,只有积极地面对和参与并努力有所作为是各国明智的选择,“闭关锁国”是没有出路的。

其三,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对国际关系本质的一种认识,不同时期的国际关系有着不同的本质。自从形成近代民族国家后,产生了今天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然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列强争霸,并不具有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本质特征。二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国际争霸斗争的兴起,国际关系民主化开始显现。尤其是冷战结柬以后,“各国人民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渴望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渴望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而且国际关系民主化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针锋相对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在事关世界和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上,应该按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全球性的挑战,如恐怖主义要由各国合作应对。而霸权主义则是恃强凌弱,干涉和侵略他国,垄断国际事务。因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面对这一趋势和愿望。世界各国应努力适应这一历史潮流,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因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将更加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三、“和平与发展”论断为世界各国制定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时,不仅要以自己的国情出发,而且都应从世界总体发展状况和时代主题为导向。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当今时代的潮流。它代表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成果和标志,它也是世界各国制定大政方针与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在谈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各国的共同发展则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要发展必须创造和平环境;只有共同发展才能促进和平的实现。当今的世界实践已充分表明:

首先,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世界和平环境。因为有了和平的环境,世界各国才能实现自主发展与共同发展。才能更好地抵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才能更好地维护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如何才能实现和维护和平。是世界各国在制定内外大政方针时都必须思考、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中国,邓小平提出了“五不”原则:一是坚持独立自主外交,不结盟。即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又不参加任何大国组织的军事集团,强调坚持本国的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同所有国家都搞好关系;二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称霸。即互相尊重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上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所以,我们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自己也不欺负别国,中国永远不称霸;三是坚持立足于发展中国家,不当头。即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绝不能因为自己是第三世界大国就来充当第三世界的首领和代言人;四是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不封闭。因为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中国应该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取长补短。过去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各国的相互学习交往,有助于维护和平;五是在祖国统一的方式上采取“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但又不弃武。因为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的内政,但涉及到与美国、英国、葡萄牙三国的关系,所以中国的统一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国际关系问题。对此,中国采取了“和平统

世界经济现状范文篇5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世界经济现状范文1篇6

【关键词】低碳经济制约因素发展道路

引言

伴随着当前世界工业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由此而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也日益突出,而且给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的越来越突出的负面影响,给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威胁。这一现状引起了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的高度重视。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的共识,我国也不例外。如何发展我国的低碳经济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笔者就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1.制约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因素分析

就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制约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能源消费结构的制约我国工业经济的能源消耗主要是依靠煤炭进行的。同石油、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相比,同一单位煤炭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比石油和天然气分别高出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左右。我国能源结构的制约,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这一能源消费状况,这无疑给我国在减少单位能源排放二氧化碳的数量上设置了较大的障碍。

1.2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通过研究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可以看到,二氧化碳的人均排放量同所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正关联。由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较低,仍旧以粗犷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主,能源处理技术落后,上述种种因素导致我国的单位GDP能耗大大高于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严重制约了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1.3技术研发方面的制约发展高端科学技术是当前推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但是由于我国技术研发水平不重制约了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国低碳经济技术研发缺乏健全的政策激励机制。虽然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已经推出了一些有利于低碳经济技术发展的政策措施,但这些政策多数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使得技术研发的激励机制。其次,我国的低碳技术研发经费大多都是依靠临时性的政府财政拨款来维持的,尚未形成一个持续有效的技术投资体系。除此之外,我国绝大多数的金融机构都不愿为低碳科技的研究与开发提供资金,这就使得我国低碳技术的科研工作缺乏有力的资金保障。再次,虽然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世界公约中明确了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的要求,但是其执行过程却并不顺利,这不得不迫使我国通过商业途径来进行低碳经济发展技术的引进。

2.发展我国低碳经济的对策措施

针对我国当前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笔者提出以下几方面发展我国低碳经济的对策措施,以期能够对我国当前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

2.1调整我国的能源结构,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调整我国的能源结构,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是发展我国低碳经济的重要基础,主要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减少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提高石油和天然气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使用比重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最终选择。其次,要采取多种措施提高我国能源的利用效率,下大力气改进我国城镇工业的能源消费结构,要加强对乙醇以及液化氢等清洁能源的使用,投资研究太阳能、风能等技术的开发。再次,积极推动能源开发的多元化。虽然调整能源结构能够极大的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是这种形式的节能减排毕竟数量有限,所以说,要积极推动能源开发的多元化,开发无碳排放的新型能源,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才能取得低碳经济发展的重大成就。

2.2科学调整我国经济结构,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当前的经济状态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重工业发展水平快速增长,这些都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源头,基于这一现状,笔者认为科学调整我国经济发展结构已到了亟待解决的境地。科学调整我国经济发展结构,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应当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调整我国工业产业的发展结构,尤其是要调整重工业的发展结构。应当加强低碳设备生产行业的发展以及新型节能汽车的创新;积极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因为这一产业具有能源消耗低、碳排放量少等优点,是发展低碳经济不容忽视的重要行业。但在调整我国工业产业发展结构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因为过度的节能减排而忽视了工业产业的科学发展,这是由于我国毕竟处于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发展阶段,只有经历了这一阶段的充分发展,才能够推动低碳经济的真正向前发展。其次,降低农业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走低碳农业的新路子。要大幅度地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降低农业生产过程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走有机生态农业之路。要充分利用农业的剩余能量。要推广太阳能和沼气技术,普及太阳能集热技术;除此之外,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是一个能耗低、污染小、就业容量大的低碳产业。优先发展电子信息、金融、保险、旅游、房地产等低碳产业和服务业。积极推进以创意设计工作室、创意产业园和文化创意体验区为载体的创意产业的发展。

2.3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推动低碳技术创新我国获得低碳技术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引进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但往往不能获得国外的核心技术;二是自主研发,即通过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重点攻关中短期内可以获得较大效益的低碳技术,尤其是针对重化工业的新技术,建立中国的低碳技术创新体系。就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发展低碳能源技术的实质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化石能源的洁净、高效利用,重点是煤炭的洁净高效利用和节能减排技术。

由于制约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因素的存在,导致我国短时间内不可能根本扭转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势头,过早、过急或过激的减排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基于这一现状可以看到,我国必须尽早探索出一条既能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又不会对资源环境造成破坏的新型发展道路。具体做法有:一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制定中国发展低碳技术的技术线路图;二是整合市场现有的低碳技术,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三是加大低碳技术的研发力度,大力开发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四是强化知识产权意识,加强低碳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

参考文献:

[1]谢军安,郝东恒,谢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思路与对策[J].当代经济管理,2008(12).

[2]庄贵阳.中国经济低碳发展的途径与潜力分析[J].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5(3).

世界经济现状范文篇7

两个月后,又是在上海,我有幸与会议的三位顾问之一、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创始人罗伯特・G・皮卡特展开了一场对话,再次倾听了西方传媒学者对学术会议、传媒经济研究、中国传媒产业发展及目前国内传媒热点问题的睿智之语。

关于第七届世

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

记者: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已经召开六届,前五届都是在欧洲召开,第六届移师北美洲。为什么会把2006年的会议主办地选在中国北京?世界传媒学术会议选择主办地的依据和原则是什么?

皮卡特: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选择在何地举办的依据是:举办国的传媒产业是否呈上升趋势,举办国的传媒经济发展有没有参会者感兴趣的问题,举办国是否有一批从事传媒经济研究的学者,举办国的学者都在关注什么研究什么。

申请的程序是由各国提交申请报告,参加会议的专家共同投票,最后由五人组成的世界传媒经济会议行动委员会根据各国的申请报告和专家投票做出最终决定。

当时申办2006年第七届会议的国家有荷兰、希腊等国,仍然是欧洲国家。会议行动委员会对各国提交的申请报告进行了严格的审议,中国对举办第七届会议准备最为充分,有来自4所大学、一家报刊社等多家机构组成的高层次申办团,有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中国学者在4、5年前就开始参加大会,和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中国代表团提交的申请报告内容充实,陈述充分,学者的申请热情非常高。总体说来,是中国传媒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申办团的团结、坚定、执着打动了大家,获得了申办的成功。

记者:现在距离明年5月的北京会议还有一年时间。据了解,大会组委会已经成立并正在推进各项工作。作为这项会议的创始人和北京会议的学术顾问,你对第7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组织工作有何具体建议?

皮卡特: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的传统是让尽可能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加会议,让各种声音汇聚交流,同时参会者是各国、各地区研究传媒经济的精英。2006年的第7届会议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第一次在亚洲召开,第一次在中国召开,因此我们希望中国的主办者能秉承这一传统,坚持参会人员多样化的原则,向世界发出邀请,让北京会议成为世界传媒经济研究的思想库和辩论场。

中国传媒经济的

研究和世界传媒经济的研究

记者:据了解,你这是第三次到中国了,每次来都是参与中国传媒学术界的活动,和中国的研究传媒经济的学者有了广泛的接触,对中国的传媒研究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你对当前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现状如何评价?

皮卡特:中国传媒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传媒经济研究很活跃,研究传媒经济的外部环境有所改善,涌现了一批专业的研究人员,研究的总体水平较之三、五年前有了很大提高。当然,还存在一些具体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媒经济研究的理论性不够,对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不够深入;二是从目前的学术著述看,现状描述性研究较多,问题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哲学思辨不够。这是中国学者在今后研究中要警惕的问题之一。

记者:针对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存在的问题,你对中国传媒学者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皮卡特:中国的传媒有中国的特殊性,因此中国传媒经济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特殊性。从这个角度说,我没有资格告诉中国学者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刚起步,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问题,还是有赖于中国学者去探索、去发现、去研究、去解决。作为一个研究传媒经济多年的学者,我的建议是:加强传媒经济基础理论的研究,从现状研究向学理研究发展,建构中国的传媒经济理论框架,并融合到世界传媒经济研究范畴之中。相信不用多长时间,中国学者会有一批国际性的学术成果展现出来。

记者:正如你所说,中国的传媒经济研究才刚起步,一方面要解决自身研究中的问题,一方面还应该具有国际视野,了解世界各国的传媒经济的研究状况。你能否向中国的学者介绍些世界各国研究传媒经济的现状呢?

皮卡特:世界传媒经济研究在两个层次上展开。一是传媒经济现象及其基本规律的探索,诸如广播电视波段拍卖对节目价格的影响,由此诞生的交易成本理论对整个经济学都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还有传媒市场结构的研究、媒体兼并现象及其可替代性研究,作为许多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政府管理媒体的重要参考,传媒市场为双元市场的概念基本上确立。还有媒体的合并现象及其机制的研究、媒体竞争现象及其机制的研究,提出了伞状模型等。在这个方面,既有大量的实证经济学研究,也有不少的规范经济学研究,后者更偏向于政治经济学方向。传媒经济学的研究既有基本规律的探索,也不可缺少基本价值判断性的研究。二是各个传媒领域特殊现象及其规律的探索,诸如报纸的发行量问题、广播电视的收听收视率的问题、网络的点击率问题与它们的经营管理等。

从研究方法上看,国际上流行的或主流的学者多从事实证研究,并多采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定量研究,通过数学模型进行预测。典型个案研究,也是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进行定性研究,诸如法律政策的变迁、国际比较等方面的研究。

关于中国传媒产业

记者:你来中国除了和传媒学术界交流外,一定对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也有所了解。你看到的中国传媒产业是个怎么样的发展状况?

皮卡特:我对中国传媒业的发展有三点印象:一是发展很快,市场空间很大。但由此带来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如何面对快速发展的传媒环境,如何解决影响传媒业盈利的技术、设备、人员等障碍性因素。因此,要提高本国媒体内容的质量,一些投资应该放在生产媒体产品的设备上,必须对从业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和专业教育,以满足社会大众对大众传媒内容丰富化的要求。

二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在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明显比西部地区快,因此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传媒业也呈现这种态势,而且东西部差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尤其是技术、设备投入不足,影响了西部地区整体水平的提高。这也是中国传媒业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三是中国媒体的资本运营有待发展。中国传媒业的快速发展正在吸引着世界的资本目光,很多大的国际传媒集团开始关注中国传媒市场,投资传媒领域。但是,制度、政策方面还是一定的障碍,中国自己的传媒集团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有市场需求,需要和国际传媒集团对接,可现在还没有很好的接口。中国传媒资本市场的发展征程漫漫,任重道远。

记者:刚才说到传媒经济研究刚起步,很大一个原因是中国的传媒产业刚起步。或许你能给我们点建设性意见,分析发展中的中国传媒业和发达国家的传媒产业差别在哪儿,这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方位。

皮卡特:中国传媒业和国外传媒业最大的差别在所有权结构。我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传媒业一直是国家所有或政府所有,产权没有进入市场。加入WTO后,中国的广告市场和出版分销等在一点点地开放,一步步地走向市场,但产权关系还是带有政府色彩。这是中国传媒产业的一个特点,也似乎是现在你们谈论的一个热点。如何看待传媒业的产权问题,我想应该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做具体的分析研究。在中欧,传媒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和中国很相似,也是在一步步放开市场,哪些放开,哪些保留,各国的情况也不一样。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报业出版业几乎都为私营,而在欧洲,电视、广播业都是公共产业,为政府资产,欧洲国家的电视广播运作得很成功,这方面中国也许可以借鉴。

几个热点问题

记者:接下来,我想就中国传媒业目前的几个热点问题向你请教。一个热点话题是关于3G牌照的发放问题。我们知道欧洲的3G之路早已启动,能否向我们介绍发展现状?

皮卡特:欧洲的3G市场大约在4年前启动,2年前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3G的出现受到了用户的普遍欢迎,因为给用户提供了更多的方便和应用。欧洲各国3G牌照的发放方式各异,有的是政府指定,有的是进行拍卖。

虽然3G在欧洲已经正式运营,但无论政府还是运营商都面临很大的压力。在运营商方面,旧的系统已经运营了30多年,更新系统需要3-5年,关键是谁也不知道新投入的系统设备能用多长时间。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设备更新换代频繁,运营商担心巨大的投入能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这也造成了运营商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很积极,投资有限,而且现有的设备已经基本能满足用户的需求了,运营商开发运用新技术的动力不足。在政府方面,3G的出现产生了很多问题,如何制定适合3G市场发展的政策是个考验。

记者:第二个热点问题是关于传媒集团的。中国的传媒正在走集团化、规模化和集约化道路。有些学者担心,大型传媒集团、“一城一报”出现会产生新闻垄断,违背新闻自由的精神。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一城一报”很早就有了,他们是如何看待这种问题、处理这种矛盾的?

皮卡特:媒体集团化和新闻自由确实在一定程度有矛盾。媒体集团化是发展的趋势,是增强实力、实现规模效益的必然之路,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违背新闻自由的精神。解决的办法主要在政府的制度、法律规范和行业监督。政府可以制定政策,规定在一定的区域保持两三家媒体集团,形成竞争态势;还可以要求一个地区除了本土化集团外,能够让外国公司进入;通过扶持中小媒体,发展社区媒体,以期增加市场的多样化,比如授权社区、学校建立社会公益性媒体等。当出现垄断化趋势时,要通过法律、制度,比如反垄断法来有效地制止,保证新闻自由。

记者:中国的传媒集团现在处在转轨、转制的关键时刻。按照国家的要求,媒体集团无论是事业转企业,还是企业转股份制,都要做到编辑采访和商业经营两分离。但在现实中,这点做起来很难。这方面国外媒体有什么做法能够向我们介绍吗?

皮卡特:编采与经营分开,是媒体为保证舆论的公正、独立而采取的一种运作方式。但据我了解,并不是所有的媒体都实行编采经营分开,有一些媒体这样做了,还有一些媒体没这样做,但是没有做并不表示放弃了新闻舆论的公正和独立。

世界经济现状范文篇8

一:从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的趋势上看,反垄断立法规制对象逐步集中到垄断行为上。美、德、日三国的反垄断法理论与实践走在世界前列,它们的立法趋向最能反映当今反垄断法立法趋势,美国自1890年就颁行《保护贸易和商业免受非法限制及垄断侵害法》(简称《谢尔曼法》)。其反垄断法向来以严厉著称。50―70年代,美国对垄断的界定主要以“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和“有罪推定原则”为导向,对垄断认定了市场份额标准,80年代,其政策转向温和。1982年、1984年美国司法部颁布的两个企业合并指南,不再强调结构分析,放松了经济效益作为豁免理由的尺度。1992年的合并指南亦强调了这一点。从美国对企业合并垄断的认定上看,其已摒弃市场份额唯一标准,注重经济效益、竞争条件等多种因素,主要规制滥用优势的垄断行为。美国麦道与波音公司合并便是其明证。日本作为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结合的典型国家,战后,日承美制,采用结构主义分析方法。1977年,日本修改《禁止垄断法》,所以有人戏称之为日本反垄断法的装饰品。1997年日本为了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国际竞争能力,促进企业经营的多元化、集团化,日本执政的三党决定修改《禁止垄断法》(见《经济参考报》1997年3月11日,“日本将修改《禁止垄断法》”一文)。可见日本已经决定将规制重点置于垄断行为,而放弃对垄断状态的规制。德国法的特点是将企业规制重点放在横向合并上,而且在两德统一后,为了提高自身国际经济地位,德国的反垄断政策更倾向于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放弃对垄断状态的规制,如德国联邦经济部长曾批准的“大象联姻”――戴母勒――奔驰与MBB的合并、1998年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兼并英国劳斯莱斯公司,便是例证。

这三国在反垄断立法逐步走向宽松,有其深刻的经济理论基础:(1)垄断在一定程序上适应了现代大规模生产的需要,多元化、大规模的集团经营比传统单一专业产品生产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具有综合经济优势;(2)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逐步形成,生产从一国走向国际化。国际竞争更为激烈,这就客观需要企业具备一定规模,降低成本,从而在国际市场上立足。

这就启示我国的反经济垄断法,不应僵化地把目光投向于垄断状态和垄断行为的双重规制,而应考虑国际竞争等多种现实要素,重点着眼于垄断行为的一重规制。

二: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上看,应鼓励规模经济的发展,淡化对垄断状态的规制,重点对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规制,创造良好的市场秩序与竞争环境,同时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首先,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企业市场集中力过低、规模偏小、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实际状况。自1986年以来,我国政府开始推行企业联合政策,虽对我国改善产业组织结构、提高各行业生产集中度和企业规模有一定作用,然而迄今为止远远未达到理想效果。如我国的汽车工业至今规模尚小,在世界汽车业兼今为止尚未达到理想效果,在世界汽车业兼并的浪潮下,难以与外国厂商竞争。我国目前这种产业集中度过低、难成规模的经济现状,使得市场竞争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与破坏性,一方面经济运行中缺乏有效竞争,以致配置失灵、失效;另一方面,一些行业的过度竞争导致结构严重失调。如果我国反经济垄断立法将垄断状态纳入规制对象,则既缺乏现实基础,又难以在价值导向上引导规模经济的发生与壮大。

其次,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资本流动、商业流动的国际化及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等的极大发展,国与国家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国内市场逐步融入国际统一市场,国际竞争加剧;自改革开放以来,外资纷纷涌入中国,它们利用种种优惠条件,凭其强大的规模经济效应,迅速占领了国内市场的很大部分份额。在国内国际竞争加剧、我国企业组织结构现状与发挥组合经济效应要求有一定距离的现实条件,为实现企业的规模效益与结构效益,提高企业国际竞争能力,我国反经济垄断立法应充分借鉴日本等国经验,适应当今各国立法趋势,淡化对垄断状态的规制,以鼓励企业规模化、集团化发展,从而在国际竞争中能有一席之地。

三:从我国目前产业政策上看,我国反经济垄断立法规制对象应为聋断行为,而非垄断状态。“在对垄断的认定方面,各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对垄断的理解及各国经济现状和经济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见王先林撰写的“论我国反垄断立法中的两个基本问题”《中外法学1997年第6期》)以上分析了我国经济状况,此就从我国产业政策角度再作探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要“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从此产业政策导向可以看出我国反经济垄断规制对象不可能是在中国毫无实际存在意义的垄断状态,而只能只限制竞争、滥用优势、破坏竞争在垄断行为。

世界经济现状范文篇9

关键词: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失衡经济失衡经济失衡

2005年以来,全球经济学家谈论最多的话题莫过于日益加剧的世界经济失衡,“失衡并增长着”成为世界经济金融最令人迷惑难解的现象。虽然不断有学者提醒,持续失衡的世界经济将面临崩盘的危险,但是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却让人大跌眼镜:过去的四年里(2003年~2006年),全球GDP的平均增幅接近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也表示,世界经济形势“从未这么好过”。那么,为什么主流经济学界还不停地在“盛世”中发表“危言”呢?是居安思危,还是别有所图。

事实上,世界经济失衡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以美国巨额贸易和财政“双赤字”为主要特征的世界经济失衡就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当时并未明确以“经济失衡”来对这种以贸易失衡为显著特征的经济现象进行概念上的诠释。直至2005年2月23日,IMF总裁拉托在对外政策协会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主题演讲,才正式提出了世界经济失衡(Globalimbalance)的概念,随后国际经济学界即对这一问题展开热议。当下,主流国际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世界经济失衡正在持续加剧,主要表现在中国持续猛增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的巨额贸易财政“双赤字”。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即南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并导致南北矛盾日益突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从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开始落后于世界平均发展速度。进入9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仍没有迅速得到扭转,尤其是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缓慢。1990年~1993年,非洲经济的增长率分别只有1%、1.5%、0.7%和1.7%,拉美经济增长率分别仅有-0.1%、2.9%、2.8%和3%,再加上这些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较快,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最后导致人均国内产值明显下降,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首先反映在南北贫富差距还在拉大。据联合国《1992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说,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却拥有世界82.7%的收入,而占世界人口60%的发展中国家,却只拥有世界总收入的5.6%。有关资料统计,1960年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贫困国家的30倍,而1993年的这一差距扩大到62倍。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非洲的经济贫穷问题最为严重。20世纪80年代是非洲经济发展“失去的十年”,每年人均国内产值为负增长。1992年非洲人均国内产值比10年前下降15%,其中一些贫穷国家下降幅度达30%。近几年,由于非洲的人口1∶3增长率居高不下,一直保持在3%以上,加上多年的战乱和灾荒,非洲难民人数增至1180万,约占世界难民总数的二分之一,这就加重了非洲的贫穷。

国际资本流动中的二元结构:国际直接投资与金融证券投资的二元分裂。但是,当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天平向发展中国家这边倾斜的时候,全球的资本流动却仍然偏爱高收入国家,尽管中低收入国家资本总流量(双向)对GDP之比从1990年的6.5%提高到了2003年的13%,增长了一倍左右,可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仍然只有高收入国家的一半。而且,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量从总体上讲增长速度较快,但是国际资本特别是直接投资在流向发展中国家时也是高度不平衡的,2003年中国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要占到该投资流量(以流入量计)总额的9%,占发展中国家流入总量的35%。这种失衡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处在低端加工制造的地位、发达国家处在资本运作与科技创新的地位之国际分工模式凝固化的主要根源。

世界经济现状范文

就金融危机来说,全球经济结构将在整合中向信息化发展。处在信息化产业核心部分的计算机、无形资产、咨询业以及新科技、人才和社会资源开发在经济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国民经济将由能源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转化,信息业蓬勃兴起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信息含量和知识含量逐步提高,物质资源的地位下降,信息、知识和人才资源将日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信息、知识和人才资源方面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意味着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会进一步提高,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跳跃式发展,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将会继续增大,它们将更加依赖西方国家的资本输入和信息化推动,西方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也将进一步发展。因此,金融危机由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所引起的可能性增大。

金融危机继续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金融危机发生的一般原因是资本全球化运动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尖锐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不仅同发达国家一样有生产过剩、金融过度膨胀的问题,还有本国货币与国际货币之间的矛盾。商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实现这三重矛盾相互交织和日益发展是金融危机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前提。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依赖或中心主导与从属的经济体系,则是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由中心向扩散,中心对资本的垄断和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加强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过剩、金融过剩和与外部联系中的国际价值实现问题正不断深化发展。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脆弱,在国内要求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极易陷入依赖外部推动、三重矛盾日益发展的状况。这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西方资本流入和出口发展而快速增长,又因对外收支状况恶化和西方资本回流而爆发金融危机以至金融危机反复发作的原因。

21世纪初期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各地区、各国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前述世界经济运动的模式已经表明,世界经济运动的状况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否根本上在于中心与依存关系的发展,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两部分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状况。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主体以实力为基础的博弈。货币金融垄断是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竞争优势;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总是支配着另一方和整个经济运动的方向,这就是世界运动的法则,也就是决定世界金融危机走势的基本规则。

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反映为科学发展、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金融市场规模和其货币是否充当国际货币。科技发达、经济和金融规模大、货币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经济金融到文化都对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客观规律决定着世界经济和金融运动的发展趋势,也决定着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前景。未来世界金融危机问题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体系中各地区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

世界金融危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势将很难改变。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仍将处于严重不对称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1975-1995年,除东亚少数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之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相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处于连续下降状态。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发展中国整体经济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予东亚经济严重打击,从而使中经济全面受挫。目前,发达国家占有世界财富的3/4,最不发达国家则增加到49个。从历史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经济格局不变、依存状况总体上不变而作部分调整时,几乎所有受危机打击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再度依赖外部资本流入和外部拉动。

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债务(见表1),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调整面临诸多困难,出口创汇又因技术革命发展滞后和西方国家的限制十分艰难,当西方资本流入时,可能导致新的生产和金融失控,而不会产生较多国际收益。这势必成为新危机的隐患。

表1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负担率

年份债务额(亿美元)债务出口率(%)

198019901998198019901998

所有发展中国家6095147282465185.3155.8146.2

东亚及太平洋9412861697893.1113.4107.4

欧洲及中亚7552210435444.896.9126.7

拉美及加勒比257347547358201.9256.1202.5

中东及北非8381830205841.4119.1137.4

南亚38012991645160.5317.5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6091774225866.4209.8232.1

再次,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国际资本和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与金融竞争总会对世界金融贸易和资本运动产生难以预料的扰动和冲击。在世界经济不对称结构和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和出口方向的多元化不仅不会缓和或抵御这种冲击,反而可能严重化。如果实行金融和资本自由化,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这种危险性。

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分离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传统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经济危机发生而引起的,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实物经济严重过剩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推动西方经济长驱直入金融资本主义,也促使一些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在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金融危机的主导因素。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后的崩溃。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都是如此。

虚拟经济是指以虚拟资本膨胀和交易为特征的经济,信用发展是虚拟资本膨胀、虚拟经济兴起的推动力量。虚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是社会生产规模扩大、速度加快,要求融资形式的多样化、融资范围拓宽、融资成本降低和融资的便利。虚拟经济发展表明一国金融活动和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积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但是,同实际经济的发展一样,虚拟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也不能超出它应有的范围。虽然人们目前还不能准确地指出这个范围,不过,从它服务于实际经济这一点来看,它确实存在发展约束。然而,由于虚拟资本市场脱离实际经济运动的特性,虚拟经济又往往出现加速膨胀的势头。虚拟经济逐渐超越实际经济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最主要的方面,这就造成了金融危机领先实际经济独立发生的新趋势。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加速发展虚拟经济,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支撑虚拟经济膨胀的资本来源全球化,使虚拟经济的膨胀完全可以超出一国国内财富和生产增长的限制。金融危机因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而发生的条件得到强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问题显然更为普遍和严重。一般来看,西方国家的虚拟经济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收入和大规模对外投资为基础的,国家信用如国债和货币发行是虚拟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货币金融政策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调节杠杆,这就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而在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往往是以工业基础不完善、出口增长波动、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为前提的,资本流入和被动的货币扩张成为虚拟经济扩张的主要支持力量,货币金融政策调节虚拟经济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是由外来资本拉动促成的,更具有外生性、泡沫性和敏感性与易崩溃的特点。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直接由虚拟经济极度膨胀而开始也就十分自然。当然,在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向外转移生产,一些产业已出现“空心化”,加上运用信息技术控制生产,实际经济过剩问题得到缓解,主要问题仍在虚拟经济方面。如果货币政策不当,国际金融资本在规模流入后急剧转为流出,仍然会导致虚拟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发生,只是在程度上与发展中国家不同而已。

21世纪金融危机发展的这一趋势不会改变。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继续加速,全球资本运动将继续高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贬值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经济转为复兴,进而吸引西方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将因资本流入而再度高涨。第二,还会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原有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则会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虚拟经济占优势会是一个经常性问题,而国际国内的不确定因素仍大量潜在,国际投机资本极可能卷土重来。第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很难改变的,如出口导向的生产结构、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对西方资本的过分依赖,等等。第四,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将进一步发展,但发展会不平衡。特别是欧元成为强势国际货币后,将对美国和日本的虚拟经济发展产生冲击,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有效,日元资本外流将使日本的金融经济受到打击。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虽不会发生严重的挫折,但出现类似1987年的股市危机还是有可能的,这要看西方金融资本在内部滞留的时间长短。

金融危机的时间间隔规律大体上不会改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进程来看,金融危机没有按某种固定规则周期性出现。1960年在西欧出现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后,间隔7年又出现美元危机,然后紧接着出现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危机,以及1971年开始的布雷顿体系危机。金融危机的频率明显加快。7年后,到1982年,金融危机转向发展中国家。此后又经过7年,由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开始,随后实行固定汇率的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受到危机打击,金融危机的频率又明显加快。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运动的中心是资本运动,特别是金融货币资本的运动。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它们加速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而由于资本短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资本和开放市场进行工业化,由此形成了资本由北方流向南方、商品也由北方流向南方的不对称状况。这种状况使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和商品流入中经济社会失控(一般只需5~7年的时间),风险日益增大,因此,西方资本内在的追逐利润和实现价值的行为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化。

在发达国家之间,不同的货币资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和货币金融政策的变化刺激不同的货币资本不断转换,因而由大规模货币资本运动所产生的金融货币危机不可能有什么固定规则。假若说有规则,那就是危机随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利率之间的差异相对变化,并且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国的金融资本膨胀而加速发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资本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西方金融资本主要是在西方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进入发展中国家的,高利率、固定汇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吸引因素。尽管如此,一旦西方金融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或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经济问题暴露,货币资本间的差异和矛盾就会显著激化,中心与之间的资本运动状况就会改变,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也不会呈现周期性。世界金融系统的变化和矛盾、世界经济系统的不对称发展是这种非周期发生的客观基础。资本循环、复杂系统混沌原理足以解释这些问题。简而言之,在一个无规则、内外经济金融紧密联系、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世界体系中,任一对外收支不平衡和资本耗散能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随时随地发生金融危机,只要存在扰动和资本自由移动的条件。如果说有什么规律,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开放的时间长短和资本流入规模,它们决定危机条件是否成熟,决定扰动是否导致资本大量外逃。

危机随世界经济和货币结构调整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21世纪,世界货币结构也将发生重大改变,当前存在的美元中心结构将为美元和欧元的两极结构所取代。2002年欧元实体货币已正式流通,估计3~5年后欧元将会有力地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并对日元的国际化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在未来10年左右,美元和欧元将平分秋色。还应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发展并逐步走向区域货币合作或货币一体化。这也将对世界货币结构产生有力冲击。在这种结构变化、调整和转变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来源、外汇结构都将经历大幅度的调整;不同的国际货币也将激烈竞争、相互取代,由此引起金融冲击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货币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除了外资大规模进出产生的金融震荡之外,还可能集中在资本外逃方面。资本外逃指一国资本所有者向境外转移资本的行为。资本外逃有多种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1)贸易融资。通过低报出口合同金额和高报进口合同金额,将多出的外汇资本移往国外,投资国外资产,本国损失外汇资产。或者干脆虚报进口,骗汇抽逃。(2)推迟和提前贸易结算。对出口该收汇的结算推迟,对进口则在预期本币汇率下跌时提前结算汇出。(3)转移价格。有国外分支机构的国内公司或在国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贸易中的定价机制转移资本。(4)对外投资。对境外投资时,采用虚报投资、截留投资收益等方式将资本大量移出和留存海外。(5)利用非法商品贸易活动转移资本。资本外逃导致一国外汇资产大量流失,使发展中家外汇资源枯竭、货币持续贬值、国际收支和对外债务日益严重。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国家出现经济长期萧条、债务危机反复发作、国内金融近乎崩溃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外逃。20世纪90年代东亚、俄罗斯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前,国内资本外逃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例如俄罗斯从1992年以来,每年资本外逃达gdp的6%,占国内储蓄的8%~18%。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政策反应看,区域货币合作、资本市场开放、浮动汇率和经济结构调整代表着一种主流趋势。这种趋势的发展,完全可能为新的金融危机生成创造条件和时机。

金融危机的范围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金融危机由国别性危机演变区域性和全球性危机的基本途径,是经济与金融联系加强的多样化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则是基本机制。所谓危机的传染性和传导性,就是指金融危机由区域内一国向区域整体、进而向其他区域蔓延扩散的特性。

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一种机制是区域内和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就区域内而言,当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后,该国货币大幅度贬值,使其贸易伙伴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极易诱使投机者对其贸易伙伴国进行攻击并获得成功,因为贸易伙伴国出口减少、进口增长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和失业率增高,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难以在投机攻击中维持固定汇率;区域之间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二种机制是资本市场联系。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该金融资产价格大跌,由于区内各国之间的资本联系,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也遭受损失,流动性受到破坏,相互支撑的力量减弱,因而导致其他国家资本市场和金融状况恶化,从而也易被投机者攻击导致金融危机。第三种机制是区外国际信贷者和投资者对区域内各国经济作相似的判断和预期。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区域外的投资者困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通常认为区域内各国经济金融状况基本相似,出于减少资产损失的考虑,不是从区域内其他国家抽回资本就是减少信贷提供,导致整个区域爆发危机。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内容是促进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资本和金融联系,缩小相互之间的经济差异。区域一体化无疑加强着金融危机由一国向另一国的传递,区域内各国之间会出现反复震荡、交叉传染的状况,使各国危机不断深化。区域之间也是如此,某个区域发生金融危机传递到其他区域,其他被传染的区域又会将危机回溯到最初爆发危机的区域,形成遍及各个区域且不断深化的全球危机。20世纪90年代由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发展的。区域一体化从最终实现货币一体化的角度看是有助于抗御外部资本冲击和抵御金融危机的,但是,在实现稳定的货币一体化之前,侧重经济贸易合作的区域一体化对金融危机的传递力度是不容置疑的。

世界经济现状范文篇11

关键词:超主权货币

从理论上讲,为保持全球金融稳定并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应该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其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有序;

第二,其供给总量应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

第三,这种调节必须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

基于此2009年3月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上提出了超主权国际储蓄货币的概念,在6月结束的金砖四国会议也提到了超主权货币。近日来,超主权货币成为了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

超主权货币是指一种与国家主权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而所谓国际储备货币是指一国政府持有的,可直接用于国际支付的国际通用的货币资金;是一国政府为维持本国货币汇率,能随时动用的用于对外支付或干预外汇市场的一部分国际清偿能力。

许多人或许觉得“超主权货币”离我们很远,然而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特别提款权便是这样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其亦称“纸黄金”。它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特别提款权的创立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60年代初爆发的美元第一次危机,暴露出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重大缺陷,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一国货币为支柱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可能保持长期稳定的。从60年代中期起,改革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64年4月,比利时提出了一种方案:增加各国向基金组织的自动提款权,而不是另创新储备货币来解决可能出现的国际流通手段不足的问题。基金组织中的“十国集团”采纳了这一接近于美、英的比利时方案,并在1967年9月基金组织年会上获得通过。由此可见,“特别提款权”发挥着类似于“超主权货币”的作用,但由于其只是一种记帐单位,不是真正的货币,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并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因此,其在使用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尔说,“特别提款权”最多也就是国际货币领域的世界语,根本就得不到使用。

60年代的美元危机为特别提款权的创立提供了契机,而如今此次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否会为“超主权货币”的设立提供一个条件?哪国能够担当如此重任?由于与欧洲诸国相比,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四国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较小。因此,下文作者将从这四个国家入手,以分析“超主权货币”实现的可能性。

“金砖四国”这一概念的由来

“金砖四国”(BRICs)一词最早由高盛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2001年11月20日发表的一份题为《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中首次提出,2003年10月,该公司在题为《与BRICs一起梦想:通往2050年的道路》的全球经济报告中预言,BRICs将于2050年统领世界经济风骚,其中:巴西将于2025年取代意大利的经济位置,并于2031年超越法国;俄罗斯将于2027年超过英国,2028年超越德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国可能会在2041年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印度可能在2032年超过日本;BRICs合计的GDP可能在2041年超过西方六大工业国(G7中除去加拿大),这样,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大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罗斯。高盛的这份经济报告,使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四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受到世界更多的关注,由此“金砖四国”的称谓便风靡世界。

在目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金砖四国”在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债务和赤字规模等宏观经济指标普遍较好,同时他们也具备足够的储备资金和强有力的国内需求藉以保障各自应对危机的措施得以落实。因此以中俄印巴领衔的“金砖四国”有望比主要发达经济体更早地摆脱危机,并迎来危机过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以上可知,四国在经济上具有一定的实力,但凭借四国的实力,能否将超主权货币由理想变为现实。在下文中我们将从现实因素着手,以分析超主权货币实现的可能性。

首先,从经济因素角度来分析超主权货币实现的可能性

综合国际经济权威机构的统计,目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到2007年已占世界外汇储备的3/4,“金砖四国”的中、俄、印三国都是“大户”。新兴国家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已由1990年的39.7%上升到2006年的4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50%。“金砖四国”中除中国的发展速度举世瞩目外,印度经济发展十几年来平均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6%~7%左右,2007年高达8.9%。此外,中、印已成为全世界投资最具吸引力的三个国家中的两个。俄罗斯经济近7年来也保持了高速发展,GDP平均年增长率达到7.8%,黄金外汇储备达4048亿美元,重新跨入了世界十大经济体行列。巴西发展相对稍慢一些,2007年经济增长也达4.4%。目前,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印度仍将经济增长锁定在9%,其经济实力可见一斑。除此之外,有专家指出,以中俄印巴领衔的“金砖四国”有望比主要发达经济体更早地摆脱危机,并迎来危机过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原因在于“金砖四国”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债务和赤字规模等宏观经济指标普遍较好,同时这些国家具备足够的储备资金和强有力的国内需求来保障各自的应对危机措施得以落实。

但尽管如此,美国的经济总量仍然稳居世界第一位,四国与美国相比仍然有着很大的差距。而且,四国人口中中印两国人口基数较大,所以尽管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是从人均而言与美国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所以单从经济实力而言,四国仍不具备同美国抗衡的实力。此外,据统计,“金砖四国”总共持有2.8万亿美元美国国债,为最大持有者。所以如果这时抛出完全跟美元并行的超主权货币,将有损四国现存的利益,因此,现在建立超主权货币的这个问题显然并不现实。

其次,从政治因素的角度进行分析

除上述经济因素之外,还存在着很多复杂的因素影响超主权货币的建立。在金砖四国中,与美国关系最为疏远的是俄罗斯,最近的是印度,不论怎样,各个国家都与美国有着很强的关联性。除此之外,“金砖四国”是多边合作组织,各国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很多方面也存在着冲突。例如,在“金砖四国”之间,贸易争端普遍存在。巴西与俄罗斯和中国都曾就市场准入发生争端,它在多哈贸易谈判中寻求农业贸易完全自由化的策略,也因印度坚持保护本国大米种植者而受阻。同样,政治对“金砖四国”所起的离间作用与凝聚作用不相上下。印度、中国和俄罗斯比邻而居,均为核国家,而巴西不是核国家,位处另一块大陆,与俄罗斯几乎没有贸易往来,与印度的贸易也少得可怜。与此同时,中印大片边境地区仍存在争议,双方均在边境派重兵驻扎,也因边境纠纷爆发过几次战争。中俄在上世纪60年代末还打过好几场边境战争,经过几十年努力,才使两国关系改善。尽管印度也主张跟中国的合作,但在很多方面,中印其实是存在着冲突的可能的,印度在印度洋上的一些举动对中国也并不是一个善意的信号。放大而言,在四国内部也并不太平。然而建立超主权货币的前提条件,首先要求四国对全球的影响必须足够大,其次要求四国可以相互团结以合作,另外还要求四国有足够的建立与美国平行的经济体制的决心。从上述可知,前两个因素并不具备。

最后,从其他因素进行分析

前文提到,建立超主权货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四国需要有建立一个与美国平行的经济体制的决心。然而四国是否有足够的决心,四国此时抛出超主权货币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近半年来,美国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美元贬值,从而使得各个国家所持有的资产大幅缩水。“金砖四国”的利益也遭到了损害,因此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四国提出了超主权货币,其深层次的目的是在向美国发出一种信号,一种诉求的信号。其带有某种程度的威慑作用。旨在提醒美国和发达国家应该采取负责任的态度,维持美元和美国国债市场的稳定,控制通货膨胀,让世界经济避开美元陷阱,恢复稳定增长,在稳定中逐步实现世界货币结构的转变。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金砖四国”提出超主权货币的真正意图很可能并不是要马上建立一个超主权货币,而更多的是要警示美国。因此,从上述分析可知,在目前的状况下,无论从四国经济实力,四国的意图还是现实状况来考虑,超权储备货币只是一个理想,而不是一种的状态。除此之外,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当前的全球金融问题需要所有国家的合作,这种合作不能是排它的,也就是说,不能单纯指望新兴经济体和美国的合作,同时也不能指望新兴经济体之间建立一个货币同盟,把美国排除在外。

长期以来,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基础和金融实力牢牢操控着全世界的货币话语权,独享美元垄断背后创造的巨大经济利益。美国通过过度消费累积的经常项目逆差同亚洲新兴市场、石油输出国的过度储蓄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形成了国际收支失衡下的全球资源错配。在极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下,美国进一步通过向全世界举债虹吸全球资源和财富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同时借助美元的输出和贬值减轻外债负担,向全球转嫁风险和损失,资本的加速扩张推动了资产价格的膨胀,也掩盖了有效需求不足和实体经济产能过剩之间的根本性矛盾。最终,随着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流动性规模急剧收缩,美国信用体系很快陷入崩溃边缘,积重难返的信贷风险引发了一系列银行危机、信用危机以及债务危机,并迅速波及到了全世界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可以说,这场危机的爆发是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内在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的必然反映,也是历史上美元通过霸权地位影响世界经济周期的又一次缩影。以美元霸权主义为核心的不合理的世界金融货币体系,其严重的弊病和对世界经济的危害性,在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因此不对现行的世界金融货币体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世界还将回到不合理不公平的经济秩序之中,世界金融与世界经济还将处于美元经济体的衰退和动荡的严重威胁之下,各国的金融货币政策也还将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严重影响,甚至控制之中。不改革现行的世界金融货币体系,未来世界经济一定不能走出周期性衰退的规律性的怪圈。改革不合理的世界金融货币体系,建立超主权的世界货币,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有远见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的共识。因此,从长远来说,改变美元的霸权地位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更加符合“金砖四国”的利益,结束美元的垄断地位,构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新秩序已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世界经济现状范文篇12

(1)从盟友到对手――两极格局(世界)的形成。二战后期,雅尔塔体系确立后逐渐形成了两极格局。在两极格局形成之初,其力量组合现状是以美苏为首,东西方对立,政治上美苏各自控制自己的势力范围,军事上北约和华约紧张对峙,经济上各成体系封锁隔绝,意识形态上针锋相对。它们采用了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峙的“冷战”格局,取代了长期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政治格局。在美苏之间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第三世界逐步崛起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2)美国和前苏联因军备竞赛和对外侵略战争的拖累,实力相对衰落。美国由于战后推行全球扩张政策,特别是深陷侵越战争而不能自拔,国力衰落。1973年,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严重动摇。前苏联由于采取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一党制和中央集权,缺乏民主,加上同西方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几十年的军备竞赛耗费巨大,抑制了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使畸形的经济一直发展下去;又多次对外侵略,并支持地区霸权主义的扩张,最终被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拖垮而解体。两极格局也随之瓦解。

(3)第三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崛起,不结盟运动兴起。战后一系列亚非拉国家取得独立,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1955年4月,亚非29个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西方国家的参加下举行了万隆会议,标志着第三世界兴起。1961年,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召开,不结盟运动正式形成。从20世纪70年代起,不结盟运动斗争重心转向了经济领域,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不结盟运动的行动纲领。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两极格局,促进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其影响反而不如以前了。

(4)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中国自主发展。前苏联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军事力量迅速膨胀,极力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同美国争夺世界,加紧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1958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20世纪60年代,随着前苏联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

在这一阵营中的中国自1949年10月起,开启了崭新而漫长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历程,建立、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通过了几个“五年计划”,国力大为增强。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取得一些重要成果。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日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国际上掀起了一轮广泛同中国建交的热潮,打开了外交新局面。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民主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按照一国两制构想,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祖国统一前程辉煌;适应新形势,积极参加联合国和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外交活动,中国已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而东欧国家受前苏联改革和国内经济困难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各国的执政党纷纷丧失政权,社会制度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5)帝国主义阵营四分五裂,美国、西欧、日本三足鼎立。欧美国家在政治上有共同性,采取资本主义国家代议制。特别是日本、西德经过战后审判和民主改革,经济迅速发展,随着经济力量壮大,国际地位的提高,在经济上出现摩擦,在政治上出现独立倾向。欧洲走向联合。舒曼计划试图通过控制煤钢生产来促进法德和解。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形成的外部压力,西欧国家具备类似的经济类型和较密切的经济联系,使西欧国家能够走向一体化,形成了欧洲共同体。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二战后,日本受到制裁,被迫实行经济的非军事化,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强国。

在当今世界的整个政治的发展态势来说,和平与动荡并存,多极化趋势加强,但现在的状态仍是“一超多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