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儒家思想传统文化篇1
关键词：儒家思想；现代管理；人本管理
1、现代企业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企业整体的离职率居高不下
根据2015年八月网易财经的调研报告，企业员工整体离职率平均高达17.7%，2014年离职率比2013年增加3.2%，员工主动离职率居然达到19.6%；2015年比2014年稍有下降，但部分企业的员工离职率仍然居高不下，达68.9%，个别企业甚至达到98%，远远高于平均水平。整体来看，据统计，之前员工离职的首要原因是对薪酬不满，2015年采取调薪措施，调薪幅度为7.6%，以降低离职率，因此2015年比2014年离职率稍有下降，但仍处于高位。高离职率会给企业带来诸多问题。第一，人力资源的管理费用增加，招聘单位的总成本增加。第二，企业的信誉受损。第三，公司业绩受损。
其次，企业缺乏人本管理
“人本”思想即是提倡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而是把人放在第一位，尽可能去考虑员工的需求，突出其在管理中的地位。企业管理上缺乏人性，会影响员工对公司的工作态度。然而，今天的企业财务目标却是在极力推崇利益最大化、效用最大化及股东财富最大化，高层管理人员只为股东利益考虑，忽视了中低层的职工利益，甚至耍领导范，不尊重低层员工，自己不愿做的事或者对自己不利的事却交给下属去做，为难下属，损人利己。上级都缺乏对待下属的基本道德，如何望下属为你为公司付出努力去工作！追究其原因，是管理人员缺乏那种爱人爱民的素养以及中国自古以来的等级观念未得以消除。
第三，员工主动性差
中国企业普遍存在员工缺乏归属感、主动性差、执行力差的问题。员工缺乏归属感，便会消极怠工，主动性变差，影响工作效率，势必会影响企业战略的执行。在国企，工作人员不努力不上进也不会丢工作，因此其对工作的主动性更差。问其原因，大部分人所持的观点是，公司不把员工当作人，而是把他们当作劳动工具，使得他们没有动力为公司卖力，仅仅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这些不但影响公司的质量和产量，影响公司的工作效率，还会给常常进入车间参观的客户留下不好的印象，影响公司的整体形象。这是企业对员工的管理工作没有做好，对员工的关心不到位。
最后，利己主义盛行
这样一个经济腾飞的时代，难免会带来功利主义，人们会为了挣钱而追求功利，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这些行为会引发更多的欺骗和不诚实。当今我国就已经面临着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残酷，人与人之间信任度降低，人人追名逐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很紧张，人际关系得不到好的解决，那么何来团队，何来团结！团结的力量对公司很重要，利己就会打乱团结，打乱队伍，管理更加困难。企业之间若诚信缺失，为逃税做假账，为谋取私利而损害环境和他人，那么假货充次市场，社会市场秩序混乱，不但会影响企业存亡，还会影响国家的发展进步。
2、儒家思想的时代性
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是曲折的，大概可分为四个阶段：先秦的“仁爱”思想、两汉的独尊儒术、宋明的程朱理学、现代的新儒学。在这期间也曾阻碍重重，秦始皇焚书坑儒、明末清初对儒学的批判、民国初期打倒孔家店、批孔运动。儒学总是繁荣一阵又被打被批，但是每次被阻被批之后总会再次崛起、继续向前发展。经济全球化，西方先进企业管理模式盛行的现代，人们批判儒家说其是封建礼教，只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然而，近年来市场经济跌的风云变幻，美国遭遇经济危机，而以儒家思想为首的企业文化承受住了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对今天的企业管理有着重要作用，并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化。跌倒又爬起的无数次经历，让儒学更显其顽强的生命力，更具有时代价值。
3、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以“仁”待人，天下归仁，管理者应该爱自己的下属和所有员工。若尽可能去考虑员工的需求，把他们当作家人一样看待，根据自己的财务能力给员工适当的调薪，满足他们物质需求；常常给予他们关心和鼓励，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积极开发人才，管理人才，对他们委以重任，让他们有一颗为公司奉献的真心。以“仁”治企，实现人本管理，以激发员工主动积极性。富士康跳楼事件频繁发生，追究其原因却是其缺乏人性化的管理，为了获得财富而把人当作劳动工具。对待员工像对待机器，对员工管的过紧，待人不够“仁”。
以“义”要求自己，君子“行义以达其道”，“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这并不是说只讲义不讲利的清高，而是强调追求“利”应该建立在“义”的基础上。面对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难免会追名逐利，一心为利己而损他人，克服利己主义，需要建立一种内心的觉悟，良好的个人品行是管理工作要求的基本素质，修己才能更好地安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样一来，大部分工人都对他尊重有佳。通过这样的有效沟通和管理，可提高效率。以礼相待，让员工感受到爱和尊重以及自己的存在价值。
4、总结
儒家思想是我国的传统精神文明的精髓，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穿越历史长河流传至今，值得今天的我们传承和发扬。任何思想都有其历史性和局限性，我们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坏的丢弃，把好的传承下去。如其核心思想“仁义礼忠信”，本是用于教一个国君如何治理好国家，也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今天，还可以延伸其功能，将其用到企业的管理中，管理企业，可用“仁”来分工，用“礼”为规范，用“义”可约束，用“智”谋发展，用“忠”于职守，用“信”创和谐。儒家思想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弥补现代企业管理的缺陷，完善现代企业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1]陈晨捷，论先秦儒家“仁义礼”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J].孔子研究，2010，（2）.
[2]孙大林.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J]中外企业家，2015（17）.
如何对待儒家思想传统文化篇2
【关键词】儒家道德和谐社会哲学启示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识码】A
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特征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而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便在于寻求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对此，我国早在2004年，便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这一理念的构建与提出，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在和谐社会中，依法治国战略能够得到贯彻落实，社会民主得到广泛发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追求公平与正义，在协调各方利益时，应贯彻公平、公正的准则；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诚信友爱的社会，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相处、互信互助；在和谐社会之中，人的知识与创造得到尊重与肯定，不断激发社会个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和谐社会必然要追求社会生活的安定有序，这需要社会各方不断努力完善社会管理机制，为人民的安居乐业提供环境保障；最后，和谐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它还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要求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关注环境与生态，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个要素之间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应该是一个社会全面发展的建设，既包括经济的、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文化的，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关注生态环境建设，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与我国悠久的文化观息息相关。千百年来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和谐”的观念，这也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理论和精神支撑。
儒家文化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影响
儒家的和谐观为和谐社会建设打下了思想根底。长期以来，儒家文化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历代帝王都十分推崇儒家思想，其诸多作品都被奉为国学经典，而其中也蕴含着大量的和谐思想，这为和谐社会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具体来说，儒家的和谐价值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儒家倡导“天人合一”的和谐自然观。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观点便是“天人合一”，“天”便是指自然万物，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合一、统一的。这一思想在不同的儒家经典著作中都有体现，例如在儒家四书之一的《中庸》中，便认为“致中和”，天地才能“位焉”，世界万物尚且“育焉”的思想，即认为和谐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强调了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共处。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在儒家思想内得到不断传承，宋代儒学大家张载在其著作《西铭》中还提出了“民”是我的兄弟，“物”是我的朋友的思想，这也道出了自然与人类平等、统一的思想。在儒家思想中，万物与人类在本质是相同的，他们都是自然与宇宙的一部分，人类应该尊重、保护自然，而非一味的向自然索取。中国当前的生态社会建设可以借鉴儒家思想中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价值观。
其次，儒家学者强调“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观。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儒家强调“宽”与“仁”，即宽和处世，善意待人，以仁义宽容之心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儒家还描画出建立在“仁”之上的理想社会便是大同社会。
孔子在《论语・子路》提出了人际关系处理的一条准则，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而不同”是指君子，也就是道德高尚的人，他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但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上不必去迎合苟同他人；而“同而不和”则是指大多数小人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喜欢迎合他人，符合他人的观点，但实际上，他内心并不认同，并且缺乏和谐友善的态度。在《论语・卫灵公》中，同样有着对于人际和谐的思想体现，其提出“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意思是君子能够忍耐，不与他人争论，能够与众人和谐相处，但又不结党私营，有所偏私。由此可见，品德高尚的君子的一个重要品质便是能够与他人和谐共处，并宽以待人。
儒家文化十分重视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品质，孟子在《公孙丑下》中提出了著名的哲学思辨，即“天时不如地利”，而“地利”又“不如人和”。他认为在作战时，气候和时机的优势不如地理位置上所占的优势，但地势上的优势又比不过士兵团结一致的人和优势，这一观点虽然讲的是国家作战，但其中可以看出，孟子认为“人和”在团体中是至关重要的，而“人和”便是人与人能够和谐相处，团结一致。孟子还提出了一系列如何达到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方法，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强调人们在孝养亲人之时，能够推己及人，尊敬和爱护那些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和孩子，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仁、义、礼、恭、宽、信、忠、恕、孝等一系列促进人与人和谐相处品质，形成了一套促进社会和谐的道德准则。
孔子在《礼记・礼运》中对大同社会的理想状态做了畅想，认为大道施行是建设大同社会的前提，在大同社会中，天下为人们所共有，而非仅是统治阶级的天下，在大同社会之中，那些品德高尚与有能力的人被选，人与人之间诚信相处，社会和睦。在大同社会之中，孔子所畅想的人际关系是互助、有所用，人们不再单单孝敬自己的父母、抚养自己的孩子，而是所有的老人都能够得到奉养、所有的壮年都有所用，所有的孩童也都能获得成长，那些鳏寡老人、孤儿、残疾人等也都能得到社会的供养。一切奸邪、盗窃、造反、害人之事不会发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是孔子对大同社会几个方面的具体描述。这种天下大同的社会构想实际上是对社会和谐的美好追求，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世代人民都将其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这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奠定了心理基础。
最后，儒家还提出了“协和万邦”的和谐国际观。儒家思想不仅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对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有所关照，在《尚书・尧典》中，便提出“百姓昭苏，协和万邦”的思想，主张民族间、国家间和谐相处。孔子在《论语・颜渊》中提出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实际也是讲一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在具体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孔子认为对于不归服的“远人”，可以用文治焦化来感化，而不是简单的诉诸武力，这也体现了其和谐的国际观。孟子在讲述治国之道时，同样强调要以德服人，他提出王道思想，反对霸道治国，所谓王道是指国与国之间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各种问题，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这能够不断提升自身的影响力，而霸道则是选择以武力为后盾，逼迫其他国家向自己臣服，最终将会“失道寡助”。而我们今天的外交政策便是和平外交，因此儒家的这种“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也对我国当代的和谐国际社会的建设也起到推动作用。
儒家的道德观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道德准则。儒家经典认为要想实现天下大同，首先要从个体的修身养性做起，并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也要求社会个体遵守道德规范，这是和谐社会的构建基础，可以说儒家大同社会与和谐社会在构建途径上不谋而合。因此儒家学说中所提倡的道德思想为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道德规范和标准。
首先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孝悌道德思想。社会由无数个家庭组成，因此要构建和谐社会，家庭和谐是其基础，古人也提出要“治国”、“平天下”必然要先“齐家”，因此家庭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儒家学者认为“孝悌”是家庭和睦的关键所在，在《论语・学而》中，写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者，其为人之本与！”意思是，君子会致力于做根本的事务，根本建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便也水到渠成，而孝顺父母和顺从兄长，这便是仁的根本。由此可见，儒家将“孝悌”作为仁的根本，也是治国做人的根本，在这里“孝悌”被认为是道德根本与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占据着重要地位，家庭社会中的人伦和谐在历代都备受推崇，这也促使了我国社会良好伦理秩序的形成。在赡养自己的长辈之时要“及人之老”，在抚育自己的小孩时要能想到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这是孟子提出的社会伦理观，他认为“孝悌”不仅局限在亲缘关系之间，还应该推己及人，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其次是先义后利的道德价值追求。在中华文化的几千年发展中，义与利的辩析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哲学议题，它将社会个体置于道德精神追求与个人利益追求之间，对于个体在“义”和“利”之间如何抉择的问题，儒家道德思想给了我们“见利思义”、“观得思义”的答案，也便是要求人们能够时时刻刻记得正义、义气，而反对惟利是图、见利忘义的行为。在“义利之辩”中，富贵与贫穷，地位的高贵与卑贱并非是单纯的衡量个体物质财富的标准，儒家思想还赋予其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方面的意义。
在《论语・里仁》中，孔子认为财富与权力是“人之所欲”，但“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在这里，孔子承认人对于物质与权力有着追求获取的欲望，这是人之常情，但如果不是用正当的方法取得，品德高尚的君子是不会接受的，这就是说，孔子强调的是“取之有道”，告诫人们不要因为利益诱惑而失去“义”的道德准则。而在今天的社会中，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趋利性使得人们去不断追逐自身的利益，而如何避免人们为了个人利益的获取而违背社会道德准则，便需要倡导先义后利的儒家道德思想，使人们树立正确的物质观与道德价值观，这样才能够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可能产生的道德滑坡，也为我国的社会伦理体系建设奠定了道德基础，为经济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提供思想道德上的保障。
最后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在《论语・里仁》中，孔子讲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他认为老师的道，也不过就是“忠”和“恕”，而“忠”含义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讲的是自己要根据内心的体验来推测他人的感受，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来进行人与人的相处。而“恕”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所不喜欢的，也不要强迫别人，这里强调的是要宽待和体谅他人。儒家的这种“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精神是其倡导的人与人相处的一个基本道德准则，在遵循这样的道德规则下，必然逐步形成一个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的和谐社会。而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这种“忠恕”思想对我国当今的和谐社会构建仍具借鉴意义。
儒家道德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构建和谐社会需以儒家传统文化为基础。除了其拥有独立的外，一个国家的独立在文化上也有所体现，它应该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并自成体系，其公民对传统文化有很强的认同感，这样一个国家才具备灵魂，一个社会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动力，在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作用下，各个民族具有无比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因此，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应该重视传统文化所起到的作用，它为今天和谐局面的产生打下了思想根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要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能够真正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它同时也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动力。儒家文化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根基，其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当代的和谐社会建设中，对其所倡导的优秀思想与理念应该继承和发扬，坚持古为今用，有扬弃的来继承其优秀思想，这是保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自立自强的精神动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需立足于先进文化。我国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体现，而和谐社会也是代表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新型社会形态。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西方的乌托邦空想社会有所不同，它并不是一种理想化的空谈，而是有着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实践而达到的社会形态。因而和谐社会必然具有先进文化的属性，它以马克思主义做为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建设构想的具体实践，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成果之一，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身在不断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因而进行和谐社会建设必然要以此为指导，以其来引导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建设，以先进的文化来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与道德水平，从而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目标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先进性要求其以先进的文化为指导，明确前进的方向，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先进的文化动力与支撑。
借鉴儒家道德思想为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助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理念便是全面、平衡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与联系性，不能割断历史发展之间的联系来探讨历史社会问题。因此，对过去的社会历史问题的探究，需要将其放到社会历史的长河中，联系其前后发展而从整体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而不能片面静止地看待问题。同样，对于未来社会的发展，同样需要以发展的、联系的目光来看看待问题。具体到目前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我们必须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社会建设的影响，而儒家学说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我们既应该在先进的理论指导下，对传统文化本身进行精华与糟粕的辨别，弃糟粕之后再吸收精华，让儒家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成为我国社会建设的文化和精神动力。
结语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其进行有选择的继承，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哲学思想为当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建设等提供了哲学的、道德的思想基础。而和谐社会的先进性又要求其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导，它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指路明灯。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持。
如何对待儒家思想传统文化篇3
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其传统的道德理论，他的始创人就是我们现在拜奉的大教育家孔子。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度的兴盛时代，也是在向着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他以政治理论为基点，形成了系统的道德思想。这种思想以善为本，从亲出发，把仁、义、礼、智、信做为核心观念，初步形成了我国早期的道德意识。所谓仁是指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也就是说要以公平的态度对待其它人，把人当做人来看，而且还要让自己宽以待人，善以爱人。在孔子的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仁应该是他所认为的当时社会的最为基础的道德信条。孔子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如果不仁，就不用谈其它的德行了。时间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实施了“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方针，使儒家思想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的道德规范甚至是政治理论。
二、儒家文化的特征
1、重私德
从侠义的角度来说，儒家文化属于私德范畴。道德有公德和私德之分，但在产生儒家文化的那个奴隶社会时期，国家和社会根本就无公德和私德之分，只有到了近代和当代我国社会主义国度才有了公德和私德之分。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我国的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梁启超先生在他的《新民说》中提出“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这也是公德这一概念第一次被正式的提出来。但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公德与私德还是有一定的改变，也界定范围。所谓公德就是指在社会关系中与公共生活相关连的道德行为准则，而私德是指那些私人生活相关的道德行为规范。“纵览中国传统道德，可以归纳和概括出十八条基本规范，即公忠、正义、仁爱、中和、孝慈、宽恕、谦敬、诚信、礼让、自强、持节、明智、知耻、勇毅、节制、廉洁、勤俭、爱物。”在这里除了几个像正义、礼让和公忠是公德外，其它的都是在强调私德，都注重于个体自身道德的修养与培养。
2、重义礼
中西方的文化价值取向不同，中文讲究重义，而西方国家的文化重利轻义，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主要是讲礼、讲义。忠、孝、节、义是我国的传统的价值观，而儒家文化所强调的礼，重在心，重在义，重在接人待物的真心，儒家所宣扬的诚信和真心，表现在生活之中，也就是儒家所重的礼，而对于儒家所强调的义来说，从大的方面，表明的是对国忠，对友义。儒家首先是讲德，如果德所缺，就行仁，仁不在，就在礼，礼或缺，就行义。义与礼，忠与贞，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对于人的最为基本的标准和行事准则，也是当时社会中道德标准的最根本。从更为深层次来说，在古代社会中，儒家所申明的礼，就是着重指个人的明礼，知礼和懂礼，礼仪的教育在于教育人们如何端正仪容和身态，表情适当，言语适合，只有做到这些才能君臣位份明确，父子关系和睦，家庭邻里合顺。
3、重中庸
中庸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温不火，不急不燥，不左不右，不偏不倚，不激进，不落后，刚刚正正好好的在中间的位置，而这种态度和观点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其优点，但是有一些人认为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造成我国近代时期相对落后的原因。这种观点和态度是对中庸的误解和错解，在中庸的开篇中提出过，天命之所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着重强调的是顺应自然的规律，顺应社会规律和要求，对自身进行规范，所以中庸之中，才会有喜怒哀乐之未发，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在一定的意义上，才是中庸最为重要的基点，强调着外界与内心，形势与能力的一种平衡。虽然在当代社会和近现代社会中，有人对于中庸还是持着批评的态度，认为中庸就是不思进取，左右逢源，墙头草，两边倒，两边靠，这种错误的思想，也直接导致了人们对于中庸这一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的错解和仳离。儒家文化是一种入世的哲学，它只是在强调人要审时度势，不强求，也不放弃，无论强弱，无论进退都应该坚持信念的一种态度和方式。
三、儒家文化在当代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我国实行以法治国治国，体现了国家和我国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在近几年，提出了以德治国，以德建国的方针，标志着我国道德建设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国家理论高度的层面，这也反映出当今我国道德建设的重要地位，孔子在《论语》中曾经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目格。”也就是说，国家或是政权如果只凭借着法律和苛政来维持国家，来约束百姓，那么这种方法只能在短时期内取得成效，但如果用道德来使百姓信服，使他们懂得礼仪与文明，那么这种方式才是长治久安的良策。而儒家文化与我国当下道德的要求如走一辙，如行一轨。儒家文化做为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纵使有千百般的不足，但谁也无法剔除儒家思想和文化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中的作用。在经济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的国家今天，更应该立足于本国的儒家思想，立足于本民族的先进文化，不断地完善公民自身和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
四、继承儒家文化，提高当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策略
1、转变观念，提高对儒家文化的认识
首先，对于当代公民的道德建设来说，转化公民的观念，提高意识，是重中之重。当今社会中，我们应该认清儒家文化的本质以及其精髓，只有对儒家文化有大概的了解和整体的掌握，才能转变自身对于儒家文化的误解和错解，才能在思想的层面上提高自我的意识，虽然儒家文化形成于我国的封建社会，但是却是我国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和传承，毛主席曾经强调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阶段，它不能完全摒弃了古代和旧中国的一些优秀文化和借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下的中国，不能割断历史，从孔子到国民党执政的中国，再到我们全新的中国，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总结和剖析，祛其糟粕取其精华，传承文化，发扬传统。
2、健全公民道德建设机制，完善制度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和科技日新月异，社会的发展使我们已经跟不上历史的进步，与开放一同引进的还有很多不同的西方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当前在我国社会日益复杂文化日益融合的今天，在提高对于儒家思想和观念的意识之后，首当其冲的就应该是完善我国的制度和健全相应机制。在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健全的状况下，我们要不断的完善公民的道德建设的机制，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安定，也同样给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文和谐的友好环境。
如何对待儒家思想传统文化篇4
儒家搅动一潭秋水
若要给2011年清理出总结思想的主线条，那就是：儒家搅动了持续全年的几场重要论战，自由主义、学者、新威权主义、甚至新左派都因应儒家的话语，轮番进场激辩。除了袁伟时、易中天与秋风之间的大型辩论，在诸如微博等场域，萧瀚与民间儒学爱好者互贴标签的意气之争从未停止过。而儒家成为所有激辩的挑动者和影子辩手。
由儒家而引申至于传统，如何对待历史遗产，并且用于批判现实，则延展到其他思想领域展开。臧棣对北岛的全盘批判就是一例，它将新旧中国、批评家与诗人、历史书写者与现象参与者之间的矛盾公开化。诗歌意识形态之争一点也不比儒家之争更平和，反映的都是“破”与“立”的宏大命题，思想之辩则为宏大命题增添了莫衷一是的细节。
当然，在更切近现实的地方，思想之明争暗斗仍在继续。庙堂也许思虑沉重，但江湖心知肚明。而在两者的边缘地带，譬如作为公共媒体的微博平台上，甚至连中央党校的教授也不隐藏改革观点，王长江教授在驳斥极左机会主义分子时词锋锐利，讥讽他们为“刚入门的党建工作者”，显示了思想阵营的复杂格局。不管是真问题还是假命题，都影射现实中国的种种面向。
孔门是与非
孔子像在北京国家博物馆门前的遭遇很有隐喻意味：它先是被尊于象征国家文化殿堂的门口，在引发议论风潮后又被隐匿于后院。摆在广场空间里尊崇是在宣扬什么，后置于庭院又是为何，没有人站出来解释，就好像思想领地属于无主之地一样。但是，独立学者秋风尊孔的行为非常决绝，他用包装孔子，轻易就与自由主义驳火。
秋风的学问本沿袭奥派一路，六七年前开始转向儒家式主义，用为六经作注。秋风的转向被认为是可疑的，停止奥派追问而回头向儒家寻找依据，并着力创制出所谓孔门，易中天等学者坐不住了。双方的正式论战借《南方周末》展开，秋风以《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为论战揭幕，两下互掷商榷文章。
秋风断言：孔子是自由的圣人，追求自由也构建自由制度。这种论断不仅让自由主义愤愤不平，也超出了政治儒学的谨慎范畴。孔子再次成为象征物，秋风终于挑明了他的理论转向。究竟是我注六经还是借“孔子注我”，界限模糊。但不得不承认，秋风的西儒嫁接法，制造了相当轰动的思想论题。西装革履的孔子要受到鉴定。
自由主义要捍卫的纯正血统，更不愿意被历史面目复杂的儒家横插一杠。秋风曾著有《立宪的技艺》一书，当他向孔子寻求的中国精神时，自然也是不愿屈服于昔日同路人的“狙击”。辩论双方都使用了很不客气的驳斥法，秋风指斥袁、易二位“困在概念的牢笼里，而以自己的墨镜看待传统”，属于“自我否定，自我仇恨”。
权且不问动机，事实上，新儒学和自由主义阵营都被迫面对自由主义者秋风的易帜。易中天在驳斥秋风时提及儒家当权的历史，他说，“儒家要参股，先得交‘投名状’”，似有一语双关之意。
秦晖执教辛亥反思潮
在vs孔子的论战中，不管双方对孔子和儒家经典的阐释有多么背离，在就论据进行交换论点的论辩中，隐含了强烈的阵营划分色彩。从一些自由主义论者的话语中可见，他们已经把秋风从自由主义派别中分离出去。尽管秋风仍是受大众媒体欢迎的专栏作者，其时评的立论基础依旧是自由主义，同时被极左认为是打着儒家反儒家，是所谓“西奴”。
而由辛亥百年所引起的思想界反思，虽没有明显的派别之分，但同样展现了在看待／改良、革命／反革命时泾渭分明的立场划分。辛亥百年纪念，是儒家之争外的另一场低烈度辩论。重新发现新的史料，重新解读辛亥历史，将清末民初的国家道路选择放在现实背景下予以观照，借辛亥这杯酒浇灌的是现在、此时的胸中块垒。
辛亥百年是出版界的丰收年，尽管主题图书品质差强人意，但对深入理解辛亥仍然提供了有别于意识形态的角度和材料。而在围绕辛亥革命展开的思想辨析中，当以秦晖的一组6篇文章分量最重。秦晖的辛亥系列文章超越了革命和改良之争，站在大历史的高度和历史细部，梳理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坐标中的辛亥。对于流行的知识分子话语加以甄别，比如他认为在处理现实时提倡“告别革命”的逻辑漏洞，重新审视历史上的制度问题，借古喻今。
秦晖的系列文章除了正面剖析辛亥，还有意无意地对秋风与自由主义的论战加以点评和仲裁。他沿用《传统十论》中古儒与法儒（即汉武帝之后）的概念划分，认为“共和理想的很多内容可在不满‘秦制度’的古儒传统价值中找到支持”，但他强调，这种支持只是价值观层面，“不是说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已经被古儒发明”。
秦晖的组文发表在7月到9月间，正好与儒家的论战重叠。因此，将秦晖的话语看作是对这场论战的评判不算唐突。对于秋风认为儒家主张“封建”，秦晖予以赞同，但他对秋风就“封建”中包含“”，进而推断出儒家从来就有“”表示反对，认为这个逻辑有问题，靠不住。
臧棣暴烈抗议北岛
秦晖说他不是文化决定论者，臧棣从抗议北岛及北岛现象中表明心迹：他也不是文化决定论者。要解释的是，因为臧棣对北岛的反对带有强烈的反传统意味，或者说存在着今人如何处理传统的问题，同样带有显著的焦虑。
北岛是写进诗歌史的美籍华人，是世界认可的中文诗人。这是臧棣可以认同的表达，他反对的是把北岛当成诗歌史的起点，反对他以中国诗人混迹于世界诗歌圈。成名于80年代的北岛始终没有隐退，反倒成为大陆现代诗歌的代表，而且北岛本人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对大陆诗歌持贬抑的悲观态度，这些都是臧棣要加以狠狠反驳的。
臧棣批评不无刻薄，但用意明显：要在诗歌意识形态上反对北岛的“统治”，要恢复大陆现代诗人的主体地位，要在诗歌政治的外来遮蔽中寻求独立自治。这些举动被北岛及其支持者预设成诗歌界的“弑父”行为，而这种神话北岛的做法恰恰是臧棣予以暴烈批判的一个方面。总之，臧棣掀动的论战是要与北岛切割，确认后者的陌生人身份。
犹如新儒家自认为了解国情，臧棣对北岛的批判中强调的是本土诗歌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强调这是居于境外的北岛所无法理解的。北岛抨击大陆诗歌界庸俗化、物质化，强调诗歌精神的现代沉沦。臧棣使用诗歌生活的在场感一举击败北岛空洞的诗歌意识形态。臧棣对诗歌生存的现状有着同情心与同理心，而这恰恰是北岛所匮乏的。
北岛的批判话语秉持的是知识分子的价值感，而在诗歌的生长中，价值感恰恰是可以排除的。即使在诗歌政治的压制下，诗人仍能凭借个人智慧和对真理性的追求，保持诗歌的自洽本分。当诗人北岛换上了教授北岛的身份，由于疏离与知识局限，北岛有点丧失批判的资格。这起由诗歌界贡献给思想界的案例带着意味深长的寓意。
对话映衬裂痕
在上述列举的思想论战中，还要注意到那些只在圈子里流行，尚未进入公共领域的部分。当然，思想界的学术之争也只有被大众看见，才具有多重意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论战不是思想界的全部，而且在每一场论战的背后和边缘地带，还发生着零星的、多层次、短平快式的辩论。它们共同组成大陆2011年的某些思想侧面。
如何对待儒家思想传统文化篇5
关键词儒家思想礼义中和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1文献标识码：A
TheChemicalReactionsintheNewPeriod
――ConfucianismandChinaAdvancedEdcation
LIANGShan,ZHANXue
(InstituteofScienceandTechnology,Nanchang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330029)
AbstractWhilecurrenteducationalworlddiscussingofcultivatingwhatkindoftalentisthebest,theConfucianismgivesouttheanswertothisquestion,itthroughthe"ritual""righteousness",providesmostbasicstandardsforpedagogues,andcombineswiththreecharacteristics,finallyrealizethepurposeofeducation--To"neutral"andachievementsofharmony.
KeywordsConfucianism;ritual;righteousness;neutral;advancededucation
每年的九月，无数学子怀着对大学的无限憧憬走进了一所所高等学府，期待着自己能够成为完整的素质教育人才，成为祖国的栋梁，然而清华大学徐葆耕教授在他的《紫色清华・走出半人时代》中说：“一位建筑学院的老师告诉我，梁思成于1984年有一讲演，标题是‘半个人的时代’，谈文理结合问题。距离大师的讲演已经半个世纪了，但这个标题依然发人深省，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出这个‘半人时代’，而且，从世界范围讲，人的发展更加畸形化了。”这段话的确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现阶段对于人才的培养也处于不成熟阶段，可以说我们所培养的都是“半人”，这样的现实激励着我们来寻找一条出路，如何培养一个对社会各方面有所了解并且可以全方位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全人”。我们不妨从古圣贤人那里去寻找答案。
1“礼”与“义”的结合
文化蕴含的正是最能够代表人类社会的人的创造性。文化不仅仅只限于知识，还包括人的行为方式，而人的行为方式都是由思想指挥的，所以，要教学生首先从尊师重道开始，然后才论其发展。
1.1礼
在孔子的思想中，“人”是作为某种“通过而思”的行动表述和实现的，思想拥有主观能动的目的性这一主要特征。孔子认为“人，仁者”，而在这个成为“仁”的过程中，“礼”很重要。在《论语・季氏》中有一句“不学礼，无以立”，它可作为揭示几个与“礼”的地位和功用以及它在“成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关的认识的一条途径：
“礼”是学生必须知晓的第一要义，是儒家思想关于一个人的定义的最重要方面，我们在当今的教育中，应当从学礼开始规训学生日益懒散的学习风气和失去地位的尊师思想，学礼才能立人，才能在学校乃至今后走入社会找到自己最合适的位置，才能在这个位置上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走向成功，所以“不学礼，无以立”是完全应该值得关注的，是当前高校教育的一个突破口，这样不仅可以树立尊师重道的旗帜，更可以养成学生谦逊的人格，为将来的进步打下坚实的基础。
1.2义
“礼”和“义”是不可分割的，不可剥离的。其实，古典儒家传统中的“义”，如果不是人的一种突出特征性和其个人身份，那也一定是一种自然状态。《论语》中“义”是君子自我塑造的“质”：“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之前的儒家大家们为我们固定了“义”的重要性，以及“义”在人们生活和学习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它是我们每一个人拥有自己独立人格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一个“成人”必须拥有的品质，也是现在高等教育所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已认定，“义”是某种独为人类拥有的品格，它源于自我，也决定独一无二的“尊贵”自我，并且以某种积极、规范方式引导人的行为。
“礼”和“义”既是教育学生的一个内容，也是教育学生的一个方式手段，而儒家思想教育的目的则是要塑造“中和”之人。“中和”即人不可偏废，人要全方位发展，做到“和谐”。人肯定要有个性，否则人人都一样，社会就失去了它的多样性，所以我们说，追求个性发展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太过度，则会相反，所以，“中和”是儒家教育和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交叉点，即共同的目标，将学生培养成全面、高素质的人才。
2儒家教育思想的特征
2.1人文与科学并重
儒家认为政治上的成败得失决定于伦理道德的好坏，教育则是传播伦理道德的主要手段。因而，儒家的教育中心是教人做人，充满了人文性。儒家教育实质是以“仁”为核心容的教育，提出了中国最早的关系“人”的理论。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儒家教育也重视科学性。从教育内容来说，儒学传播了我国古代的自然哲学观，传授了大量的科技史料，因为儒学体系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在进行经学教育的过程中，必然要传授相应的科学知识。如孔丘删订“六经”，为古代教育提供了一整套内容丰富精湛的教材，同时也开辟了使儒者借助读经来学习科学知识的途径。因此，儒家教育贯穿着一种科学精神。
2.2适应性与实践性
儒家教育思想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展现了儒家教育在其产生之初丰富多彩的风貌和演变与发展的适应性。孔门弟子人数众多，弟子显荣天下的亦众多，且教育有方，这些都是儒家教育适应性的表现。古人说:“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弟子能够显荣于世，充满天下，多是以其政绩显示孔门的教育成绩，又能以其权势推行儒家的道义。因此，儒家才能设教授徒，使“六经”流传天下后世。这些都表明儒家教育思想，能够适应不同时期不同政权的需要。
3结语
回到开篇，如何塑造一个对当代社会有用的完人，是我们不停思考，不停探索的一个话题。实际上，孔子早在几千年前便提出了“因材施教”的理论，对于自己的弟子也是根据不同的个性区别对待来教授做人的道理。因此儒家文化是当今高等教育借鉴的一个丰富的宝藏，尤其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教育问题，因为教育并不仅仅只是学习文化知识，学习做人才是最重要的，而儒家思想重视思想，重视“礼”“义”，重视“和谐”，正与现代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是我们打开如何教育出一个“完人”这个问题的关键钥匙。“礼”、“义”是教育的原则，“中和”为教育的目的，两者并行，一定可以解决这个已经困扰教育界将近一个世纪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从儒家的教育思想中吸取营养，指导工作，达到目标。
教育是“育人”，非其他；高等教育，是培育对社会负责的高级专门人才，而非其他。而人是有感情的，有思维能力的，有精神境界的，有个性的，或者概括说，是有“灵魂”的。因此，教育正是教育人的灵魂的“灵魂工程”，现如今面临的状况是严峻的，在掀起一阵的国学热中，我们也可以从中找出有积极作用的因素。将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使之交融产生和谐，而这个过程便是“礼”、“义”、“德”的综合素质教育才能实现，我们应该继承传统，立足现代，弘扬人文，崇尚科学，开拓创新，引导潮流，培育信任。
参考文献
如何对待儒家思想传统文化篇6
《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中的文章写于不同的时期，跨度也很大，但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就是“围绕儒学价值传统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对近代以来有关的文化讨论和社会科学研究作一种反思。……肯定儒学价值传统与其他大的宗教传统一样，在现代社会仍有其意义，而对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文化观持批判的态度”。概括言之就是思考传统（确切地说是儒学）的现代性问题，致力于化解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系。书中陈来先生重点探讨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及传统文化中具有的现代性成分，并因此反思“五四”时期激进主义的局限，同时他也梳理了一些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像梁漱溟等人，发现他们同样不认同“保守”的观念，而追求现代化的立场，其不同只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他在绪言中强调：“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歧并不在要不要社会改革，要不要吸收西方近代文明。”我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知识界的一个共识，差异在于如何实现，特别是因此如何对待自身文化传统的问题。陈先生虽然不太认同于自己被划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但他的思路与追求庶几近之。
遗憾的是陈来先生在此书中没有将传统进行明晰的定位，而且传统在他这里更多化为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儒学。因此我感到他在阐扬儒学中的积极内容以及对现实和未来社会的建设意义时难免忽视了传统以及传统文化中落后、不适应乃至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内容与现实，或者是一笔带过。自然，儒学是陈来先生专攻的领域，我们可以理解这种肯定个人研究价值的心理需求和对研究对象的认同感。
陈来先生倡导文化多元化，而在这个基础上探讨儒学的意义与发展是极为有益的，只是若将这种多元化的思维贯彻到对事物的认识和评价之中则需要一个过程。固然儒学是传统文化中的主流，但是传统文化本身是多样与发展的。他的这种文化多元的意识也应该体现在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态度上，而且“五四”时期那些知识分子在反儒的同时也注重挖掘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内容，比如对墨子的推崇等；自然“五四”时期反传统者的内部也是多样的，并非全部激进，即使那些激进者所坚持的立场和态度也差异很大，需要具体分析；我们可以质疑反传统主义中的问题与局限，肯定并阐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却不必因此坚持“反――反传统主义”的立场，无论是反传统，是文化保守主义还是引进外来的文明，这些都是存在的，都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作用，且在不同时期其重要性各有偏重，我们应该各自坚持自身的信念，在这些方面挖掘、发挥各种有益于现实的可能性，而不是相互排斥与攻击。这也是由于他没有从现实以及文化的多样性出发来反思个人的立场和认识其他的存在。
当然这是一个小问题，陈来先生思考的一个悖论在于他反思激进主义的局限时没有意识到一百多年来我们激烈反传统，导致传统文化发生了断裂，但是在现实层面上我们并没有因此达到现代性的追求，或者说我们民族在很多方面的表现都还是传统的，这一点也是陈来先生认同的，他在《现代中国文化与儒学的困境》中强调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性人物傅斯年、胡适“虽然在思想方面已完全西洋化，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安身立命方面仍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显然他在这里是强调传统文化中的伦理价值的现代意义，但在我看来这首先表现为胡适等人思想上的肤浅。我们的思想若不能体现在自身的生活之中，则意味着这种思想并未成熟，另外也表现出传统作用的潜在性与现实性。而这一方面表现为我们反传统的使命没有完成；另一个就是我们应该因此意识到传统与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体的。现在我们仍需要坚持反传统与学习引进新知的立场，乃至说这仍是我们当下的首要主题，我们还没有达到重构自身文化主体性的阶段。
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避免那种文化断裂的担忧，这即传统与传统文化适当的断裂是有益的；另外只要传统文化生成的根基没有断――也不可能断，这一点陈先生多次强调――传统文化定会有其“贞下起元”的时机，而这最为关键的不是我们如何以及是否正确对待我们的传统和传统文化，而在于我们民族是否能够屹立于世界强者之林，这不是一种互为因果而是一种反向的因果关系。可以说目前的“传统文化热”也部分源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的经济成果，我并非否认精神与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是希望我们更加关注、吸收那些能够促进这种进步的文明与文化，只要我们的民族强大地存在、发展着，就会形成我们的民族文化，或者说这么一个强大的过程就是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体现与成熟的过程。因此我也不赞同陈来先生对他所认知的功利主义批评，抽象地看任何理念都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只有它是否适用于其对象和环境的问题，我们理应反思的是各种功利意识所应用的领域与方式，我们在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以及对之认识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现实的态度，这也是坚持自身主体性的表现。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了传统作为我们民族的根基以及其潜移默化的作用，而直到目前我们民族还没有达到现代的目标，其根本原因之一也在于我们传统的源远流长和根深蒂固。这也是我依然坚持反传统的一个原因，当然现在是可以对传统文化采取较为温和的态度，这本身也是我们反传统和引进新知所需要的。
反思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探讨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可能意义，本身就建立在中外对比的基础之上，更是以西洋的文明为参照的。我们现在能够如此自然得益于早期的反传统和现在的对外开放，而这样的基础和前提在目前并没有改变。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拿来主义”――自然这应包括一切的文化形式，在这个前提下正确对待我们固有的文化并在这个基础上改造我们的传统。
固然在认识、对待传统文化方面我大多认同于陈来先生的理念，比如说传统文化虽然与西方文化是不同类型的文化系统，但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共存的，同时传统文化也不是像早期人们所强调的那样会阻碍中国的现代化。但是我更推崇他所反思的陈独秀等人激进追求和实践的社会作用，他们的这些意识和实践是有问题的，但却是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追求最为有效的，况且他们当时还有着“拆掉屋顶”的自觉，激进有时只是他们所需要的一个手段而不是思想上的，并非如陈来先生在《“五四”思潮与现代性》一文中所说：“而‘五四’思潮把整个文化传统看成巨大的历史包袱，要传统文化对中国的落后负全责，以为经过简单激烈的决裂才能对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作出贡献。”从另一个意义上看陈先生这段话体现出的也是一种激进意识。
当然陈独秀等人激进的追求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有问题的，不过我们在不断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制造问题，这是一个事实。我们通过不断地反思来改进我们的思路和解决问题，却不能因此质疑我们的作为，这里我将陈来先生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当作我们思想进步的一个体现，而不是作为对“五四”时期一代人追求的质疑和评价。而陈来先生在《20世纪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一文中将“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和“”中的过激行为联系起来，显然也有失公允。
另外我个人并不认同激进的思想与态度，特别是在当下的社会形势中，但是我们在思想层面上应该能够包容这种思维与行为，即使在和平的环境中，激进也是存在与需要的。我们要克服在思想上的激进或者说那种一元化式的思维习惯，极权、纳粹的根源就在于此。我们可以容忍死刑，但不能包容杀人的思想。陈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化与儒学的困境》中认为“儒学并未死亡，它在离散之后作为文化心理的传统仍不自觉地以隐性的方式存寓于文化和人的行为之中。但是也正是因为它是支离的、隐性的，其表现便不能整全和健康，当前中国世态与文化的病症悉由于此。只有在去除儒学不合时代的内容的同时，理直气壮地正面肯定其对于现代社会生活有价值的精神和原理，使之合法化地作用于国民教育和文化建设，才能重建统一的国民道德与稳健的国民精神，走向合理的现代社会。而排除政治化的干扰，克服一元化的思维方式和片面的启蒙心态，辩证地理解道德性与现代性的互动，在文化层面纠正种种对儒学的偏见，是健康发展儒学积极精神的基础和前提”。这一段话体现出陈先生思想上的某种一元化思维以及逻辑和认识上的悖论。
我们应该注意到“五四”时期支撑陈独秀等人反传统的内在动力之一恰恰是他们所激烈反对的儒学。所谓爱之深，恨之切，鲁迅在这方面的反省是深刻的，他们的反传统来自于对传统的深刻感知及其在现实中的表现与作用，自然也是内在于他们对传统中优秀精神的继承，而且鲁迅也是坚信传统文化价值的。在我看来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族意识在传统文化中儒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资源，这一点也表明传统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传统是异质浑成的，传统文化只是其中一个部分且往往处于顶端。这也使得他们反传统首先表现为反传统文化。现在我们给传统文化以合理的认识与评价是反传统不断深入的一个体现，更是建构我们以自身民族传统为主体的新文化的开端与表现。而且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的转化其主体可能也是儒学，这一点我是认同于陈来先生的。
设想人们在“五四”时期不激烈地反传统文化，我们何以反传统又何以引进、吸收外来的文化呢？而且我们起初没有强烈的反传统意识，那么这个反传统的使命就需要在更长一段时间里得以成为共识和实现。陈来先生也注意到从我们传统以及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来看，能否积生出现代的文明是无法预料的。
陈来先生立足于人文主义视界，特别是儒学重构的立场来审视我们的传统，以及一百多年来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自然是有其局限性的。同时这种拨乱反正的态度与追求自然会有些偏离事实的现象，不知他是否有鲁迅这样反传统者自觉“偏至”的意识？这样他就难于从现实和民族发展的全局性的视野来看待儒学发展的问题，而且对于儒学的认识也有些静态与纸面化。他在《现代中国文化与儒学的困境》中说：“……儒学及其价值传统在近代化社会中究竟有无意义，这些问题不解决，儒学就只能存活在少数思想家的头脑之中，不能落实在社会文化的空间与个人的精神人格，而无法改变反传统主义和反儒思潮带来的社会失序与价值混乱，这也正是我们不仅在1980年代经历而且1990年代仍然面对的儒学的困境。而这不仅是儒学的困境，也是中国文化的困境。”这里我有两点难以认同：其一，儒学作为从我们民族自身的传统中生发出来的文化其根本并非表现为各种儒学的经典，而是其中体现出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思维习惯和心理定势，或者说是中国人在生存的现实中创造、发展了儒学，当然我也不否认儒学对中国社会发展和国人生活和习性的各种影响与作用；其二，儒学是我们民族长期发展、选择和重构的结果，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极为丰富多样的，只是其中的很多内容由于失去了现实的土壤而在萌芽的状态就被遏制了。即使作为经典的儒学被中国人淡忘也不能表明中国文化的衰微，我们可能生成不同于儒学的文化传统但是发挥着儒学的功用，这也可能被称为儒学。这里的儒学我强调的是那种“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基础”的功用。而这样的儒学自然是中外、古今融会贯通的，而传统的儒学只能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同时我们若着眼于这样儒学的建构是不能仅从自身的资源出发，也不能局限在我们民族存在的传统与现实，而要具有世界性的视野和胸怀，这一方面表现为建设我们的民族文化是不可能在自身内部完成的；而面对世界文化的多元状态，我们也不能放弃追求在这个尚未确定的文化格局中占据主导的地位，要超越那种封闭的偏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