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积金缓交政策范文
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并未出乎市场的预料，GDP增速跌破10%进入个位数时代，明确的给中国经济敲响了警钟。长城证券分析师吴土金认为宏观经济正处于07年景气度高点以来的下行周期当中，且在外部冲击之下，下行趋势和下行特征表现得较为明显，投资与出口实际增速放缓较显著。微观企业面临产品市场需求与生产成本等多重困境，企业利润增长普遍放缓，经济增速下滑继宏观过热之后逐渐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着力点。可以说，保增长战役打响已是刻不容缓。
救市已有经验经济有望软着陆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上也是一波三折，政府在保障经济增长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GDP历史数据来看，1992年小平南巡,中国经济进入强劲增长期,当年GDP增长14.2%,直到1995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当年GDP增长仅为10.9%,1996年为10.1%,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际国内市场萧条,让中国经济进一步放慢了增长的步伐.当年GDP为9.,3%,从1992年以来首次低于10%，我国在1998年经济增速仅为7.8%，1999年更是下滑至7.1%的低点。
和今年相似的是，1998年我国遭遇了金融危机（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洪水）的侵袭。政府部门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调整投资计划，扩大投资规模，加大投资力度。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幅度由10％调整到15％。集中力量投资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中央直属储备粮库、经济适用住房六个方面。并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落实建设资金。由中央财政发行1000亿元10年期长期国债，补充和增加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本金，同时配套增加1000亿元银行贷款，最终实现了经济增长的软着陆。
而中国经济增长内在的强劲动力,很快使经济发展摆脱这次低潮.从2000年开始GDP增幅连续攀升,即使是在2001年全球经济陷入增长性衰退的时候,许多国家和经济体度日艰难,中国GDP依然稳定保持了8.3%的增幅。从中国经济发展周期来看,每次回落后企稳,时间周期都不过三年,即使是当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97年,也在三年之后开始复苏,此后是长达五年平均增速10.6%的高速增长，因此对于未来过度的悲观或许没有必要。
政策密集出台保增长拉开序幕
从近期的政策面变化来看，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当前问题的严峻并开始采取各项措施。
国务院总理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为今后的政策方向定下了“保增长”的基调。会议强调，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尽快出台有针对性的财税、信贷、外贸等政策措施，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其中重点提到了农业、出口、投资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保持进出口稳定增长，提高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地震灾区恢复重建，抓紧农业、水利、能源、交通、城镇等基础设施和民生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建设，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
近期出台的各项政策也与保增长基调相契合。10月8日央行同时下调“三率”，向市场发出了货币政策转向的信号；三中全会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提高了农地价值，增加了农业经营的灵活性，随后发改委宣布国家将继续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其中包括全力组织开展主要农产品收购，较大幅度提高2009年生产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格，较大幅度增加对种粮农民的补贴等六条措施；21日《关于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调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共涉及3486项商品，占到了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而去年以来一直严控的房地产行业，也开始出现解冻迹象，财政部宣布了削减房屋交易成本、放松对第一次购房者和升级换代需求的购房者购买普通住宅的贷款条件以及加速廉租房建设的利好措施。从近期出台的各项政策来看，在国际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我国保增长的重心偏向于内部挖潜，加大国内消费和投资力度，以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软着陆。
寄望组合拳财税货币双管齐下
从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来看，“三驾马车”速度减慢：出口回落、消费稳定、投资实降。9月份我国出口同比增长21.5%，增幅比7月回落5.4个百分点，占比一半以上的机电产品出口大幅回落。原因在于全球经济下滑带来的外需疲软以及奥运会结束的影响。未来全球经济减速、人民币升值的累积效应、能源和环保等社会成本的不断上涨、新劳动法的出台等因素仍存在，出口将继续回落。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3.2%，增幅与上月持平。未来就业恶化与居民实际收入减少，加上房地产和股市财富缩水，实际消费强劲增长乏力。9月份当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0%，扣除价格后的实际增长率下降。未来由于企业利润减少与房地产业走淡，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大比重的企业自筹投资与房地产开发投资将下滑。
未来保障经济增长，仍要落在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上，而手段则脱离不了货币和财税两方面。
货币政策有望继续放松。海通证券分析师李明亮认为目前我国正迎来较为成熟的降息时机，而在最近两次下调贷款利率以后，国内利率水平仍有下降的空间。中国在2009年末之前可能降息4-5次，每次降息幅度为27个基点；存款准备金率将被下调500-700个基点。适度放松行政性的信贷限制，使更多的资金需求从正规的金融体系得到满足。
广发证券分析师刘朝晖亦有共识，经济下行加速和通胀回落客观上为进一步降息打开空间。由于企业贷款需求已经出现明显回落，可能需要比较大的累计降息幅度才能有效提升贷款需求。央行调查报告显示，二季度贷款需求指数较上季出现明显回落。今年三季度出台了放松中小企业信贷额度措施，目前来看，已见到一定成效，今年1-9月份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3.48万亿元，同比多增1201亿元。随着经济下行风险的加大和通胀继续回落，预期信贷控制将逐步转向全面放松。
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在必行。财政支出从整体上向民生倾斜。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采取有力措施保证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并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低收入群体提高政府补贴，财政政策与税制改革同步推进；政府将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推动内需，比如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启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等。
短期而言，光大证券分析师潘向东、李燕飞认为要避免经济增速下降得太快，还需加大政府支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财政收入48946.86亿元，同比增长25.8%，财政支出36428.14亿元，同比增长25.5%，财政盈余达12518.72。考虑到今年下半年财政收入的大幅减少，今年的财政收支状况仍将维持在弱平衡状态，这为快速启动财税激励计划提供了良好基础，1998年我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是2.6%，目前欧盟规定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3%。那么未来3年可以考虑启动7000-8000元的财税激励计划。短期内，考虑到增值税转型将减少2000亿左右的财政收入，还可考虑发行2000亿左右的国债，同时信贷方面实行同额配比（如1998年），用于核电设施、电网设施、城市交通、铁路设施等方面的建设，以有效阻止由于外需下降和房地产波动导致的经济快速下滑。
此外，我国“保增长“将更多依赖消费。内需是保增长的重要部分，刺激农村和城市居民消费、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措施都在监管层的考虑之中。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将是未来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A股市场影响几何？
从货币政策和财税政策的预计实施情况来看，放松信贷，加大惠农政策倾斜、提高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抓紧农业、水利、能源、交通、城镇等基础设施和民生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建设、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减免税收刺激消费等方面成为市场共识。虽然经济下行的事实短期难以改变，但在各项保障政策出台的背景下，A股市场相关行业或将出现波段易机会。
铁路建设高潮如期而至
“保增长”政策预期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将有利铁路建设投资加速。近期，央行首度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在国内通涨压力缓解而经济增长面临大幅放缓情况下，宏观政策明显透露出“保增长”信号。我们更加坚定前期对国家将加大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水运和水利水电等基建投资的政策走向判断，即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缓冲宏观经济放缓压力。
铁路建设高潮如期而至，未来值得期待。鉴于铁路运力的巨大需求和“十一五”前两年铁路投资大大低于铁路行业"十一五"规划投资目标，我们判断未来几年铁路投资将成为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投资重点之一，铁路基建建设投资加速势头毋庸置疑。今年1一8月铁路基建完成投资1374.80亿元，同比增长64.2%，月度投资额屡创新高，继续呈现爆发态势。
关注受益宏观变向的基建类公司和优质专业工业工程服务商。普通建筑领域，我们继续建议重点关注更具行业代表性、明显受益国内铁路基建投资加速以及盈利能力趋势性改善的两家建筑央企一中国铁建和中国中铁。专业工业工程领域，我们建议继续关注所服务行业（领域）发展空间大、行业投资增速和自身市场竞争格局呈现寡头垄断的细分领域龙头公司，如专注于水泥工程的中材国际。（中信证券）
粮食与土地升值种子与种植获益
十七届三中全会造就农业中长期投资机会。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1，8亿农民收入是5亿城市居民收入的30%。我国经济在出口与投资增长放缓的前提下，当前能拉动经济的是消费。结合当前的农业人口状况，国家提出202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9000元/人的目标，比当前农民收入翻一番，造就农业面临10几年的高速发展机会。
土地流转，资源类农业公司升值。土地流转，给已拥有土地、水域资源的农业公司提升了价值，我国从1996年至现在，耕地面积减少了1.2亿亩，当前到了18亿亩耕地红线的边缘。城市化、工业化消耗了大量的良田，我国粮食自给率只有95%，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现有的土地、水域资源是未来发展农业争夺的对象。
2008-2009年粮食最低保护价提高，种子与种植行业机会来临。国际粮价高涨，我国粮价岿然不动，生产成本的提高，农民收入过低，粮价势在必涨，为了提高农民收益和种粮积极性，保障粮食安全。国家最低粮食保护收购价与2007年相比提高了20%左右，并公布了2009年的收购价格，必然促使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提高，相关种子公司将从中收益，特别是油菜和水稻种子有可能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行业整体评级为“增持”。重点关注已拥有土地、水域资源的农业公司：北大荒、永安林业、洞庭水殖等。其次是粮食种子公司，在今年粮食丰收粮价提高的刺激下，今年下半年至明年必定是种子公司丰收的一年。重点关注主营水稻和油菜的种子上市公司：隆平高科、丰乐种业、万向德农。（方正证券）
输变电行业将持续景气
用电量保持10％以上增长，拉动电力建设投资增长。2008年1-8月全社会用电量达233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19％。从08年4月份开始，化工、建材、有色、冶金四大行业的用电量增速开始反弹。此外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同比分别增长了10.97％和13.28％，高于全社会用电增速。第四季度随着奥运结束和电厂缺煤情况的缓解，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将会回升到11％以上。在用电量不断增长的拉动下，我国将继续加强电力建设投资。
大规模电网建设将持续进行。目前我国的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除西电东送的北、中、南三大输电通道已形成76条500kV输电线路以外，还将进一步建设东北与华北、西北与华北、西北与华中电网的联网工程。有专家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年均电网建设投资将接近4000亿元。
原材料价格开始下降，行业毛利率有望提高。08年下半年，随着全球经济放缓，钢材、铜、铝价格有望形成下降趋势，取向硅钢进一步涨价的可能性也很小。电力设备行业的多数公司认为成本压力最大的时候已经过去，未来原材料价格下降的可能性很大。
公积金缓交政策范文
从2005年起，我国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取代连续实施7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意味着，以占GDP、全社会投资和财政收支比重较大规模的长期建设国债发行投资政策将要“淡出”。在1998—2004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期间，作为国民经济运行基础行业的交通运输业，是长期建设国债的重点投资领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巨大作用，长期建设国债投资“淡出”将给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1998—2004年），我国政府共发行长期建设投资的国债共计9100亿元，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真正体现出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内涵。其中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国债资金达1374亿元，约占期间长期建设国债比重的15%，利用国债资金建设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规模达到8563亿元，有效带动了地方、部门、企业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投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大批公路、铁路、民航机场等利用国债项目建设投产，极大的缓解了交通运输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加速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现代化进程。虽然如此，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系统建设仍然表现出以下四方面的特点：一是总体规模显著不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任重道远；二是地区交通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及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落后；三是铁路发展滞后，2004年再次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制约因素，需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四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政府资金有较高程度的依赖。基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巨大作用和当前交通运输业发展特点，长期建设国债投资“淡出”将给交通运输业发展带来的影响体现在以下方面。
1.直接影响财政预算内政府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总量资金投入
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進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增长时期，这一时期，我国人均GDP处于1000～3000美元之间。国际比较显示，客货运周转量高速成长期一般都发生在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客货运输不仅在数量上将持续增长，而且对运输服务的质量不断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将继续导致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大量需求。加之，交通运输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公路、铁路、机场等设施产品具有的“公共物品”属性，对政府资金投入有着较高程度的依赖。鉴于国家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有相当数量的长期建设国债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而长期国债投资是作为财政预算资金投入的，属于政府资金投入。显然，长期建设国债“淡出”将直接影响财政预算内政府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总量资金投入。
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前5年（1998—2002年），我国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国债资金达1082亿元，占期间长期国债发行额比例的16.39%，年平均规模达到218.4亿元。2003年的经济发展效果在为国债投资“淡出”准备了必要条件和时间机会的同时，长期国债发行规模为1400亿，比2002年减少100亿元，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国债资金约为182亿元，约占期间长期国债发行额比例的13%；2004年长期国债发行1100亿，比2003年减少300亿元，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约为110亿元，约占长期国债发行额比例的10%.如果未来年发行长期国债进一步减少，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债比例调至10%左右的水平，将使交通国债规模与1998—2002年期间年均规模相比大幅缩减。
2.影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资金的减少
国债资金的作用不仅仅限于作为财政预算内资金直接投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其作用还在于能够增加交通建设项目的资本金，使项目的融资能力显著提高，而且对于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增强地方配套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期间，交通运输投资增长的增量大部分来自国内贷款增长，而银行出于防范风险的需要，非常重视有财政性资金参与的项目，以期能够得到政府信用担保。预算内资金下降，势必引发银行对交通运输业贷款的下降，进而促使交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下降。按照经验，每亿元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国债资金引发的银行、地方配套等渠道资金达5.23亿元。按照期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国债比例综合估测，每缩减一个份额的长期建设国债，会减少1.02个份额交通建设投资。
从趋势上看，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市场化融资，特别是依赖银行贷款，目前，交通运输业投资中直接或间接来自国内银行贷款的投资比重在50%以上。无疑银行利率变动对交通运输业的融资成本带来影响。现阶段的利率水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未来利率变化存在上调趋势，将使得交通运输业的融资成本增加。从这个方面看，长期建设国债“淡出”将通过金融系统放大对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影响。
3.增加公路主干线、贫困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村公路的建设压力
基于国债资金投入对公路建设发展的作用，长期建设国债“淡出”将增加公路建设发展的压力，特别是增加公路主干线、贫困地区和西部地区公路的建设压力。
首先，将减少财政预算内用于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并导致配套建设资金的减少。1998～2004年，用于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债资金约为980亿元，促使利用国债资金建设的公路基础设施项目规模达到6200亿元。同时，国债资金的投入，带动了银行贷款和地方资金，为金融机构向公路建设提供贷款创造了条件。正是由于国债资金的投入，使得公路建设资本金紧张状况得到缓解，融资能力显著提高。按照经验，每亿元的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国债资金引来的银行、地方配套等渠道资金达5.33亿元，也即每缩减1亿元的公路国债资金，将影响银行、地方配套等渠道资金达5.33亿元。
其次，从公路主干线建设来看，在国债资金注入加速公路主干线建设的同时，公路主干线的建设发展是在依靠收费公路发展起来的。目前，已建成的高速公路的90%，一级公路的80%，二级公路的44%都是依靠收费公路得以实施的。在收费公路发展中，日益暴露出相当严重的问题，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未来单纯公路建设项目对直接投资人的“高投资、低产出、负回报”需要更多的政府资金直接注入主干线公路建设。无疑长期建设国债“淡出”将增加公路主干线的建设压力。
第三，国债资金的投入，加快了老、少、边、穷地区公路建设，一些长期制约当地人民群众经济、社会生活发展的交通“瓶颈”得以贯通。许多公路建成后成为这些地区重要的运输生命线，加快了这些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然而，这些地区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资金更高程度的依赖，无疑将增加这些地区的公路建设压力。2001年，国家安排中央投资150亿元（国债资金100亿元，车购税50亿元）用于西部地区通县油路建设，建设总规模达2.5万多公里，这意味着，每公里公路的中央政府投资在60万元。以四级公路每公里100万元（偏高估计）投资计，对中央政府投资的依赖度为60%（偏低估计）。加之，这些地区经济增长不足，地方缺乏足够财力，无法提供良好便捷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难以改善，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反过来，基础设施建设固然需要适当超前，但缺乏足够财力支持，也缺乏足够的市场需求拉动，无法完全通过市场化的机制，吸引足够的建设资金，很多依靠贷款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经营亏损严重，维修费用不足，还本付息十分困难，这是一个多种因素相互制约的落后地区的“怪圈”。打破“怪圈”需要有赖更多的政府所为。因此，长期建设国债“淡出”将增加贫困地区和西部地区公路的建设压力。
4.对铁路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正是由于国债资金的投入，掀起了1998年以来的铁路建设高潮。期间，用于铁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债资金330亿元左右，促使利用国债资金建设的铁路基础设施项目规模达到2260亿元。铁路全行业每年完成投资总规模平均在550亿元左右，是1997年投资总规模388亿元的1.42倍，由此掀起了铁路建设高潮。
正是由于国债资金的投入，增强了铁路大通道的能力，加强了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朔黄铁路、水株复线、芜湖长江大桥、宝兰复线、武广电化、新长铁路、粤海通道、京九南段复线、兰烟复线、天津港煤炭下海铁路、阳涉二期、邯长铁路、石长线等国债项目的建设，增强了铁路大通道的能力。同时，国债铁路项目向西部倾斜，加强了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西部地区南疆、渝怀、内昆、神延、水柏、水株、宝兰、达万、锡桑、青藏铁路等项目，总投资788.7亿元，其中使用国债156.1亿元，占铁路使用国债资金的60%.尤其是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开工建设，在全国及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
正是由于国债资金的投入，增强地方配套能力，促进了合资、地方铁路的发展。在部分地区停止收取建设附加费后，国债资金使合资铁路中的地方政府承诺资金有了新的来源渠道，调动了地方政府修建铁路的积极性。从合资铁路来看，1998年以来，有31.12亿元国债资金用于合资铁路建设，弥补了地方配套资金的不足，改善了资金结构，保证了省（市、区）兑现出资协议，创造了有利的运营条件保证，极大地支持了合资铁路建设。从地方铁路建设来看，有22.68亿元国债资金用于地方铁路建设，准东铁路、登封铁路、大莱龙铁路、黎钦铁路、图珲长铁路、罗定铁路、惠澳铁路、阳阳铁路、绥东铁路等项目得以实施。对解决长期以来由于资金短缺而形成的地方铁路“胡子”工程和解决由于1998年取消铁路附加费而形成的地方铁路被动停工局面，起了“及时雨”作用。
在既有的发展体制和机制下，长期建设国债“淡出”将直接影响财政预算内资金对铁路建设资金的总量投入，影响地方政府修建铁路的积极性，从而对铁路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按照经验，每缩减1亿元的铁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债资金，将带来6.84亿元的铁路基本建设资金的缩减。
5.延缓支线机场的建设发展进程
由于国债资金对民航建设的作用，特别是对加快支线机场建设速度的巨大作用，也由于当前支线机场建设运营亏损问题，使得机场建设资金投入更多依赖政府资金。长期建设国债“淡出”将直接影响财政预算内资金对机场建设资金的总量投入。因此，长期建设国债“淡出”将延缓支线机场的建设发展进程。
二、应对国债投资“淡出”的对策建议
由于长期建设国债投资“淡出”将给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带来影响，而未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仍需交通运输业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需要在交通运输业的未来发展过程中，采取相关政策措施消除长期建设国债“淡出”对交通运输业的这种影响，使交通运输业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体现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为此，对相关政策措施建议如下。
1.在长期国债政策“相对淡出”的情况下，需要保持国债中用于交通建设的适当比例
国债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措施，要体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既要控制国债发行可能带来的国债风险，又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其绝对规模、投资方向和用途进行调减和调整优化。虽然从2005年起，我国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取代连续实施7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用于长期建设的国债投资并不会完全停止，其发行规模要进行合理调减，使其近似于经济稳定增长需要的“必要量”，并使这个“必要量”占不断扩大的GDP、社会总投资规模、财政收支的比重逐步缩小。因此，国债投资“淡出”是“相对淡出”。
在长期国债政策“相对淡出”的情况下，应保持国债中用于交通建设的适当比例。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产业，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般具有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的特点，又具有典型的“准公共物品属性”，能够承担国家通过国债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的重任，与此同时，交通运输业仍属经济发展中的“短腿”行业，存在设施规模不足、地区差距等问题需要国债资金去调控。此外，对于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吸引银行、社会资本继续投入等具有重要作用。未来长期建设国债用于交通建设的比例要保持在10%以上。
2.保持财政对交通建设资金的持续投入，增加财政用于交通支出的比例
伴随国民经济的发展，未来的年度里财政收入将稳定增加，为财政对交通建设资金的持续投入创造了条件。同时，国家将继续建立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标的公共财政体制。在逐步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政府职能转变的政策趋势下，政府投资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集中履行公共投资职能，原来部分用于盈利性项目的资金将逐步转为公共项目资金，财政在安排和分配建设性预算资金时，必然加大对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这为增加财政用于交通支出的比例提供了可能性。交通基础设施具有典型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以及交通面临的发展局面都需要把交通作为公共投资的重点，并以中央政府为重要投资主体角色通过运用专向资金等形式来筹措交通建设资金，并从法律和机制上保证财政交通建设资金的持续投入。
2002年，财政对交通的支出额为745亿元，占同期财政支出比例的3.38%.在“十一五”期间，应逐年提高财政对交通的支出比例，这一比例在“十一五”后期进一步提升到5%左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下限。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形势下，估测财政对交通的支出额2005年达到1230亿元，2010年上升到2517亿元。
3.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给予落后地区交通发展更多的财政支持
转移支付制度是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施是政府为了更公平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实现各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相对均等化。目前，我国财政初步形成了以税收返还为主要内容的转移支付制度，主要通过体制补助、年终结算、以税收返还、专项补助以及“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中确定的部分等五种形式来完成，以税收返还为最多，占60%左右。真正发挥均等化作用的转移支付不足总数的10%.
在交通发展中，中西部地区的交通状况、农村的交通状况明显处于落后状态。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不仅有效缓解西部公路建设、贫困地区农村公路的建设发展因长期建设国债“淡出”而增加的压力，而且可以比较有效地解决资金来源的稳定问题，并按照设定好的目标和标准，从制度上排除人为因素和随机政策变化因素的影响。“十一五”期间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其重点是：一是逐步提高实现均等化功能的转移支付力度，以缓解中西部地区财政困难；二是简化和归并专项拨款种类；三是改革现行转移支付分配中的“基数法”逐步代之以“因素法”，对转移支付数额进行最大限度地规范化，以减少主观因素影响，保证相对稳定并实现转移支付过程公平；四是合理确定各地均能达到的最低公共服务水平，既保证中西部地区的基本需要，又要做到不超越中央财政承受能力。
4.深化税费制度改革，选择合适时机推出燃油税政策
未来的时期内，将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的“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的制度建设，特别是“收入”方面要进一步深化税费制度改革，而建立交通、车辆新税制是税费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新的交通运输税收体系，是以燃油税为主、车辆购置税和牌照税等为重要补充。加之，由于收费公路问题，除高等级公路（能提供超过一般公路服务水平的增值服务）和某些经营性公路和还贷公路继续保留收取通行费外，其它公路收费项目应逐步废止。高等级公路的收费也要做出一些调整，调整的方向是逐步缩小收费二级公路的规模，首先在东部地区停止二级路收费政策，现行收费二级路在还清贷款或集资后将不准再收费。
2000年以来，车辆购置税替代车辆购置附加费已正式实施。但燃油税政策未正式出台，经过几年的酝酿，方案已经成熟，应选择合适时机正式推出。养路费等交通规费转变为燃油税成为财政性资金，能消除现行制度中的不合理、不公平方面，能从法律和制度上确保专款专用、足额及时到位。
应当注意的是，如此将会增加资金的拨付环节，失去用养路费等交通规费作为担保向银行贷款的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路建设贷款融资渠道的通畅，并对交通运营、管理产生影响，如何有效保护、调动交通部门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需要有相关的改革措施予以配套。
5.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制创新，促进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投融资体制创新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引入竞争、实现多元化经营的关键环节。在今后几年特别是“十一五”期间，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后，既需要货币政策对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又客观上要求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不断创新，可在稳定财政性融资基础上，拓宽市场化融资渠道，以弥补国债政策“淡出”造成的资金缺口，从而促进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首先，在今后特别是“十一五”期间，进一步推动铁路体制改革，放松交通运输领域的准入限制，更有利于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有利于交通运输业在竞争中加快发展。从当前的政策发展进程看，这一趋势非常明显，鼓励、引导各类资本介入，减少行政性审批，放松管制，逐步取消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各种“限进”条款。
公积金缓交政策范文篇3
关键词：我国现阶段经济状况；美国金融危机前经济态势
一、政策方面
（一）美国实行量化宽松政策
美国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从2000年开始，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中释放大量的货币流动性，导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总额逐年增加。大量流动性的释放使得股票、房地产等市场发展过热，美国金融市场发放了大量次级抵押贷款，有一大批信用较差的购房者通过次级贷款取得了房屋。并且在金融创新的背景下，美国金融市场存在着大量的以次级抵押贷款还款额为基础的次级资产抵押证券，系统性风险开始逐步显现。
美国政府为了控制经济过热的局面，从2004年中开始，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使得2006年起房地产价格出现拐点，一年内平均房价下跌3.5%，部分地区跌幅超过20%。由于房价下跌使得购房者难以通过将房屋出售或抵押获得新融资，大量使用次级信贷的购房者由于难以支付贷款而被迫将房产抵押给银行，银行为了收回信贷资金而在房地产市场大量抛售房屋，使得房地产资产价值急剧下跌，违约情况越来越多，整个房地产市场濒临崩溃。但更为严重的是以次级贷款还款额为支持的证券的现金流发生断流，从而使得其价值出现下跌的迹象，导致全球金融机构纷纷倒闭，从而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二）我国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剩
2008年9月，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导致我国信贷萎缩，资产价格大幅度下降，投资和消费严重缩水，经济增速放缓，市场流动性明显不足。为了抵御金融危机的不良影响，我国在2008年下半年开始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扩张性财政政策方面，政府首先加大政府公共支出的力度：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会议决定到2010年年底向市场注入4万亿的人民币，并将其主要用于教育、医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以及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其次，在税收方面采取有利于出口和金融业繁荣的政策措施。一方面从2008年开始到2009年6月连续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提高了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2008年9月19日，政府将证券印花税征收方式改为单边征税，税率也有所降低，从而降低了证券市场的交易成本，促进了证券市场的繁荣。
从货币政策来看，央行4次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进率，连续5次下调存款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使得大量在银行中存放的货币流入市场，为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
由图中可以看出我国货币供应量从2008年发展迅速。M1反映着经济中的现实购买力；M2同时反映现实和潜在购买力。若M1增速较快，则消费和终端市场活跃；若M2增速较快，则投资和中间市场活跃。从图中可得，M2过高而M1过低，这表明我国投资过热、需求不旺，说明有危机风险。
流动性过剩有利于金融市场中的直接投融资，有利于经济快速复苏，并且为调节居民资产结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但流动性过剩却同时会给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以及由于经济过热导致的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市场崩溃等一系列现象。
二、实体经济羸弱，房地产、金融市场异常繁荣
（一）美国方面：投资者将大量资金投入金融领域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投资者为了投机而创建新的创新性的金融工具，为了获得更高的效益，投资者将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到高收益高风险的虚拟经济中，金融市场不断繁荣，导致了金融系统风险不断累积；同时也挤占了实体经济投资，导致了实体经济的衰弱。
（二）中国方面：实体经济处于低位，房地产、金融市场交替繁荣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是经济监测的先行指标，能够反映出经济的繁荣和衰退情况。从PMI指标看，近三年来我国经济一直相对处于低位，始终在50荣枯线上下波动，并且从长期看保持着下降的态势，说明我国实体经济始终保持在地位运行。
从实际GDP增长率看，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连续17个季度（2012年1季度～2016年1季度）低于8%，并且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6年GDP增速预计在6.5%左右，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也连续下滑，从2012年的10%，降到2013年的9.7%，再降到2014年的8.3%。另外，产能过剩状况趋于恶化，产能过剩行业和企业在逐步增多。各类企业调查都显示，工业企业的平均设备利用率在八成以下，有些甚至不足五成。
然而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却异常繁荣，并呈现交替繁荣的趋势。
从中国指数研究院的全国百城房地产价格指数看，我国的房价指数从2010年开始呈现高速上涨的趋势，在经历2011年历时一年的横向调整后，2012年下半年开始又开始保持直线上升态势。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前车之鉴，我国政府为了防范房地产泡沫，采取大量的措施控制房价的增长，在政策影响下，房地产在2014年开始调转直下。在2015年年中开始，房地产又一次开启上涨模式，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去库存”政策的影响下，房价从2016年年初开始直线飙升（见图2）。
股市与房地产的走势呈现交替繁荣的趋势。当房价从2014年6月份开始下滑时，股市则启动了一轮强势上涨。11月底上证综指收于2683点，12月份更是迅速突破3000点关口，收于3235点。2014年下半年的涨幅高达58%，2015年5月甚至一度达到了突破了5200点的高位，冠绝全球。然而在今年6月中旬开始，累积已久的股市风险终于爆发，股价直跌，在两周内迅速跌了1000多点，多支股票停牌，政府仓皇救市。
三、经济增速放缓
（一）美国方面
美国政府为了控制经济过热的局面，从2004年中开始，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使得房地产价格下跌，经济增速放缓，导致了房屋违约增多的各种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
（二）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下行趋势
2014年经济增速为7.3%，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首次低于7%，在2016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则是6.5%左右。我认为，导致经济增长减速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出口增长率的下降。2016年3月进出口贸易累积值为8021.36亿美元，2015年同期累积值为9038.32亿美元，相差了将1000多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1.3%。贸易逆差的量也在不断的缩小。最应该拉动经济增长的居民消费是占GDP比重却逐年下降，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市场化改革始终压制着百姓的消费欲望，使得拉动内需的措施并没有明显得成效。2016年是改革的攻坚期，政府正致力于调整经济，在投资方面增速放缓。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都在减速刹车，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将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