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鉴赏范文
上海博物馆新馆的整幢建筑是上圆下方的造型，寓意中国的传统说法："天圆地方"。从远处眺望，圆形屋顶加拱门的上部弧线，整座建筑宛如一尊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建筑面积共4万平方米，地下一层半，地面四层半，建筑总高度为29.5米。
我和表哥迫不及待地走了进去。哇！博物馆里面的人真多呀，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国朋友，也有许多是中国各地来的参观者。
看了简介，我知道了上海博物馆陈列面积共计12000平方米，一楼为中国古代青铜馆、中国古代雕塑馆和展览大厅；二楼为中国古陶瓷馆、暂得楼陶瓷馆和展览厅；三楼为中国历代书法馆、中国历代绘画馆、中国历代玺印馆；四楼为中国古代玉器馆、中国历代钱币馆、中国明清家具馆、中国少数民族工艺馆和展览厅。但是，还有些是没有开放的，所以我们没有全部都参观过。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楼的古代青铜馆，因为我和表哥都算是这一个馆参观得最仔细了，也是唯一把全部都参观过的一个。在那里面，我知道了青铜器是所有文物中比较重要的一类，而在中国这一点尤其突出。青铜器以其量大、精品多、艺术与科学价值高而饮誉海内外，因此青铜器的鉴定也成为文物鉴定中最重要的一门学问。
听说我们中国的青铜器数量繁多，其原因也在于它的数量太大，到处都有，难以确知。
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小⒆稹⒑?⒇铡⒎揭汀Ⅵ⒗?、?、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青铜器有不同凡响的吸引力。
青铜器鉴赏范文篇2
下面，我们在分析宋代官窑瓷器的各类特征时，特别强调它所内含的时代精神和文化背景，以便从更高的层次来探讨它们的真伪。
流传至今的宋代官窑瓷器有碗、盘、碟、盏托、洗、瓶、炉、尊等，样式多种；宋代官窑瓷器并不华丽，釉色单一，很少有纹饰装饰，却又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端庄肃穆和庙堂之气。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诞生了这种无与伦比的宋代官窑瓷器呢?我们从下面三个方面来讨论宋代官窑瓷器的这种内在气质及其不可仿制性。
一、宋代官窑瓷器是历史积淀的产物
在众多的宋代官窑瓷器中，贯耳瓶是出现频率较多的器型，不仅宋代的官窑器有贯耳瓶，宋代五大名窑的其他窑口也有这类器型，其影响所及直到清代都有仿制的贯耳瓶出现。但不同时代的贯耳瓶，在外形上虽然形似，其内在气质却完全不同。
在各大博物馆展出的宋代瓷器中，都可以看到贯耳瓶的身影(图1是北京故宫收藏的宋官窑贯耳瓶，图2是台湾故宫收藏的宋官窑贯耳瓶)。这两件贯耳瓶，其基本造型都是敞口、粗颈、扁腹、高圈足，颈两侧有筒形耳，虽然在器型上略有不同，但都显得古朴庄重。即使是南渡后烧制的官窑贯耳瓶，其基本形状还保留着这种皇室特有的庄重(图3南宋官窑贯耳瓶)。论者都把这种贯耳瓶称之为仿青铜壶的式样，以示其为文化传承的产物。这种贯耳瓶器型的传承历史和文化内蕴仅仅如此吗?
别林斯基说过“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说话，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我们把宋代贯耳瓶的烧制者比作诗人，那他们创作的贯耳瓶形象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想强调的是，宋代官窑瓷器的造型艺术本身就是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精华的历史积淀，这种积淀不是从青铜器开始的，它有着更为漫长的历史渊源。这种以干净利落的线条勾勒出的厚重丰润的体态，早在新石器时代开始的陶器艺术中就已经得到证实，它的重现是在宋代丰腴的文化土壤中的一次再生。如图4中的这件陶器，如果不是嘉兴博物馆的展柜中注明了这是一件良渚文化时期的陶器，谁都可能认为这是一件宋代的陶器。这不是器型的巧合，而是文化因子的传承。只有宋代的文化土壤才能孕育这种看似巧合实为传承的文化现象。宋代的贯耳瓶，以无形的线条映衬厚重的丰润，它所再现的不是人类童年的稚拙，而是中国文化成年的富态，这种富态是以宋代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为基础的。数千年的传承所积淀的不在于外形的相似，而是器型的内涵。这种内涵，无论是清代的刻意，还是现代仿品的滥情，都难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从这点上来说，读懂宋代官窑瓷器所积淀的历史，就能读懂宋代官窑瓷器的真伪。
同时，贯耳瓶线条的浑圆敦厚，是宋人天人合一的思想的淋漓尽致的体现。我们在鉴定古代器物时，常常会说“东西会说话”，也就是说，器物的形象会说话，它会告诉收藏鉴赏者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不能简单地看作器物形象的本身，而应该是器物所内蕴的历史文化。宋学所阐述的天人相与的命题，是我国哲学发展在宋代的一种创造性的历史积淀，它对有宋一代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毫无疑义，宋代贯耳瓶的造型和线条，也受到了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器物造型的积淀和文化的积淀是同步的，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看似相似的器型所体现的文化背景不同，比如清代生产的贯耳瓶的线条就是挺直张扬的。(图5清代乾隆贯耳瓶和图6清代道光贯耳瓶)
二、宋代官窑瓷器是宋代尚古之风的再现
在众多的宋代官窑瓷器的器型中，熟悉我国礼仪文化的学者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宋代官窑瓷器的造型特征带有明显的上古时期的青铜器的风韵，具有浓郁的庙堂风格。如图7南宋官窑鼎式炉的造型带有明显的西周青铜鼎的特征，而图8南宋官窑觚则有着商代青铜觚的造型特征，这种共同的器型特征反映的是器物所溢满的庙堂之气。
为什么宋代官窑瓷器的造型会和上古时期的青铜器产生强烈的共鸣呢?冯先铭先生说：宋代官窑瓷器“仿商周秦汉古铜及玉器者甚多，显然是受北宋徽宗朝帝王提倡的仿古复古风气影响，这类仿古器皿只能是作为宫廷陈设用品而生产。”同时，除了宋代的尚文复古之风以外，瓷器生产的工艺水平和艺术水准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在商周时期，相当数量的青铜器是作为礼器出现在重大的祭祀场合和国家礼仪上的，不管这些青铜器的类别和造型特征有多少变化，它的总体风格总有一种庄重肃穆之美，其中还带着些许威严和狞厉。这种因祭祀需要而塑造的审美风格，是青铜器型很为特殊的造型特征。那么为什么这种庄重肃穆的审美风格会出现在相隔千年之后的宋代呢?这和瓷器的发展和成熟有关。汉唐时期，瓷器的发展还不成熟，这不仅表现在瓷器的生产工艺上，以及器物的艺术造型和审美情趣的异同，还因为汉唐之际的瓷器表面的装饰风格和庙堂之需有着一定的距离。汉代工艺上的不成熟，使瓷器还不能达到祭祀的要求，而唐代开放的社会氛围，使唐代艺术充满着奔放外露的艺术风格，这些都造成了汉唐两代瓷器还不能适应皇室需求，还不能满足庙堂的祭祀需要。而到了宋代，瓷器的成就已经到达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以瓷器替代青铜器作为庙堂重器已经成为可能。这样，在重大的国家礼仪和祭祀场合，瓷器的出场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为适应这种国家最高礼仪的需要，官窑瓷器的造型特征必然和上古时期青铜器的庄重肃穆的风格相一致，而时代的不同也使青铜礼器的那种狞厉悄然隐去。把握这种和青铜器的风格的承继和异同，是鉴定宋代官窑瓷器的精神所在。图7和图8虽然已经残缺，但仍不失庙堂之气，这种神韵是仿品难以企及的。把握这种瓷器内蕴的精、气、神，比纠缠于瓷器鉴定的细节更为可靠。问题是这种对精、气、神的把握又恰恰是鉴定瓷器最难以达到的高度。
在我国文物鉴定队伍中，有相当多的人是大师级的文化学者，也有一些是从事器型、标型学的鉴定家，后者往往对文化学者的鉴定功力表示怀疑，似乎不从细节讨论就无从鉴定瓷器的真
伪。
这种审美能力的差别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述的。
美是形象的真理。当一件外形为宋代官窑的瓷器放在鉴赏者面前时，它的形象直观地告诉鉴赏者它有可能是宋代的官窑器，有可能是清代的仿品，甚至是现代的仿品。当要用较短的时来判断这个形象时，如何来进行正确的定位呢?这时，个人的艺术修养就起到了决定的作用。大师的艺术修养经过长期的文化积累所形成的艺术定势，会对眼前的瓷器作出一个符合逻辑的判断，他能根据形象思维的特征来正确判断瓷器所内蕴的艺术个性。而对于真正的宋代官窑瓷器来说，这种艺术个性是宋代的文化气息和艺术氛围所决定的，它不仅表现在宋代官窑瓷器的造型上，也表现在这件瓷器的线条、釉色和釉面、器物的大小和轻重、器物的工艺特征上，将任何一个因素拆散开来的判断都会形成错误的结论。总之，这种宋代官窑瓷器所特有的艺术个性，是这些所有元素的综合体现。如果没有长期的艺术积累，要对眼前的器物形象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为，无论是清代的仿品还是现代的仿品，虽然它们在器型、工艺和釉面，甚至装饰纹样上都可以仿制得惟妙惟肖，却不能复制那个时代的文化气息和艺术氛围。因此，这种长期艺术修养所孕育的对艺术品的直觉而产生的形象判断能力，不是一个缺乏艺术修养的人所能达到的高度。
宋代官窑瓷器所内蕴的尚古之风和庙堂之气，是所有仿品难以企及的高度。从这点上来说，文化学者的判断往往强于普通的鉴定者。
三、宋代官窑瓷器是宋代文人意蕴的图像
宋代是一个崇尚艺术的时代，一个不合格的皇帝却以艺术大师的资质指点着宋代艺术的走向。以赵构为首的艺术群体，他们的审美选择和审美取向决定了宋代官窑瓷器在古朴端庄之余，追求一种宁静淡雅的意境，这种意境充分体现在宋代官窑瓷器的造型上。如图9和图10的北宋官窑洗的造型反映了宋代官窑匠的匠心独运。没有夸张，没有喧闹，没有多余，多一分则嫌满，少一分则嫌不足，一个在案头经常把玩、时时观赏的瓷洗，带给主人的是一种生活的淡定和诗意的闲暇。也许正是这种宁静致远导致了宋代的文化不能适应金戈铁马的血腥风雨，徽钦两帝的北狩也就命中注定了。了解宋代官窑瓷器的这种意蕴，就会对俗不可耐的历代仿品有一种天然的排斥，这也是鉴定宋代官窑瓷器真伪的最高境界。
对于宋代官窑瓷器有何纹饰的讨论，因出土瓷器上纹饰的出现而平息。图11是收藏在故宫的北宋官窑弦纹瓶，顾名思义这就是一件带有纹饰的官窑瓶子。图12南宋官窑莲瓣纹碗、图13南宋官窑鸭形器和图14南宋官窑器盖都是出土于杭州的南宋官窑瓷器，在这样几件传世品和出土器面前，恐怕没有人再会说有宋一代的官窑瓷器是没有纹饰的。这些纹饰都有共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又是宋代的艺术氛围和工艺技术所决定的。首先，这些纹饰都采用了模印工艺或贴花工艺，这类工艺在宋代的瓷器制作中已经十分成熟，不要说满足皇家需要的官窑瓷器，即使在民广泛流行的磁州窑瓷器也运用了这类工艺的成就，也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而这种似隐似现的纹饰表现工艺，不在于绘图技法的娴熟，也不在于纹饰布局的流畅，而在于表现的朦胧和含蓄。这些纹饰都出现在釉下，不是用色彩而是用线条来丰富纹饰所表现的内涵，因此，这种表现手法是宋代文化在陶瓷工艺上的延伸。
宋代是一个崇文偃武的时代，整个有宋一代，文人的环境是我国历代最为顺畅的时代。他们没有廷杖的威胁和文字狱的恐惧，即使受到冤屈，也会绝处逢生。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给宋代文人造就了一个宽适和闲暇的环境。所以，宋代文人的散淡是真实的，它远远真实于魏晋时期七子所谓的肆意酣畅，因为那是他们避免政治高压的伪装。而宋人的这种真实的生活必然反映在宋代的艺术作品上。因此，陶瓷这种形象艺术的突出象征往往就以含蓄作为自己意境的主要表现手法，釉下纹饰装饰工艺的盛行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陈万里先生在评介宋代官窑青瓷时说其“釉色厚润莹亮”，其器型的和顺、线条的柔和、釉色的晶莹单一和纹饰的朦胧，达到了和谐统一的状态。如果没有厚润的釉层，印花的纹饰就不会朦胧，器物的线条就遮盖不住修胎的张扬，只有厚润莹亮的釉色才能衬托出宋代官窑瓷器的端庄和气度不凡。若不能把握这种和谐统一，对于宋代官窑瓷器的鉴定就只能就事论事，作一个匠人式的摸象，而不能像文化大家那样把握事物的本质，从形象本身来体悟艺术的真谛。
宋代官窑瓷器的开片也是征服收藏家的一个艺术因素。开片是瓷器表面最难控制的一种缺陷，但当人们改变审美情趣，把这种瓷器特有的现象以缺陷美的观念来观赏时，开片就成了美的象征。图9北宋官窑洗上的开片就是宋代官窑瓷器开片的典型。大多数宋代官窑瓷器的开片是大范围的大开片杂以局部区域的小开片，这种特殊现象是鉴定宋代官窑瓷器的一个参照因素。我们不知道宋代为何能烧出这种奇妙的纹路，开片为何在瓷器表面能产生这种大小参差区域隔的现象?究竟是宋代瓷人的刻意追求，还是无意之中的天工巧合，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它所表现的宋代文人的心胸和宋代文化的度量，却是再恰当不过了。(图15)
青铜器鉴赏范文
我们就古代的铜镜作伪和打假说明之，这面尚方七乳四神镜（图1）的粗弦及短弦纹之间刻着“尚方作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尚方”是汉代为皇室制作御物的机构，标明“尚方”为此镜的铸造机构就意味着告诉顾客：精美有保证。但随着铜镜的普遍使用，标榜“尚方”者不在少数，亦真亦假。这面镜子直径虽有18厘米，有“尚方做镜真大好”，但却略显粗糙，故有假冒之嫌。而《岩窟藏镜》中收录的一面传为浙江绍兴古墓出土的七乳四神禽兽纹镜，铭文为：“永平七年九月造，真尚方作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特别强调为真尚方作镜，说明假冒在当时已经普遍，同时也为打假提供了依据。
既有作伪，就必然有辨伪。作伪的手段再高明再巧妙，也总会露出作伪的蛛丝马迹。古代一些金石学家在收集整理金石器物的同时，大都注意到对伪器的辨别、考证。宋赵希鹄著《洞天清禄集》专列《古钟鼎彝器辨》一章以辨真伪；明曹昭著《格古要论》，其中《古铜》部分即作了这方面的探讨；郑师许著《殷周青铜器通论》中有《青铜器的仿造和伪造》一章；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等均作了有益的探讨。
杜遒松先生《中国古代青铜器简说》中第八章第二节就罗列了前人打假的经验，指出一般青铜器的作伪和辨伪手法。作伪铜器有的是全器皆伪，即仿三代、秦汉、唐某种器物的造型、花纹、铭文，仿制便属此类；也有的器物用拼凑法，用原器的部分再拼凑完整器；还有器真而花纹或铭文伪或器伪而铭文真。以上种种无论在器物的造型、花纹、铭文的统一上，还是总体风格上都存在一些破绽。青铜镜属于小件生活用具，作伪方式主要是全器伪造，辨别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因是青铜铸就，一般青铜赝品的辨伪方式也可作为参考。经认真辨别，伪造铜器的花纹、铭文呆板而无生机，不自然。另外，真器作为随葬品埋入地下上千年，它的锈已渗透到器物内部，而不是浮在器物的表面。如果把外面的锈弄下来，由于锈迹坚硬，故呈块状，去绣后镜子出现槽坑的痕迹。假器的锈一般是浮在表面，弄下来则呈粉末状，肉里则露出新铜。
中国铜镜的发展至宋代趋于衰落，但另一方面由于受崇古尊古思潮的影响以及对汉唐盛世的追慕，许多器物都仿古而制，铜镜仿汉唐镜即是其中的一例。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汉镜纹饰精细、辞铭丰富；唐镜纹饰新颖别致、造型多样是最为突出的，因此士大夫们往往请工匠加以仿制，以供使用和玩赏，从而开辟了一条仿制古铜镜的道路。仿制古镜的方法有用真器直接制范，有的则借助摹本制模，然后再铸造成器。
宋代仿制铜镜以仿晚唐的花鸟镜、鸾凤镜、瑞花镜、八卦镜为主，其次是仿汉代日光镜、规矩镜、画像镜等铜镜。宋代仿制的铜镜纹饰模糊，与汉唐镜中的繁缛流畅的纹饰无法相比。
宋代的纪号铭文镜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工商业发展和造伪制假提供了极好的材料，使我们知道官府和家庭都在从事手工业生产，甚至在湖州还设置了“铸鉴局”这一机构。但私铸比官铸更发达，且往往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如“湖州石家”创下极大的名声，其儿孙就在此基础上继续开拓，铭文中就有了“湖州石家青铜照子”等字句。手工业的发展使得商品竞争更加激烈，伪冒产品就自然层出不穷，所以铭文中便有了“真”、“真正”、“真正一色”等词，以防伪造。
如：“湖州祖业真正石家炼铜镜”
“湖州真正石念二叔照子”（如图2、3）
“湖州石十五郎真炼铜照子”
“湖州石念二郎真青铜照子”（如图4）
“湖州仪凤楼南酒楼相对石三真寿青铜照子”
即使如此，也很难保证“湖州真正石家无比炼铜镜子”等铭文镜中无伪冒品。
金代仿古铜镜也十分流行，除仿汉唐镜外，还仿宋镜中的一些精品。仿汉镜有星云纹镜、四乳家常富贵镜、昭明镜、瑞兽镜，其中以四乳家常富贵镜为多。仿唐镜以瑞兽葡萄镜为多。金镜以圆钮为多，钮较尖，尖顶为平面形。金镜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素缘，但比宋镜缘稍宽。为了防伪，官家通常在镜缘上刻官验记的字样，并带有画押，如“龚县验记官”、“河东县官”、“长清县官”等。官押镜刻记字体纤细清晰，散而不规整。但即使如此，作伪仍然很严重，金代的官押镜有官铸和私铸之铭文，官铸铜镜精细，纹饰线条匀密、别致生动，同时官铸铭文一般带纪年，“某某地司官”或“某某局”等字样，如“义州弘政验讫”（图5）、“陕西西路监造使”（图6）。私铸铜镜造型笨拙，纹饰模糊，线条也粗糙，一般周边刻字较多。当时东北地区铜源困难，又加上连年战争，金代统治者三令五申关于禁止铸镜的命令，可私铸之风仍很盛行。但这些镜想要出售，均须官方验记、画押，若无官府验记、画押是绝不能出售的，故作伪成风，所以金代的官押镜如此之多。
元代也曾仿造过前代所铸的铜镜，主要有仿汉的连弧纹家常镜，唐的花草镜和宋的人物故事镜。元镜含锡锌比例较高（与宋相似），古籍指出，因此铸出的镜子质软粗糙。与宋元镜比较，元镜中锌的比例高于宋镜，镜色偏黄，即通常所说的黄铜，而非青铜，与汉唐镜仅色质上的差异就十分明显。加上元镜厚重笨拙，鉴别并非难事。
明清铸镜业更衰落，但因仿制技术的提高，特别是皇室对古物的崇拜，所以古代器物被大量仿制出来。一些专门为皇室仿制古器的机构也应运而生，他们不惜成本，只求精美、逼真，以供帝王们玩赏。社会上一些以玩古崇古自诩的官僚贵戚，为获得古代金石玉器而奔走。在众多仿制品中，铜镜即是主要对象。在当时的很多古物鉴定书籍中就指出，镜中锌的比例大大提高，其铜质色泽与前朝又不相同，明仿镜泛黄白色，清仿镜为黄色，质地均较差，多厚重，纹饰粗糙不清，花纹显得不清秀而草率。这时在镜上铸仿造人姓氏的常见，如明仿汉代日光镜的铭圈带上铸有长条形“袁家造”三字，与汉日光镜区别特点明显。
总之，宋以后的仿造镜无论质地、合金比例、花纹等都与真正的汉唐镜有明显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