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论文篇1
一、中和节制的人生态度
与西方文化重视个体的自由发展不同，中国儒家文化更加强调群体的和谐生活，追求节制、中和、雅正的美，同样追求节制、内敛、贞固的人生。在儒家的世界观体系里，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因和谐而共生，“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宇宙间的各种声音因和谐而悦耳，“宫商集比，声音克谐”，只有“克谐”之音才能够达到“至和”的完美境界；生存于其中的人类，亦应该效法天地万物，和谐地共同过着群体生活。如此一来，作为群体中的个体的生存，就要相应地有所为有所不为了：“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极，故因其所用，每为之节，使哀不至伤，乐不至淫。”如果个人不加节制地恣情极欲，势必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他人的生活。一个“知”字，表明这是人们心目中不容怀疑的观念认识。于是从维护和谐群体的共同利益出发，要求个体对自身的情感抒发和欲望追求加以限制，并且将这种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自我节制始终如一地加以保持，“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即使变起仓促，即使乱世流离，也要始终保持固有的平和温润的品格。这就是中国儒生人格塑造的理想，是儒家中庸之道在个人生活中的体现。这种中和节制的人生，需要社会的行为规范加以固持和引导，于是“可奉之礼”与“可导之乐”就被用来从外部约束和内省修养两个方面维系中国士人的生存模式。“于是言语之节，声音之度，揖让之仪，动止之数，进退相须，共为一体。君臣用之于朝，庶士用之于家，少而习之，长而不怠，心安志固，从善日迁，然后临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变，然后化成，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这段话描述的就是中国士人的生存范式。试想一位言谈举止彬彬有礼的君子，外表谦和安宁，仪态端方，不骄不躁；内心明晓进退，持中守节，贞固不移，这样成长起来的从善修身的士人，对邦国家族而言都是栋梁之才。标榜典范若此，则向慕效法者众多，士人的人生观念渐有定式，朝野家邦可以长治久安，温厚朴质的民风滋养亦有所成就。由此可见，绵延千载的礼乐教化不仅成功地促进了君子人格的培育和社会风俗的移易，也促进了平和节制的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温雅礼让的君子人格密切相关的，是中国士人温润中和的审美理想。即使他们曾经聆听过典范的韶武雅乐和时尚的郑卫之音，了解了音乐具有或激昂、或低徊、或跳跃、或缠绵，以至于变化无穷的旋律节奏，但仍然坚持地甚至没有前提地认为，“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他们认识到世间的声响为物态所激感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样貌，但其根本体象却在于平和雅正，如同那些节拍舒缓、端庄有度的四言诗一般。虽然在何为“体”、何为“变”的执念上颇有武断之嫌，但这并不妨碍儒者对于中和之美的景仰之情，因为这是最符合中国士人审美习惯和审美期待的艺术状态，可以给他们带来审美体验和道德体验相统一的审美感受。这种“尽善”方能“尽美”的审美理想，不仅体现了古人对于艺术美的观念认识，也包含着他们对于建立在道德完善基础上的完美人生境界和社会境界的向往。
二、推类辨物的研究方法
儒家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儒家思想;孝道思想;佛教文化;《父母恩重经》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5）16-0036-02
甘肃省博物馆馆藏宋代《报父母恩重经变》绢画，立轴，高182厘米，宽127厘米，于甘肃敦煌千佛洞出土。画中心绘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并坐说法，上部绘“七佛”、“七宝”及仙山楼阁等。下部有十弟子、十二菩萨分列两侧供养。画轴绢地敷彩，绘佛、菩萨和僧俗人众等110多人。人物形象生动，经变故事分列在说法图两侧，以经变画常用的连环画形式展开，一个情节一幅图，共有15幅图。它们各自独立，相互之间用山石分隔，每幅画的右侧或左侧都有墨书榜题，说明所画内容。《报父母恩重经变》是国内现存幅面较大且有纪年的一帧绢本佛教故事画，由敦煌《父母恩重经》经文演变而来。其内容主要包含三个层次：其一，父母哺乳养育之恩深重，子女仅以无怨心报之是不够的;其二，子女报父母之恩，就是要让他们去除愚昧、悭贪，增长智慧和乐善好施的佛性，使父母得到善报和解脱;其三，一切信众，僧徒诸子，都应奉行这种法教，造作福田。
佛教认为，父母对儿女有十大恩德，分别为怀胎守护恩、临产受苦恩、生子忘忧恩、咽苦吐甘恩、推干就湿恩、哺乳养育恩、洗濯不尽恩、为造恶业恩、运行忆念恩和究竟怜悯恩。通过讲说父母的这些大恩大德，倡导众生牢记父母养育之恩、恪尽孝道。内容多有佛教色彩，但却有一定的现实教化意义。
儒家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及其发展前提。儒家经典《孝经》中有一句话：“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从理论上肯定了孝是人伦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仁是孔子强调为圣人的必要准则，而孝作为仁的内核，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传统中，孝道思想不仅体现出一种家庭伦理观念，也体现出人类对于自身生命的关怀，它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生命价值观，是人类追求生命永恒的一种体现。祭祀祖先是对生命的追思意识，孝养父母是对生命的爱敬意识，生儿育女、以期传宗接代是对生命的延伸意识，儒家孝道思想的生命意识正是通过这三个层面展示出来，这也是儒家孝道文化独特魅力所在。
儒家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父子之道，天性。”而且，儒家的孝道思想，最终是要为政治服务的：“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故不孝是绝对不能为中国统治者所容的。为了消解人们对佛教缺乏孝道的攻击，佛教僧徒便努力在佛教经典里挖掘阐述孝道的思想资源，如西晋时期的《盂兰盆经》，就极力宣扬应该全力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但是，佛教毕竟没有系统论述孝道的经典，中土僧人只好通过伪造经典来阐释孝道学说，以向世人表明佛教也重人伦、讲孝道。《父母恩重经》就是佛教自身努力调和儒、佛思想，特别是自觉与儒家孝道思想融合的产物。其中“人生在世，父母为亲。非父不生，非母不育”，“父母之恩，昊天罔极”的思想，显然与儒家的孝道达到了一致。
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并没有很快获得迅速传播。到了魏晋时期，开始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直至南北朝、隋唐时期，才真正获得迅速的传播和发展。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佛教传入中国后，面临着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和调适结果，关系到其在中国的生死存亡。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佛教僧人，对这一矛盾冲突具有明确的认识，于是开始变通，结合儒家思想的理论核心，自觉改造佛教学说，尽力争取统治者的支持和认可。
佛教要真正生存并取得发展，首先要取得皇权的支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刚开始对佛教的传播保持警惕态度，如北魏初期的统治者就对佛教传播的影响每每心存顾虑：“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门为贼。”面对如此现实的强硬政治阻力，佛教高僧总以佛法和儒学具有内在统一性来极力说服最高统治者。史载：“孙皓即政，法令苛虐，废弃淫祀，乃及佛寺，并欲毁坏。皓曰：‘此由何而兴？若其教真正与圣典相应者，当存奉其道。如其无实，皆悉焚之。’”意即如果佛教宣扬的道义和儒家思想不一致，就要焚毁佛经、取缔佛教。在这危急时刻，康僧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这才去除了孙皓对佛教的顾虑，从而使佛教获得合法生存地位。
《父母恩重经》的出现，与当时的文化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与唐朝前期帝王对《孝经》的提倡直接关联。唐朝前期，统治者大体上执行儒、释、道三教并举，佛、道二教并行提倡的宗教政策，但不同皇帝在位时期，对佛、道二教的态度又存在一些轻微的差异。唐太宗对佛、道二教基本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既提倡佛教，也尊崇老子和道教。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佛教开始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而佛教徒也通过伪造《大云经》神化武则天而受到赏识，于是，武则天极力提倡佛教。唐玄宗时期，对儒、释、道三教都加强了提倡力度，其中最突出的则是对儒学和道教的偏重，对《孝经》一书的提倡，更成为唐玄宗时期文化政策方面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佛教的基本教义是无我、无常，认为人生是充满痛苦的，为了抛掉这种痛苦，就必须放弃世俗生活，进行修行。中国的儒家思想虽然也重天命，但更多的是“敬天命而尽人事”。在道德理想方面，佛教追求精神解脱，这是以放弃现实生活为代价的。儒家所追求的是成为圣贤君子，而圣贤君子的道德修养是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的。
当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冲突，就不得不做一些调整，以适应当时的统治需要。《父母恩重经》宣扬的子女应该践行孝道、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思想，与中国儒家思想，特别是《论语》、《孝经》所提倡的孝和孝道伦理是一致的。《父母恩重经》的出现，也是佛教自觉调和与儒学思想的矛盾、努力融入中国文化的产物。《父母恩重经》是对佛的信仰，是虔诚而纯洁的，它的内容是庄严的，表现的墨痕是心灵轨迹的流露。佛理禅法主张破除妄想，遗荡一切诸相，罪福并舍，空有兼忘，众生们神游于佛的神圣、冲虚幻的境界中，《父母恩重经》成为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它也反映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很值得注意的一种趋向，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总之，《父母恩重经》的产生过程及其基本精神，值得深入研究和解读。它在中国佛教史乃至思想史上的有着重要地位。这是一部沟通儒、释的佛教经典，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产物。它见证了佛教一步步融入中国、为更广大民众所接受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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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儒家文化中国广告影响
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广告有着巨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文化传承性决定了现代广告不可能割断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联系。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影响深远，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而独领，使儒家或儒教几乎成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在整个中国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风俗习惯上，处处可见到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印痕，可以说在中国，无论什么人，无论他受过多少种文化的影响，都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
作为商业信息载体的广告，虽然有其商业性，但是，其蕴涵的传统文化在打动消费者，与之引起共鸣，促进产品销售的同时，也向受众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珍惜的一面，张扬了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如孔府家酒的广告有的血缘文化、人伦亲情等。
二、“和而不同”――儒家文化的和谐统一论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这一理念的最初要求，是在有道德的君子之间建立一种彼此尊重个性和意见的健康关系，后来便扩大运用于各种事物的相互关系中，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原理。“和而不同”的理念包含着平等精神、宽容精神和多样性原则，倡导文化、理念和生物多样性的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思想亦认为人与自然不是相对的，而是具有不可割裂的关系，即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所谓合一指对立的统一，即两方面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人与自然既有区别又有统一的关系，人可以认识自然并加以改变调整，但不应破坏自然。近来，各企业或产品纷纷打出“绿色”、“健康”、“环保”的主题便是对“天人合一”与“和而不同”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的体现。
由韩国影星李英爱出演的“农夫茶”广告片向受众发出“好水，好茶，好人喝”的诉求点，将水、茶、人三样看似不相干的事物由一条内在的联系放在一起，体现了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白沙集团的“鹤舞白沙，我心飞翔”以及大红鹰集团的企业形象广告也深化了“天人合一”的主题思想。
三．“仁爱万物”――儒家生命价值观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仁”，孔子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围绕着“仁”而形成一个整体的。“仁”的最初含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从先秦古籍记载中看，“仁”还是统治者或者“君子”们专有的美德，只有君子才能讲“仁”行“仁”。有时“仁”还包含着爱亲、爱人与爱国的意义。而孔子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把仁的含义进行了创新的解释，认为“仁”具有两重涵义：一是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旨归；二是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内心修养。
首先，孔子提倡仁爱，认为人应该先从爱家庭做起，推而广之，爱他人，爱社会，以实现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社会，使天下成为一个大家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彼此团结友好地相处。在现代广告活动中,“尊老爱幼、仁慈友爱、长幼有序”等体现中华传统美德的主题在公益广告行为中多有表现。商业广告中，浙江纳爱斯集团的广告传播在这方面体现较为显著：子品牌纳爱斯牌牙膏的电视广告《后母篇》中，小女孩开始对后母并不认同，尽管后母又是做好吃的又是织毛衣，小女孩也还是郁郁寡欢地说：“我有新妈妈了。可我一点也不喜欢她。”然而当小女儿发现后母帮她挤的牙膏是纳爱斯牙膏时，事情发生了转机：“她好像也没那么讨厌。”无微不至的关怀最终打动了小女孩的心。小女儿和后母这一由矛盾转为友爱的戏剧性情景凸现了产品所附载的人文气息，引发了观者对爱的共鸣。而雕牌洗衣粉《洗衣篇》则由乖巧的小女孩一句“妈妈，我能帮你洗衣服了”道出了儒家倡导的“孝悌”之情，也犒慰了天下众多父母的心。
其次，爱人，以爱人之心待人，固然是由主体而及于客体，但是，从根本上讲则是要求树立主体的人格，必须从自己做起。台湾资深广告人何清辉为“台北市家庭计划中心”创意的“奶嘴与”的公益广告作品中承袭了儒家的上述理念，呼吁人们“多一分小心，少一份担心”，从世界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厉害关系着眼来倡导人人自爱，以求社会规范。
最后，孟子以“恻隐之心”为“仁”，以“羞恶之心”为“义”，以“恭敬之心”为“礼”，以“是非之心”为“智”，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为了落实仁爱的原则，必须实行忠恕之道，即一方面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便是忠；另一方面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便是恕。忠恕之道就是主张帮助人关心人和尊重人体谅人。中央电视台曾经做过一则公益广告，通过表现一位小女孩在星期天的清晨，被母亲强迫着东奔西跑地参加各种培训班，最后累得虚脱的故事情景，来引起所有关注青少年成长的人们的正视和思考，是不是应该“把星期天还给孩子们”。尽管望子成龙成凤无可厚非，但是也要有个“度”的，也就是儒家倡导的“忠恕”，片中的母亲因为把握好这个“度”，才导致女儿最后累到虚脱，事倍功半的后果。
四、“匹夫不可夺志”――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儒家人生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求上进，讲现实。儒家是现实主义者，追求现实的道德永恒价值和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人格。孔子一生罕言利、命，不谈鬼神，总是教导弟子们在现实生活中学习、进取、奋斗，教导人们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对人生采取积极有为的态度。
中国早期儒家人学思想是从原始社会的宗教活动中演化而来的。初民在“人”的观念中创造了“神鬼”，但却淹没了人们思想中的“自我”；后来周公所创设的“周礼”是孔子人学思想始终遵循的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并为人本思想的出现带来了契机。孔子是儒家人学思想的开创者，形成了以“仁”、“礼”为核心内容的个人修养体系和伦理性人学思想，孔子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人”，孔门弟子沿两条线索发展了孔子的人学思想:“内圣”与“外王”。早期儒家的人学发展史是追问于理性和信仰、天道和人道之间的历史,以其特有的方式关注着人的本身与发展。孔子注重人,鼓励人冲破种种限制,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达到更高的境界,这与时下强调的“勇于挑战自己，突破自我”观念是一致的。
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的形象广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就是鼓励人们敢作敢想，去追求理想的人生；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的《我能》篇以奥运健儿决胜自己的事例，强调了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最终战胜自己获得成功的能动精神。而现在很多运动品牌都有这样的趋势，像匹克的“我能，无限可能。”这与国际品牌耐克倡导的“想做就做”真是不谋而合。
五、“人无信不立”――儒家交际观
子曰:“人而无信，不可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对人的品性提出了“诚信”的要求，表示讲信用是一个人的基本品质，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并说“言忠信，行笃敬”，认为只有有了责任感，才能最终取得别人的信任而自立于社会之林。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信誉，在商品经济日渐发达的人际交往中，非但没见削弱其丝毫作用，反而愈益迸发其固有的作用和力量。海尔集团一句看似简单的“真诚到永远”却道出了海尔不平凡的服务理念，树立了海尔在市场中的牢固地位。长虹电视广告中“长虹以产业保国，以民族昌盛为己任”，表达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融入企业对国家的拳拳热爱之情。像这样的企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会有一个正规、值得信赖的情感参与其中。一个商家如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发生了信誉危机，损失的将部仅仅是经济利益，还会有法律的惩罚和道德的谴责。但是应当看到，还是有很多广告主为了一时的利益而置诚信于不顾，大打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这就需要在全社会推广诚心行为，发扬儒家文化的精髓。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经济运营过程中对信誉的奖励和维护显得更为注重了。
广告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优秀的文化为依托，这样的广告才更有内涵、更有生命力。华文广告正是凭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开放的全球化思维，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全球化传播做出了贡献。相信儒家文化广告在更加宽广、更为自由的发展平台上，能够运用自己独有的表达语言书写未来的发展历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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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合伙企业；合伙文化；儒家文化
一、相关概念介绍
文化是人们长期创造所形成的产物，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狭义的文化是指一个群体或社会所具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对于人类来说，就像是本能对于动物一样，都是行为的指南。
合伙企业是由几个对业务能力、个人信誉、资历经验等方面互相信任、互相认同的合伙人经过共同协商、平等参与成立的。与公司制组织形式相比，它更强调以信任为基础、相互认可、相互合作、相互依存的理念。合伙企业以信任和合作作为订立契约乃至合伙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从这个角度上讲，建设优秀的合伙文化对于合伙企业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合伙文化是人们在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在传统文化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在合伙企业的实践中所形成的价值观、信念、经营理念、思维方式、道德行为准则等等。
二、建立优秀合伙文化的重要性
(一)合伙文化是合伙企业合伙人及员工在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的宗旨和信念，是其行为的指南
合伙文化把合伙企业各成员融合在一起，为其建立企业的远景，让他们为同一个目标奋斗。
(二)就合伙企业内部而言，优秀的合伙文化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内部的工作效率，实现价值增值
合伙文化是否和谐直接关系到合伙人和员工的工作效率，而工作效率的高低是合伙企业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优秀的合伙文化可以培养出员工的团队精神和主人翁意识，形成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优秀的合伙文化能够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优秀的合伙文化对外能为合伙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获得良好的声誉资本，增加企业的影响力。
因此，建立优秀的合伙文化对于合伙企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三、优秀合伙文化的特点
(一)合伙人是优秀合伙文化的领导者、传播者
他们首先要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并且具有共同的追求，这些是能够达成协议、共同合作的基础。合伙人还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并具备一定的领导才能，才能够作为企业的灵魂人物带领员工通力合作，不断进取。
(二)强烈的凝聚力、向心力
西方企业受民主制的影响，成员之间注重交流和合作，员工在企业中有一定的发言权。而我国的合伙企业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各种组织等级森严，人们推崇权力，强调社会等级观念。员工对于领导的意见往往持遵从的态度，很少提出反对意见，成员之间缺少沟通和交流，真正融入企业中还有待时日。
任何一个企业缺少了团队精神都不可能获得高速发展，也不会有组织成员自我价值的实现。优秀的合伙文化要有较强的凝聚力，强调协作与团队精神。成员们有共同的追求，对企业有认同感和主人翁意识，成员之间彼此尊重，建立起信任情结，充分了解和沟通。互相协作，互助互爱。只有在互相关爱的企业氛围中，各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应用到生产经营中去，实现企业和成员的共同进步。
(三)高水平的工作效率
高水平的工作效率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促进企业的发展。因此，合伙成员要具备业务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讲究分工合作，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企业的日常经营过程中。
(四)形成学习型企业的氛围
学习对企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建立起一个学习型组织是合伙文化得到认同和执行的有力保障。合伙企业内部注意学习氛围的培养，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业绩，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不断地注入新的生命力。
四、儒家传统文化对我国合伙文化的影响
中国文化经历了5000年的发展，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底蕴厚重，博大精深。思想文化以凝练、严谨的理论形式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本质，内容丰富、学派众多，其基础部分是儒、道两家思想。有人说，儒家文化是合伙文化的天敌，实则不然。
儒家思想由孔子创立，孔子奠定了儒家学说的理论基础和基本规范。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礼”和“仁”，在二者结合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政治伦理学说。“礼”的基本精神反映了建立在宗法关系之上的、与宗族血缘亲疏关系相一致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有两个作用：一是分辨血缘的亲疏，并以此为依据确定某个人的贵贱等级；二是看重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借以增强国与家的内在凝聚力。孔子“礼”的思想旨在维护旧的宗法观念和等级制度，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保守性。从这一点看其对于合伙文化的影响，虽然有助于维护合伙人的绝对领导，保证个人利益服从合伙利益，但不利于形成优秀的合伙文化所倡导的民主、平等的精神。若据这一观点的引导。台伙员工很难跨越其所强调的等级观念和血缘关系，压抑了员工的个性，不利于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员工并不能真正地融入企业，不能将个人的才能充分地加以释放。
如果说“礼”的思想反映了孔子思想保守的一面的话，“仁”则体现了孔子思想创新的一面。“仁”是孔子的伦理思想体系。“仁者爱人”，“仁”是关于个人道德修养和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仁”是一种包含和统帅各种美德的最高道德品格和道德境界。从《论语》看，包含着“恭”、“宽”、“信”、“敏”、“惠”、“勇”、“智”、“孝悌”、“刚毅”、“木讷”、“敬”、“忠”、“恕”、“直”、“逊”、“义”、“好学”等品德。它所体现的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而这些高尚的道德品质特征是办好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特征。如“宽”、“信”。合伙企业成员之间待人以宽、彼此诚信。才是维持良好的企业氛围的基本前提。才能有助于企业形成通力合作、相互依存的关系。又如“忠”，成员对企业忠诚、有归属感，自觉地把自己的前途与企业命运联系起来，为实现企业的目标和利益尽心尽力。再如“好学”，成员之间互相形成好学的气氛，有助于其个人能力的提高，进而带动起企业的进步，形成互助互爱的气氛，也有益于形成学习型组织。由此可见，在孔子“仁”思想的熏陶下，合伙文化会愈发和谐。
另一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他的“仁政”思想。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种“以民为本”的主张，以“性善论”作为伦理基础。他还提出“反求诸己”的道德修养理论，即通过“内省”式的道德修养方式，寻求、认识自己内在的“善”和“良知”。以人为本，体现了重视个体成员的观点，关注合伙成员的利益。这种思想与合伙文化强调的着眼于人的管理方式相吻合，要求把人当作企业里的主角和首要因素，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在经营管理中，合伙人和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员工之间互相信任、互相沟通，以更好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性善论”则提醒大家时常自省，提高自我修养和道德品质，这些都有助于良好的合伙文化的形成。
另外，儒家文化讲究整体和谐的思想。集中表现为“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要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它既不是简单的折衷，也不是庸俗的中间路线。其追求的目标是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尽善尽美与无可奈何之间的最佳方案。将中庸之道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合伙文化中，可以引领合伙企业在不同的环境下，不以僵硬的、停滞的眼光看待事物，而用发展的、和谐的态度作出最佳的选择。通过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的原则，依靠智、仁、勇处理好人际关系，用诚实、善良的品德来加以巩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合伙企业应当吸纳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有益因素来建设和发扬合伙文化，在各种文化的冲击交流中，形成优秀的合伙文化，以引领合伙企业不断和谐发展。
摘要本文通过对晋商顶身股制的分析，认为顶身股制的会计分期使得人力奖杯的价值计量具有可操作性，为企业人力资本的衡量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当今的企业改变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晋商；人力资本；顶身股制；人力资本会计
马克思说过：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人力资本是增加价值创造财富的可变资本，物质资本是转移价值消化成本的不变资本。当今世界日新月异，已经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从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的竞争推向人力资源的竞争。人力资本作为企业重要的价值源泉，影响着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前景。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和管理过程中，不能回避人力资本价值管理方法——人力资本会计。关于人力资本会计，前人已有很多探讨，本文拟借鉴晋商顶身股制对人力资本价值会计进行探讨。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及其意义
人力是人通过消费进行自身生产的产品，但这种自身生产形成的人力只是作为经济资源的人力的自然基础，只有通过对人力资源的开发，才能够形成人力资产，从而给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开发形成的人力资产就形成了企业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会计学中的一个特有概念，与管理学意义上的人力资源略有不同。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就其实体形态来说，是活的人体所具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它侧重反映的是可以在未来特定经济活动中给有关经济行为主体带来剩余价值或利润收益，它是可以作为获利手段使用的“资本”，着重反映人的社会属性和质量，是一种无形形态(王丽娟)。
人力资本会计重视的是作为个体的人力资源的内部差异性的影响，通常采用现值来计量，着重对人力资源权益的所有者——劳动力进行监督与激励。在同等的物质条件下，高素质的技术、管理人才及职工间和谐的人际关系能使企业创造出高于其他企业的效益。我们在研究一个企业组织机构、企业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同时，有一个必要前提就是“人力资本”。对这种人力资本来说，无论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还是一个普通的员工，都会对企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知道，物质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分离的，而在人力资本中，其技能和本身是不可分离的。
人力资本具有特殊性，虽然企业可以获得职工在企业服务期间由人力资源提供的效益，但企业并不因为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投资而取得对人力资源增值的所有权。正是由于富有一定创造力的人力资本的参与，非人力资本的增值才成为了现实(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才呈现出几何增长。不少企业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人才，最终却流失了这种人力资本，归根到底，是不能够很好地体现这种人力资本的价值。20世纪60年代，T·w·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人力资源是一种人力资本，员工和企业问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雇佣关系。随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如何使委托关系更为有效，实现双赢或多赢；如何用会计的方法来计量被雇佣者的价值，是人力资本价值会计亟须解决的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可以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清朝后期的晋商身上得到一定的启示。
二、晋商顶身股制的概念
顶身股，即人身顶股制，是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种劳资组织形式，指商号中人凭自身才能、工作关系与业绩经过评定而获得的顶生意股份，即以人力顶一定数量的股(份)俸，按股额参加分红。它是晋商的一大创造。这种形式不同于西方原来意义上的股份制，它体现的是儒商“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顶身股制就是股东出资：经理和员工出力。股东们出资本，即银股，是开设企业时股东们投入用以增值的货币资本；经理和员工为资本负责，股东允许经理和高级员工以个人劳动顶身股。身股，也称人力股，俗称“顶生意”，与银股相对。身股是经理人等以人力所顶的股份，不交银两，但与股东们投资的银股一样，享有同等分红的权利。不论是经理人员还是一般员工，都可以根据其表现和对资本贡献的大小顶一定的股份。银股所有者，对商号或票号的盈亏享有永久利益，可以父死子用、夫亡妻继，但对商号或票号的盈亏负有无限责任。银股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抛出、补进或增添新的股东。身股只参加分红，不承担商号或票号的亏赔责任。
山西商号的员工身股是有起点与上限的。在很长时间内，身股的起点为1匣，上限为10厘即1股，俗称“一俸”或全份。顶1股者，多限于企业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者。凡商号员工顶身股者，一般须在号内工作达三个账期的时间，工作勤奋，无有过失，才由经理向股东推荐，经各股东认可，将姓名、所顶身股数额载入“万金账”后，才算正式顶上身股。员工顶身股最初不过一二匣，优秀员工的身股以后每遇账期可增一二厘，增至一股(全份)为止。每届账期结束，根据赢利多寡，股东的银股与员工身股共同参与红利分配。票号对顶身股人员，每逢3年(或4年)的一个账期结算时还要进行一次赏罚，工作较好的酌加顶身股1厘，优秀者加2厘；日常表现较差者，不但不增加身股，还要降职处分。顶身股者死后，各商号、票号一般仍给定优惠，即在一定时间内照旧参加分红，称“故身股”，这种优惠期根据顶身股者生前所担任的职责不同，可分别享受2～8年的红利。如有特殊贡献者，还可延长分红期。
勤劳朴实的晋商，凭借信用之道，从货通天下到汇通天下，为平民提供金融服务，为工商业者提供资金支持，开展汇兑业务，降低远距离交易的风险，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其经营谋略至今都令我们叹为观止。尤其是晋商的东掌合作，银股身股股份合作、更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良好的经验。
三、顶身股制对人力资本会计的启示
(一)人力资本产权化，股东与经营者的关系由受托向合作关系转变
通过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可以改善和提高人力资源的价值。般来说，人力资源在其使用年限内，其价值是不断增值的。人力资源的使用价值是可以累积的，这就意味着这种资本也应该像其他投入资本一样能使企业得到投资回报。人力资本会计除了计量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八之外，更注重的是人力资本对企业可能带来的未来收益。因此，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在此就显得无能为力了，我们需要采用现值的方法对人力资本进行衡量。在这里，顶身股制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晋商商号的顶身股制实际上是人力资本产权化管理的制度安排。人力资本产权化后，资本投入者“股东”与经营者的关系不再是委托关系，而是合作关系。
股东们之所以愿意把一部分或一半以上利润让渡给部分员工，是因为股东们还可以获得更长远、更多的利润，以利润赢利润，股东们也非常情愿。“顶身股”不论对已顶上身股的员工或没有项上身股的员工，都具有诱惑力、推动力和凝聚力，其核心在于员工顶身股份额和分红数额都是在不断增加的。顶上身股者希望身股份额能持续增加，没有顶上身股者企盼着未来某一年能顶上身股，以此来推动或激励着员工的进取精神。从委托的角度来看，晋商的顶身股制有效地避免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企业人力资本的产权化使经理人员和高级员工成为企业现实的所有者，企业现在和未来的繁荣、成长都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收益，而企业的任何挫折、不利同样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损失。因此，在商号的治理结构中，企业经营者具有了双重身份，他们既是企业的所有者又是企业的经营者。作为企业所有者，无论是人力资本所有者还是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其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所享有的剩余收益的高低完全取决于企业剩余的多少，企业长久、稳定的发展和繁荣才能给所有者带来长期的利益。任何有损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利益的决策行为，最终都会损害人力资本所有者自身的利益。因此，经营者在进行经营决策时将会从企业的长远发展考虑，从维护所有者的利益出发，既避免了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倾向，又克服了经营者侵犯所有者利益的败德行为。内部人与外部人利益的高度一致，有效地解决了传统治理结构中的问题，降低了成本。
(二)顶身股制对现代企业“员工持股计划”的完善
晋商的顶身股制比“员工持股计划”可能要略胜一筹。在“持股计划”下，若某种行为给员工带来的直接利益大干其股票上蒙受的损失，他显然会选择更大的利益。同时，影响股票市场价格的因素众多，股票市价往往与员工的努力不成正比关系，这也会使股票期权制度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股票和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另一缺点是如果卖掉其拥有的股票和行使期权后，股票和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就随之消失。但晋商的顶身股制则不存在这个问题，晋商的身股不能转让，人在则股在，人去则股无。这种顶身股制保持了骨干员工、元老员工的创业激情。克服了小富即安的狭隘意识。物质财富对于个体来讲具有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当员工建立了稳定的人际关系和市场基础之后，可能就慢慢地趋于保守了，显然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晋商的顶身股制避免了员工对退休的恐惧，同时也保证了员工的忠诚。它优于“持股计划”的地方，是这种股权具有一定的期限。
儒家文化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孔颜之乐；文化传承；理想境界
孔子弟子三千，而其中通晓六艺者七十二人。其中有一名弟子，颇受孔子赏识，这名弟子就是颜回。
在《论语》中，孔子曾对颜回大加赞赏。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第六》)。而孔子在《述而》篇也曾自我表白：“饭疏食，饮水，曲胧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论是对弟子行为的称赏还是对自我内心的剖白，这些都直接表达了孔子安贫乐道，超脱于世俗功利的人生理想道德境界。这就是后来备受宋明理学家称道的“孔颜之乐”。周敦颐曾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道德受儒家影响甚深，其中以道德来约束欲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理念始终在历朝历代的儒家学者中占主导地位。通过周敦颐和二程所倡导的“孔颜之乐”我们也能体会出，儒家精神的内核并不如道家所讽刺的“汲汲于功名”，而是“天下清平”之后心有所归，不为外物所累的超脱（如“曾点之乐”）。那么“孔颜之乐”是否与宋学的内核相一致呢，为什么到了明代，这一理论甚至其所宣扬的儒家内涵都受到了王阳明的质疑呢？“孔颜之乐”在后世的文学发展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对当代文学又有什么值得借鉴和传承的地方呢？这些都值得我们仔细思索。
一、从“孔颜之乐”看先秦儒家的理想境界
不论是授业还是为学为官，孔子的言行里始终保持着温柔敦厚、和悦相乐的态度。为学，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为友，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闻《韶》，沉醉其中乐而不知肉味，读《诗》，亦因其“乐而不淫”而赞叹称赏。在我看来，孔子这种和乐的态度是源自于内心的安详与神圣，是内心道德修养深厚而伟大的流露。孔子曾经与其弟子子贡有过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充分阐述了与行为上的规矩法度相比，孔子更注重内心的表达与修为。
（一）“以道为乐”的价值感悟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第一》）。
可见，孔子虽然提倡“君子固穷”，但是并不仅限于注重外在的表现形式，他更希望人是从内在，发自本性的举动，真正达到那种安贫乐道的道德境界，而不是仅仅受礼仪法度的约束来匡正自己的行为，内心却与之背道而驰。不仅在贫富问题上孔子的态度是如此，就是在他最重视的孝悌纲伦中，孔子亦是看中内心而不拘泥于外在形式。
（二）从“孝悌”视角看儒家心灵境界
孔子曾在分别回答弟子子游、子夏、宰我三个人问孝的时候表露出他对内心重视的程度，这种程度直接区分了孝与不孝这种原则上和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不妨将这几段体现孔子对孝道看法的对话摘录如下：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扶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第二》）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即没，新谷即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第十七》）
以上三段对话，均表达了孔子对孝道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尤其是第三段，这段文字的核心，表达的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最终的焦点是直指人心，最终的落脚点是人心是否安顿的问题。通过孔子对弟子的教诲和评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所倡导的孝悌礼仪的前提和基础是人内心道德的修为，是发自本性、源于内心而做的，而非反之，用外在的法度去约束人的内心，虽然表面看上去达到了同样的行为效果，但是却与夫子的本意相去甚远。
（三）儒家理想境界与释老至乐的同异
在中国古代，儒道释三者的思想互相融合，其中有一些相通的地方。佛家讲的“要眠则眠，要坐则坐，热则取凉，寒则向火。”讲求的就是顺应本心的修为，与儒家理学的“心学”有相通之处。明朝王襞曾经说：“舜之事亲，孔之曲当，一皆出于自心之妙用耳。与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同一妙用也。”
他认为“孔颜之乐”是心不执着于任何一物的自由自在的精神，“既无所倚，则乐者如何物乎？道乎？心乎？”曰：“无物故乐，有物则否矣。且乐即道，乐即心也，而曰所乐者道，所乐者心，是床上加床也。”而对于道家“超然物外”的至乐境界，在《庄子·内篇·大宗师》中曾记载过颜回坐忘而令孔子感喟的事，也能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儒家“孔颜之乐”的理想境界，其实与佛家的修心静性、与道家的“超然物外”均有殊途同归之理，儒家理想境界是内心的修为而非对外在礼法的严苛强求。
二、“孔颜之乐”的理想境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中国士大夫与儒家思想渊源甚深，几乎历朝历代都有著名的大儒和贤者出现，所以，儒家思想在文化传承中体现颇多。汉代的儒生自董仲舒将儒学定为国学以来，儒家思想就深深根植入中国古代文化政治当中，也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孔颜之乐”其“乐之体验的”诗性呈现
“孔颜之乐”所表达的首先是一种通达坦荡、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孔门儒者看来，一个人排除了物质生活贫困窘迫的干扰，也就排除了最易动摇人、使人忧惧、使人信念变易的干扰源。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笑对人生；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笑对权贵；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坦然笑对世间一切向伦理挑战的愚行。孔颜之乐是一种旷达恣意，是一种融合了真善美、统一了知行意的心灵境界。后世文人每每遇到生活上的窘境的时候，时而会拿出这种精神鼓舞自己，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就有“子曰：‘何陋之有？’”的慨叹，深切地表达了“君子固穷”、“独善其身”的思想内核。这种通和圆融的诗意境界，在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身上得到不断再现和升华。
（二）“孔颜之乐”对宋词及宋明理学的影响
北宋周敦颐，著有《通书》，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其一生提倡“孔颜之乐”，为人为德，著文章《爱莲说》以表其志，深受儒学影响。据说二程曾受教于他，这为宋明理学后来思想核心的阐释奠定了基础。
周敦颐本人气象甚高，人生境界极为洒脱，黄庭坚曾说“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二程十四五岁时其父令二人学于周敦颐，周敦颐教二程“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程颢后来又见周敦颐，尝言“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尽管在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各家对此的阐释和强调也不同，但追求心灵的超脱和洒落始终是理学家人生境界中重要的一面。
宋代许多著名词人的作品中，都流露出这种儒家至乐思想，如北宋著名词人范仲淹在《定风波》一词中有“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的诗句，就表现出一种超脱和洒落的人生境界。后来的词人在此基础上演变，表现更加直白和豁达，如王安石在《清平乐》中的“若有一卮芳酒，逍遥自在无妨。”这一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从容安乐的心灵境界。“和乐”境界的大量出现始于苏轼及苏门词人。苏轼一生历经磨难，佛道思想固然是他忧患人生的精神支柱，但不能否认的是儒家思想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7]苏门四学士的作品中也不乏实例，这些都是“孔颜之乐”这一儒家理想境界的演变和深刻体现。
（三）“孔颜之乐”对“心学”及明清文学的影响
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山鼻祖，。据陆九渊年谱载，他晚年结庐象山，“从容讲道，歌咏愉愉，有终焉之意”，“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洒落的哲人气象中又流露出诗人的风度。王阳明，字守仁，浙江余姚人。他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正是根据孔子注重内在修为，倡导礼仪匡正道德的基础上进行的演变和升华，相比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心学”的“灵明说”从理论上更贴近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理想境界。
在明清时期，文章流派众多，许多流派主张都离不开理学。始于陈白沙的的学术之变，为明清文坛带来了新的风气。他提出了以“心源”为本的散文文源论，以自然平易、优柔自得为美的散文风格论，和学古当求“悟入”以得其“无涯”之妙的方法论。在陈的理解中，“孔颜之乐”既不是像道家那样凭借终日静坐，与天理浑然一体，也不是强行从外在来因循社会伦理，而在于心中充满自适自足之乐，故能荣辱不惊。就这样，陈将“孔颜之乐”回归于人生之精神境界，且不受天理束缚，乃是一种从心所欲的自适自得之乐。后来许多散文流派，如桐城派，公安派及唐宋派等，或多或少都受到程朱理学和“心学”的影响，“孔颜之乐”的儒学内核，在这些流派的衍生中得到发展和深化，这也是对文化传承的影响之一。
儒家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近代正统士大夫文化心理认识心理社会心理地理环境
一、《儒家文化的困境》思想概述
\这本书主要围绕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正统士大夫，为什么对西方文化持漠然的态度，以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和陈旧的认识思维框架来被动地处理种种事态和危局，并主要从近代正统士大夫的文化心理、认识心理和社会心理三个层次进行分析。
1.1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当一个国家处于相对开放，与外部世界联系紧密的格局中时，他的主体文化就具有很强的更新能力，这也就容易形成多元并存的文化心理。中国并非完全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但处于相对孤立、隔绝的地理环境中，同时单一发展农耕经济也没有对外扩张的需求。一方面，文化传播方式为由内向外的辐射传播，另一方面，中原王朝仅有天下的概念而没有世界的观念，与外邦王朝确立的关系在其看来仅是“君臣关系”。秦汉以后，董仲舒的今文经学和程朱理学的两次蜕变，把礼乐教化和纲常伦理视为衡量天下文明的唯一尺度，从而导致对外文化强烈的排斥倾向。
1.2中国传统士大夫采取了强制性附会的认知心理
中国传统概念具有意会性、模糊性和板块性特点，也就是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功能，这就为传统士大夫强制性附会创造条件。他们自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新异的东西需要他们费尽心智去研究，从而加剧了文化上的自我中心意识。其次，在思维方式上，以圣人之学作为获得判断尺度的来源和最终依据，并认为圣学原则具有永恒的普遍性、稳定性，封建社会赖以长治久安的一般政治原则，均可在“六经”及程朱语录中找到演绎的最终依据。在这种思维方式支配下，人们的求异思维、创造思维减弱，并进一步形成僵化的社会人格。
1.3整个社会欲拒还迎的社会心理
二战后，洋务派士大夫观念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心理因素：洋务派的危机意识，并最终导致形成了欲拒还迎的社会心理。面对洋人在术数、技艺方面的不断侵凌和威胁，并有可能危及民族原来的生存环境，洋务派产生了以摆脱危机为目的的避害反应和避害价值尺度。由于这些文化心理因素是他们从现实危机中直接感知而非从圣人格言中引申而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传统文化心理定势和认识心理之间的关系，但是洋务派对西学仅局限于自卫，在感情上又是冷漠鄙视的，这就形成了欲拒还迎的社会心理，进而提出“中体西用”说，将西学仅局限于用的方面，仍然把中国固有的儒家文明视为天下文明的最高形态，将体和用割裂开来，没有意识到功能必须从本根中衍化派生出来。
二、《儒家文化的困境》这本书对我的启示
2.1学会辩证的看待文化的发展，博采众长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值得我们骄傲，但是我们还应要有宽广的眼界，博采众长，辩证地看待事物发展。从纵向来看，在文化方面应坚持辩证地发展观，文化并非一成不变，优秀文化是在不断交流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应随时代和现实环境的变化，赋予其与时俱进的新内容。从横向来看，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影响，但这一影响并非决定性影响。日本即便作为一个孤岛，依旧可以由外向内地选择性吸收外来文化。“主动吸收外国文明的精神才是日本人的传统性格”。相比较而言，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我们应该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文化自身就包含传承和借鉴两层含义，要善于建构文化立体格局，而非单向思维的对待一国文化。
2.2敢于承认自身不足，采取正确的认识思维方法
文化自身存在缺陷本是情理之事，在心理上要敢于承认自身的不足，采取正确的认识思维方法。近代传统士大夫面对西方的术数，在情感上始终对其保持冷漠态度，认为圣学为万事之本，中国也有术数，不必舍近求远。加之认识思维上的弱点，如：意会性（非定义性）、模糊性（非明确性）、板块性（非可离析性），在认识上，近代正统士大夫没有看到东西方术数上的巨大差异，以及西方先进文明的巨大优势。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近代正统士大夫不勇于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和自身的力不从心、技不如西方，错误的认识思维方式只是掩盖这一弊端的手段。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近代正统士大夫在认识思维方式上也确实存在一系列问题。推至当今社会，我们应学会用客观的心态评价自身，勇于承认自身不足，而不是遇到困难和挫折时，采取推脱的说辞为自身辩护。同时，在认识过程中，对概念应有明确的界定，知其所以然，增强概念的指定性，尽可能避免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来掩盖自身的不足。
2.3有什么样的心理，就容易形成什么样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