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篇1
一、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大势所趋
与会专家认为，城市化是未来发展大趋势，是破解“三农”问题，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城市化不是单纯抛弃了农村的城市化，而是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就是要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产业、市场信息、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城乡一体化需要建立城乡统一市场，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和公共服务水平基本一致，农业高度发达，城市化率达到70%，也即必须实现高度城市化。目前低效率和低水平的城市化主要根源于我国现行土地制度和福利制度。新时期城市化建设具有新生代农民工价值理念转换优势、国家高度重视城镇化建设和县级政府发展空间扩展等优势，也存在城市剥夺农村、农田保护难和建设内部动力欠缺等问题，应因地制宜、走多元城镇化的道路。相关专家均认为，需要破除双重二元结构，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建立进城农民土地退出机制，缩小城乡福利差别，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建立有利于推进城市化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并通过城乡规划一体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来推进城乡一体化。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与会者指出，发达地区存在着经济发展与农村发展、政府服务能力与社会需求、外来人口与本地社会等矛盾，政府需要妥善处理好外来人口居住问题、劳资关系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农民农问题。欠发达地区在城市化过程中，已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也存在规划调控不强、投资渠道单一、政策落实乏力、产业支撑不强等问题，需要科学制定规划体系，以产业为支撑，提升中小城市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突出解决好制约这些地区城市化的要素瓶颈问题。“村企一体化”模式有助于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促进农民转移就业，它表明城乡一体化需要充分重视激活社会民间力量。对于那些资源枯竭型城市而言，则需要实现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生态转型和制度转型。
城市化需要解决好失地农民问题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有关专家指出，失地农民问题主要表现在就业难、融入城市难等方面，其中年纪大和种田的农民就业尤为难，这与失地农民年龄、受教育程度及思想意识有关，而政府职能缺位、社会保障措施单一使其处境更加艰难，个别地方甚至截流相关补偿。解决失地农民就业和融入城市问题需要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失地农民就业保障体制，设法增强失地农民就业和创业能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主要存在二元制度羁绊、利益表达不畅、受歧视、公共服务失衡等问题，需要推进户籍改革，为其融入城市创造条件，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和转岗技能，建立统一完善的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拓展社区普惠式关怀，让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市民平等待遇。
也有专家指出城乡一体化中的重庆模式和山东诸城模式均需要很严格的条件，不具有全国普遍推广意义。一些地方城乡差距有重新拉大趋势，二元结构成了欠发达地区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瓶颈。统筹城乡发展关键在县，要通过农村制度建设、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消除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体制、完善城镇体系、加快城镇化进程、推动城乡产业统筹发展与融合、推进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
二、利益格局调整是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必然
与会专家认为，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就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新格局，城乡一体化进程本身是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本质上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城乡一体化本质的话要素重新组合、要素重新配置。在要素配置的过程中，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问题。而利益的交汇点是农村的土地问题，如何处理好农村土地问题，是城乡一体化的关键。
我们现在“条条”和“块块”的关系中，中央和地方、上层和基层之间的利益格局是不同的。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关注民生，现在要做的事是越来越多，但是地方的很多税收要交国家，分享比例向县以上的财政调整，所以县与县之间的财力减少，但是要保障方面的支出是越来越多。因此，要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的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
专家认为，新农村建设中的城乡一体化建设要坚持以现有自然村落为基础，不推倒重来，不大拆大建，坚持注重传统习惯和风格，注重保护文化遗产。要让农民搬离他们时代居住的田园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一定要遵循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另外在整个村庄改建中，最终农民要成为最大的收益主体。
专家认为，给农村提供社会保障和农村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之间没有存在一个互换的关系，因为根据《物权法》，农村的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都是属于用于物权人，农民作为物权人对土地承包地和宅基地依法享有和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这是农村所拥有自财产权，而失业、医疗保障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农民作为公民是应该享有基本权利，因为我们的相比假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依法享有就业、享有医疗、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要帮助的权利等等，他是农民作为公民的一个基本的人权。财权和人权是不能互换的，人权是它本身应该得到的权利，这两个不存在一个互换的关系。
专家认为，构建城乡社会一体化格局，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的改革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因为财税体制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交汇点。它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的多个方面，国家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要调整利益格局，进入规范的横向和纵向的财政支付转移体系，财政的重心要适当恰宜，要显著增强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增长的财政能力，要大幅度的减少专项资金，从源头山削减中央部门配置资源的权利，使地方政府真正拥有提供公共服务的经济能力。这样的话，地方政府才有可能从经济性政府转化为服务型政府。
专家认为，城乡一体化利益格局的调整，要强化对各级政府的问责和监督机制，改革干部晋升机制，才能够减少寻租行为和随意性，有利益杜绝地区间腐败和财政效益，真正使财政效益有平衡地区间，提供公共基础性，公共服务的能力。财税体制的改革必须跟整个管理性质体制的改革结合，让政府本身用钱能够受到监督，而且知道让老百姓知道在重大民生项目我有知情权、参与权。
三、新时期城乡一体化发展面临新挑战
城市化必须是城市的产业发展带动农村的产业发展。必须是农村的经济服务向城市化延伸，必须是城市的成果与农村共享。与会专家认为，当前农村发展出现新特征：一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98年我们进入新阶段以来，由于政策的作用、新品种新技术的进步，以及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的变化，使得我们农业生产周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特点，简单说就是农业发展的周期缩短，波动频繁了。二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政策的作用和新品种新技术的进步，以及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的变化，使得我们农业生产周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特点，简单说就是周期缩短，波动频繁了。三是国际市场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更为明显更加直接，而且来得更加直接和剧烈。首先是产品市场的冲击，其次是资本市场开通了，我们过去将来搞农业，我们安排经济，不能光看国内的东西了，要看人家的，要考虑人家的变化对我们的影响，要有国际视野。
与会专家同时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背景复杂。一是经济复苏与国际大环境不明朗。经济复苏，这个是不是会复苏，会不会反复，会不会严重的第二次探底？这个是一个问题，现在从国际来看，这个复苏至少没有变化出持续性。复苏以后，如果再回落，是不持续的，它往哪个方向走，会对整个农村经济产生影响；二是通货膨胀的问题。从经济指标看它是上涨的，到三季度已经超过了我们原来的目标了，我们原来控制目标是3.5，现在是3.6了。我们现在的影响是什么呢？通货膨胀的预期比实际还要涨。一出通货膨胀，就必须控制CPI，如果一控制CPI，首先就是农产品的事情，农产品就有影响。三是国家宏观经济对农业的影响，首先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人民币升值，会给我们就业和贸易带来一系列影响。特别对农村经济运行环境的变化和机理的变化，这个走势和影响对农业发展是一个大的背景。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任务与挑战，一是转方式，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二是调结构，调结构不仅仅是调整产业结构，实际上还有一个区域结构。三是促发展，就是三种发展，一种是农业性的发展，一个是限制性的发展，还有一种是不能发展。四是上水平，上水平是包括产品的质量，企业和市场主体的的素质和综合效应。这些任务的要求是：发展现代农业一定要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发展现代农业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经济形势推进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展理念经营农业，用现代科技培育新型农民发展农业；实现三个目标：“一个是提高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和信息化水平。简称“三化。第二个提高是提高自然资源产出率，自然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简称“三率”。第三个提高就是提高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简称“三力”。“三化”、“三率”、“三力”。
与会专家认为，农村未来发展的新思路，一条是经济方式的转变，一条是农业方式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第一个是农田水利的灌溉条件，第二点就是要以研究特别是推广应用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新的途径，然后还要提高农业的技术装备水平。第三个转变增长方式我们要鼓励和研究的就是推进农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第四个要以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为重点，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四、新农村建设需要城乡统筹推进
与会专家指出，新农村建设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农村建设存在着管理体制不顺、资金投入不足、农民增收难等问题，需要建立健全农村工作机制、投入机制和发展机制、创新机制、自治机制，开创农村工作新局面。县域经济在新农村建设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优化、区域崛起、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等方面。废除农业税后，县乡财政困难有所缓解，仍存着主体税源缺乏，财权事权不对称，资金整合难度大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应加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进一步完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并通过新型工业化壮大县域经济。县域低碳经济发展受到自然禀赋限制、相关政策法规缺乏、低碳技术到位困难以及低碳发展理念落后，需要得到政策法规、技术资金、组织等系统保障。小城镇建设和文明村镇建设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需要建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农村公共投入决策机制，综合解决农民安置难、设施配套难等矛盾。新农村建设中的市场化模式和整村推进模式也是两种较为成功的做法，市场化模式可以带动农业产业化，通过推动要素集聚化，增添新农村建设的活力。整村推进模式尽管可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增加耕地资源，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与农业发展，但其要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适中、产业项目支撑，以及较好的干部群众基础作为支撑。要破解“三农”问题，就要把“农民”放在“国民”中定位，把“农业”放在“产业链”中考量，把“新农村”放在“乡村”中建设。新发展观应提倡新重农主义，新重农主义的发展思路是：大力发展农业，以农为本、大力发展环保技术等。而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为新农村建设创造优良的法制环境、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持、可靠的政治保障，并为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与会专家认为，惠农政策出台使得农村基础设施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也存在投入不足、规划滞后、资金分散、缺乏长效机制、农民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需要明确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战略目标，制定科学发展规划，加大投资力度，完善社会融资机制。城乡交通一体化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它有助于工农业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也拓宽了劳动力转移途径。应力促城乡交通一体化成为城乡一体化的物质基础，成为城乡经济发展新增长点和城乡和谐共进的均衡器。农村文化建设也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当前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着缺乏内在动力、农民文化生活单调、年轻人的文化需求被忽视等问题，需要建立健全城乡文化一体化体制，重视农民文化建设的主体地位，加强两支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城乡一体化发展包含城乡社会保障协同发展，重点在农村，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重要途径在于发展农村慈善事业。发展农村慈善事业，可弥补社会保障狭窄的缺陷，可以帮助提高社会保障工作的效率，可以带动整个社会善爱文化的发展，提升社会道德水准，营造有利的社会氛围，还可以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完整性、协调性与层次性。农村慈善事业的发展必须多管齐下同参与，政府民间齐努力。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是城乡社保统筹的重要内容。进城农民工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存在着保障意识低，绝大多数农民工未能参保基本养老保险；多数农民工缺乏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救助，农民工异地看病难，工伤保险参保率低，流动性强的农民工保障难等问题。建立农民工医疗社会保障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公正，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城镇化建设的稳步推进。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也是统筹城乡社保的重要内容，40岁以上人群成为新农保参与主力军、捆绑缴费可能会影响参保积极性、县、乡、村三级经办机构需完善、农民选择交费标准较低，处于试探阶段、农民养老需求呈现多样化，需要政府发挥引导作用，建立专门工作机构，提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层次，在确保资金安全前提下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与会专家指出，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矛盾纠纷日益增多。农村社会矛盾大多是人民内部矛盾，原因可概括为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少数干部不依法、部分群众不懂法。村级管理不规范、人民调解组织不健全。政策法律宣传不到位等。农民在集体维权过程中，一是利用弱势群体地位，打情感牌，并寻求官方话语权力。处理这类矛盾时，需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认真开展普法教育，健全矛盾化解机制。农村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问题业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和谐问题的重要问题。目前农村留守妇女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但在农业生产中她们存在劳动力不足、不会使用农业机械设备、农业科技知识不足等困难，来自重要他人的社会支持对留守妇女尤为重要。妇女留守导致了粮食产量有所下降、耕地“隐性”撂荒等问题。全国目前存在的5800万留守儿童，也是新农村建设需要解决的一道难题。
五、两型农业是现代农业的新方向
发展现代农业是新农村建设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与会代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对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进行阐述，一致认为农业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前提和重要着力点，在对当前一些地方实践和探索中的经验和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主要从实践的角度提出了立足自身优势、整合强农惠农资金、加大政策支持、创新农业发展机制、土地经营转移、县域经济统筹、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农业发展误区防范等具体的发展途径和解决问题的相关对策。其次对当前现代农业实践中的农业产业化和两型农业这两个比较重要实践方式专门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农业产业化方面，重点对农产品加工业、烟草产业、粮油产业、旅游产业、奶业等各类相关产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提出了依托资源优势、发展综合性合作社、多部门多系统参与等构建农业竞争力、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等具体的发展策略。在两型农业发展方面，主要从低碳农业发展与相关制度展望和政策研究、两型农业生产体系实践、以及农业立法等不同侧面对两型农业尤其是湖南省的两型农业发展进行了专门的研讨，提出了向循环经济转变、加大科技投入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强生态产业建设、加大资源环境保护等具体的发展对策。
乡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篇2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以系统的、平等的、全球的、协调的方式发展旅游、协调环境、旅游者和当地社区三种间的利益关系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1］。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我们的研究切入点也就是来自于总书记的基层调研。吴中区越溪街道旺山生态园为周边都市居民提供优良的旅游与休闲环境，成为独具魅力的集约化、多功能、高效益的当代生态农庄型度假观光胜地。与传统的乡村旅游相比，她除了可以满足游客的休闲娱乐、观光旅游、农业学习之外，还具有生态体检和生态教育功能，注重生态体验和生态教育功能，注重保护资源和环境，促使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是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途径。我们对农村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关注学者对于“三农”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关注农村社会的变化和农村基层工作者的新思路，关注农村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从中也了解到一些问题的缘由，也对中国的农村和城市二元社会的形成有了更深的理解。社会科学者们的思考，基层管理者的先进经验，以及城乡社会的矛盾都深深的震撼着我们。而对于农村建设问题的思考也源于多年的专业学习，农村建设问题中的许多问题是和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紧密相连的。建设“美丽乡村”与发展乡村生态旅游是相互促进、内在的统一关系［2］。乡村发展生态旅游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美丽乡村”建设可以使得乡村生态旅游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美丽乡村”增加了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的吸引力，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支撑。
2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可持续旅游是由国外引进的(即从“可持续发展”派生出来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开始受到大家的关注，它代表着一种新的旅游发展观，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也就是指:在维护文化完整、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满足人民对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要求。即可以为今天的主人和客人提供生计，又能保护和增进后代人的利益并为其提供同样的机会。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决定了我们一定要重视可持续发展研究。由于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各级政府和老百姓都缺乏实践的经验，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一定的经验，但是仍然在认识上、规划上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具体如下:对农村的内涵认识不够，简单的理解新农村就是新道路、新房子、新村庄，造成重视村容整洁，忽视生产发展。在空间尺度上，既要提高旅游者的旅游质量，又要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既要维护本地旅游发展的持续性，又要同周边区域和谐统一，真正实现旅游资源的和谐发展。在开发广度上，既要协调环境保护和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乡村“独特性”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又要注重乡村资源、民风、经济等方面的协调发展［3］。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标准是:延续历史文化，保护乡村资源;延长生命周期，保障经济利益。优美的环境和良好的生态是乡村旅游的基本条件，保持这样的环境也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经济效益是乡村旅游开发者、经营者、普通老百姓最主要的目标之一。
3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对待农村生态建设问题切不可不顾农村社会的现实。农村如果得不到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很难保住。农村建设如果不顾现实，盲目追求“面子工程”，可能会损害到农村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可以看出农村的生态建设问题对于农村社会的影响有多深。处理好这些问题，给予适当的引导，提倡一种新的文化，将对农村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第一，乡村旅游在开发过程中必定会造成开发和保护不一致的情况。从长远角度来分析，乡村旅游确实能在保护和继承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事实上目前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开发”与“保护”脱节的情况。有的地方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不注重保护，盲目的开发。在开发的过程中造成了很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破坏。一方面破坏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一方面对农村文化的吸引力造成了影响。第二，很多地方的旅游产品比较的单一，种类比较少，从而造成对游客的吸引力不强。这样游客来了第一次就不来第二次，留不住客人。目前，我国的乡村旅游主要是观光游，这样造成乡村旅游没有充分地开发和利用，旅游的形式比较单一，仅仅体现在乡村旅游的简单开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乡村旅游的整体开发还不够深入，没有能对市场进行充分的调研，挖掘乡村自身的特色。此外，还有乡村旅游的规模比较小，仅仅体现在农家乐的基础上，参与型、体验型的旅游产品比较少，不能满足游客的持续增长。第三，目前乡村旅游有的地方还不是很规范，市场缺乏统一地管理。同时，由于乡村旅游市场的开发时间较短，我国的乡村旅游存在管理规范上的缺失。造成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乡村旅游的分配利益不均，缺乏有效的政策来规范市场。乡村旅游中宰客、降低服务标准以及服务态度恶劣等情况较普遍，此类情况造成了游客的流失，游客流失了必然会给农村旅游造成非常大的损失［4］。
4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思路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思路可以总结为:“保护环境、和谐发展、统一规划、产业协同”。也就是说: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必须按照可持续思想及其系统理论与方法为指导，坚持科学合理地利用乡村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农业与乡村旅游的产业协调发展，扩大农民就业，促进增收，加速城乡一体化发展，充分调动政府、企业、行业、农户、游客等多方参与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资源和社会的效益均衡发展［5］。根据以上的总体思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到以下几点:①保护乡村生态资源，做到以农为本、农旅和谐发展，注重保护、注重开发与保护协调发展，不影响乡村旅游的正常运作。②做好乡村旅游长期、中期、短期的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循序渐进。③按照本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而采取差异化的发展思路，充分发挥本地区的市场潜力，利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优势，发挥乡村旅游在本地区的功能。④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的合理规划，调动多方参与主体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效益最优。
5结语
乡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篇3
关键词：云南；偏远民族山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开远市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7-0055-03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以满足农民公共文化需求为目的，以政府投入为主导，以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及其管护机制、培育人才队伍、丰富农村公共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文化惠民工程。它是实现新农村建设“乡风文明”要求的重要载体，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更是满足农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其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2009年，云南出台的《关于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设覆盖全省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由于地理、历史、经济等原因，云南偏远少数民族山区面临着比其他地区更加复杂和艰难的环境，往往成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遗漏的角落”和瓶颈。因此，云南偏远民族山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就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探讨云南偏远民族山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可以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一、开远市碑格乡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的概况
开远市碑格乡，距市区81.5公里，毗邻文山州砚山县，平均海拔2212米；全乡主体民族为彝族的朴拉支系，占总人口的96%；2010年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907.4元，是典型的偏远、民族、贫困山区。
从2006年起，碑格乡将以文化站、综合活动室、篮球场等为重点的文体基础设施建设和广播电视“村村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统筹城乡发展步伐的加快，开远市着力构建城乡统一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大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截至2011年，全乡已建成综合活动室14个、乡村小舞台9块、篮球场18块、乡村书屋6座，实现了广播电视“户户通”，初步形成了遍及乡村、方便群众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基本解决了全乡1.5万人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看书难、无场地娱乐等问题。
此外，在挖掘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经过逐级申报，碑格乡于2009年在云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被列为碑格乡彝族（朴拉人）传统文化保护区。
二、云南偏远民族山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云南偏远民族山区农村多数远离城镇，交通十分不便，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加之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经济普遍贫困，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步履维艰。开远市碑格乡的实地调查表明，云南偏远少数民族山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乡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篇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5年11月，国务院又出台了《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要加快推进农村社会改革，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这对当前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和要求，如何促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推动农村社会改革进一步深入，是摆在中国农村研究者面前新的时代任务。
为促进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者的讨论与交流，探讨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研究趋势，2016年5月21-22日，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和农村社会研究中心主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协办的“第七届农村社会学论坛――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现状与前景展望学术研讨会”在杨凌召开[1]。会议聚焦了国内农村研究领域的相关专家和学者，共同探讨了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现状与未来研究趋势，重点围绕现代乡村文化建设与公共空间重建、乡村的现代命运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国家治理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与逻辑、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及社区发展转型、农村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交流。
一、现代乡村文化建设与公共空间重建
（一）文化自觉与传统村落的保护
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鲁可荣教授认为传统村落一般是指具有比较完整的村落形态，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民俗和独特的农业生产方式，村民仍然生活、生产在村落当中。而相对于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也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且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需要秉承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2]。同时，鲁可荣指出传统村落保护的多元化和综合性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道法自然的农业生产价值；二是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三是村落社区共同体的生活价值；四是村落文化传承和独特的教化价值。他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如何传承古村落的价值：（1）原生态农业生产价值在延续的过程中应该与现代农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融合；（2）传统村落的生活价值应该结合现代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趋势，在促进村落发展的同时，实现村落共同体价值与乡村旅游的有效对接；（3）传统乡村文化和教化价值的传承应该重视乡村教育，乡村教育是乡村文化传承的“根”；（4）要以农民为主体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新乡贤”带动农民的文化自觉。在目前“大文化自觉”的背景下，关于乡村复兴的道路，国家层面提出了建立美丽乡村，社会层面则借助媒体的力量和资本下乡的形式在推进，知识分子则通过“新乡村实验”的形式在探索；返乡大学生和乡村精英通过本土创业在努力。但在村落文化保护中也应该发挥村民的积极性，激发农民的文化自觉，形成内部发展动力，从而与政府共同努力促进村落生命力的焕发，推进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教授认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国家的顶层设计更需要有文化自觉，如果没有顶层设计的文化自觉，那村庄层面的文化自觉则就无从谈起。
（二）民间信仰的社会基础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罗兴佐教授基于实地调查和家乡的体验，认为民间信仰的社会基础是宗族基础，即宗族崇拜和地域崇拜的结合。民间信仰从类型上可以划分为祖先信仰、鬼魂信仰、仪式信仰和马仔信仰四种类型，在这四种类型的信仰中，祖先信仰是具象型的，可以通过族谱、祠堂和坟墓等形式可以直接观察到；鬼魂信仰是抽象型的，主要是一些虚无飘渺的民间传说、鬼魂故事等高度抽象而构成的，无法直接观察；仪式信仰是一种仪式型，主要通过举行一些盛大的祭祀仪式来表现，并且仪式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必不可少；马仔信仰则是部分马仔以民间信仰的名义来骗钱，且可以进行代际传承，子承父业。
通过对不同民间信仰的类型和特点的比较，罗兴佐教授指出民间信仰在本质上是宗族崇拜和地域崇拜的混合，许多宗族祭祀和神仙祭祀是合二为一的；民间信仰具有地域整合的功能，家乡的村庙可以覆盖多个杂姓村，异性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这一渠道得到化解；民间信仰的发育程度与宗族文化的承接程度有很大的正相关；而民间信仰传承较好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抵御外来宗教的能力。
（三）激活当代乡村发展的共享系统
当代中国的广大农村，农民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农村因为长期资源输出和文化转型而成为国家发展中的短板。农村发展需要帮扶，从农村生活的传统衍生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想落实顶层设计，必须重新定位和设计，激发乡村发展的共享系统。
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张士闪教授认为激发农村发展共享系统的前提是必须认识到农村的问题不仅仅在农村，农村的贫困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当前村落共享系统缺失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1）农村劳动力外流，乡村劳动力缺失，农村的主体不是农民；（2）外来资本进入，但是与传统的村落脱节，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3）传统价值脱落，外来的价值观进入村落，农民的认同感缺失，传统村落共同体式微；（4）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滞后，国家文化建设下行机制不畅，乡建流于形式；（5）涉农资金缺失，国家与村落对接不畅，无良好的村民监督机制；（6）村落自治精英匮乏，乡村建设运动虽然活跃，各种人群进入农村，但是村落精英落地和合理运行距离较大。近代以来，乡村共享传统缺失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和探讨的重要问题，从20世纪的乡村建设运动到现在的新农村建设、“新乡村建设实验”和“新乡贤”等都为激活乡村的共享系统和探索乡村发展出路在不断努力。目前应该以共享、共治和共存为基本的价值基础，以最低的成本来治理，发挥女性群体、返乡大学生和返乡农民工等人群的作用，实现多元治理主体共治，建立畅通的上下互动、上行下达、下行上达机制，培育村落建设与发展的新型主体，激发乡村共享的传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农村问题的深层根源是文化问题，文化自主性被破坏始于100多年前。但是，这个破坏不是说西方在精神价值上优于我们，而是在载体上，西方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优于我们。农村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农业生产危机，进而威胁到农民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虽然把农村问题归结于文化问题，但是他发现其实源头依然是物的力。改革开放之后，乡村危机则是城市化不断发展引发的，这个仍然是物的原因，着力点不在文化中，应把传统文化与生产发展相结合。而民间信仰，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在宗族性的村庄中，公共仪式保存的比较完整，仪式化生活十分明显。但是，乡村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乡村社会性重建的过程中，如何符合现代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实现民间信仰的重塑是当代乡村文化建设和公共空间重建必须思考的问题。
二、乡村的现代命运及未来发展趋势
（一）当代村社制度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仝志辉教授认为从具象上来讲，村庄共同体主要有三个面向，即生活共同体、集体经济和行政单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村庄可以用“村社”一词来概括，是一种经济合作组织，其谋取村庄利益的一面在不断加强。村社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地域生活共同体，是在村社内部实现一种平等的安排，但这种村社制度仍然值得肯定。集体制下的农民身份可以保留一二百年，是一种弹性的制度安排，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讲，村社制度应该发扬、保留和不断转化。那么，如何研究村社制度呢？仝志辉教授提出，一是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研究，统分结合的双重精英体制，村民选择是村社公共意志的体现，而从共同生活的层面都可以体现，不同的村庄表现是不一样的，村社可以保留农业的生态价值，具有教育和教化等功能，应该重构村社的机构，重现村社的底色；二是可以进行集体―合作制研究，即从集体制到合作制的变迁研究，村社制度和中国传统有着很深的联系，在土地制度上，村社具有重要价值，是一种地租均享制度，并且可以有效利用土地和村干部，延续和发展村社制度[3]。集体制不能概括村社，可以用合作制度来概括村社，合作制度是农民经济合作和社会总体合作的一个中国制度安排。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熊万胜教授认为，由于大背景不同，全球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村落的发展也会表现出不同，南方国家气候好，适合农耕，村落作为小农经济的聚落形态，从而衍生出文明。中国南北也有差异，影响一个村庄的前景模式在于这个地区小农经济的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半农半耕和农业经营的发达程度，在农业系统稳定的地区，土地流转率比较低。而从物质层面来看，村庄的聚落是物的概念，中国的村庄是村社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的村庄以一种集体的方式、自动化的方式来集合，集体制是村落衰而不亡的重要原因。
（二）乡村的现代命运及发展趋势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的李远行教授以“村庄不死，只是凋零”为题，对乡村的现代命运和未来趋势做出了判断，认为这既是一种总体判断，又是一种价值上的关怀。“村社”一词是从俄国翻译而来，在中国的语境下来解释，则是一种传统的社会结构，从农村社会学的角度来讲，研究传统村落形态的时候用村社来形容，而不是村社制度。对于乡村未来的发展趋势，他认为村庄功能可能会消失，但其精神价值将依然存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冲击是乡村衰败的大背景，无法离开城市来谈论农村问题，在中国乡村衰败不仅仅是现代化的因素，还有体制性因素。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董磊明教授则以“村庄会消亡吗？”发问，从城市化和生命周期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太多，城市空间压力太大，小部分农村人口可以选择就近就业，大部分农村人口却无法实现就地城镇化。既是农民工进城打拼，最终却无法在大城市立足，伴随着年龄的增长，经济负担的不断加重，最终将无法在大城市生活。中国未来可能会面临“铁打的城市，流水的农民工；铁打的乡村，流水的老头”的窘境。从生命周期历程来看，中国的乡村老人将一直存在下去，当前农村代际关系紧密，只有部分人在城市定居，而这少部分人则是农民工几代人不断努力推动，是代际接力的结果。但这一部分人，也没有扎根在城市，仍然保留有乡土性。引入生命周期历程视角和代际关系来看，这是一种弹性的城市化。大部分人的生命一个阶段在城市，一个阶段在农村。“弹性城市化”与日本、巴西的城市化不同，在这样一个结构下，返乡农民工如何体面地生活，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董磊明教授认为，一是土地制度，保留农民在农村的土地，不能断其后路；二是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村生活环境；三是加强农村的共享体系建设。总体而言，村庄不会消亡，只是带“病”发展，部分功能会衰败。
三、国家治理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与逻辑
（一）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困境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刘金龙教授对政府重新侵入乡村的一些行为进行了观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退出了农村，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活了农村，让市场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大的逻辑。但是，近10年来，国家权力又重新进入乡村且速度很快，如枫林的造林投资，当地的社区逐渐退出了当地的管理权，政府通过项目来侵蚀当地社区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商人和乡村恶霸相互勾结，使一些土地资源被割裂，以生态移民、精准扶贫和提高效率等种种借口，打破土地资源与村民之间的纽带，侵犯当地农村资源的管理；同时在外来资本的干扰下，乡村内部存在冲突，地方政府通过调解乡村冲突进入乡村；城郊型农村，土地资源巨大，地方政府、乡村精英和商业集团共谋、干预村庄内部事务来分享利益，从偏僻的农村到近城的农村都面临这个问题。乡村若彻底解散，将会出现很多问题，政府将直接面对独立的农民个体。城市中，南方地区偏向股份固化，北方偏向成员权。宗族的力量可能导致村庄的消失，而恶霸治村，则是地方政府的支持，国家权力再侵入的一个结果。
厦门大学社会学系胡荣教授以“农民上访与政府信任的流失”为主题，分别从理论背景、基层政权内卷化、农民上访与信任流失、问题与对策四个方面谈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4]。他认为杜赞奇提出的“政权内卷化”这一个概念在分析当代基层社会治理困境时仍具有重要意义，并运用这一概念分析了国家政权的扩张及现代化过程，认为政治资源的流失导致了政府信任的流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少农村地区的政治内卷化与杜赞奇所讲的十分相似，司法公正也是内卷化的表现，司法公正在政府信任中很重要，政府的政策需要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如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政策就会受到来自弱者的“武器抵抗”。
（二）村庄政治与善治
针对村庄政治和基层治理困境问题，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贺雪峰教授以山东、广东和四川的调查为例，指出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发现，能够调动村庄资源的村庄发展较好，若无法调动村庄资源则村庄发展相对较差[5]。提出无论是利用集体土地，整合支农资金，还是将国家投资村庄建设的资金划拨给村民自行支配，将集体利益与村民个人利益相结合，产生对村庄成员的动员，同时形成的意志也对每一个人产生约束，使资金高效利用，这是具有很强政治性的农村。同时，贺雪峰教授也指出这种情况只是一少部分，更多的是服务组织的建立，村干部的职业化，公共意志逐渐形成和公共意识不断加强，部分个人意识被裹挟进去，政治被动员，可以把社区高度组织起来，产生强大的动员力量，将农村社会变成了农村社区，而社区内部不需要政治，也不需要对村民的动员，村干部的选举也不是基于自身的利益。由此，贺雪峰教授提出村庄没有政治，无公德的个人就会无节制的成长起来，最终变成国家福利投入多，却养出越来越多的“刁民”。
村庄的发展需要政治，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政治会剥夺部分人的权利。同时，农村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老弱病残留守农村，在这些人群中开展政治民主活动则面临一些限制，无法进行有效的政治和民主工作。农民工返乡是富人利用政策进一步获取利益的表现，农村政治的消失，村庄社会正在进行社区式的管理，这一趋势的优劣暂时无法判断，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仝志辉教授认为在“三农”政策上，国家力量的加强将使农村的居住方式与城市相同，国家可以统一推行相应的政策。未来的国家要走向何方？两个地区的不同方式，与国家领导人对其优势的利用有关，村社集体制度要有一个较好的农业发展环境，以农业为主可以获得体面的生活方式。城乡人口的流动，匹配着一个农业经济体制，农协体制可以保障村社制度。而村庄政治的动员则是基于成员的利益选择，可以通过实质化和仪式化两种方式实现，国家以新的方式侵入农村，规划着农村的意志，导致农村的治理制度不清晰，农村党员的先进性不到位，文化模范效应很难体现。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罗兴佐教授认为没有村庄的政治就没有善治，激活村庄政治可以塑造村庄本身的公共性，没有村庄政治必然会产生刁民，缺乏公共性。个体需要合作，没有合作就没有治理，村庄要有公共性，才算一个完整的村落共同体，否则无法完成村庄的功能，国家在村庄中的权利很多时候是一种转换。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在村庄中的存在是一种必然，村民自治的功能十分有限，村民自治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在这里需要澄清一个误解，就是不要总是认为国家权力进入村庄就必然是一种“恶”，而在乡土社会中这种介入是十分必要的。
四、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及社区发展转型
（一）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与精准扶贫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晓毅研究员在题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与驻村帮扶”的发言中，以精准扶贫为引子，提出目前驻村帮扶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如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对驻村帮扶的评价产生差异，精准扶贫过程中若没有驻村干部，则无法实现农户的准确识别，其效果就会无法保证。驻村帮扶可以提供基础设施，并进行监督，新的扶贫政策无法依靠基层干部做到，并且在村中发挥作用的不再是经选举产生的村委会，而是包村干部在发挥作用。经验调查显示，贫困地区有30%的村级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村级组织的功能和作用得不到发挥。目前村委会承担过多的行政职能，变成了政府的派出机构，村干部的行政化越来越明显。村民内部的事务村委会无法真正解决，为民服务的村干部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行政干部直接代替村委会。在这样的体制下，村民的内部事务被排除在体制之外，村庄的公共事务无人管理，村委会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因此，村委会应该重新回归农村内部事务上去，重新建构村级组织，让村委会变成自治组织而不是行政附庸。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社会学系付少平教授在题为“空间阶层分化与精准扶贫的困境”的发言中，基于对陕南地区的调查，发现移民扶贫并不能完成设想的精准扶贫目标，并指出目前陕西的移民扶贫主要有四种模式，陕南的避灾移民搬迁模式、片区中心化的模式、省政府推进的模式和简单的并村模式。最后认为农村空间格局改变不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塑造的过程，空间格局即社会阶层在空间结构上的映射，不同阶层所占有的空间资源由于受到原有社会结构的影响自然也会不同[6]。因此，在空间阶层条件没有发生改变的前提下，通过移民扶贫是无法实现精准扶贫的。
（二）农村社区发展转型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丹教授在以“后生产性乡村与农村社区转型”为题的发言中[7]，基于对杭州7县20个村的调研，可能由于农民工返乡、大企业扩张、工厂向村庄转移和产业转移等原因，导致逆城市化现象在杭州周边乡镇悄然出现。农业生产过剩，导致农村地区出现新的形态，主要表现为生产不再以必需品为主，以消费品为主；区域的居住类型发生变化；休闲区域出现。乡村不再是围绕粮食生产而组织起来的区域，新的产业类型在不断发展，经济在不断变化，社区类型也需要为其做好适应性准备，由此提出了“新田园”社区这一概念，适合农村生活，也适宜城市人口居住。这些新的变化出现之后，在政策选择上，政府和农民都需要积极行动起来，为此做出努力。从政府层面来讲，应该突破四个瓶颈，一是新社区公共经济的重建问题，新社区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家庭，更需要公共的空间和义务，家庭无法完成公共性的事务，需要社区来完成，通过公共文化建设来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二是乡村建设人才引进问题，“新田园”社区建设需要通过派出干部和村官来补充建设所需的人才，但村官扎根农村又不符合实际，国家应该实施“新乡村人才输入”计划，“送钱不如送人，派人不如奖励人”；三是缺乏切合实际的文化建设及技能提升活动，农民则需要教育和能力提升，应该在内容上进一步凝练提升，围绕农民自身做好基础性培训，少走形式主义，在搞好硬件的同时，加强软件建设；四是政府的整合系统需要进行调整，政府的壁垒太重，需要突破政府壁垒，成立工作组应对相应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李远行教授认为中国不是福利国家，福利和扶贫不同，农民被控制在乡村，村民在村庄内部有公共需求和自治需求，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导致村级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村庄公共事务更是无人问津。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研究中心熊万胜教授认为无序的民间社会和官僚系统的对接存在问题，而逆城市化是在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出现的，居住在农村，工作在城市，但这在中国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大部分地区尚不存在这一现象，只在少数东部发达地区出现。
五、农村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
（一）流动性与农民家庭生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以“流动性与农村家庭生活”为主题进行发言，通过2015年的驻村观察和2016年对三个村庄的摸底调查，发现子女对老人过度消费的这一问题。家庭是一种经济单位，从经济是否分开来判定家庭的规模，家庭形态的变迁，许多已经难以辨认，在调查中家庭形态以户主认定为主。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认识离乡人口多所带来的流动性问题，一是从农民工角度来看，这些人已经离开乡土，生产和工作在城镇，但是再生产却无法在城市进行，他们的父母妻子不得不承担起相应的职责，农村的生产和再生产脱节；二是从农村角度来看，城乡发展不协调，农村生产性功能大部分转移带来的结果，老年人虽仍在农业坚持，但是农业和土地对农户和农村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并且土地流转使土地和农户的联系薄弱。
传统家庭形态是一种比较弹性的形态，从核心家庭到扩大化家庭，但具体到农村地区仍然以核心家庭为主，大家庭是一种理想模式。以前家庭的边界强，但随着流动性的不断增强，家庭再生产的职能缺失。而家庭再生产职能缺失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从积极层面上来讲，在大规模流动之前和分家之后，两个家庭的关系变得更加淡漠，但在流动性不断增强的今天，两代之间的关系依旧亲密；而从消极层面来讲，多种形态的家庭中老人作为家庭的主心骨，表面上看是家庭职能的强化和复兴，但从长远来看是过度消费中国传统家庭的价值，老年人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过去的家庭价值是十分强调付出的平衡，父辈老去，理应由子女承担起照顾的责任，但现在尽管家庭形态多变，父辈仍在承担照顾子代的生活重担，这样的代际关系来看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这一问题必须予以关注和重视。
（二）流沙社会及其治理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熊万胜教授在题为“流沙社会及其治理”的发言中，指出流沙社会的政治结构具有独特的地点：一是上下脱节，上层具有严密的组织科层体系，但底层社会却是一个组织形态不完整的群众社会，而不是公民社会；二是组织发育不健全；三是地下社会和民间社会，借助中间力量来治理，国家治理是一种直接治理和间接治理的结合[8]。这种独特的治理结构也决定了其独特的治理特点，一是坚持两个利益，即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基层干部处于一种被压制的状态，名誉差、压力大，在治理过程中应该满足他们的需求，强化承包经营权，不放弃集体权；二是过密性治理，即组织、技术和资金过密，三者之间没有相互替代，这种过密是一种行政集权，导致了整体治理的无序；三是社会秩序基本稳定，但合法性较低，农民的认同度低。
熊教授在对流沙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治理特点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治理流沙社会的三种方式，一是维持现状，投入了很多的资金，但系统仍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二是组织起来，治理经验表明这也是一种无效的方式，已基本被放弃；三是从党和人民的关系入手，将党的组织和传统组织结合起来，传统组织和熟人社会结合起来，从这个视角出发，也许能找到治理流沙社会的可能路径。
（三）乡村研究的方法与视野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教授在题为“乡村研究的视野与方法问题”的发言中，提出中国的乡村研究需要对近30年来的乡村研究做一个梳理，并对每一个研究领域进行系统回顾，从而把握乡村研究的视野，将新老问题区分开，同时可以用新的思路去思考新的问题。张教授还指出在研究乡村问题时，需要“跳出农村看农村，跳出‘三农’看‘三农’”，中国的农村问题有其特色，当前的农村受到资本主义的冲击，传统文化受到新文化的冲击，中国存在的问题国外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即使存在在规模和程度上也有所差异。因此，在研究中国乡村问题是需要立足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兼顾国际化视角，通过国际比较来寻找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方法。
延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俊生教授提出应该建立一个反映农民利益的组织，可以与政府博弈从而扩大农民的权益。同时，胡教授还提出了农村教育城镇化的问题，由于人们对于城镇教育资源的主动追求，农村学校的撤并是迫不得已，部分是简单粗暴的合并。同时，对此提出了改进的对策和建议，一方面要增加城镇的教育资源，满足由农村进入城镇求学这一批农村学子受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办好农村学校，减少城乡差距，要切实提升滞留在农村这一部分人群的教育资源质量。
乡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篇5
[关键词]乡村图书馆；图书馆建设；农村
社会稳定是国家振兴的前提，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又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作为社会文化事业一个重要方面的图书馆事业，其协调发展是文化知识普及和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需要。现阶段我国乡村图书馆受地理环境、交通通讯、居住分散等因素制约，发展水平普遍比较低下，尚不能满足农村和农民的需要。因此，加快乡村图书馆的发展，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和提高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一、乡村图书馆在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1.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素质。在我省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人们普遍认识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加强文化建设，以满足人民群众富裕以后快速增长的精神需求。例如山东省寿光市委、市政府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把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作为着力点，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精心打造“蔬菜文化”品牌、推动城乡文化交融互动、加强乡村图书馆设施和队伍建设，以特色文化熏陶农民，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乡村图书馆应该充分发挥图书馆的资源优势和信息服务的功能，为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做出努力，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2.有利于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图书馆通过为农民提供优秀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农村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能够让人民群众接受文化熏陶，帮助农民划清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的界限，引导农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易俗、新事新办，积极倡导团结友爱、勤俭持家、勤劳致富、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德、公民道德和家庭美德，塑造积极、和谐、健康、文明的乡风民风。
3.有利于提高农民利用科技知识的本领。新农村建设，先要培养有创业本领的新型农民，培养农村实用型人才，要营造有利于培养农村实用型人才的良好社会环境，促进农民学文化、学技术，提高农民文化科技素质。乡村图书馆可以和其他社会培训机构合作，共同利用图书馆的书籍和资料开展活动。培训机构还可以依据自身的实力购置一定的书籍、电子资料及电脑等硬件设施，来扩大乡村图书馆的规模和提高现代化水平。
二、乡村图书馆存在的问题
1.经费投入不足。2005年对农村文化共投入35.7亿元，仅占全国财政对文化总投入比重的26.7％，直接为农民提供文化服务的乡镇文化站投入经费只有9.4亿元。2006年对农村文化共投入44.6亿元，占全国财政对文化总投入比重为28.5％，比对城市文化投入低43％，全国每个农民一年只能享受国家财政1.48元的文化投入。据调查，有些农村虽然建起了一定规模的图书馆，但乡村图书馆由于受到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的制约，经费投入极为不足，导致图书品种单一，不能适应新世纪农民文化生活的需要。
2.藏书量不足。一些开始进入小康阶段的农村，全民和私营图书经营协调发展，在贫困地区，由于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文化生活单调贫乏，图书市场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藏书数量少也是乡村图书馆面临的难题之一，国际图联标准人均藏书量为1.5～2册，但我国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仅为0.38册。由于村级没有财政经费，也很少有其他收入来源，导致了乡村图书馆不可能有大量经费用于购买书籍。其次是藏书内容陈旧，有滥竽充数之嫌。
3.乡村图书馆普及不够。近20年来，在政府文化工程的带动下，乡镇、乡村图书馆终于在乡镇文化站里占有一席之位。通过海内外公益捐赠和农民自筹自办等多种途径，也促进了图书馆在为数不多的乡村里安家落户。但是由于体制等原因，大部分乡村没有文化设施，在广大农村地区，教育设施普遍落后于城市。在3.8万个乡镇中有2.7万个文化站需要新建、改建，一些乡村图书馆则沦为应付上级单位检查的摆设，上面来人时匆忙开馆装装门面，检查完了就关门大吉，完全丧失了应有的文献信息服务和文化休闲的功能。
4.乡村图书馆人才匮乏。由于受农村生产、生活等因素的影响，大多数农民都讨厌农业劳动，都在想方设法脱离农业劳动，出现了我国大部分农村图书馆工作队伍人员老龄化，知识更新、创新存在难度，老中青没有形成年龄梯度。有的地方没有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专职人员，工作处于涣散状态。人员素质状况不理想，文化骨干流失，成为制约农村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瓶颈。地位待遇不保，身份难以确定，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热情。一些乡村图书馆人员出现青黄不接、人才断层和知识老化现象，使农村文化活动难以有效地开展。
三、乡村图书馆建设完善方案
1.多渠道投入。民办公助，多渠道投入，是巩固和发展乡村图书馆的根本保证，乡村图书馆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经费不足。根据我国当前的经济现状，乡村图书馆的经费支出，完全由政府财政拨款是不可能的。努力满足乡村图书馆发展需要：一是政府在政策方面要给予一定的优惠，动员和鼓励社会各界在资金及物质上对乡村图书馆进行投入；二是确保财政补助资金按时拨付到位。专款专用，也就是所谓的“公助”，这是巩固乡村基层图书馆建设的根本保障。
2.建立分馆制。分馆制就是中心图书馆或称总馆下设一些分馆，各分馆统一由总馆管理，统一采购，统一分编，统一分配图书资源，各馆之间图书信息资料相互流通，用较少的钱干尽可能多的事。公共图书馆可以根据读者需求和总馆的经费状况来设置市、县、乡镇级分馆。扩大图书馆的服务网点和提高服务能力，使省、市图书馆的大量的馆藏文献资源得到流通周转，这种方式将大大缓解县、乡、村图书馆因经费紧缺而无力更新图书信息资源的困境。
3.建立乡村图书流动点。为了更好地发挥乡村馆藏图书的作用，提高馆藏图书的利用率，在乡村建立图书流动点(一乡一点)，采取邮寄互借或汽车带书等多种办法借还图书。有条件的馆可配备一部送书车，巡回送书到点，每月周转一次，更换书刊资料，以后扩大范围，逐步向更多的周边乡村延伸。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根据各乡村特点来提供书籍，乡村图书馆收藏不要“小而全”，要根据村民的需要随时购进急需的读物。
随着国家的富裕，农村乡镇财力的增强，乡村图书馆会成为广大农民自由获取知识信息的最佳场所，乡村图书馆的建设成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问题。目前乡村图书馆面临经费投入不足、藏书量不足、人才匮乏等问题。因此，多渠道投入，建立分馆制和乡村图书流动点，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素质是解决乡村图书馆建设问题的主要措施，使乡村图书馆不断完善，高效率，高质量服务于农民。
乡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篇6
【关键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分析
乡村旅游规划，是旅游规划的一种。从资源的角度而言，是以村落、郊野、田园等环境为依托，通过对资源的分析、对比，形成一种具有特色的发展方向。近期，乡村旅游往往和新农村建设联系在一起。乡村旅游发展是乡村创新经济学理论下的一个成功实践。在我国广大的乡村地区存在着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和生态自然资源，乡村旅游开发和发展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和市场。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依据特有的旅游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业是乡村发展的有效模式之一，因此乡村是比较容易培养出特色经济的。对于提升和带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1.乡村旅游目前发展模式
1.1传统农家乐模式
农家乐是一种乡村休闲形式，是农民向城市现代人提供的一种回归自然从而获得身心放松、愉悦精神的休闲旅游方式。一般来说，农家乐的业主利用当地的农产品进行加工，满足客人的需要，而且农家乐周围一般都是美丽的自然或田园风光，可以满足舒缓现代人的精神。
1.2休闲农庄模式
休闲农庄模式是以休闲农庄作为经营单位的发展一种乡村旅游的模式，休闲农庄是指占地有一定的规模，以农业生产和乡村生活为依托，以农耕文化为核心，利用田园景观为游客提供乡村生产生活休闲体验以及住宿、餐饮等基本服务设施的经营为主
1.3民俗风情模式
民族风情模式是指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以独特的民族风情为基础，大力改善基础设施和旅游接待设施，引导少数民族农民参与旅游开发，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一种模式。
1.4品牌餐饮模式
品牌餐饮模式是指某一特定乡村旅游地以品牌化的特色餐饮作为吸引游客的主要手段，从而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一种模式。游客对旅游地的深层体验，“从味蕾开始”。特色餐饮，是乡村基于饮食传统文化，投入最少，最易于经营的旅游服务。比如：生态渔村
1.5创意产业模式
创意产业是指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创意产业模式是指依托乡村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发展创意产业所形成的氛围，开发艺术家社区等具有鲜明创意产业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并带动当地乡村旅游业发展的一种模式。
2.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乡村旅游的发展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经营与管理问题、规划问题、基础设施问题、发展观念问题、品牌问题等，其中这几个问题又是发展乡村旅游的重中之重。
2.1缺乏经营与管理能力
由于乡村旅游是在乡村或乡镇开展，乡村旅游的发展是建立在村民参与的基础之上，这样一来，村干部和乡镇领导就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的领导者，这些领导者缺乏现代旅游管理的理念和经营能力。加上村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更是缺乏旅游经营与管理的相关知识，经营观念尚未形成，缺乏旅游服务意识，不懂得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一系列经营与管理。管理人员和村民都缺乏管理能力的时候，造成服务不到位和管理工作的混乱，制约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影响了乡村旅游效益的提高。
2.2没有科学合理的规划
制定乡村旅游的合理规划是发展好乡村旅游的基本条件，然而有许多的乡村在发展旅游的时候，严重地破坏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不顾客观实际和旅游市场规律,盲目上、跟着上,各自为阵、重复建设。有的旅游开发者只注重规划，根本没有考虑原生态的旅游资源具有的价值，如恬静乡间小路、夕阳西下的田园风光等，就需要我们旅游开发的东西，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许多乡村就缺乏这样的观念，去效仿其他乡村旅游开发好村落。没有清醒的认识到乡村旅游规划重要的是不仅要保护自身的资源，而且是要开发好自身的资源优势
2.2.1管理不够规范，服务水平不高，乡村旅游服务的提供者大多是当地的农民，他们往往没有经过严格的培训，服务水平偏低，并且观念比较落后，没有统筹安排，提高服务质量的意识，致使管理比较混乱。
2.2.2缺乏商品意识，产品单一，乡村旅游仍然处在“吃农家、住农家”这样一个基础的接待服务阶段，真正农村的本地文化没有得到挖掘，有的已经在开发乡村文化，但也没有上升到商品的层次，使乡村提供给旅游者的服务形式单一，旅游产业链条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没有真正实现旅游对乡村发展的拉动作用。
3.乡村旅游的模式发展出现问题的解决对策
3.1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形式，是农村经济的一种转型，通过乡村旅游发展拉动农村建设，三产带一产，一产三产化，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势必会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另外，乡村旅游从单一观光采摘农业型向休闲、度假、体验乡村型发展乡村旅游有待产业的升级，随着大旅游休闲时代的到来和旅游者消费心理的成熟，单一的观光采摘已经不再能够满足乡村旅游者，旅游者到乡村希望得到乡村的生活体验和心灵的安宁，那么乡村旅游必定也应该从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体验旅游转型。
3.2加强管理制度，法律法规建设，规范经营管理
为了实现乡村旅游持续、健康的发展,应制定有关法令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乡村旅游的发展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乡村旅游的发展，必须加强科学的管理制度，依据法律法规，制定相关的经营管理条理，提高村民的法制意识，使乡村旅游的发展得以健康的发展。提高乡村旅游管理人员的素质，对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进行短期的培训，解决人才匮乏的难题。
3.3乡村旅游从依托城市向依托景区发展
乡村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不再以出游距离作为第一选择，而更多考虑的是旅游过程中的得到的服务和体验。乡村发展旅游要么依托自身资源的吸引力，自身没有资源的只有依靠附近的景区进行联合品牌，打造特有的服务接待。借助景区的客源。
结束语
总之，乡村旅游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前景广阔,面对着这样的有利条件,再加上现在的旅游热潮,因此在发展乡村旅游时要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如天龙屯堡模式。但不能一味的模仿别人的东西，开发乡村旅游的时候，我们要认识自身的资源优势与弱势，对旅游市场认真的做调查分析，毕竟资源是旅游发展的基础，市场是现代旅游发展的手段，效益最终才是旅游开发的目的。
项目来源：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长吉图参与体验式乡村旅游开发研究》中期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卢世菊.《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思考》，《理论与实践理论月刊》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