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范文
关键词：司马迁生年游历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论《史记》：“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实录”的真正价值在于不为统治者的偏见所囿，不局限于现有文字数据，而反映最真实的历史。而司马迁的《史记》能有“实录”这一美赞，和其具有的实地游历、考察精神有极其重大的关系。司马迁一生的游历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一是二十南游;二是奉使西征巴蜀之南;三是扈从汉武帝之游。当然，在整理司马迁的游历阶段之前必须要明白的是司马迁的生年。
一.司马迁生年考证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载：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是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
“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建元年间为前140年―前135年。“始建汉家之封”，指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四月封禅泰山。“是岁”即当年，“故发愤且卒”，指司马迁之父司马谈逝世于元封元年（前110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其中“既”字为已经之意，此句可译为：司马谈已经执掌天官，不理民政之后不久有了个儿子名迁。由此得知，司马迁生于其父“掌天官”之后，即前140年―前135年之间。[2]刘宋裴《<史记>集解》引晋人徐广之说：“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为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
《汉书・武帝纪》亦记载左证了徐广之说：“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为武都、柯、越西、沈黎、文山郡。”
司马迁西征而归之年为元封元年（前110年），说明司马迁奉命西征只能在元鼎六年（前111年）和元封元年（前110年）。古代交通不便，司马迁不可能在元封元年初的三个月内完成出使西南的任务。因此，“郎中”司马迁出使西南是在元鼎六年（前111年）。据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晋人张华《博物志》说：“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这里的“三年六月乙卯”，是指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二十八岁。由此推断的话，司马迁元鼎六年（前111年）“奉使西征巴、蜀”之时为25岁，即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这与上文推断司马迁出生于前140年―前135年之间相符。《太史公自序》中记载司马迁“二十岁而南游江淮”，如果按照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前135年）推算，南游之年为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并且其南游时长约在他20―25岁的五年之间。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载：“此游所涉历甚多，阅时必甚久，约计当有数年，归后始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邓、窄、昆明。”[3]如此记载确也得当。又，司马迁在其《报任安书》中写道：
今少卿报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
任安因戾太子案在征和二年（前91年）秋被下狱，司马迁预感到任安在“季冬”（腊月）可能遭遇不测。所以《报任安书》写作时间在征和二年（前91年）。由此而言，“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又证实司马迁“仕为郎中”之年在前121―前111年之间。所以之前论证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前135年）属实。司马迁“仕为郎中”之年应推进为前116年―前111年之间。班固《汉书・武帝纪》载司马迁扈从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元鼎四年为公元前113年，由此可知，司马迁“仕为郎中”之年应更确切为前116年―前113年。其南游时长约在他20―23岁的三年之间，历时两年多。
二.二十南游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载：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是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司马迁生于龙门[4]，体验了山间淳朴静谧的耕牧生活，强健了身心，对其之后创作《史记》时求真务实的精神有一定的影响。
“年十岁则诵古文。”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司马迁跟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师从老博士伏生、古文经学的大师孔安国、今文经学大儒董仲舒学习了古文《尚书》和《公羊春秋》。司马迁既有深厚家学渊源，又师出名门，当时西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文化繁荣，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司马迁的见闻。这些都为他日后能够创作《史记》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是以归。”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司马迁开始了以考证古籍、寻访先人遗迹为主要目地的游学。司马迁此行涉足今陕西、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九省区。王国维对此次游历进行了考察[5]，认为“当先沅、湘，窥九疑，然后上会稽，自是北涉汶、泗，过楚及梁而归”。司马迁经长安出发，渡江到达长沙，在此哀叹贬居于此的贾谊，悲悼自投汨罗江的屈原。[6]后于湖南登九嶷山，泛舟沅水、湘水之上，考察舜的葬地其生前的功绩。[7]然后司马迁经沅江顺长江东下，到达江西九江庐山，追寻大禹治水的遗迹;之后继续东下浙江绍兴的会稽山，探访禹穴;后抵达苏州姑苏台，眺望五湖（太湖）。[8]漫游南方之后，司马迁渡过长江北上到达淮阴。探寻了淮阴侯韩信早年的故土遗迹，[9]并从淮阴乡亲口中得知了许多关于韩信的生动的故事。此后，司马迁北渡汶水、泗水，到了春秋时鲁国的都城，今山东省曲阜县。在这里，司马迁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研究了儒家典籍，观看了孔子遗留下来的文物礼器，跟当地儒生学习了孔子的礼仪，搜集了有关孔子的遗闻轶事。[10]随后司马迁抵达了孟子的家乡，今山东邹县。在邹县东南的峄山下参加乡射仪式。并在鄱（今山东滕县）、薛（今山东滕县南）、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陷于困境。[11]司马迁觉得薛地民风强悍，不同于山东其他地区。他打听后得知薛地是孟尝君田文的封邑，孟尝君好养士，一些作奸犯科之人也来此定居，形成了这种特殊的风气。[12]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是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205年项羽以寡击众战败汉高祖刘邦的著名战役――彭城之战便在此地。彭城东边的下相（今江苏省宿迁县西），是项羽的故乡。彭城西北的沛郡（今江苏省沛县以东），是曹参、周勃、樊哙和夏侯婴的故乡;沛郡以西的丰县（今江苏省徐州附近），是萧何和汉高祖刘邦的故乡。[13]而沛郡的蕲县（今安徽省宿县），又是陈胜、吴广的起义之地。这些人都是楚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因此，司马迁搜集到了许多秦汉之际历史资料，了解了鲜为人知的刘邦及汉初统治集团。[14]之后，司马迁经过楚地，凭悼了春申君故城[15];在大梁（今河南开封）访问了“夷门”[16]，探寻了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司马迁在结束了大梁的游历后返回长安，“二十而南游”完成。
通过这次游历活动，年轻的司马迁用两年多的时间游历各地，考察了当地的人文风情，搜集了大量不着于书的历史材料，为其之后著书立说奠定坚实的基础。
注释
[1]王秀琴《探寻司马迁的游历》，《沧桑》，2009年。
[2]曾维华《司马迁生年新证》，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1月。
[3]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4月版。
[4]龙门处于今山西省河津县和陕西省韩城市之间，跨黄河两岸，汉时属夏阳县。司马迁故里究竟在陕西韩城还是山西河津在此不做详考。
[5]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二册，《太史公行年考》，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6]《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7]《史记・太史公自序》：“窥九疑，浮于沅、湘”。
[8]《史记・河渠书》：“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徨，上姑苏，望五湖”。
[9]《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10]《史记・孔子世家》：“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11]张映梦《司马迁的游历与<史记>创作》，《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6月。
[12]《史记・孟尝君列传》：“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13]《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
[14]夏于全、许光宏主编《中华名人百传》之《文化艺术卷・司马迁》，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年4月版。
[15]《史记・春申君列传》：“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司马迁与史记范文
关键词：孔子；司马迁；奇；义
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汉武帝极力推崇儒家，司马迁作为在封建正统教育熏陶下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作为史学世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他得到了当时许多士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师从当世最知名的儒者。这样，在外部大环境的渲染和儒师思想水滴石穿的渗透下，司马迁的创作文本中必然隐含了儒家的渊源。和与马迁同时代的著名文学家杨雄，就已经关注了司马迁和儒家思想的关系：“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①杨雄把司马迁与孔子并举，指出他们思想的一脉相承，而他们“爱”又各自有其特质，不可一概而论。
一、和孔子思想一脉相承的司马迁之“爱”
陈雪良先生在《司马迁人格论》中所说：司马迁的“多爱”之心，是施之于民众的，与孔子的“仁者爱人”的观点和墨子的“兼爱”的主张是同义的，并不仅仅是“爱奇。陈雪良的这句话指出了司马迁和孔子思想具有同一性。
孔子的“爱”具有广泛的内涵，其一，是施予众生的普遍泛爱。正如《论语・乡党》中记载的马厩失火一事，孔子下朝回来，立刻问：“‘伤人乎？’不问马。”马厩失火，作为主人孔子最关心的是有没有“伤人”，而不是珍贵的马匹。而所谓的“人”自然是负责照料马厩的奴隶，在春秋战国之时奴隶地位极端卑下，孔子不问马而问人，表明了他肯定奴隶的生命价值，这种思想在春秋战国是十分进步的，折射出人性主义光辉。其二，他的“爱“是有差等的。孔子提倡”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希望用礼来约束社会、规范行为，礼重在十伦，儒家“礼”精义就是“别”。所谓“别”，就是区分不同人群，划分等级，明确秩序。孔子强调仁爱必须首先以满足亲亲之情为前提，爱有差等，区分轻重缓急，由亲及疏，由近及远，与墨家普遍平等完全一致的“兼爱“相比，这种”爱“显然更符合人性的多。
司马迁“多爱”，他的爱也是施加于民众的泛爱。与孔子一样，司马迁怀着满腔的爱，在对历史事件描绘、对历史人物刻画的字里行间都渗透出人文主义的光辉。而比孔子更具进步意义的是，他打破了儒家礼教森严的“别爱”。虽然《史记》中记载最多的是帝王将相的事迹，但这是由史书的文体性质决定的，并非是司马迁对社会上层阶级有多么推崇。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为许多社会底层的民众也作了传，如刺客、游侠、滑稽、货殖……这些人身份卑微自是不可能对国家存亡产生影响，而往往是他们身上具有某些值得推崇的品质，相较于帝王将相事迹的僵滞和固化，这些人的身上更多地折射出司马迁的价值取向。突破阶级局限，有可写之事则必然诉诸于笔触，不虚美，不隐恶，这正是太史公之长。
二、价值取向的差异：“奇”、“义”之辩
孔子尚义，《中庸》云：“义者，宜也。”②后世学者基本上都沿袭这种解释，“义”即为宜，以“义”为道德、行为之准则。把孔子之“义”理解为道德、行为之准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若仅止于此，却显然还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孔子“义”的内涵。
孔子把义作为天下君子实现理想人格的最高的要求，《季氏》篇：“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求其志”，显然是指内在的道德修养；“达其道”则是指对外在社会、政治理想的追求。“行义”即实践义，就是要实现“仁”的道德与“礼”的社会理想，那么，“仁”与“礼”就共同规定了“义”的基本内涵。③孔子讲君子要“喻于义”、“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义以为上”，表明孔子对君子既有内在道德的要求，又有外在礼仪规范的要求，即兼有“仁”和“礼”，从而全面提升君子的人生素养，实现道德与社会的双重理想。
与儒家尚义不同，司马迁尚奇，具有与其他史学家截然不同的浪漫的性格和审美取向。司马迁在青年时代，就先后游历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搜求轶闻传说。又借史官的便利条件将诸子百家、奇文异书都阅遍了，正是这一切，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塑造出他不羁的浪漫性格。他的这种浪漫性格和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却是格格不入，只因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便被处以宫刑。这使他对当代政治的黑暗、人情冷暖有了痛彻心扉的体验，他认识到自己立功、立德的不可行，要实现理想就只能借给历史上传奇人物作传，而达到立言的目的。所以，《史记》成了司马迁的发愤之作，其中融入了浓烈情感。
《史记》因其爱奇的审美特征，而有别于其他史书，呈现出其特有的风貌。《史记》“爱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就取材而言，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历史人物的捡择无不体现一个“奇”字。《史记》记载三千年间的历史，期间历史事件的波诡云谲，历史人物的云屯蚁聚实非文字能描摩再现。而《史记》为之立传的人物仅一百四十余位，司马迁选择历史人物，不只看其历史功绩，也不只看其显赫地位，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都是倜傥非常之人，他更是以传神之笔，表现出鲜明的爱憎。二、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史记》也往往带有传奇色彩，如《鸿门宴》、《窃符救赵》、《完璧归赵》等，情节安排扣人心弦，场面描写惊心动魄，无不体现着司马迁“爱奇”之匠心。三、在寓托褒贬的写法上，司马迁用含蓄委婉的、甚至是离奇荒诞的手法来写人写事，而将自己的褒贬寄寓其中，如《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的爱好饮酒一事，刘邦喜酒色，醉后人见真龙盘旋于其上，于是，便不收他欠的酒钱。表面是说明刘邦是真龙天子，其实是讥讽刘邦，有天子之气却沉迷酒色，不事生产，甚至还是别人见到龙气免去其欠的酒钱，这实在是极大的讽刺。
司马迁爱“奇”已显露无疑，不过当我们遍阅《游侠列传》时却不难发现他在“爱奇”之中也渗透了对“义”的追求，显然司马迁的“义”已不同于孔子以“仁”、“礼”为内涵的“义”，他所推崇的“义”究其内涵，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其二，“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其三，“既已存亡死生，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有“义”之人感于恩义，坚守正义，慷慨赴死，面对不可一世地君主强权，挺身维护他人利益。小而为故主故国之仇，大而为天下百姓之苦，追求绝对的毫无保留的兑现。如郭解被通缉时，有一位藉少公助其逃之，知道他的藏匿之所，当广利前来盘问他时，藉少公为了对自己先前的藏匿行为负责，他用自尽以示守信，以此断绝官府想从他身上得到线索的念头，这样的尚“信义”，可谓彻彻底底，毫无保留。
参考文献
[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2]陈雪良《司马迁人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杨茂林，《司马迁的多爱精神初探》，社科纵横，2006（6）.
[4]刘尊举《孔子之“义”：“仁”与“礼”的承转与兼综》，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冬之卷.
[5]陈曦《游走于“崇儒”与“爱奇”之间――战争叙述探索》，艺术学院学报，2006（1）.
注解
①杨雄《法言・君子篇》，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页。
司马迁与史记范文篇3
关键词：《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汉高祖刘邦形象塑造批判精神
《史记》和《汉书》位居二十四史的前四史，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常被喻为中国史学史上的“双子星”。可是历代关于马班异同的专论著作不多，但研究《史记》者大都要涉及这一问题，所以散论、笔记，以及涉及的论说不可胜计。这其中以宋人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评》，以及明人许相卿《史汉方驾》为发轫名作。而今人的研究，以我国学者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徐朔方《史汉论稿》，以及韩国学者朴宰雨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等几部论著最有代表性。然而，个人的史学评判标准不一，这也就使得历史上后人对司马迁和班固的看法产生了极大的差异。在众多的评述中，有扬《史记》而贬《汉书》者，如宋代的裴S，晋代的张辅，宋代的程颐；与此同时亦不乏抑马扬班者的存在，如东汉的王充，唐代的刘知几。
在当代随着我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史记》和《汉书》的研究视角也越来越多。这其中包括从语言文字的角度，从两书中相同人物刻画的角度，从书中所反映的社会现象，甚至从司马迁和班固的人品对比等诸多方面对《史记》和《汉书》进行比较。而我认为，《史记》和《汉书》虽然各有千秋，可是从批判精神的角度而言，《史记》比《汉书》更胜一筹。下文以两书中对汉高祖刘邦的形象塑造加以论证。
无论是对《史记》还是对《汉书》而言，汉高祖刘邦都是一个不能够绕过，且极难下笔的人物。两汉的臣子如何刻画汉朝的开朝君主，这本身就是史学家面临的一个较大的难题，而刘邦却偏偏又是一个色彩斑斓、瑕瑜互见的人物，其臧否抑扬的分寸更是难以拿捏。所以本文通过两本书中对于刘邦的形象塑造，对《史记》与《汉书》中的刘邦正面侧面的形象进行对比，从而论证《史记》比《汉书》更具有批判精神。
一、两书中对刘邦的称谓不同。
在班固的《汉书・高帝纪》中，凡有提到刘邦的地方都称“高祖”，无论是在刘邦称帝前还是称帝后都是一样的，显得非常地统一而且恭敬有礼。司马迁的《史记》则不然。虽然在《史记・高祖本纪》中也有称刘邦为“高祖”的，可是在记载刘邦自起义以至立沛公之前的事情时都是称刘邦为“刘季”。事实上，季是刘邦的排行，而不是字。司马迁作为西汉太史令，能够接触到第一手的史料，自然不可能弄错刘邦的名字，以至于用刘邦的排行来取代其名。也就是他明明知道刘邦的字，却以刘邦在家中的排名“季”来称呼刘邦，仅从这一点看，不仅仅有别于班固的毕恭毕敬，而且流露出了司马迁对于刘邦未发迹之前的行为并不十分肯定，而这一情感态度在《史记》中的其他许多地方也多有流露。
二、《史记》一书选取了大量不利于刘邦形象塑造的史实。
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颂扬了刘邦不少的功绩，比如写到刘邦的顺应人心：“（汉军）与秦军战于蓝田南，益张疑兵旗帜，诸所过毋得掠虏，秦人喜，秦军解，因大破之。”①进入咸阳后，刘邦还下了这样的政策：“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悉除秦法。”②从中可以发现，司马迁并不吝惜笔墨去写刘邦的雄才大略、任人唯贤，善于收纳人心。可是，司马迁并没有使《高祖本纪》完全沦为刘邦的赞歌。相反的，他也直接刻画了一些揭露刘邦缺点的历史事实。如写刘邦发迹之前：“高祖……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妪、武负（妇）赊酒……”而刘邦喜好美色这一点在《项羽本纪》中也有涉及，借项羽之口说出了刘邦好女色这样的事实。刘邦出生在沛县，县令家来了贵客大摆酒席，官绅都去庆贺，刘邦这个小亭长也去凑热闹，送了个大大的礼金封贴，帖面写着“贺万钱”，但其实里面是没有钱的。在楚汉战争中，项羽想要尽早结束战争，于是和刘邦阵前对话，威胁刘邦：“今不急下，吾烹太公。”谁知刘邦却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既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③虽然说成大事者必须有所牺牲，可是司马迁在描述此事的时候并不吝啬自己的笔墨，反而把刘邦在项羽面前对父亲无所谓的态度与口吻刻画得惟妙惟肖。我认为，史学家在撰史时掌握许多的材料，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担任太史令一职，更能掌握到一手材料。可是对材料的选取和加工往往在于个人的选择。司马迁在刻画刘邦形象时把这些不利于刘邦形象树立的史料选取进《史记》中，可以看出司马迁的直言不讳与不唯上的态度。
除去这一类直接把刘邦作为主要人物来刻画的篇目，司马迁在其他的篇目中也多提到刘邦。在这一系列的篇目中司马迁也始终保持一种唯实的态度，对于刘邦的不当行为予以间接的表现，处处显现出《史记》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如在《史记・楚元王世家》中有这样的表述：“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栎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厌其嫂。”后来刘邦做了皇帝，将秦朝短命的原因归结于秦始皇未行分封，所以分封了大批的诸侯王，可是刘邦嫂子的儿子、刘邦的亲侄子却迟迟未受到分封。后来刘邦终于将其封侯，却给了他一个“羹颉候”的封号。
由这段材料不难看出刘邦的心胸确实有些狭隘，即便当了皇帝，仍是有仇必报之人，这多少有失君王仁义忠厚的形象。而在《萧相国世家》中司马迁则写到了刘邦称帝之后对于开国功臣的猜忌。萧何跟着刘邦出生入死，最后还是面临着刘邦的猜疑与不信任，以至于后来不得不“自媚于民”，可是即便如此委曲求全，最后还是难逃囚于廷尉的命运。刘邦的做法多少是不大光彩的，有一些行为甚至被后世称为流氓行径，但是司马迁却敢于将其载入《史记》。他本着“究古今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④的心愿，敢于直面事实，敢于对汉朝的开国君主的不当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而班固写《汉书》，很多都借用了《史记》，有的甚至是完全没有改造过的照搬，而在少数的地方进行了修改却处处显示出“为尊者讳”的特点，与司马迁的批判精神相比，确实略逊一筹。
三、班固为维护刘邦形象，在《史记》基础上有意删改，掩饰史实。
西晋傅玄曾经批评班固：“论国体则饰主I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这样说虽然有些偏激，却指出了班固作《汉书》时“为尊者讳”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在刘邦形象的塑造上显得尤为明显，由此更可以看出其批判精神大大不如《史记》。
（一）有意增删史料，维护高祖形象。
在《史记》、《汉书》的对照中可以发现，《史记》与《汉书》记载相同人物的有49篇，而在这么多的人物刻画中，有许多描写是完全相同的，有的段落甚至是一字未差。而在一些有差别的地方，往往是班固“为尊者讳”而做出的有意的改动。在《汉书・高帝纪》中可以看到对于一些不利于高祖形象的事情班固往往轻描淡写而过。例如鸿门宴一事，比较熟悉汉史的人都知道，当时刘邦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如若不是项伯救之，或许早丧命于项庄之手。我认为此事件是刘项争霸白热化的象征。《史记・高祖本纪》曾记载：范增对项羽说，如果今日让刘邦活着回去，他日项羽军中人必为之俘。对于这样重要的一件事情，司马迁用了1500字来描绘，可以说刻画得十分精彩。然而到了班固的《汉书》中却被删减成了大约500字，去掉了近三分之二，只留下对事件的一个大致刻画。这不能不说是无意的。此外在这段史实的刻画上，班固对于有损刘邦形象的地方，如“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都删去，而把彭城之战、陈平问楚、彭越韩信会兵垓下等楚汉相争的重大事件，从《史记・项羽本纪》里面抽出，写进了《汉书・高帝纪》中。这样一来，班固增删史料的意图就显得非常明显，就是维护刘邦的形象。而对于那些反映在楚汉相争中，刘邦处于劣势、项羽独掌乾坤的相关史实，班固则有意地进行压缩，增加了能够突出刘邦英雄形象的史料，如安排了刘邦世系和斩蛇的神话，还引用了他的父亲班彪在《王命论》中称颂的刘邦“其兴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使。”⑤的句子，来树立统治者的光辉形象。而《史记》中许多不利于高祖形象塑造的段落都被删去。如《史记》中有“项羽和宋义北救赵”的一段倒叙文，也被班固删去。就连《史记》中简单的一句：“沛公病，还之沛。”班固也将“病”字删去，可见其处处小心谨慎，为尊者讳的行文特点，其批判精神也难以同《史记》相提并论。
（二）打压竞争对手，树立高祖形象。
在写刘邦时，还有一个不可绕过的人物，那就是项羽。《史记》和《汉书》对待项羽的态度明显不同，《史记》有《项羽本纪》，可汉书却作《陈胜项籍列传》，将项羽和陈胜放在一起列为一传，可见对其地位的不重视。司马迁作《项羽本纪》，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由秦亡到汉朝建立，中间共有5年时间，这5年时间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攻势、控制局势的是项羽，所以司马迁实事求是，将其列入本纪。但是班固却将其列为列传，而且和陈胜同传，有明显贬低的意味。当然，班固这样处理对其自身而言有两个好处，首先，将项羽列入列传自然就抬高了高祖刘邦的地位。其次，这样处理还可以避免出现把刘邦这个开国君主放于他人之后的情况。这样的处理方式和对项羽的态度可以反映出班固为朝廷服务的心态。班固更多接受的是一种传统的观念，自己认为司马迁“是非颇异于圣人”。⑥可见班固的是非观是与圣人保持一致的，也就是一种正统的封建史学观，从这一方面讲，其针砭时政的批判力度是远不及《史记》的。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史记》比《汉书》更具有批判精神。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一结果呢？我认为主要是由于司马迁和班固生活的社会背景，撰史的性质和目的，家族的影响，以及个人价值观和史学观点不同。班固的《汉书》是官修史书，自然处处都有所忌讳，无法像司马迁一样就事论事，批判求实。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定《汉书》的价值所在。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鸿篇巨制，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司马迁和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界的发展都是功不可没。
注释：
①②③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9.
④司马迁.报任安书.
⑤班固.汉书・高帝纪.中华书局，1999.
⑥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99.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99.
［2］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1999.
［3］赖汉屏.史记评赏［M］.三民出版社，2006.
［4］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M］.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
［5］赖汉屏.史记评赏.三民出版社，200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