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论文篇1
城市化进程中边疆地区民族问题治理/高永久，秦伟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5
从构建“和谐社会”到共建“和谐世界”：构建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研究之五/黄仲盈//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24~30
从自由到自决：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于福坚//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31~39
促进法兰西民族走向统一的有利条件/陈玉瑶//世界民族.-2011，⑵.-67~75
俄国泛突厥主义研究/张来仪//世界民族.-2011，⑵.-30~39
共同地域的演化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渊源/何淑涛//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6~19
关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权益保障的思考/王飞，吴大华//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9~12
关于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研析与思考/井方，吴瑶//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99~109
后冷战时期欧洲少数民族保护机制的特点及不足/焦传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⑷.-6~11
“后体系时代”民族自治立法创新研究：以四川省民族自治立法为实证/陈云霞//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6~12
论美国非洲裔的历史文化及其保护/施琳，蔡柳青//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20~126
论民族问题的文化化和法治化：我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反思、改革与完善/刘东亮//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1~16
论欧洲民族主义形成过程的三个阶段/张涛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33~37
民族变迁与政策转型：以城市化背景下东北少数民族的发展变迁为例/卢守亭//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20~24
民族地区政策稳定理论探析：内涵、特征与影响因素/左宏愿//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17~23
民族概念：民族纲领政策的理论基础：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民族理论系列论文之二/金炳镐，孙军//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5
民族关系评估与检测-预警管理信息系统的构建/阎耀军，吴中元，朱吉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8~23
民族关系特征：民族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指导：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民族理论系列论文之四/陈丽明，金浩//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1~15
民族聚居区域行政法的特点与策略/韩舸友//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1~5
民族利益协调：国家的抉择/常开霞//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5~10
民族问题概念：民族工作的理论依据：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民族理论系列论文之三/裴圣愚，秉浩//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6~10
欧洲非政府组织与欧盟少数民族问题治理/赵纪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⑷.-12~17
欧洲一体化：区域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交织/田烨//世界民族.-2011，⑵.-1~8
浅析现阶段“民族融合”观点的社会影响/文妮，肖锐，陈永亮//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25~28
“少数民族”概念的产生与早期演变：从1905年到1937年/杨思机//民族研究.-2011，⑶.-1~11
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处置行动逻辑研究/张成//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5~8
试析法国遣返罗姆人事件与法国的单一民族国策之关系/叶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⑷.-1~5
试析美国“熔炉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悖论/姚建军//世界民族.-2011，⑵.-40~44
我国散杂居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及特点/李安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30~33
西部大开发中民族意识变迁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探讨/杨沛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⑷.-26~29
二、理论综述
表述问题：文学人类学的起点和核心：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而作/徐新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49~154
“表演理论”之后的民俗学：“文化研究”或“后民俗学”/王杰文//民俗研究.-2011，⑴.-33~46
朝圣与族性差异：对特纳“交融”概念的省思/石峰//世界民族.-2011，⑶.-36~41
纯粹的卡里斯玛及其传导性：当代康区及果洛地区藏传佛教转世喇嘛的心景/郁丹//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34~44
从“人民”论卢梭的民族主义理论/张宝梅//世界民族.-2011，⑵.-88~94
从“文本中心”到“文本探索”：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探讨/王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60~165
从信仰到信：美国民俗学的民间宗教研究/彭牧//民俗研究.-2011，⑴.-47~66
从“学术浪子”到“学术带头人”：访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徐杰舜问；彭兆荣答//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12~17
从政治伦理学到历史民族志：访著名人类学学者张佩国教授/徐晶，谢杲馥问；张佩国答//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22~27
“diaspora”的译法和界定探析/汪金国，王志远//世界民族.-2011，⑵.-55~60
多民族村落族群认同的原生特点与现代构建：以甘肃甘南夏河县桑曲塘村为例/徐黎丽，孟永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09~116
反思与重构：论“主体民族志”/朱炳祥//民族研究.-2011，⑶.-12~24
拂去历史尘埃，重现始祖灵光：“壮族始祖布洛陀”编造说辩证/覃彩銮//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82~88
广征语言事实，阐发奥义于微末：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五十九/何彦诚问；李锦芳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47~54
“魁阁”和“边疆人文研究室”之比较/杨绍军//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109~115
回归“原生态”反思：从洞经音乐到侬人古乐/罗彩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26~32
历史之维与生命之维：“原生态文化”的双重视野：以“侗族大歌”的入世为例/徐新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4~17
理解费孝通的一种新路径：从费孝通的亲迎“三区论”谈起/赵旭东，齐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89~97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研究理路探析/王伟涛//世界民族.-2011，⑶.-42~47
旅游发展与边疆的去边缘化/孙九霞//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6~11
论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趋势/瞿明安//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47~52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的评估标准：以赫哲族“伊玛堪”为例/韩成艳//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52~57
论跨界民族文化认同及其现代建构/雷勇//世界民族.-2011，⑵.-9~14
论文化生态的变迁与民间文艺存在和发展的新趋向/欧宗启//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34~39
论西南少数民族村寨中的“文化空间”/余压芳，刘建浩//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32~35
民俗学中的“母题”概念及对母题索引的检讨/张成富//民俗研究.-2011，⑴.-125~138
民族旅游内在矛盾与民族旅游规划管理研究：以湖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旅游业为例/马晓京//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34~39
模式与互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的几个问题/马伟华//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53~57
欧洲中世纪到近现代“民族”概念的演变与启示/唐书明，唐学敏//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47~52
评议“离农”“为农”争论：教育人类学视角的农村教育/庄孔韶，王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79~83
亲迎“三区论”的知识社会学分析：对费孝通研究的一个补充/赵旭东，齐钊//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45~158
人类学对非洲的发现与重现/马燕坤//世界民族.-2011，⑵.-50~54
人类学视野中的民族医学疗效评价/张有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50~56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与跨界民族区别刍议/黄文波//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78~82
社会记忆研究：从“集体记忆”到记忆实践的历史社会学/杰弗瑞•奥利克，乔伊斯•罗宾斯著；周云水编译//思想战线.-2011，⑶.-9~16
神圣与世俗的通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悖论性抉择/吕俊彪//思想战线.-2011，⑶.-90~93
《史记》书写范式与民族志书写的本土化/吴宗杰，余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70~77
试论人类学理论中“结构-能动性”的对立与接合/李旭//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08~112
数字传承人：一类遗产表述与生产的新型主体/阮艳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50~54
孙作云图腾神话研究解析/朱仙林//民族艺术研究.-2011，⑵.-61~69
所谓“海外民族志”/王铭铭//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16~129
特约稿：陕甘宁青新文化厅官员与专家千字文笔谈《非遗法》的实施/蒋惠莉，王兰玲，陶雨芳，吕霞，韩子勇，朝戈金，乌丙安，刘锡诚，董晓萍，祁庆富//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5~20
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族群文化原真性研究：以从江岜沙苗族为例/孙九霞//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8~25
文化研究与人类学的探索/【日】长谷川清//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62~67
文学人类学：探寻文化表述的多重视野/叶舒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66~171
文学与学文：一个比较文化的视野/彭兆荣//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55~159
西方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转向/巴胜超//世界民族.-2011，⑵.-45~49
寻找“民俗的意义”：阿兰•邓迪斯与理查德•鲍曼的学术论争/王杰文//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205~211
也谈民族文化的创新/杨昌儒//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53~58
一个家乡人类学者的实践与思考/韩敏//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55~61
仪式、权利与族群认同的建构：中国西南部一个京族村庄的个案研究/吕俊彪//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58~63
遗产旅游与乡土社会：关于灵渠文化遗产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周大鸣，石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72~78
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杨利慧//民俗研究.-2011，⑴.-7~32
原生态文化与中国传统/徐杰舜，梁枢，郑杭生，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2~13
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兴起/【美】纳尔逊•格雷本，金露著；金露译//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1~11
中国人类学电影创作实践历程与革新/侯小琴//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14~119
壮族布洛陀神话破除中国无创世体系神话的旧说/潘其旭//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89~99
做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呵护人：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五十八/李盎问；曾羽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33~35
三、社会、文化及其变迁
白银锡勒牧场上的人-草-畜/赛汉，张海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35~39
保护瑶族乡村盘王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和策略：以恭城瑶族自治县西岭乡新和村盘王节为例/毛汉领，陆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04~108
被压抑的现代性：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潘泽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57~63
边疆、道德、治理：以感染性疾病的控制为例/邵京//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2~22
表演理论视角下的郭德刚相声：个案研究与理论反思/祝鹏程//民俗研究.-2011，⑴.-67~81
城市少数民族社区改造：基于空间意义的模式分析/陈云//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29~32
重庆蒙古族来源及其社会文化/王希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54~59
从“洪水型”神话看老挝老龙族与壮族的文化渊源/韦琴//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40~143，158
从“候鸟”到“留鸟”：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李林凤//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13~19
从日常生活视角看烟台营子村蒙古族族群认同的多重表述/王志清//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47~51
从屯堡发生学看社会如何可能/孙兆霞，张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9~15
“大禹治水”文化内涵的人类学解析/汤夺先，张莉曼//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0~13
傣族剪纸：活色生香的民间艺术/王艳琦//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51~55
当代八坊回族妇女嫁衣的人类学考察/苏静//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10~115
地域社会的构成：整体论的视角：以摩哈苴彝族村和周城白族村为例/朱炳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9
滇东南边疆苗族婚姻习俗探究：以麻栗坡县董干镇马崩村的调查为中心/田景春//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1，⑸.-62~68
滇越边民跨国流动与社会稳定研究：基于国家、地方与边民的视角/谷家荣//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64~71
滇越铁路对沿线彝族社会文化的影响/杨甫旺，李娜//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46~51
侗族口传文学的传承机制研究/郎雅娟//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20~24
侗族“萨神”与原始“礼”制比较研究/龙耀宏//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1~6
侗族戏剧审美人类学研究/黄守斌，周帆//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42~45
都市回族社区的历史变迁：以镇江杨家门社区为例/杨荣斌，马一//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70~73
风水与坟业的历史民族志：清代光绪十八年绩溪司马墓“盗葬案”探析/张佩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8
符号动员与景观再造：旅游情景下的“抗倭历史名城”打造/林敏霞//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30~34
福建宁化夏坊“游傩”研究：一项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张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74~78
复合文化：基督教背景下的彝族文化变迁/黄瑾//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67~71
改土归流后移民家族的建构及其意义：以湖南永顺县青龙村林氏为例/瞿州莲//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17~122
甘南藏族家族结构研究：基于卓尼藏族民间组织沙尼与汉族家族比较的视角/谢冰雪//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73~77
贵州“里民人”探寻/王献军//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46~49
锅庄石信仰、房名与藏区社会组织的变迁：以川西鱼通地区为例/郭建勋//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116~121
黑龙江省柯尔克孜族历史文化特征研究/吴占柱//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95~98
黄道婆籍贯之争的人类学思考/谭晓静//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65~68
回族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宁夏回族农民工的抽样调查/马金龙，李录堂，李莉//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77~81
集体仪式传承和变迁的多重动力：当代黔中屯堡地区“抬江会”活动的田野考察/王青梅，刘铁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6~21
家庭视角下的“农民工”回流行为研究/郭云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36~41
建构传统：牧民社会时间的释义：以内蒙古那日苏嘎查蒙古族牧民为中心/宋小飞//民俗研究.-2011，⑴.-162~170
建筑人类学视野下的侗族建筑/向同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15~19
景观意识“内”“外”眼光的聚焦与融合：以云南迪庆州茨中村的葡萄园与葡萄酒酿制为例/郑向春//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18~23
居住空间的文化建构：白马藏族房屋变迁的个案分析/刘志扬//民族研究.-2011，⑶.-25~34
空间、家屋与人观：以关中邓村为例/董敬畏//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19~124
苦聪人文化适应性的社会心理研究/李春忠，罗承松//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78~80
跨国通婚、信仰与秩序：义乌穆斯林跨国通婚研究/马艳//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28~35
跨境橡胶种植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影响：以中老边境两个哈尼族（阿卡人）村寨为例/马炜，张雨龙//思想战线.-2011，⑶.-17~21
旅游背景下族群内部关系变迁的实证研究：以“五落钟离山”为例/莫代山//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39~142
旅游地空间话语的社会建构：以世界遗产地西递村为例/张骁鸣//思想战线.-2011，⑶.-99~105
旅游发展与民族村落社会变迁：基于鄂西神农溪景区罗坪村的调查/吴爱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4~17
旅游吸引物符号建构的人类学解析：以“神秘湘西”、“神秘文化”为例/赵玉燕//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184~189
旅游业的“意外”产物：对一起网络事件的民族志分析/苏敏//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82~92
论傣族节日庆典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关系/吴之清//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47~50
论侗族传统择偶习俗的文化意义/龙昭宝，梁思娥//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25~28
论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社会控制功能及启示：以景颇族为例/赵天宝//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03~107
论台湾原住民的书写策略：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观察/彭佳//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35~39
论藏族饮茶习俗的形成及其特点/罗桑开珠//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85~90
论纸马的信仰背景与艺术基础/陶思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84~88
密枝节祭祀起源模式与话语维护/宁智锋//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28~33
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的种类、分布和人口/赵永胜//世界民族.-2011，⑵.-82~87
庙会组织与民族国家的地方社会：妙峰山庙会的公民结社/王立阳//民俗研究.-2011，⑴.-139~161
苗疆再造与改土归流：从张中奎的博士论文说起/徐新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37~41
民国时期回族社团组织及功能研究/丁明俊//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9~30
民国时期“康西”边缘的“汉人社会”：以工布江达一地为中心/王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30~38
民国时期理番四土、五屯之社会文化研究与实践/王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39~45
民俗文化村的文化表演：以生态人类学的视角分析/潘峰//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93~100
民族英雄评价问题学术讨论/赵永春，孙婉婷//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65~73
仫佬族民歌的类型、功能及意义/滕志朋，刘开娥，莫秋//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72~77
内格斯尔而外关公：关公信仰在蒙古地区/陈岗龙//民族艺术研究.-2011，⑵.-56~60
宁夏农村回汉族际通婚调查分析：以平罗县城关镇为例/何粉霞//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36~40
普米族白石崇拜的文化解读/奔厦，泽米//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40~46
羌族地区城镇变迁述论/陈松，黄辛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⑷.-44~48
清代新疆汉民族移民社区的信仰和日常生活/王志强//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94~98
箐苗“祭山”仪式的现象与思考：六枝县梭嘎乡补空寨个案调查/徐小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63~66
人类学视野下的水族稻田祭祀仪式舞蹈文化解读/欧光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38~41
日常生活视野中的农区蒙古族族群认同与少数民族村落文化建设：以烟台营子村为个案/王志清//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60~65
三洞水族使用巫术的原因初探/张振江，苏慕烽//思想战线.-2011，⑶.-22~26
散杂居民族“同而不化”的策略性应对：基于湖北省鹤峰县三家台村蒙古族的人类学考察/沈再新，唐胡浩//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24~28
山地民族农耕模式与生态适应：基于对怒江峡谷秋那桶村的田野研究/温士贤//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52~56
山区农村聚落的布局与空间组织：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曹雪//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20~22
“商人型教士”的新型宗教：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滇西北的早期活动（1846-1865）/【法】施帝恩著；尼玛扎西，刘源译；彭文斌校//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46~56
少数民族文化在主客位视野中的差异及其原因分析：以那坡县壮族“敏”支系传统文化为个案研究/陆潇玲//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117~122
社会关系网络与农民工投资型输出：以佛山“攸县人”挖机经济为例/周大鸣，刘玉萍//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42~48
社会秩序理念下对侗族村寨孝养关系的思考：以贵州从江县下江镇平寨为例/高法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78~81
社神崇拜与社区重构：对中山市小揽镇永宁社区个案考察/李翠玲//民俗研究.-2011，⑴.-171~186
生存的策略：青海河南蒙古族“藏化”现象的探讨/林冠群//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57~66
试论安多地区多元文化共生格局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贾伟，李臣玲，王淑婕//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56~60
试议“西北民族走廊”的范围和地理特点/秦永章//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7~72
试析寺院社会化管理及得失：以青海省推动藏传佛教寺院社会化管理之实践为例/华热，多杰//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146~151
苏尼/嫫尼与彝族历史及其研究/罗庆春，李春霞//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25~130
土家族梯玛还愿仪式研究/谭志满//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27~130
土族的“班斯纳得那”研究/杨卫//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98~204
佤族国家认同的历程、现状与挑战/陈晓婧//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52~57
外来语言与山区少数民族：以广西龙胜瑶族D村为例/刘丽敏//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40~43
维吾尔族农民在京、津两地生活适应度的调查/阿布都热西提•基力力//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63~68
无文字族群宇宙观念的身体表述：嘉绒跳锅庄的文学人类学阐释/李菲//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97~102
武婆信仰与桂林区域社会变迁/胡小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78~84
西南地区传统银饰工艺与族群的关系/张建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46~49
习惯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周真刚//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48~53
信仰•禁忌•仪式：壮族经布洛陀的审美人类学发微/王敦//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108~116
新疆城镇发展和双语教育的进程：南疆地区两个专题调研报告/马戎//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59~172
象征人类学视野下的彝族丧葬仪式研究：以成宁县浆子林村为例/余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42~47
“言出必中”赛“神仙”：汉藏“梦先生”故事比较研究/林继富，查斌//民俗研究.-2011，⑴.-105~124
艺能之思绪尽可录制吗？：以日本冲绳民乐团体纪录片为例/【日】寿田吉孝著；姜娜译；韩敏校//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69~71
彝族丧葬仪式的象征意义分析/余舒//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81~85
优势视角：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服务实证研究/刘建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64~69
有关壮族年龄组（朋友）的考察/【日】田诚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85~92
“玉器时代”的国际视野与文明起源研究：唯中国人爱玉说献疑/叶舒宪//民族艺术研究.-2011，⑵.-31~41
渔民春节祭祖与宗族聚合：以鲁南微山湖区为中心/余康乐，刘星//民俗研究.-2011，⑴.-187~202
源于自然审美的哈尼族服饰生态文化/袁爱莉//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56~59
云南纳家营回族生存智慧的政治人类学解读/李春红//云南社会科学.-2011，⑶.-68~72
藏传佛教金刚法舞面具的制作、分类及其宗教内涵之研究/才让//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21~33
中国古典园林景观的意义和旅游价值/罗树杰//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24~29
中国西南古代氐羌民族的融合与分化规律探析/王文光，段丽波//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32~34
中日端午民俗文化比较/武宇林//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58~62
珠三角“村改居”与反城市化现象探析/李翠玲//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29~135
壮剧与民俗文化/陈丽琴//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36~139
壮族人文始祖布洛陀信仰的传承与重构/覃丽丹//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100~107
族际通婚与族群关系：潭溪土家族的实证研究/陈心林//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23~27
四、女性问题研究
北京回族女性的文化传承与变迁：以北京牛街李家为个案/【泰国】纳静安//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58~67
玻璃天花板下的守望：A大学女教师工作满意度研究/赵叶珠//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73~77
从服饰色彩的变迁看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转变/王晶，刘彦//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68~72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水利建设运动中的女性：以福建省惠安女水库为例/杨齐福，汪炜伟//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69~75，82
关于媒介素养教育作为性别平等倡导战略的研究/卜卫//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5~12
教育增权与撒拉族农村妇女发展/闫丽娟，李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50~55
科技领域女性高层人才成长状况与发展对策：基于五省市定性调查研究报告/全国妇联课题组//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31~38
农村回族女性教育状况的调查与思考：以宁夏泾源县黄花乡为例/江晓红//云南社会科学.-2011，⑶.-82~85
女性高层次人才的社会排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的调查/徐延辉，熊欢//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39~47
女性在科学实验工作中地位与作用的社会性别研究/宋琳//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48~53
社会性别主流化框架下德国女性主义语言政策/张智，孔德明//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96~100
守贞节是妇女的文化宿命吗？：关于近期有关事件引发的文化与妇女性权力的讨论/李银河，等//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60~68
她/他们为什么赞成或反对同龄退休？：对选择退休年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刘伯红，郭砾，郝蕊//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22~30，47
性别与城市社区安全：“低阶政治”视域中的女性参与/郭夏娟//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13~21
以社会性别视角审视法律以法律推进保障性别平等：《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女性与法律”栏目15周年回眸/周应江//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101~107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夫妇”叙事的女性倾向/刘红//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34~138
五、研究动态与书评
读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罗杨//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90~194
读莫斯《献祭的性质与功能》/龙飞俊//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85~190
21世纪以来我国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综述/李技文//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72~77
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研究概述/波•少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89~94
接近“他（她）”的生活：读《中国音乐家的生活》/李娟//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73~178
近二十年民族分离主义研究述评/张建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40~45
近三十年国外民族政策研究简述/哈正利//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34~39
近30年中国医学人类学研究回顾与反思/徐义强//思想战线.-2011，⑶.-124~130
镜中镜：读《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与美学》/冯莎//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78~185
旅游与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评述/刘安全//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65~69
时间就是社会：在历史人类学的脉络中解读《传统的发明》/常海燕//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94~197
田野调查，立身之本：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第五届研究生论坛会议综述/罗红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98~103
田野、理论、方法：中法人类学与社会科学对话学术研讨会纪要/刘宏涛//民族研究.-2011，⑶.-106~107
仪式的谱系与解释：读《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罗正副//世界民族.-2011，⑶.-94~96
饮食人类学研究述评/彭兆荣，肖坤冰//世界民族.-2011，⑶.-48~56
有多少意义可以重寻：简评《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李列//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86~188
民族文学论文篇2
（一）教学方式的转变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程，其文化底蕴丰富，民族音乐作为中华民族的沉淀文化，是当前音乐行业中最具影响力的表现形式，从山歌到小调，从民族情感到民族色彩，民族音乐以独特的魅力带给人们听觉上的盛宴。互联网时代下媒体在高校民族音乐中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你讲我听”的教学方式，实现了教学方式上的转变。首先，高校民族音乐教学中教师不再是教学的主体，课堂内容不再是单纯的理论讲解，而是利用媒体为学生展现出民族音乐的学习技巧，让学生能够模仿音乐大师进行自我练习；其次，媒体的运用营造了良好的课堂气氛，无论是对视频的播放还是对音频的点击，都能够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提高自身对民族音乐课堂的喜爱。另外，媒体改变了传统教学方式所出现的局限性，学生与教师可以在课下利用网络进行交流、沟通与学习。
（二）教学内容的转变
传统教学模式中，教育内容无非是音乐理论、音乐知识、演唱演奏技巧、情感表达，由于民族音乐的乐理知识比较复杂与抽象，很多学生在理解与掌握中比较困难，对其本质含义无法理解。并且，在民族音乐教学中，视唱练耳是培养学生音乐能力的基础，但是，由于课程时间短，音乐教师在培养学生视唱练耳中缺乏时间因素，会导致部分学生视唱练耳成绩过低，进而影响后期的演唱与演奏技巧。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各种有关民族音乐的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高校音乐教师利用音乐网站对其内容进行整理，将其中所包含的教学知识、教学重点以及教学技巧进行掌握，实现教学内容的转变，从根本上实现了以演唱与演奏基础为主体，演唱与演奏技巧为重点的教学内容。
（三）教学过程的转变
在传统的高校民族音乐教学中，教师是课堂的主体，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形式，很多学生对民族音乐学习不感兴趣，认为民族音乐过于乏味、枯燥，甚至部分学生在音乐理论课程中出现“呼呼大睡”的现象，这种情况很难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无法提升民族音乐的教学质量。但是，互联网时代，音乐教师对媒体的运用，能够改变这一现状，比如，音乐教师在乐理讲解中播放音乐大师的访谈内容，并及时将乐理知识与访谈内容进行联系，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在演唱与演奏练习中，音乐教师可以利用媒体，将具有代表性的音乐表演进行下载，方便学生观看，特别是一些重点和难点部分，通过反复观看，仔细聆听，掌握其中的诀窍，使其能够在模仿他人的过程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表演方式。
二、媒体对高校民族音乐教学带来的影响
媒体是互联网时代的标志，在互联网时代，媒体的作用与日俱增，其中，在高校民族音乐教学中，媒体以新的手段与方式，对高校民族音乐教学的思想、观念、模式、方法进行改善，使其与传统教学模式相分离。从本质上而言，媒体对高校民族音乐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媒体为民族音乐教学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
传统教学模式中，由于受到资金、传统观念的影响，高校民族音乐教学资源严重匮乏，教学资料基本上以书籍、录音带、VCD为主，且内容陈旧，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该类教学资源的影响下，会导致学生与教学内容产生隔世之感，从根本上影响教学效果。互联网兴起后，媒体以独特的形式出现在高校民族音乐教学之中，并以丰富的教学资源改变了传统资源现状，教师可以利用互联网将媒体中所上传的音频、视频、曲谱等资源进行下载，利用网页查找相关音乐信息，欣赏到各个地区的优秀音乐表演，了解全国各地的音乐教学动态以及音乐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网站有中国古曲网、华音网站、绿洲音乐网、洪恩在线等，在这些网站中可以查阅民族音乐乐理知识、音乐录音技术、音乐表演技巧等。此外，网络中所存在的各类媒体访谈节目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教学资源。由于互联网具备及时性、信息性、全球性，所以在信息更新中速度非常快，无论是音乐教师还是学生，均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相应的音乐知识，提高音乐成绩，增强自身的音乐素养。
（二）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更新教学观念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书育人的重要条件，传统教学模式中师生之间难以形成良好的关系：传统模式中，教师是严肃的，高高在上的，是“传道授业解惑者”，学生需听从教师的意见，服从教师的命令，不与教师发生学术上的争执，虽然说这种模式强调了教师的重要地位，但是却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开发，对学生的发展而言有着阻碍作用。在互联网时代，各种媒体的运用将这一局面改善，并且改变了教师的主体地位，实现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有效沟通与交流。比如，学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自己的音乐创作、演唱、演奏作品传递给教师，让教师给予指导与帮助；如果在课堂中学生对部分内容难以理解，但是却因为时间的原因无法在课堂中进行询问，则可以利用互联网媒介，像QQ、微信等通信软件，实现与教师的课下交流、互动。此外，教师可以设置官方微博，邀请同学对某类民族音乐节目进行评点，使学生能够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提高自身的音乐素养。但是，从整体而言，音乐教师要想真正与学生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形成新的教学观念，就需要将传统的主体角色进行改变，为学生提供互联网的使用方法，媒介产品的使用技巧，帮助学生利用媒体观看民族音乐表演，使学生在民族音乐道路上越走越好。
（三）提高音乐教师的音乐素养，提高教学质量
如上文所言，在互联网时代，教师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源泉，由于时代进步过快，社会发展迅速，部分民族音乐教师所具备的音乐素养呈现出落后、老旧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音乐教师需利用互联网时代的积极因素，利用媒体的发展特点，及时提高自身的音乐素养，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科学保障。
1.媒体的运用能够提升音乐教师的媒介素养
在社会的发展中，媒体的出现不仅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并且也是社会发展的潮流。在高校民族音乐教学中，教师要利用媒体的基本特点，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其中，教师要加强对媒介的认识与理解，对媒体的重要性进行分析与研究，并将自身的基本素养与媒体进行结合，在媒体信息化、媒介化的特点下，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比如，教师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观看音乐节目表演、欣赏音乐演唱、演奏比赛，聆听专家的音乐讲座，从而提高自身的音乐素养与媒介素养，为民族音乐的媒体化发展奠定基础。
2.媒体的运用能够提高教师的专业修养
民族文学论文篇3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民族文学论文篇4
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不乏自然主义的生命观照，但总是与生态环境保护紧密相连，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意识流露则如实地显示了在“少数民族与自然真实交往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可信的自然”，丹麦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将其区分为“自然教化思想”与“自然母亲的隐喻”两类本质差异，即中国现当代主流文学创作归属于大众文化的自然主义崇拜，人们渴望从自然生态中去寻找认同，其自然抒写蕴含着对现代社会失意人的安慰，“通过唤醒人们对自然亲和印象的感知，达到社会教化功能”，汇入了“生态批评”、“生态责任”的现代概念，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生态自然内涵却截然相反。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古至今都蕴含着自然主义的神秘特质，并通过歌颂自然传递非同一般的隐喻色彩。例如蒙古族草原题材文学常常将未开垦的草地比喻为“处女”，隐喻女性与自然的关系，那些蕴藏着珍贵矿物的土地形象都是友善的，仁慈的，大自然在蒙古族文学中以哺育生命的母亲象征出现，认为它们“集温柔与坚定、激情与秩序、幼稚与成熟为一身”，神秘莫测、不可捉摸，需要善加保护。此类身体化的体认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比比皆是，回族文学《疙瘩山》中的自然抒写以母亲的道德使命指代自然延续物种的母体责任，描写了回民黄土地膨胀、受孕、分娩、隐退、死亡的全过程，表达自然支配人类的“第二性征”，歌颂自然被动的、服从的、被使用的天赋道德，成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文学的代表，其母喻范式的益处在于通过自然的无私服务，化解男权社会的极端控制，号召人类承担起对母性自然的责任义务。古语有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过原始自然意象的人格类比来完成人类自身行为的抑制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惯例，而90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对生态自然的理解与其说是一种态度与精神，不如说是一种审美风格”。
我国现当代主流文学创作将自然生态内涵视为反对工业主义的存在，当自然成为现代人心灵的庇所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天然具备自然主义的启蒙性，九十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看不到丝毫对自然主义的消费，而是作为一种审美的愉悦之源而存在。例如土家族文学讲究返璞归真的情性自然，视“无执着”为自然的本质状态，代表名著《梯玛神歌》展现了土家族人面对死亡的豁达；纳西族民间歌谣的审美对象覆盖了宇宙星空与山川风物，专注于平凡小事，力求呈现人与物的自然性灵，传递物我合一的思想；苗族古歌充满了对客观自然的模拟，将真实之美视为自然之美，早期的《中麻歌》、《枫木歌》是自然物象的真实；中期的《铸日造月》、《栽枫香树》是自然境遇的真实；后期的《迁徙歌》、《神子神孙》则是自然情感的真实。虽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自然的审美体验各不相同，但均取法于天地，立象以尽意。正如荣格所说，自然不能成为人们面对世界工业化的安慰剂，更不能化身文学炫耀的产物，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精神，即“它是一种不以自然为自然的创作精神”，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并没有将自然创作对象与其自身鲜明区分，少数民族文学的自然主义精神物我不分，不是建立在对自然的虚拟想象与征服之中，相反是人化的、神性的、对生命自然的确证。
二、诗意言说方式：作家最高体的性灵之光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最擅长的是对自然的诗意言说，原因在于真切可感的大自然不仅存在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劳作中，还存在于少数民族的民族命运之中，是民族命运中的一切自然之物给予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殊驱动，使之相较大众文学的自然言说多了一分犹如小儿蒙昧未开又天真无邪的诗意。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天然具备自由野性的特质，云南佤族的《西岗里》意为从山洞走出来的人，描写了“猎头祭谷”、“生食动物”的部落生活，但对自然的倾心塑形却达到了中国文学的极致，佤族的河流、山岗、阳光在文中自由穿梭，即使是最可怕的“人头祭祀”也因为“山神的节日”隐去了血腥与荒诞，取而代之的是山里人的歌、大峡谷的惊天涛声，以及作者在秋天的转弯处看见的一座座哀伤的石头。汉族作家迟子建形容他为“最生动的身姿、最沉着的气度、最辽远的包容”。此类自然的抒写在少数民族作家的眼里“既是基于生存厉害关系的表达，又是对人类自然存在的诉说与感情依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源自作家的原始冲动，他们没有对自然强大的控制欲，依靠自身与自然命运的深刻联系来反映人与自然的依存。其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思绪是无目的性的自发抒情，倾向于表达人的内在和谐性以及对土地、生命的真实感知。无目的性是自然主义文学的精髓，即意识到自然外物对身体的作用都是为了让心灵获得生而为人的各种影像，布依族文学《洪水潮天》中的砍柴翁在饿死的时候庄严地致谢天地让他看到了神的力量；维吾尔族的《中国土地上的圣战》虽然是描写伊犁少数民族反抗封建压迫的作品，但却对战争做出了超越性的解释，指出是自然的意志教导我们主宰民族的生命，依靠感觉、快乐以及思想来活着才不会被混乱不堪的心神困扰，对人的自身自然做出了经典的诠释，丝毫看不到人处于残酷战争中的心理失衡以及与自然的紧张对立关系，自然早已进入了创作者的意识，成为文学思维的高级形式促使作家内化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心灵的造景者，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使命仿佛就是对自然无止境的观想涌现，始终保持着最适当的姿态，其恬然闲适的距离化、人文情怀以及审美空间弥漫着浪漫与古典的诗意，“那并不是对生活的短暂溢出或调味，是面对自然真正的谦卑与敬畏”。
从二十世纪开始，我国文学创作接受了西方的心身学说，体现为对哲学的二元论检阅，在主张物质与思维的同时，大量地参入了对文学功能性的贯彻，对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游离于外，闪耀着最高本体的性灵之光。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当代自然主义作品都是“科学化的自然主义”，以探索自然资料与感官证据来反映世界的合理性，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是体悟性的自然主义，例如拉祜族《扎努扎别》对作家童年田园生活细致入微的描绘，抒发“哪里有自然哪里就有黄金”的呐喊，表现作家经由自然净化后对生命价值的沉思，质问读者人死后会再生吗？除了穿衣吃饭你还操心些什么呢？土家族《母船》、《百合》写游子在千里之外怀想故乡宁静古朴的生活，展示了土家族人恬淡、和谐的生存样态，是作家立足于乡土自在生命的精神回归。可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处处蕴含着作家主体在场的心灵表白与叩问，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自然诗意的表达，是诗意的自然对少数民族作家心灵塑造的结果。根据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灵魂学说对文学创作进行的补充，文学既是服从现实物质实体的形态表征，又是“对作家心身探索中无广延的、不朽的精神力量的感性解构”，少数民族作家正是受到了自然有形体与无形体的知觉影响，从而塑造了自身的自然观念、思维以及欲望。
三、结束语
民族文学论文篇5
2009年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为突出中职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特色，少数民族中职语文教育必须在重视学生职业教育为特色的基础上，形成以全面素质、综合职业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能力”为目标的现有中职教育理念，努力培养学生多方面的综合素养。综合素质不仅包括审美、创新素质培养，针对少数民族中职学生来说，还包括许多更重要的如重拾信心、积极的心态、自我制约能力、健康的个性等德育方面的内容。
（一）让学生重拾成功的信心，拥有积极的人生态度
由于少数民族中职学生大多数来自农村家庭，经济状况普遍不好，加之学生本身成绩不理想，经过中考的打击或者根本没有经过中考而被直接分流到中职学校，自身的价值长期以来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所以这些学生普遍缺乏自信心，与人沟通能力也较差，不爱学习，出现破罐子破摔混日子的情况。因而帮助这些学生们在新的学习环境中重拾成功的信心，树立成功的信念，以便充分挖掘出他们的潜能，学会良好的生存技能，成为语文教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应该充分考虑到学生的特点，选择一些与他们有相似家庭出身或有相似学历背景的成功人士的事迹，作为学生励志的榜样。还可以多安排学生动手写作、动口讲述的环节，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勇敢地发言，讲述自己喜欢的人、事、物等等，对学生的发言与写作采取多鼓励多赞扬的方式，让学生感受到成功的希望，被认可的态度，这样便于他们更快更好地找回信心，树立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
（二）培养较强的自我制约能力与健康合群的自我个性
很多少数民族中职生因为父母长期外出务工等特殊原因，父母长期无暇管教或疏于管理子女，使他们养成贪玩、自控能力差等不良习惯，有的学生甚至自我封闭，性格孤独怪僻。而自我约束力欠缺，生活散漫，意志力比较薄弱，学业上不思进取，责任心不强正是影响其无法学会职业技能，形成良好生存能力的致命因素。因此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健全的人格教育应该成为我们语文教学的内容，可以多选取古今中外杰出人物通过对自身长期以来要求严格，不懈地努力不断追求才获得成功的例子来感染学生，同时，在教学环节中多设计学生之间协作完成的任务，培养学生沟通交际的能力，还应对学生的课堂考勤、作业、纪律做严格的要求与记载，以督促学生形成严谨的学习与工作态度，团结合作的集体观念，锐意进取的生命活力和坚强的意志力，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敬业精神，永不停息的拼搏精神和跳出现状的批判创造精神，为其将来职业生涯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职业语文能力的培养
由于少数民族中职学生文化基础普遍较差，加之学校教学条件也相对落后于中东部的中职学校，这些中职毕业生要想在社会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实用职业技能的培养尤为重要。语文课教学更应突出职业技能培养的特色，学生的学习要满足未来职业岗位的实际需求：
（一）强化学生应用写作能力的培养
当今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文字表述已经成为处理、存贮、传播、交流信息的一种主要的手段和媒介，应用文写作成为十分重要的实用技能。所以应用写作能力已经成为毕业生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换句话说，它已经成为学生就业的一种竞争手段。常见许多单位批评中职毕业生连请假条也不会写，这充分说明利用中职语文课程培养学生应用写作能力的重要性。
修订后的中职语文教学大纲也要求从应用文文种和写作要求两方面对教学进行强化。要求便条、单据、书信、启事、通知、计划、总结、求职信、应聘书等应用文写作种类必须入选我们的中职语文教材，同时，我们应该根据各专业的特色，有侧重点地选择不同种类的应用文进行教学，如工科、理学专业的学生掌握如计划、总结、报告等日常事务类写作就可以了，而经济贸易专业的学生可以适当增加如经济合同、标书、市场调查报告、广告等经济应用文类写作文体，而法律专业学生可以增加如诉讼文书类的应用文写作，做到以就业为导向”的要求。
（二）强化实用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学生除了能写，还要会说，表达准确，语言文明，仪态大方，交际能力强，这不仅仅是单纯说话技巧的体现，本身也是一个人思维能力、知识水平等个人整体素质的体现。部分少数民族中职学生由于生活环境、语言交流障碍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普通的口语表达交际能力不强，因此，我们应该通过语文教学，充分提高学生这方面的能力，这样不但可以锻炼学生的思维敏捷性、灵活性和逻辑性，而且还可以帮助学生找回自信、重拾信心，为将来成功就业，谋取更大的发展修炼扎实的内功。根据新大纲的要求，我们的中职教材应加入介绍、交谈、复述、演讲、即席发言、应聘、接待、洽谈、答询、协商、讲解、采访、讨论、辩论等训练项目，这些都是未来学生在工作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口语表达交际项目。特别是演讲与辩论项目，是最容易提高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教学内容，我们除了讲解相关的知识技巧外，还可以在课堂或课外，模拟如竞聘、述职等现实场景，要求学生在现实场景中扮演相关的角色，进行竞聘演讲与现场述职，这样既可以锻炼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也能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另外，在课外，我们可以多组织学生辩论会，鼓励学生参与观看，努力快速地提高学生语言表达技巧与能力。
（三）注重学生阅读与欣赏能力的培养
少数民族中职学生相对来说阅读面窄，知识积累不丰富，视野也不够开阔，因而，在语文教材的编排上，古今中外的名家名篇是不能或缺的。如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到现当代的新诗中可选择一些经典的篇目要求学生背诵，从孔孟、老庄、司马迁、唐宋家到现当代的鲁迅、老舍、郭沫若、朱自清，还有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沙翁、近代著名大师雨果、巴尔扎克、列夫托而斯泰等等，他们的作品都可作为学生课内外阅读欣赏的内容，以丰富学生的文学知识储存，培养学生的阅读与欣赏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文化修养。同时，在教学模式的安排上，应尽量避开单纯的认字识词的基础知识教学，应该让教材的课文成为学生自身感悟、得到人文思想的熏陶和感染，提高人文品位，调动学生内心的人文关怀的佳作名篇，因而要求老师在讲解时不要一味的灌输，机械的分析，而只起恰当的点拨，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多诵读、多感悟，多思考，多谈自己的想法，这样才能加强学生敏捷、准确的语感”能力，切实地提高学生的审美感悟能力，阅读与欣赏能力，增强自身的内在气质修养。
三、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渗透
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文化是我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语文教育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学中还要特别关注少数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和经济文化等，可以将本地区本民族特色文学作品、文化民俗、旅游景区、特别是成功人物的事迹编入教材中，给学生一种贴近生活的亲切感，这样既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能使学生对自己本民族本地域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这样打造出的少数民族中职生必须具有自己的品牌特色，将来通过学生的流动宣传，也可以将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民俗等广为传播，这是双赢的教学模式。具体来说：
（一）将文学作品及文化习俗、民间工艺等的介绍融入教材内容中
将文学作品及对文化习俗、民间工艺等的介绍融入教材中，能使学生在学习语文基础知识的同时更加深对本地区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了解，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以湖南湘西地区为例，湘西是土家族苗族聚居地，在湘西文学作品选择方面，应首推沈从文先生的《边城》。这部唯美小说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同时更多的向人们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其次，古华的小说《芙蓉镇》打破了唯美的模式，通过湘西芙蓉小镇的风云变迁史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寓政治风云于世态民情的风俗画、一曲哀婉而又严酷的山乡民歌，字里行间浓缩进作者对乡里乡亲乡镇浓厚的爱恋情怀。除此之外，湘西土家族、苗族地区有许多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习俗、民间工艺，如土司文化、丧葬嫁娶文化、祭祀文化、苗鼓、民族歌舞等文化习俗，挑花、织锦、银饰、泥哨、竹编、马尾斗笠等民间工艺，这些都是本土文化中的精品，民族文化的瑰宝。我们可以将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及反映民风民俗和民间工艺的历史、特色或制作流程等的优秀文章纳入语文教材，使学生学习了解，还可利用课外时间组织以弘扬、传承民族文化”为主题的各种形式的专题活动，如指导学生实地考察、走访、参观，了解本地区本民族杰出人物、民族风情、民间工艺等，还可组织作文比赛、演讲比赛、手抄报比赛等，通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提高学生对本地区文化特色的充分认识。
（二）将本地区旅游景区介绍融入教材内容中
少数民族地区自古以来自然风光奇秀，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之大统，风景名胜区众多。如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区，著名景区就有张家界、凤凰古城、中国南方长城、里耶古城、猛洞河漂流、王村(芙蓉镇)、文学大师沈从文故居等。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张家界为例，它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风景区、天子山风景区三大景区构成的武陵源自然风景区1992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做为湘西中职学生来说，必须对这些著名风景名胜区及其相关的知识有较为系统的了解，这既是内在知识储备的需要，也是增强自身竞争能力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知识纳入语文教材，也可以将这些知识做为音影资料在课堂中播放，或者课后专门组织学生观看欣赏，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三）将本地区本民族杰出人才的事迹融入教材以鼓舞激励学生
仍以湘西为例，湘西地区人杰地灵，俊才辈出，先后涌现出众多的杰出人物，如民国内阁总理熊希龄，以沈从文、萧离等为代表的湘西著名作家群，现代著名画家黄永玉，现代民间工艺美术家叶水云，现代著名歌唱家宋祖英等。这其中许多知名人士出身也比较寒微，他们的成功都经过自已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是自身不畏艰苦、不怕艰难，勤奋努力的结果。他们的成名经历、特别是那些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奋斗故事，完全可以做为入选语文教材的内容，用来激励学生向杰出人物学习，坚定信心，相信自我，不断向着成功进取奋进。
民族文学论文篇6
近几年，随着新课改的实施，语文教学水平总体有了很大提高。但少数民族乡镇中学由于受办学规模、教学资源等因素的制约，在语文教学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了教学效果的进一步发展。首先，语文教材设置不够合理。文体混杂，没有侧重，教材选文忽视少数民族文化，不符合地区学生特点，能力要求脱离少数民族学生实际。教材编写要力求做到社会需求、学科体系和学生发展水平这三者的统一。而少数民族地区现行的教材，在编写上却是以翻译汉文教材为主，能力要求脱离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以汉族学生为对象编写的，不适合少数民族学生心理规律。其次，学校基础设施落后。乡镇中学办学规模小，水平差，效益低，设施简陋，手段落后，教学课件和教学资源严重匮乏。少数民族多聚居在偏远地区，经济落后教育投资少，学校分布集中、数量少。学校硬件建设落后，缺乏信息化教学手段，教学方式落后，多数民族中小学的实验室、微机室、语音室建设条件差，图书资料短缺。再次，教师队伍差异大、能力素养和综合素质不高。民族地区乡镇中学的语文老师往往学历偏低，知识结构老化，大部分都在40岁以上，并且主要以中师学历为主，其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也不高，自主学习的条件也不具备，尤其在复式教学模式下，农村教师繁重的工作量致使其无法有时间更新观念。基层教师队伍不稳，由于条件相对较差，许多教师不安心在基层中小学任教，师资远不能满足各类学校的教学需要。最后，学生的辍学现象严重。部分乡镇学生辍学率甚至达到64%，出现了班级由低年级向高年级逐年递减的趋势，大大超过了“普九”关于把农村中学生辍学率控制在3%以内的要求。
二、少数民族乡镇中学语文教学问题的产生原因
首先，语文教材建设滞后于新课改要求，缺乏民族语文教学大纲。少数民族地区的教材长期与汉族地区教材一致，没有专门适合于当地学生的语文教学大纲，教材没有侧重点，缺乏对城乡差别的认识。自然也就没有对应的教材、民族教材教辅用书和参考用书、课外读物。其次，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缺乏教育经费。经济落后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学生只能到较远地方入学。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西部三个省、自治区的调研表明，有近1/3的学生每天单程超过3公里，近1/8的学生单程在5～10公里之间。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2008年对全国8个县77个乡镇的调查也表明，经历了学校布局调整的小学生平均家校距离变远4．05公里，其中有10%的学生家校距离变近，有31．14%的学生家校距离没有发生变化，在58．86%的家校距离变远的小学生中，平均变远了9．19公里。少数民族乡镇中学教学点相对普通中学数量要少，往往几个乡镇共用一所少数民族学校，因此对于很多家远学生需要寄宿，而寄宿制学校要比非寄宿制学校支出费用高出很多，又因资金支持少等问题，导致大部分学校运转经费困难，给学校和教师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再次，忽视对少数民族乡镇中学教师的“继续教育”，教师的流动性大。部分乡镇学校引进人才力度不够，很多接受过正规现代高等教育的师范类大学毕业生很难入岗，不仅仅是待遇问题，往往还涉及编制等问题。同时部分代课教师以及在岗教师缺少培训，无法更新教学理念与教学技巧，新的知识与观点无法传授等。对于少数民族乡镇中学里少量的优质师资来说，乡镇中学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较艰苦与城市教师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因此优质教师产生强烈的流动意愿。另外，风俗习惯及人情风物，观念意识的差异。少数民族的风俗对学生的受教育水平也有很大影响，由于早婚习惯家长对孩子尤其是女孩的教育要求不高，女孩往往17、18岁就被家里要求结婚、生子，从此失去了进一步受教育的机会。少数民族地区家长对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在家长中流传，认为让孩子接受教育是“赔钱的买卖”。由于教育投资的风险大，收益时间长，很多家长宁愿让孩子早早辍学，到大城市里打工挣钱养家，而不愿让孩子继续读书，有的孩子甚至小学毕业就外出打工。
三、解决少数民族乡镇中学语文教学问题的对策
首先，政府要发展经济改变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增加教育投入。改变观念意识，不断提高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意识，变革保守狭隘的方面。中央民族学院和国家民委有关专家对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的衔接问题做了研究，指出了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与教育的衔接关系上的两种不同循环的趋向。“一是良性循环:经济发达高教育投资高素质的人高劳动生产率经济发达;二是恶性循环:经济不发达低教育投资低素质的人低劳动生产率经济不发达。”在地区经济发展自力更生的同时，倡导社会关注民族地区中学生学习状况，提高少数民族的认知水平，提高他们对教育重要性的认知度，从而最终达到少数民族乡镇地区经济发展的目的。其次，完善少数民族地区语文课本，创造性使用教材。“由于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的，因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由于中学语文教材具有宏观性特征，需要考虑到全国中学生整体情况，且中国民族众多，条件差异较大，因此在文章与知识点的选择上无法做到满足每一个少数民族学生的需要。这就需要少数民族乡镇中学教师能够合理应运用地方性知识创造性使用教材，根据本民族、本地区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教材，结合地方性知识与民族特色讲解课文。再次，学校要注意发掘、开发和利用少数民族乡镇地区现有语文资源，开发乡镇高中语文校本课程。要增强语文学习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意识，可开发的语文教学资源包括课堂教学资源和课外学习资源，例如:电影、电视、广播、网络、报告会、演讲会、辩论会、研讨会、戏剧表演、自然风光、文物古迹、风俗民情等。语文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应引导学生将知识与生活相结合，能够自己主动寻找、发现、利用身边的各类学习资源。另外，加强师资培训，提高教师综合素质。应加快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实施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全面提高少数民族乡镇中学教师的学历层次和专业水平，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少数民族乡镇中学应结合本校的教学实践，对教师进行有关教育理论和教育科研方面的培训，从而提高乡镇中学教师分析、反思和研究教学行为的意识和能力，促使教师不断学习新的教学理论，以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