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篇1
欢迎你们到农校来!我很高兴又多了四十六位新朋友!
我虽然是你们的老师，但我也是一个青年，我们是同时代人——跨世纪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农业的发达和农民的富裕，将要研究一个共同的课题——农业经济。它是一门古老而新兴的学科。说它古老，它几乎和人类社会共生；说它新兴，它是近十年才真正起步，正在迅速发展，日益成熟。大家可能觉得懊丧，不该选择这尚不成熟的专业。其实恰恰相反，探索中的研究才更具有挑战性。我记得华罗庚先生曾对一位热心数论研究的青年说：“我当时研究数论时，这个领域就像刚刚摆好的宴席，山珍海味样样俱全，到陈景润研究数论时，它已是残羹剩菜了，你现在来研究，大概只能啃骨头、洗盘子了。”你们很有眼光，你们真幸运，刚刚摆好了宴席你们就来了。希望你们能吃饱吃好!
也许有人说，我国的农业太落后，落后的东西有什么值得研究然而，你可知道它关系到我国三亿多农业劳动力——相当于美国和日本两国人口的总和——的富裕，关系到我国八亿多农业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六分之一——的幸福，这该是一个多么广阔的天地、多么伟大的事业啊!在当今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有一位因为研究农业经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经济——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说过：“要了解世界就要了解世界的经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穷国，要了解世界经济就要了解穷国经济，穷国经济主要依赖农业经济，如果了解了穷国的农业经济，整个世界你就知道了一大半。”你们都是来自农村、来自还很贫穷的农村、来自我们这个还很贫穷的国度的贫穷的农村，你们是为了做一个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跨世纪的新青年才来到这里，来这里研究农业经济，你们真找对了起点、选对了方向!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篇2
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面向新时期正确解放思想要树立正确的方法论的世界观、思想观、思维观
邓小平对“解放思想”进行了精确的阐释，他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约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法宝是解放思想，如何从世界观、辩证法、逻辑学的角度掌握正确解放思想的方法，就成为了真正与时俱进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真正全面正确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对于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在《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中强调：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因此，新时期解放思想，必须要有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这就包含了解放思想的方法论的三个方面：一是正确的方法论世界观，二是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三是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维观
本文抛砖引玉，先对解放思想的方法论的三个方面做一些初探。
（一）解放思想必须树立正确的方法论世界观，即解决解放思想的正确的方法论从哪里“来”的问题。
人面对世界，无非是认识世界“是什么”和面对世界“怎么办”。前者是认识论世界观，后者是方法论世界观，世界观包含两者，两者相互作用。一方面，世界观是认识论、方法论的前题，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认识论、方法论。另一方面，世界观又是人们认为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根本观点，用这种观点作指导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成了认识论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
这里专门讨论方法论世界观。先谈方法论是什么。方法论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分析、解决问题。
当然，方法论包括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探索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一致的最一般的方法理论是哲学方法论；对研究众多具体学科，具有普遍意义指导和实用意义的有关领域的方法理论是一般科学方法论；研究具体领域、具体学科问题的方法理论是具体科学方法论。三者之间有着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补充的对立统一关系；而哲学方法论是各方法论的概括和总结，是所有其它方法论的主导，具有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和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世界观，它不仅是认识客观世界的武器，也是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武器。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包括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世界观。解放思想不仅要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还要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世界观和认识论世界观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并且只有真正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世界观，广大党员干部才能有正确的方法论世界观。
树立了正确的方法论世界观，就有了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范畴。新时期的范畴就是科学发展观，要解放思想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构想推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二）解放思想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论思想观，树立唯物辩证法思想观，即解决正确解放思想的方法哪里“有”的问题
黑格尔说：辨证法是客观世界一切发展的推动原则。曾强调在分析客观世界的事物及事物之间的联系“要用辨证法”。这即是说解放思想的正确的方法论，来自分析客观世界需要，要有唯物辩证法思想观。思想观是解决人面对客观世界的“怎么样”的问题。在人面对客观世界时，如果坚持唯物主义、承认客观世界的绝对运动性，则是唯物辩证法思想观；如果坚持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则是错误僵化的思想观不是唯物辩证法思想观。从而思想观就有了唯物主义思想观和唯心主义思想观，并且唯物主义思想观又包括形而上学思想观和唯物辨证法思想观。
在唯物辨证法思想观看来，客观世界，从人的认识语词角度来说，在存在状态的人为定义上有运动（非平衡）与静止（平衡）相关，有和谐（协调）与对抗（冲突）相关；在存在过程的人为经验判断上有快（好）与慢（坏）相关，有整体（系统）与局部（部分）相；在存在的变化人为定性上有目的（结果）与过程（原因）相关，有普遍（全面）与特殊（重点）相关。省委提出的发展目标的统一性和发展过程的阶段性的辩证统一、发展平衡与非平衡的辩证统一、发展的系统性与重点性的辩证统一、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进步的辩证统一，就充分体现了发展内因与外因、发展系统与要素相互表征作用和相互作用的唯物辨证法。
客观世界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全国各地区发展基础不同，面对的发展进程有差别，东中西部各有发展的实际情况，具有局部发展的特殊性，导致全国整体发展的矛盾性；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必然需要，从而全国整体发展具有统一性，局部发展又有趋同性。这是唯物辨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客观体现。解放思想，树立唯物辨证法思想观，就必须既承认发展的矛盾性，找出本地发展的实际差别，进行有力有序效的发展突破，又要利用发展的趋同性，从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发展方针政策要求出发，把握全国总体科学发展布局，认真谋划，找到实事求是、切合本地本行业实际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路径，使地方行业发展与全国总的发展大局相一致。
如果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有唯心主义思想观，就会出现不符合客观世界物质性的封建残余思想。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大部分党员干部能自觉摒弃唯心主义思想观。但对于形而上学思想观总有人难于做到“拒之门外”。分析起来，形而上学思想观的产生，一是思想观受制于当前的物质世界和自身的方法论水平，二是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限于利好驱动，认识当前事物时总是固守条条框框，缺少主动求证，不敢否定之否定。这样想当然地思考新时期的发展问题，信奉“拿来主义”“本本主义”，就会严重阻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这些思想观的彻底清除，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存的科学发展观，自觉清除不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
唯物辨证法思想观就是清除唯心主义思想观和形而上学思想观这些思想枷锁的好武器，这也是新时期解放思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大局，正确领悟科学发展观深刻内涵的客观需要，是正确树立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的思想基础，是深入有效地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面。在实践科学发展观时，要正确解放思想，必须遵循唯物辨证法思想观，把握发展实际的矛盾性，充分利用发展的趋同性，把握发展的局部和整体之间的不平衡与平衡、协调与冲突、发展目标的统一性和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发展的系统性与发展的特殊性等客观联系，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解放思想，要注重逻辑学，树立系统逻辑思维观，即解决解放思想的过程要按何种规律思维的问题
逻辑学是研究思维、思维的规定和规律的科学，而思维是有普遍性的人脑活动，形式上具有主观性，是一个没有规定的自在存在；内容是，总是包含有事物及事物的各种规律。所以就内容来说，只有思维深入于事物及事物联系之间的实质，方能算得真“思维”；就形式来说，思维是人脑搭载事物及事物联系的特殊状态或行动，是一种抽象的自我意识，是有效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方式。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系统性，各发展因素组成具有“牵一发动一身”的逻辑排序，从而思考发展必须要逻辑思维观，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从唯物主义来看就是要有务实有效的系统思维观，没有真“思维”就产生不了真“思想”。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中指出：“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只有如此，真“思想”才能产生指导发展的真理，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生动活泼的发展局面才会出现。
当然，科学发展观坚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统一原则。系统统一原则认为，系统是有机体，各组成要素相互联系、辨证作用，有其合符发展规律的逻辑。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发展，都具有系统性，都需要从系统逻辑的角度出发，用逻辑思维观去研究工作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个系统，分析发展中各个发展要素现状、发展要素结构、比例，力求发展要素之间的排列秩序和作用方式“和谐”。科学发展观要求在分析事物现象时，要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坚持统筹兼顾，就是要从全局出发，系统地按照逻辑的思维观从发展实际的各方面情况出发，协调好各种关系，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发展的局部与局部、发展局部与全局、发展的重点和过程的良性互动和又好又快。
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面向新时期正确解放思想是推进四川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坚持推进四川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要深入领会科学发展观蕴含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
一要明白科学发展观体现解放思想的方法论的深刻内涵：
第一，科学发展观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优越性特征，立足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发展观。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政党，不仅具有人类生产关系发展先进性，更要以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确定发展是第一要务，是符合先进生产关系由先进生产力决定，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体现了物质的第一性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这是对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关于“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思想在新的形势下的继承，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对我国国情和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做出的科学判断，是从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世界观出发思考探索发展的理论新成果、发展理论新体系，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突出了当前及新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与时俱进的标志。
第二，科学发展观，指出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在发展问题上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这要求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时，要善于把握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等实际的矛盾性，要灵活充分利用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内城乡、区域等发展的趋同性，在解决发展矛盾的特殊性的“求变”与认识发展趋同性的“求同”之间，找到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确定正确的发展思路。不能只强调“求变”，那样就是主观主义；也不能只强调“求同”，那样就是本本主义；要在两者之间建立一个“和谐”的平衡点，既承认发展的矛盾性，又利用发展的趋同性，运用好“统筹兼顾”这一“根本方法”，即如列宁所说的“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是由解放思想方法论的唯物辨证法思想观决定的。
要做到“统筹兼顾”，在解放思想时，必须具备唯物辨证法思想观的方法论思想观。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作为矛盾系统都存在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因此，在谋划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思路时要在“统筹”解决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时“兼顾”解决次要矛盾，坚持全面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即在抓好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时，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为正确处理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复杂关系，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第三，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时，必须树立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的系统逻辑思维观，才能保证经济社会和人发展的整个发展系统结构合理、比例关系协调，才能真正促进整个地方、区域甚至包括全国全世界发展系统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反之，没有正确的系统逻辑思维观，解放思想的方法论就不能遵守正确的思维规律，协调好发展要素的作用和构建发展的和谐秩序就就没有保证，就会出现发展不协调和导致不能正常发展，甚至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因此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体现了正确的解放思想的系统逻辑思维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性；要求实现地方、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对国家总体发展形势、发展阶段、发展要素的有机组成等的逻辑概纳。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时，为在制定发展规划、采取发展措施上符合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逻辑规律，要在解放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系统逻辑思维观。
（二）坚持科学发展观推进四川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如何运用解放思想的方法论
首先要清楚发展实际的主要特点：一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同时，出现了城乡、区域结构、经济和社会结构、人与自然之间不协调和发展要素比例失衡的问题。二是我国由于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加之东中西部资源禀赋差异和发展基础的差别，不同区域之间、不同部门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客观存在发展的不平衡。
其次是运用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科学调控。四川省情显示：省域地处西南和长江上游，幅员面积居全国第5位。人口居全国第3位。辖21个市（州），有53个少数民族定居，有全国第二大藏区、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是我国西部的经济大省、文化大省、资源大省和旅游大省，但地处内陆发展底子薄，城乡差距较大，一二三产业比例结构不科学。通过分析省情，各地的发展不平衡的客观态势就显示出来，说明我省同样有地方和行业发展不平衡，具有发展的矛盾性和趋同性。这种不平衡引起的发展矛盾也是社会矛盾，不用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成果调控这种不平衡，就会带来消极后果影响社会稳定。对这种不平衡加以调节和控制，必须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时运用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才能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科学发展观提出坚持“五个统筹”，就是要通过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分配结构、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人和自然之间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些既是吸收了国外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思想成果，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用正确的解放思想方法论作指导，解放思想、事是求是的科学发展观思想。
三、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面向新时期正确解放思想要用“实现六个双突破，树立六个新意识”推进四川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篇3
大致说来，所谓政治，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合；而经济，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笔者所谓“政治经济学”传统，是指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这样一种研究视角和理论态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合不可避免地会极大地影响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价值取向以及实际后果，影响人们利用自然的方式和效率。因此，具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学者，他们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国家和国民财富的来源和性质、以及社会生产的分工和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和合作；他们的著作中无不充溢着厚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充满着对饥饿、贫困、战争和物的异化加诸人自身的压迫等社会缺失的悲悯和道德关怀。
边际主义的兴起，或者说是集其大成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产生，使这一传统发生了根本转向。这一变化或可称之为经济理论和学说的“自然转向”。他们撇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专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处理，或只关注所谓“稀缺资源的配置”。据说这是经济学迈向科学的需要。这一转向的标志性事件，是经济理论从此堂而皇之地以“经济学”的形象示人；人们相信：抛弃“政治”以后，经济理论才可能是“科学”的。
我们知道，经济学的“自然转向”是从两个理论假设开始的。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暗含了，或预设了这样两个前提：交易费用为零假设和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前一假设的意义我们稍后再说；而所谓完全竞争市场假设，这是一种对（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制度问题的假设。该假设把某个特定的制度作为当然的前提，因而在事实上把“政治”的发生过程及其对经济的意义悬置了起来。在这个前提下，通过对几乎所有最新最深奥数学工具的应用，经济学建立了足可与理论物理学相媲美的形式化理论。于是“政治”作为“外生变量”被存而不论；过去的政治经济学现在成功进化为经济学了。人们宣称：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了——因为经济学已经像其它“成熟科学＂一样，具有同样的形式化和数学化的理论构造。
如何看待和评价一个事物，可选取的标准是很多的，这全看评价者本身关注些什么了。评价者如果关注某人的身体状况，评价的标准可能就是身高、体重、肌肉发达程度、内脏是否健康等。考察某人是否适合某种职业，评价标准就应该是其学历、职业经历、待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应变能力，如此等等。如果仅从一个人的衣着来判断一个人的身份和教养，其准确性就大可怀疑——君子虽必正其衣冠，但骗子却无不衣冠楚楚。以貌取人，孔圣人就曾失之子羽，更遑论一般常人了，因而古来以此上当者不知凡几；经济学家似乎非常在意别人对他们所从事的行当的看法，在意人家是否视经济学为一门科学，联想到物理学家从不在意人们是否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物理学，这种心理本身就不能不让人感觉到某种异样。关注经济理论是否做到了数学化和形式化，是否“像”物理学，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这多少有点儿以貌取人的意思。例如国内有些“部级”专业经济刊物，“用数学表述”已经成为其第一道门坎。
康德（I.Kant）曾谓：“在关于自然的特定学说中，哪里有多少数学，哪里才有多少真正的科学。”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对之评价说：这段话被广泛引用，但很少得到正确理解。但无论如何，经济学数学化的努力总应该是积极的和正面的。不管人们如何看待，经济学已经由于其数学化和形式化的显著特点而为人们接受为一门科学了。要保持科学性就必须保持数学化，这看来是顺理成章的。
要全面理解经济学，这不能不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科学、如何看待科学理论－真理问题。
传统上，真理被理解为知识与事物的符合一致。但事物必须先要能显现出自身，舍此便无从谈论符合。如果连对象（事实）是什么都还不清楚，任何符合就都是空话。因此在海德格尔那里，真理首先是事物处于无蔽状态：“真理意指那个使真实成其为真实的东西”。而要搞清楚认识对象是什么，这本身又涉及一种关于这个对象的在先的理解；但这样获得的对事物的理解或知识是否是“真的＂，人们却又用这个事物来对照，这实际使得真理问题似乎成为一个难以解开的结，成为一个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样的难题。海氏指出：“一个事实只是在说明理由的概念的关照下才成其为事实，并且总是取决于这样一种说明所达到的程度。”在此情况下，事实与该事实的相关知识天然就是相互符合的。海氏因而深刻批判了任何真理的符合论观点。
传统上存在两种符合论观点：一种是事情的符合，另一种是命题的符合。就前一种符合而言，真理是物对知的符合（事情真理）；就后一种符合而言，真理是知对物的符合（命题真理）。
事情真理的显著例证是基督教神学的信仰。他们把世间万物都视为上帝的“造物”；世间一切事物都必须符合上帝之精神所预先设定的观念，因而真理在观念上是正当的（正确的），并且在此意义上看来是真实的。改造现实，使之符合和贴近这类神启观念，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有着充分的正当性。近代科学把神学从其理论中清除了出去，但这种思维模式还牢固留存了下来。例如，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的帕累托最优态就属于这样的事情真理。
帕累托最优态是指这样一种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状态：这种资源配置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为增进一个人的福利，无法不以损害另一个人的福利为条件。帕累托最优态不是对经验事实的陈述，用一些人的话说，它是处在天上的。这是某种纯粹的观念－数学的构造。经济学把这个构造本身视为真理，并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努力使现实的经济过程达到帕累托最优；最不济，每种现实的经济政策的制定都要以帕累托改进为旨归。如果现实的经济过程达不到帕累托最优态，那是因为现实是有缺陷的——存在着市场失败；为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弥补现实缺陷的现实需要上，是必需的和无可替代的。
一般地，事情真理被称为“规范科学”，从而与“实证科学”（命题真理）相区别。“规范科学”的困难在于：你提出的“规范”，其正当性是充分的吗？在基督教神学那里，上帝的意愿，其正当性是自明的。帕累托最优态是正当的、而社会经济现实则是有缺陷的，这样的理论在来源上具有足够的正当性吗？
当我们在谈论某物的不完善和有缺陷时，这意味着什么呢？“缺陷”一词的用法是在同某种完美无缺的标本对照时才有意义，上述命题本身因而预设了某种完善的、可供照鉴的标本的存在。但问题在于，我们的规范可能是完美的，但它是正当──人们必须无条件接受──的吗？如果我们的“规范”没有资格成为这样的标本，那么现实就既不完善，也谈不上什么缺陷。现实就是现实，仅此而已。我们虽然也谈论某地“生存环境恶劣”，那通常是因为那儿本就不是我们的“家”；即便在繁华热闹之地，不也有“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的感慨么？退一步说，如果现实真是有缺陷的，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必然构成帕累托最优态的正当性来源。
命题真理的本质在于陈述的正确性，在于陈述对事情的符合一致。但是首先要引起注意的是，陈述与事情之间相符合，这意味着什么呢？
让我们先把问题缩小到词语的意义这样的问题上。按后期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的观点：任何语言中的词语，本身只是一种符号，没有任何意义；一个概念或词语的意义，就是在正确使用概念的具体语境中所界定的那个东西。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你如果对概念的意义不了解，你根本就无法正确地使用概念，因为维氏完全否定了（在符合的意义上）词语的意义这样的事情；对任何词语，你都只能在使用中学会它的具体用法——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学会了语法（使用词语的规则），并按这样的语法规则谈论所关心的事物。在这样的特定使用中，词语才通过语句表述出特定的意义。因此，是语言规定了认识的方式和边界；人们对实在的错误认识大都产生于对词语的错误使用。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我们使用语言来谈论事物、交流思想和经验、谈论感受，这构成了被称之为“语言游戏”的一种活动。在语言游戏中，有些词语在具体的语境中常常用来指称某些物体，例如太阳、树木、牛马等，这使人们产生一种误解，似乎词语本身具有某种确定的本质或内在意义。当这种误解是如此之深，并在人们心目中成为某种可以不假思索的、因而自明的关系时，人们便理所当然地开始绞尽脑汁地去寻求词语或概念背后的本质、共相或意义。这种寻求当然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你根本不能找到这样的“意义”。例如，你不能找到一个“高尚”并指着它说“这就是高尚”；你也不能砸碎一块石头并期望从中找出石头的本质。当你把石头无穷解析到原子或“夸克”的时候，你仍然无法解释夸克的本质或意义。你如一定要向学生解释“高尚”的意义，你唯有向他演绎一个故事，然后向他指出：故事主人公的行为是高尚的。如果学生们仍不能确切理解，你就可以再演绎另外一个关于高尚的故事，直到学生们完全理解了为止。这便是语言游戏的含义。实际上，即使那些诸如太阳、树木等实指定义也是通过这样的语言游戏掌握使用方法的。最初你指着太阳并对孩子说：“这是太阳”，你并不能保证孩子不把这理解为一个圆形、火红的颜色或别的什么，只有通过多次的游戏，太阳这个词的使用方法才明确起来。但是，当有人对着他的意中人喊出：“我的太阳”时，“太阳”一词又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这样来理解词语的意义后就能理解，词语在不同语言之间其实是很难翻译的，诗甚至是不可译的。某些词语联系和搭配在一起所呈现出的意境，如果用词语对译的方式来“硬译”，原有的意境将荡然无存。不同的语言的孤立的单词之间不存在完全一一对应的词义；词语的意义也无法在现实中找到。
因此，词语的意义和词语的用法（语法），两者是同义反复。困难似乎在于，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有很多词都没有严格的意义，或者换句话说，这些词语有着很多种用法，其具体意义只能通过上下文——具体的用法——来确定。因此，当人们持着于某个概念的“内在意义＂、意图一以贯之地应用于一切场合，思维的混乱就在所难免。“一个在哲学上感到困惑的人在一个词的使用方式中看出一条规则，并力图彻底地加以运用，那他就会碰到那样一些事例，在这些事例中，这条规则将导致自相矛盾的结果。”但维氏强调说：这并不是一种缺陷，一如我们并不因为台灯的光亮没有明确边界而否定这是真正的光亮。
与日常语言相对比，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是对有关“学术词汇”规定用法或意义的一种架构。因此，建立一个理论，首先要对某些重要词语进行定义。“一个定义往往澄清一个词的用法”。这与日常语言无需任何定义恰成对照。
根本说来，特定的理论只对世界提供一种特定的理解；或者反过来，理论用自己的陈述为这些学术概念进行定义，规定或澄清其某种特定的用法；对特定的定义的解释因而也可以展开一个理论。如果理论不能提供一种特定的理解，理论就失去了自己的意义。如果说，词语的意义只能从语境中、或上下文中去寻找，那么，任何理论中的概念，其意义也同样不能从现实世界中去寻找。换句话说，具体理论的概念，其意义只能从该理论中去理解。如果说，理解一个语句就意味着理解一种语言，那么同样，理解一个“学术概念”，就意味着理解一个理论。
既然如此，陈述与事情之间相符合，或理论与现实的符合，这样的观念就是很可笑的了，因为这根本就没有意义。理论用语言搭建，理论本身呈现出的就是世界本身，所以海德格尔会说：“语言是存在之家”。由此严格说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因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动物没有语言，因而动物没有世界；由于语言都是公共语言，同一种语言都为或大或小的同一人群所共有。因而拥有同一语言的人群所理解的世界，与拥有不同语言的另一群人所理解的世界相比，他们所理解的世界，具有更大的相似性；信仰同一理论的人群与信仰其它理论的人群相比，世界对他们具有更大的相似性。
但是，人们对世界的不同理解，其间的歧异性并不如可能想象的那么大。理由在于：任何语言都只能是公共语言；语言是在人们的语言游戏中形成的。换句话说，语言的用法为使用该语言的人们所共同遵守。从中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根本否定了任何私人语言的可能性所具有的意义，因为私人语言本身已经意味着某种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存在。据说某些动物——例如海豚——之间是存在语言的。可以设想，人如和海豚生活在一起，人也必将不能理解海豚的语言。“如果一头狮子会说话，我们也无法理解它。＂但使用完全不同语言的两个人，一起劳动和生活，这将会促使他们互相懂得对方的语言。可见，共同的生活实践，这是产生公共语言的基础。维特根斯坦因此很强调实践对语言的作用，强调“生活形式”的基础性作用。他指出：“人们在所使用的语言上取得意见一致。这不是意见上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上的一致。”“我想说的是，语言与生活方式相关联。＂
因此，共同的生活形式和交往实践，这是在人们之间形成共同“世界观＂的基础和原因。人的行为的原因和行为的理由是有区别的，维特根斯坦提到过两者的区别。为了生存，这是人们许多主要行为的主要原因；但不同的行为规则，决定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规则成为人们这样行为而不是那样行为的理由。规则在这里决不能被错当成行为的原因。
从这个意义来看，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反过来又构成了人们行为的理由。进言之，理论就是决定人们如何行为的理由。从语言游戏的角度去看，理论的真正意义只能由理论的实践来界定。人们的社会实践需要理论知识的引导，人们的理论知识也只能来自于人们的实践。这里，“引导”意味着当人们必须选择时用以消除怀疑的方式。我们有理由认为：能有效引导人们进行社会实践的理论，就是所谓真理。因此，真理问题最终都归结为实践问题。人们的实践需要理论，理论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意义。
奥斯汀（J.L.Austin）曾提出一个与此貌似不同、但实质一致的真理观。奥斯汀的真理观是另一意义上的符合论。他的主张大致是：“真正的陈述（不是伪装的陈述）总是指向世界的，当我们作出一个陈述时，它依某种约定总是指示某个历史事态，陈述有一个与之相对照的事态，但这个陈述是否为真还得考虑我们语言上的约定，我们用于作出陈述的语句的涵意是依约定而‘描述’那些标准的事态，只有在陈述所直示的事态足够像作出陈述的语句所描述的那些标准事态时，即我们在世界中实际找到的事态要足够像语句所约定的标准事态时，陈述才是真的。＂奥氏的真理观有两个要点：其一，“真的陈述＂必须是指向世界的；其次，陈述所使用的词语必须符合语言的约定和规则。由于语言来自于生活实践或“生活形式”，奥氏实际强调的仍然是真理的实践性。
如果说，维氏是从语言游戏的实践中来理解词语的意义，那么海德格尔则强调从实践中理解事物的意义；笔者以为，两位哲人的思想都可以在实践的层面上取得互通。
按照海德格尔哲学的解释，人是被“抛入”世界中（存在）的，人本然地就是世界中的一分子和构成部分。人必须挣扎求存，这本身不需要理解，因而也没有特定的意义。人在生存过程中与世界必然发生碰撞，从而产生和形成了对生存环境的领会。孩子对世界的领会常常让大人发笑；有了这个领会，人才“成人”了。在海德格尔那里，“领会”从来不专指智力活动，而泛指亲处于事的能在。对人类理解而言，领会具有在先的含义。领会是经验的，但先于经验，因为经验本身天然就包含了某种理解。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人们对生存环境的领会，同时也是语言的接受过程。人对世界的领会是语言地进行的；人们对世界的经验天然地包含在语言的用法之中。
人对生存环境的领会使事物对人有了意义，这个意义被称为“因缘联系”。如果要问：桌子有什么意义？我们就会说：桌子对人有著作为桌子的用途并因此才有了意义，因此桌子的意义和桌子的用途是一回事；当我们把某件物品“权代桌子”一用时，该物品就把某种用途（意义）展现给了我们——除此之外物品谈不上任何意义。海氏举例说：锤子与锤打有缘，锤打又与修固有缘，修固又与房屋有缘，房屋又是为我们人的某种存在可能性的缘故而存在的。这种看不见的“因缘联系”实际上就构成我们生存的“意义境域”。用具和事物是在作为“因缘联系”的世界境域中与我们照面的。世间一切其它事物只有在以因缘联系的方式进入我们的意义境域后，事物才获得了理解。凡进入我们意义境域中的事物因此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总是“相互指引”的。可见，人类的理解总根源于自身的生存体验，因此理解绝不是可以与人的生存活动相割裂的某种纯智力活动。维特根斯坦也因此强调语言的实践过程。
在笔者看来，对真理的实践性理解，这包含两方面含义：其一，理论“必须指向世界＂。理论来自于实践又用于指导实践，理论自身只有处在实践中才有意义；其次，只有具有实践经验的人才能理解理论的意义。理论与“读者＂实践经验的符合，才使理论的真理因素表现出来。
这后一层涵义,是笔者结合康德的有关论述引申出来的，康德曾说：“视之为真，是我们知性中的一件事情，它可以依据客观的根据，但也要求在此作判断的人心灵中的主观原因。如果它对每一个只要具有理性的人都是有效的，那么，它的根据就是客观上充足的，而视之为真在这种情况下就叫做确信。＂康德进一步指出：“因为这种情况下至少就有一种猜测，即一切判断尽管主体相互之间的差异仍相一致的根据将依据共同的根据，即依据客体，因此这些判断将全都与客体一致，并由此证明判断的真理性。＂因此，一个理论是否是真理，其标准之一就是“对每一个只要具有理性的人都是有效的＂。
海德格尔因此说：学的本质是“取得认识＂，“真正的学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取＂，而教“给出的只是对学生的指引，指引学生自己去取他已有的东西。如果学生只接受某种提供出来的东西，他就没有学。只有当他感受到他取得的东西是他根本上已经拥有的东西时，他才达到了学。＂按笔者的理解，“他根本上已经拥有的东西＂就是指人们的实践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真理仍然是某种符合论意义上的理论，但这是理论与实践中的人们的实践经验的符合；而所谓绝对真理则是一种神学，对绝对真理的追求的实质是取消一切真理；另外，真理还是需要时间检验的。凡与人们的实践经验不相符合的理论都是伪真理，伪真理只具有“私人有效性＂。这样的伪真理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欺蒙所有的人，也可以长时间欺蒙一部份人，但不可能长时间欺蒙所有的人。
因此，按照日常语言的规则和正确语法来建构理论，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则和策略。分析哲学的概念分析，就是通过探索和分析概念的用法这样的方式进行的。一般说来，概念分析是指，我们要把一个概念放到它所出现的一个命题或者判断之中来加以考察；分析或者是研究任何一个概念，都需要考证这个概念所出现的语言环境，或者是概念图式。这种方法还被称为“语义上行”或“语义上升”。这是一种研究策略，用蒯因的话说就是：从谈英里转到谈论“英里”这个词，从用某些词进行谈论转到谈论这些词本身。举例说，像正义、勇敢、崇高、价值、成本、利润这样的概念，如果不依赖这些概念的使用规则来确定其意义，而是采用旧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来把握──寻找概念“背后”的本质、物自体、共相──这些概念的确切含义将会开始离我们远去。因此分析哲学所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一个词只有在语言实践中才有意义”。罗素在评论苏格拉底方法时说：我们讨论“什么是正义”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对所讨论的事情缺少知识从而不能达到正确的结论，而是没有找到一种适当的逻辑来讨论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所以，这里所要考察的是我们使用“正义”这个词以及某些相关词的方式，最后就能确定什么是正义。
维特根斯坦强调了在具体语境和“上下文”中理解词的意义，又把基点落实在生活实践上；海德格尔强调了此在“生存在世＂的意义境域，又把语言理解为存在之家，因此，两位哲人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同一个事实：事物是在人的生活实践基础上、在相互联系中显示出自身意义的。概念和定义本身不是对事实的陈述，不存在真假问题，因而也不存在与对象的符合问题。概念是拢聚物（由各种关系搭建起来）的；科学概念赋予各种物以关系，事物则在这个关系中相互指引、相互观照并显示出各自的意义。这个关系如果与我们对世界的领会和经验相互协调、不矛盾，我们就“正确”理解了该概念。
因此，事物（存在者）是向我们“涌来的”、“敞开的”、“澄明的”，意思是说：事物是在与它物的因缘联系和相互指引中得到理解的，并且这种理解以在先的领会为基础。因此，被理解了的事物总是“澄明一片”——一个敞开的世界。在相互联系中，事物成为了“存在者”，而“物自身”只是“存在”；对于前者，海氏将之称为“世界”，称后者为“大地”；当“大地”被赋予另外一种不同的关系时，它就以另外一种“存在者”（不同的世界）的面貌展示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
这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完全是从“人”的层面上的理解──人的语言是在生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和使用的，事物的意义也只在与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联系中展开──这一点是重要的。这种人类理解通常被称为“经验的理解”，无怪乎海氏特别强调从艺术作品中和诗中去领会“存在的真理”，因为这样的真理才是“人”的层面的真理。因此不难理解，有人据此评价海德格尔哲学是一种“唯我论”哲学。但这个提法本身似乎蕴涵着一个判断：对世界从其它层面进行理解的可能性──某种超越经验的理解；从超生命的角度和层面去理解世界，这是可能的吗？
为了解释“人的层面的理解”所要表达的意思，我们且举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哲学研究》一书第60节所说一段话来做进一步说明：
“当我说‘我的扫帚在墙角那里’,──这真的是一个关于扫帚柄和扫帚头的陈述吗？是啊，不管怎么说，它都可以用一个给出了扫帚柄的位置和扫帚头的位置的陈述来代替。而这后一个陈述当然是第一个陈述经过进一步分析的形式。——但是，我为什么把它叫做‘经过进一步分析’呢？──那是因为，如果扫帚在那儿，这当然就是意指扫帚柄和扫帚头必定也在那儿，而且他们彼此之间处于一种特定的关系之中；而这一点似乎隐藏在第一个语句的意思之中，而在经过分析的语句中便明显地表达了出来。这样说来，当某个人说扫帚在墙角那里，他的意思是不是真的是：扫帚柄在墙脚里，扫帚头在墙脚里，并且扫帚柄是装在扫帚头之上？——如果我们去问随便甚么人他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人或许会说，他并没有特别地想到过扫帚柄或扫帚头。而这将是一个正确的回答，因为他根本没有特别地去说到扫帚柄或扫帚头。假设你不说：‘给我把扫帚拿来’,而说‘给我把扫帚柄和装在扫帚柄上的扫帚头拿来！’人家岂不是要回答：“你是不是要扫帚？干甚么说得这么古怪？”——他会对经过进一步分析的语句理解得更好些吗？——人们会说，这个语句同普通的语句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只是多绕了个圈子。”
“给我把扫帚柄和装在扫帚柄上的扫帚头拿来”，这不是“人”的语言。由此我们说，一切与我们生活经验不一致的语言使用，都是超越“人的层次＂的理解。因此，如果我们不说吃饭，而说：我们在吸收维生素、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不说红旗，而说：波长若干微米的发光织物；不说哲学和艺术，而说信息，并且只将之区分为有用的和无用的信息——我们大概不能说这些说法是错的，但这确实不是从“人的层面”所应有的理解。这些“科学语言＂表明了，近代科学是超越“经验的理解＂去理解世界所作努力的结果。这是可能的：科学虽然以对世界的某种在先的领会为基础，但科学却通过赋予事物以关系的方式来理解科学的世界的。
如果说，经验层面对世界的理解以某种在先的领会（语言）为基础，那么，超越经验对世界的理解的在先的领会就是数学。可是，科学的认识仍然是“人”的认识，因为数学语言总是建立在自然语言的基础之上，并且是由人创造的。但用数学关系建构和理解的世界，却是人超越经验的层面对世界的理解；是数学使这种超越成为可能，数学因此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构成了科学的某种重要的基础——正如同日常语言构成了人的经验的基础。
从笛卡尔以来，近现代科学越来越以自己独特的方法标志着一种只属于它自己的、独特的认识过程。这个独特性在于：现代科学是数学的。用普朗克的话就是：“现实的就是可测的。”海德格尔把现代科学表述为“关于现实之物的理论”，这种理论以数学的筹划为基础，理论的概念和定义只从数学关系中获得自己的意义；完备的科学理论都是超越了经验的。
为此，科学的概念是通过数学运算而贯串起来的，并且只从数学关系中获得意义，所以数学又是自然科学的必要前提和基础，甚至“可测的”根本就是科学判断现实之物的标准。但是，这样的科学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时，仍然是不可理解的（从“人”的层面的理解）。原因在于：数学是非经验的。
举例说，在中国大陆，人们用平方米来表示房子的面积。当习惯采用英尺的香港人告诉某个内地人，某座房子有若干平方英尺，后者就难以想象该房子究竟有多大。然而没问题，他可以计算一下两种计量方式的换算比例。但如果人们用微米来计量房屋面积，例如80万平方微米的房屋有多大？人们除了不能想象外，还会感觉到怪异。然而把这样计算的面积换算到符合人们经验习惯的计量单位，这也还是可以办到的。但对于一个用数学语言建构的理论大厦，将它“换算＂为某种经验形式，以便从经验或“人的层面＂来理解它，那就完全不可能了。
对于数学，爱因斯坦说：“就数学定理涉及真实的而言，那些定理是不正确的；就它们是正确的而言，它们不涉及真实。”康德的观点是：数学源自纯粹直观，因而是一种先天综合判断。数学是与经验事实无关的抽象，数学因而不涉及真实。而离开日常语言和经验，事物就“无法从人的经验层面得到理解；因此，现代科学由于完全数学化而开始超越人的经验、并进而不能被理解。陈嘉映援引诺贝尔物理奖（1965年）得主、著名量子物理学家费曼(RichardFeynman)的话说：“我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谁都不理解量子力学”，尽管我们知道怎样应用它。在这里，“不理解”仅仅是指在“人”的理解的层面这样的意义上，在科学理论的自身系统内，科学概念仍然有着理论自身为之界定的（数学）意义。既然科学构造的数学世界在经验上是不可理解的，我们为什么如此注重科学呢？原因在于：“科学是生产力”；科学是我们改造世界的工具；“有用”是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由于有用，科学在整体上对人类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以科学的目的为分类标准，全部科学其实可以分为两类：实验科学和经验科学。实验科学以改造世界为目的，经验科学则以理解世界为目的。张五常强调：经济学只以解释世界而不以改造世界为目的。如果他把经济学限定在经验科学范围，他就是正确的。
实际上，其它科学，包括古代希腊和中世纪的（经验）科学在内，同样重视通过对事物和事件的特定排列来获取关于事物状态的信息的实验；因此真正的差异是如何实验，而不是是否有实验。现代科学实验的根本特点是：以数学筹划为基础。从这一角度看，科学除了可以区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外，就我们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全部科学还可以区分为经验科学和实验科学两类。陈嘉映强烈提议：要注重这两类科学之间的重大区别。经验科学注重对世界的、“人的层面＂的理解，而实验科学以改造世界为目的，并以数学筹划为特征，因而后者又称为精密科学。现代实验科学已经超越经验世界，它不再提供对世界的（“人＂的层面的）理解和解释。或者一言以蔽之：现代实验科学不再追求世界“是甚么＂，而只关心“怎么做＂这样的问题。
实验科学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其超越了经验世界以后，就必须求得某种可靠性提供的保证。
一般说来，物品如果是有用的，那就必须是可靠的；有用性是可靠性的本质后果，有用性在可靠性中漂浮，没有了可靠性，有用性便即刻消散无踪。为理解可靠性对实验科学的意义，我们可以看看海德格尔对“用具（器具）”的分析。一般地，用具与普通物的区别就在其“有用性”。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对用具总有着一种在先的“信赖”，因为我们在使用用具之前总是已经“确信”，用具作为某种可用的东西随时可供我们使用了。这种“信赖”源自用具的“可靠性”。“有用性”本身是以“可靠性”为根基的。为什么我们脱鞋、穿鞋，毫不经意，从不思量？因为用具对我们具有“可靠性”。我们用某个用具前，总是已经依靠着它、信赖着它了。
实验科学是已经用具化了的科学（工具理性）。为了证明自身是有用的，实验科学就必须是可靠的；为了可靠，实验科学必须是精密的；为了精密，数学化是其必备前提。但是反过来，数学化本身只是人们超越经验的工具，却不必然具有经验上的可靠性；甚至数学化并不保证让实验科学达到某种精密。数学化为科学从超越的层次上对科学世界的理解提供在先的领会，为科学的超越提供支点。因此，不可理解并不是实验科学的缺陷，毋宁说，不可理解是为获得可靠性支付的代价。成本或代价当然不能被理解为物品的缺陷。
可靠性必须通过经验来获得──“可靠＂总是指经验上可靠。为了证明其可靠性，理论的验证成为实验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而基础的一环。实验科学理论可以从两方面得到验证。其一是实验。通过人的严格控制的实验，如果能够精确地生产出符合预期的人造事实，理论就具备了起码的可靠性；其次是预测。理论要提供给人一双新的眼睛，让人能够在确定的时点精确看到所希望看到的事物。我们以此可以说，通过可靠性验证，科学的双脚又站在了经验的地面上。
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说：如果太阳黑子的周期变化有助于解释地球上经济周期的变动并能提供预测，那么这样建立起来的理论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必要的条件是：当且仅当这样的理论足够可靠的话。假设有了这样的经济理论，经济周期的每一步微小的变化就能通过太阳黑子变化这面镜子被人们实际观察或掌握。但理论并不提供解释，说明太阳黑子变动与经济周期是如何关联的。类似的事例是：数理经济学并不提供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经验解释，也不解释企业是如何形成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在物理学界流行着一种被称为“超弦”的理论。“超弦”是一种极其微小（小到无法想象：其与质子的体积比例和质子与太阳系的比例相若）的假设粒子的名称。这种理论认为，这种弦似的粒子蜷曲在十维超空间里面，产生宇宙的一切质和能，甚至时间和空间。许多世界顶尖物理学家认为，超弦理论可能就是众人苦苦寻觅的统一场理论，有人甚至称之为“万有理论”（theoryofeverything）。我们决不要试着用日常语言去解释这个“十维空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超弦”理论的创造者本人都不理解，但这并不是该理论的缺陷。真正成问题的是：该理论既不能指导实验室生产出符合预期的人造事实，也无法对经验世界提出可观测的准确预测。至少到目前为止，人们还看不出这种理论有任何可靠性，以致于只是一种无任何用处的数学游戏。
被誉为继爱因斯坦之后，现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Hawking），他凭借其超凡的智慧，建立起了关于黑洞和宇宙大爆炸理论的数学模型。其结构的精致、复杂和完备，在数学上据说已经无可挑剔。但数学并不能提供我们经验所需要的可靠性，后者仅属于经验世界。霍氏理论的可靠性至今未能最终获得足够的支持。笔者猜想：诺贝尔物理学奖至今未授予他，欠缺可靠性大概算一个原因。
实验科学的全部正当性在于它的可靠和值得信赖，这是由实验科学的目的所规定的。在这个意义上，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的证伪理论固然不错，却未免失于皮相。实验证实和预测是实验科学的基础性环节，可证伪性因而已经蕴涵其中了；但科学既不追求最终的证实，也不以证伪为目的；当且仅当其结论足够可靠时，理论才能获得接受。如果科学断言：天下乌鸦皆黑。此时，偶尔一只白乌鸦跑出来，理论被证伪了，但原命题如果仍有着极大的可靠性，被证伪本身并不能构成抛弃原有理论的充足理由，一如只要有足够的安全性，飞机仍然是人们愿意乘搭的交通工具，尽管飞机并非百分之百可靠。
因此，凯恩斯经济学并不是由于完善和富于解释力而被人们接受，也不是由于被证伪了才被人们诟病。说得刻薄一些，凯恩斯经济学是在人们饥不择食的情况下，以聊胜于无的心态接受下来的，只是由于太不可靠而越来越不为人们所信赖。实际上，凯恩斯理论至今并未被完全抛弃，原因仅仅在于：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其可靠性显著高于凯恩斯理论。因此，经济学的数学化代表了人们的一种理所当然的和无可指责的追求：人们太需要一种可靠的工具，期望能够凭借着它像控制巡航导弹那样来控制现实的经济过程。但实际情况是，现存的一切经济学，在任何意义上都还够不上是一门实验科学，数理经济学也同样不是。唯一重要的理由是，经济学没有提供足够的可靠性。可靠性是唯一有效的“试金石”。由此观之，如今还算不上可靠的经济学却以其数学化和形式化骄人，多少有点自以为是和自欺欺人。
经济学一定不能以确实的可靠性而成为真正的实验科学吗？对问题的确切回答只能在这样的经济学产生以后。因此，向着实验科学的方向去努力，仍然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但如果我们仅仅以数学化和形式化本身为目标，我们的努力将与我们的愿望南辕北辙。切不可“错把杭州作汴州”而自误误人。
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我们需要属于实验科学的经济学，我们同样需要属于经验科学的经济学，因为我们的生活实践本身需要对经济现实的充分理解──经济领域的实践从来都是人生在世的重要而基础的方面。事实上，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对人的生存和发展还是性命攸关的，因为经验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我们生存其中的世界的意义境域，经验科学已经事实上构成了人们行为的理由。米塞斯（LudwigvonMises）提出：在了解事物的因果关系以前,人将无法“行为”。但在一个“湛深”以致于“深不可测＂的理论的引导下，人们是不可能进行有效率的“行为”和实践的。当代主流经济学虽然未能为我们提供所需要的可靠性，但我们仍然期待从中获得对现实经济过程的理解。这就是当代主流经济学一边被人诅咒，一边又能大行其道的重要理由。
由于数学的全面使用以致于“数学化”了，经济理论开始超越经验世界，开始不再对社会经济过程提供“人的层面”的经验解释。理解了这一点，我们蓦地发现，不知起于何时，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置身于某种尴尬境地：它已经既不能由于起码的可靠性因而值得我们信赖，又不能为经济现实提供合理的、“人”的层面的解释，已经“里外不是人”了──作为实验科学它极不可靠；作为经验科学却又鄙视经验。
我国有个经济学家曾经提出：现代经济学家的任务应该是解释理论。如果笔者理解得不错的话，他的意思是，要对数理经济学进行诠释学意义上的解释——或者说是将它“换算”成经验的理解。但现在的问题是，数理经济学至今没有获得来自实验数据的支持，还不具备起码的可靠性，因而还是一个有待完善的理论──数理经济学已经完全数学化和形式化了，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已经完全可以和理论物理学相媲美了，但人们总感觉到缺少了点甚么因而底气不足。现在我们知道，数理经济学缺少的正是可靠性。数理经济学家是幸运的，对比霍金的量子宇宙学理论，后者由于缺乏可靠性而暂时不能获得诺贝尔奖；而经济学家却免除了这样的烦恼。但数理经济学理论却并不能因此而认为是充分正当的──理论的可靠性仍然是唯一重要的标准。
在笔者看来，经验科学实际是实验科学的基础环节。理由是，如果你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不正确、甚或你还不曾有基本的理解，你如何能够建立起可靠因而适用的实验科学理论呢？数理经济学之所以缺乏起码的可靠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数理经济学没有一个好的、属于经验科学的经济理论为其提供必要的基础。对于一种工具，我们不免要问：甚么是最好的工具？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类似的问题还有：甚么是正确的道路？答案是，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正确道路。明确了目的，才能有意义地谈论正确的道路；同样，明确了社会经济要达到的目的，我们才能设计和制作最适当的工具。
海德格尔说：“科学却绝不是真理的原始发生，科学无非是一个已经敞开的真理领域的扩建，而且是用把握和论证在此领域内显现为可能和必然的正确之物来扩建的。当而且只要科学超出正确性之外而达到一种真理，也即达到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彻底揭示，它便成为哲学了。”按笔者的理解，海氏所谓“已经敞开的真理领域”，就是从“人的层面”来理解世界现实的经验科学（包括哲学），实验科学则是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扩建”。
由此可见，上述那位经济学家的想法恰好本末倒置、错得离谱了，但却也错得深刻。他的错误是双重的：其一，数理经济学必须以某种经验科学为基础──这种经验科学必须面向真实世界、以解释和引导人们的经济实践为自己的基本目的──而不是相反，以与经验无关的数学手段建立的完全数学化和形式化的理论来解释经验现实；其次，思想方法上的非科学和反科学。历史上，只有圣人之学和神学理论才被视为绝对真理，才有资格要求后代信徒从中爬罗剔抉，叩求微言大义。我们不直面经济现实并从中寻求理解，却要从现有数理经济学理论中做阐释学的求证，以获得对人的活生生经济现实的理解，这种“取法乎下＂的思维方式显然不可取。但这种想法里面至少透露出一个已被广泛认知、却无人愿意直言道破的事实：当代主流经济学不解释或无能力解释经济现实。用科斯(R.H.Coase)的话来说就是：与世事无关的黑板经济学。
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实验科学都是以某种严格的假定为前提而演绎出来的理论体系。如果这样的理论的可靠性已经为实验和实践所证明，我们能够反过来说，其对现实的解释一定是正当的吗？答案是：不能。由于实验科学的概念是用数学搭建的，我们甚至不再能把理论的出发点等同于对真实世界的正当——在“人的层面”──的理解。
例如，我们不能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相对时间和相对空间，来攻击牛顿力学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或者反过来用后者攻击前者。霍金指出：“我敢断定，爱因斯坦、海森伯和狄拉克对于他们是否为实在主义者或者工具主义者根本不在乎。他们只是关心现存的理论不能相互协调。在发展理论物理中，寻求逻辑自洽总比实验结果更重要。我想强调的是，至少对于一名理论物理学家而言，把理论视作一种模型的实证主义方法，是理解宇宙的仅有手段。”这里以及其它多种场合，霍金都明确指出了实验科学对所谓“实在”的理解的相对性、任意性和不确定性。这表明，实验科学如果是可靠的，我们也不能由于这一点而无保留地接受其对实在的理解。
同理，假设数理经济学是可靠的，数理经济学的任何理论模型也都不能用来解释现实，这应该成为一项原则。
例如，数理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概念并不构成对现实的人的合适的理解或解释。“经济人”对数学处理而言，仅仅是一个合适的起点而已，它是为把现实的“人”纳入某种认识程序而作的、以符合数学筹划这一目的的加工物。经济学的另外两个前提──交易费用为零和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同样是某种加工物；把这两个假设当作完美的社会状态（例如帕累托最优），而社会现实反倒因而相对有了缺陷，昏悖的思想观念就在这种不恰当的解释中产生了。但反过来，仅用“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和“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为理由来否定数理经济学，也不见得就有多大力量。既然牛顿力学体系需要上帝之手来推动，一般均衡的市场需要一个假想的拍卖者喊出第一个要价来启动，也就无可非议。
再举一个事例：数学应用的一个要求是：数学公式（不等式除外）两边的量必定是相等的──按维特根斯坦的解释，数学推理是用一个表达式替换另一个表达式的过程。如果不相等，例如产出量大于或小于投入量（其差额是利润），数学便无法处理。于是投入量（成本）被定义为包含了利润的机会成本，问题便解决了。实验科学的各个概念只在自身系统内有数学意义，如果你要现实地思索对成本和利润问题的理解并企图从数理经济学去寻求答案，你就算是走进死胡同了。从科斯正式提出交易成本概念至今近70年了，人们对交易成本概念始终把捉不定，恐怕就是受到了数理经济学干扰的结果。
上述结论如果归纳为一个理论原则，那么这个原则就是：实验科学的假说仅仅是假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它视为对真实世界的正当解释。
弗里德曼曾经举过两个假说的例子。其一是，在给定位置的条件下，树叶能够有意识地选择某种生长姿势以“最大化＂地吸收阳光。第二个例子：台球高手在系球前的一霎那，似乎在心中闪电般地进行着力学运算，以确定最正确的系球角度和力度。弗氏指出，这类假说或许是不现实的，但却可以是合理的；于是有结论：“单个企业在行事时，就彷佛他们在理性地追求预期收益最大化，并且知道成功地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全部数据；也就是说，彷佛他们知道有关的成本和需求函数，能够计算他们可能采取的所有行动所带来得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并使他们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恰好进行到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程度。＂
到此为止，弗氏都是对的。我们的主张甚至比弗氏走得更远：科学的假说可以是任意的──只要你能在这样的假说基础上建立一个有用的工具就行。造就一个可靠的工具，这是我们提出这个假说的目的。在这里“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但弗氏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目的，他因此进而提出：“一个具有非同寻常的特征的证据表明，我们有理由相信收益最大化假说。＂这个结论就失之草率了。
“相信＂意味着“是这样＂，不是这样的东西你如何能相信呢？──“你可以不相信，反正我相信是这样。＂弗氏的失误反映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失误：他们首先模仿“样板科学＂的方式，以某种假说为基础构建起一个个理论模型；由于无法进行受控制的实验和提出预测，可他们的理论总不能没有任何用处吧，于是，他们开始陷入迷途──把理论的假说等同于对真实世界的解释。
总括而言，数理经济学是以改造世界为目的的某种实验科学，政治经济学则是从“人的层面”来理解世界的经验科学，其目的是解释世界。用数理经济学有关概念来解释经济现实，昏悖而可笑的结论势所难免。但令人忧心的是，如今的经济学，用数学推演来解释现实差不多是一种时髦，不如此不足以显示其学养。例如用博弈论或“囚徒困境”数学模型来“解释”现实，是一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市场是博弈、战争是博弈、产权是博弈、政治是博弈，台海关系也还是博弈，这些判断本身不能算错，但都是一些不折不扣的废话。“囚徒困境”模型或其它博弈模型与人们的社会交往固然都是一些“游戏”，但此“游戏”非彼“游戏”，其间适用的“游戏规则”也有本质的不同，相互间充其量只有某些“家族相似”，对前者的研究结论绝不可以随便套向后者。当你持着于这样的方式来理解现实时，社会经济现实已经把自己的真相向你严严实实地遮蔽了起来。如果说，成为实验科学(达成某种确定性)是数理经济学的目标，但我们却在与这一目标相背离的方向上渐行渐远了。非但如此，当数理经济学家成为事实上的学阀的时候，如果出现了来自属于经验科学的经济理论的直面真实世界的理解时，他们就会用蔑视对之予以打击。我们看到：当科斯在为他举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典礼上致辞时，他竟然为自己未能用数学来表述他的理论而流露出情不自禁的惶恐。
根据以上认识，笔者不揣浅陋，提出以下进一步的思考，以就正于各位读者：
1.“政治经济学”是“面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因而天然就是一门经验科学──当代新制度经济学也是这样的一种经济理论。这种经济理论以解释现实社会的经济现象为目的，它来自于人们的经济实践、又对人们的经济实践具有引导作用。因此，这种理论首先必须与广大读者的丰富的社会经济实践经验相吻合。
属于经验科学的经济理论只对经济现实提供一种明确的理解或解释；理论的各主要基础性概念因此必须要有明确定义。这些基础性概念包括但不限于：价值、价格、货币、利润、利息、租或租金、成本、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收入、工资、市场、企业、制度、产业结构、经济循环、经济发展和增长等等，这些概念构成了各种属于经验科学的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根本说来，这些概念的意义是由相应的理论界定的，理论也围绕这些概念而展开。很难设想，基本概念不清晰、甚或概念混乱的理论，可以是一种很有解释力的理论；
2.必须明确：数理经济学的理论目的是成为一种实验科学，并且只为人们的经济实践提供并锻造一种改造世界的工具。一切经济数学模型都应该围绕着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而设计，并且只以是否可靠和适用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因此，理论的假设前提可以是任意的，可以是“经济人＂，也可以是完全的理性，甚或太阳黑子的变化。但要注意：无论这样的理论模型有用或无用，都不能用其假说本身来解释现实。
另外，数理经济学的数学模型为现实世界提供的一切“证明＂都不可能有任何经验意义。上帝并不由于这样的证明而存在，雇佣工人也不因为这样的证明而成为资本的主人；
3.两类理论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为经济数学模型的设计和建立提供具体目标，数理经济学则为达成前者提出的经济目标提供合适的工具；两类经济理论的另一个区别在于：政治经济学必须是一种系统的知识，而数理经济学则只提供解决各种具体现实问题的工具，因而后者完全不必是一种系统化的理论──它完全可以由一个个独立的数学模型所构成。
可以说，任何属于经验科学的理论，都必然是一种系统化的知识。一般而言，脱离某种理论体系做出的任何判断或命题，都只能是某种意见，而不能成其为知识。一个没有专业理论知识的人，通常也能就各种经济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毕竟，社会的经济过程是人们全部现实生活的一个极重要的构成部分，他们的意见因而可以是尖锐的、独到的和正确的，但却没有任何“根据＂，以致于人们无法判断他们的意见是否真的是正确的──记住这一点是有益的：任何有意义的怀疑都以某种确定性为基础。唯有在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内，各种概念相互观照、相互指引，概念的意义才可能是清晰的；惟其如此，在这样的理论引导下，人们的生活实践也才可能是有成效的。“一个可以自己转动而并无其它东西随之而动的轮子并不是机械装置的一部分。”
据说，当代主流经济学是一个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它既是数学的，因而可以和理论物理学相媲美，但人们又常用来它解释世界，并常常跨越学科边界，颇有某种“帝国＂霸气。主流经济学因而兼而具有两类科学特色于一身。但这种角色混淆带来的却是这样两个后果：其一，某个理论模型或许言之成理，但各个理论模型之间却构成了某种逻辑冲突；其次，他们因此既不能对经济现实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又不能提供改造世界的高效率的工具。
举例说：新古典经济学（主观价值论）把价值定义为或等同于均衡价格，这一定义构成了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在这个模型中应该能够产生一切价格：包括商品的价格、劳动的价格、土地的价格和资本的价格等等，但人们在具体谈论“资本价值”时──例如弗里德曼对资本价值和利率的论述，引用的却是费雪（I.Fisher）的理论和定义。费雪的资本价值概念是从他那对资本概念的绝无仅有的定义基础上引申出来的。费雪所特有的“心理收入”概念，与凯恩斯谈论需求管理时所指涉的收入概念，相差又何能以道路计。费雪的资本和利息理论确实是自己可以转动的“轮子”，但它不是主流经济学理论这台机器的一部分。
有则民间笑话，谓某家有女，淑德姝丽，适有求婚者络绎于门。惟东西两邻家之子皆称其心，不能决，为东邻之子富而丑，西邻之子帅气、然惜乎穷困者也。遂决之于女。女思忖良久，答曰：“愿日间食于东家，夜则就宿于西邻”。
就数学模型来解释经济现实，人们将永远无法就真实世界的本身来理解世界。当把这些解释捏合在一起时，“东食西就”的笑话也就出来了。在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各个基础性概念因而有着各种不同的用法和意义，概念含意的模糊不清也就成为其一大理论特色。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篇4
[关键词]世界经济概论；课堂教学；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G6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3）06—0158—02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在加快，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逐渐上升，同时受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需要大量熟悉世界经济运行规律，掌握世界经济知识的专门人才。为了适应这种发展，高校开设了《世界经济概论》这门课程。
一、《世界经济概论》课程的特点
《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是逐渐在中国开设的。20世纪60年代，陆续有一些中国高校把《世界经济概论》作为财经专业的本科及研究生阶段的专业课。随着中国不断改革开放以及逐渐融入世界，国家教委1998年在高校课程设置目录中，把《世界经济概论》作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同时，其他经济类专业也将《世界经济概论》作为基础课。这大大促进了该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发展。
《世界经济概论》是一门综合经济学课程。该课程主要是借助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和分析工具，研究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运行规律以及发展趋势，并运用马列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考察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转轨国家经济特点，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分析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该课程涵盖的内容很广，包括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世界不同发展模式、世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等。它向学生展示了世界经济的整体脉络和走向，客观而辩证地透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而这些内容所涉及的理论都非常丰富，所涉及的相关问题也错综复杂，需要学生深入探讨，这使得该课程的学习难度比较大。不仅如此，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以及各国越来越对外开放，世界各国在商品、劳务、技术、资本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也日益深入，《世界经济概论》逐渐成为一门开放性很强的课程。
高校开设《世界经济概论》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正确理解世界经济形成和发展的规律、运行机制及发展趋势，世界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经济发展道路以及世界基本政治经济格局和当代世界主题，增强学生对世界经济的学术动态和前沿的了解，明确世界经济运行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不断吸收新的信息，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开设这门课程也是为了开阔学生的眼界，培养学生国际化的视野，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开设这门课程也有助于为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对外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客观依据。
二、《世界经济概论》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虽然《世界经济概论》这门课程十分重要，但在实际课堂教学中却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学内容陈旧。世界经济经常发生变化，甚至瞬息万变，新事物、新现象更是层出不穷，但《世界经济概论》教材的更新速度远远跟上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教材比较着重于世界经济一般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教材着重当代资本主义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的研究，21世纪的教材重点则放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性问题上。即便进行了更新，教材内容仍落后于世界经济的实际发展。比如，绝大部分《世界经济概论》教材都没有包含欧债危机、人民币国际化等最新内容。不仅如此，时至今日，各种社会信息和信息传播渠道飞速发展，学生能够接触到的信息量大增，其接受知识途径的选择面越来越多。这使得在讲授《世界经济概论》过程中，教师如果在内容和形式上不及时更新，不断调整，紧跟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将无法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而在实际教学中，不少教师学术水平不高，对教学内容缺乏研究，没能及时补充新知识，致使传授给学生的都是陈旧的知识。
第二、教学方法单一，满堂灌现象严重。在大学教学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教师活动多，学生活动少，教师以自己为中心，学生是教学中的被动者，《世界经济概论》教学亦不例外。很多教师是课堂的唯一表演者，经常唱独角戏。这集中表现在课堂教学基本上是满堂灌，课堂气氛沉闷，讨论和实践环节较少甚至没有。满堂灌使学生处于非常被动的学习状态，严重缺乏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更严重的是，有些教师在课堂上还机械地照本宣科，语调单一，讲解枯燥无味，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也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这大大挫伤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三、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浓。爱因斯坦曾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习兴趣是和情感相联系的，它是学生学习活动中最现实、最积极的心理成分，是学习动机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学生努力学习的强大动力。如果人们对某事物有兴趣，那么兴趣就会像磁石一样紧紧吸引他们，促使他们排除干扰，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激发创造的潜能。但在《世界经济概论》教学中，很多学生学习兴趣不浓，有些学生经常逃课，即使上课的学生也不集中精力听讲。尽管学生学习兴趣不浓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教师课堂教学缺乏吸引力却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不仅如此，有些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还不重视情绪、动机、兴趣因素对学习的重要促进作用，忽视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
三、《世界经济概论》课堂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切实提高教学效果，《世界经济概论》课堂教学需要改革。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及时补充新知识。世界经济是发展中的学科，而教材的更新又难以跟上实际的变化，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世界经济概论》时，注重充实新内容、新数据和新资料。比如，在讲授区域经济一体化一章时，课本中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内容比较陈旧。作为教师，应该补充这方面的知识，告诉学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启动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教材在叙述欧盟成员国时给出的数据是2004年5月1日的，当时只有25个成员国。老师需要在此基础上告诉学生欧盟成员国到2007年1月1日增加到了27个，到2013年7月1日克罗地亚加入后则会变成28个。在讲到全球经济危机时，教师不仅要讲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还应补充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欧债危机以及它们发生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又如，教材在谈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时，中国经济还不像现在这样强大。教师应该告诉学生中国的GDP在2010年就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这些补充能大大促进学生对相关知识的了解，并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第二、开展课堂讨论，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讲授与讨论并行，改变了传统“填鸭式”教学的呆板，能启发学生的思维，使学生主动地去分析、思考、解决问题。从互动效果来看，讨论式教学可以引起学生之间的互动，这样就扩大了课堂教学中的信息渠道，使整个课堂教学成为了一个网络结构，学生不仅可以向老师学知识，而且也可以从同学中学到知识。老师根据教学安排，可以适当增加讨论课的次数，及早将要讨论的题目布置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在课后查阅资料。在讨论时，教师可以将班上的学生分组，每个组都要参与讨论，甚至提出问题。在讨论结束后，先让每个组进行归纳总结心得体会。然后，老师再就相关的知识和学生的表现进行讲解和点评。这样可以让学生对讨论的问题有一个更直观、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在下一次讨论时，学生也能吸取上一次的经验教训。在讨论主题上，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安排，选择一些与专业知识有关的热点问题作为讨论的题目。这既能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又能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第三、实施案例教学。在《世界经济概论》学习过程中，经常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学生认为这是一门纯理论课，和实际没有多少关联。对此，教师要在教学中通过案例让学生明白《世界经济概论》是一门理论和实际联系非常密切的课程。例如，在讲授汇率一节时，教师可以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中国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汇率制度？中国为什么不愿意让人民币大幅升值？1985年的广场协议对人民汇率变动的启示是什么？又如，在讲到贸易保护主义这一章时，教师可以列举中国最近几年遭到的反倾销调查事例，并指出原因所在。教师有针对性的采用案例教学一方面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使他们从枯燥的理论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又能提高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在选择案例时要注意两点：一是案例要真实可靠，具有典型性，且应该与所对应的理论知识有直接的联系。二是案例要具备生动性，可激发学生对于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
第四、补充影音资料，增加感性认识。讲授《世界经济概论》课程的许多老师现在都采用了多媒体教学。但这种多媒体其实就是单纯的PPT，仅将书本上的知识复制到了PPT上，仍然是比较死板的知识。如果只是按照这种PPT授课，学生没有实地调研，很难理解或是形成感性认识。因此，对一些重要的历史性事件或背景知识，教师可以通过补充影音资料来帮助学生提高认知度。像《大国崛起》、《货币战争》、《经济制高点》、《金砖之国》、《华尔街》等都是极佳的辅助材料。教师可以将其中最主要的内容融合到PPT相关章节里播放。这样的教学手段才叫真正的多媒体，能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听讲集中度，切实提高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王钰.《世界经济概论》课程的教学改革思路探索
〔J〕.经济研究导刊，2011，（08）.
〔2〕管延芳.《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教学方法探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8，（04）.
〔3〕赵梅等.关于改进《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教学方法的几点思考〔J〕.经济师，2012，（02）.
〔4〕张烨.如何提高大学生学习兴趣——浅谈《世界经济概论》的教学思路〔J〕.科技资讯，2008，（21）.
〔5〕关立新，等.世界经济概论教学效果反思〔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09，（10）.
〔6〕易先桥.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9）.
〔7〕汪瑾.《世界经济概论》课堂教学改革的思考〔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01）.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篇5
恩格斯指出：“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它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注：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页。)这条道路就是辩证法现实化的道路。只有把辩证法现实化，才能破除体系的禁锢，在现实生活当中张扬出辩证法批判的、革命的本性。但是如何实现辩证法的现实化，马克思在手稿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成果。”(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1、101、102、118、116、8页。)在这里，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这是因为黑格尔通过辩证法“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是外化和对外化的扬弃”，两者的共同点都在于把自身理解为一个辩证法的扬弃的过程。那么黑格尔所“抓住的劳动的本质”就是一个辩证法的扬弃的过程，“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1、101、102、118、116、8页。)，所以在黑格尔的哲学里，辩证法被诉诸于“抽象的精神劳动”，即观念或精神。而马克思的劳动已经不再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是“感性的现实的活动”，即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最基本形式的生产劳动，这样，马克思就把辩证法诉诸于生产劳动，把生产劳动的本质看作是一个辩证法的扬弃的过程，从而走出了一条辩证法现实化的道路。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惟一著作”。但费尔巴哈作为一个哲学家，也只是“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作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注：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页。)。费尔巴哈没有“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与此相反，马克思找到了一条真正地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马克思通过转换辩证法的承担者，把抽象的精神劳动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劳动，辩证法以生产劳动为载体，运用于现实生活领域，使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产生了现实的效果。由于黑格尔把辩证法诉诸于抽象的精神劳动，所以“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等于自我意识”(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1、101、102、118、116、8页。)。马克思把辩证法的承担者转换为生产劳动，就必须把人当作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就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出发。这样马克思就把黑格尔作为“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的辩证法转变为关于现实世界的运动发展的辩证法，从而使辩证法理论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批判的、革命的意义。
随着辩证法的现实化的路径的拓展，马克思的视域也发生了转换。马克思认为：“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这是说，就它还在感性上不同于它自身所隐藏的神秘的意义而言，与这些抽象概念分隔开来并与这些抽象概念不同的自然界，就是无，是证明自己为无的无，是无意义的，或者只具有应被扬弃的外在性的意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1、101、102、118、116、8页。)。马克思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外在的自在的自然界是“存在着的无”，同时马克思也认为“被抽象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1、101、102、118、116、8页。)
马克思既不研究自在的自然界，也不研究抽象的自为的自然界。他的研究视域是现实的生活世界。所以，恩格斯认为他和马克思的哲学“只是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关于现实生活世界的世界观，既不是关于自在世界的世界观，也不是关于自为世界的世界观。如果把世界观理解为关于自在世界的世界观，那世界观就变成了“观世界”，即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如果把世界观理解为关于自为世界的世界观，那就变成了“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即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恩格斯所谓的世界观是关于现实生活世界的世界观，我们只有把世界观理解为现实生活世界的世界观，才契合了马克思哲学的原意。现实生活世界的世界观，就是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想达到人与自然界的真正的统一，从而实现人类的解放。马克思认为，“通过工业——尽管是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1、101、102、118、116、8页。)。人要达到与自然界的真正的统一，就必须扬弃异化，这种扬弃了异化的状态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1、101、102、118、116、8页。)，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
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在黑格尔的哲学里，“思存关系”表现为概念逻辑与意识中的存在的关系，或者说是思维形式和思维内容的关系。但马克思认为“人类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页。)。这样，马克思就把哲学从天国拉回到了尘世。回到现实生活世界之后，“思存关系”就变成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辩证法也就由“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变成了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理论，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规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规律等，也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把辩证法诉诸于生产劳动，找到了一条辩证法现实化的道路，这样马克思就把辩证法应用到了现实的生活领域，形成了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换言之，马克思辩证法关于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形态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的哲学中，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统一的，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关于现实生活世界的辩证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篇6
关键词：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行为科学；预测科学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13―08
当前，有关经济学家的一种现象令人深思：在许多经济学家之间，各自的观点似乎存在巨大的差异。据说有一个关于经济学家的玩笑是，一千个经济学家可能有一千零一种观点。经济学家之间果真有如此多的分歧么?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现象是，中国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将不可逆转地走向与“国际接轨”，缺少数理模型或实证分析的论文将越来越难得到发表。本文的分析将表明，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议往往是由方法论的不同理解而造成的，如果能够在方法论上形成共识，很多争议将是可以避免的。另外，我国的经济学者在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过程中，首先应对这种研究方法有所反思，应该清楚其意义尤其是其局限所在，由此方可避免对这种方法论的滥用，避免仅仅为了在形式上强求方法的规范而失去对问题本身的关注。本文将通过对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流变轨迹的梳理，厘清其意义及适用的限度。
一、合理的实证经济学方法界定
经济学的逻辑展开建立在大量的假设之上，其中许多假设明显是不符合事实的，比如假定消费者的偏好不变、假定商品是同质的等等。这往往令人感到迷惑不解：从不现实的假设出发，如何能得出正确的理论?对此，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奉者通常会援引弗里德曼的权威观点――假设的现实性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理论能否做出正确的预测。
根据弗里德曼对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经典辩护，实证科学的目的是要发展这样一种“理论”或“假说”，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合理的、有意义的(而不是老生常谈的)预测。作为实证假说体系，理论的有效性应通过对所解释现象的预测能力来检验，而只有实际证据才能表明该理论的合理性程度。如果假说与实际证据相抵触，那么该假说就被否定了；如果假说与实际证据不矛盾，那么它就暂时为人们所接受；如果假说多次成功地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抵触现象，那么它就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实际证据永远也不能证实某一假说的正确性，而只能通过无法将该假说驳倒来显示该假说的正确性。如果有多个假说与实际证据相一致，如何在相互竞争的假说中作出选择?弗里德曼认为，选择的标准是公认的简洁性与富有成效性，理论越是简洁、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对现象进行预测所需要的初始知识越少，对现象的预测越精确，该理论的解释性也就越广泛。在此之外，还要求逻辑上的完整性与一致性，但弗里德曼认为这只是辅要求。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大学同事如斯蒂格勒等也认同这种方法论，这是芝加哥学派的一大特色。
弗里德曼认为，真正重要的假说所依据的假设，是对现实的一种粗略的、又不十分精确的描述性表述。而且，一般来说，某一理论越是优秀，那么它的假设就越是超脱现实；但反过来说不成立，并非假设越不现实，理论就越卓越。既然不能用假设的真实性来检验理论，那么建立在不现实假设基础上的理论与现实世界有何关联呢?正是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的文章发表后，引发了一场经济学方法论大论战。除萨缪尔森，如科斯、张五常、阿尔钦、甚至布坎南等的相关论述事实上也对此做出了批评与回应。
科斯曾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引用罗宾逊夫人的观点指出，合理的经济学方法论应该既强调假设的便于处理，又要强调假设的现实性，假设应该与现实世界相一致。晚近以来，科斯又指出，理论的价值唯一地由其预测范围的广泛性与精确性来评价的观点是偏颇的，理论不是航班与公共汽车的时刻表，不能只关注预测的精确性，好的理论也必须能启发人们的思考，帮助人们理解真实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科斯甚至认为，预测的准确性并不是唯一重要的，理论必须有助于人们理解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因此假设必须是基于真实世界的，如此方可研究的是现实的世界、而非不存在的想象中的世界。科斯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反驳了弗里德曼的观点，他指出如凯恩斯革命、不完全竞争理论和垄断竞争理论等，这些理论一经提出，即迅速为学界广泛接受，但并没有经历“预测与现实相符”的实证检验。
在科斯看来，在分析与假设两方面，现代经济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与现实脱节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罗宾斯以来，经济学就被当作一门选择的科学，这种观点尽管给经济学带来广泛的适用性，无论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领域的论题都可以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但也存在选择方法与研究主题脱节的缺陷。一个眼见的事实是，在大量的研究中，经济分析中的决策主体完全失去了实质内容，而分析的背景也越来越脱离真实世界。科斯认为，企业、市场与法律是构成经济体制运作的制度框架，市场是在这一框架之内运行的，这一框架决定了资源利用的绩效，而在新古典理论中，这些重要因素只是被隐含地处理成不变的量。科斯认为其原因在于，经济学家们往往对经济体制的实际运行惊人地无知，只能用原始的分析系统比如物物交换模型来处理公司、市场、契约过程、产权这些对经济体制的运行来说非常重要的因素。结果，经济学家们讨论的是没有人性的消费者、没有组织的企业、没有交易的市场。科斯坚信，只有将这些制度因素融入经济理论，才能真正理解经济体制的运行。
对产权、交易费用、法律等因素的强调，表明了科斯的如下看法：经济理论应该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假设必须是现实的；此外，理论必须指向实际运行的经济系统。科斯认为，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不能理解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他们就发明一个想象的世界，这样就可以顺利地进行“研究”了。更进一步，经济学家们没有明确表述他们的假设，于是让人们面对繁杂的诸多理论而无所适从，只有假设被明确的表述出来，人们才能对构成理论基础的假设进行评估，从而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中做出选择。因此科斯认为，仅仅关注理论预测的精确性是不够的，理论最重要的功能是为人们提供一个思想框架，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里的经济运行机制。
阿尔钦否认规范经济研究的价值，坚持得出可检验的命题是经济研究的首要问题。他认为经济学解释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之类的问题，这是一种“如果A则B”的命题，而并不预测A将出现；比如，汽车价格的降低将导致出售更多的汽车，但并没有说汽车的价格会下降。更重要的是，阿尔钦在“理性人”与“理性的分析”之间作了区分：根据基本的行为假定，经济学就可以对可观察到的行为提出理性的、合乎逻辑的解释；基本的行为假定只是断言人们根据环境的变化，会表现出某种前后一致的、可预测的行为反应，而不需要建立在理性人或他们思想过程的内在逻辑一致的基础上，但对可观察行为的分析必须是理性的，这种分析，要求合乎逻辑一致性且能得出可检验的行为。
承接阿尔钦对解释可观察行为的强调以及科斯对真实世界的关注，张五常对上述各家的方法论主张进行了综合。他指出，理论必须以解释现实世界里的经济现象为己任，也就是说，理论必须能够揭示那些可以观察到的行为背后的规律，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只存在经济学家任意想象的世界中的行为。要解释现实世界中的行为，理论必须是抽象的，事实本身不能说明事实。抽象的理论要能够解释现实的行为，必须通过某种形式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经济学的假设包含验证条件(Testconditions)或局限条件(constraints)，理论的可验证性是由验证条件保证的，验证条件必须是大致真实的，否则理论就成了无法用经验证据加以检验的空中楼阁。顺便指出，与科斯一样，张五常同样认为，新古典传统中很少提到的竞争、产权与交易费用，就是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来推导可检验的命题时不可或缺的局限条件，正是对这些局限条件的准确把握，经济理论才有可能对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而非任意想象的从公式到公式的数学游戏。
以上讨论表明，一种合理的实证经济学方法，其要件必须包括以下几点：(1)理论必须是抽象的，也就是说，理论不是现实的还原；(2)经济理论解释的经济现象必须是现实世界可观察的行为；(3)理论的假设不能完全凭空想象，在现实世界必须有迹可寻，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因为前提不正确则结论就不正确，而是要保证推导出来的可检验命题能够得到验证。
按照希伯格与孙永泉的整理，一种合理的实证经济学方法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步骤。
1．一组用来表述理论建构的行为陈述或前提，用A=(A1、……、An)来表示。这些前提通常以全称陈述的形式表达，如所有的x都有Y的属性，经济学中常见的此类陈述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追求效用最大化”等等，即所谓“经济人模式”。在这些前提性陈述中，如企业、消费者、价格、数量等术语都是理论上的建构。
2．要使理论构建的前提在经验研究中确实有用，这些前提就必须与真实的对象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于是理论的第二步由一组假设或者验证条件构成，用C=(C1、…、Cn)来表示，理论建构的行为前提要通过验证条件来验证。这一步要包括这样的一些陈述，某种变量比如面包价格在怎样变动，这一类陈述必须对应于某时某地的实际面包价格的变动。
通过区分前提与验证条件，有关理论的真实性讨论的混乱就大部分可以清除了：陈述A是对有关抽象对象的一般性陈述，是不可观察的，因此要求陈述A是真实的之类争论是不必要的；另一方面，假设是理论建构与真实对象之间的桥梁，假设必须是真实的。
3．理论的第三步由一组理论所预测的事件所组成，用E：(E1、…、En)表示。前提A意味着，如果假设C是有效的(真实的)，那么某一事件E就会发生。事件E也必须是可观察的，否则理论是无法检验的。
以上三个步骤可用符号简洁表示如下：“A：(CE)”，或者写成“(A・C)E”。这两个式子的含义是：立足于前提A，如果假设C真实存在，则可以推论出事件E将要发生。比如：某地的一位消费者的既定收入是用于购买面包和黄油的某种组合，在黄油价格不变时，如果面包价格在下降(假设C)，由于消费者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前提A)，消费者会选择购买更多的面包而减少对黄油的购买(事件E)。
二、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限度
希伯格与孙永泉将实证研究方法归纳为“设定前提、提出真实的假设、得出可检验的结论”这一三段论推理模式，对弗里德曼的假设无关性方法论做出了很好的修正，并使这一推理模式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分析框架保持了高度一致。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唯一自诩为最接近自然科学的学科，采用这一研究方法，是不是就能够将经济学视为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呢?远未如此，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硬科学始终存在争议。事实上，经济学家们对经济理论目的、经济问题表述、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等问题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实证经济学研究只是众多研究纲领中的一种而已。比如以哈耶克、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就一直固守着经济学研究的主观主义立场，他们认为对复杂社会经济现象的解释，应当从经济主体的主观目的角度，来理解无数个体行为怎样形成了各种后果。奈特以及布坎南也都反对实证经济学方法的过分扩张，奈特强调，在手段目的论的框架内，对经济手段的理性计算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对人类想要达到的各种目的的理性讨论。奈特甚至认为，所谓实证研究，无非是要证明“水确实是从高处往低处流”而已。
布坎南总括了这些观点，他提出了一个经济理论的分类框架，以此为基础讨论实证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与局限性。布坎南以公共选择理论开创者的身份而为人熟知，其实他对实证经济学研究方法也提出了极为深刻的看法，他的论述有助于我们清晰把握实证经济研究方法的局限所在。有必要对他的看法进行详细的论述，相关的分析包括三个层面。
(一)抽象的经济行为科学与预测的经济行为科学
布坎南将经济理论区分成三种类型：(1)经济选择的逻辑；(2)抽象的经济行为科学；(3)预测的经济行为科学。布坎南认为，经济学家通常在这三种理论范畴下从事研究，但经济学家往往并没有对这几种理论范畴进行恰当的区分，而导致对这三类范畴混为一谈。一般认为，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科学，研究经济主体在受到资源限制的条件下，如何在不同的目标之间做出选择，以使得资源配置的效率达到最大化。根据对这一最大化形式各要件的规定不同，就产生了布坎南所区分的三种经济理论范畴。
布坎南首先对选择与行为作了区分。所谓选择，指的是选择者在作选择的时候，目标函数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定，正因为目标不受任何限定，才称其为选择，一旦对目标函数做出限定，真正的选择就不存在了，经济主体的行动就变成了对目标的反应，这是由“选择”变成了“行为”。
实证经济学致力于从个人选择的角度来解释经济现象。按照上文的讨论，第一步就是根据“经济人模式”提出一些理论建构前提，比如“经济主体追求效用最大化”，在这里，所谓最大化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但经济主体效用函数由什么因素构成是未得到明确规定的，金钱、财富、健康、友谊、地位、优美的环境等等，都可以进入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从主观角度看，经济主体效用函数中的因素是不可识别的，“经济人模式”只不过说明，经济主体选择他愿意选择的。从这一角度，“经济人模式”的解释力“最强”，甚至自杀现象都可以解释为行为者的效用最大化，只要把自杀定义进自杀者的效用函数就可以了。但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不具有任何操作性，也就是说，这种解释只是同义反复的命题，是不具有现实解释能力的。假如最大化意味着选择者选择其所选择之物，这就是经济选择逻辑，经济选择逻辑不包含任何经验内容，因为无法推导出可以经由事实检验的命题。所以，要使“经济人模式”具有解释力，必
须能够指定某些可以客观衡量的量作为效用函数的因素。比如假定了好事物(Goods)，经济学家就可以推论出，“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如果苹果的价格下降、则苹果的需求量就增加”之类的命题。这是所谓抽象的经济行为科学。
依据此类命题能作出准确的经济预测吗?布坎南认为，否。在他看来，抽象科学其实只是由一些在概念上可以反驳的前提或假设构成的逻辑命题，只有这些假设在现实中可检验时，才能够对现实世界进行预测。同时，这些命题事实上还包含了一个隐含的前置条件，即“其它条件不变”。考虑到这两类因素，而对此类命题在现实世界中进行有效性验证时，这是完成了一个研究类型的转换，由抽象科学转化为经济行为的预测科学。
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假说必须经过严格的验证。但是，现实世界并不是物理学家的实验室，由于数据收集的困难，收集到的数据不一定能反应经济行为者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中做出的真实选择，且经济学家很难真正对经济主体效用函数中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进行分离，所以，这种检验工作是极其困难的，“其他条件不变”不能给经济学家提供保护伞。尽管如此，布坎南还是认为，一定程度上的预测也还是可能的：只要经济活动者的行为符合一定的规律性，就可以对典型参与者的行为做出预测；即使某些参与者的行为由于非经济考虑而违背了这一规律，只要他们偏好集合的构成要素存在一定的均匀分布，在抽象理论中获得的假说也可以得到证实。
预测经济行为科学可以看成抽象科学的延伸，二者都包含“经济人”动机假设。但二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前者只研究不包含任何非经济内容的经济人行为，而事实上人的行为会受到很多“主观”因素的影响。考虑到检验工作内在的困难，布坎南对经济研究的预测功能始终保持审慎的态度，他认为，只有首先认识到经验检验的局限性，才不至于滥用这种方法。
(二)主观经济学与客观经济学
于是布坎南进一步区分了主观经济学与客观经济学，他认为，看不到主观经济学与客观经济学的区别，正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出现方法论混乱与错误结论的根源。
在选择逻辑中，选择活动纯粹是主观的。对可选择之物以及对作此选择必须付出的代价的评价，都是选择者主观的评价。一旦做出选择，机会成本就不存在了，机会成本即选择者为获得选择物而对必须放弃的对其它选择物的评价，对此必须按主观成本的含义来理解，成本只是选择者主观评价的产物。
米塞斯的选择理论可以看作主观经济学的代表。根据米塞斯的选择逻辑，经济主体选择了“他所选择的”，当他选择时，他必然认为所选择的行为能给他带来更大的满足；他也许会犯错误，但从事后来看，我们不可能推论出他的行动是非理性的。由于这一理论能够解释所观察到的人们采取的任何一种行动，反过来说，这一理论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解释。因此，在主观经济学领域，抽象的行为科学与预测的经济行为科学都没有用武之地，同时，主观经济学对于预测经济主体在约束变化时会做出什么反应毫无助益，事实上这一理论根本就没有要求进行预测；但是，这可以增进我们对价值创造与转换过程的理解，尽管这种理解并不具有所谓的可操作意义。
而在抽象的经济行为科学模型中，经济主体的行为是被限定的，即严格要求经济主体遵循“经济人”的方式行动。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点是得不到保证的，因此在理论上就要求，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是已知的，或者通过对其施加某种限制使其成为可知的，能够为外部的观察者加以客观判定，以及相对应的成本也是客观上可以确定的。如此经济决策者只要进行适当的数字计算，就可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于是选择与决策的差别就消失了，成本也与选择无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学并不是选择科学，如果按习惯非得称之为选择科学，也只能将“选择”理解为“计算”，即，将纯经济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主体的主观价值评价改成客观价值标准，前者就变成后者。
米塞斯的理论对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动机完全解释为其主观判断，这就没有给实证研究或行为预测留下一点可能性。鉴于此，布坎南认为，米塞斯的行为理论实际上是包含了两种类型的人类行动：一种是创造性的选择或行动，这为人类所独有；另一种是反应性行动，后者可以科学地加以预测，可以在传统的科学意义上加以分析。但布坎南又进一步认为，二者之间还是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承认人的行为可以在平均或代表性意义上是可预测的，但并没有表明预测科学对现实世界所作预测的实践意义，或可以使用这种预测来控制人的行为。本文认为，布坎南把人的行为两分的意义在于，为实证理论和主观经济学界定了各自的分析领域。可以这样理解，布坎南的目的是要为奥地利经济学与新古典传统划界，这一番努力的结果，就是把主观经济学的领域界定在了预测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这两种分析传统在布坎南看来，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同样能促进我们对现实经济世界的理解。
(三)非经济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正如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经由上述两个角度对经济学的界分，抽离了经济主体主观评价因素的实证经济研究是否具有普遍的科学性?门格尔与德国历史学派著名的方法论论战表明，经济学家并未就经济学适用的普适性问题达成一致。
布坎南对此并没有简单地给予肯定或否定。经济学研究的是行为，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非常复杂，布坎南(J.Buchanan，1979)指出，人的行为既受“外在约束(Exteralconstranints)”、也受“内在约束(Internalconstranints)”影响。外在约束是指独立于经济行为主体之外的外部条件形成的约束，比如他人的产权、法律法规、市场价格的变动等因素；内在约束是指，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习惯、伦理规范、风俗、商业习俗等因素对经济行为主体自我意识产生的影响。外在约束也许不受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限制，同样的外在约束，人的行动倾向也许是一样的；但对于内在约束而言，确因文化、制度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毫无疑问，经济学家所观察到的行为同时反映了内在与外在约束的影响。如果承认文化等内在约束对人行为的影响，则这种影响就的确可能限制经济学命题的普适性。尽管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的区分并不那么容易，但对解决经济学的普适性问题而言这种两分还是至关重要的。但布坎南还是认为，除却内在约束，会存在一些独立于历史文化背景的可检验的经济学假说，这些假说具有相当大的普适性，尽管其范围可能受到限制。
这就出现了明显矛盾。布坎南认为，消除这一矛盾，须视经济学研究所要达到的不同目的，根据推演出的经济命题所做预测的特定性，而在经济研究的不同层次与方向之间做出区分。在经济学中，可以存在超越历史与文化差异的经济学命题，如人们确实寻求改善自身的状况，这是可以用在收入给定时，人们追求拥有更多的共同评价的“好事物(Goods)”这一行为来检验的，也就是说，在“经济人假设”这一前提之下，并不存在“西方”或“东方”经济学、二十世纪经济学与十九世纪经济学等的区分；而在这些基本命题之外更具体地预测行为对约束变化的反应时，则历史与“文化”的影响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四)简单小结
实证经济学研究是否具有普遍的科学性，是一个复杂的话题，需要对抽象的经济行为科学与预测的经济行为科学、主观经济学与客观经济学进行区分，需要对“其它条件不变”进行严格分析，还要考虑到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经济学家只要把握了这些因素，才能对实证经济研究方法进行合理的运用。
三、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意义
在充分考虑了诸多限制因素之后，合理的实证经济学研究，将提供关于真实世界如何运行的知识，从而增进人们对经济社会的理解，就此而论，这与自然科学增进人类知识有同样的意义。本文认为，在如下几方面，合理的实证经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有效的实证经济学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各种经济政策的意外后果。经济是一个整体，一种经济政策的实施可能会造成各种与政策意图不相符合的后果或达不到理想政策目标，而这些后果是政策的制定者不希望看到的。给定政策目标，如果人们能充分了解政策实施的全部后果，则对政策的制定会更加谨慎和合理。实证方法与实证经济学知识的进步，有助于人们了解经济政策实施的各种长期的与间接的后果，而不是只注重明显看得见的直接后果。另外，在现实经济过程中，公共政策往往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左右或影响，实证研究则有利于分析清楚政策措施在所有集团影响之下的实施后果。
第二，实证经济学知识的进步，有助于理解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G.J.Stigler，1970)都曾强调，人们之间存在的关于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往往是因为他们对经济政策将造成的影响的预测不相同，而不是因为他们在基本价值观上存在根本性分歧。更进一步，假如对经济政策实际影响的判断能够达成一致，人们在价值观上的分歧也就能更好的表现出来。中国经济学界的很多争论即源于此。
第三，最重要的是，实证经济研究有助于人们把握人们的行为目的与经济政策目的的可实现性，避免乌托邦式的浪漫改革。在这里，可以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作用于社会的方式进行对比。自然科学通过“人为自然立法”界定了自然法则对人们行为的限制，人对自然的活动必须遵循自然法则才是可实现的。相比于自然科学，人性的法则与之有什么不同呢?经济学能不能起到与自然科学类似的作用?霍布斯以降到休谟、斯密的努力就是试图建立与自然科学并行的人性科学，因为他们确信，人性的统一性是永恒的，在斯密看来，每个人都有改善自己状况的动机(其中隐含了关于“改善”的理解是客观的这一前提)，每个人都会争取获得共同评价的“好事物(Goods)”的更大份额。经济学家这样假定统一的人性：人们对好事物正面评价、坏事物负面评价，寻求好事物的更大份额、坏事物的更小份额(在这一人性假设之下，并不要求商品之间的人际替代率是相同的，只要求商品的正面评价对所有潜在交易者是相同的)。从人的行为是为了获得自身福利改进这种统一的人性出发，有违于人性的行为就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卖主售货却得不到货款的状态就是不可行的。在市场规则之内，如果交易双方都有自由进出的权利，非互惠的交易就是不可行的。
经济学如何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规定人们行为可实现的范围呢?布坎南强调要在两种社会状态之间作出区分：想象中可以存在的状态与现实中可实现的状态。给定法律制度规则，在经济相互作用必然会发生的前提下，即使在自然与物质约束所施加的界限内，想象的社会状态集合也大于可实现的社会状态集合。我们知道，人类历史经历过的浪漫想象的社会设计均宣告失败，因为这些社会设计所立足的人性假设违背了真实的人性，因而在现实中是不可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