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工艺美术史论文篇1

美术史论教学在中国的诞生与发展只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而且发展速度也较为缓慢。只是最近三、五年才有较大的变化。如除了率先设立美术史论系(或美术学系)的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外,南京艺术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等也相继增设了美术学系,这无疑是件大好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以发达国家为楷模,争取经过不懈地努力,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如在平均国民收入、产值、住房条件、小汽车拥有、教育水平等方方面面寻找差距,努力追赶。这表明中国人民的省悟与奋发。但是从美术史论教育来进行中西对比者,尚无人进行。其实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发展与精神文明是紧密相联的,二者互补,二者互利,相得益彰。运作好了,就进入良性循环;运作差了,就陷入恶性循环。

我有幸到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与地区进行访问与讲学,西方先进的技术、发达的经济、良好的生态环境,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我更注意到这些发达国家的全民美术素质也是相当高的。如美国,几乎大学都有美术史的选修课,而且都有自己的博物馆与美术馆;如日本,东京博物馆、京都博物馆长年与短期的展览非常活跃,青少年学子、老年人已成为稳定的观众队伍,而且许多事务丛集的“上班族”也常常在休息日参观博物馆和美术展,对展品评头论足。而象箱根的雕塑博物馆、奈良的正仓院,甚至比当地的枫叶、樱花还吸引游客。在法国巴黎的罗浮宫内,常常可见中学生们在教师的带领下,席地而坐于名画前,听着老师的讲解,展开热烈的讨论(当然,是轻声细语的)。相对而言,国内的大学开设美术史选修课者,几乎寥寥。至于博物馆、美术馆的参观者,也远不及风景名胜;有些美术馆往往开幕式就是闭幕式;有的博物馆门可罗雀,经费捉襟见肘,或挪作他用,与所处风景点或茶吧、游戏房相比,十分寒酸。然而中国的文明史却有数千年,中国的人口却是世界第一。

这一切固然是特殊国情所致,但很大程度上却表明人们文化素质与美术修养的低下。

作为美术史论教育工作者,我认为不应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应当有着社会责任感。虽然我们不是救世主,但我们还是有许多事情可干的,尤其在关注社会上应花些力气。

一是继续努力,培养美术史论的人才,培养更多的博士、硕士和学士,充分利用美术学院这只“工作母鸡”的作用,多做些宣传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事,给各地大专院校输送合格的美术学教师,也给各地的出版、新闻、美术馆所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二是要做些普及工作,与美术馆、博物馆、电视台、出版社及宣传媒体配合,作些深入浅出的讲座、评论,以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我曾应香港城市大学之邀,为理工科的学生讲美术史知识,也应邀为德国、美国的老人讲述中国古老的美术;还在上海音乐厅为普通市民讲述中国少数民族的美术。听众反映踊跃,提出不少问题,教学相长,令人兴趣盎然。邵大箴先生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种美术学院围墙以外的事,其实也很有价值。

昔年蔡元培先生曾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大声疾呼要提高全民族的美术与文化素质。经过数代人的奋斗,如今中华民族的美育比上个世纪好多了,但是放眼世界,注目先进,我们还是很落后,在新世纪中,美术学院的美术史论教育,还有许许多多事要做,不仅在象牙塔内,而且在象牙塔外。

外国美术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亟待加强

汪涤(中国美术学院西方美术史硕士研究生)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基本框架和基础资料建设。一些美术通史、断代史、国别史、画家综合研究是经受了历史考验的,已经成为西方美术史界研究的必读之作,应该有计划地翻译过来。

众所周知,在中国研究外国美术史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经历80年代西方文化介绍的热潮之后,90年代以来外国美术史的研究在学术界倍受冷落,处境甚忧。

目前的外国美术史研究正在向两个极端发展,其中一些问题值得真正喜好外国艺术的人士注意。一方面是外国美术史低层次的通俗读物泛滥成灾。大量粗制滥造的鉴赏大全、艺术史小册子充斥市场。图片质量低劣、内容枯燥、错误百出是这类读物的通病。剪刀加浆糊的便利工作,丰厚的稿费利润使外国美术史工作者误认为此是主业,忽视了基础研究。读者看了这样的读物,非但没有得到美的享受,反而对艺术敬而远之。另一方面是研究的高深化。一些学者热衷于西方美术史方法论的引进和介绍,挟洋自重,压服国人,凸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一时间图像学、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之类纷纷出笼,大批时髦理论文章涌现在读者眼前。但是读者对文章中的大量人名、地名、作品名、作家名都不知所指,如坠云里雾里。窃以为译者未必尽知,其中错译当不在少数。这些方法论文章实际上是对近二百年西方美术史学发展的总结,不读过大量西方美术史名著的读者是根本无从理解方法论在批判什么、支持什么,更无法对方法论持什么异议了。由此读者大不必遣责自己的无知,埋怨译者的无能,大家实际上都没有一个共同的知识基础,谈何争论与商榷?我国目前对西方美术史中的一些基本流派和画家都没有认真地深入研究,没出过什么专著,可以说严重缺乏研究实践,又何谈在方法论上说三道四?方法来自于实践,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学到方法,以为搬用他人方法就能迎头赶上,得道成仙,乃是刻舟求剑之举。

我们的外国美术史研究要正视现实,调整心态,既不能流俗,也不能超前,而应踏踏实实,一步步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基本框架和基础资料建设。一些美术通史、断代史、国别史、画家综合研究是经受了历史考验的,已经成为西方美术史界研究的必读之作,应该有计划地翻译过来。断代史有个特别的好处就是既宏观又微观,既关注了个别画家的风格特点,又关注了历史长河中画家们的关联,象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罗森布拉姆的《19世纪艺术史》都是大师之作,为该领域的入门之书和通史写作的主要参考书,在西方视为经典。这些著作往往资料翔实,所持观点客观公允,非常有利于我们把握基本情况。有了这类书我们就不至于陷落到方法论美丽的陷井之中了。

画家的画论、日记以及历史上重要的艺术文献都应该比较整体地整理、翻译出来。我们过去喜欢搞摘要、语录,把这些文献全部拆散、弄乱,很不利于研究。实际上这类书很有用,对于艺术家更是这样。比如看《德拉克洛瓦日记》、《马蒂斯论艺术》、《柯罗》之类资料书,画家们就了解了大师的心声和技法决窍,比任何一本鉴赏小册子要有用得多。象holt的三卷本艺术史文献、《现代艺术家论艺术》之类的资料书,在西方是必需的工具书,应该把它们译出来。

过去曾有一些先生译过诸如《西方艺术事典》、《希腊艺术手册》、《艺术的故事》、《中世纪艺术史》等好书,至今都是该领域写作的主要依据。只可惜90年代以来这样的工作做得太少了,读者们都在引颈企盼此类书籍早日面世。

研究外国美术史是很难成为大学者或是学术明星的,翻译、介绍和整理工作是其主要内容。但是外国美术史的研究无疑可以为艺术爱好者做些有益的事情,让他们深入了解世界各国的精美艺术,陶冶情操,完善人格。在研究中,美术史工作者自己也能感受到审美的乐趣,知识的充实,这就足够了。

“批评的批评”

张坚(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副教授、美术理论博士研究生)

美术批评有什么用?提出这样的问题显得有些愚蠢。最近在读法国年鉴学派史家马克·布洛赫的一本小册子《历史学家的技艺》,书中记叙了这么一件事。有一天,布洛赫的小儿子问他:“亲爱的爸爸,你是否能告诉我,历史到底有什么用处”,幼稚的问题使这位有二十多年研究生涯的史学大师激起了有关所从事职业价值的思考。扪心自问,以前他从未认真地想过这样的问题,是出于坚定的职业自信,或者有意地回避这类容易让人困惑的问题,似乎也难以定夺,为了澄清心中的疑惑,他动手写作这本著名的历史理论著作。今天,画家办画展,组织研讨会,请各方专家写批评文章,然后在专业或非专业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美术批评的重要作用似乎也是不容置疑的。舆论性工作的程度、范围和操作方式取决于当事人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品位等诸多因素,与艺术本身的关系其实不大。美术批评帮助艺术的从业者支撑起一片似真亦幻的艺术的乌托邦天空,那些文章象是一群花哨缤纷的蝴蝶,辛苦地为我们的城市文化渲染出热闹、活跃的气氛。只是这样的工作就不会让人产生类似于“有什么用?”的疑惑吗?

事实上,美术批评的用途和价值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从业者也完全不必顾及这类容易让人钻牛角尖而无法自拔的问题,心态自如地参与其中。当下美术批评处在一种非常充分的健康状态里,在这种情形下,提出用途的疑问,容易让人怀疑提问题的动机,是不是想惹是生非。批评不外乎描述、阐释、感悟和评判具体形式中的美术作品,专业批评家多半对视觉艺术语言有良好的感悟力,眼光犀利,批评指向中包含了学术自律的意识,也隐含着某种权力意味的价值评判;而一般批评家天马行空的主观发挥往往也引出一些艺术方面的真知灼见。不过,真正归结起来,美术批评的基本要素也就是,师承关系的梳理,风格、技法的阐释,生平及艺术事迹的概要,加上批评者个人化感悟的抒写。至于非常确定的价值评判通常是功成名就的批评家所尽量要避免的,以便给自己留一点余地。

较之于学术色彩浓厚的艺术史,美术批评可以算是一门显学,专业的要求既不太严格,涉足于其间的自然也是杂色人等,纷繁热闹的场面在所难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美术批评繁荣景象背后隐藏着的批评结构理性化和批评家对批评形式的麻木和迟钝也是现实的情况。商业化社会尖锐的理性在经历了一定时间的磨砺后,已演变为强大的吞噬力量,它无孔不入的渗透力在美术领域里使得原本梳理不清的复杂的关系变得明确而有序,批评家、艺术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结构关系的明晰,使得学术、艺术与市场商业规则形成为运作良好的互动和协作态势。批评于是趋向于仪式化,作为身价的象征物。而精神旨求、文化建设的意义退居为附属性的点缀。频繁出现在各类报纸副刊的美术批评文章有点象是批评家在都市文化的喧嚣中喃喃独语,标题的大小以及所在版面位置的显要与否比文章的内容来得更加重要,在各级专业杂志上的露面多半为了具有表明某种身份。除了艺术家本人,是否有很多人真正在乎这类批评文章到底说了哪些惊世骇俗之语,不敢妄加推断。不过,热闹和欢欣总是第一位的,真实与否无关大局,可惜这是美术批评的悲哀。

美术批评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批评家的学术素养。良好艺术史素养有利于批评家形成独特的批评视角和倾向,同时又使批评具有充分的学术含量。比如,现代美术批评家阿尔弗雷德·巴尔的艺术和批评观念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生,专攻中世纪艺术史时成形的。中世纪艺术包罗广泛,包括壁画、象牙雕刻、插图、建筑等,这造就了巴尔现代美术批评的广阔视野,他的批评除了针对现代绘画外,还涉猎现代建筑、工业设计、摄影、甚至戏剧和电影。当然,艺术史的修养并不必然地导致成功的批评,贝伦森作为公认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鉴赏大师,却对当代美术作品持极端敌意和排斥的态度。第二个要素是批评家之间要有针锋相对的争论。没有争论就无所谓美术批评,这也是与交错混杂的现代美术潮流相互冲撞、融会的局面相对应的。批评家的学术素养和剖析问题的能力最终只有在与其他批评家、艺术家的对抗、辩驳中才能得到强化和丰满。批评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同时更是协作性的劳动,批评家自说自话毫无价值可言。f.r.里维斯说:批评家发现与自己观点相左同时又值得批驳的人,其心情犹如发现新大陆般的愉快。事实上很多成功的批评家都是这种心态。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几乎出于本能地寻找值得与之辩论的批评家和艺术家,而那些被批评的批评家和艺术家在阅读了格林伯格的文章后也觉得有必要与他论一番理,结果双方都从中得益。格林伯格是不喜欢用含糊其辞的句子的,一切总是尽可能地直截了当。据说哈罗德·劳森伯格有一次批评格林伯格的文章结构细部处理不当,他的回复是:“劳森伯格似乎对我的那些东西太看重了”。

也许我们过于夸大了美术批评中的争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归根结底,这是一种缺乏坚定信念的征兆。至于为了某种实际上并不那么稳固的眼前利益而牺牲美术批评整体的活力,结果是得不偿失的。这样下去,有关美术批评用途的疑问会变成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重返传统掇英撷华

毛建波(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副教授、中国美术史硕士)

今日的美术史论家们,在准确地、系统地引进西方美术理论的同时,要花更多的精力深入地、全面地钻研中国传统美术理论,使其重现生机,并且运用到当前的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领域上来。

1999年12月11日,由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中国艺术的真实性”研讨会备受美术界瞩目,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是《溪岸图》的真伪之争。作为五代董源唯一有名款的作品,《溪岸图》是徐悲鸿1938年在桂林阳朔购得,同年初秋张大千到桂林,硬是“挟吾董源巨帧”而去,1968年张大千以《溪岸图》与王己千交换,1997年5月再由唐骝千(oscarl.tang)家族购藏捐献给大都会博物馆。同年八月,《纽约客》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引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著名中国美术史家高居翰(jamescahill)的看法,认为《溪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激起轩然大波。研讨会上,高居翰作了《对〈溪岸图〉十四点质疑》的发言,再次力主《溪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中国学者则进行反驳,认为至少是宋人之作。按常理,这种专业性极强的研讨会,感兴趣的人并不多,但不仅有近千人出席旁听,且在高氏讲完后,在场的美国人长时间鼓掌。中国专家陈述观点时,美国人却“听不懂”了。后学如我,对鉴定素无必得,更无缘亲睹《溪岸图》真面目,对此事本不敢置喙。但看了有关的报道,却觉如鲠在喉,必欲一吐。且不言西方“科学”的鉴定方法在鉴定中国书画时未必胜过中国传统的“望气”、“目鉴”法,单研讨会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已显出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欺凌之态。对此,连美国美术史家croigcluns也指出,这场研讨会,“甚至可以解读为隐含着令人不愉快的、带有种族色彩的西方学者挑战中国学者。”由此,我也联想到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领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在美术史与美术批评领域,近百年来我们大量地引进了西方美术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中,确实很大程度地存在着空疏玄虚之风,尤其在美术批评中,周易八卦、河图洛书、老庄思想、魏晋玄学,似高头大章,精彩绝伦,实隔靴搔痒,虚空缥缈,读者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作者自身也莫明真谛,徒弄玄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美术理论的引进,对于中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矫正作用,这种引进自然是多多益善。但随着西方美术理论的大量引进,我们是否该冷静地反思建立在西方美术演变基础上的西方美术理论,能否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简单地去套中国美术。以中国画而言,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国画形成了自身完整的审美体系、价值标准、欣赏方式,六法精论、逸神妙能、传神写照、意境格调也好,计白当黑、五笔七墨、布局如弈、三远七观也好,都与西方绘画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画的写生不同于西画的对景写生,中国画的远近法不同于西画的焦点透视,更不是今人假设出来的“散点透视”,简单地把自身尚未真正理解、消化的西方绘画理论,不切实际地移用到中国画的评价上,无异是胶柱鼓瑟、缘木求鱼之举。

西方经济、军事的相对强大,并不是意味着文化的必然精深,但在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下,许多人无所适从。他们一方面对中国文化精神不作深入研究,对中国艺术的深层内涵缺乏体悟,没有进入中国文化的堂奥却自以为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真正搞懂、吃透西方文化,看了几本翻译得半通不通的西方论著,盲目地借用几个自己也莫明所以的外国术语,对中国传统艺术横加指责。于是,强调西方绘画“科学性”,认为“中国画不科学”的有之,高举“笔墨等于零”者有之,刻意求新求怪求野者亦有之。眩人耳目,引入歧途,服己尚难,服人更是妄想。

中西艺术的文化底蕴、审美方式各居一极,二者是各自独立的艺术体系,许多有睿智的、清醒的艺术家已意识到一味从西方寻找“真经”,是无法拯救传统艺术的,中国传统艺术的深厚内涵使得它具有无法想象的生命力和生发力,吸收借鉴他者的经验固然不可或缺,挖掘、发展自身的优良传统更是重中之重。我们的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是否也该好好反省呢?我们不必固守祖宗之法一成不变,也不该把祖宗之法一概地抛在脑后吧。今日的美术史论家们,在准确地、系统地引进西方美术理论的同时,要花更多的精力深入地、全面地钻研中国传统美术理论,使其重现生机,并且运用到当前的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领域上来。如此,这一领域中的诸多弊端方有望改进。

美术批评需要交流和对话

李敬仕(绍兴文理学院美术系副教授、花鸟画家)

人类文化没有一个永恒的模式,也没有一个绝对中心。理论家们在讨论中西美术理论对话时,应该具有中国本土问题意识和特定语境的要求。

美术批评的对象通常是美术作品和美术家,因此,它同美术家的关系应该是相当密切的。在现时代,欲望、金钱这些物质追求经由市场消费逻辑而成为日常生活的主题词时,一些画家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为了包装推销自己,对美术评论宠爱有加。而另一些美术家则对美术批评持冷漠甚至蔑视的态度。这其中有美术家本身的原因,如理论素质的低下和学术视野的狭隘,使他们对美术批评毫无兴趣。但也有对美术批评现状感到不满的原因。有位画家对我说:“那些写美术评论文章的人,读了几本理论书,就到处乱套。他们也许有丰富的哲学、美学、艺术史的知识,但并不懂画,他们哪里知道我为什么要用这块颜色,怎能看得出这块颜色好在那里?”这话虽有些偏激,却也不无道理。对于美术理论家来说,需要以宽容的学术胸襟,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加强同美术家乃至广大读者的交流和对话。这里我冒昧对美术批评中某些现象谈一些浅陋的看法。

首先是不少文章对视觉形式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或分析不能令人信服。在艺术家心里,他所见所闻的一切,却被转译成了他所理解、把握的艺术媒介形式,而其它因素都退而成为艺术创造的潜在背景因素。对这种艺术审美创造上的形式的“特殊性”不进行深入分析,就难以切入作品的本体。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绘画史上卓有影响的理论著作,大多出自大画家之手。如中国最早出现的理论专著《论画》和《画品》,作者是顾恺之和谢赫,北宋《林泉高致》的作者是郭熙,明代作《华山图序》的王履,倡导南北宗论的董其昌,清代作《苦瓜和尚画语录》的石涛,都是赫赫有名的画家。这些著作不仅被历代画家们奉为经典,就是在中国美学史上也焕发着耀眼的光芒。对各种视觉形式的感悟和理解,殊非易事。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即使是专业画家,对他所从事本专业以外的美术作品也难以作完全的解读。一个中国画家看油画,大多也只能停留在欣赏层面上,很难在形式层面上作出令油画家心悦诚服的深刻分析。美术批评家批评的范围涉及国、油、版、雕、年、连环、宣传、壁、民间美术、艺术设计甚至建筑、书法等等,我们不能苛求理论家对美术各门类的样式都进行实践,但评论家必须花大力气对其形式语言的特点进行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取得发言权。如果评不到点子上,对美术家来说无异是隔靴搔庠,无济于事。美术评论中常有这样的现象,评论家写文章大加赞扬的作品,画家却认为并不见得是好画。有些推介文章,对作品本身的分析文字不多,却东拉西扯地写了不少有关文学史、美术史甚至哲学方面的知识,生硬地和他所要评论的对象联系起来,给人一种评不出什么也硬要说些什么的印象。还有对美术现象的一些评说,也难以使人认同。如有文章说:齐(白石)体的后人,“以吴作人为代表”;并把水墨人物画分为徐(悲鸿)和蒋(兆和)两派,说在明暗造型的手段上,徐氏以染为主,蒋氏以皴为主,把方增先归为徐派,把刘文西等一大批画家归为蒋氏门徒。这种说法未免武断。因为在中国画家眼中,蒋氏的人物画有以毛笔代替木碳笔画素描之嫌,作为中国画中特殊笔法的“皴”,和西洋画中的明暗完全是两回事,且在人物肖像画上运用皴染技法早已有之,怎么成为蒋氏的专利,谁用了皴法,就成了他的门徒呢?

其次是美术批评的话语方式,在80年代中期以后有了很大变化,引进了大量西方文化思想的新名词、新术语和新概念。一些自命精英的前卫理论家依据这一表象,相信中国美术的进程也应实现同一模式的转型,而对本土民族文化和写实画风给予轻蔑的否定,对西方现代性文化不是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加以观照,不作批判性的理解,而是沉浸在现代迷信之中急于建构现代乌托邦。一些理论家屈从西方话语中心,并以此为荣。他们以单一的线性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把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强加处在不同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中的具有斑斓色彩的本土美术。按照耗散结构的理论,进化不是按单一轨线进行的。因此人类文化没有一个永恒的模式,也没有一个绝对中心。理论家们在讨论中西美术理论对话时,应该具有中国本土问题意识和特定语境的要求。

美术批评中还有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如某些文章故弄玄虚,语言晦涩难懂。文章写给什么人读,应该有一个定位。读有些文章远比读黑格尔著作还难,画家看不懂,一般读者就更不懂了。如果只给自己小圈子里的人读的话,那就没有发表的必要。有的文章中大段深奥莫解的文字,在仔细琢磨之后,原来说的是很平常浅显的道理,学问不深,文章很深,只会令人厌弃。再有是某些评论家有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在那里指手划脚,口气武断专横,以为自己说的都是真理,不能容忍别的声音,这当然令人反感。还有一些心浮气躁的理论家,在和某些画家作互利性的交换,其后果必然导致美术评论的庸俗化和学术人格的沦丧。凡此种种,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艺术评论家的底牌

谷流(河南美术出版社编辑、艺术史学者)

真正的艺术评论家应具备最起码的历史意识与鉴别批判能力,他们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宁静而不为物役的自由灵魂。这可谓真正艺术评论家的底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关于艺术的评论话语都是源自牧羊人内心的亦或附庸的神话。牧羊人不但可以是神明的上帝,也照样可以是艺术评论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牧羊人就没有羊,没有羊也就没有牧羊人,没有牧羊人就没有这个世界和关于这个世界的历史,也就更没有必要再有牧羊人和羊所必需的食物和水。既然有了牧羊人,就必须有应该属于他的羊、他的食物和他的水。为了能顺利地找到并得到食物和水,艺术评论家便毫无必要再顾及颜面而不好意思以一种有时连艺术家都拍手叫好的相当体面的圈层话语,如帝国主义般地肆意强奸和占有艺术品创造的原初意义,并美其名曰指点创作和引导时尚,直到把好端端的艺术家糟蹋到不会画画才肯去折腾点儿别的。惟惜乎斯世艺术家众矣,却教那牧羊人太也不好意思停业盘点。是为天职艺术评论家之一副活形也。

艺术品是真正艺术家真正天才的创造,是原初的价值性话语文本,但又有优劣之别,诚如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艺术和自我超越》所说:“斯德哥尔摩国家美术馆里令人惊叹的伦勃朗作品——仅仅为这些作品,我们就值得来这儿——和同一美术馆的一幅华托的珍品体现了不同的价值”。然而,在任何时代里,像华托那样的艺术家,甚至尚根本无法与华托相提并论的绘画从业者,实实在在地多如牛毛,并缘此无限地孕育着所谓的艺术评论家的温床。

中外工艺美术史论文篇2

[关键词]黑龙江工艺美术;艺术设计教育;演进

“工艺美术”是涵盖“工艺”和“美术”两个单词的复合词。工艺美术作为专用名词,不是一种纯粹的艺术物化现象,而是人类为了获得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物化劳动形态,即“艺术质的造物”。工艺美术是一种既具审美功能,又具实用功能的造型艺术。与其他造型艺术门类不同的是,其在具有自然属性和艺术属性的同时,工艺美术又是一种边缘性的文化科学,与艺术学、美学、材料学、工艺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有着与生俱来的关联,并间接承载相应历史时期的美学标准、科学技术、经济思想和社会意识形态等多重属性。

在东方文明源远流长、浩繁丰富的史迹珍异中,中国工艺美术伴随着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进化、演变以及社会的繁荣发展而萌生勃兴,以其古老而宏博精深的民族精魂与华彩缤纷的装饰审美特性和巧夺天工的卓越工艺技能惊叹世人,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奇葩瑰宝。在炎黄先祖智慧与力量的熔铸中,中国工艺美术蕴藏着中华民族卓越超凡、无穷无尽的工艺文明和才智迥异、流光溢彩的审美创造力。中国工艺美术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审美与实用功能统而合一的辉煌灿烂的历史。黑龙江工艺美术作为中国工艺文明中的一支独特的奇葩同样具有深邃的人文文明和博广的工艺文明的历史。

1949年,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政治经济步入崭新的发展阶段。在党和政府的重点扶持建设下,黑龙江省工艺美术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工艺美术的格局和风尚与此阶段前既有其无法割舍的血脉关系,又在承袭和创造的基础上风格迥异。工艺美术具有其自然和艺术的双重属性,兼具审美和实用功能,因而更加明晰而直接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下半叶黑龙江省工艺美术的发展历程与之对应呈现为社会主义的恢复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十年”时期、恢复发展时期、全面开放和改革发展时期的五个阶段的工艺文化现象。

1.恢复时期黑龙江工艺美术(1949年―1956年)

社会主义恢复时期,黑龙江工艺美术以手工艺生产体系的恢复和发展为基础,得以重获新生。社会主义恢复时期的黑龙江工艺美术有了新的人才组织和创新发展的机制,产品风格基本沿袭解放前夕传统工艺形式。至1958年,由于受盲目的“”和“一大二公”运动的影响,黑龙江手工业集体经济中掀起“转厂过渡”的浪潮,一时间造成工艺美术合作社组织四分五裂、管理混乱的局面。恶风狂浪之后,原来不少的企业背离开传统工艺的手工生产特点,一味强调生产集中,盲目扩大企业生产和进行改产转向,致使黑龙江工艺美术生产严重受阻,产品锐减。

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黑龙江工艺美术(1956年―1966年)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黑龙江工艺美术在人才引进、培养,专业研究、行业管理等各方面进一步发展,生产和销售形成完整的体系,步入专业化、产业化的轨道。在外来的众多艺术精英和本地老艺人的共同努力下,黑龙江建立本省第一个艺术院校――哈尔滨艺术学院,培养大批骨干人才;同时秉承“外学内创”的原则结合“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300多名艺人,黑龙江真正形成了第一批专业工艺美术工作者;成立了哈尔滨工艺美术研究所,专业化和行业管理进程加快,人才培养和专业学术研究日渐成熟。

3.“十年”时期的黑龙江工艺美术(1966年―1976年)

“十年”时期,黑龙江工艺美术在遭受破坏、退步、前进中徘徊前行,工艺美术的发展上烙印上极其明显的政治特征。初期,黑龙江工艺美术行业,大多数被迫转产、停产,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在70年代初期,情况有所改观,在特定的限制下,部分工艺美术创作一定程度得以恢复,众多独具魅力和政治色彩的作品风格独具,特别是牛角画为代表的工艺美术画进一步发展。1973年成立黑龙江工艺美术公司,黑龙江工艺美术回归其专业化的轨道。其后,由于政治原因,工艺美术历经波折,创作局限很大,题材单一,但在国家领导和政策的支持下,仍得以发展,并先后举办两届哈尔滨工艺美术展览会。“十年”时期黑龙江工艺美术虽然发展曲折,但在艺术的角度和工艺美术自身,仍有其不应磨灭的见证意义,仍承载着黑龙江工艺美术发展历程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4.恢复发展时期的黑龙江工艺美术(1976年―1989年)

恢复发展时期,黑龙江工艺美术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发展,产业化进程加快,轻工、外贸、商业、供销统筹规划,生产规模和能力明显提高。其间,成立了黑龙江工艺品出口公司,标志着黑龙江工艺美术品逐步进入自营业务的阶段;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成立,在全国工艺美术逐步进入良性发展的同时,在哈尔滨举行了“黑龙江第一届工艺美术艺人、创作设计人员代表大会和工艺美术展览”,在会期间成立了黑龙江工艺美术学会。至80年代末,黑龙江工艺美术行业规模大幅提高,特别是工艺技术和科技水平已达到同期国内外先进水平,各项传统工艺美术稳定发展。

5.全面开放和改革发展时期的黑龙江工艺美术(1989―1999年)

全面开放和改革发展时期,黑龙江工艺美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的进程中,行业体制的变革,形成其该阶段独特的一面,集体经济体制、私有经济多元发展,另一方面在社会剧烈变革的背景下,传统的工艺美术逐渐呈现不适应社会现实发展现象,黑龙江传统的工艺美术行业中人才和创作步入衰退,一部分植根于传统工艺美术,吸收现代科技、新的艺术理念,力求创新;另一部分蜕变为新的概念――艺术设计,在吸收传统工艺美术和西方近代设计文化的前提下,萌发了蓬勃生机,黑龙江工艺美术步入裂变和新的发展时期,传承传统工艺美术,探索黑龙江区域文化特色,推进黑龙江艺术设计的发展,成为黑龙江工艺美术发展新的课题。

20世纪90年代初,黑龙江传统手工艺在新时代的磨合作用下,裂变成为“现代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两种形式以后,两者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步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其发展状况主要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1.秉承传统,发展黑龙江现代工艺美术(1999―2009年)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只要是发展的,就会存在传统与创新的问题。黑龙江省手工艺事业也是如此,传统手工艺与现代工艺并不矛盾,发展黑龙江本土特色的工艺美术品既要传承传统,又要全面吸收先进的思想、文化、科技、坚持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对本地区的工艺美术秉承传统风格基础上进行大胆创新改革。另外,工艺美术不仅是一门造型艺术,一门具有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的物化形式,其创新的首要条件是必须遵循艺术的发展规律;同时,现代社会里它又是一个产业,深度开发黑龙江省旅游纪念手工艺品,挖掘本民族传统手工艺资源,结合现代先进技术,提高现有的黑龙江民俗旅游产品的品位,培养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人才,加大宣传力度,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为传承和发展黑龙江传统手工艺奠定基础条件。

每一件作品的创新,也可以称之为产品的创新,都应该有正确的前瞻性和准确的市场定位,省内省外、国内国外、布衣平民、知识分子、业界儒商、青幼年、青壮年、中老年等不同的消费群体的需求相应于不同品味、风格、档次、价位、门类的工艺美术陈设欣赏品和实用功能品,工艺美术不仅具有审美功能还具有实用功能,不仅具有有形价值,还具有潜在的无形价值,这种无形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因此,黑龙江省应秉承传统,立足本土,发展现代工艺美术,使黑龙江现代工艺美术成为艺术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适应时代,发展黑龙江艺术设计领域

“艺术设计”是一个包含“艺术”和“设计”两个单词的复合词。就“艺术”而言,以引起美感的方式,有意识地生产或排列声音,颜色,形状,动作或其他成分的产物。早在三千多年以前,中国便出现了“艺”的概念,并以“六艺”成为“士”的必修科目。罗马修辞学家昆提连(Quintilian)在公元1世纪时曾把艺术分为三大类,即理论的艺术、行动的艺术、产品的艺术。其中第三类“产品的艺术”大概说的就是我们当今世界的艺术设计领域。

无论是“工艺美术”还是“艺术设计”都是西方近代设计文化和思潮结合我国手工艺文明的历史,而派生出来的标记和概念。把这两个语义符号与其产生的语境背景联系起来思考,才是一种全面系统和契合客观实际的思考方法。如果我们从需求的角度分析即衣、食、住、行、用相对应的物质载体,会发现传统手工艺品在满足实用功能的前提下出现的集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为一体的工艺美术的物化现象,实质上就是艺术设计学专业对应的研究对象。“工艺美术”与“艺术设计”本属同源,是传统与现代的区别,是两个不同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两个不同姓氏的有机体,同样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类的审美需求和实用需求为目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艺术设计领域和与其相关的领域是当今社会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黑龙江地区应该适应时代,适应形式,结合本地区、本民族特点抓住时代契机,大力发展艺术设计领域,这是新时代黑龙江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之一。

(1)从手工业向大工业的过渡,推进黑龙江艺术设计领域的多方位发展。

(2)保护和传承传统手工艺,推进黑龙江艺术设计领域的多方位发展。

(3)重视艺术设计文化教育,为黑龙江工艺美术文化创意产业的长足发展奠定基石。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承了千百余年传统手工艺的文化精髓,积淀了黑龙江流域多民族的宝贵财富,这需要我们当代人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与时俱进,发展现代工艺文明。认真学习借鉴其他兄弟民族的艺术设计教学思想,在高校的学术交流中不断为我所用,从而加快黑龙江省艺术教育体系与国内外先进科教接轨。黑龙江省各大艺术院校,艺术设计的基础课训练,应该打破以往的单调模式,针对各专业、各研究方向的特点将基础教学直接运用到现代化的艺术设计课程之中。逐渐重视材料应用的工艺训练手段和创意思维以及制作、表现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尽快建立适合黑龙江省情的传统工艺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一种更宽泛、更合理的黑龙江省工艺美术体系将日趋完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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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工艺美术史论文篇3

艺术学理论是使艺术学之所以成为学科门类的逻辑基础和理论依据,相比各个门类艺术学在各自领域的高歌猛进,音乐、美术、舞蹈、戏剧戏曲、广播影视等在国家重大文化活动以至代表国家形象的各种历史性重要场合的闪亮登场,艺术学理论研究愈发显得默默无闻。但是,没有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扎实推进,没有艺术发生学、艺术分类学、艺术文献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等等基础理论的学科支撑,没有艺术史论、艺术批评、艺术美学、艺术原理等学科研究的有机构成,艺术学门类就会是一盘散沙,不仅会动摇艺术学存在的理论基础,而且还会丧失艺术学作为门类存在的逻辑前提。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存在意义的否定或是认识的模糊,显然是忽视或至少没能清晰认识和理解哲学中一般与特殊之间的辨证关系。门类艺术学是艺术学理论的源头和基础,艺术学理论是门类艺术学的归纳和提升。艺术学理论的广阔视野和缜密思维,成就了艺术学门类自身的体系基础。

艺术学理论相比其他各门类艺术学科更加宏观,更加着重于思想、文化层面的把握和梳理。艺术学理论在艺术学门类学科建设中的具体作用表现在艺术学理论沟通、整合各单科门类艺术学并对其实践发展构成了理论支撑;艺术学理论超越了门类艺术学的单一变化发展规律,探讨时代艺术发展的总的普遍性艺术规律;艺术学理论超越了门类艺术学在各自作品理论和艺术创作技术技法之间巨大的差异和分歧,实现了宏观理论上的打通。首先是艺术学理论沟通、整合各单科门类艺术学并对其实践发展构成了理论支撑。所有门类艺术学之所以共同存在于艺术学门类之中的基础是因为艺术学理论的存在,也只有艺术学理论这个一级学科能够打破各个单科艺术学院自立门户的现象;如果没有艺术学的一些基础的、形而上的理论支持,那么艺术会越来越走向支离破碎。因为不论是美术、音乐、设计、舞蹈,还是戏剧戏曲、广播影视等各门类艺术,分别依靠色彩、造型、声音、肢体语言以及胶片摄影技术等等,不论是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还是内在的创作技法、外在的呈现方式,都迥然不同。艺术学理论的建设、完善取决于门类艺术学的发展,但同时艺术学理论也对各门类艺术学的发展构成了学术和学科的理论支撑。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不同于门类艺术学自身的史、论、批评的理论研究。所以,在艺术学理论和音乐、美术、设计、戏剧戏曲、电影、广播电视、舞蹈等门类艺术学学科的相互借鉴、密切发展中,要注意既相互独立、又辩证统一的相互关系。特别自近代以来,艺术史论自身的研究范围已经逐步从单一的概念梳理拓展到了专门的体系性研究和建设阶段,这一变化深刻影响了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因此,作为学科支撑的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三个二级学科,从思维方式到表述方法,都需要再进行新的探索。最明显也最迫切的就是需要把握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美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或是音乐史、音乐理论、音乐批评之间的辩证关系。例如,在艺术史研究中,我们必须借鉴门类艺术学史论研究的成果,因为他们具有悠久的历史,具备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和规律总结,也为具体艺术创作及理论批评确立了一些基本的法度和原则。显然,如果不关注具体的门类艺术史,我们不可能建立一门翔实、可信的艺术史。但是,一门具体的门类艺术史,不论是美术史、音乐史、书法史,还是设计史(工艺美术史)、戏剧戏曲史、电影史、广播电视艺术史、舞蹈史,都不可能等同于、更不可能替代艺术史。

有的学者一直坚持认为,西方没有艺术学理论学科,与中国的艺术学理论研究相对应,在西方的这一研究领域实质就是艺术史研究,而艺术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美术史研究,所以,中国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不仅缺乏学科存在的国际环境,而且从研究对象的角度上看也没有学科存在的必要。这种认识在一定范围内的学术圈子里是有代表性的。从对人类社会认识的角度,这些理论认识在哲学上尚未过关。因为从一般和特殊之间关系的角度看,就是用美术史研究也很难概括或等同于更细分出的中国画史研究、油画史研究、版画史研究、雕塑史研究。所以,艺术学理论、艺术史研究和美术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决不是简单的对等关系。门类艺术史的发展规律显然不等同于人类艺术史的一般发展规律。“艺术史”和“美术史”分别是作为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美术学的重点研究方向和主要理论支撑而设置的。由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艺术史内容不可能是艺术的抽象概念的演绎和发展流变,研究艺术史必然要牵涉到美术史的具体内容。但是,艺术史并不因此混同于美术史。艺术史研究的是从宏观整体的视角对人类社会中各历史阶段最具代表性的艺术体裁的变化发展规律,以及这种代表性艺术与其他非代表性艺术在历史发展中彼此消长的演化规律。这是一种整体的逻辑关系。美术史研究的是美术概念内建筑、雕刻、绘画(国画、油画、版画等)、书法、工艺设计之间的逻辑发展关系,是一种基于美术学学科门类内部的变化、发展的演化规律的概括与归纳。

所以,艺术史要从大历史观的宏观视角研究代表那一时代的主流艺术体裁的形态变化发展规律,而其间各时代的具体艺术形态的表现肯定不尽相同,研究对象是不同艺术体裁的不同形态在各个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社会环境下表现出来的不同艺术现象及其演化规律,其中每一个时代的代表性艺术或为美术,或为音乐,或为雕塑、或为戏曲、杂剧等等;门类艺术史要研究该艺术形态自身的变化发展规律,各时代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本体是相同的,就是单一的美术、音乐、戏曲等等的自身发展变化的门类史。一个宏观、一个微观;一个整体,一个具体,既相互包涵,又相互影响;但是,从研究视角到具体表述又完全不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两者之间既独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艺术学理论自身的重要性和社会现实对它的迫切要求并不能使其就此已然成为一门科学的理论,况且这一科学的理论还要时刻接受社会发展中各种现实的检验。艺术学理论在自身发展中应尽量避免成为空中楼阁,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涵义。一是在艺术学研究中,艺术学理论不要成为纯粹抽象的艺术理论和概念的集合;二是在当代文化建设中,艺术学理论不能成为空洞的文化理论,而要成为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的艺术理论,要具备当下现实中的应用性的社会功能和实践基础。在具体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中,艺术学理论除了从艺术学的宏观视角去观照和解释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之外,它还必须拥有实际的工作抓手(宏观理念之外的微观的技能和可操作的切入点),同时更要追求实际的社会现实效果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实践意义。

二、艺术学理论创新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中国的艺术发展历史悠久、门类众多、成就辉煌,与世界其他文化脉络发展相比,中国艺术不仅具备独特的艺术精神,而且中国传统艺术形态在当代仍然拥有很强的生命力。①作为专门致力研究中国艺术形态变化发展规律的艺术学理论,要建设成为真正的学科体系,就必须实现自身研究范式的转型,即从单一的文本研究、书斋里的文献研究走向田野的实地考察和实证研究,同时需要艺术发生学、艺术分类学、艺术文献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等等基础理论的学科支撑,需要具备艺术学宏观视角的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的基础性学术建设。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不仅要关注传统,更应面向本土现有的艺术实践,关注当下的文化建设。作为一门具有“现代形态”的交叉学科,艺术学理论应该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建立起与其他门类艺术学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交流对话体系。艺术学理论一般研究的基础建立在各门类艺术的特殊创作规律和具体艺术形态的发展演化规律之上,所以,艺术学发展变化的普遍性和一般规律离不开对具体的艺术形态研究的挖掘和对各种不同的特殊艺术规律的普遍概括。艺术学理论与门类艺术学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门类艺术理论的土壤也是肥沃丰厚的。早在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已经在美术史学科中建立起较为完整的体系并提出影响深远的绘画史观。先秦时期属于中国艺术理论的滥觞阶段,产生了“乐以安德”、“致乐以致心”的音乐理论,“善恶之状,兴废之戒焉”的绘画理论等;在两汉特别是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文思想空前活跃,产生了书论《非草书》、《笔论》、《笔阵图》、《书论》,画论《画山水序》、《魏晋胜流画赞》、《古画品录》,还有乐论《声无哀乐论》等一批重要的艺术理论著作,美术、音乐、书法等主要艺术门类都出现了专门的理论成果。所以,艺术学理论研究应该与各门类艺术学科建立密切的关系。我认为,在完密的艺术学理论体系构建完成之前,任何关于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至少应该以一个方面的门类艺术学的学科研究为基础,以尽量避免艺术学理论的空泛化。艺术学理论的一般研究,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既要有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又要有充分的实证材料,最好还要具备规范的文法与流畅的文采,需要“义理,考据,辞章”的协调统一。1925年,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作《古史新证》演讲时进一步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这一治学方式在学术界具有深远影响。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②其后,学界又相继有饶宗颐先生提出的“三重证据法”、叶舒宪先生提出的“四重证据法”等。这些基本的治学方式和学界通行的研究方法对当代艺术学理论的创新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具体的门类艺术研究的对象是拥有具体艺术形态的声音、图像、色彩、肢体语言、立体造型甚至三维、四维空间等等各种艺术作品,唯独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是门类艺术特殊规律之上的一般艺术规律。但是这些门类规律之上的一般规律、门类理论抽象归纳之上的普遍理论不能脱离作品和创作,在规律的探讨上不能脱离实证材料,不能走向玄奥的概念,要力求做出合情合理、符合历史逻辑的推论,起到合理阐释艺术现象和揭示艺术发展规律、进而引领发展方向的作用。就具体成果而言,如果艺术学理论中普遍存在隔靴搔痒、空泛无当的理论,不仅不会产生出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本质要求的理论,而且必然遭至学界对艺术学理论学科存在的怀疑。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都曾大力倡导“不通一艺莫谈艺”③,都极为关注和重视艺术本体的重要性,即不通晓一门具体的艺术最好不要妄谈美学和艺术规律的道理。所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者和从业人员最好能够以对某一门类艺术技法的熟谙为基础,除了对造型与美的敏锐感知(这也需要长期艺术创作实践的积累),还需要田野调查的亲身体验和有力的实际数据,以及门类艺术学实践与研究的经验积累。所以,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最好具有门类艺术学的研究经验,能够精通某一门类的艺术实践,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才能更加具备可信度和说服力。

人类的文化需要不断的更新,艺术也需要不断吸收新的养分。当前,艺术学门类之下各艺术学科在发展的问题上必须正确处理目前所面对的两难取舍,一方面,艺术学理论学科自身的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诉求要求采取开放的姿态并尽可能多地吸收其它兄弟学科(各门类艺术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优秀成果,进而实现自身功能的日趋完善和有效发挥,而门类艺术学之间也需要相互借鉴,相互贯通,与艺术学理论一起合力实现文化艺术的共同繁荣;另一方面,由于各艺术学科之所以成为学科,自身必须拥有学科研究的边界,所以也都拥有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的独立的利益诉求,它由此不得不拒斥同一艺术门类之下其它相邻学科的渗透、影响和同化。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辩证统一、互为基础、相互支撑、协同共进、兼容并包之中,艺术学理论以至艺术学门类真正实现了自身的创新、发展以及宏观的壮大、完善,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一员,为当代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三、当代艺术学理论创新的现实作用和实现方式

艺术学理论对于中华民族核心凝聚力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艺术学理论研究中有两个非常常见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一个是文化特征,一个是艺术精神。艺术学学科的蓬勃发展,内在的深层基础正是蕴藏在中华民族古老艺术中的文化符号及其深邃的文化特征,以及其艺术精神的底蕴支撑。第一个关键词是文化特征。文化特征扎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和基础。在当代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传统文化顺势而为,成为国家文化的基础。国家文化代表本民族的文化内核和基本特征,建构在坚实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并得到本国家人民的认同。在近代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形成之后,国家各自在坚实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建构了国家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源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国大陆地区和台湾省正源于同根同源、血浓于水的血脉关系,基于这种共同的历史根源和文化特征,中华传统文化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民族文化包括各种形态、不同样式的文艺作品,能够增强民众对于民族国家统一的认同感,而且艺术学理论对社会艺术现象与艺术规律的研究把握,常常能够起到超越社会现实、甚至超越文化界限的独特作用和显著社会效果。所以,在促使中华民族核心凝聚力的形成与促进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艺术特别是艺术学理论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现实责任是紧迫的,使命是光荣的。这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中值得全社会关注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

第二个关键词是艺术精神。艺术精神依托的基础仍是相对民族文化而言的。这里所说的民族文化,就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的整合,文化整合后透射出的整体气质和场域形象的艺术表达就是中华艺术精神。而这种艺术精神,必然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文化精神,它通过艺术的形式在国家的层面上把国家形象折射出来,反映出文化形象、时代特征,而它的载体是艺术创作和作品,其中也包括艺术理论成果。鲁迅先生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④艺术创作的形式是多样的,在美术领域,国家实施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在音乐领域,每逢重大节日,类似于“茉莉花开颂祖国万人歌咏大会”的各项社会性大型艺术活动此起彼伏、必不可少,各类大型交响音乐会不胜枚举;在舞蹈领域,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大型歌舞《人民胜利万岁》,后有《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直至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公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上演的《我们的旗帜》;在戏剧戏曲领域,从《雷雨》到各级精品剧目汇演直到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京剧、昆剧、各种地方戏演出,从《十五贯》到青春版《牡丹亭》、《1699桃花扇》,从《程婴救孤》到《曹操与杨修》、《成败萧何》,精彩纷呈;在电影、广播电视领域,《士兵突击》、《人间正道是沧桑》、《悬崖》、《赵氏孤儿》等等,无不透射出时代的艺术精神。另外,在重大节庆日的一些文化艺术活动,如各地按照年度举行的吴文化节、汉文化节等;祭祀先人的一些艺术形式,如傩戏、民间社火等,其中透射出来的艺术精神,在文化上强化了个体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在社会价值观念上强化了对国家、民族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同时激发出对国家和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艺术学理论对民族国家的文化特征与艺术精神的揭示,使得扎根民族文化传统的中华艺术精神得以彰显,这些文化精神凝聚提升之后,进一步得以弘扬、引领、塑造、形成了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念,这些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精神文化内核,必然会鼓舞和重建我们对于民族文化精神的自信,进而造就生成我们完整健康的国民艺术素质。当代中国开展艺术学理论创新研究的现实作用是实现引领并进而形成核心价值观和民族凝聚力;实现方式是挖掘传统、关注当下、注重联系、理论创新。需要深入挖掘整理我国传统艺术理论、关注当代艺术创作最新进展、加强与各个门类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坚持深入开展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创作方法研究这四个方面的基础性工作:一是深入挖掘整理我国传统的艺术理论,也同时注重借鉴西方艺术理论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新的理论创造。我们必须认真学习与研究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并做好扬弃和转化工作,使之在当代艺术学理论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在艺术批评的理论建构中,可以借鉴西方,但要真正切合中国的实际,应形成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和理论的自身特点,尤其是坚守自己的文化观念和核心价值理念,用自己的眼光审视西方,构建、完善中国的话语理论体系。

二是艺术学理论的创新,必须关注当代中国艺术和世界艺术的最新进展情况。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也有一代之艺术。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网络信息的变化就在倏忽之间,要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才能跟得上社会的最新发展。我们要力争建立起中国的新的艺术理论、艺术史学和艺术批评理论,为艺术学理论创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三是要加强艺术学理论学科和美术学、设计艺术学、音乐舞蹈学、戏剧影视学等门类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关注文学、哲学、文化学、历史学、考古学、管理学以及建筑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使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处于艺术学门类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立体交叉之中,从而寻找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创新点和支撑体系。四是坚持深入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创作方法的研究工作,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文艺批评,坚持正确的文艺发展方向和舆论导向,坚持高雅的艺术品味和高尚的艺术情操,力推可以引领当下的优秀文艺作品,坚决打击具有“三俗”特点的文艺作品和理论倾向。

仲呈祥教授曾经提出几项摆在我们面前的文化课题:如何在多元、多变、多样的文化语境下增强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历史观的引领作用;如何在快速增长的经济形势下加快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文化需求;如何抵制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保证在全球化语境下既充分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又抵御西化、分化图谋;如何在现代化高新技术、互联网的新时代条件下占领文化阵地;归结起来就是在改革进程中,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规律,又符合市场规律的新的机制和运作方式。我以为,这也是对当下社会现实语境之中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直接面对的迫切问题的精辟概括。艺术学理论不能是空中楼阁式的空洞理论,艺术学理论创新应该是着眼于解决现实的问题。在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自身创新发展的实现方式应该是“引领”,所坚守的价值底线应该是超越现实的理想价值理念,社会意义应该是“构建核心价值”。艺术学理论应高扬现实主义精神,时刻站在社会思潮的最前端,成为引领全社会文化发展的鲜明旗帜,采用文化和艺术的方式影响和塑造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决定性的内在推动力量。

四、“引领”发展:艺术学理论创新的文化意义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在当下,国家在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实现重大突破之后重新回头弥补文化建设的重要一课,由此,文化事业在硬件设施大建快上之后,也一定要重视和弥补艺术学理论基础研究的历史性欠缺这重要一课。艺术学理论作为文化建设、艺术创作和艺术理论研究的高度归纳和综合表达,必须实现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引领发展、创新发展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作用。在当下,引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对于艺术学理论的社会意义异常深远。每一次文艺思想热潮以及群众性文化热潮之后艺术理论的繁荣和进一步提升,都是艺术学学科完善、发展的历史契机。艺术学理论的思想内涵、逻辑体系和自觉“引领”的理论前瞻性,直接关系到艺术创作的繁荣和理论境界层次的提升,关系到当代重塑中华文化主体精神的历史进程。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关键。

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作用直接表现为对当代艺术创作方向与价值导向的“引领”。艺术学理论需要在艺术创作满足人类最根本的艺术审美需求的同时,对艺术创作进行深化、总结、提升,探索、理清艺术发展、运行规律,并结合人类社会应有的或应该倡导的社会价值取向,提出引领性的思想和理论。其引领作用的实现,在于着力于人类社会的艺术境界、审美追求的提升,引导艺术创作并在社会文化实践中实现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并最终构建形成人类社会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艺术学理论不仅要引导人民群众的文化追求,还要引领艺术创作转化为符合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实现艺术作品本身思想品质、艺术品格和观赏品味的有机统一,力求创造出一条全民参与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光辉道路,建设出中华民族共有的美好精神家园。此外,还必须着力于先进文化理论、优秀文艺作品的生产机制、发展规律及其与当代社会文化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实现其引领职能。

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以及“以文化人”的实现,需要每一个社会个体艺术境界的提升。艺术境界是人生境界的文化呈现,传达出人生的理想、信念、憧憬和追求。正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艺术生产不可避免地带有“商品”属性,所以,我们更应该自觉强调艺术学理论自身特有的精神属性。我们说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就是要让艺术学理论研究成果在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就是要通过对艺术境界的追求来提升社会整体的理想境界。任何时代的文化建设都是在历史的逐步积累基础之上的传承和创新。对于文化意味和艺术境界的追求,主要是传承历史文化精神和守望民族文化经典,籍此坚持我们的文化身份,坚定我们的文化理想以及我们对艺术审美境界的不懈追求,并以此开启我们的文化自觉。我们有这样的文化自觉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才能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最大限度发挥艺术学理论研究的社会功能。在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是艺术创作和理论建构永葆青春和生命力的源泉,也是艺术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所在。所有被尊奉为经典的艺术创作和理论成果,都是创新的结果。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急速变革的伟大时代,生活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文化需求迅速增长,文化消费能力不断增强,社会大众的艺术鉴赏水平逐步提高,艺术审美趣味快速变化,文化传播方式极大改变,艺术传播的范围已经跨越了不同社会文明的界限、制度的藩篱以及意识形态的鸿沟,艺术学理论的创新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现实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外工艺美术史论文篇4

【关键词】外国美术史教学美术创作教学理念

为什么要有美术史?为什么要把美术史列为美术教育的主干课程?E.H.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第十五版)前言中做了精彩的回答:“假如你去看电影,发现影片已经开演,往往就难以理解银幕上的人为什么如此激动,为什么……你可能会找一位友善的邻座,让他说明前面发生了什么,你所看到的情景表示什么。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想成为这样的友善邻座……倘若你有兴趣,这就会对你有所助益……仅仅局限于时下的生活,难免会丧失生命的维度,即时间的维度。”多么生动精彩的解释。

外国美术史课较中国美术史论来说起步比较晚,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尽管国内各美术院校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以及教材建设上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在现行的美术教育体制中,存在着重视美术创作、美术技法而轻美术理论的现象。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

作为外国美术史这门课程的教师,都能达成一个共识:外国美术史在美术教育中实际功能与价值是很不相称的。笔者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推动外国美术史教学改革,努力使这门课程充分发挥其功用,实现有效教学。

一、外国美术史为美术创作者提供参考坐标

美国现代美术教育家艾斯纳和格内尔倡导“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的教育理念,认为现代美术教育的基本特征是美术创作、美术批评、美术史和美学,这四个方面相互关联,构成全面、相联系的整体。教学秩序循序渐进,最终达到扩展学生视野的目的,让其尽可能多地了解与美术相关的文化内涵,从而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培养将审美素养转化为美术创作的能力。外国美术史教学应该借鉴这一教育理念,为学生将来的艺术创作提供理论支撑,才是外国美术史教学的终极目的。

靳尚谊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油画家之一,他用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深入欧洲艺术传统的内核,冷静而科学地思考中国油画民族化的命题,将中国写实油画推向了新的高度,在肖像画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油画已经走过了100余年的漫漫征途,当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个历史高度回望靳尚谊的艺术实践时,他的意义与价值也就自然地凸显了出来。这是我们向国外学习实现民族化最好的例证。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顾平说:“没有美术史,美术创作的方法、技巧凭何借鉴?如何实现美术与不同时间文化的链接?没有美术史,美术创作家一味创新,没有参照对象而少了根基,必然走向‘标新立异’;同样,没有美术史,我们也无法真正去欣赏艺术品,或仅仅停留在感受层面,无法体味通过参照而获取的文化意味。”如果不认真学好外国美术史,就无法理解国外美术作品所承载的文化信息。

外国美术史为美术创作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坐标,使其不断汲取传统的养分,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在现代社会寻求“创意”的契机,择善从新,有鉴别地吸收国外新的艺术形式,汲取传统精髓,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定位自己的努力方向。

二、以史为鉴把握美术发展规律

学习美术史,仿佛使学生走在阶梯上,走的越高视野越开阔,在毕业以后能够进行独立的美术创作,学会如何“阅读”视觉文化,从而建立起冷静的历史态度。“20世纪以来的艺术历史已经表明,当代文艺思潮的两大派别包括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它们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符合规律性的法则无论是对现实主义艺术还是对现代主义艺术来说都是不可抗拒的:艺术既要有个性,又要有共性;既要创新,又不能完全背弃传统;艺术创造即使是曲高和寡的,最终也应为世人所认知;再神秘和隐蔽的本质,应该诉诸可视、可触摸亦即可感知的形式;再好的观念也应该通过艺术的创造传达给他人。”这段话是外国美术史教材中的一段论述,总结了美术发展规律,是指导实践的重要途径。

靳尚谊较早认识到中国写实油画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并立足西方艺术史的内在逻辑,艰苦地深入到西方造型传统的内部世界,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写实绘画的基本问题。靳尚谊在饱览经典大师原作的基础上,他强烈意识到自己在体积环节上的薄弱,并找到了边线处理的具体方法。他清醒地看到西方古典传统与现代绘画的内在渊源与线索,更加坚定了回溯西方本源的决心。如《塔吉克新娘》《蓝衣少女》《青年歌手》等一系列优秀作品,正是有了靳尚谊等艺术家的担当意识与实践,对西方古典传统的研究也从感性、零碎走向了理性和系统。

信息的快速传递使大量“舶来品”来不及过滤,就出现在公众视野,但毕竟形成了众多的参照系,致使外国美术史教学理念不断面临挑战,也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课题。即如何全面把握外国美术的发展动态,以及如何更好地做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如何辩证地评价东方美术与西方美术;如何有选择地将纷至沓来的道德批评、社会批评、形式主义等西方批评理论纳入美术史课程。外国美术史教学应抓住这种机遇,在广收博取的同时,甄别良莠,引导学生创造性地理解外国美术,并掌握其真谛,进而以新的审视角度和分析方法去接近真理,走进更多模糊或未知的领域。

三、开发外国美术史研究空间,拓宽美术创作思维

外国美术史是以探求美术的起源、风格的演变和审美的创造等为主要特征的审美教育方式,既具有世界文明史的系统框架,又包括美术创造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吸收其他有关学科的基础知识,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来影响人的情感,提升美术创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国美术史学科发展迅速。现代社会的深刻变化开拓了人们的思维空间,呈现出一种全方位、多元化的趋向。有些学者在该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外国美术史学科的研究空间依然广阔,对美术历史、美术现象的观察,已逐步打破以往的单纯从哲学的认识论或政治的阶级论以及“西方中心主义”出发的惯性视野,开始在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中选取美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种角度,将美术历史和美术现象视为复杂的、丰富的整体展示。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外国美术史的研究领域尚有很多未开发的研究空间。例如随着考古新发现,要求我们考证过去已有的定论,不断刷新旧的理论体系,由传统的孤立地就某一国家、某一作者、某一作品、某一风格或某一命题进行思考、分析,转变为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做出系统的宏观综合,从而以有机整体观念取代机械整体观念。

外国美术史教学必须跟上时展的步伐,建立起自我教学风格和学术风格;借助快速传递的信息,随时调整、充实、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新的历史条件为外国美术史教学注入活力,这些研究都可以成为美术创作的思维基础。

四、外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创作内在联系的基本途径

在美术专业本科四年教学中,学生往往不会把美术史和美术表现技能联系起来。学习美术史,可以树立学生的历史观念,因为任何创作都处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并从中获得参照的意义。有些学生整天抱怨学艺术史枯燥,想多学绘画的技能。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让作品发生飞跃的,往往不是技术,而是美术史带给我们的眼光和思路。所以,作为美术史教师建立起自我教学风格和学术风格,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是必要的。

具体到课堂教学,笔者学习借鉴广西艺术学院教授龙圣明老师的美术史课教学方法,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即“史――论――实践”教学法,根据当下学生的具体状况有创造性地设计教学,龙圣明提出的部分学生“上课时涣散、复习时认真、考试时‘冒险’的情况”。这在外国美术史教学中很常见。对照相机、电脑的依赖,使学生平时基本不画速写,速写功夫被弱化。根据实际状况,教学中要求学生完成“绘图笔记作业”。课堂上必须完成的作业是在讲课和投影图片映像时,有选择地要求学生用简洁的勾勒笔法,描摹出某幅作品的构图或局部,学生作画时,教师同时讲解这幅画。每幅小构图旁边,要求他们注明画题、作者、国别、流派。课下逐一检查,也省去了每堂课的点名。下周上课时选出最好的作业进行点评表扬,对作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讲评。这种教学方法强化了学生的记忆,把作业保留下来,装订成册,随时翻看,复习时过目不忘。绘图笔记作业还有一个目的是防止学生在课堂上注意力分散,因为要及时做作业、交作业,这样也确保了良好的课堂秩序。在讲课与作业中突出画家的艺术特色和语言创造,在史与论中,同实践联系起来,点睛式地启发学生的创作思维。学习外国美术史的目的是要提升受业者的艺术实践、创作水平和创作观念,学好它必将对艺术创作有所启发。

结语

总结多年的教学体验,根据当代学生的特点,如果不探讨教学理念的转变和建构,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很难与时展的节拍和美术创作者的期望值相吻合,尤其在当下强调文艺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生产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所以,外国美术史教学更具有独特的功效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本文为黑龙江省佳木斯大学教研课题论文,课题名称“外国美术史课程教学法探索与研究”,课题编号:JYWB2012-005)

参考文献:

[1]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M].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

[2]龙圣明.以“绘图笔记作业”等“史――论――实践”教学法巧授美术史课[M].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

[3]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外国美术史教研室.外国美术简史[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4]刘晓慧.高师本科美术教育中的美术史课程与教学改革探究[D].华南师范大学,2007.

中外工艺美术史论文篇5

关键词:设计艺术专业;中外美术史;教学改革

一、史论课程在艺术设计专业中的地位

艺术设计专业是一门创造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涉及人文学科、自然学科和社会科学等众多领域。在我们国内的艺术设计教育中,史论课程往往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学校给予的关注度不够,部分老师和学生认为史论课程就是了解过去,但他们忽略了只有掌握该领域的历史发展状况,了解设计活动和设计风格的历史演变,才能更好的借鉴传统,汲取设计创作的灵感,打下扎实的设计思想和设计实践的理论基础。

对于史论课程,多数高校在课程性质上认定为专业基础课,必修、考查课,学生的考核方式可以灵活选用。还有部分院校将这些课程认定为限选课,学生在相关的几门课程,如中外美术史、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外建筑简史、民间美术赏析、中国设计艺术史等,选择学习一到两门课程。

设计艺术活动偏向于直观表现,注重主观感受,设计艺术专业的学生则感性认识敏锐、形象思维发达,而抽象逻辑思维则相对薄弱。这表现在学习中便是更热衷于设计创意、表现技法以及工艺制作的内容,而对于很难引起直觉兴趣的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往往重视不够。对于上述的观点,本人在教学过程中也深有体会,多数学生只专注于工具与技巧的学习和程序化应用,追求立竿见影效果的学习方法。文字语言抽象,逻辑思维性强,他们不愿意花费较多的时间读书、思考。

邵大箴先生近期在某一杂志采访时,提出“目前的社会文化的整体风气是浮夸不实,出现一种庸俗化的倾向,是一种格调不高的俗文化的大普及”。在俗文化泛滥的大环境下,确实也需要对艺术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感觉引导和培养的过程。因为他们将是中国未来的艺术发展的引领者和创造者。

二、中外美术史课程的教学理念

史论课程涵盖的内容丰富,要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向学生讲清讲透撤相关知识,对授课教师也是一种挑战。如果不能选择一种好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容易造成学生被动的听和“累死教师”的结果,大家都会觉得很累,学生的抵触情绪更加强烈。这需要改变传统的史论课程教学模式以教师讲述为主,学生被动的听教师讲课,理解掌握重点难点,机械记忆相关知识点。

对于艺术设计的学生,中外美术史的学习对于艺术专业各个研究方向的学生都是必不可少的。了解中外美术发展的脉络,以及不同艺术流派画家及作品状况,培养学生对不同风格作品的鉴赏能力。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外部环境下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率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三、初议教学改革的措施

现在的史论课堂大多是大量的幻灯片加上教师的讲述,更多的感觉是看图说话,教师将自己的理解和感受直接传达给学生,学生被动的接受,在课堂上很难达到共鸣的效果。课堂上缺少互动,课后也很少有作业。很多学生在课后没有思考和阅读的习惯。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相关课程改革的重点。

(一)教学内容的整合

在参考教材的选择上,很多院校采用中央美术学院编著的两个版本的中外美术史教材,内容详尽、全面。但对于设计的学生来说,一般的课程计划只有32课时,课时有限,无法全面剖析两本教材。如果完全是按照时间的脉络讲解两本教材将无法完成课时计划。所以根据教学内容的具体特点与相关教学要求来重新整合课程内容就显得很重要。“如可将教学内容分解为若干个单元,每个单元着重研究一个专题,每一个专题都作为一个课题,可以进一步拓展深入,体现出研究型课程的多学科理论借鉴、多方法运用的特点”。对这一观点,我深感必要。学生用书的选择至关重要。我校选用了皮道坚、邵宏两位教授编著的《中外美术简史》教材,这本教材注意到将每一民族的艺术视为世界艺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加以论述。如“青铜时代”这一专题,将苏美尔人、中国、古希腊的青铜艺术放在一起,分析比较。使大家在了解青铜器艺术的同时,对三个地区的这一艺术门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认识。再比如将大概同一时间段的欧洲文艺复兴美术与中国明代的人文情怀整合在一个章节讲述。

(二)比较教学

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过,“比较是一切理解、发现和思维的基础,我们正是通过比较来了解世界上的一切。”任何事物的特点都是在相互比较中充分显示出来。当然比较教学的教学手段,对任课教师也提出了挑战,是否更深层次挖掘事件形成的原因,是否更好的揭示艺术的本质,将艺术和哲学等相关学科相联系。这将全面考察一个教师的个人能力。

(三)探究型教学

在课堂上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教师的辅导下,进行探究式学习。如适当安排课时,让学生在课外搜集资料、图片,以小组讨论、整理、归纳的形式完成课外作业。在课堂上让学生讲,教师听,集体总结,让学生们充分积极地参与学科的学习,大家共同探讨,创造一个平等、互助的交流平台,将艺术批评的氛围引入课堂教学。

(四)调整修课人数

以往的史论课采用大班合班授课的教学模式。课堂氛围混乱,这也是学生上课情绪不高的间接原因。采用艺术类设计专业自然班或两个班合班,人数不超过六十人的教学规模进行授课,为理想的教学环境。这一模式还需要学校的教务部门和院系办公室相关领导和教师给予协调和支持,才能更好的执行。

(五)多方面获取学习资源

“艺术来源于生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们走出课堂,到生活中去具体学习。如讲解夏商周青铜艺术,可以选择到博物馆中观看青铜实物。讲唐代的三彩艺术,可以去洛阳观摩唐三彩的系统加工制作过程,如两次烧制,三彩彩釉斑驳的效果是因为第二次挂铅釉烧的原因。实地考察是单纯书本图片的升华。

中外工艺美术史论文篇6

中国艺术倾向人文社科的研究,西方艺术注意与自然科学的结合。这与东西方文化传统对艺术的内容、含义不同理解有关。西方艺术主要是指造型艺术,以建筑、雕塑、绘画等视觉艺术为主。西方艺术一词含义是美的事物的创造或表现,源于拉丁文Art,原意是指相对于自然造化的人工技艺。泛指各种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现代尤其是指视觉艺术形式如绘画、雕刻等①,现代的西方艺术史是建筑、雕塑、绘画的造型艺术史。西方文艺复兴后的西方艺术接近于自然科学②,涉及透视学、解剖学、数学、色彩学、地形学、建筑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西方高校中与艺术系、艺术史系并列的是戏剧、音乐、舞蹈系,艺术系是造型艺术。西方的艺术系与艺术史系倾向于视觉艺术,其中视觉艺术的建筑、雕塑、绘画发展及演变构成艺术史的内容(图1)。

中国古代艺术以礼乐一体为特征,强调艺术的社会属性,重视艺术家内心的情感表现,艺术门类包含建筑、园林、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书法、篆刻、工艺、戏剧、曲艺③、杂技等(图2),中国文人士大夫艺术有琴、棋、书、画的传统,有诗、书、画、印合一的倾向,中国艺术的书法、篆刻在西方艺术门类是没有的。中国文人诗画书法艺术主要是艺术家的情感表达,排遣艺术家的情感成分比较多,对于自然科学的理性规律把握较少,这是中国历代文人画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

中国古代建筑与雕塑艺术的成就非常高,属于百工的范畴。现代中国教育体系将建筑隶属于工学院,工科建筑的理念削弱了现代中国建筑的艺术品质。

从简略的东西方艺术比较可以看出一个大体的趋向,西方艺术内容比较单一,中国艺术内容非常庞杂;西方的艺术接近自然科学,中国艺术接近人文科学;西方艺术走向与自然科学的结合的创新之路,中国艺术走向与文学、伦理学、哲学等学科结合的道路。自然科学注重探讨未来,人文科学注重研究历史与过去。西方艺术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文艺复兴时期促进了解剖学、透视学、建筑学、物理学等学科的进步。现代艺术与自然科学比翼齐飞,科幻艺术、仿生艺术、星球大战、数码艺术、高科技艺术是艺术与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植物性等学科结合的产物。

西方艺术(Art)有时被称为精致艺术或美术(FineArts),指利用技巧与想象力创作艺术品物件、环境或经验的表达模式,以便与他人分享美的情感与意识。“美术’’(fineart)—词系日语转译,是西语“美的艺术”的简称,在我国主要是指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即绘画、雕塑和建筑,与西方的艺术含义基本相同。西方的“艺术”是“美的艺术”简称。艺术—词原指除实用工艺之外的一切“自由艺术”,包括诗歌和音乐,属于广义上的艺术概念,现代主要是指造型艺术。中国由于历史悠久,有漫长的根深蒂固的封建科举制度,对艺术有以下解释:1.艺术亦作“蓺术”,古代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古代教学科目)以及术数方技等各种技能;2.封建科举制度中特指经术,即“制艺”。清代方苞《答申谦居书》:“艺术莫难於古文,自周以来,各自名家者,仅十数人,则其艰可知也。”3.通过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而比现实更有典型性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如文学、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建筑等。中国的艺术长期属于意识形态的敏感区域,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艺术可以给生活带来乐趣,可以抒发情感,中国文人艺术主体上是一种写意艺术,将琴棋书画作为日常生活的合理部分,以抒发艺术家的感情世界,调节人与周围环境的紧张关系,较少地研究自然世界。

二、艺术学理论的层次与理论结构

艺术学学科课程安排与学科结构有关,遵从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认识论一般规律,处理好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的关系,处理好艺术专业课程与艺术学理论专业课程的关系,处理好艺术专业与文科各专业的关系,处理好艺术专业与理科、工科各专业自己的关系,在学科交叉的实践中发展艺术学理论,以科学的严谨、实证、逻辑与艺术的激情、想象、浪漫相结合,展开科学与艺术的两翼开启民智创造未来。

艺术理论来自于艺术实践,是艺术家在艺术创作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长期的艺术发展的历史总结,艺术学理论是由具体的、丰富的学科知识内容构成,绝不是所谓的纯理论。同时艺术学理论还要接受艺术创作实践的检验。张道一教授认为艺术理论可以分为五个层次,见下图(图3、图4、图5)。

哲学课程t艺术学课程I艺术史学课程艺术批评学课程各门类艺术技法课程图1课程结构

关于学科和课程结构,张道一先生是这样描述的:“从教学层次看,研究生是金字塔的上部了,博士生更是金字塔尖,需要博大。我反对‘所有学科专业的实用化’提法,我曾经说过:‘大学本科应当强调实用,硕士可以倾向实用,到了博士阶段则需要基础理论的研究。而且,从艺术学的理论建设看,宏观性的理论研究也是需要鼓励的。”艺术学理论是宏观的理论研究,艺术学理论的位置介于美学与艺术创作之间。就学科结构而言,北京大学彭吉象教授认为艺术学应与门类艺术学并列并区别开。研究内容可包含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其中,艺术史不是门类史,而是涵盖各个具体门类的艺术史,即艺术通史。

值得注意的是,技法理论是艺术品评理论的基础,艺术品鉴的标准来自于艺术创作的标准的建立。不懂艺术技法理论难以具备艺术内行专家的眼光,难以开展艺术品评。在艺术创作标准的基础上,形成了艺术批评标准与艺术欣赏标准。中国古代艺术批评与鉴赏理论,是由艺术家、艺术鉴赏家总结出来的,形成了艺术批评与艺术鉴赏准则。东晋顾恺之著《魏晋胜流画赞》、南齐画家谢赫著《古画品录》,唐代书画家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宋代画家郭熙著《林泉高致》,元代书画家赵孟頫著《松雪论画》,清代恽寿平著《南田画学》,张庚著《国朝画征录》等等。中国古代艺术史证明不是艺术行家,不具备艺术创作与欣赏的经验积累,就难以写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艺术理论、史论著作。

门类艺术技法理论是艺术批评理论的基础,艺术技法理论是艺术家必须具备的基础理论,也是艺术欣赏者应该知道的艺术语言。只有懂音乐的耳朵才能够欣赏音乐,只有懂绘画的眼睛才能够欣赏绘画。戏迷票友往往会唱戏,艺术理论往往由艺术实践的技法上升到艺术创作的检验总结,成为歌诀、(如书歌、画歌)、画诀、工法口诀,再由艺术实践的检验形成技法理论的文字。即艺术技法理论如:语录、则例、画谱、印谱、舞谱、乐谱,形成艺术技法的谱系。再由艺术技法理论上升到门类艺术批评标准的形成,六法论、气韵论、形神论、传神论、雅俗论等等。艺术史上的理论家从艺术家和艺术鉴赏家这两种人中产生,艺术理论的形成经过艺术的创作实践、欣赏实践,上升到艺术创作规律的总结,形成艺术批评的标准,总结出自成体系的艺术理论。

艺术技法理论是艺术学理论专业的基础。往往会被忽视。其中,西画门类艺术技法理论包涵有:透视学、色彩学、解剖学、构图学理论等等。中国绘画技法理论有南齐谢赫的六法论。包括了气韵、用笔、象形、赋彩、构图、写生六个方面。技法理论往往以画诀、工法口诀的形式流传,形成画论、书论等艺术技法理论。由艺术欣赏的见习到门类艺术创作的实践上升到艺术标准的约定俗成,发展成为艺术评论,积淀成为艺术史,提炼成为艺术理论是一个系统的、有阶段的、有层次的发展过程。

三、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是中外艺术学理论发展的趋势

艺术与科学是人类文明的两大支柱,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科学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类。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在艺术哲学即美学理论、艺术史论、文艺理论(即文艺理论、文艺史、文艺批评)等方面展开,成为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基本学科研究取向。改革开放以后,艺术学理论研究扩展到人类学、经济学、新闻学、心理学等等领域,出现了艺术人类学、艺术经济学、艺术传播学著作,总体上说,艺术学研究在文科中学科交叉比较多,在工科、理科、医学的交叉研究相对比较少。

德国是现代艺术学的故乡,德国作为艺术学的先行者设有艺术学学科,而艺术学的学理研究和学科建设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接和协调发展。正如国内有学者所言,欧美各国高校没有完整意义上的艺术学学科,他们的专业设置有“艺术”而无“艺术学”,与创作技艺和历史研究有关的专业也没有融为一体,而是分为“艺术”与“艺术史”两个板块,教学工作分别由艺术系和艺术史系承担™。艺术系注重技法、创作、艺术技法理论的教学与研究,艺术史系注重艺术史与艺术评论的研究。德国在2004年的“专业群、学习范围和学习专业目录”共计10个门类,下共有83个一级学科。艺术和艺术学(普通)属于一级学科,其二级学科为跨学科研究(以艺术、艺术学为主)、艺术教育、艺术史/艺术学、艺术品修复学等有30个专业,艺术教育含有通识教育、素质教育的重任,学习艺术的学生学科专业的选择非常宽泛。

1994年美国联邦政府下发《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强调,艺术教育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种有序的、综合的、包含四门艺术学科(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的教育事业。艺术是认识人类和人类社会的重要学科。艺术在发展学生的自觉、推理、想象、创造、平衡多种思维方式、交流、自信、自尊、自律、合作、竞争等认知、技能、情感因素中起重要的作用。2009年,哈佛大学《艺术特别行动计划》指出:艺术应当与科学、人文并立,艺术第一的理念应当被置于哈佛大学教育观念的核心地位。”弗斯特校长说:“我们必须借助艺术教育强力激活哈佛大学全体师生的创新精神,以期确保哈佛大学在21世纪的人类知识界之领先地位。”美国政界与学界人士强调:缺乏基本的艺术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决不能称为真正的教育”,“没有艺术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

英美等国家没有设立艺术学理论学科,因为艺术是通识学科,可以进行不同学科背景的交叉,衍生出很多新的学科,与文科学科背景相结合的研究如艺术人类学(人类学)、艺术心理学(心理学)、艺术社会学(社会学)、艺术文化学(文化学)、艺术管理学(管理学)、艺术传播学(新闻学)、比较艺术学等(图6)。

图6艺术学理论与文科专业学科交叉图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科交叉功能非常强大,艺术可以与其他文理学科交叉。从其他学科研究艺术的视角,艺术与艺术学理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分出若干学科方向,一时之间是争奇斗胜,而艺术学自身的学科界限已经开始模糊,艺术学理论研究有脱离艺术本体的倾向,对此艺术理论家们津津乐道,艺术家们往往不以为然,艺术家关心门类艺术的创作问题,其艺术技法处于经验与探索阶段,没有完全上升为技法理论,身在艺术创作其中而不自知艺术理论的高度发展。理论家则关心与艺术有关的社会文化问题,在艺术本体之外看艺术,将艺术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背景环境中去考察。

艺术家的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和思维方法是值得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课题。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艺术学教授贝蒂艾德华的《像艺术家一样思考》被翻译成14种文字,畅销全球,美国IBM、通用电气、苹果电脑、迪斯尼等公司企业将该书作为员工创造力培训教材。艺术关系到另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艺术的方式不同寻常,富于联想与想象力,艺术的方式往往是异想天开,突破常规。艺术学在与理工科与自然科学结合的方面,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MasterofEntertainmentTechnology”,是一个有计算机科学研究院与艺术学院共建的学位项目,提供“娱乐科技硕士学位”。艺术与科技的交叉发展,前景无限。艺术学与门类艺术技法、材料学、科技、心理学的交叉,形成艺术技法理论、艺术材料研究、艺术史学研究、艺术科技学、艺术心理学等学科。现代计算机科学的高度发展,对二维、三维技术的运用,成像技术的发展,对未来的世界的建筑、城市、行为模式,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与艺术的交融非常密切,几乎是浑然一体,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要关注艺术与世界科技发展的动向。艺术与理工学科的交叉,拟图标如下(图7)。艺术与科技的结合,可以产生全新的艺术样式。20世纪以来结合了传统定义艺术领域以外元素的多元艺术形式不断出现,如常见的“科技艺术”(TechnicalAn)“数字艺术”(DigitalArt)、“装置艺术”(InstallationArt)、“观念艺术”(ConceptualArt)、“科幻艺术”“行为艺术”、“生物艺术”、“数码艺术”、“多媒体艺术”等不胜枚举。理工科与艺术的结合,如此多样的艺术形式随着时间不断地在挑战艺术理论能够定义的极限。艺术创新与科技创新已经融为一体,尤其是在虚拟空间技术,数字艺术领域,超强的三D技术还将继续发展。

宇宙的建模是数字的建模,数学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美是数的比例,并且发现了黄金比例分割,自然科学揭示了客观世界运行的规律。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大师达芬奇横跨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力学等学科领域,米盖朗基罗横跨建筑学、解剖学、绘画、雕塑等等学科领域,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印象派画家通过物理学的光学成果研究大自然的色彩,推动了绘画色彩的发展。计算机色彩运用色彩学研究的成果进行设计,三维建模与数比例的关系可以将任何平面的形转换为立体的形。自然科学拓展了人类的大脑智慧,艺术创作的材料、使用工具,创作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艺术的创造性与科学的严谨性,艺术的形象思维与严密的数理逻辑推理,艺术的观察力与科学的验证,艺术的大胆的想象与科学的小心的求证,可以发现新的艺术与新的世界。

设计学可能具有最大的与自然科学学科结合的空间。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都与设计艺术有关。艺术设计已经蔚为大观(图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