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状况篇1
关键词：经济波动经济周期非对称性持续性
一、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的理论基础
经济波动是指经济发展偏离均衡状况，而经济周期波动是指偏离状态反复发生。Burns和Mitchell于1946年，提出了经济周期波动的经典定义，即“经济周期是在主要以工商企业形式组织其活动的那些国家所看到的总体活动的波动形态，一个周期保函许多经济领域在差不多的时间所发生的扩张，跟随其后的是相似的总衰退、收缩和复苏，后者又与下一个周期的扩张阶段相结合，这种变化是不定期反复发生的，经济周期的持续期从1年多到10年、20年不等，它们布恩那个再分为性质相似的、振幅与之接近的更短的周期”。
Mitchell和Keynes先后在1927年和1936年对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进行了研究，但是对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进行系统研究和划分的是Sichel。在1993年，Sichel提出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应当分为深度型非对称和陡峭型非对称两种。深度型非对称实质扩张比收缩更大或相反，陡峭型非对称是指扩张与收缩的速度不同。我国经济学家刘树成在2000年也针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情况得出了研究成果，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有课恩呢该出现微波化新态，也就是“缓起缓落”、“长起短落”的新形态。
二、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与持续性特点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扩大化，将全球经济拉入了经济低谷中，这使得世界各国均开始关注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根据IMF的世界经济展望，美国和世界经济从2009年开始达到最低谷，逐渐开始复苏，而事实说明此过程略慢于预期。而谁在影响世界经济？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发达国家制定了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占据了更大的位置，也必将对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影响最大。而影响世界经济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贸易和资本流动。两种方式中，资本流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一）金融发展与世界经济波动的非对称性加大存在密切关系
金融活动日益频繁，金融交易的规模越大，金融行业对世界经济的波动周期就会影响越大。由于金融行业存在资本重新配置的作用，可以使资本流向效率更高的投资领域，能够起到平滑经济波动的作用，使世界经济周期更加稳定，更具持续性；但是由于金融活动中，经济自然人的羊群效应、机构的连锁效应、区域经济的索罗斯效应和全球经济的大国效应等作用的影响，会导致非对称性的加大。通过对金融活动与世界经济指标之间的关联关系的研究，发现金融行业的发展与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关联系数逐步增大；金融行业对世界经济影响日益扩大，主要体现在金融活动对世界经济发展周期及其波动的传导作用，还表现在金融业内部结构的变化也会导致世界经济可能发生剧烈变动，今后国际金融危机演变为世界经济波动拐点的可能性加大。
（二）国际跨国公司承担了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诱导者和传递者
国际化公司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中的行为，可以被归为转移定价、跨国并购、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等四个类别。国际化公司的经营活动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世界经济周期会对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区位选择、环境策略、投资策略、对企业技术研发与转移和跨国转移定价等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反过来，国际公司其经营决策活动，包括转移定价、跨国并购、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等，起到传导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作用。跨国公司所进行的逆向决策，使与其具有紧密联系的国家陷入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泥沼，把世界经济波动一级一级传递到存在业务关联关系的国家。故，我认为要想跨国公司达到超越国家制度就必须实现国家间的双边或多边协调，并促使全球实现国际化条约的签订。
三、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与持续性特点
从1992年至今，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持续与稳定的增长，同时也经历过低谷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经济周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印发经济加速增长，1996年实现良性着陆，被学届称之为“软着陆“阶段；1997年又有国内需求疲软、经济萎靡不振、依赖对外贸易，2002年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这一阶段被学界成为“蛰伏期”；2003年“非典疫情”到2007年世界为石油“狂欢”、争相争抢石油资源、导致石油价格飘升，这一阶段被学界成为“软扩张”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周期具有中国独有的特殊性，其成因各异，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长期重要影响。
将我国的三个经济周期阶段进行细致研究会发现，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高位长尾、高位适度平滑的特点，在经济增长率呈现深“U”型的同时，每一个内在的经济变量指标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滞后和超前现象。而这些特点的产生与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得不同阶段采取的不同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策略有关，也与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进程息息相关。
而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也有持续性的体现。我国经济波动的持续性主要表现在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持续期最长，适度增长阶段的持续期次之，处于低速增长阶段的持续期最短。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的持续性在不同的增长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和特点。
四、中国经济周期对世界经济周期变化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对外贸易长足发展，对外投资及吸收外国投资的能力增强，使得我国在世界资本流动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同时中国经济的波动及稳定都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更大的左右性影响。
根据IMF统计的经济总量数据，中国的经济总量与世界经济总量在2005年之前一直处于比重较低的水平，但是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而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却处于下降趋势。这将会导致世界经济的运行轨迹上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小幅波动。
中国经济一直以稳定发展著称，由于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措施的运用，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趋势中，即使在2008年次贷危机时期，中国经济也小幅增长，而世界经济的波动却非常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对稳定世界经济状况起到了重大作用，缓和了世界经济的波动曲线。
五、结束语
从中国经济的波动周期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告诉增长较为稳定，但是控制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宏观调控政策总体对调节经济周期性波动较为成功，但是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中要十分关注宏观调控政策的恰当性，及时收集并反馈政策效果信息，以便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细微调整，发挥更好的调控效果。
中国经济发展状态还处于非完全开放的经济状态，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还不成熟，在这种特殊的商业周期中，政府行为仍然对经济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必须严格监督政府行为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不断深化体制改革，使中国经济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
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尚具有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等体制性企业与市场化公司并存、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的特点，这种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的运行轨迹，也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波动周期，很可能会出现二元周期波动、城乡经济周期不平衡的特点。
中国政府，乃至世界各国政府在应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过程中，必须建立双重保护机制。第一是必须建立预警机制，以应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第二是采取合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调节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偶然的和无法预测的经济波动很可能不止影响一国经济发展，而会演变为一场全面的世界经济、社会危机，因此政府必须整合对世界经济非周期性危机的应对能力以解决世界经济的非周期性波动带来的巨大问题；同时应对非周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和突发危机必须建立在周期性危机和突发事件危机得到有效控制的基础上，才能更加有效的协调合作以处理问题。
参考文献：
[1]王悦.世界经济周期主导国变动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0.（9）
[2]陈宝森.美国经济周期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P127
世界经济状况篇2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世界经济状况篇3
关键词：世界经济周期；状态空间；Markov；机制转换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02
一、引言
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来自经济体系内部和外部冲击的影响下，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活动呈现大致同步的高涨、衰退、萧条和复苏，表现出高度相似的周期性运动形态。与此同时，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和收缩阶段常常表现为明显的不对称性。Kim（1994）在哈密尔顿模型的基础上，把Markov机制转换模型与状态空间模型相结合，发展成了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此后Markov机制转换模型成为分析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方法。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运用先进的模型揭示经扩张和经济收缩形成机制的不同，从而把握经济周期的特征，可以使世界各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进一步健全对宏观经济状况的监测和预警系统，及时掌握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找出经济波动的成因，提出熨平波动的政策建议，实行有效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促进世界经济健康的和稳定的发展。
早期国内学术界对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研究主要是以描述性统计方法为主，其周期的划分主要是以峰位、谷位、波幅和位势等经典周期特点为依据（刘树成，2000）。随着经济周期研究的深入，更为复杂的计量模型被运用于经济周期研究。例如，郭梅芳（2009）利用Markov机制转移模型，引入虚拟变量，根据平滑概率很好的刻画了我国经济周期，并且得出了重要的预测结论。王建军（2007）通过引入反应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模式改变和状态转移机制变迁的虚拟变量，对我国经济周期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改革前后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模式和状态转换机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唐晓彬（2010）将Markov机制转换模型运用到状态空间模型中，并对我国经济周期进行了分析研究，实证结果表明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较好地刻画了我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特征，并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会对我国经济产生正向的冲击，宏观调控是有效的。从以上文献，可以得出来，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可以比较好的刻画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特征，因此，本文采用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来研究世界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特征。
二、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
（一）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构成
Markov机制转换模型主要有两个方程构成，一个是状态方程，一个是量测方程：
2.1
2.2
，2.3
式2.1为转移方程，其中为的向量，为的向量，表示外生或滞后的因变量，为的扰动随机项。式2.2为量测方程，描述不可观测的状态和的量测向量之间的关系，其中我们假定模型和是依赖于状态变量的参数。
Hamilton（1989）提出来为不可观测离散时间，离散状态的Markov过程的结果，假定有M个状态，一阶Markov过程，我们可以把转移概率矩阵用以下的方式表示：
2.4
其中，，对于全部。
（二）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估计方法
对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进行参数估计，采用的是Kalman滤波方法。假定表示观察值到时点的数据，为不可观测状态向量基于的期望，表示为：。
矩阵表示预测的均方误差，算法如下：
其中为在给定时间条件下的关于的期望，是的条件方差-协方差矩阵，为的条件预测误差，是的条件方差，是卡尔曼增益。
从如上滤波算子中，计算出和的值：
，2.18
，2.19。最后，我们可以得出样本的对数似然函数：
2.20
有了样本的对数似然函数，模型中的所有未知参数就可以利用数值计算的方法求得。
（三）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的平滑概率
通过前两步的计算，可以得到参数的估计值。平滑是指通过对时刻T为止的所有观测，估计在时刻t
2.21
2.22
三、模型的设定、参数的估计和检验
（1）模型的设定
本文的数据采用1960-2011年的世界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官方网站，一共51个数据。采用H-P滤波的方法把GDP分解为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首先将GDP对数化即LNGNP，用表示LNGNP，趋势成分用表示，周期成分用表示，分解后的图形如下面图形1和图形2：
图1LNGNP及其趋势分解的时间序列图2LNGNP的周期成分的时间序列
通过利用Eviews7.0软件对周期成分的时间序列做线性自回归模型可以得到，周期成分的时间序列的相关图中自相关系数呈现正弦衰减，偏自相关系数在一阶、二阶处有两个峰值，然后截尾，得出2阶滞后阶数是最恰当的，即周期成分满足AR（2）模型。因此我们将世界经济周期的模型设定如下：
从2.1和2.2中可以得到：
3.5
从式（2.5）和式（2.6）可以得出3.6式与3.7式：
3.6
3.7
其中可以看出式3.6和式3.7满足状态空间模型。其中为一阶Markov状态转换变量，表示经济所处的状态只与前一期所处状态有关。当等于0时，表明经济处于收缩状态；当等于1时，表明经济处于扩张状态。的转移概率矩阵为：
（2）参数估计、检验及相关解释
模型设定好之后，将1960-2011年的世界GDP数据带入上述模型，并利用GAUSS7.0计量软件，以及OPTMUN模块进行迭代估计，参数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参数估计的数值基本显著。
参数估计结果
和分别表示为经济从经济从扩张状态到扩张状态和收缩状态到收缩状态的机制转换概率。其中等于0.9091，表明当前经济为扩张状态下一期经济仍为扩张状态的概率为0.9091。所以扩张状态的平均持续期为年，为0.7502表示当前经济为收缩状态，下一期经济仍为收缩状态的概率为0.7502；收缩状态平均持续期约为年。意味着经济波动产生扩张效应的可能性大于收缩效应的可能性，经济收缩期幅度也明显低于经济扩张期的持续幅度，表现出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周期成分的自回归系数和均显著，表明周期成分本身的变化受到前期实际产出的影响。其中为正，表明期实际产出受到期产出的正向冲击；为负，主要是期的实际产出受到期实际产出影响较小的原因。表明经济处于扩张状态时，经济增长率高于其长期增长率0.0545个百分点，而则意味着经济处于扩张状态时，经济增长率平均高于其长期增长率1.0253个百分点。这说明，此间世界经济总体上扩张力度要明显大于紧缩力度。且正向的冲击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1.0253个百分点，促进世界经济加速发展使得世界经济进入扩张阶段。
根据前面介绍模型的算法，在模型参数估计以后，将估计出来的参数代入公式2.21和2.22进行迭代计算，可以得到各个时期经济周期处于收缩阶段的概率分布的估计结果，绘制图形见下图。根据定义，当等于0时，表明经济处于收缩状态；当等于1时，表明经济处于扩张状态。根据平滑所得到的概率p值的大小，判断世界经济所处的状态，如果p值越大，则表明经济处于扩张状态的可能性越大，反之亦然。
图3经济收缩的平滑概率图图4经济扩张的平滑概率图
四、结论
根据相关的经济增长周期理论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运用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建立世界经济周期模型，对世界经济1960-2011年GDP的数据进行拟合，并进行了相关的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可以运用在世界经济周期进行分析研究之中，模型基本通过检验。参数估计出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世界宏观经济发展的事实和内在性特征。和曲线的周期越来越短，也就意味着世界经济周期持续时间在缩短，具体表现为在一个经济周期内扩张持续期越来越短，而相对于扩张持续期而言，收缩持续期越来越长。周期持续状态的平滑概率整体上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基本吻合。
第二，世界经济波动产生扩张效应的可能性大于产生经济收缩效应的可能性，扩张期持续振幅也明显高于经济收缩期的持续幅度，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其原因，主要有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使得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日益提高。金融危机等虚拟经济因素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加大，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这轮世界经济周期长度缩短，且扩张期较之前的经济周期有所缩短，收缩期有所延长，所以使得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很明显。
第三、世界经济周期成分的变化受到前期实际产出的影响。同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会有对经济产生1.0253%的正向冲击机制，这种正向的冲击机制主要来源于各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的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控政策会导致世界经济约增长1.0253个百分点。宏观调控政策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并使得世界经济进入扩张阶段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Miethell.W.C：Businesscycles：TheProblemanditsseting，NBER1927，NewYork.
[2]JamesD.Hamilton.ANewApproachtoEconomicAnalysisofNonstationaryTimeSeriesandtheBusinessCycle.Econometrica，1989（10）：89-187.
[3]Chang-JinKim，CharlesRNelson，StateSpacemodelswithregimneswitching[M]，MITpress，1999.
世界经济状况篇4
大体看来，发达国家重新受到世界关注，美国的经济状况被认为对2014年世界经济的增长尤为关键，而对于曾在危机中充当世界经济发动机的新兴经济体，两派的预测都不甚乐观。
乐观派：发达国家将同步扩张
世界银行的经济展望报告指出，2014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2%，从而走出谷底。美、日、欧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协同性经济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会逐步放缓。
在以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泰勒、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等为代表的乐观派看来，美国将一马当先。欧元区虽说较为艰难，但也会紧随其后。“安倍经济学”将使经历多年通货紧缩的日本经济重现生机。
“2014年，包括美欧日在内的富裕世界或将经历4年来首次同步扩张，”沃尔夫说。不过新兴经济体则没有这么乐观，印度正陷入危机（增速降至5%），中国增速放缓（保持在7.5%），巴西和俄罗斯的经济则处于停滞状态。
美国经济是此次全球经济预测中的核心。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说，美国商业设备出口和投资的激增，暗示其经济增长率在第四季度可能高达3%。如果是这样，那么美国2013年的GDP将增长2.7%，这种增长还可能在2014年持续下去。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伯特·塞缪尔森从经济的基本面出发，提出美国经济向好的四个因素：就业市场有所好转；家庭债务财富增加；房地产复苏仍在进行；公司有条件进行新投资。他引用穆迪分析公司的调查说，美国人的经济信心在增强，企业情绪达到了11年前调查开始以来的最高点。
悲观派：长期停滞或是世界经济“新常态”
与乐观派相比，悲观派队伍更强大一些，除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俄罗斯《专家》周刊副主编帕维尔·贝科夫以及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等智库也都加入了这一阵营。
在2013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度研究会上，萨默斯首次提出“长期停滞”的概念，在2014年1月初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他再次重申该观点。他认为，如果按照大多数衡量标准，引发“大衰退”的那场金融危机在4年多前就结束了，然而世界经济却依然萧条。美国已经变成这样一种经济体：温和萧条成为常态，而短暂繁荣的出现只是拜泡沫和不可持续的借贷所赐。
克鲁格曼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人口增长放慢。人口增长创造对新房屋、新写字楼等物品的需求，而当人口增长放慢时，这种需求便逐渐减少。克鲁格曼说，未来美国不可能重回债务不断上升的日子，这意味着更加疲软的消费需求，而如果没有消费需求，恢复充分就业就无从谈起。
贝科夫则认为，乐观派的主要依据是一种模糊的推测，即经济增长没有下降就意味着开始复苏。然而一切并非如此。世界经济中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30年来所积累的结构性失衡并未解决。以美国为例，为了克服高科技股票泡沫破灭的后果，美联储不得不吹大抵押债券（次贷危机）的泡沫，而为了克服次贷危机的泡沫，美联储又不得不吹大国债的泡沫，根本就不存在摆脱这种困境的战略性决定。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所则从生产率的角度，指出全球经济正在遭遇生产力危机。该智库说，2013年多数国家都未能提高综合效率，这种情况几十年来首次出现。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速由2012年的1.8%降至1.7%，而这个数字在2010年高达3.9%。
下一步的药方
针对不同的预测，经济学家们开出的“处方”也各不相同。萨默斯认为，扩张性财政是当前问题的正确应对之策，其提供的潜力比普遍想象的要大。
但其他经济学家对此持异议。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泰勒说，萨默斯的说法“不符合事实”。他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如通过政府开支和极低利率提振经济的做法）是经济增长缓慢问题的一部分。泰勒敦促政策制定者回归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降低预算赤字和维持低通胀水平的经济措施，警告政府不要推出新的开支项目。
世界经济状况篇5
关键词：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第三次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10028903
1引言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邓小平俯瞰世界，纵观全局，站在时展的最前沿深刻剖析了我国社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并结合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论断。回顾过去，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站在历史经验总结的高度重新解读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让这伟大的思想历久弥新、重新焕发光彩对于加快实现社会第三次转型，实现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指引作用。
2解读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
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完全符合我国当时的国情和社会现实状况，既有理论依据又有实践支撑。
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马克思“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观点的合理发展。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指出：“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1]“因此，如果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那么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并不是靠增加另一方面的劳动消耗换来的。”[2]马克思还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3]马克思在原著中多次提及并论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观点，他从物的角度和人的角度两个方面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进行了细致的阐述。一方面，他认为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工具、手段直接或者间接地进入生产领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影响甚至控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他所说的“革命阶级本身”是指工人阶级，这时科学技术作为一般的社会知识被工人阶级所掌握，大大地缩短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所以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是毋庸置疑的。同时生产力中也包含了很多的要素即矛盾内部的各个方面，有劳动者、科学技术、管理、劳动资料等，所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总有一种要素凸显出来成为生产力矛盾的主要的方面。在20世纪70、80年代，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中的主要方面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第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状况的反思与总结。
国际社会状况：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世界格局从两极格局演变到一超多强的局面，这让世界各国充分意识到了科学技术在当前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他指出：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1]。
国内社会状况：一是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缓慢。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什么状况？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2]邓小平深知中国的生产力薄弱，一再强调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他提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靠科技和教育。”[3]面对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不景气的局面，他开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处方。二是我国科研力量薄弱，科学技术落后。1977年5月，邓小平说：“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人，苏联有90万人，我们只有20万人，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4]邓小平充分认识并承认了我国当时的科技水平落后的现状。面对我国当时高科技军事武器缺乏、工业技术老套，新型农业工具严重匮乏等状况，他将解决重点落在了科学技术上，指出：“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5]
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伟大论断的指引下，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总而言之，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邓小平时
世界经济状况篇6
金融危机发生的一般原因是资本全球化运动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尖锐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不仅同发达国家一样有生产过剩、金融过度膨胀的问题，还有本国货币与国际货币之间的矛盾。商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实现这三重矛盾相互交织和日益发展是金融危机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前提。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依赖或中心主导与从属的经济体系，则是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由中心向扩散，中心对资本的垄断和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加强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过剩、金融过剩和与外部联系中的国际价值实现问题正不断深化发展。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脆弱，在国内要求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极易陷入依赖外部推动、三重矛盾日益发展的状况。这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西方资本流入和出口发展而快速增长，又因对外收支状况恶化和西方资本回流而爆发金融危机以至金融危机反复发作的原因。
21世纪初期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各地区、各国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前述世界经济运动的模式已经表明，世界经济运动的状况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否根本上在于中心与依存关系的发展，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两部分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状况。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主体以实力为基础的博弈。货币金融垄断是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竞争优势；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总是支配着另一方和整个经济运动的方向，这就是世界运动的法则，也就是决定世界金融危机走势的基本规则。
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反映为科学发展、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金融市场规模和其货币是否充当国际货币。科技发达、经济和金融规模大、货币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经济金融到文化都对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客观规律决定着世界经济和金融运动的发展趋势，也决定着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前景。未来世界金融危机问题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体系中各地区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
世界金融危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势将很难改变。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仍将处于严重不对称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1975-1995年，除东亚少数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之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相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处于连续下降状态。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发展中国整体经济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予东亚经济严重打击，从而使中经济全面受挫。目前，发达国家占有世界财富的3/4，最不发达国家则增加到49个。从历史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经济格局不变、依存状况总体上不变而作部分调整时，几乎所有受危机打击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再度依赖外部资本流入和外部拉动。
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债务（见表1），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调整面临诸多困难，出口创汇又因技术革命发展滞后和西方国家的限制十分艰难，当西方资本流入时，可能导致新的生产和金融失控，而不会产生较多国际收益。这势必成为新危机的隐患。
表1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负担率
年份债务额（亿美元）债务出口率（%）
198019901998198019901998
所有发展中国家6095147282465185.3155.8146.2
东亚及太平洋9412861697893.1113.4107.4
欧洲及中亚7552210435444.896.9126.7
拉美及加勒比257347547358201.9256.1202.5
中东及北非8381830205841.4119.1137.4
南亚38012991645160.5317.5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6091774225866.4209.8232.1
再次，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国际资本和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与金融竞争总会对世界金融贸易和资本运动产生难以预料的扰动和冲击。在世界经济不对称结构和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和出口方向的多元化不仅不会缓和或抵御这种冲击，反而可能严重化。如果实行金融和资本自由化，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这种危险性。
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分离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传统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经济危机发生而引起的，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实物经济严重过剩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推动西方经济长驱直入金融资本主义，也促使一些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在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金融危机的主导因素。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后的崩溃。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都是如此。
虚拟经济是指以虚拟资本膨胀和交易为特征的经济，信用发展是虚拟资本膨胀、虚拟经济兴起的推动力量。虚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是社会生产规模扩大、速度加快，要求融资形式的多样化、融资范围拓宽、融资成本降低和融资的便利。虚拟经济发展表明一国金融活动和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积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但是，同实际经济的发展一样，虚拟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也不能超出它应有的范围。虽然人们目前还不能准确地指出这个范围，不过，从它服务于实际经济这一点来看，它确实存在发展约束。然而，由于虚拟资本市场脱离实际经济运动的特性，虚拟经济又往往出现加速膨胀的势头。虚拟经济逐渐超越实际经济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最主要的方面，这就造成了金融危机领先实际经济独立发生的新趋势。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加速发展虚拟经济，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支撑虚拟经济膨胀的资本来源全球化，使虚拟经济的膨胀完全可以超出一国国内财富和生产增长的限制。金融危机因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而发生的条件得到强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问题显然更为普遍和严重。一般来看，西方国家的虚拟经济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收入和大规模对外投资为基础的，国家信用如国债和货币发行是虚拟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货币金融政策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调节杠杆，这就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而在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往往是以工业基础不完善、出口增长波动、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为前提的，资本流入和被动的货币扩张成为虚拟经济扩张的主要支持力量，货币金融政策调节虚拟经济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是由外来资本拉动促成的，更具有外生性、泡沫性和敏感性与易崩溃的特点。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直接由虚拟经济极度膨胀而开始也就十分自然。当然，在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向外转移生产，一些产业已出现“空心化”，加上运用信息技术控制生产，实际经济过剩问题得到缓解，主要问题仍在虚拟经济方面。如果货币政策不当，国际金融资本在规模流入后急剧转为流出，仍然会导致虚拟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发生，只是在程度上与发展中国家不同而已。21世纪金融危机发展的这一趋势不会改变。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继续加速，全球资本运动将继续高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贬值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经济转为复兴，进而吸引西方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将因资本流入而再度高涨。第二，还会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原有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则会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虚拟经济占优势会是一个经常性问题，而国际国内的不确定因素仍大量潜在，国际投机资本极可能卷土重来。第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很难改变的，如出口导向的生产结构、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对西方资本的过分依赖，等等。第四，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将进一步发展，但发展会不平衡。特别是欧元成为强势国际货币后，将对美国和日本的虚拟经济发展产生冲击，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有效，日元资本外流将使日本的金融经济受到打击。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虽不会发生严重的挫折，但出现类似1987年的股市危机还是有可能的，这要看西方金融资本在内部滞留的时间长短。
金融危机的时间间隔规律大体上不会改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进程来看，金融危机没有按某种固定规则周期性出现。1960年在西欧出现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后，间隔7年又出现美元危机，然后紧接着出现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危机，以及1971年开始的布雷顿体系危机。金融危机的频率明显加快。7年后，到1982年，金融危机转向发展中国家。此后又经过7年，由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开始，随后实行固定汇率的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受到危机打击，金融危机的频率又明显加快。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运动的中心是资本运动，特别是金融货币资本的运动。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它们加速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而由于资本短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资本和开放市场进行工业化，由此形成了资本由北方流向南方、商品也由北方流向南方的不对称状况。这种状况使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和商品流入中经济社会失控（一般只需5~7年的时间），风险日益增大，因此，西方资本内在的追逐利润和实现价值的行为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化。
在发达国家之间，不同的货币资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和货币金融政策的变化刺激不同的货币资本不断转换，因而由大规模货币资本运动所产生的金融货币危机不可能有什么固定规则。假若说有规则，那就是危机随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利率之间的差异相对变化，并且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国的金融资本膨胀而加速发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资本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西方金融资本主要是在西方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进入发展中国家的，高利率、固定汇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吸引因素。尽管如此，一旦西方金融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或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经济问题暴露，货币资本间的差异和矛盾就会显著激化，中心与之间的资本运动状况就会改变，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也不会呈现周期性。世界金融系统的变化和矛盾、世界经济系统的不对称发展是这种非周期发生的客观基础。资本循环、复杂系统混沌原理足以解释这些问题。简而言之，在一个无规则、内外经济金融紧密联系、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世界体系中，任一对外收支不平衡和资本耗散能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随时随地发生金融危机，只要存在扰动和资本自由移动的条件。如果说有什么规律，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开放的时间长短和资本流入规模，它们决定危机条件是否成熟，决定扰动是否导致资本大量外逃。
危机随世界经济和货币结构调整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21世纪，世界货币结构也将发生重大改变，当前存在的美元中心结构将为美元和欧元的两极结构所取代。2002年欧元实体货币已正式流通，估计3~5年后欧元将会有力地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并对日元的国际化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在未来10年左右，美元和欧元将平分秋色。还应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发展并逐步走向区域货币合作或货币一体化。这也将对世界货币结构产生有力冲击。在这种结构变化、调整和转变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来源、外汇结构都将经历大幅度的调整；不同的国际货币也将激烈竞争、相互取代，由此引起金融冲击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货币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除了外资大规模进出产生的金融震荡之外，还可能集中在资本外逃方面。资本外逃指一国资本所有者向境外转移资本的行为。资本外逃有多种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1）贸易融资。通过低报出口合同金额和高报进口合同金额，将多出的外汇资本移往国外，投资国外资产，本国损失外汇资产。或者干脆虚报进口，骗汇抽逃。（2）推迟和提前贸易结算。对出口该收汇的结算推迟，对进口则在预期本币汇率下跌时提前结算汇出。（3）转移价格。有国外分支机构的国内公司或在国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贸易中的定价机制转移资本。（4）对外投资。对境外投资时，采用虚报投资、截留投资收益等方式将资本大量移出和留存海外。（5）利用非法商品贸易活动转移资本。资本外逃导致一国外汇资产大量流失，使发展中家外汇资源枯竭、货币持续贬值、国际收支和对外债务日益严重。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国家出现经济长期萧条、债务危机反复发作、国内金融近乎崩溃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外逃。20世纪90年代东亚、俄罗斯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前，国内资本外逃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例如俄罗斯从1992年以来，每年资本外逃达GDP的6%，占国内储蓄的8%~18%。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政策反应看，区域货币合作、资本市场开放、浮动汇率和经济结构调整代表着一种主流趋势。这种趋势的发展，完全可能为新的金融危机生成创造条件和时机。
金融危机的范围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金融危机由国别性危机演变区域性和全球性危机的基本途径，是经济与金融联系加强的多样化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则是基本机制。所谓危机的传染性和传导性，就是指金融危机由区域内一国向区域整体、进而向其他区域蔓延扩散的特性。
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一种机制是区域内和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就区域内而言，当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后，该国货币大幅度贬值，使其贸易伙伴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极易诱使投机者对其贸易伙伴国进行攻击并获得成功，因为贸易伙伴国出口减少、进口增长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和失业率增高，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难以在投机攻击中维持固定汇率；区域之间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二种机制是资本市场联系。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该金融资产价格大跌，由于区内各国之间的资本联系，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也遭受损失，流动性受到破坏，相互支撑的力量减弱，因而导致其他国家资本市场和金融状况恶化，从而也易被投机者攻击导致金融危机。第三种机制是区外国际信贷者和投资者对区域内各国经济作相似的判断和预期。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区域外的投资者困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通常认为区域内各国经济金融状况基本相似，出于减少资产损失的考虑，不是从区域内其他国家抽回资本就是减少信贷提供，导致整个区域爆发危机。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内容是促进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资本和金融联系，缩小相互之间的经济差异。区域一体化无疑加强着金融危机由一国向另一国的传递，区域内各国之间会出现反复震荡、交叉传染的状况，使各国危机不断深化。区域之间也是如此，某个区域发生金融危机传递到其他区域，其他被传染的区域又会将危机回溯到最初爆发危机的区域，形成遍及各个区域且不断深化的全球危机。20世纪90年代由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发展的。区域一体化从最终实现货币一体化的角度看是有助于抗御外部资本冲击和抵御金融危机的，但是，在实现稳定的货币一体化之前，侧重经济贸易合作的区域一体化对金融危机的传递力度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