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性篇1
一、市场是一种制度
“市场并不像它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经济学者对“市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看法并不一致。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是买卖双方自由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换的地方，是价格存在并受供求关系影响的地方。如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并不是指任何一个特定的货物交易场所，而是指地区的全部，在这个地区中，买主和卖主彼此之间的往来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价格有迅速相等的趋势”。②斯蒂格勒也认为，“市场是一个区域，在其中一种商品的价格是趋于一致”。③普瑞尔指出，市场是“（1）买者和卖者碰面议定商品和劳务交换的过程，（2）价格存在的地方，（3）价格受到供求力影响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地区”、“区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确定的空间，也包括无形不确定的空间。④在逻辑上，价格的存在是由供求关系决定，是买卖双方在自由进行商品或劳务交易时必然伴生的现象。所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买卖双方对商品或劳务进行自由交易的行为是“市场”的根本。只要存在着关于某种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着关于该物品的市场的存在。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看法与主流经济学有明显的不同。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所说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个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时才会普遍存在和有效地进行的现象。科斯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意识到经济体系与法律体系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存在着私人法律，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则和规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达成”。⑤布伦南和布坎南认为市场意味着一系列运作规则，“个人行为恰好是在这些规则之下在市场中产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自由交易行为并不是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是使此种行为能够有效进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则和规定”的“法律体系”。正是从这种角度出发，他们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社会安排”或一种“制度”。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个社会体系视为依靠技术、法规或习惯对稀缺资源使用导致的冲突的解决方案”，市场只是人类所曾采取的许多“解决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种⑦。张五常说，“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样，市场被创造出来在其他约束条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鲁博顿和瑞切特说，“市场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进行反复交易（与个体之间的零星交易相对应）的社会安排，‘市场’这个组织由一系列的制度规则（一种制度）和人构成，人们创造了这些规则并将它运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这些制度“决定了每个潜在交易者的产权分配并对这些产权如何使用或转让作出了规定”，其目标是使“绝大多数潜在交易方有机会参与竞争”，⑩并“有效地组织交易”。[11]
总之，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是一种制度，是价格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们所看到的买卖双方自由地确定交换物品的价格和数量的过程或行为，只是在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社会安排”或“法则和规定”的条件下才能成为普遍性存在的现象，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市场”所力图促进的东西。
二、市场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
由于主流经济学把市场归结为人们自由自愿的交换行为，所以，对他们来说，自由交换行为的发生，即意味着市场的产生。在主流经济学看来，导致交换行为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作为人类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12]二是分工[13]；三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14]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观念中，无论是斯密说的交换倾向，还是门格尔所说的人类经济行为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还是“分工”，都不是由人们可识辨的外在于个人的人为的有形强制行为的结果，而是自然或基于个人理性而自发生成的。把交易行为的发生或市场的产生归因于这些自发性或自然生成的有关人性或经济的事实表明，在主流经济学里，市场被看作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市场制度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资源稀缺性所必然导致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它是作为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这种利益冲突问题的一种方式而产生存在的。阿尔钦指出，经济资源的稀缺性“阻碍了每个个人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社会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每个社会都必须解决它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通称为竞争。因为，按照定义，既然没有办法消除竞争，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为了解决利益冲突，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竞争形式。”[15]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人类为解决这种“利益冲突”而“作的安排包揽了人类经验的全部范围，包括战争、罢工、选举、宗教权威、法律仲裁、交换和投机。每一个社会都采用过这些方法。社会组织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它们所强调的解决与资源稀缺相联系的问题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16]这里的“交换”是作为一种社会的“安排”，因此显然不是主要指行为，而是指人们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为他人拥有的财物的制度，即其所说的市场制度。
由于在历史上或在现实中，人类还常用许多非市场手段如战争、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来解决经济利益冲突问题，所以他们强调，人们选择市场作为解决因资源稀缺问题所导致的利益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所当然”的。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主要依靠市场来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17]自由交换要成为一种现实的普遍的行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权力来加以补充”，[18]需要得到“以国家暴力或惩罚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19]因此，“没有政府的协助是不行的”。[20]
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用于解决其所面临的公共经济问题即由于稀缺资源使用而发生的利益冲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强调它需要公共权力的“补充”表明，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看来，市场不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而是一个社会的公共选择或集体选择的结果，因此是基于集体理性人为建构的，具有强制的性质。这一点在新制度主义所提出的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中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
三、市场是确保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实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要对为什么市场会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解释，就需要对他们赖于解释的市场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对于人类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换这个倾向”，斯密本人和后来的经济学家都没有予以解释或证明，也是难以证明的[21]。分工的程度与市场范围是相互依赖的[22]，所以人们根本就不可能独立于市场对其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人类经济行为遵循“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只是经济人假设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西方经济学家至今都没能对该假设的普遍存在性进行严格的逻辑证明。所以，总的来说，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里，还没有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给予合理的理论解释。
由于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选择的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制度安排的一种，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就从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较的角度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经济学的解释。他们认为，之所以是市场而不是“战争”等其他手段成了人类社会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为总的来说，市场制度的运行成本较低，能确保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率。
德姆塞茨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产权制度其实就是一组界定行为的原则，它规定了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而具体规定“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与其各自的“效率”“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他说，“依靠暴力进行竞争一般不受称道，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容许使用暴力，就看不清这种竞争的前提，即无法估计其净收益了”。而在市场上“通过‘自愿’谈判进行的竞争”之所以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就是因为它“提供了权衡收益和成本的更合理的技术手段，同样还提供了排除造成净损失的手段”，[23]即“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手段，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这就使得它“要比通过暴力的‘非自愿’方式的竞争，更能为社会增加实际财富”。[24]德姆塞茨还认为，如果不经过市场协调就使用民主政治体制的集体决策或法庭裁定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就无法得到通过自由市场交易所揭示的为确保经济的高效运行所需要的信息，这样“不管它们采用哪一种效率标准，都可能只是‘隔靴搔痒’，还很容易错判”，导致比市场更低的效率。总之，在他看来，“恰恰是由于要掌握这些关于效率的先决性条件过于困难，才使得通过自由市场交易以形成最佳定位的所有权及资源使用方式成为一种很实用的方法”。[25]
张五常指出，市场上的竞争“汇集了所有潜在所有者的知识——即可供选择的合约安排知识和资源使用的知识”，而“合约当事人之间的竞争”又“降低了执行合约的成本”，这样就“降低了寻找和追求最有价值的选择来签定合约把一种资源用于生产的成本”。[26]他还认为，市场价格是“唯一已知的几乎不导致或完全不导致租金消散的标准”，[27]所以在他看来，“一般来说，管理决策是不可能优于通过价格机制作出的决策。当价格信息引导从事的每一种活动时，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必然减少”。[28]因此张五常认为，正是由于实施自由市场制度社会的交易成本一般低于取消自由市场制度的社会的交易成本，具有更高的经济生产力，才使得市场能广泛地拓展到原来排斥市场的国家。[29]
很明显，德姆塞茨和张五常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角度有所不同。前者直接从市场更能促进经济效率或生产力的角度来解释，而后者则是从市场更能节省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解释。但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来说，所有的经济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成本”，[30]“经济制度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31]。这表明，他们二者的解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市场能比其他制度或手段更能有效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为根据来解释市场的普遍存在性。这种解释也进一步地表明了，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市场的集体理性和集体选择的基础。
四、界定明晰而稳定的个人产权是使市场有效运行的一个前提条件
市场运行是买卖双方的自由交易过程，也是物品价格的形成和决定的过程。价格形成和决定的理论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运行的理论。从该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主流经济学家把任何经济物品或劳务的价格描绘成了只是由那些与其产权制度安排无关的诸如偏好、生产技术和社会经济资源结构等客观因素决定的函数，因此，完全忽略了产权安排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另外，在该理论里，“交易成本被假定为不存在”。[32]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界定不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不会影响市场运行的效率。这表明，主流经济学蕴涵着产权与市场运行效率是不相关的市场观。
对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来说，交易成本大于零是最基本的假设之一，科斯第二定理是该经济理论的最为核心的命题。它认为，在该假设条件下，产权界定会通过影响市场交易成本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所以，产权制度与市场运行效率的关系是该学派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根据经济人假设，他们认为，“一切私人所有者都有强烈的动力以最有价值的方式使用其产权”，[33]而个人产权即个人对自己所有的物品的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权、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等的任何弱化，如产权界定不明晰、受限制或无法获得有效的保护，都会导致交易成本的提高[34]和市场价格信息质量的下降，[35]从而使得以市场出清价格的交换不能实现，影响资源配置效率。[36]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37]。要确保市场的有效运行，“产权界定必须首先高度稳定”，[38]“要求不存在对合约条件的法律管制，而且要求不存在对合约选择的限制”，以确保每一个人即“可以自己将物品或资源用于他认为是最有价值的用途，也可以与其他人进行合约安排达到这种用途”。[39]由于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要靠国家，对它的侵犯或弱化也主要是来自国家。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政府对尊重私有产权给以可信的承诺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40]严格限制政府剥夺财富的能力的可靠政治基础是繁荣的市场所必备的。[41]
五、市场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
为给市场经济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从亚当•斯密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除了宣扬社会利益会因为个人的自由的自私自利行为得到有效促进的“无形之手”原理之外，他们还不断地提出各种不同的学说或定理来证明，在市场经济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普遍和谐。如萨伊定律宣扬人与人之间的利害是休戚与共的；[42]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则更是把市场经济描绘成一个能让每一个人“凭自愿对它作出贡献，而获得的则超过他的贡献，并且总是增加着他的满足”的“高尚”、“平等”、“自由”、“公平”和“同个人独立完全协调”的“美丽组织”；[43]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把自由市场经济描述成为没有剥削的正义的世界。[44]在目前，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都把介绍阿罗和德布鲁等所证明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作为微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此来宣扬任何一个人的福利都不可能因竞争性市场的存在而变得更差的观点。[45]
新制度经济学家明确反对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这种和谐论。在他们看来，市场并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这不仅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利益冲突是市场产生和存在的根源，而且还在于他们认为：
1.市场并不能消除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消除的利益冲突，任何交换都必然包含着冲突或竞争的方面。阿尔钦说，由于资源“稀缺”这一“约束的存在”，“每个人”都不可能“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46]而且，由于“同一资源不能同时用来满足竞争性的需求”，[47]“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在每个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都“必然地”是“没有办法消除”的。“市场”是“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在市场制度下，“交换行为是一种手段，借助于这种手段，买者就能够为了从卖者那里获得商品而同别的买者展开竞争”。[48]因此，市场交换固然可能因为它是每个买者和卖者借以达到更理想境况的手段而具有协作行为的性质，但它具有竞争行为的性质也是显然的。所以，阿尔钦认为，经济学家不应该只把交换当作协作行为来考察，忽视它的“竞争方面”。[49]
2.市场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市场行为中受惠。德姆塞茨指出，“既然我们讲使用资源就会发生冲突，有关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说‘自由市场总会使每个参加者受惠，也能使社会效用实现最大化’就不正确了”。因为“市场在权衡比较得益和受损时，是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尺度，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自由市场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他举例说，“当新产品进入市场时，自由市场在运作中承载的那些有害效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不管一种新产品能给其消费者带来多大的益处，人们购买了这种产品，则被它取代的、原有产品的生产者就受到损害。”所以，他强调指出，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总会使每个参加者受惠”或认为“每个人都能从市场行为中受惠的观念”，是出于“对市场功能和运营”的“完全错误”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必须摒弃”[50]。
3.不能防止有害的效果，是市场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德姆塞茨认为，“既然我们讲使用资源就常会发生冲突，有关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哪种制度真能防止有害后果，就像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那样，那么也会因其无法容忍的非实用性（即没有效率），而很快就让位于其他制度安排。”自由市场“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正是该制度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51]阿尔钦认为，“一切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没有哪个完美无缺的标准是有效的”。“市场”的这种“不完美”或“缺陷”是人们要获得它的“更大优点”所必须承受的“代价”。[52]
从其反对市场和谐论的最后一个理由中可以看出，新制度经济学反对市场和谐论，揭示市场的不和谐性，特别是揭示它不能制止有害效果的特点，其目的不是为了反对自由市场制度，而是为了反对那些一看到市场有缺陷就认为应该用政府来取代市场的干预主义。从这一角度讲，它的目的其实和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和谐论一样，都是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辩护的。
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性篇2
关键词：稀土；长江经济带；对策
引言：稀土是一种重要战略资源，由于其独特的优异性质，被应用于航天航空、新材料、高新科技等各个领域，素有工业“黄金”之称。稀土资源是全球各国的战略资源，而我国是名副其实的稀土资源大国。江西是我国离子型稀土的发祥地，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稀土产业链。但是江西稀土产业发展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例如：产业链发展不完善；自主研发能力薄弱，缺乏稀土领军人才等等。因此，江西稀土产业升级是必然的。长江是横贯我国东西的“黄金水道”。2014年，总理在重庆召开了座谈会时，部署了长江经济带建设，长江经济带建设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统筹推进。作为长江经济带的省份之一，江西必须谋取更大的战略效应。基于此，在长江经济带战略背景下，对江西稀土产业升级重新进行探讨。
一、江西稀土产业现状
稀土资源按照资源类型可以分为轻稀土和重稀土，而离子型重稀土矿是我国特有的矿产资源，几乎全部集中在中国南方地区。江西省稀土产业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地质勘探、矿山开采、稀土分离、金属冶炼、金属材料深加工和应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部门构成的完整产业体系。在稀土深加工方面，江西省不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稀土新材料等深加工产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在全国已占有重要地位。可以看出，江西稀土产业不断在发展但是，在稀土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问题的出现。首先，经过近40年的开采，已探明的离子型稀土资源消耗较大，如今，勘探投入严重不足，需尽快加大勘探力度，提高资源保障水平。其次，我省稀土产业虽然形成了上、下游配套的产业体系，但产业链仍不完善，产品结构不合理且档次较低，材料加工工艺水平相对落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较少。最后稀土矿山多年开采累计破坏了大量的土地面积，环境治理形势严峻。
二、长江经济带战略下江西稀土产业升级对策
长江经济带的开发，给江西省带来了机遇，让江西省能够更够更好的的发挥出稀土产业特色优势。在这一战略下，提出几点推动江西稀土产业升级的对策。
（一）争取政策支持，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随着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推动，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加强政府在产业升级改造、资源配置、企业购并重组等方面的引导作用。通过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对稀土资源县在开采过程中所付出的资源代价和环境代价进行相应的补偿，积极运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稀土产业发展。同时，实施人才培养工程，通过企业出资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方式，打造产品研发和信息共享平台，
（二）做大稀土产业集群与优化产业结构相结合。在长江经济带的城市中，培养和引进一批技术先进、实力雄厚、市场广阔的稀土优强企业，引导中小企业向其靠拢，逐步形成层次分明、各具特色、功能完备的产业布局，不断提升江西省稀土产业配套能力，形成产业集聚，做大稀土产业集群。并且，通过加大科研投入和引进先进技术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开拓稀土产品领域，努力引导企业向精深加工和应用产品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三）推进稀土企业重组，打造大型稀土企业。行业集中度越高，议价定价能力就越强。江西省应进一步加大稀土行业的整合力度，最终由本地重点骨干企业控制稀土资源。通过制定行业政策，比如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将那些规模小、耗能高、污染大、工艺水平低的稀土企业关停或者整合到符合要求的企业中去。同时，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带动稀土企业改制改组，最终走上集团化道路。
参考文献：
[1]李树棕.长江经济带与江西生产力布局新格局[J].长江论坛，1997（04）.
[2]徐正华，邹晓明.江西稀土资源开发[J].当代经济，20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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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迪，钱贵霞.中国稀土产业经济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J].稀土，2014（05）.
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性篇3
关键词：地租理论；资源税；改革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3月6日
一、资源税收的理论基础――地租理论
目前，我国实行以资源公有制为主、资源私有制为辅的所有制结构，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由国家代表所有者行使所有权。而资源所有制体现了资源的权属关系，提供了配置资源的产权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资源所有制结构必然会产生国家所有权与个别资本利益的对立，其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就是通过租金形式来完成的。于是，作为地租表现形式的资源税或矿产资源补偿费等就只能由国家以资源所有者的身份收取，表现为资源使用有偿性。这就是资源税收的理论基础――地租理论。虽然，地租理论是资源税收的基础已经成为一种通识，但关于地租理论本身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
（一）马克思地租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特有经济表现，是土地使用者由于使用土地而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根据地租产生的原因和条件，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地租分为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两种基本形式。租种任何土地（包括劣等地）都必须交纳的地租。绝对地租是以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为原因，以农业中资本有机构成较低为一般条件。级差地租是等量资本投资在等面积的土地上所产生的不同生产力率形成的，是由个别生产价格与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构成的超额利润转化的地租形式。级差地租的形式分为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级差地租Ⅰ是以土地自然肥力或自然生产力的不同为前提；级差地租Ⅱ则是以技术条件或技术生产力不同为基础的。级差地租Ⅰ是土地粗放经营的标志，级差地租Ⅱ则是集约化经营的表现。
（二）萨缪尔森地租理论。缪尔尔森认为，地租是为了使用土地付出的代价；土地供给数量是固定的，因为地租量完全取决于土地需求者之间的竞争。他还认为，可以利用地租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来分配稀缺的资源，而不收取地租会造成缺乏效率的以及不适当的使用方法。地租是土地要素的相应的报酬，其大小取决于生产要素互相依赖的边际生产力。地租决定于供求关系形成的均衡价格。由于供给缺乏弹性，所以需求就成为唯一的决定因素，地租完全取决于土地需求者支付的竞争性价格。地租在更大程度上是土地产品的市场价格的后果，而非市场结果的原因。可利用地租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来分配稀缺资源，对稀缺资源征收地租有助于取得资源的一种更有效率的配置。萨缪尔森的理论指出：可用地租来优化配置稀缺的土地资源，强调供求关系决定土地资源的价格。
（三）霍特林租金。1931年著名经济学家哈罗德・霍特林《耗竭性资源经济学》，首先提出了矿产资源耗竭理论，霍特林以“社会价值”来判断开采可耗减资源的合理性。资源边际产出的社会总价值是为了得到该单位产出的社会意愿支付价格，这一价格减去边际开采成本就是社会净价值。其主要结论是霍特林法则，它说明了资源不可再生性对资源价格的影响：即使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资源价格也不等于边际开采成本，两者的差额（社会净价值）是稀缺租金（霍特林租金）。当资源的供给是固定时，随着对资源的需求增长，资源将变得相对稀缺，或者当未来可用资源稀缺时，就会带来资源产品边际成本（即价格）的提高，这两种情况都会使得生产者剩余增加。稀缺性租金是一个衡量资源稀缺程度的有效指标，特别是当边际开采成本基本不变时，稀缺租金为正表明未来可用资源所能获得的收益越大，即未来资源越少，资源正在变得稀缺。稀缺性租金作为必须支付给资源所有者的租金一般就表现为矿区使用费、权利金或类似于我国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属于一种绝对地租。
虽然马克思、萨缪尔森和霍林特在地租（租金）的产生方面存在分歧，但都指出了资源所有者可以凭其所有权收取地租（租金）。而萨缪尔森和霍林特更是进一步指出：随着人类对资源需求的增加，资源的稀缺性进一步显现，地租（租金）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
二、西方发达国家资源税征收的参考意义
在西方发达国家属于绿色生态税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保护环境成为各国设置资源税的最主要目标。由于发达国家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环境的恶劣迫使发达国家自1970年开始调整税收政策，资源税由收益型转向绿色生态型。
进入后工业社会，发达国家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步入成熟阶段，表现为许多国家普遍征收较高的资源税，如日本和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都对能源产品征收重税。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联邦制国家能源税负担相对较轻。同时，国外资源税的归属情况各异，大部分是中央和地方共享，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也有中央独享，给地方以财政补偿，如英国。
不同的资源税政策产生了不同的后果，资源重税政策使日本和欧洲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远远走在了美国前面，2010年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四国的GDP总量大约占全球GDP的35%，消耗的能源仅占全球能源消耗的14%。而同时期美国的GDP大约占全球GDP的26%，消耗的能源大约占全球能源消耗的24%。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的资源税率处于绝对的低位，这种低税率的存在，一方面增加了资源企业的利润，特别是一些大型国有资源垄断企业的超额利润，造成社会分配的不公；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资源的节约利用。2010年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是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国的5倍左右，在金砖国家中，也仅仅比南非稍低。
三、我国资源税改革历程
我国资源税开征于1984年，先后经历1986年和1994年两次大的改革，由此形成现行资源税制。征税范围涵盖原油、天然气、煤炭、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其他非金属矿原矿和盐等7个税目大类。在计征方式上实行从量定额征税的办法，体现了“普遍征收、级差调节”的原则。2006年取消对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税减征30%的优惠政策，恢复全额征收，并且调整了对铁矿石资源税的减征政策，暂按规定税额标准的60%征收。同时，调高了岩金矿资源税税额标准，统一了全国钒矿石资源税的适用税额标准。2007年2月，又上调了全国主焦煤资源税的计征标准，并对盐资源税税收政策进行了调整。2007年8月，又大幅上调铅锌矿石、铜矿石和钨矿石的资源税。
2010年6月，我国率先在新疆进行资源税费改革，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税率为5%。同年12月，推广到西部12个省、区、市。2011年4月，财政部下发通知，决定从4月1日起大幅上调稀土矿原矿的资源税标准。2011年10月10日，新资源税暂行条例公布，国务院正式《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的决定》，修订后的条例于2011年11月1日执行。2012年2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调整锡矿石等资源税适用税率标准的通知》，全面上调铁矿、锡矿、钼矿、菱镁矿、滑石和硼矿六种矿产资源的适用税率标准。其同时把煤炭确定为下一步资源税改革的重点。
四、目前我国资源税存在的问题
第一，覆盖面窄。目前，我国仅对7种矿产品征收资源税，而俄罗斯、法国、瑞典等国将土地、森林、草原、滩涂、海洋和淡水等自然资源也列入资源税征收范围。我国廉价的土地矿产资源已然成了少数垄断集团的大餐，由此引发行业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第二，税率偏低，约束效力边际递减。目前，资源税从量计征的最大弊端在于缺乏对开采企业进行资源合理利用的有效约束，甚至在客观上助长了矿业企业“吃肥丢瘦、采厚弃薄”的开采行为。
第三，税制留有改进空间。在资源税从量计征、税收收入归属地方政府财政的制度背景下，资源地政府对于财政增收和单一的GDP考核制度的追逐，助长了对资源滥采浪费的默许，缺乏在资源及环境保护过程中对资源地政府行为的正向激励。
从各国资源税的发展演变来看，各国对矿业部门征收的税负高低与矿产资源的租金高低相关联。在矿产资源价格上涨之时，政府相应增税，以分享资源价格上涨所带来的租金收益。在资源价格疲软之时，则通过调低税率等激励措施减轻企业税负，促进矿业发展。因此，构建一个与市场密切相连、可以迅速进行动态调整的资源税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五、资源税改革的意义
第一，资源税的调整为结构性减税创造了条件。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运行的下行阶段，经济增速放缓，正在推进结构性减税。而在进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十分必要。目前，我国各种资源价格体系是扭曲的，大多数资源的开采都能获得超额利润，需要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税收要发挥主要作用。因此，结构性减税和扩大资源税覆盖范围，包括提高一部分资源税的税率是不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资源税改革将提高一些资源的税率，避免结构性减税给财政收入造成太大影响。
第二，资源税改革可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改革提高了资源税税收水平，使得企业的成本增加，企业在利用资源时就会考虑到其稀缺性和有偿性，进而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合理、有效利用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就成为必然的趋势。
第三，资源税从价计征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假如国际油价像稳定在每桶80美元至90美元之间，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油气资源税收入将从现在的每年约60亿元左右提高到300亿元以上。以新疆为例，2010年上半年，新疆油气资源税收入只有3.71亿元；而实施改革后的下半年，油气资源税收入猛增到21.64亿元。由于发展地方经济与环境、资源保护等任务需要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投资，地方财政收入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方政府与中央博弈的冲动。
资源税实质是资源所有权的让渡，是国家凭其资源所有权收取地租（租金）的表现形式。马克思、萨缪尔森和霍特林等人的地租（租金）理论，为我国的资源税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源税制设计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也给我国的资源税改革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样本。
主要参考文献：
[1]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第十七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性篇4
采访钟朋荣已不是第一次了，每次与他交流，都会给记者留下深刻的记忆。因为从他的言谈中，总会让你在平和中感受到一个经济学家的智慧。这一次也一样，采访前，记者做了充分的准备，也带了一大堆问题过去。可是，没等记者发问，钟朋荣已经说出了对热钱这一话题的独到见解。
热钱不一定是“坏钱”
《新财经》：对于热钱，您是怎样定义的？现在中国有多少热钱？
钟朋荣：“热钱”也就是游资，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现在总量有多少，谁也搞不清楚。其实，老百姓存在银行的钱也可以称为热钱，过去有个概念叫“笼中虎”，意思是银行里的钱也会跑出来“咬人”的。如果老百姓对本国的经济形势不看好，对本币不看好，对银行失去信任，可以随时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存在银行的钱取光，这些钱出来以后，也可以称为热钱。
《新财经》：热钱都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中国的？
钟朋荣：中国有5000万华侨在国外，通过华侨带进来的钱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来中国的外国人都会带一些外汇进来。通过这些正常渠道进来的钱加起来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数额。当然，也不排除通过各种非法渠道进入的。在一个开放的国家，很难把热钱堵住。
《新财经》：您是怎样看热钱这个问题的？
钟朋荣：其实，一个问题都有它的两面性，现在是国外的钱进入中国，我们把它叫做热钱。反过来，中国的老百姓把钱都拿出来买房子、买汽车或者换成美元出国留学，出国旅游，也可以称为热钱。关键是我们怎么看，我们不能只看到它负面的东西。就像狂风，大家都讨厌它，但是，当人们发现风能发电的时候，就觉得风也是好的。但是，风不是均匀地刮，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我们可以想办法把风储存起来，让它均匀地发电，坏东西就变成了好东西。
《新财经》：您刚才说到，热钱进入中国并不是只有负面影响，这个观点怎么解释？
钟朋荣：现在只要人民币不贬值，这些钱能去哪？能去美国？能去越南？都不太可能。我们现在只想到怎么去防这些热钱，但没有人想怎么利用这些热钱。现在这么多热钱趴在中国，他们不用承担任何风险，赚着人民币升值的利差，赚着银行的利息。我们不能用全国人民的钱、用我们的很多产业，养着这些热钱，就像养着“大爷”一样，管吃管喝，还得请保姆伺候着。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给这些热钱打工。
用热钱买资源
《新财经》：我们该怎样利用这些热钱？您是否能具体说一下？
钟朋荣：只要这些钱还存在银行，它就是资源。我们应该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当然，是在非常安全的前提下。之前，我们拿着大量外汇去美国买国债，结果亏得一塌糊涂。我们应该去买石油、买矿产资源，这些都是稀缺资源，长期看，只会涨，不会跌。有了这些稀缺资源，我们心里也踏实。即使现在用不完，转手卖掉也能大赚一笔。现在的国际石油价格是每桶140多美元，明年可能就是240多美元。铁矿石的价格应该也会翻一番。长期来看，这些资源供不应求，价格一定会涨。有了这些资源，即使我们给热钱付了利息，也只赚不亏。我们应该用这些热钱创造自己的产业。
《新财经》：依照您的说法，这些操作层面的事必须得有人具体去做，您认为谁来做比较合适？
钟朋荣：如果只靠发改委、中石油等这些机构和企业来做，肯定不够。很多国家的石油储备，都是靠政府储备和民间储备相结合的。中国这么大，靠几个人来做这个事肯定是不行的。况且，国企做这些事情，没有切身利益，他们也不会太积极。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也会搞得很紧张，好像要危胁人家安全了。
我们应该动用民间的资源，让民营企业来做这些事情。民间有很多人是非常敏锐的，比如有些炒外汇的人，眼光比外汇专家还厉害。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机制，给这些民营企业一些政策，在相对安全的前提下，让他们利用热钱去国外购买稀缺资源，增加资源储备。这些资源将来价格高涨的时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非常致命的。最近农业部有一个政策就很好，鼓励一些投资者去国外买地、租地种、买森林，我们手里有东西就好。
《新财经》：您刚才说，我们要在相对安全的前提下利用这些热钱。利用这些热钱安全吗？会不会在短期内就跑了？
钟朋荣：如果我们的稀缺资源多了，中国经济发展有保障了，热钱当然不愿意走了。这和老百姓的理财观念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股市行情不好，钱存在银行里又稳定，收益又高，大家肯定不愿意取走。相反，钱存在银行是负利息，或者其他收益高于银行存款，存款就没有意义了，大家都会取走。现在的越南，货币成了烫手山芋，就像废纸，大家只能疯狂地跑掉，跑到安全的、收益高的地方。所以，我一直在说，增加稀缺资源的进口，把中国经济真正搞上去了，钱放在中国比放在其他国家的收益高，这些钱就不会轻易走掉，就会长期留下来。即使两年后走了，我们也已经利用它把该赚的钱赚回来了。再说，只要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形势稳定，热钱会长期留在中国，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它。
抑制通胀从供给开始
《新财经》：现在中国的通货膨胀很严重，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抑制？
钟朋荣：我们现在一讲抑制通货膨胀只从需求方面抑制，我认为这只是简单的、暂时的。物价是搞下来了，东西少了，大家也下岗了，老百姓的消费水平也下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下降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用计划经济思维做事，但往往是好心办坏事。当时，物价很便宜，猪肉几毛钱一斤，在武汉我为了买两斤猪肉，大冬天穿着军大衣，排了三个通宵的队才买到。所以，物价太低会影响生产，还会产生腐败。我觉得关键还是应该增加供给，对一些好的产业、好的企业增加贷款，降低税率，引进一些先进技术，让他们创造更多的财富。比如农业，对一些物价上涨有影响的行业，尽量在政策上进行扶持，让这些企业尽快发展起来，增加供给。东西多了，财政收入也多了，即使物价上涨，可以用财政收入给老百姓补贴，保证基本的生活条件。
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性篇5
[关键词]“Y源诅咒”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关系
一直以来，如何促进经济的增长一直是各个国家关心的重要问题。经济学家最初认为自然资源的丰富能够促进一个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该地区能够利用丰富的自然条件，把自然资源加以利用，为经济服务，变自然资源为该地区的经济动力。比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都曾因为自然资源的丰富使经济实现快速发展。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们发现，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其经济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而相对自然资源稀缺的地区，其经济增长速度反而较快。本文基于此，开始探究“资源诅咒”的合理性。
一、“资源诅咒”的理论内涵
所谓“资源诅咒”是经济学方面的理论，是相对于矿产资源来说的，认为自然资源的丰富对于某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不是福而是祸。当某一个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时，该地区会因为短时间内过分的依赖于自然资源所创造的便利，而导致经济结构单一，而之后，资源的枯竭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增长。
二、“资源诅咒”的实证研究
从图中发现，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四省，自然资源储备量很少，特别是福建和浙江，无论是原煤、原油、天然气还是铁矿石都远远少于中西部省份，福建在原油、天然气方面更是零储备。而辽宁、山西、贵州、甘肃四个省份都有自己可以引以为傲的自然资源。而对比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四省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辽宁、山西、贵卅I、甘肃四个省份，而自然资源储备量最少的福建，其经济增长速度位居第一。
从以上的分析中发现，在中国区域内部，自然资源有禀赋的中西地区，其经济增长反而跟不上自然资源稀缺的东部地区。且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远，没有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东部地区其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均己远远超出全国的平均水平。如此看看来，“资源诅咒”的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区域内部是适用的，能够证明其理论的合理性。
三、“资源诅咒”的启示
“资源诅咒”存在的主要原因是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太过于依赖资源带来的便利，而忽略了其他经济结构的发展，造成了经济结构与模式的单一化。而东部地区，其资源相对稀缺，为了发展该地区的经济，就必须寻找各种出路来为经济服务，这就导致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多元化，且这种多元性是永久的，不会像自然资源那样有枯竭的一天。
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性篇6
关键词:资源约束;资源配置力;地区经济收敛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5―0033―08
2003年以来,随着国际经济复苏与国内投资及经济高增长,以能源与矿产为主的资源产品需求激增,价格持续上涨,导致相关产品利润从生产环节向资源供给环节转移,这一由经济增长引致的资源约束递增现象正在改变经济发展的原有格局｡从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看,一方面它增加了东部沿海资源短缺地区尤其是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企业生产成本与地区经济运行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也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而资源较为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出现东中西部地区经济收敛的新趋势｡文章以狭义资源(自然资源)视角,分析经济增长与资源约束的关系｡同时以广义资源(各类经济变量)视域,讨论资源约束与地区经济变动主要是收敛现象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经济增长与资源约束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在消费结构升级､国际制造业转移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经济呈现重化工业特征,并且出现加速发展的趋势｡虽然,这一轮经济增长与上世纪90年代前期由政策启动的经济增长的背景与条件明显不同,具有自主性与内生性｡但是,资源约束(本节的资源一词泛指以能源矿产为主的自然资源)的基础地位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中国经济高增长对能源､矿产等资源的需求大幅上升,中国经济增长幅度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与自给能力以及国际市场的供求状况及其价格水平｡
中国经济高增长所面临的资源约束,首先源于国内资源短缺｡从现已探明的资源储量与人均可利用量来看,中国石油储量占世界石油储量的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不足5%,铝土矿不足2%,矿产资源潜在价值的人均值只有世界人均值的1/2｡2000年,中国石油､天然气与煤的人均可采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1.1%､4.3%､55.4%｡虽然资源储量等指标由于受资源勘探等因素影响,具有动态变化的特点,但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1%相比,主要资源总储量与人均可采储量明显偏少的基本事实不会改变[1]｡
20世纪50至70年代,日本经济依赖国际市场资源供给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这一先例似乎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短缺不足同样可以通过国际市场供给来满足｡2003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复苏以及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复杂化,国际市场能源､矿产等资源供给趋紧,价格上涨｡与中小国家不同,由于规模效应,中国经济加快发展对资源需求持续大幅增长,必然对国际市场资源供求状况与价格水平产生重大影响｡2003年中国成为煤炭､钢铁与铜等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石油与电力等的第二消费大国｡中国对资源需求的大幅增长,不仅使一些发达国家备感资源竞争的压力,也因此成为影响国际市场相关资源供求状况及其价格水平的风向标,甚至出现中国需求状况与国际市场价格水平的联动效应[2]｡
显然,尽管经济全球化使中国能够更方便地从国际市场进口投资与经济高增长所需要的资源,但是,国际市场可供交易的资源的即时有限性与竞争性,以及交易各方的价格博弈,使中国难以在保持国际市场供需均衡与价格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经济高增长所需要的资源｡事实是,国际市场在中国需求不断扩大等因素影响下,能源､矿产等资源价格一路攀升,而且,进口数量与进口价格呈正相关,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同样面临着资源约束递增的现实(见表1)｡
同时,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粗放经营方式所带来的资源低效利用也加剧了资源短缺状况,并且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据有关专家分析,近年来,中国每创造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值的3至4倍,日本的11.5倍,美国的4.3倍,德国､法国的7.7倍[3]｡并且,能耗弹性系数呈扩大趋势｡可见,资源消耗量大,投入产出比低,是中国资源低效利用的主要特点｡尽管,中国政府对此早已引起重视,并把提高资源利用率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题与当务之急｡然而,由于多年来政府习惯于以GDP作为经济增长目标以及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致使数量扩张与粗放经营成为中国政府主导型经济的发展路径与增长特点｡显然,发展战略与行为取向的矛盾,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于管理角色差异而导致的利益博弈有可能造成资源有效利用机制的缺失｡况且,中国投资与经济过高增长所创造的需求扩张,使粗放经营有利可图,原已短缺的资源的无序开发与低效利用于是成为普遍现象｡
虽然,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与管理相对落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资源低效利用状况｡但是,由此导致资源浪费加剧资源供给紧张,从而抑制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诚然,资源低效利用的改进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潜在的资源供给,缓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压力｡由于资源利用率的提高有赖于资源高效利用机制的形成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真正转变｡面对经济增长对资源需求的即时性,资源高效利用无疑具有渐进性与时滞性｡因而,就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的现实而言,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加资源自给能力的前景是可以预期的,但是,其即期成效是有限的｡
总之,自身资源短缺,国际经济复苏与大国需求效应所导致的国际市场资源供给趋紧及其价格上涨的制约,以及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资源低效利用,使中国经济高增长面临着资源约束与经济运行成本递增的局面(见表1)｡
诚然,从理论上讲,资源价格上涨所增加的生产成本可以通过商品价格的相应上涨最终转嫁给消费者,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格主要取决于供求关系,如果商品价格因受供求关系制约难以通过涨价来消化由资源价格上涨而增加的成本,那么,厂商可以通过压缩其他成本的方式来消化｡倘若其他成本均无法压缩,可能的选择不外厂商利润空间缩小,抑或无利可图而难以为继｡显然,在资源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产品利润的正态分布,即以资源供给､产品生产与商品销售各环节的供需平衡为基础的利润分配机制就难以实现｡反馈到现实经济运行中,亦即原有的供应商､生产商与销售商之间的利润分配格局会因此而改变,从而出现以供求关系与价格水平变动为导向的产品价值链各环节之间的利润转移现象｡因而,在资源短缺以及产品相对过剩的情况下追求经济高增长,那么,利润由产品制造环节向资源供应环节转移势在必然｡显然,资源约束递增与利润转移会改变原有经济发展格局｡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看,一方面国内资源短缺需要从国际市场高价进口相应的资源,同时,产能过度扩涨导致产品供过于求而难免低价销售,从而使利润由产品生产国向资源供给国转移[4]｡这对人力资源丰富而自然资源短缺的制造业大国中国来说,并不是理性选择;另一方面,国内资源分布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资源相对匮乏而中西部地区较为丰富,因而产品利润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而使中西部地区经济尤其是资源产业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二､资源约束与地区经济收敛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总体上中国处于自然资源短缺与地域分布不均衡状况｡东部沿海地区除了山东与辽宁外,能源与矿产资源贫乏,尤以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为甚｡中西部地区则资源相对丰富,资源富集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为了便于对比,本文以石油､煤炭､铁矿与铜矿四大主导资源2003至2004年的地域分布与储量前十名列表说明(见表2):
与之相比,石油储量分别为江苏:2305.2/2396.2万吨,广东:9.0/9.0万吨,浙江:0/0万吨｡煤炭储量分别为江苏:25.8/24.2亿吨,广东:1.9/1.9亿吨,浙江:0.5/0.5亿吨｡铁矿储量分别为江苏:2.4/2.3亿吨,广东:2.2/2.1亿吨,浙江:0.1/0.1亿吨,铜矿储量分别为广东:67.4/67.2万吨,浙江:9.5/12.2万吨,江苏:7.0/6.9万吨｡由上可见,资源富集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珠三角及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与中西部资源富集地区自然资源储量相差悬殊,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优势明显｡
当然,资源(本节的资源泛指广义资源)短缺与资源稀缺性,是基于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而不是单纯的资源数量变动而言的｡因此,对资源稀缺性的理解,既要从静态的角度看到资源存量状况,更要从动态的角度考察由市场供求关系变动引致的资源稀缺的结构性变迁与地域性转移｡事实上,当中国经济发展处于抑制状态时,能源与矿产资源并不短缺｡即使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制度､资金､技术与市场等资源的短缺｡
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制度､资金､技术与市场等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使之成为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凭借制度､资金､技术与市场等主导性资源的资源配置力(率)优势,大量吸纳中西部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广泛利用中西部地区的低价资源,大大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实现区域经济的率先快速发展｡中西部地区虽然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由于这些资源阶段性供过于求而面临竞争性贬值,资源重要程度与资源配置力(率)下降,既缺乏对资金､技术等相关资源的吸纳能力,也难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不可避免｡
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与扩大,实际上反映了地区资源禀赋､资源稀缺的结构性特点以及资源配置力的差异｡易言之,现有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是由改革开放以来制度､资金､技术与市场等资源的稀缺性以及地区分布不均衡造成的｡同时,也可以把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理解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不同资源的流向与价值实现过程总是表现为以资源稀缺性与资源配置力为导向的要素集聚与价值转移过程｡亦即大量生产要素,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产品利润由上游资源产业(中西部地区)向下流制造业(东部沿海地区)转移｡从而导致地区经济竞争力与经济绩效差异,以及区域经济离散｡
当然,资源稀缺性是动态的,随着经济发展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资源稀缺性将会发生结构性变迁与稀缺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从市场的角度分析,一方面稀缺资源所具有的高收益诱致市场供给增加,富余资源的低收益导致市场供给下降;另一方面稀缺资源的高价格会抑制市场需求,富余资源的低价格会刺激市场需求,供求关系变动的结果将导致资源稀缺的结构性变迁､资源稀缺程度变化与资源价值转移｡由于地区资源禀赋不同,资源稀缺的结构性变迁还将导致资源稀缺的地域性转移｡资源稀缺的结构性变迁与地域性转移､资源稀缺程度变化与资源价值转移,会导致资源配置力(率)与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应变化,从而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与区域经济变动趋势｡
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看,随着改革深入､市场扩大与经济发展,推动与支撑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制度､资金､技术与市场等资源的稀缺程度与配置力逐步下降,相反,以能源与矿产为主的资源产品由于上述国际经济复苏与国内投资与经济高增长所带来的强劲需求,正在日益变得稀缺｡正因为此,2003年以来以珠三角与长三角为代表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制造业备受资源约束递增与资源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压力,企业生产成本递增,经济效益下降,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潜力衰减｡相反,中西部地区得益于资源产品需求强劲与价格大幅上涨,资源配置力递增,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企业经济效益大幅提高,产业景气度持续上升,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潜力逐步显现｡这种变化可以从不同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变化中观察到(见表3)｡
由表3可见,资源产品价格与制造业产品价格呈离散状态,是近年来产业发展前景与产品价值变化的主要特点｡就这种变化对国内地区经济发展与产业经济绩效而言,它具有利润转移效应,亦即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资源高消耗的制造业,与中西部地区主要是资源产业在经济绩效上具有负相关性,它对地区经济收敛以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则具有正效应｡
资源稀缺的结构性变迁与地域性转移不仅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还会改变人们对地区经济发展前景与产业景气状况的预期,导致社会资源流向更具资源配置力(率)的地区与产业,从而引起地区经济发展态势与区域经济关系的变动｡正因为此,近年来经济增长加快与自然资源约束递增的趋势,使大量资源涌向能源与矿产等资源富集地区,争相进行资源产业的开发与资源产品生产｡其中,东部沿海的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一方面受困于资源约束递增,制造业利润普遍下降;另一方面受资源产品高利润的驱使,纷纷把资金投向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产业｡其中以市场敏感性见长的温州民间资金大规模投资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产业,颇受社会关注｡其实,温州“炒油团”与“炒煤团”的蜂起,正是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以及资金流向与产业投资热点转移的明确信号｡值得指出的是,不仅高品位低成本的资源开发受到投资者的青睐,低品位高成本的资源也因为资源价值上升而成为投资者关注的对象｡
这表明,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导致资源稀缺的结构性变迁与地域性转移,不仅使稀缺资源区域分布状况发生相应变化;而且能够增强资源富集地区资源配置力与经济竞争力,吸引投资,扩大产业规模,提高经济绩效,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引起区域经济关系变动｡其逻辑关系与传导机理如图｡
显然,能源与矿产等资源稀缺性递增以及资源配置力强化,使资源产业与产品已成为中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源,资源产业的巨大发展潜力与资源产品的高利润率将会推动与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并且强化东中西部经济收敛趋势｡近几年来资源富集地区尤其是中西部GDP呈现良好增长势头,就集中反映了这种趋势(见表4)｡
山西是中国产煤大省,江西是中国的产铜大省,内蒙古的石油､煤炭､铁矿､铜矿的储量均位居国内前10位,资源综合优势十分明显｡2003―2004年,内蒙古GDP增长位居全国第1,山西分别位居第4､第7,江西分别位居第8､第11｡不仅高居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前3位,而且进入国内经济增长前列｡可见,随着资源稀缺的结构性变迁与地域性转移,中西部资源富集地区的资源配置力(率)递增与经济竞争力增强,使之呈现良好的地区经济发展态势与产业发展前景｡
引人关注的是,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备受资源约束递增压力的同时,资源相对丰富的山东与辽宁经济加快发展｡尤其是山东,在保持东部沿海地区原有的制度､技术､资金与市场等资源配置力(率)优势的基础上,利用能源与矿产等资源配置力(率)递增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地区资源综合优势,加快地区经济发展｡2004年GDP增长位居全国第3(第1､2分别为内蒙古与天津),东部沿海地区第2｡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前三季度,山东GDP13378.8亿元,同比增长15.3%｡已形成GDP超越江苏,取代广东,位居国内首位的趋势｡
耐人寻味的是,珠三角与长三角经济发达的广东､江苏､浙江三省,能源与矿产等资源综合优势排序分别为:江苏､广东､浙江｡2005年前三季度,三省的GDP与同比增长幅度分别为:江苏GDP12471亿元,同比增长是14.3%;广东GDP13981.6亿元,同比增长12.3%;浙江GDP9016亿元,同比增长12.1%,上述三省能源与矿产等资源综合优势与经济增长幅度排序一致｡可见,无论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还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资源与矿产等资源富集地区经济增长都位居前列,同时,经济发展呈现以资源综合优势相一致的地区经济增长序列｡这再次证明,由资源稀缺的结构性变迁与地域性转移所带来的地区资源配置力(率)变化,必然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变动趋势｡诚然,这种态势为时不久而难以断言,但是,它可以启迪我们以新的视角去审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东中西部梯度发展态势,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梯度发展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与战略选择｡针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现实,以产业梯度转移与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要内容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受到广泛关注｡
从实践的结果看,产业梯度转移进展相对缓慢,地区经济并没有出现收敛｡笔者认为,产业梯度转移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1)转移产业在转出地已失去市场竞争力,需要通过地域转移来降低成本｡(2)转移产业承接地的资源禀赋结构与转入产业相契合,能够发挥地区资源比较优势｡事实上,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尚处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一些地区主要由于土地与房产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而使商务成本有所上升,但是,企业仍然可以通过技术与管理创新来消化商务成本上升的压力｡加之外贸需求强劲使东部沿海地区依然保持着市场竞争优势｡加之,在现阶段产业梯度转移会增加产品运输成本,并且弱化产业发展与国际市场的关联度,增加信息搜寻､商务谈判等交易成本｡因此,迄今产业梯度转移的内在动力并不强劲,成效也不明显｡再者,从国际上产业梯度转移的经验看,只有在地区经济发展落差悬殊的情况下才能出现规模性产业梯度转移现象(如发达国家制造业向中国转移时两者的人均GDP相差10―30倍),问题是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难以承受这种过分悬殊的地区经济发展落差及其时滞所带来的巨大负效应,实质上,产业梯度转移对区域经济变动来说,是一种并行或者说等距离发展战略,它隐含着发达地区产业升级的前提,因此,产业梯度转移的结果并没有也不会改变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在产业发展层次与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也就不可能实现地区经济收敛｡
就财政转移支付而言,本质上它只是一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辅助手段,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目标也只是通过财力转移,逐步提高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况且,中央财力的有限性与欠发达地区经济自生能力薄弱,使财政转移支付目前仍然停留在财政扶贫的水平上｡当然,这并不是说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重要,而是指出财政转移支付的目的与能力只能是促进而不可能是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发展｡
不言而喻,近年来由经济增长与资源约束引致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加快与地区经济收敛的现象,多少出乎政府与学术界的预期,市场再一次显示了它的不确定性魅力,并对区域经济变动的现有理论观点与现行政策取向提出新的挑战｡
三､政策建议
目前,政府､企业与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约束递增已形成共识,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取向｡同时,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上诸多权威研究机构都认为世界经济发展前景良好,资源约束递增不可避免｡世界性的能源与矿产资源勘探､开发高潮因此方兴未艾｡这意味着这一轮由世界经济复苏与中国投资与经济高增长所引发的资源供给紧张与资源约束递增现象仍将持续｡它对地区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关系变动的影响亦将持续｡由此,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经济增长受到资源约束,如果投资规模膨胀导致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失衡,那么资源供给紧张所导致的资源价格上涨将导致产品利润转移与经济绩效下降｡因而,对能源与矿产等资源短缺的国家与地区而言,经济增长必须充分考虑资源的承载能力,并对投资规模与经济增长幅度进行必要的调控｡同时,必须加快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逐步降低能耗标准,减轻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对能源与矿产等资源的依存度,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2)世界性资源短缺,使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资源富集地区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基于资源储量的有限性与资源价值最大化要求,中西部地区在抓住机遇做大做强资源产业的同时,要珍惜资源,做到深度开发和高效利用,提高资源开发水平,提升资源产品的附加值｡并且以资源产业带动相关产业,实现从资源开发优势向产品制造优势延伸｡此外,政府相关部门应适时适度提高资源税收幅度,抑制资源产业因受暴利驱动而导致的掠夺性开发｡同时,尽快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与相关技术标准,形成规模经济与外部经济｡优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提升资源产业的经济绩效与发展潜力,保持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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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碚.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发展[J].中国工业经济，2005，(4).
[3]朱锦昌.缓解资源“瓶颈”，坚持可持续发展[J].理论前沿，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