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标专业技术总结范文篇1
从表1可看出，快速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三地经济的重要支柱和主要增长点。2000年上海、深圳和北京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以下简称“高新产值”）分别以1427亿元、1065亿元和8677亿元列全国前3位。从增长速度看，1999年和2000年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均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其中2000年增速达到48.7％，高于上海和深圳同期增长速度。在高新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方面，深圳自1999年以来均在40％以上，居全国之首；北京高新产业比重高于上海，居全国第三，但其增幅却是三地中最大的，2000年比上年增加10个百分点，达到37.8％。?
从高新技术企业（以下简称“高新企业”）发展情况看，北京高新企业数量最多，1999年仅中关村海淀园的高新企业就有4837家，远多于上海（905家）和深圳（142家）。但在企业规模上，北京高新企业的平均规模小，高新企业平均产值不足1600万元，而上海和深圳分别为1.25亿元和5.77亿元(根据《深圳市科技统计要览1991－2000》、《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数据报告2000》和《上海科技进步报告2000》提供数据整理)。北京高新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的特点也反映出小企业创业活跃，多数高新企业还处于初创阶段。?
京沪深三地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特点鲜明，上海特点是高新产业总量大，比重和增速相对较低，高新企业平均规模较大。高新产业比重低与上海作为传统工业基地，其传统工业产值比重很大有关，但上海传统工业基础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的强劲支持是其它两城市无法相比的。深圳的高新产业总量和增速指标都较高，而且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最高，企业平均规模很大。北京的情况处于两者之间，高新产业总量虽不是最高的，但增速最快，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也迅速提高，成为北京经济新的增长点。?
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而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决定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财政扶持能力。在三地中，北京经济的特点是国
表1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及增长率?
注：北京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为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数据。
资料来源：《深圳市科技统计要览》1991～2000；《深圳第三产业》2001；中国科技统计网站：1999年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统计分析。
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总量指标较高，人均指标低。在GDP指标上，上海GDP水平2000年全国排名第一，为4551亿元；北京GDP水平高于深圳，2000年居全国第二位。但在人均GDP指标上，北京人均GDP退居全国第6位，而深圳人均GDP水平跃居第一。2000年三地经济增长速度都在12％以上，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深圳增长最快，北京次之（见表2）。?
从财政能力的比较看，上海、北京和深圳的地方财政收入2000年在全国分居前三位。在人均财政收入上，深圳领先京沪居首位，北京最低，居第3位，可见北京财政能力相对沪深而言稍弱。在财政支出上，尽管北京财政支出只有上海的3/4，但其支出收入比却大于深圳和上海，财政承
表2
三地GDP比较
资料来源：《相关城市统计年鉴》2000年；《深圳第三产业》2001。
受的压力相对较大，由此可以预计北京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财政扶持能力会弱于上海（见表3）。?
表3
三地财政收支比较
注：表中未注明年份的均为1999年数据，下同。?
资料来源：《相关城市统计年鉴》2000年。
三、京、沪、深三地科技发展水平
科技发展水平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决定因素之一，其中科技投入和科技产出是评价一个地区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以科研机构、大中型工业企业和高等院校为对象，从资金和人员投入两个方面比较三地的科技投入水平，以专利数量、新产品创新能力和技术市场成交额三个指标衡量科技产出水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本文考查的三地科技机构由独立核算的科研机构、大中型工业企业所属技术开发机构和非独立核算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科技活动机构构成)。
（一）科技投入水平
1.科技经费投入的分布。在三地中，北京科技经费投入总体水平最高，其中绝大部分科技经费投入来自科研机构，而企业研究开发（R&D）支出偏低。1999年北京R&D支出占全国总支出的17.9％，R&D占本市GDP比重达到了5.59％，远高于上海1.26％，深圳2.23％和全国0.83％的水平，从总体水平上看，北京科技经费在全国是最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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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机构的R&D支出来看，北京的科研机构可谓“一枝独秀”，其R&D支出占全市总支出的81％，而企业和高校支出之和还不足16％。相反，深圳则是企业R&D支出占70％。上海居于二者之间，企业略高，占47.6％，科研机构稍次之，占34.6％，高校支出比重高于北京（见表4）。总的来看，北京企业R&D支出比重在三地中最低，仅占6.1％，与上海和深圳相差很大。?
在反映科技经费投入密度的人均科技经费指标上，北京人均科技经费12万余元，其中科研机构投入密度最大，人均经费近16万元，远高于企业（7万元）和高校（5.8万元）。上海人均经费略低于北京，其中企业和科研机构经费投入密度基本相当，分别为12.49和12.39万元。深圳的人均经费总体水平最少，仅有北京的1/3强，但企业经费密度却是三地中最高的，为13.93万元。从企业角度看，北京企业经费密度是三地中最低的，分别比上海和深圳企业少5.42万元和6.86万元（见表5）。?
表4
三地科技投入比较
注：①深圳数据为科技经费筹集总额。?
②三种研发机构所占比例之和不为100％。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0；《相关城市统计年鉴》2000年。
表5
人均科技活动经费占有量(万元/人)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0；《深圳统计信息年鉴》2000年。
2.科技人员的分布。科技人员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科技投入和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在此采用科技人员密度这一相对指标进行比较。北京每万名从业人员中有280名科技人员，科技人员密度高于上海而低于深圳。在科技人员的分布上，北京有约60％的科技人员集中于科研机构，而上海的这一比例仅有30％左右。北京企业所占比重仅有约20％，而上海和深圳的科技人员分别有50％和90％集中于企业。科技人员的分布在1998和1999两年有所变化，北京科研机构所占比重从1998年的61.44％下降到1999年的59.56％，企业和高校中的科技人员比重分别增加了1.8和0.09个百分点。上海企业比重下降了6个百分点，科研机构和高校比重都增加了3个百分点（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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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三地科技经费和科技人员分布情况来看，上海和深圳的科技活动都以企业为主体，经费和人员投入力度是各机构中最大的，尤以深圳最甚。北京的科研机构无论在经费还是人员投入上都占支配地位，是北京研究开发活动最主要的力量，也是产生科技成果的主要源泉。相比之下，北京企业无论在经费还是人员投入上，不仅远低于本地科研机构，与上海和深圳企业投入水平相比也相差较大。
表6
科技活动人员的分布比较
注：不同于北京和上海，深圳企业办的科研开发机构中包括大中型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自办的研究开发机构。因此其大中型企业一栏中指的是全部三种类型所办研发机构。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0，《相关城市统计年鉴》2000年；深圳市统计信息局：1999年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企业科技投入。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但三地的企业在研发活动中的表现却不尽一致，表7对三地企业科技经费投入情况进行了比较。上海企业的科技经费筹集额和支出额最高，而北京企业的科技投入总额不足上海的1/5，仅比深圳略高。在人均指标上，企业科技人员人均科技经费占有量深圳最高，1999年为14万元，北京是上海的1/2强，不足深圳的1/3。在企业科技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指标上，1999年北京为1.13％，分别低于上海和深圳1.14和0.58个百分点。从1999年企业科技投入的增长情况看，北京企业科技经费投入和支出增长迅速，分别比上年增加了76％和78％，而上海仅增长13％和4％，深圳也仅为8％和20％，从而使经费投入和支出总额超过了深圳，但仍与上海差距很大。北京企业科技支出的增加也反映在其占GDP比重的较大幅度增加，1999年增加了0.44个百分点，而深圳仅增加了0.04个百分点，上海则下降了0.09个百分点（见表7）。?
表7
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投入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9和2000年；《相关城市统计年鉴》1998，1999和2000年。
在企业科技人力资源方面，北京企业科技人员占全部职工比例从1997年的6.89％大幅下降到1998年的5.28％，1999年又回升到6.5％，不过大趋势仍是减少了。同期上海企业科技人员比重从1997年的5.79％猛增到1999年的12.54％，使北京从高于上海1.1个百分点变为落后上海6.04个百分点，落后深圳6.3个百分点，是1999年三地中企业科技人员比重最低且唯一没有超过10％的（见表8）。?
表8
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占全部职工比例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0；《深圳统计信息年鉴》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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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各项指标的比较可看出，科技经费投入低、科技人员相对不足，使企业成为北京研发活动中的薄弱环节。它势必降低企业创新能力，造成科技成果开发和转化相脱节，对企业和产业技术进步乃至高新技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从以下对科技产出的比较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种研究力量的失衡产生的后果。?
（二）科技产出水平
1.专利情况。专利情况是一个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北京的专利批准量在全国占有重要份额，1999年达到6.33％，远远超过上海和深圳的同期水平，并在1997年至1999年保持了与上海和深圳基本相当的高速增长（见表9）。
表9
专利批准量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0。
从授权专利来源看，尽管北京企业专利产出占较大比例（22.97％），但远低于上海（51.6％）和深圳（60.9％）水平，而高校的专利产出比重则高于上海。从变化趋势看，从1997年到1999年，北京企业和高校在专利产出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企业专利产出从1997年的18.99％稳步上升到1999年的22.97％，高校专利产出也从3.52％增加到3.89％；而同时科研机构专利所占比重却逐渐降低，从1997年的11.45％下降到1999年的9.42％（见表10）。同期上海的科研机构、企业和高校的比重都逐年增长，与北京科研机构和高校所占份额的差距正在缩小，科研机构和高校对研发活动的作用不断增强，效率不断提高。?
北京和上海的共同之处是企业所获专利最多，科研机构其次，高等院校最低，而且企业所占比例均逐年增长。相对于上海，尽管北京企业的专利比重逐渐增加，但与上海企业比重的差距仍基本未变，同时北京的科研机构在研究开发中的作用有所下降，研发效率也在降低。?
表10
授权专利结构(%)
注：深圳工矿企业占专利比例为申请专利比例。?
资料来源：《深圳市科技统计要览》1991—2000；《深圳年鉴》2000；各城市1998年至2000年统计年鉴。
2.企业产品创新能力。企业的产品创新能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企业研究开发活动的绩效，以新产品利税占利税总额的比重表示。1997年北京的新产品利税比重为17.19％，比上海低16.3个百分点，这一差距在1998年缩小到9.47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缩小的原因并非由于北京企业新产品利税比重的大幅提高，而是由于上海企业新产品利税比重比北京企业更大幅度的下降造成的）。虽然上海也经历了1998年的新产品利税比重大幅下降（从1997年的33％到1998年的17％），但1999年即回复到26％的水平，而北京仅从1998年的7.8％小幅回复到1999年的8.13％，由此导致1999年与上海的差距扩大到18.2个百分点，比深圳也低17.83个百分点。这种差距的扩大可能是由于新产品数量相对少或新产品相对盈利能力低导致，但都显示出北京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上海和深圳企业的差距不是接近了，而是扩大了（见表11）。?
表11
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利税占利税总额的比例(%)
资料来源：同上表。?
3.技术市场成交情况。技术市场是技术成果交易的集中场所，其活跃程度也是对科技产出的一种衡量。北京技术市场交易很是红火，1999年成交额达92亿多元，是上海的2倍多。红火的技术市场说明了北京的研究开发活动活跃，蕴藏了丰富的亟待市场化的科技成果。?
表12
技术市场成交额情况(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9年和2000年。
四、京、沪、深人力资本情况
人力资本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关键资源，高新技术产业对人才供应和人才素质都有较高的要求。高等和中等学校的毕业生情况反映出，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中高级专业人才的本地供应情况。北京雄厚的教育实力为本地提供了充足的高级和中级专业人才。1999年，北京的64所高等学校和112所中等专业学校共培育出77573名毕业生。上海的毕业生供应情况与北京相差不大，而深圳由于仅有2所高校和8所中等专业学校，教学力量薄弱，明显本地人才供应不足（见表13）。?
表13
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情况
资料来源：《深圳统计信息年鉴》2000；《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0。
以下从专业科技人员结构和高新企业人才结构两方面，进行地区现有人才结构的比较。鉴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以国有经济企事业单位为代表对专业科技人员的结构进行分析（见表14）。深圳的国有经济企事业单位专业科技人员密度最大，高于北京和上海1个百分点。在专业分布上，北京教育人员占人口比例为1.5％，工程技术人员占1.08％，科研人员占0.62％。其中，工程技术人员比重分别低于上海和深圳0.1和0.15个百分点。科研人员比重与上海接近，低于上海0.07个百分点。教育人员的比重在三地中最高。上海专业科技人员结构分布与北京相近，其中科研人员比重最大。深圳工程技术人员的比重最高，科研和教育人员比重比北京和上海低得多。以上数据说明了北京和上海在人才培育、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人才分布较为均衡，研究开发基础较为扎实。北京长于人才培育，上海长于技术的应用开发。深圳的应用开发力量最强，但在人才培育和科研方面则弱得多。北京企业从事新产品研究开发的企业科技人员相对不足。?
表14
国有经济企事业单位专业科技人员占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相关城市统计年鉴》2000年。
在高新企业的人才结构方面，北京高新企业职工的文化程度和技术素养较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到50.6％，初级以上技术职称占55.2％。上海这两项指标则明显低的多，分别只有42.78％和34.33％。深圳高新企业显示了很强的人才高素质倾向，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到78.84％，初级以上技术职称占72.07％。总体上看，北京高新企业有较强的人才储备和研究开发实力。深圳高新企业对人才储备最为重视，拥有很强的技术实力（见表15）。?
表15
高新企业人才结构比较(%)
注：北京为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海淀园数字。?
资料来源：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数据报告；深圳科技纵览2001；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十年发展数据报告。
从人力资源的成本来看，北京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在1998年高于上海，但1999年上海年平均工资增长73％，从而超过北京工资水平。1999年北京劳动力成本是最低的，深圳最高，达到年人均2万余元。北京相对较低的人力资源成本的优势在于有利于降低本地企业成本，但同时也对吸引人才和技术工人，尤其是对收入敏感的高科技人才产生不利影响（见表16）。
表16
职工年平均工资比较(单位：元)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9,2000；深圳《统计信息年鉴》2000。
五、京、沪、深信贷规模比较
对地区资金供应能力的比较仅从信贷资金方面进行。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是地区资金供应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贷款余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区的资金需求和实际供应规模。北京存款余额在三地中是最高的，1999年达到8267亿元，可贷资金充足。而同期上海只有6270亿元，但贷款余额却连续两年低于上海，造成了很大的存贷差。在三地中，尽管北京的存款和贷款余额的增长速度都高于其它两城市，但唯有北京的存款余额增长率高于贷款余额增长率。其直接后果是企业贷款难，北京信贷资金供求矛盾的状况相对于其它两个城市可能更为突出。(见表17)?
六、结论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京沪深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各有优势和不足，表18对三地主要指标排名进行了汇
表17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相关城市统计年鉴》1999和2000年。
总。在此主要针对北京发展高新产业的优势和问题进行总结分析。?
（一）北京的优势
北京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科技资源、人才资源和小企业创新能力三个方面：?
1.科技资源优势。科技投入充足。北京的科技经费和科技人员无论在总量还是密度上都是全国最高的。在科研上的高投入为科技成果的产生和长期技术积累提供了资金和人才保障。?
科研机构和高校研究力量雄厚。北京拥有全国最多的科研机构，高校研发机构。这些科研机构有充足的经费和科技人员从事科技研究，有能力为高科技产业应用和转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研究成果。?
科技成果丰富。专利产出和活跃的技术市场都说明了
表18
三地主要比较指标排名总览
注：以上名次均按由高到低排列。1为最高，3为最低。
北京是科技成果的高产地，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
2.人才资源优势。高素质人才供应充足。北京拥有全国最多的高等和中等院校，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后备人才，这部分人力资源还应包括全市17万多名科技人员等。北京齐全的专业门类、高素质和丰富的人力资源，成为北京吸引高新企业及推动高新产业发展的主要优势之一。?
3.小企业创新能力强。小企业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是北京工业的特点，在高新技术产业尤为突出。在大中型企业创新能力不强的情况下，小企业通过积极创业和对科技成果的引进开发，成为促进北京高新技术产业的主导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中型企业创新能力的不足。但由于企业规模小和缺乏大企业的支撑，总产值相对较低。因此，应建立健全小企业服务体系，维护小企业的创业积极性，促进小企业更好地发展，保证其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贡献。?
（二）应予关注的问题
科技和人才优势为北京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北京与上海和深圳相比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差距，有些阻碍高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需要予以解决，主要有以下三大问题：?
1.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亟待提高。大中型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应当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是由于大中型企业在研发资金和人员等方面具有小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有产生更多创新成果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由于其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能够发挥对高新技术的吸收和对高新产业的支撑作用。相比之下，北京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体现在两个方面：?
投标专业技术总结范文
关键词：FDI；技术外溢；自主创新；效果
中图分类号：K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9-0148-07
研发国际化加深了技术转移的程度，由简单地转移创新成果，变为转移创新过程本身。更进一步来说，利用FDI过程中研发国际化对东道国创新体系的结构与绩效也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技术在经济发展的各阶段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根据一国已经取得的经济繁荣程度的高低，这个动力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同。在一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驱使其经济走上较快增长步伐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国外的技术转让情况，历经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主要是那些成功地引进并改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国家。而在经济更先进的发展阶段，技术创新能力对于一国维持其快速增长变得日益重要起来。中国与印度既是邻国，又都是人口大国（2006年中国总人口达到13.12亿，印度总人口达到11.10亿①），也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两个国家。因此，本文拟就两国利用FDI的科技创新效果进行比较，以期为下一阶段中国利用FDI更好促进中国自主创新提供决策参考。
一、中印两国的利用FDI程度比较
在利用FDI的流量与存量及形成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中国都明显高于印度。由表1可见，近年来FDI的流入量中国大陆比印度高出10倍以上；从FDI的流出量看，近年来中国大陆也远远高于印度。表2则是从外国直接投资的存量角度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不论是出售，还是收购，近年来中国大陆也比印度高出10倍以上。下页表3反映的是两国近年来FDI流入量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以及FDI流入存量占GDP的比重，中国大陆是印度的3倍以上。
外资研发机构及其研发支出能更针对性反映东道国利用外资的效果。表4反映1994—2002年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和印度拥有多数股权的分支机构的研发支出情况。可以看到，在1994年中国大陆与印度相差无几，然而到2002年，这一数值中国大陆是印度的8倍以上。反映出在利用外部技术资源的程度上，中国明显高于印度。
综上所述，在利用外部资源的程度上，中国明显高于印度。那么，外部资源对两国的创新能力的带动作用如何？
二、中印两国创利用FDI技术外溢的效果比较
FDI带来的研发国际化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使东道国受益。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5：跨国公司和研究开发国际化》中指出，研究活动国际化影响着知识与人力资源在各国之间的配置，创建了国内参与者与跨国公司研发活动之间的联系。但是，研发国际化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抓住这些机会并获得此类利益，也并不意味着研发国际化在发展方面的所有好处都可以自动变为现实。这取决于研发的类型与东道国的经济背景，包括东道国的技术能力、政策与制度框架。中印两国以下的比较研究可以从某些角度上探讨利用外部资源与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
1.中印两国利用外资促进科技创新的模式比较
转让给跨国公司的专利可能是跨国公司外包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研发活动的成果，或者是外国子公司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聘用的发明人研发的成果，因而可以被视为衡量跨国公司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创新活动中作用的尺度（见表5），第4列“b占a的比重”表示当地居民转让给跨国公司的专利数量在授予某个国家居民的专利中所占的比例。这一数值中国是63.45%，明显高于印度（39.92%），反映出跨国公司在中国带动当地居民创新活动的作用比在印度更为显著。
表5中“授予机构专利”反映外国分支机构和本国机构拥有专利数量的差异。可以看到，中印两国中拥有专利数量的外国子公司为数都很少，这表明跨国公司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原因倾向于将专利所有权集中在公司总部。就这一指标相比，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分支机构拥有专利数量（18）比印度（2）高，也反映出跨国公司在中国带动创新的作用比印度高。
然而，企业自主创新角度考察，中国的水平明显低于印度。表5中倒数第2列的数据（e）是各国总专利数减去外国公司持有或申请的专利数，亦即各国自己居民或机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的数量；最后一列的数据（e/d）则是前1列数据与总专利数量的比例，亦即各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专利占总专利的比例。而这一数值中国为50.59%，明显低于印度（73.99%）。从（e）列所表示的两国在美国被授予的专利数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绝对数来说，印度为1169，也高于中国（1021）。
前面比较可以看到，中国走了一条开放度很高的“外资带动”型的创新路径，而印度更偏向于“自主创新”型的发展道路。
2.中印两国利用外资促进科技创新的自身研发投入比较
由于印度国内更加具体的数据难以获取，我们借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和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来比较中国和印度现在研发投入状况。表6和表7从不同角度显示了近年来在研发支出方面中国与印度的情况，可以看到，中国的研发投入总量明显高于印度,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略高于印度。两国研发投入总量相差明显而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差距不大的原因很容易理解，因为中印GDP总量的差距很大。以2005年为例，中国GDP总量为22751亿美元,而印度只有7881亿美元。
3.中印两国国家创新能力评价
国际相关比较表明，中国参与国际创新的能力较低。目前国际上评价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较为丰富，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前述的UNCTA国家创新能力评价指数、世界经济论坛（WEF）《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技术竞争力指标、以及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中的技术竞争力指标。上述指标形式上尽管有差别，但对于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与比较，UNCTA国家创新能力评价指数评价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评价结果基本是一致的。特别是世界经济论坛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结果表明，中国竞争力排名中第五十四位，相比2005年下跌六位，印度排在第四十三位，领先中国十一位，中国的国际创新参与度较低成为排名下降的主要原因。
三、制约中国自主创新的深层原因分析
尽管对于世界经济论坛中印竞争力评价结果合理性有相关质疑，但该报告的结果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利用FDI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接下来，我们利用世界经济论坛对于国家技术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分析（如表8所示）。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硬指标来看，中国科技创新的硬件强于印度。它们通过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各国的统计数据进行评价，这些指标立足解释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创新分析。近几年的数据表明，这些硬指标中国强于印度的程度更加显著（见表9至表11）。2004年，电话主线普及率指标中国是印度的5.92倍,移动电话普及率指标中国是印度的5.9倍,互联网用户指标中国是印度的2.24倍,个人计算机普及率指标中国是印度的3.39倍，信息和通讯技术支出占GDP比重指标中国也高于印度。
而另一方面，从创新要素层面的软指标表明，中国专利有效性较差。具体来说，首先，“使用外国技术的普遍程度”方面，印度在全球排序第一，而中国处于当年排序国家80个国家的第五十四位，处于后进位置。其次，“企业用于研发的支出”方面，中国第三十四位，低于印度（第三十二位），这与世界银行数据提供的数据（账面上的支出）相差甚远。最后，“有效专利”方面，中国第六十二位，也低于印度（五十八位），与P149表5所提供的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中国和印度居民和机构的专利数情况比较接近。由此，反映出中国申请与授予的专利被使用和转化的比例很小。
上述比较说明，由于中国充分利用FDI技术资源，成功地引用并改进国外先进技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并且带动了中国企业对于技术开发的投入，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软指标所反映出的中国与印度的差距则是说明在经济发展新的阶段，在影响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更深层次的基本要素上，中国与印度存在差距。因此，中国必须加快提高FDI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谢勒（Scherer,1999）在回顾增长和技术创新的著作中，强调影响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有三个主要障碍。一是缺少一个激励独立冒险和竞争的法律和机构框架；二是缺少商界企业家，愿意并有能力利用现代技术所提供的发展机会；三是发展中国家人均实际收入低，所以在分配研发基金方面面临严重的压力。①而分析中国在增长和技术创新的主要障碍，最主要的障碍分别来自第二个和第一个。
中国技术创新的障碍主要来自缺少那些愿意并有能力利用现代技术所提供的发展机会的商界企业家。中国国内企业研发投入明显增加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而现实中其创新效率低下。中国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全部是国有企业，2007年中国企业五百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全部企业的69.8%。①究其深层原因，国有企业在内在动力机制上难以形成强大的有生命力的商界企业家队伍。同时，世界经济论坛的问卷调查反映出在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研发体制下，研发投入、专利技术的开发以及引进先进技术往往不是来自企业家创新动力的激励，而是基于对行政指标的完成，更加缺乏创新的动力源泉。必然导致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有效性、专利的有效性（即科技转化）以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有效性实际大打折扣。
上页表12显示了2003—2009年国有企业、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研究开发投入效率比较。2003—2008年从新产品销售收入/R&D经费支出、新产品销售收入/科技活动经费、单位R&D经费拥有专利数三个指标中都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的效率是最低的，与我们的感觉完全一致。2009年国有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R&D经费首次超过民营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但另外一个指标单位R&D经费发明专利数与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仍旧差距巨大。统计数据映证了我们前面的判断。
国际经验表明，私营部门技术创新效率较国有部门十分显著。例如在印度最大的500家公司中超过75%都由家族掌控，私营部门主导着经济的发展。在行业分布上，信息技术、电信、电力、石油化工、钢铁、水泥、化纤、汽车、铝、制药等每一个产业领域，几乎均由家族企业掌控。印度自主研发的主体是私营企业，特别是私营部门在信息技术、外包服务等领域有大展身手的机会，如印度软件业巨头Infosys、Wipro等；其企业管理者作为社会的革新者，能够成为独立的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与政府政策进行博弈，能够引导束缚创新的“超级管制”体制向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转变，促使制度性的障碍以更快的速度瓦解，进而在新兴产业中诞生一批杰出企业家。
自主创新和利用外部技术资源之间必须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世界经济论坛《2002—200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对于亚洲四小龙从“非核心创新国（或地区）”发展为“核心创新国的（或地区）”②的研究表明,开放度高与培育本国创新能力绝非相悖关系。进一步说，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都是开放度很高且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国家（或地区）。它们在充分利用外部资源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法律与机构框架以及产权清晰的企业制度，并在此基础上造就日益强大的企业家队伍。其核心经验在于，能够在自主创新和利用外部技术资源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成功地实现从非核心技术创新经济体向核心技术创新体的转变。
因此，企业制度创新及其在此基础上企业家队伍的营造或许是中国在研发国际化背景下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必须克服的主要障碍，而深入研究利用外资与中国企业自主创新问题，必然要延伸到利用外资促进企业制度创新和企业家队伍的营造问题。
四、研究结论
利用FDI过程中研发国际化对东道国创新体系的结构与绩效也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但是，研发国际化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抓住这些机会并获得此类利益，也并不意味着研发国际化在发展方面的所有好处都可以自动变为现实。这取决于研发的类型与东道国的经济背景，包括东道国的技术能力、政策与制度框架。通过中印两国在利用FDI促进本国科技创新方面的比较发现：（1）中国利用FDI资源特别是在外资研发机构及其研发支出方面明显强于印度；（2）中国在吸收FDI技术溢出的研发投入、硬件条件等方面较明显优于印度；（3）中国走了一条开放度很高的“外资带动”型的创新路径，而印度更偏向于“自主创新”型的发展道路；（4）制约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深层原因在于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创新滞后、缺少那些愿意并有能力利用现代技术所提供的发展机会的商界企业家以及自主创新和利用外部技术资源之间尚未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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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InnovationEffectsofFDIinChinaandIndiaAComparativeStudy
XIEHan-li
（CapitalUniversityofEconomics,Beijing100048,China）
投标专业技术总结范文
在此种模式下，开展内部审计时的目标、对象、技术方法、风险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给传统审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基于此，本文拟结合内部审计实践，探析EPC工程总承包模式管理缺陷和内部审计对策。希望引起同行关注，以资参考借鉴。
一、EPC工程项目总承包形式存在的管理缺陷
1.专业管理人员匮乏的困扰凸显
工程投资项目总承包（EPC）管理模式进入中石油企业建设投资市场时间较短，需要一定学习认识消化应用过程。工程项目投资主体（业主）缺乏具有专业知识的管理人员，造成管理、监督的漏洞或不完善。具有工程投资项目总承包（EPC）管理模式资质的总承包企业多数为大型设计或大型施工企业，尽管具有一定专业优势，但实施总承包时：一方面大型施工企业，在设计、设计选型、采购时“短板”，另一方面大型设计企业，在施工组织、施工措施、施工工艺、采购时“短板”。
2.投资主体（业主）与总承包商掌握总承包知识不对称
中石油企业作为投资主体，总项目投资具有阶段性特点，各分项目投资也存在时间段、周期段限制，由于缺乏具有EPC专业知识的专业管理人员，所以对总承包概念、知识、操作、管理的了解相对总承包商存在差距与欠缺，也即具有总承包资质的总承包商相对投资主体来说掌握了解总承包（EPC）管理模式知识比较全面和深入。何况，缺乏工程监理、设备监造、招投标等强有力的专业中介咨询机构，难以为投资主体提供最佳的技术支撑与保障服务。实际上，这就造成了“大承包商、小业主”的不对称困局。
3.完成建设产品的出发点不同
工程建设项目投资主体（业主）期望的最佳目标是：缩短工期，降低投资，保证质量，确保建设项目投产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总承包商追求的最佳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设计、设备选型采购及施工等各阶段深化管理降低成本。无论是以设计企业牵头实施的总承包，还是施工企业牵头的总承包，在实施各项目分包招投标过程中，都会被利益驱使降低发包成本、异地价格，在主观意识方面自然会影响建设产品的质量及技术性能。投资主体和总承包商在完成建设产品过程中追求目标迥异，以致彼此频发利益冲突，矛盾交织，难以达成共识，阻碍了既定目标的实现。
二、EPC工程项目总承包形式下内部审计对策
作为维护投资主体（业主）利益的内部审计人员，如何有效完成EPC项目审计是面临的新课题，也是亟待研究探索的新领域。总结内部审计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应以工程总承包合同为准绳，以可行性调研、概算为基础，依据设计文件规定的技术参数、建筑产品（设备）实施审计，而且要拘囿在工程总承包合同框架内进行，超出或越过工程总承包合同条款内容，就将埋下遭遇法律诉讼的审计风险。
1.组建具有各专业知识人员的审计组
完成此种模式下审计项目的前提条件是，组建由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审计组。这对工程投资项目总承包（EPC）审计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审计组成员的业务素质、工作能力、专业技术知识，直接影响审计成果的质量，况且审计对象是外部单位。对工程投资项目总承包（EPC）审计，面临比其他审计项目更多的审计风险，审计组成员需要由具有财务会计、工程设计、概算、施工管理、工程造价、设备管理、生产工艺等专业知识的专业技术人员构成。只有具备足够的工程投资项目总承包（EPC）知识，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2.进行周密细致的审前调研
常规审计项目的审前调查对审计方案的制订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工程投资项目总承包（EPC）审计有别于常规的工程结算、竣工决算审计。工程结算、竣工决算审计是在内部审计权限范围内开展的审计工作。而对工程投资项目总承包（EPC）审计是以投资主体对委托建设产品进行的鉴证行为，宗旨是维护投资主体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或产品的利益。内部审计人员由于对可行性研究、概算、蓝图、施工及形成的建筑产品陌生，也不了解现场具体建设的实际状况等等，所以必须详细了解所涉主要建筑结构特色、大型机器设备特点、关键技术、组织措施等，从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审计方案，以便更全面细致的实施审计。
3.制定具有项目特点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审计方案
审计方案是实施审计工作的指南，其中应在包含常规工程项目审计内容的同时，重点突出重要施工组织设计、关键大型设备、关键施工工艺等重点分部分项工程审计。核实其工作量的工作内容、技术措施与工程投资项目总承包（EPC）合同约定、投标报价及概算内容、可行性研究规定的内容及条款是否相符，是否存在差异。审计方案关注的重点应是关键设备、特殊品质材料、大型建构筑物等。
4.在工程总承包合同条款框架内规避审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