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物流的意义篇1
关键词：精神分析；潜意识；超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B84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051-02
一、超现实主义流派产生的几种原因
1.现代社会思潮的影响
雅克・德比奇在《西方艺术史》中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使人想到我们的时代也有其非理性的部分。实际上，这种恐怖已经动摇了对于理性的信念。对于科学思想的作用已经提出疑问，因为一直以为科学思想是保证人类幸福的。于是，大量的艺术家被一些稀奇古怪、神秘莫测的题材所吸引，他们采用一些梦幻的场面作为对于自信的进步思想的抗议”从这段材料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理性思维产生了怀疑，并开始了对于新的思维意识进行发掘。社会中的这种无意识思想的懵动就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一次文化艺术思维的变革。艺术家开始追求描述客观对象的同时更加注重感性思维的传达。他们所表达的对象不再是过去的那种对于时间境遇里所发生的事物和事件的一种回忆或感慨，而是加以升华成整个社会动态的思想或理想。超现实主义艺术所表现的内容就可以看出这一变化。
2.现代哲学思维的影响
1900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产生，特别是潜意识论对超现实主义产生了很大影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打开了一个潜意识里幻想形象的世界。在他的著作中常有描写需求和梦幻的世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社会最缺失人的本位精神境界，那就是对于自身困惑的解决，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也正出于此进行创作，他们用艺术来把最真实的人生感受通过寓言似的形象表露出来。他们所表现的方式没有教条主义的束缚，用真正的形式表现了人们思想的真正机能观念。例如，在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中也印证了这个观点“他们对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著作深有所感，弗洛伊德说当我们的清醒的头脑麻木后，我们身上的童心和野性就活跃起来。就是这种想法使超现实主义者宣布艺术作品不能用清醒或不惑的理智来创作”。这种创作显然是出于感性而不是依靠一种理性的程式进行做画的。
3.现代文学诗歌的影响
19世纪的文学给了超现实主义艺术以很大的启示，尤其是诗歌文化的发展。劳特利蒙伯爵杜卡西和林堡就是超现实主义的代言人，他们青年时代很富才气，写出了富有时代感的诗篇。在劳特利蒙的诗《马德罗之歌》中描绘了一个区别于前世的人生世界，不仅要反传统、阶级而且还要、上帝。林堡也给诗人和诗歌定义为超现实主义和梦幻的以及是潜意识、无意识行动和机遇。他们的思想显然和超现实主义艺术似曾有些相似之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生活在那个时代对于这样激烈批评社会的诗歌，他们不可能无动于衷，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们也在致力于对于主流社会思想的关注和探索。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讲艺术家与时代的关系时强调：他们的生活、头脑和身体是单纯的，而我们是复杂的。因此，他们的艺术比我们的纯粹。他们对人的心灵与肉体的认识，为他们的作品提供了材料，而我们的文明再不容许这样的作品了。从这里看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给予了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的创作灵感。超现实主义画家对于诗歌的关注是有可能的，甚至它们还是一条文化脉络上的文化现象。
4.现代绘画艺术交流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历了短暂的平息战火的时期，世界艺术交流出现了新的契机。尤其是现代风格的绘画艺术。当达达主义销声匿迹后，1924年超现实主义在巴黎宣告诞生。早在1911至1912年，意大利画家基里科和俄国夏加尔的作品亮相于巴黎。当艺术家布雷东在成立超现实主义运动前，他就发现了可以作为超现实主义范例的画家基里科。他的作品透露给艺术接受者的是：时常可以看到一些如梦如幻的一些景象，总带有超自然存在的感觉。让这位早期的超现实主义者倾慕不已。甚至声称，超现实主义有两个定点：文学界的劳特利蒙和绘画的基里科。这样的评价定位对于超现实主义艺术发展影响是比较大的。比如从达利的《没放在盘子里的鸡蛋》和基里科的《恋歌》这两幅作品在光线上都做逆光处理，并且描绘的客观对象都趋于几何化的构造，传达的画意都感觉显得很深沉和神秘。
二、超现实主义流派的艺术特征及代表艺术家
超现实主义继达达主义之后在西方艺术界颇有影响的艺术流派之一。它的思想更注重现代绘画手法的运用，它是继达达主义派别之后，但它并不比达达主义的思想落后，它更注重梦境的描绘，而不是单一的传统上的一种戏谑。它采用艺术上的幻觉和视觉上的冲突把人的眼睛引入到一种新的视觉景象中，让人有一种被眼睛欺骗的效果但是它描绘的景象比真实的真实更让人着迷。这种非逻辑、非经验的“无意识”描绘客观物象的手法较之传统更让人觉得它是新艺术。在表现手法上，艺术家放弃了以往的逻辑、经验和思维过程而是强调一种无意识的创造。总之，这场运动让艺术有了一个新的转折。它突破了达达主义的破坏精神，使现代艺术的精神意旨更为明确化了。它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阿尔普、米罗、克尔诺、坦基、马格里特、夏卡尔等。他们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艺术创造。其中，达利采用了精细的细节描绘，通过可以识别的经过变形的形象和场面，来营造一种幻觉的和梦境的画面。米罗采用了追求作画过程的无意识性，以致在画面上出现纯粹受心理作用支配的意象，最终结果总是充满幻觉和具有生命形态的抽象画面。
三、超现实主义流派与其他艺术流派之间的关系
1.与达达主义的关系
达达主义是西方战争留下的人的精神患失，它不仅把矛头指向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也反对现代主义。这群艺术家把生活和工业品搬进了艺术的殿堂，极力喧嚣地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与其说它是一个艺术流派不如说它是一场西方社会精神的运动。它对西方现代文明建立在一种贪婪和物欲主义之上的文明给予极大嘲讽。他们往往采用挑衅的手段，以宣扬他们的思想意图。达达主义最大的特点是反美学倾向，挑衅固有思想传统，揭示艺术生活之荒诞。这场运动持续的时间不长。大部分的达达主义艺术家被超现实主义艺术流派所吸引，关注如何表达梦境和潜意识的世界。当然，超现实主义从达达主义那里借鉴了不少观念和技术，比如：自动主义、现成品直接创造等。这些创作的手法或技术容易调动人们的联想和想象能够激起人们的潜意识和梦。超现实主义跨越了的极限是它不像达达主义那样的激进而是转向对于人的梦境的潜意识探索，它抛弃了逻辑经验而把物体的细微刻画加深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画面效果发生了，画面的精细程度让人的眼睛很难相信从而产生一种梦幻的效果。
2.与形而上画派的关系
形而上画派的画家表达了艺术象超越了物象外的形态，探索和发现内在的本质、结构和规律的愿望。他们大多是对过去生活的一种深沉的回忆。超现实主义却把它的一些独到之处融进自身的艺术行为之中。当布雷东在巴黎看到基里科的作品时，他甚为之感动，并把他作为超现实主义艺术的精神前身。但在这里也不否认形而上画派对于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比如，形而上画派强调线的运用不强调对形象的真实的描绘而超现实主义艺术却吸收了它的形式感并强调了艺术形象的局部夸张过分的描绘。
四、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超现实主义流派的影响
1.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的“性”与超现实主义流派艺术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把“性”描述为人的或动物的一种本能地范畴。一切活动的根本动力必然是生物性的本能冲动，而本能冲动中最核心的冲动为生殖本能（即性本能或本能）的冲动，但又在社会法律、道德、文明、舆论的压制下，人被迫将性本能压抑进潜意识中，使之无法进入到人的意识层面上，而以社会允许的形式发泄出来，如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上，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毫不隐晦地采用了寓意性手法刻画了性这样的一个题材。如达利的作品鲜明的描写了性：《巨大的者》、《蜜比血甜》、《窗边》、《的幽灵》等。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人的思想在一个新的社会潮流中的一种新的涌动。这种涌动把人们的精神带入了一种新的境界中。
2.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的“释梦”与超现实主义流派艺术
人们对于艺术的追求以往都是针对传统的一种抗争，艺术家们都在呐喊艺术需要新的精神，但是总是脱离不了传统的刺激。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精神苦难和沉思。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给人们带来了心灵上的慰藉，他从人们的潜意识对人的心理进行发掘，从而得出了一系列的结论。同时他强调人的行为中的无意识思维过程极为重要。他证明了这样的过程如何影响梦的内容。“释梦”对于人是一种精神愿望需求。超现实主义画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对于艺术品的创造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
3.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的“自由联想”与超现实主义流派艺术
社会制度可以是森严的，但是人的思想却是无比自由的，它不受任何条件的制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彻底地揭示了人们对于自由联想潜意识的重要性，它让人的精神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尤其是在西方现代文学艺术创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比如夏加尔说“艺术不是复制可见世界，毋宁是创造出一个可见的世界，造型艺术的形式元素：点、线、面、空间被赋予各种形式的动力感，以前我们是用它们来复制可见世界的……现在我们要用它来揭示隐藏在可见事物背后的真实……艺术创造的是一种微笑”这里就很明显地提到了艺术“自由联想”的重要性。
五、总结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对于艺术的认识也在逐步地加深，弗洛伊德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他的思想对于文学艺术的影响却不可小觑。超现实主义艺术也正受益于此，超现实主义艺术是艺术家对于人自我的一种再认识，透过人的、物的双重性的揭示，重新让人类享有对自我充满梦幻、非逻辑的内心世界的认识。弗洛伊德的分析学说对于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影响的根源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吸收和借鉴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潜意识论，从而让艺术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美。正如不列顿超现实主义的美学论断，那就是：“神奇始终是美的，任何神奇的东西都是美的。的确，只有神奇才是美的。”
参考文献：
[1]弗洛伊德.梦的解析[M].周燕红，胡惠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现代物流的意义篇2
文化与人类个体的生活，具有双重关系。一方面，文化是某个群体（如种族）中的个体生活的总和，是这些个体生活情态的总体表现；另一方面，文化作为这种总体表现，又构成了个体生活的内在基础，为个体提供价值体系和意义中心。因此，可以说，人类个体以群体活动的形式建筑了文化这座房屋，而这座房屋就成为个体生存的精神家园。
与传统文化相对照，中国当代文化有三种因素在起结构功能作用：流行、形象（明星）和消费。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当代文化的相应特色，使个体与文化之间的建筑与栖居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风尚，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无论传统文化还是当代文化都有流行与过时的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解答，形成了文化历史的发展。但是，在传统文化中，不是流行性而是稳定性起着结构功能作用。与西方古代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更富有求变精神，如《周易，系辞传》所言：“天地变化，圣人效之。”然而，这种求变精神的目的却又是统一不变的道（规律）：“天下之动，贞夫一者”。（同上）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讲团时顺势，另一方面又讲虚静守一，理想的境界是达到变与不变相统一的中庸之道。与此相反，当代文化放弃了变中求一（道）的传统理想，以流动不居的新景象、新风尚为追求目标。当代文化的一味求新，表现了个体自我从传统文化禁忌解放出来，而自由地实现自我个性和欲望这一事实，并且通过求新加速了文化发展。但是．因为“新”变成了目标，在无限制的新旧替换中，当代文化的求新又不仅难以形成文化发展的整体积累，而且也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个人风格。这使当代文化缺少意义深度，更多的具有表演性和游戏性。“流行”因此成为当代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定。流行既表现了当代文化在求新的游戏中不断被时间削平（意义消解）的事实，又规定了在普遍化的求新活动中个人风格的实现只是一种模式化的形象表演。
以流行性为规定的当代文化，破坏了传统文化和个体之间的建筑与栖居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代文化生活中，人们普遍感到一种无所归依的漂泊感。作为人类的精神家园，文化包括精神价值和形象表现两个层次。当代文化使这两个层次分裂，并且抑制精神价值而扩张形象表现。无意义的形象表现就沦为单纯的形象游戏。所谓“无所归依”，就文化活动而言，即指在这种形象游戏中得不到自我实现的肯定意义，只能徒然追逐流行形象的过眼烟云。这造成了精神漂泊与形象游戏的恶循环：越是无所归依，越是追逐形象；而越是追逐形象，越是无所归依。因此，与传统文化相比，当代文化不仅在个体解放的意义上是感性的（否定了传统的理性束缚），而且在自我失落的意义上必然是更加感性的（因为缺少意义的支持）。这是当代文化难以消除的“形象悖论”。明星是形象悖论运动的产物。一方面，明星作为文化工业制作的当代形象，肯定了形象游戏的无意义性（它只是形象）；另一方面，明星又作为当代文化生活的新偶像赋与形象游戏某种超越意义和可能价值（它被制作为某种风格或个性的象征）。在明星崇拜中，个体得到某种个性的肯定或可能性提示——你也是，或也可以这样！在形象潮流运动中，明星成为个体精神的暂时居所。但只是暂时的居所。由于它作为文化形象的平面性，明星不仅没有突破当代文化的流行体制，而且正是这一体制的一个生成基因和调节机制。明星以它们的生灭明晦引导当代文化的流行性运动。
在形象游戏和明星崇拜中，展现了人们对形象的强烈贪欲。这种贪欲不仅表现于人们对形象的沉迷，而且表现于人们对形象的加速度消费。出于对形象的贪欲，入与形象的关系完全被流行性所决定。实际上，传统审美活动所建立起来的人与形象的内在的（即有生命的）和超越的（即关于精神的）关系被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人与形象之间的物的关系——纯粹消费者和消费品的关系。形象变成了日常消费品，文化或审美变成了消费。这是当代文化发展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文化事实。在这一变化中，提出一系列值得思考的根本问题。比如，感性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形象与意义（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自由与享乐的关系问题……在向消费转化的过程中，当代文化和当代生活正在审美化。但这是否就是席勒所展望的“审美文化”的到来？在消费化过程中，以大众文化模式为主体的文化活动是否是文化民主的真正实现，还是被一种似是而非的经济民主所替代（操作）？但是，对当代文化的观察和感受确切地表明，在消费化过程中，形象对人们的感观的刺激与满足不但没有提供相应的精神慰藉，相反更加强了人们的精神饥渴。这种精神饥渴表现为不可遏制的形象欲望。同时，人们自由的享乐形象是以放弃精神对形象的自由为代价的—一他被束缚于对形象的无限欲求之中。传统文化主张“立象尽意”，但又追求“得意忘象”。然而，在当代文化的形象消费活动中，人对形象的双重自由都被取消了。
由于当代文化以流行、形象和消费为结构要素的功能性转换，作为当代个体生活的总体情态，当代文化表现了个体心理的结构性失衡。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失衡的正反价值，越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在此本文要提出的问题是，当代文化能否再次为人们提供一个可栖居的精神家园？而现在，这个家园却是日益不可栖居了
二、在天地之间立其心的中国美学
对当代文化困境的考察提出了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必要；而当代文化在其结构功能性转换中所表现的审美化趋向把视点集中于传统美学。然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文化作为现实的人伦文化（非科学的和非宗教的文化），正是通过美学，或以美学的形式，完成了它的最高境界的创造。在天地之间立其心，是中国美学所表现的文化精神的核心意义，这也是传统中国美学对当代文化的重要启迪所在。
构成中国美学的哲学基础，是天地人同构共感的宇宙观。“兼三材而两之。”《易传·系辞下》三材，即天地人；两之，即天地人皆禀阴阳之气而生，又按“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规律运行。西方传统的宇宙观，一是天人相分，以超人的天（自然理念）为真，以现实人生为幻；二是动静相分，以静止不变的形式（亦即理念）为真，以变化生灭的事物为幻。天地人同构共感的宇宙观既不承认天人相分，也不承认动静相分。天地人皆禀阴阳之气而生，天人不仅不相分，而且是天人感应的。董仲舒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也因为同以阴阳为本体，阴阳之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所以，天人都不是以静为真、以动为幻，而是以动为静，“唯变所适”（《易传·系辞下》）。在中国特殊的宇宙观中，是一个人伦化的宇宙世界，也是一个宇宙化的人伦世界。这一方面使中国式的心灵不向现实人生之外更求一个越然冷漠的宇宙，不把对真理和幸福的希望寄托于天外境界；另一方面也否定了在物我对峙中，以征伐掠夺自然为事功的主体人格。中国的宇宙精神是“取其中”，所谓取其中，即谓人生天地间，天地亦不离人生。这就是“天地设位，圣人成能”（《易传·系辞下》）。
在天地人同构共感的宇宙观基础上，培养起了独特的中国心胸——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以人生的眼光看宇宙，又以宇宙的眼光看人生。以人生的眼光看宇宙，宇宙就是人生的世界，而且是一个与人生不可相分的不断生成的世界。这可以说，宇宙的行为就是人生的行为（“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下》）；又可以说，宇宙是为人生的（“人之生也……虽区区之身，乃举天地以奉之”：郭象《庄子注疏》）；以宇宙的眼光看人生，人生的行为就是宇宙的行为（“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中庸》），也就是为宇宙的（“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易传?系辞上》）。所以，一方面是一个人伦化、情感化的天地（天地可感，鬼神可泣），另一方面是一个最现实最真切，同时又是最超越最空灵的人生。这两方面的结合，就形成了中国伦理意识的形而上情怀。所谓天地之心，就是以一种“浑与万物同体”（程颢）的宇宙意识泛爱众生万物，“以合天心”（张载）。
在天地之间立其心，这就形成了中国美学的独特精神。因为天地的人伦化、情感化，天地直接向个体人生呈现一片可观、可游、可居、可感、可思的境界——一个身心俱适的居所；因为人生与天地一体，人生也就展现出混同天地的无限生机和玄远意蕴。中国美学精神永远是指向人生的，即使是在一片荒寒无着的意象中仍然运行着深烈的人生情怀。但是，这种指向人生的审美精神又是归于宇宙的，即归于冯友兰所说的最高的人生境界——天地境界（《新原人》）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艺术意境中，总是既感受到缠绵茵蕴的人情意味，又感受到挥之不去的宇宙荒寒。因此，中国美学精神的真正对象，不是具体的有限景象（实景），而是“那无穷的空间和充塞这空间的生命（道）”（《宗白华全集》）。就是天地之心所感受领悟的天地境界。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这确定了中国美学处理有限与无限、有我与无我、形象与意义关系的特殊路线（如“立象尽意”、“得意忘象”）。这里要指出中国美学精神的特殊旨趣：包涵着人间意味的超越意识。在此意义上，中国美学精神是归于中国哲学精神的。进一步讲，作为一种精神表现，中国哲学在其天地境界中展现为中国美学的意境；作为一种精神的生成（如冯友兰所讲的哲学在于提高人的心灵境界），中国美学又归于中国哲学的天地精神——这是中国艺术意境的玄远之致。就此而言，李泽厚把“天地境界”直接等同于“人生的审美境界”（《华夏美学》，93页）则失于含混。冯友兰坚持两者的区别，是自有其深意的。
三、在现实生存中重塑乐生的文化心理
在天地之间立其心，就是要“立其大”，为自我的存在提供一“安身立命的境界”（冯友兰）。中国哲学以体用不二、知行合一为要义。“君子志于道”（《论语·述而》），“道”，不仅是对宇宙人生的形而上把握，而且同时必须是身心以赴的实践于道。换言之，道不仅意味着形而上的知，并且意味着形而上的生——以自我生命的实践创化出一幅博大充实的人生境界。而且，生是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传·系辞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哲学是为生命的哲学。以这种为生命的哲学作基础，中国美学精神在成就一片天地的审美境界的同时刹那间，就超越了这片审美境界而指向具体现实的生命（人生）境界。中国美学精神的最高理想是超审美的，是以天地之心为内含的生命意识及其实践。乐生，则是这种生命意识的核心。今天，我们来重新审视在天地之间立其心的美学精神，就是要以此为基石，重塑乐生的文化心理。
乐生首先是重生，是孔子式的以生为要义：“不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但重生不是贪生，而是以天地之心在现实人生中创化出“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中庸》）的生命境界，以获得自我有限生命的无限生发和拓展。因此，乐生既是尽心知性而知天命，以天地之生为大德，以合天地之生为至诚（孟子）；又是与天地井生、与万物为一，从而物我两忘、与道冥一的达观（庄子）。乐生即是爱生，也是养生。爱生，即以万物一体之情泛爱众生而亲仁（程颢）；养生，即是以自然为本，各用其性，而天机玄发（郭象）。乐生是对生命的形而上意义的领悟（知），也是这种生命意义的个体实践——生（行）。知深化了生，进而生又超越了知。因此，具体实现的生，当下成就的却也是个体身心与天地万物精神贯通的灵明境界。
现代物流的意义篇3
新农村建设作为党和人民的一项重要而又伟大的战略性工程，其必然要求有一个现代化的农业与之相适应。而目前影响农业发展的瓶颈正在从生产领域逐步延伸到流通领域，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农产品流通的市场化水平低，流通成本高，农民没有从流通领域享受到应得的比较利益。由于农产品最终要依赖于流通领域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正在成为解决大市场与小生产矛盾的重要举措，成为提高农民收入、推动新农村建设和促进整个农业发展的关键。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就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随着物流业的发展，国内外人士逐步认识到农产品物流的重要意义，继而开始予以关注，理论研究方面陆续出现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著作和文献，比较突出的有李柏园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研究》(1995)，风雷的《农产品市场组织模式研究》(1996)，杨孚平的《农产品流通与国民经济成长》(1996)，纪良钢的《农产品流通中介组织研究》(1999)等。另外，张声书和日本的佐伯弘治编写的《中国现代物流研究》(1998)部分章节涉及了中国农产品物流方面的研究；王之泰教授的《现代物流学》(1995)也提及了农业环境与农产品物流。
但总体来说，目前进行新农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已经很多，研究现代农产品物流问题的文献也不胜枚举，但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的并不多见。本文将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物流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研究，以新农村建设为背景。探索我国现代农村物流产业的发展思路，并提出发展农村物流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建议。
2新农村建设与农产品物流发展的内在联系
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我党重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次的新农村建设是科学发展观这一崭新理论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是对科学发展观这一崭新理论的具体实践，而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正确的理论才能导致正确的实践。只有用科学发展观来解读新农村建设，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国农产品物流体系的构建，才能保证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发展。以及建设现代农产品物流目标的真正实现。
(1)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解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目标问题，也就是建设怎样的新农村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就回答了新农村的建设目标是实现农村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二十字建设目标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要义和发展要求的具体体现。在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中，生产发展是首要任务，体现了物质文明的要求。而众所周知，广大农村的生产发展离不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因此，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就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2)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本途径的解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途径问题，也就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说明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途径在于统筹。其中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关键还在于自觉地促进城乡交流，而现代农产品物流的发展不仅能够解决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同时也能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逐步改变，成为新农村建设一个助推器。
(3)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以民为本的解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说明了新农村建设要以农民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政府一切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农产品全面短缺的时代已经结束，并出现了区域性、结构性过剩，而农产品流通不畅日益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农民无法从流通中获得应得的比较利益，因此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也是维护农民利益的一个重要途径，大力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题中应有之意。
3新农村建设中我国农产品物流发展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呈现出大量化、多样化、优质化和动态化的趋势，这与农产品生产规模小，生产有季节性、区域性、分散性等特点产生必然的供求矛盾。而农产品背后是一个巨大的物流系统，包括供应商、加工商、批发商、零售商。简略来讲，当前我国农产品物流具有三大特点：即物流数量大、品种多；物流难度大；物流要求高。
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目前尚处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生产阶段，所以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物流量不仅数量巨大，而且供应非常分散，物流成本很高。传统农产品物流模式局限于供应商和销售者之间的多环节重复物流，效率低下，现有农产品物流体系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市场发展形势。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农产品物流渠道比较单一，尚未形成多渠道的营销体系。农产品物流专业化和社会化水平低下。在我国，社会上对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的作用和意义的认知度和认同度至今较低。尽管物流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但是总体看来，物流规模普遍偏小，竞争力不强。自营物流还占绝大部分，第三方物流发展比较缓慢。
第二，物流成本高，价值增值少。我国的农业经营方式主要是单户经营，农民对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农药等的购买多以分散为主，而且农产品的销售都是各家分户进行的，物流成本过高。
第三，物流技术水平低，运输基础设施落后。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落后。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及管理水平低下。据统计，我国目前有各类农产品批发市场5000多家，但具备一定规模的市场数量有限。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农产品仓储、交通运输条件和工具、信息网络平台等公共和准公共设施仍然落后；批发市场的管理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标准化程度不高，农产品的检疫监测手段不完善，从而导致食品安全存在隐患。
第四，缺乏健全、快捷、灵敏、安全和可靠的信息服务。农产品物流各环节的信息化程度低下。我国农户获得农产品生产信息主要依靠传统方式，其他诸如来自当地市场、政府部门、传播媒体及网络的都很少。当前，许多农产品市场没有配备信息设备，相关物流信息网络系统还处于空白，在物流服务企业中，仅有39％的企业拥有物流信息系统，绝大多数物流服务企业尚不具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处理物流信息的能力。
第五，农产品自身的缺陷造成流通的障碍。农产品物流标准化程度较低。一是各种运输方式之间装备标准不统一，物流器具标准不配套，托盘标准化没有推行，包装标准与运输标准不配套，物流包装标准与物流设施标准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二是我国农产品的质量卫生标准和市场内部的检验检测体系尚未建立，进人流通的农产品质量偏低，缺少检验手段和食用安全保证。
4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对策分析
(1)加大对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的投入。农产品物流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农产品仓储、交通运输条件和工具等设施的建设。考虑物流量的大小、区位等因素，在粮食、蔬菜、水果、禽蛋、水产品等农产品集中产区，改、扩建一批集散功能强、辐射范围广的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加工配送中心；加强农村道路建设，实施村村通公路，提高通达率和道路等级，确保农产品的运输道路畅通无阻，物畅其流；加快农产品运载工具的开发生产，发展与改进各式农用运输车；加速农村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电话普及率；加快网络基础建设，改变目前信息“高速公路”塞车的状况，发展和普及宽带业务，不断推动网络延伸。
(2)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培育和完善农产品物流主体，完善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是统筹城乡的纽带，建立起单个农户与市场之间的连接机制，促进农业资源横向集中和经营纵向一体化，以形成强大的市场主体参与竞争，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强大的支持。政府要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促进政府与农民的联系，保护农民利益。
现代物流的意义篇4
［关键词］王蒙；意识流；传统与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潜意识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2-0087-03
意识流小说兴起于西方，是在现代哲学特别是在现代心理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小说类作品，而在中国的意识流小说创作中，王蒙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对于意识流小说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他认为：“意识流的手法别强调联想……它反映的是人的心灵的自由想象，纵横驰骋……中国文学一贯重视联想，‘赋、比、兴’中的兴，就是联想。”他还特别强调：“我们的意识流不是一种叫人们逃避现实、走向内心的意识流，而是一种叫人们既面向客观世界也面向主观世界，既爱生活也爱人的心灵的健康而又充实的自我感觉。”①
有了这种从根本上与西方意识流截然不同的东方意识流的独特见解，王蒙的意识流小说自然也就表现出与其他意识流小说作家的创作迥异的创作手法。王蒙文学创作的革新开始于1979年，而小说作品《布礼》则是这个革新的始发点。自《布礼》之后他又创作了一系列属于他自己的“东方意识流”小说风格的作品，主要有短篇系列小说《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深的湖》等，中篇小说《布礼》、《蝴蝶》、《相见时难》、《杂色》、《如歌的行板》等。这些小说改变了小说单一的文体模式，开创了新时期小说变革的先河。
纵观这些意识流小说作品，可以概括出王蒙小说创作中意识流手法运用的独特之处。
一、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搭建桥梁
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创作是建立在对传统现实主义手法以及对现代派手法的打破基础之上的，但他并没有完全舍弃传统。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一方面，主要表现在他在作品的结构方式上采用了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和现代派表现手法相结合方面，对于时间和空间的灵活控制使得小说的结构独特而魅力无限；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上，王蒙将历史的传统、社会的反思深刻地通过人物内心的意识流动揭露出来，使小说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一种深刻映射，从而引起读者对于时代的深入思考。
首先来解读第一方面的具体表现方式。意识流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对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期打破，而时间和空间属于小说作品形式和结构层面的内容。王蒙在决定如何结构小说的时候，他是横向吸收和补充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的。他的作品到底要用怎样的方式来将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和现代派手法结合起来，这主要是根据作品所要表达的内容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作品的形式和结构要在具体的作品中具体对待。关于这一点，中篇小说《布礼》是最鲜明的一个代表。
《布礼》从时间上看，前后跨度长达30几年；从空间上看，作者写到了城市、农村、党委机关、学校和家庭。王蒙大胆打破时空的界限，以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意识的流动来结构全文，侧重表现主人公钟亦成的心灵活动历程。钟亦成是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从自豪到怀疑，到否定，再到反省，是历史和社会让这样一个忠实的革命工作者不断且长久地处于对自我的矛盾挣扎之中，直至最终失去了自我生存的价值。不管时间和空间怎样变化，钟亦成的内心心理路程是清晰的。虽然王蒙的这种独特的东方意识流的创作方法会让读者在初看作品时有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但只要细细品味，作品的整个思路就会清晰可见。
王蒙自己曾说，他的作品“在各种试验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以人物和故事为经，以心理描写（包括接近‘意识流’但又与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全然不同的写作）为纬的作品”。②所以，与传统的西方现代派作品相比，他的意识流小说创作在内容和手法的运用上是相当多元和宽泛的。
这样来看，王蒙的东方意识流手法之独特之处关键在于他对时间和空间界限的控制，他借鉴西方意识流手法，打破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但又不完全舍弃传统。王蒙的意识流手法是将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和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结合起来的。
在思想内容上，王蒙的小说中带有深刻的历史反思性。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中塑造了众多饱经沧桑、命运多舛的人物形象，而作者在这些人物身上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对时代和历史的深刻揭露与反思。王蒙本身也是一个命运坎坷的人，不管是他的作品也好，还是自身的遭际也好，王蒙屡次遭受“”的打击，又被放逐遥远的新疆长达16年之久。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反运动”，王蒙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感受，所以他想借这些人物的灵魂来表达一种对那段历史和革命的深入思考。
现代物流的意义篇5
一、时代精神主题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聚焦点
哲学源于生活，源于对“时代的迫切问题”的理论自觉。每个时代的人类都有自己的时代性的生存困境，因而也都有自己的时代性的迫切问题。真正的哲学之所以成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就在于它自觉地捕捉到自己时代的迫切问题，并使其凝练和升华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时代精神主题化，这是任何“真正的哲学”首要的工作方式。
诉诸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每个时代的哲学具有怎样众多的流派和怎样纷繁的思潮，但就其真实的理论内容而言，都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了自己时代的人类自我意识。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西方近代以前的哲学是以各种方式表征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近代哲学的根本任务是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实现“上帝的人本化”，而现代哲学的使命则是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实现从“虚假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的转化。在马克思看来，这三种基本形态的哲学，实质上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了人的三种最基本的存在形态及其自我意识，即：人对人的依附性存在，以及确立“神圣形象”的自我意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以及消解“神圣形象”和确立“非神圣形象”的自我意识；变革“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存在方式，以及消解“非神圣形象”的自我意识，即实现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自我意识。因此，对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所谓“时代精神主题化”，就是塑造和引导一种新的时代精神——把人从“抽象”的“普遍理性”中解放出来，把人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从而推进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人类解放事业。
每个时代的人类自我意识即时代精神，总是直接地体现为该时代的社会思潮。如果作一个最宏观的概括，我们可以把自然经济中的社会思潮概括为一种“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市场经济中的社会思潮则是一种“弱化了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前者所表现的是“人对人的依附性存在”，也就是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后者所表现的则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也就是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这两种社会思潮，直接地表现了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中的人类自我意识。近代以来的哲学，它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正是以揭露人在“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方式，构成“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不仅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人类的自我意识，而且是把“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自己的哲学思想里，从而理论地表达一种基于现实的理想性要求——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时代精神主题化。
二、现实存在间距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
源于现实生活的哲学，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经验描述，而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反思和理想性引导。作为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黑格尔不仅把“现实”解释为蕴含着必然性的存在，而且拒斥把哲学变为“思想沉入内容而不能自拔”的表象思维。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它的“现实性”并不是“表象”或“再现”现实，而是对时代精神的整体性把握、批判性反思和理想性引导。这就要求哲学研究中的“现实存在间距化”，也就是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从而全面地反映现实、深层地透视现实、理智地反观现实和理想地引导现实。
对于哲学研究来说，现实存在间距化，是因为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哲学，它并不是个人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形态，而是社会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形态，是以哲学家个人的理论形态所表征的人类(社会)的自我意识。个体性的关于生活的自我意识，在其直接性上，总是呈现出不可穷尽的差别性和难以捕捉的任意性；然而，在个体性的自我意识的现实性中，则不可逃避地蕴含着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普遍性和规范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个体的自我意识总是具有社会内容的人生价值、社会正义、伦理道德、法律规范、历史规律和人类未来等问题，二是个体的自我意识中总是蕴含着具有社会性质的真理标准、价值尺度、审美原则和人性根据，三是个体的自我意识总是以具有社会性的社会意识形式(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而形成其稳定性、自觉性、系统性、可解释性和可批判性。个体自我意识的社会内容、社会性质和社会形式，构成哲学反思的对象，并形成作为社会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形态的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既是哲学家以个人的名义讲述人类的故事，又是哲学家以人类的名义讲述个人的故事——以个性化的理论形态表征人类(社会)的自我意识。
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理论力量和当代意义，不仅在于它自觉地把“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汇集在自己的哲学思想里，而且在于它总是以“历史的大尺度”即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去反观现实和批判现实，从而引导人类不断地把现实变成理想的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也是由这种超越性所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现实存在间距化”的研究方法——不仅仅是“反映和表达”现实，而且要“反思和批判”现实，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
三、流行观念陌生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
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首先必然是对自己时代的批判性反思。哲学“创新”，就是哲学家以新的哲学理念和新的思维方式为人类展现新的世界，提示新的理想。哲学“创新”内涵着以否定性的思维去对待人类的现实，揭示现实所蕴涵的多种可能性；以否定性的思维去检讨各种理论的前提，揭示理论前提的多种可能性；在现实与理论多种可能性的某种交错点上，揭示人与世界之间的新的意义，提示可供人们反省和选择的新的理想。对哲学来说，人类所形成的全部思想，特别是这些思想所隐含着的诸种“前提”，即全部的“流行观念”，从来都不是现成接受的对象，而永远是批判反思的对象。作为人类所特有的批判性追问的自我意识。哲学追究生活信念的准则，探寻经验常识的根据，讯问真善美的标准，反思理论思维的前提。它反对人们对流行的思维方式、时髦的价值观念、既定的科学理论采取现成接受的态度，反对人们躺在无人质疑的温床上睡大觉，反对人们在思想观念和现实行为中采取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态度。它通过自己的批判性反思，向人类已经获得的全部假定的确定性不断地提出新的挑战，并把这种批判意识逐步变成全人类自觉的自我意识。
哲学的批判，是以“清理地基”的方式进行的，是以“对自明性的分析”实现的，也就是以“流行观念陌生化”的方式实现的。把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陌生化”，特别是把人们习以为常的哲学观念“陌生化”，从而实现对各种流行观念、特别是流行的哲学观念的批判性反思，这是哲学的基本的工作方式。这种“流行观念陌生化”的哲学工作方式，既包括传统观念的陌生化(如对“神圣形象”的反思)、时髦观念的陌生化(如对“发展”的反思)、日常观念的陌生化(如对“科学”的反思)，更包括哲学观念的陌生化(如对“真理”、“规律”的反思，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哲学”本身的批判性反思)。这种“流行观念的陌生化”，对于近代哲学而言主要是追究“认识何以可能”及其所蕴含的“自由何以可能”，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而言主要是“从时代的话语方式中突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则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我封闭的宗派主义，不是随波逐流的机会主义，不是随意套用的教条主义，而是通过“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实现人类解放的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它所要批判的“流行观念”具有最深层的人类生存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中，被“陌生化”的“流行观念”，首先是关于“人”的观念——“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次是关于“历史”的观念——“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而已”；最重要的是关于“实践”的观念——“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以这种“实践”观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如恩格斯所说，它已经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沿着马克思恩格斯所开辟的“改变世界”的道路前进，才能在批判性地反思具有最深层的人类生存意义的“流行观念”的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四、基本理念概念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力量
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力量是理论力量即逻辑力量。对此，马克思具有充分的理论自觉：“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在这里，马克思表达了关于理论力量的三重内涵：其一，理论力量是说服力即逻辑力量；其二，理论的逻辑力量在于理论的彻底性；其三，理论的彻底性在于抓住事物的根本即人本身。深入思考理论力量的这三重内涵，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二个基本结论：一是必须把“人本身”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念”，二是必须把这个“基本理念”展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逻辑化的概念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基本理念概念化”。
现代物流的意义篇6
历经30年的发展，90年代西方的绿色环境运动在内容上和理念上都发生了不少新变化，产生出一些新趋势，也引伸出一些新问题。
一、90年代西方环境运动的新趋势
与70、80年代相比，西方环境运动在90年代产生了四大发展趋势：实践层面，从以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以政党政治为主体；政治层面，从“红-绿结合”发展到泛绿；思想上，从深绿发展到浅绿；文化价值上，出现了后物质主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
第一，在实践上，从绿色运动的层面进入以绿色政党活动为主的层面
为了认识90年代绿色环境运动的这一特点，可以简单地回顾绿色运动的前史。
60年代是绿色意识的精英启蒙阶段，主要事件是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森发表了她的名著《寂静的春天》。她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工业污染对地球上的生命形式包括人类自身的损害，陈述了工业技术革命的生态破坏后果，第一次就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肯尼迪读后倡议次年为联合国自然保护年。卡森的这部书拉开了“生态学时代”的序幕。
70年代是公众绿色意识的动员和形成阶段，主要事件是罗马俱乐部的活动和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回应。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交了它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正处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的西方世界发出了关于“人类困境”的天才预言。罗马俱乐部关于“只有一个地球”口号成为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重要背景材料，后成为人类共识。在70年代初，发达工业国家各国政府纷纷建立环境管理机构。
80年代是群众性广泛的绿色抗议运动阶段，主要事件是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工业污染事件引发的环境抗议运动和矛头指向冷战双方的、与反战反核和平运动相结合的大规模群众性绿色抗议运动。80年代也是发达国家绿党活动最活跃的阶段；80年代还是全球绿色意识形态的群众性普及阶段。学界、媒体全面介入绿色话题，绿色生态环境问题从60、70年代鲜为人知到80年代成为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常识，绿色意识形态也成为当代意识形态的绿色一翼。
90年代以后，绿色环境事业走向全面政治化阶段。与前20多年相比，90年代的绿色运动呈现两大特点：国际政治行为，政党政治。1992年全球环境峰会――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标志着人类已进入维护共同家园的全球时代。环境与发展问题已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特别重要的是，90年代中期欧洲中左政府执政出现的“红-绿联盟”政治现象，即社会民主党人与绿党共同组阁现象，使绿色运动的主题转向了以往绿色运动最为拒绝的政党政治。
绿色运动向绿色政治的转向，形成了90年代环境运动总特点，即从以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以政党政治为主体。在欧洲各国绿党通过与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执政成为体制内的执政党之后，绿色运动表现为普及性、组织性上升，民间性、社会性降低。近年来，尽管媒体时有关于“绿色和平组织”在海上拦截日本捕鲸船、多瑙河全程污染、生态死亡等抗议活动的报道，但是90年代鲜有70、8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即使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美军和北约使用贫铀炸弹的情况下，整个西方也没有出现群众性的环境抗议运动。
第二，在政治上，从“红-绿结合”到泛绿化
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中期之前，绿色环境运动的“红-绿”结合倾向一直居主流地位。尽管主流绿党主观上强调自身的中性色彩，但是，作为一种本质上反体制、反主流的社会运动，其矛头主要对准工业社会的既成秩序、反对资本主义官僚体制。因此，绿色环境运动天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在这个意义上，“从红到绿”、“红绿交融”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而90年代中期红绿联盟执政的实现，是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事业在政治上的发展顶峰。从社会民主党的角度看，红绿联盟是社会民主党长期战略的胜利；但是从绿色运动和绿党本身的发展线索看，红绿联盟既扩展了自身内部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一脉，也标志着绿党活动向泛绿化方向的延伸。也就是说，主流绿党不仅在政治上谋求与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左政府，实现红绿联盟，而且它的存在和上升也“绿化”了西方各大主要政治意识形态，迫使整个政治景观出现泛绿化，客观上推进了政党政治的“绿化”进程。事实上，欧美国家90年代的竞选政治中，无论左中右阵营，现已无党派不打“绿色牌”。在各党派的竞选宣言和纲领中，绿色条款都赫然在目。泛绿化是90年代欧美政治“中性化”的主要原因。所谓“两头靠中间”，左右向中看齐，实际上是向“绿”看齐。至于各大政治意识形态本身的绿化，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传统的保守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都接受主流绿党的激进生态观，而市场自由主义、福利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都主张改良主义的生态观。它们对待资本主义的根本态度不同，但是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绿色意识形态的影响。
第三，在思想上，从“深绿”到“浅绿”
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哲学理念，绿色环境运动的主流指导思想是“深绿”色的，生态主义者也将之归结为“深生态学”。研究者所说的生态基要主义(生态原旨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简称生态主义)，都属于“深绿”范畴。原旨的生态主义者也即主流绿党，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对自然界的掠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集中批判技术中心主义。其极端的形式即所谓“动物权利”、“生物权利”理论。90年代以来，生态社会主义者反对一般地拒绝人类中心主义，在对技术中心主义的批判中反对走极端，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口号下重返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在反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这种从认识上和哲学理念上对工业文明、科学技术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既拒绝狂妄的、以技术中心主义为特征的早期粗糙的人类中心主义，也远离极端的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标志着绿色意识形态的淡化即浅绿化。绿色时尚从深绿到浅绿的转化，意味着人类绿色意识的一个历史性的飞跃。非技术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现已成为绿色思想的主流和共识。
第四，在文化价值取向上，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产生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在文化观念上，绿色环境运动及其思想都属于后现代主义的范畴。在绿色思想各派别中，除了那些受传统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的流派仍重视理性主义、进步主义的价值之外，新兴的主流绿党、绿色无政府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基本上都属于后现代主义范畴。尤其是90年代以来，西方新一代青年中出现了一种后现代的文化价值取向――“后物质主义”。
作为新兴的、流行的价值取向，后物质主义是当代西方以雅皮士(YUP，城市青年专业人员、公司白领)为代表的新中间阶级的价值倾向。其主要内容是强调“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和“公民自由”。其中，对“生活质量”以及与人的内在和外在的生活质量相关的生态环境的重视，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显著特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绿色运动、绿色思想的渊源决定了它对“生活质量”的重点关注。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折，体现了价值观念的代际转换。在发达国家的特定时期，都存在着从二战后的高度富裕中得益的年轻一代与经历过一战、大萧条和二战痛苦的老一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分化。饱受战争痛苦和经济萧条的老一代人的群体价值取向是物质主义的，他们最关心与衣食住行相关的物质需要和安全保障。战后“婴儿潮”一代人(1946-1965年出生)在经济发展的繁荣期长大，关注的重点不在食物、住所等直接物质需要，其价值追求与上一代以人身保障和安全为目标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有差别。当他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为选民时，开始出现一定的后物质主义倾向。但是，这一代人仍重视物质财富和政治上的成功，在价值观念的总体上仍是物质主义的。由于西方社会持续的繁荣，后来数代人表现出越来越突出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作为“婴儿潮”一代人后代的“X一代”(1965-1981年出生)不再在乎财富和成功，行为更为自主，也更加远离物质主义价值目标，能够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诸如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其后，战后生育高峰期的回生代人，即现在被称为“G一代”(全球化一代)或“E一代”(电子网络一代)(大约生于1977-1994年)又向我们走来。他们比“婴儿潮”那一想主义者更务实，比“X一代”更有信心，更有个体自觉，并更具有全球环境关怀。他们崇尚“生活质量”和个人自由，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天然的基础。真正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一代人，是绿色环境运动和绿色环境意识的深厚社会土壤和政治上的支持者。
二、90年代绿色意识形态的新发展
关于绿色意识形态的新发展，主要是指90年代绿色理念在三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看作为一种全球主义意识的绿色理念的发展；二是在欧美风行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实践中，看绿色理念的新意、特色和影响；三是从绿色意识形态与当代新自由义主流思潮的冲突中，看其政治哲学基础的新变化。从总体上看，90年代绿色意识形态地位上升，尽管在欧洲和美国反差较大，情况不同。
1，绿色意识形态与全球化
90年代的全球化从正负两方面促进了绿色意识形态的发展。
首先，由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绿色意识形态的地位空前上升。随着90年代全球化的迅猛推进，民族国家能力下降，国家边界软化，原有的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框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发展需要。欧盟和欧元区的建立，是欧洲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新的发展现实的应对措施与战略努力。科索沃战争中联合国的消极作为则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现实的客观存在。在这一背景下，凸现出全球治理的客观要求。
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负面全球问题包括：核武器扩散及核安全问题、全球环境危机、全球生态毁灭、国际毒品交易、国际恐怖主义、国际金融危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近30年来出现的新问题，并在90年代迅速加剧。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全球问题的主体。其中每一项的恶性发展都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威胁全人类的安全。而全球环境危机则成为全球治理的中心问题之一。水(蓝色)危机、粮食(绿色)危机、人口危机、荒漠化、物种危机、生态死亡、臭氧层危机、大气污染、极地污染、核污染、生化污染、基因炸弹(人种危机)、全球变暖，等等。解决这些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是单一民族国家力所不及的。危机当前，具有全人类共同命运感的绿色环境意识比任何时候都更显示出其重要性。在地球生态毁灭的威胁下，在人类为自己人种存在而奋斗的关头，绿色意识形态天然蕴含的全球主义意识的优越性自不待言。
其次，从正面看，由于全球化的客观进程引发了全球主义的进一步普及，绿色意识形态成为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地位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同样不可否认，当代全球主义理念深深打着新自由主义的烙印。但是，当代全球主义毕竟具有区别于新自由主义逻辑的进步方面，有积极的正面效应。90年代的全球主义毕竟具有以往世界历史上的全球化所没有带来的新质。绿色意识形态在90年代的发展显然属于全球主义具有新质的内容之一。
当代全球化由于其广度和深度，具有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同时也使人类今天生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程度极高的世界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国家安全、核安全等，都已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事务，而是与全人类的生存和利益息息相关。这一全球利益和安全的高度相关性，表现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意识日益增长，使带有超地域、超民族、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观念空前普及。绿色意识形态关注高于单一国家安全的全人类安全。90年代人类的生态关怀、绿色环境意识、绿色和平要求都打上了全球时代的烙印，具有“后现代”的新质内容。全球主义的普及是当代人类在文化理念上的进步，体现了人类对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反思，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怀。而全球绿色生态环境意识作为具有新质的社会共识，集中体现了90年代全球主义理念的发展特点，表现出对以往传统全球主义的更新与超越。人类的全球观已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备现实基础。
2、绿色意识形态与“第三条道路”
绿色意识形态体现了社会民主党“第三条道路”的“新政治”的主要内容和特征。“第三条道路”的提出，是因为传统的政治选择以及它们所赖以存在的价值观已不足以适应今天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第三条道路”根据西方社会结构的改变和深受绿色意识形态理念浸染的青年一代的价值观的变化，提出了“新政治”。
所谓“新政治”，并非“第三条道路”的发明，是欧美7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现象。“新政治”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典型产物。以绿党为代表的新政治党的基本特征和深刻基础，就在于其成员拥护后物质主义的价值理念。二战后西方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经济繁荣期，人们生活安定，普遍富裕。由于教育普及和消费发展这两大因素的影响，新中间层和高学历层大量增加，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产生剧烈变化。特别是由于西方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的冲击，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检讨自身生活方式的合理性，质疑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由于具有后物质主义倾向的这一代人的出现和存在，大大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文化、生活和意识形态，表现为左右界限模糊，政党忠诚下降；阶级利益淡漠，阶级识别相应弱化。在阶级认同降低的同时，围绕诸如种族特性、移民、性别、民权、环境和核能利用等吸引公众注意力的重大政治问题，正在形成新的政治认同。
90年代以来，“第三条道路”的“新政治”依据现实的变化，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以左右划分的政党政治、阶级认同和价值观念的新的政治治理方式。“新政治”以所谓不同于自由主义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种模式”实行“社群主义”的“新治理”，核心内容是强调“辅助性原则”，即公民是第一责任人，国家是辅助者，强调个人的自救，变“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建立政治力量与“市民社会”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新政治”的基础理念是“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这一理念背离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原则，转而置根于绿色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个人即政治”。绿色意识形态的个人责任原则、自主原则、自治原则、基层民主原则等理念深刻影响了“第三条道路”的政策，构成了“新政治”的理论背景。
3，绿色意识形态与新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绿色意识的政治哲学背景是无政府主义。这一基本政治特征决定了绿色意识形态与全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根本对抗姿态。
自里根、撒切尔主政以来，西方经济历经20年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以解除管制、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启动了自由市场的活力，结束了凯恩斯主义失灵后西方经济“十年滞胀”的困境，并推动了信息产业革命和新经济的发展。冷战的结束和近年来势头强劲的全球化浪潮，更是进一步扫清市场壁垒，在全球空前扩张了自由市场的疆界。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尤其是西方经济的发展，也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边缘化，外在于全球化进程，陷入贫困的深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试图凭借新自由主义霸权，建立21世纪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