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气候变化的理解篇1
关键词：气候变化经济学；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温室气体减排成本
一、引言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2007a)，近百年来，全球表面的气温升高了0.74℃。如果在2000年到2030年间依然保持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将增加25—90％，预计未来20年间，气温将每10年增加0.2℃。科学证据表明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的累积以及人类活动排放的其他温室气体如甲烷和氧化亚氮等是导致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气温升高可能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如热浪)发生的频率加大、风暴的密集度增加、大气降水模式的改变以及海平面上升等。这些自然系统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对生态系统的功能产生根本的影响，从而威胁生物的生存能力和人类财富的安全。
经济学家williamsnordhaus1982发表了题为“howfastshallwegrazetheglobalcommons”的文章，开始应用经济学研究气候变化，从此气候变化经济学就将焦点落在分析气候变化的影响和提供积极的针对面临的气候问题的政策分析。虽然和环境经济学的其他领域有重叠，但气候变化经济学更多的是利用气候变化的鲜明特点，即温室气体影响的长期性、气候问题产生和影响范围的全球化、政策的效益和成本的不平衡的分布等，来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多个侧面。通过模拟经济发展和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趋势，检验和分析技术选择对气候变化进程和减排成本的影响，选择控制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如碳税和碳交易等)。
气候变化经济学已经建立了其研究领域和基础要素，并在经济学界达成了共识。1997年，美国2500名经济学家，包括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同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最有效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方法是通过基于市场的政策。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控制措施，温室气体继续排放将导致世界随着气候系统的变化经历根本性的变革。他们相信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能够利用大量的证据和量化的风险评估提供的信息来帮助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二、气候变化的损失和减缓的效益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一系列的后果，如平均气温升高、极端天气现象频率发生、降水模式的变化、海平面上升和生态系统的改变等，这些生物物理系统要素的变化将对人类的福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经济学家通常将气候变化对人类福利的影响分为两类：市场和非市场的损失。
市场的损失(marketdamages)来源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市场产品的价格波动和数量的变化给福利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因为生产量的变化受气候变化要素的约束。研究者通常应用气候依赖型的生产函数来模拟气候变化的福利影响。例如，小麦的产量是气候要素气温和降水的函数，因此可以直接估算由于气候要素变化导致的小麦产量的变化。生产函数法还被用在森林、能源服务、水资源利用以及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洪水等产生的经济损失。有学者认为生产函数法忽视了产品之间替代的可能性。于是享乐价格法(hedonicapproach)则成为估算气候变化损失的另一选择。例如mendelsohnetal.(1994)将享乐价格法应用到农业，基于选择最大化地租的假设，利用跨部门的数据检验自然、物理和气候变量对土地价格的影响。
非市场的损失(no—marketdamages)包括由于不利的气候变化导致的直接效用的损失、损失的生态系统的服务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导致的福利的减少。这些损失的价值不能够在市场上直接观察到。例如，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没有和价格的变化有任何明显的直接联系，也观测不到需求的变化。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是最有争议也是最为广泛被采用的评估非市场损失的方法。berkandfovell(1998)利用支付意愿法研究了美国加州不同地域的公众为阻止当地的气候变化每月愿意支付的价格。结果表明冬季人们为阻止当地气候变得暖湿／暖干的支付意愿分别是每月9.74和16.70美元，而为阻止气候变得冷湿／冷干的支付愿意分别是每月11.10和18.18美元。
评估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更多的研究利用包括市场和非市场部门的经济模型，估算全球或是区域气候变化的经济损失。总体上，基于模型的实证性研究报告了三种不同的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的评估和结果。第一种是计算在特定的全球平均气温升高的情况下，气候变化的影响占gdp的百分比。mendelsohnetal.(2003)估算了气候变化对农业、林业、水、能源和海岸地带五个市场部门的影响，结果表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的小。如果气温比工业化前升高4℃或是以上，在此情况下气候变化对上述五个部门的影响都是正的。tol(2002)的估算包括市场(农业、林业、水、能源、海岸地带)和非市场的部门(生态系统以及疾病造成的健康影响)，结果发现如果气温比工业化前升高0.5℃时，气候变化带来的效益占全球gdp的2.5％。如果全球气温升高2-2.5℃，气候变化的损失占全球gdp的0.5-2％。dordhaus(2000)除了考虑更多的市场部门、与气候相关的疾病、污染造成的死亡以及生态系统外，其模型还包括了气候变化导致的灾害的经济损失。
第二种研究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则是按照特定的排放情景，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技术变化和适应能力的假设前提下，经济影响被按照时间的发展综合，然后被贴现到现在的值。一些估算是在全球的尺度上进行的，有些估算是综合一系列地区或是当地的影响以得到全球的总和。stern(2006)应用综合评估模型，设计了基准和高气候变化的不同情景。模型估算的结果表明，在“照常营业”(business—as—usual)的情景下，即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措施或是行动的话，气候变化对市场部门的影响加上灾害的风险损失，每年至少占全球gdp的5％；如果将市场部门、灾害的风险和非市场的损失都计算在内的话，气候变化影响的损失估计每年占全球gdp的20％或是更多，而且损失将一直持续。jorgensonetal.(2004)应用一般均衡模型(cge)估算气候变化对美国投资、资本的存量、劳动力和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如果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气温升高3℃，在最佳的适应状态和潜在的危害较低的情况下，气候变化的净收益为gdp的1％；如果很少采用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损失为gdp的3％。不管是哪种情景，70-80％的气候变化影响是由农业产品的价格变化引起的，少部分是由能源价格和死亡率的变化导致的。
第三种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的是估算社会碳成本(socialcostofcarbon，scc)。在任何时间段或是任何时间内，scc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碳排放(co2)造成的以经济价值来估算的额外(边际)影响或是损害，也可以理解为每减少一个单位的碳排放的边际效益。scc的计算尽可能将每一吨额外保存在大气中的co2的边际影响加起来，此过程需要一个温室气体在大气中停留的时间模型和将经济价值贴现到排放年限的方法。2005年社会碳成本的平均估算值为每吨碳(tc)43美元(即每吨二氧化碳12美元)，但该平均值的变化范围很大，如在100个估算中，每吨碳从10美元(每吨二氧化碳3美元)到高达每吨碳350美元(每吨二氧化碳95美元)(ipcc，2007c)。社会碳成本大幅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估算的假设上存在的差异造成的，如气候敏感性、响应时间滞后、风险和公平的处理方式、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影响、是否包含潜在灾难损失和贴现率选择等。
三、温室气体减排成本的估算
美国国家环保局的研究(usepa，2006)分析了全球和不同地区以及不同部门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指出如果减排成本是$10／tco2eq，2022年全总的非二氧化碳的减排潜力大于2000mtco2eq(二氧化碳当量)；如果减排成本为$20／tco2eq，则减排潜力为2，185mtco2eq。由于二氧化碳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来源，而且其在大气中的累积对气候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国内外主要的研究大都集中讨论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
1、减排成本估算的方法和模型
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取决于多种边际替代的可能性，例如不同燃料的替代以及替代能源密集型产品的能力等。替代的潜力越大，则满足特定的减排目标的成本也就越低。研究者主要应用的模型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评估可替代性的选择和减排成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模型。
“自下而上”的能源技术模型，提供了非常详细的有关具体的能源过程或是产品的技术信息。模型趋于集中在一个部门或是一组部门，对于一般能源替代的能力提供较少的信息，也不能反映能源密集型产品价格的变化对这些产品的中期和最终需求的影响。自下而上的研究一般是针对行业的研究，所以将宏观经济视为不变。比较常用的模型有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开发的leap，日本环境研究所的aim／enduse以及在国际能源署框架的markal模型等。许多研究机构都根据研究需要和解决的问题开发不同的模型。
“自上而下”的研究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评估减排成本的经济模型，包括“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这些模型的优势在于能够追踪燃料的价格、生产方式以及消费者选择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类模型包涵了较少的具体的能源过程或是产品的信息，能源之间的替代通过平稳的生产函数来体现，而不是详细的可选择的不连续过程。自上而下的研究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评估减排成本，使用全球一致的框架和有关减排的综合信息，并抓住宏观经济反馈和市场反馈。自上而下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模型建造的假设。repetto&duncan(1997)的综合分析发现，广泛应用的估算气候变化减排成本的模型，都包括了以下主要假设：低碳或是无碳技术的可得性以及成本，经济对于价格变化反应的有效性，能源和能源产品可替代性程度，达到具体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需要的年限。是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就可以避免一些气候变化的经济成本，是否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就可以避免其他的空气污染的损害，碳税税收如何在一个经济体内循环等。如果假设条件不同，得出的减排成本的差异是比较大的。
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assessmentmodels，iam)模拟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的过程，从温室气体的排放到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综合的分析。这类模型将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集中程度、气温、降水等要素联系起来，同时还考虑这些要素的变化如何反馈到生产和效用系统。综合模型也多为优化模型，以解决随着时间的变化如何将减排的利益最大化。综合模型利用气候变化经济分析的方法，比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成本和消除或是减弱气候变化的效益。这类模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igms模型和stern报告中应用的page2002等。
2、减排成本的实证研究
ipcc(2007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实现中期减排(2030年)，全球将温室气体稳定在445和710ppmco2-eq之间的宏观经济成本处于全球gdp降低3％和gdp增长0.6％这一范围内。实现长期减排目标(2050年)，大气中温室气体稳定在710和445ppmco2-eq之间，全球平均的宏观经济成本是gdp增加1％到gdp损失5.5％。大多数研究的结论是随着温室气体稳定目标的严格，减排成本加大。模拟也表明，假设排放交易体系下的碳税收入或拍卖许可证的收入用于促进低碳技术或现有税制的改革，将会大幅度降低减排成本。全球减排二氧化碳的宏观经济成本的估算主要是利用自上而下的模型，模型的总体假设是在全球排放交易的前提下，寻找全球最低的减排成本。
区域减排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假设的温室气体的稳定水平和基准情景。对于相同地区减排成本的估算，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模型和假设，最后得出的结果也有很大的差异。虽然计算结果在具体的数据上有所不同，但是模型所解释的总体特征还是具有一致性。chen(2004)利用中国的markal—macro模型，预测中国2050年的一次能源的消费为4818mtee，碳的排放量为2395mtc，从2000到2050年之间，中国单位gdp的碳强度将平均每年降低3％。在此情景下，如果co2的减排幅度为基准水平的5-45％，估算的碳的边际减排成本在12美元／吨碳到216美元／吨碳，减排的经济成本相当于在基准基础上损失0.1％到2.54％的gdp。王灿等(2005)采用综合描述中国经济、能源、环境系统的动态cge模型，分析了2010年实施碳税政策的减排情景。结果发现，在基准排放水平下co2减排率为0-40％时，gdp损失率在0-3.9％之间，减排边际社会成本是边际技术成本的2倍左右。当在基准排放水平下co2削减10％时，碳排放的边际成本约99元／吨，gdp仅下降0.1％左右，如果减排率上升到30％时，碳排放的边际成本约475元／吨，gdp将下降1％左右。
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lockwoodetal.，2007)报告了一项基于不同模型对于英国减排成本的估算。其中，anderson的自下而上的模型结果表明，在2050年，如果减排目标是在1990水平上减排80％，在基准没有控制飞行的排放的情境下，减排的成本为gdp的2.49％；如果控制飞行的排放，减排成本是gdp的1.06％；在能效提高的情景下，减排成本为gdp的0.76％；而如果有新核能的投入，则减排成本为gdp的0.94％。markal—macro模型的结果显示，在2050年，基准的情景下减排成本为gdp的2.81％；加速技术革新的减排成本为gdp的2.58％；高燃料价格的情景下，减排成本为gdp的2.64％；而能源效率加速提高的减排成本为gdp的2.04％。不管哪类模型，结果均显示提高能源效率是降低减排成本的关键因素。这两个模型的结果也被用在英国能源白皮书中，强调提高能源效率是英国的能源政策的优先考虑。
研究还发现估算co2的减排成本，基于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的变量是关键的要素，例如贴现率的选择、市场有效性的假设、外部性的处理、价值评估的问题和技术、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的影响、交易成本等，这些经济要素的不同都会导致估算成本的差异。
3、技术变化与减排成本
气候是由存储在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决定的。有些温室气体在大气中能够存在上百年，使得气候变化成为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因此技术条件的假设对于减排成本的估算就非常的重要。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和技术变化的速率、技术替代以及新技术的应用是直接相关的。和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模型比较，将技术变化包括在模型中估算出来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明显的减低(ipcc，2007c)。这些成本下降的幅度关键取决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研发支出的回报率、行业和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其它研发的推广以及边干边学的模式和学习的速度等。
目前应用的技术进步模型已经有了极为显著的改进，超越了早期的传统模型中将技术看作是外部变化因子的模式。最近的几个模型允许技术进步的速率或是方向对内在的政策干预做出反应。一些模型(如popp，2004；nordhaus，2002)则集中在研究和开发基础上的技术变化，结合政策干预、激励研发的政策以及知识的进步。其他的模型则强调基于学和做的技术变化，考虑累积的产出是和学习相关的，随着产出的不断累积而降低生产成本。相对于那些将技术认为是外部因素的模型，政策介入所产生的技术变化的模型能以比较低的减排成本达到规定的减排目标。
四、气候变化经济学与不确定性
气候变化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在科学上和经济学上均具有不确定性。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表现在我们还缺乏对一些科学问题的认识，例如排放的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积累的量，温室气体集中程度的改变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分布以及出现的速度，区域气候变化对海平面、农业、林业、渔业、水资源、疾病和自然系统的影响等。经济上的不确定性表现为我们不确定世界人口和经济的增长速度，人类活动的能源强度和土地强度，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或是鼓励技术发展政策对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累积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成本等。
1、不确定性与气候政策的选择
不确定性分析的目的一是辨别出一系列可管理的变量，二是估计每一个重要的参数可能的分布，三是估计参数的不确定性对所解决的重要问题的影响。一些成熟的数学模型已经被学者用来分析和成本效益相关的不确定性，如一些学者采用montecarlo模拟分析减排模型输出的不确定性，决定那些缺乏知识的随机的参数或是误差如何影响被模拟的系统的敏感性和可信度。此方法提供了给定政策的一系列结果或是一系列的优化政策。王灿等(2006)利用montecarlo模型对cge的二氧化碳减排模型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分析，他们对cge模型的50个自由参数进行随机采样，考察模型输出的不确定性。敏感性分析也被用来确定减排成本评估中对估算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还有一些研究者利用其他的模型来处理不确定性。例如nordhaus(2007)利用综合的气候-经济模型dice同时分析不确定性。
2、不确定性与贴现率的选择
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存在要持续一个世纪或是更长的时间，因此减缓气候变化的效益必须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被度量，这样就提出了贴现率在气候变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通常讨论两种贴现的方法，但这两种方法均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一种是应用社会时间偏好率，即纯粹的时间偏好率和福利的增长率之和。另外的方法考虑市场的投资回报率，使项目的投资能够得到这种回报。也有专家指出，应该选择比预期价值低的贴现率，以反映贴现的要素以及贴现率和贴现的时间间隔之间的关系。针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一个国家必须将其决策建立在让贴现率能够反映资本的机会成本的基础上。发达国家一般采用4-6％的贴现率是合理的(这个贴现水平被欧盟国家用来评价公共部门的项目)，而发展中国家的贴现率可能会高达10-12％(ipcc，2001)。在stern的报告中，基于对气候变化公平性的强调，选择了近似于零的0.1％的贴现率，致使其气候变化影响的估算受到了经济学界的批评。nordhaus(2007)用相似的方法和3％的贴现率重新模拟stern的估算，发现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远远低于stern的结果。
3、不确定性与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
除了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估算有影响，不确定性同时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否应该现在就采取行动减缓气候变化?现在行动应该投入多少?还是等待至少是一些不确定性得到解决?经济学原理建议，在缺乏固定的成本和不可逆转性的情况下，社会现在就应该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温室气体的减排量应该是在预期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相等的那个点。然而，无论是在成本侧的低碳技术的投资还是在效益侧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累计，气候变化和固定成本和不可逆的决策存在着固有的联系。这些特征导致或是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来减缓气候变化或是没有行动，分别取决于各自沉没成本的大小。实证性的分析和数学模型建议现在就应该开始采取措施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以获得显著的环境效益。stern的研究报告(2006)显示，如果现在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气候变化的损失会控制在每年损失全球1％的gdp。所以他呼吁世界应该立即行动，大幅度的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以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损失。
五、结语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篇2
孙桢说，在研究气候变化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个现象，很多国家把气候变化问题跟一些相关问题联系起来，像英国，气候问题和能源安全问题联系起来；也有一些国家把经济竞争力与气候变化问题联系起来。还有一种就是其反向的联系，他们把气候变化与别的问题联系起来，而其目的是否定气候变化。
在西方有些人从自由经济的角度怀疑一切，他们有一个词叫做“西瓜”，指责从事气候变化相关工作的人士外表是绿色的皮，内心却主张政府管制和社会主义。总之人们总是把一些问题和气候变化牵连起来，包括从正面和反方面进行联系，从而达到一定的目的。
孙桢认为我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从发展路径来考虑，比如能源的安全是否是自给型的，我们强调内涵式地来解决能源问题，提高能效，转变发展方式等。同时，中国也在考虑我们的国际关系，怎样在国际关系中考虑应对气候变化因素，怎样促进开放，并使我们发展的外部环境得到改善。
但现实是，气候变化仅仅依靠搭相关政策的顺风车是不能解决的。气候变化工作离不开节能，所以在操作上应强调政策协调。相关部门，例如国家能源局、发改委环资司、气候变化司之间的协调配合也十分重要。但是在战略层面，应给气候变化更多的协调层级，不能讲“即使没有气候变化，也要低碳发展。”
为此，需要从生态文明这个高度来认识气候变化。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把气候变化放在了第一章，孙桢认为这有助于我们加强对生态文明这个概念的认识，并提出两点建议：首先在理念上要以人为本，环境优先。“环境优先，就是以人为本。”孙桢说。气候变化的政策，今后发展的方向和现在的实践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国在使用很多行政手段，在一段时间里面还会加强，未来还会有气候变化法。我们能不能够在市场化方面，明确地提出来要支持市场化的改革，要推进碳税和碳交易，和能源的改革一块前进，这个将是我们探索的路径。
而在国际关系的问题上，气候变化问题要支持我国开放、合作的政策。在谈判中，从全球来看，我们更多的是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而不仅仅以意识形态或站队这样一种方式出发。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篇3
关键词：气候合作地位中印关系
一、中印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合作背景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力量，既面临着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艰巨任务，又面临着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困难。中印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有着相似的基本国情和极其相近的立场，有着广泛的合作前景。
（一）中印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基本国情相似
中印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一是人类发展指数排名靠后，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文版）2010》，印度排名119位，中国排名89位，经济总量大但人均极低，文盲率较高以及贫困人口众多等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决定着两国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发展经济与消除贫困”；二是两国经济近些年虽然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相似，如能源需求旺盛、能源结构不合理（一次能源消费中，印度化石燃料占70%，中国87%）、高度依赖石油进口以及煤炭等低品质能源所占比重偏高等；三是两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逐年增长，中印两国排放量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四，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这种相似的国情为两国合作寻求应对气候变化进行谈判提供了前提与基础。
（二）中印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立场相近
第一，两国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应沿着巴厘路线图推进；坚持公约与议定书双轨制，《京都议定书》必须继续存在。基础四国第九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指出：“为了全面、持久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德班会议应按照公平、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取得广泛、公平和平衡的成果。”“《京都议定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基石，明确第二承诺期是德班会议的优先任务。”
第二，公平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是任何气候变化协议的核心和基础，而且是设定任何全球减排目标的前提。在德班会议之前，印度表示，在目前阶段，同意任何有约束力的减排都将意味着放弃经济增长和人口脱贫，印度目前还有4亿贫困人口，印度已经拒绝了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条约，这些条约将使自愿减排变为强制性的减排。
第三，在UNFCC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架构下建立一个新的气候基金，发达国家应提供公共基金；短期内透明使用的快速启动资金。
第四，两国一致认为，发达国家有义务为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知识产权不应成为技术转让的障碍。
二、中印气候变化合作发展历程及现状
（一）发展历程
从2005年开始，中印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始了积极合作。2005年4月，总理在访问印度期间正式与印度政府讨论了中印在能源安全和节能领域进行合作的相关问题。从2004年至2007年，中方由外交部牵头，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环保总局、中国气象局等单位组成的代表团与印方由环境和森林部牵头，印度外交部及印驻华使馆的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在两国轮流举行了四轮气候变化磋商。从2009年开始，双方开始加强气候变化交流与合作，两国部长级磋商开始常态化机制化。2009年10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赴印度出席中印气候变化技术开发与转让高级别会议，与印方签署《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协定》，确定中印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伙伴关系。11月，基础四国第一次在华举行气候变化部长级协调会议。12月，总理与辛格总理共同出席哥本哈根会议，两国总理在会议上密切沟通，协调一致，促进大会达成协议。迄今为止，两国部长在各种场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基础四国部长级会议已经举行九次。
（二）合作现状
两国自开展气候变化合作以来，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9年10月两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协定》，决定在彼此方便时举行部长级磋商，并利用各种国际场合和会议的机会经常性地交换意见。根据协定，两国已经建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伙伴关系和中印气候变化工作组。工作组将轮流在中国和印度举行年度会议，就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重大问题、各自应对气候变化国内政策措施以及落实相关合作项目的情况交换看法。双方还同意在适应与减缓政策、规划、项目、技术开发与示范等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以及联合进行包括太阳能、风能、林业等重要领域的研究与开发。
三、中印气候外交合作在中印关系中的地位
中印自开展气候合作以来，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多次协调立场，相互配合，维护了两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已经成为国际气候谈判中的中坚力量。中印气候外交合作在两国总体关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两国签署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外交文件、两国政府首脑会谈的议题安排以及两国合作交流机制的设计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一）两国签署的正式文件中的气候变化问题
2003年以来，在双方签署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国家文件中已经出现气候变化的议题。到2008年，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越来越重要，在中印签署的文件中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独立的一个段落，但是还排在其他国际问题，如：国际体系、国际关系民主化、多边主义等问题之后。但在2010年12月总理访问印度时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上升到除双边关系以外的第一位（见表1）。
（二）两国首脑会谈及会见中的气候变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印两国高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两国首脑互访频繁，在G20、G8+5、APEC首脑峰会、联合国等多边国际舞台频频接触，就双方关注的国际问题及双边关系保持密切沟通，气候变化问题已是双方高层会谈及会见中必提的一个重要议题（见表2）。
（三）中印双边交流合作机制中的气候变化问题
目前中印两国在官方已经形成了多种交流机制，包括最高领导人定期互访、总理热线、外长互访等机制。在中印的交流机制中，于2009年启动的中印气候变化部长级磋商机制虽然地位非常重要，但级别仍然低于双边边界会谈机制，说明在中印双边关系中，边界问题是双边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议题（见表3）。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在中印双边交流中，中方认为两国之间最重要的议题是加强政治互信，其次是加强经贸联系，第三是加强双方文化交流，第四是早日解决边界问题，第五是加强气候变化合作。从以上材料分析得出，印方没有把气候变化问题列为双边关系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议题。
在国际及多边关系中，双方一致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是两国在国际舞台需要密切合作的第一议题。只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双方把应对金融危机放到了双方合作的第一位，但是第二位的议题仍然是气候变化问题，因为气候变化问题是国际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长期问题。
四、加强中印气候合作，提升气候合作在两国关系中的地位
气候变化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同时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的，需要国际社会长期共同努力才能消除气候变化给全球带来的消极影响。气候变化问题既是环境问题，又是经济问题，说到底是政治问题，尤其对于中印这样的新兴发展中大国来说，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既是挑战，又是机遇，需要两国长期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把握机遇。因此，如何加强两国在此问题上的合作，将是一个长期而又紧迫的课题。
（一）以气候变化问题为切入点，积极通过双边合作提升政治互信
虽然中印两国的政治互信远未建立，并会影响到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进一步合作。但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共同利益也十分突出，气候变化对双方都构成了现实和长远的威胁，也对双方未来发展的宏伟目标构成了威胁。对中印两国而言，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合作，既有需求驱动，又有收益拉动，相比较于双方的其他问题，这个问题更有可能促成双边关系的改善，促使双方互信的形成。从长远来看，中印气候合作领域必然具有极大的拓展空间。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各自具有一定的技术和制度优势，某种程度上可以实现互补和增益。
（二）在首脑层面，加强两国政府首脑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两国立场的沟通与协调
两国总理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合作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两国气候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在国际场合，两国应继续保持这种高层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两国总理热线已经建立，两国总理应通过热线就气候变化这一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经常性的沟通。
（三）在机制层面，提升两国现存的气候变化交流机制，将气候变化对话纳入中印战略对话
2011年9月，中印经济战略对话首次在北京举行，为两国之间处理经济贸易问题建立了沟通机制。随着双方对话的深入，涉及的议题也将越来越广泛，现有的经济战略对话机制随着形势的发展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最终将会仿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把经济战略对话升格为副国级对话机制。届时，应把气候变化问题列为此对话机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四）在工作层面，加强双方工作层面的互动与协调，就具体议题开展更为密切的合作
在最近的德班会议上，中印已经同意欧盟路线图计划，“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将面向2022年后减排温室气体的具体安排。为了应对这一新的气候变化谈判形势，两国更加需要紧密合作。面对变化中的气候形势，中印两国应在工作层面进一步加强议题间的沟通与协调。
（五）在研究层面，加强中印“二轨”交流，扩展气候变化问题的民间共识
相比于中美、中日、中欧之间开展的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频繁学术交流以及气候变化课题研究来说，中印之间的学术交流与课题研究稍显不足，这与中印之间的气候合作关系不太相称。两国政府之间、官方半官方的学术机构、高校以及科研单位应该开展更多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学术交流与课题研究，非政府组织之间应该开展更多的对话，双方能源与节能领域的企业应该开展更多的合作，双方有关科研人员应该开展更多的人才交流，以形成并巩固民间共识，进而推动双方在政治层面形成政治共识。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篇4
【关键词】气候变化；原因；对策
0引言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影响着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加强合作、寻求共识和探索对策是人类的自然选择[1-4]。但是，由于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原因的认识不足、意见不一，导致了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对策立场存在严重的分歧与斗争[5-6]。于是，作者近来研究了各种可能引起气候变化的因素，找到了全球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即随着地球质量的增加，地球可以吸引越来越多的来自宇宙空间和人类生产的温室气体，使地球大气层逐渐增厚，被包围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难以逃逸，导致温室效应逐渐增强，引起全球变暖[7-8]。这一研究成果为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在气候变化共同对策方面提供了科学基础，为人类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指明了方向。
1全球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
为了有效地应对全球气候的变化，首先必须弄清楚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然后再找出相应对策。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可知，能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主要有：
1）地球轨道的变化：地球轨道的微小变化就能改变阳光在地球表面上的季节性分布和地理性分布。地球轨道的变化对气候的变化影响较大，而且与冰期和间冰期显著相关。
2）太阳辐射：自1978年以来，人们已用卫星精确地测量了太阳辐射。这些测量表明自1978年以来太阳辐射并未增加，所以在过去30年中，气候变暖不能归因于太阳辐射的增加。
3）火山活动：火山喷发可释放气体和微粒到大气层中，从而能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影响气候的变化。
4）磁场的强度和海洋的变化：一些近来的分析显示全球气候的变化还与磁场的强度和海洋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
5）人类的影响：有人认为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在这些人类因素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燃烧化石燃料所排放的CO2浓度的提高，其次是制造水泥所产生的飘尘的增多，此外还有土地利用、臭氧层破坏、畜牧业和农业活动、森林砍伐等都会对气候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并成为气候变化的因素。
可见目前有些人偏向于认为温室气体是全球变暖的主因，但许多科学家仍然持怀疑态度。IPCC的第4次评估报告AR4也承认全球增温研究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许多预测没有给出定量判断的科学依据[5]。2007年成立的非政府间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NIPCC）就针对AR4进行了逐条反驳，认为自然驱动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6]。针对当前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分析了各种可能引起气候变化的因素，获得了一个折中的研究结果，即发现随着地球质量的增加，地球可以吸引越来越多的来自宇宙空间和人类生产的温室气体，使地球大气层逐渐增厚，被包围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难以逃逸，导致温室效应逐渐增强，全球气候变暖[7-8]。
2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自然对策
既然我们找到了全球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我们就可以找到相应的对策。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既包含自然的因素又包含人为的因素，因此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时，我们应该酌情处理、对症下药。
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人为因素，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人类掌握的科学技术手段来控制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制定适当的能源发展战略，逐步稳定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温室气体吸收量，并采取必要的适应气候变化的生产和生活措施。一种简单但不够实用的方法是把废气排放到大气层的平流层之外。
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自然因素，我们并不是束手无策。事实上，老天爷早就给我们安排了巧妙的对策。那就是在地球绕太阳旋转的过程中，地球朝阳面所受的大气压力大于背阳面所受的大气压力，这就会使地球沿螺旋线渐渐地远离太阳，从而使地球变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关于这一点可以证明如下[9]。
在地球绕太阳旋转的过程中，地球朝阳面受到来自阳光的照射，使该面的温度高于背面的温度，从而使该面蒸发起更多的水气及其他气体分子，这些气体分子被高速流动且层层叠加的平流层包裹在对流层中，逃不出去，所以两个半球的大气体积相当。由于地球上朝阳和背阳两个半球的大气参数近似地满足理想气态方程，即pV≈nRT，其中p是指气体的压强，V为气体的体积，n表示气体物质的量，T表示气体的热力学温度，而R表示理想气体常数。因此，根据计算可知，朝阳半球的大气压强通常大于背阳半球的大气压强。又因为两个半球的面积相当，所以朝阳面所受的大气压力通常大于背阳面所受的大气压力，夏至时北半球地轴北端完全倾向太阳就是两面压力差造成的，如图1所示。另外，由于地球正常运转时太阳对地球的万有引力等于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所需的向心力，因此当地球朝阳面所受的大气压力大于背阳面所受的大气压力时，就会使地球沿螺旋线渐渐地远离太阳。
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报道，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一些观星家就曾发现地球正在逐渐远离太阳[10]。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家们进一步测得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每年都会增加15厘米。但关于地球逐渐远离太阳的原因，科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争议不断，许多解释无法令人满意。于是这里给出了一个比较科学和令人信服的解释。
3结论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篇5
气候变化已成为影响21世纪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国际社会为抑制全球变暖付出诸多努力。气候政治正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而形成的，它是国际社会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所作的各种政治努力，包括国际气候谈判、国际协约、减排义务以及一系列的国际行动。本文将气候政治看作一个系统（如图1），它是指在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下，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主体与气候变化问题这一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本文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对这一系统进行梳理和认识的基础之上，具体包括：气候政治的客体是什么，人类社会对这一客体的认识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气候政治的主体又是什么，各主体在这一系统中处于什么地位？气候政治的内容是什么，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体现在什么方面？等等。本文试图通过建构此种分析框架厘清国内学者对于气候政治问题的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果。
1气候政治的客体
气候政治的客体是指气候政治指向的对象――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从科学领域向政治领域的转化，使得气候变化问题成为气候政治中的重要因素，吉登斯认为“我们如果再不把气候变化问题有效地纳入政策议程，那真的将会出现‘吉登斯悖论’的情形”1。作为气候政治的客体，气候变化问题具有长期性、全球性、不确定性、渗透性、复杂性、威胁性等多重性质特点。国内学者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和了解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需要明确气候变化问题的性质。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等多方面领域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性质的讨论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这个演变过程伴随着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认识水平的深化。从认识水平的发展演化来看，气候变化问题经历了从科学问题向政治问题的转化；从气候变化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来看，它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政治问题，还是一个伦理问题。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性质我们可用图2来表示：
其一，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人类认识到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与全球气温上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温室气体增加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科学界的共识。不过，肖巍等人也陈述了国际社会中的反对意见，如质问气候议题是一个阴谋论，甚至怀疑论者质疑温室气体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2其二，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张海滨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占据着当今国际政治议程的核心位置，气候变化正在塑造21世纪的国际政治，主要表现在：第一，气候变化正在重新绘制国际政治版图，有些小岛屿国家正在慢慢消失或缩减；第二，气候变化严重威胁国际安全，将引发国际社会对能源、资源等的争夺；第三，气候变化对21世纪的地缘政治影响显著；第四，应对气候变化将导致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调整；第五，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受到强烈冲击。3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影响着世界政治，同时这一问题涉及众多的权力、利益关系，这是成为政治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三，气候变化问题还是一个伦理问题，气候政治博弈争论的焦点是碳排放的处置问题，其背后隐藏的是对国家利益的争夺，并由此引发巨大的伦理冲突。华启合认为伦理冲突主要表现在：第一，蔑视发展中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权，与人道主义伦理原则相冲突；第二，凸显气候霸权主义，与国际公正伦理原则相冲突；第三，回避历史责任，与人类正义伦理原则相冲突。4总体而言，气候变化问题是科学问题、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关于三者之间的关系可用图3表示。
其次，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经历了由科学领域向政治领域的转化。徐再荣将国际社会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回应分为科学研究阶段、政治化阶段和气候谈判三个阶段；5张胜军将整个气候政治化的历程总结为科学认知阶段、气候变化作为因变量的政治阶段、气候变化作为自变量的政治阶段。6两位学者总结的三个阶段中，第一阶段都是作为科学问题进入国际社会，后两个阶段反映其作为政治问题进入国际政治。针对气候变化问题从科学领域进入政治领域的原因，不少学者表述了自己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与全球变暖问题的严重性、国际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公众环保意识、日益活跃的环保运动等因素有关。徐再荣从科学界对全球变暖问题严重性的共识、近些年一系列的气候事件解释气候变化问题有必要进入政治领域，通过政治手段解决。7在此基础上，曾品元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全球变暖的后果直接关系到国际社会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及道义旗帜的重新标立。8李东燕认为公众的环保意识与社会环保运动也是重要的推动因素，同时强调气候变化问题进入政治领域与一个国家基于国内、国际政治斗争利益的获得有关系。9气候变化问题由科学领域向政治领域的转化，实际上是价值分化的过程。
2气候政治的主体
气候政治的主体是指参与气候政治的行动者。从国际层面讲，气候政治的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国际组织、区域联盟和个人；从国内层面讲，按行业属性分，行为主体主要包括传统产业利益集团、新兴产业利益集团和公益性利益集团等等，刘卿阐述了这些利益集团对美国气候政策制定的影响，它们通过政治献金、游说官员和制造舆论三条途径来影响气候政策，主要影响美国的气候立法、行政和司法。10曾品元认为科学范畴的气候科学转化为国际政治范畴的气候政治，其标志是影响国际政治发展趋势的四大要素都明显并直接地介入到气候领域，即国家、国际组织、传媒和个人。四大要素的介入主要体现在：第一，国家出于国际政治权力、经济发展利益和全球道德等因素的考虑，在气候政治中发挥作用；第二，国际组织在气候政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三，因传媒而形成的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推动了气候政治化；第四，个人的力量尤其是在国际政治领域里起作用的个人对于气候政治化也起着推动作用。11
首先，国家或者国家联盟在气候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联合国气候谈判过程中，国家围绕着权力、利益和道义等因素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目前气候博弈呈现“三足鼎立”之势，分别为欧盟、“伞形集团”和发展中国家集团，其中“伞形集团”主要指以美国为首的欧盟之外的发达国家。12欧盟一直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全球环境保护，推动气候合作，推行较激进的减排措施，强调自己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领袖角色，采取许多政策、行动和方案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建立自身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与此相反，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美国在气候政治中的立场是拒绝承担量化的减排目标、反对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和资金支持，同时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起量化的减排任务。这种立场具体表现在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采取消极的环境保护政策。庄贵阳认为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气候变化问题尚具科学不确定性；第二，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对美国的经济影响太大；第三，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没有“有效参与”温室气体减排对美国来说不公平。13尽管奥巴马政府推出气候新政，但这种气候政治立场的转变主要在于：第一，布什政府的保守环境政策使其处于被动地位；第二，美国期货政策的逐渐升温与众多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有关，尤其是受到新兴产业利益集团和公益性利益集团的影响；第三，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的客观性。14气候新政面临国内国际双重博弈，《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以失败告终。杨强等人从经济危机和政治原因方面解释了法案的失败，一方面经济危机使奥巴马政府和美国民众对气候议题的关注度下降，对推动参议院气候立法的力度减弱；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复杂的党派政治使气候议案甚至没能被付诸表决。15
气候政治博弈的实质是政治话语权、经济主导权和伦理价值取向的博弈16。在欧盟与美国的政治话语权和经济主导权之争中，欧盟争当政治话语权的领导者，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而美国之前的态度一直是拒绝承担减排任务，强调发展中国家承担责任，其实质是在国际气候问题上一方面要掣肘欧盟气候外交领导者地位的形成，另一方面奉行单边主义，将其“一超独霸”的国际地位延展至气候政治领域。17奥巴马的“绿色新政”表明美国正在收复政治话语权。
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由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领导的石油生产国、小岛联盟以及由其余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的第三个较为松散的利益集团组成。石油生产国担心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会减少世界能源需求，影响其经济利益，因而反对所有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控制措施；小岛联盟最易受到气候变暖特别是海平面上升的不利影响，因此强烈要求尽早采取行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制止森林砍伐，并要求对它们进行援助，以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其余的发展中国家强调公平问题，坚持经济发展是第一需要，发达国家应对全球环境负主要责任。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围绕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展开了经济利益之争。
其次，国际组织作为气候政治的主体之一，在全球气候政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它的职责是收集、整理世界各国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工作与成果，提出科学评价与政策建议。但是国际组织的作用毕竟有限，张胜军认为国际组织的宗旨和职能不但是为国家服务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更多地体现出现有国际政治力量格局，比如联合国，这些国际组织总是服务于一些西方大国的偏好，而且难以抗拒来自大国的压力。18气候变化在成为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国际热点问题的时刻，一些主要排放大国和区域合作组织开始积极谋求在多边气候变化谈判之外，利用不同层次的区域协调机制促进气候变化合作。刘晨阳详细介绍了APEC气候变化合作的进展情况。19
3气候政治的内容
气候政治的内容是指气候政治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客体对主体的影响和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其中主体作用于客体又包括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以及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等等。此外，气候正义问题还是气候政治中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哲学困境，是气候政治的内容之一。
3.1客体对主体的影响：气候变化问题正影响人类生活
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危害性大。以我国为例，海平面上升导致我国陆地面积减少，加速国土质量下降；气候变化影响我国的淡水资源，增加粮食生产的不确定性，对农业生产布局、结构和成本产生影响，增加极端气候事件的频度和强度，威胁民众的生命、财产和生活质量；气候变化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空间和潜力，影响我国主权；气候变化也会影响我国重大的国防和战略性工程以及军队建设20。总之，气候变化已经影响我国的国家安全。作为政治问题，张海滨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正在塑造21世纪的国际政治并已经作为自变量影响气候政治。
3.2主体对客体的作用：人类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和行动
从人类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来看，这种认识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庄贵阳认为这种认识过程可以反映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之中。第一次评估报告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科学认识上，第二次评估报告加深了对生态影响的分析，并对未来经济破坏和减排措施做出了粗略评价，两次评估报告主要是通过对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和政策工具进行综合描述、分类和比较，考虑“成本有效性”原则，衡量各种技术运行和排除减排政策实施可能面临的各种障碍，关注经济发展问题。第三次评估报告不仅考虑多种温室气体的“源”和“汇”问题，包括更多的政策选择工具，同时还考虑增强气候变化影响适应能力的政策设计，检验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21前三次评估内容的转变反映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从科学认识向环境保护的转移、再到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原则实现从发展、公平到可持续发展的转变。同样通过对IPCC四次评估报告进行分析，肖巍等人阐述国际社会利用有利证据证明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倡议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22常跟应等人利用已有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情况，结论表明中国民众清楚气候变化问题的原因和后果，并愿意采取行动配合减排行动。23在董敏杰等人看来，我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大致经历了注重环境含义、政治含义与经济含义三个阶段。过去，我国一直强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量低、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强硬的、有时缺乏灵活性的立场使中国在国际谈判中赢得了“强硬路线者”的声誉。近年来，我国的气候变化立场稳中有“变”，在坚持不承担量化减排义务的同时，在相关领域表现出的更加积极、开放、合作的态度。24认识的深化使气候政治的主体逐渐深入了解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它不仅仅是单纯的环境问题，更是涉及国家经济发展、国际社会公平与正义、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从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进程演化中看出，国际社会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关注从环境保护逐渐向可持续发展转变。
从气候政治主体的行动来看，人类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行动主要体现在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所作的各种努力，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成立国际性组织，如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等等。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国际性组织如IPCC等为气候谈判、规制和气候政策提供科学依据，25它们在世界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二，召开国际会议，进行国际气候谈判。国际谈判已成为促进气候政治化的重要力量，其中联合国气候谈判的推动力量最为明显，而谈判争论的实质在于对日渐稀缺的温室气体大气容量资源在国际间进行分配，限制无限度地使用这种环境容量资源。26肖巍等人分析了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焦点问题，他认为国际社会组织围绕着话语权、责任分配、合作意愿等问题而相互博弈，具体表现为谈判围绕如何确立中长期减排目标和减排指标展开。27在国际谈判中已逐渐形成国际气候制度，其框架包括减排义务、灵活机制、资金机制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减排义务的分担。国际谈判过程中先后制定了一些重要的文件或决定，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制度，在这些文件比较重要的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岛路线图”。《公约》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应率先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同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经济增长与消除贫困的正当的优先需要，对其减少其他排放任务未作明确规定。《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制定了明确的减排目标与时间表，其主要内容是：在第一个承诺期内，附件一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在履约方式上，允许发达国家采取灵活的政策和行动，包括“联合履行”、“清洁发展机制”与“排放贸易”三种机制；附件二国家在减少排放任务之外，还应当提供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资金，包括技术转让的资金。《议定书》的签署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气候谈判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采取减排措施，张胜军认为《议定书》一定程度将分化国际社会在气候领域的合作28。德班会议通过决议，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决定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解振华表示，德班会议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果，一是坚持了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授权，坚持了双轨谈判机制，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二是就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问题作出安排；三是在资金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启动了绿色气候基金；四是在坎昆协议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适应、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的机制安排；五是深入讨论了2022年后加强公约实施的安排，并明确了相关进程，向国际社会发出积极信号。29
从谈判进程分析可知，国家作为气候政治的主体参与气候谈判必然围绕着权力、利益等问题展开博弈，总体来看，谈判基本上涉及两大主要矛盾：第一，北方内部的矛盾，主要是美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矛盾。第二，南北矛盾，其中有两个问题是它们关注的焦点：一是工业化国家关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问题；二是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和技术转让的问题。谈判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发达国家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准备做出什么承诺。争论主要集中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关于限排承诺方面的分歧。南北矛盾是气候谈判中最主要的矛盾，首先表现为南方对公平问题的强烈关注，主要集中于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具体包含两方面内容，首先是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和技术方面到底做出何种承诺，其次是组织多边资金转移机制的定位问题，即应由哪个机构管理全球环境基金。30正因为谈判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和利益分歧，气候谈判步履维艰，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合作日益困难，2011年召开的德班会议经过近两周的“马拉松式”谈判才达成协议。李东燕认为从国际政治学角度看，国际合作之所以难度大、进展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气候变化问题涉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第二，气候变化对各国威胁的程度不同，对多数国家来说，气候问题还没有形成现实、直接、明确、迫切的威胁；第三，在责、权、利关系上存在极大的不确定和不平衡；第四，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另一个严重阻碍是监督与核查的难度极大。31主要强调气候变化的威胁程度、相关的责权利关系以及气候治理缺陷对于国际合作的重要影响，实质上反映气候变化问题利益分化使得国际合作困难重重。张海滨认为，气候变化问题的长期性、不确定性、全球性以及渗透性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并加剧国际合作困难。32
其三，各国自主性的减排行动和环保行动，即各国的气候政策等。欧盟采取一系列措施减低温室气体排放量，诸多学者分析其立场、行动以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崔艳新整理了欧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进展及影响，33高小升等人从内因、外因角度分析其气候政策之因，以及在此基础上推测欧盟后京都气候政策的前景。34王文军则具体分析了英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并得出结论认为英国在实践中已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善的气候变化应对政策。35也有研究者通过实证分析论证生态产业实力的大小与欧盟成员国气候政策及其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立场之间的相关关系，结论表明一个国家生态产业实力越强，就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气候政策，其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也会越发积极与超前。36邢璐等人详细解读了欧盟碳减排目标分解方法，并提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37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包括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制定产业政策与经济激励政策等方面。德班会议中，我国表现出极大诚意，既坚持原则，努力维护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又显示出一定的灵活性。解振华在德班会议中表示中国愿意有条件接受2022年后的量化减排协议，同时强烈批评一些发达国家拒不履行承诺、反而向发展中国家施压的做法。38许多学者分析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及其走向等问题。王文军等人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参加国际气候制度的磋商，争取发展空间，充分利用国际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借力欧盟，加强与广大发展国家的团结合作，保持与日本、77国集团等多边伙伴的交流与沟通，谨慎处理不利因素，尤其谨慎承诺减排义务，从本国利益出发保持合作的互惠性和独立性。39根据国际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段红霞认为我国气候政策应该关注如何平衡发展的机会和气候变化、如何确定满足发展和基本需求的碳预算、如何实施可持续能源体系的转型，旨在促进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为可持续良性发展开辟道路，并对国际温室气体减排起到促进作用。参照英国在优化产业结构、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效率等方面的做法，王文军认为中国未来的节能政策应该从能源生产者入手，一方面鼓励无碳或低碳能源的研发与生产；另一方面通过价格税收政策，加大产品价值构成中的能源成本，实行碳税控制排放，激励企业实行低碳生产方式，同时对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和其他主要耗能行业的企业，切实实行淘汰、限制、允许和鼓励的差别电价政策。同时借鉴英国碳基金经验和排放贸易机制，优化碳税管理，设计国内碳预算机制。40
3.3气候正义问题
气候正义问题是气候政治中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哲学困境。气候正义关切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在主权国家之间公平地划分气候权益和分担气候责任。41王苏春等人归纳了现阶段关于应该采取何种“气候正义原则”来分配有限的气候资源的看法，一种是将分配正义作为主要原则，另一种是将矫正正义作为主要的行动原则，但他从不同层面分析了这两种原则的缺陷和不足，并提出我们应尝试践行一种气候的“总体正义观”，以追求一种最大程度的公共善。42钱皓从气候变化的伦理视角出发，讨论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中的正义、权利、责任三大问题以及人类面对气候变暖所处的价值层面的基本困境。43王文军通过对“碳预算”方案的分析进而厘清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气候公平诉求，通过方案比较可以看出个方案对同一“公平原则”有不同阐释，其实质内含了对国家发展权的争夺从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气候政治中的博弈结果实质上反映气候变化问题的公平、正义问题，如何在主权国家之间公平地划分气候权益和分担气候责任，以及如何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地划分气候权益和责任是关乎气候政治能否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此种分析框架来看，国内研究者对于气候政治问题的研究比较丰富，探索了气候变化问题的性质和人类对它的认识实现从科学领域向政治领域的转变，陈述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为抑制全球变暖进行的各种努力，包括成立国际组织、开展国际谈判、国内气候政策等等，同时分析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利益分析、焦点问题、谈判本质，解释各国气候立场的原因等等。通过将气候政治看成一个系统，明确气候政治的客体、主体以及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利于全面理解国内研究者对于气候政治问题的认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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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气候变化的理解篇6
关键词：气候变化科普教育素质教育途径
中图分类号：G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2）006-001-02
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性的全球问题，对青少年的影响最大，青少年有理由关心这个问题，并为之付出努力。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近50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近百年来，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近50年变暖尤其明显，中国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山地冰川快速退缩，并有加速趋势。2008年一份在中国七所高校的1500多名学生中开展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大学生对当前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有高度的关注，愿意为节能减排身体力行。2007年国家了《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包括家庭社区行动、青少年行动、企业行动、学校行动、军营行动、政府机构行动、科技行动、科普行动、媒体行动等九个专项行动。其中青少年行动和学校行动主要内容是积极开展以节能减排为内容的学校主题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树立节能环保意识。因此，加强青少年应对气候变化科普教育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如何加强青少年应对气候变化科普教育？笔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下工夫。
1加大气候课堂教育项目的推广力度
学科课程渗透是实施应对气候变化教育的主要渠道。
(1)结合学科教学特点，依据课程标准的有关要求，充分挖掘现行教材中有利于气候变化的渗透点，开展气候变化教育。目前全国不少中学都以地理、生物、化学、社会课程教学为主，同时在各学科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和节约教育。一些地方，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知识纳入中小学校有关课程和课外教育内容，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2)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课堂教育项目在我国的实践。2010年11月17日至19日，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举办了“中英国际气候课堂教育论坛”。本次论坛主要围绕“青少年与气候变化”、“如何在学校成功开展气候课堂项目”、“气候变化教育教学方法”、“本土资源的开发”、“利用社会资源加强学校的气候变化教育”等五个议题开展专家讲座、经验分享及分组讨论，并对当地两所学校进行考察。专家详细介绍了气候课堂项目及其实施细则，阐述了气候课堂项目的重要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北京、天津、重庆等地的三位老师在实践层面，从课内资源、课外资源以及网络资源三个方面详细介绍了学校开展气侯变化教育的情况，用真实的案例阐述了学生社会实践中所做的工作，介绍了学生在推进气候课堂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解决办法。论坛最后签署并宣读了《气候课堂中国宣言》。
如何积极参与气候课堂项目，真正把气候变化教育落到实处？1)积极与全国气候课堂项目中心联系，成立组织，制定计划，建立资源库，为教师提供气候课堂的素材、方案。并积极开发本土资源。2)在各级中小学校本课程上、社会实践、研究性学习上打开思路，进行落实，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友好学校联系，交流经验。加强校际交流，积极推广并培养示范校、重点校。3)结合教学工作，进行气候变化访谈，尽可能利用课余时间、假期进行教学设计、活动设计。4)成立学校气候变化协会，以起始年段为主要成员，开展社区活动，向学校、社区提供建设性意见、建议。
(3)积极配合气象部门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科普知识进校园活动。科协、教育局编印《应对气候变化》普及读本，将该读本纳入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必修课程，介绍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各方面基础知识，作为中小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全国、全省范围内各中小学的课外读物中，必须有相当部分指定书目是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科普类读物。应对气候变化也具有丰富的国情教育内容，应由科技局、科协、教育局牵头，会同有关宣传主管部门和气象部门，开展协调规划和安排，整合有关信息资源，将应对气候变化知识转化为教师、学生和普通大众容易获得和应用的形式，达到普及和宣传的目的。在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自然、地理和生物课教学中加重应对气候变化科普知识教育；编制应对气候变化教育系列丛书作为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课外必读物；在各大院校普遍设立应对气候变化学科的选修课，加大对大学生应对气候变化科普知识教育的力度。
2充分发挥科普基地的独特作用
科技场馆在科普教育中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它的教育对象主要是青少年。我们要充分发挥科技馆在应对气候变化科普教育的作用。目前，我国有300多座科技馆，据了解，大多数科技馆在展示内容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科普教育展项设置不多，缺少这方面科普知识的教育。为此，笔者建议在科技馆的展示内容方面要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科普教育的展项内容，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和公众到科技馆接受应对气候变化科普知识的教育。
探索整合社会资源兴办专业化的科普基地。如充分开发利用气象科普资源和基础设施，提高科普基地的科普服务能力及全民的防灾减灾意识，更好地发挥在科普宣传教育方面的示范作用。规范科普基地建设的管理，每年年初制定计划，明确工作任务，主动接受科普基地主管部门的工作指导，参加科普工作的经验研讨会和培训等活动。落实开展的项目经费和人员，争取纳入本单位的年度工作任务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普法》明确规定了气象等部门开展科普工作，《全国气象科普基地标准》及《全国气象科普基地管理办法》为应对气候变化科普基地建设规划提供了政策依据。要将科普基地建设纳入第十二个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加强科普基地建设经费维持经费投入，实现科普基地建设健康发展。
3加大青少年应对气候变化科普教育体验活动组织参与力度
要使中小学的科学教育真正体现出“主渠道”的作用，除了制定科学的课程标准外，还要求教育主管部门、校长和教师要具备大教育、大科普的观念，要充分认识到中小学科学教育不仅局限于学校内，而是学校、社区和家庭共同参与，消除障碍和隔阂，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定位，注意相互衔接，形成完善的中小学科学教育的社会体系，也即是科普的社会体系。这对于从多元化的途径培养青少年的科技素质，最终实现人才培养的科学性和整体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提供青少年体验模式。在这方面，美国科学教师鼓励学生进行研究全球变化等科学实验的一些做法给了我们启示。在向中小学传播过程中，通过课程讲授、校外辅导、参观实验等方法可以传播气候变化科普知识。传统的讲授式也被小组讨论、角色扮演、个案研究、实验、野外考察、参观博物馆(科技馆)等方式所取代。也就是说青少年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体现在科普知识的学习与宣传，更体现在积极参与宣传环保理念，践行低碳生活方式，使青少年受到影响，在未来从事与环保有关的工作，让应对气候变化的理念和行动落实到更广泛、更深入的层面。
(2)探索青少年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俱乐部和创新竞赛等系列活动，抓好青少年科技活动站活动。共同构建一个青少年科普的社会体系，从而能够提供多元化的科普途径和学习机会，以满足不同类型对象的科普需求，促进青少年科学素质和创造能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