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形成范文篇1
[内容提要]国际论坛作为国际传播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促进国际交流、整合全球信息、形成国际共识、改善国际关系诸方面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创立于70年代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紧握时代脉搏，积极探讨国际社会最前沿问题，充分发挥各领域顶尖任务的影响力和多种媒体的作用，并在此过程中适时创新自己的体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中国自1979年开始参加该论坛，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今后仍有许多方面需要作出进一步的努力。[关键词]传播国际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中国在当今多元化的传播体系中，国际论坛作为发表意见、交流思想、生成舆论、传播信息的场所和手段，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区域范围内都大行其道，所涉及的范围几乎囊括了政治、军事、经济、安全、外交等人类社会各个领域。这一全球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后愈加突出。它的凸显和强化，进一步反映了在国际社会处于转轨历史时期，特别是在人类社会生活各方面日益全球化发展新形式下，各国人民加强交流和沟通的需要。在名目繁多的论坛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以其层次高、规模大、发展快、探讨的问题富于前言性等而最具影响力，位居全球榜首。本文主要从传播的角度对国际论坛在国际交流中的独特价值、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及我国参与该论坛等有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负经载道自有机杼“人类社会是一个历史性的建构过程，但是脱离生产性和创造性的想象，历史是不可能被理解的。”①国际论坛是适应时展的需要而不断发展的。在传播技术手段非常发达、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络等已渗入人们生活各方面的今天，国际年论坛以其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多元化的信息传递、较强信息整合能力以及为开展外交活动开辟非正式渠道等有时在国际传播领域占有独特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面对面的交流方式，能更完整、更有效地传递信息。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由大众传播媒介构造的环境是一种“间接环境”（也称“媒介环境”）。在这种“间接环境”中，人们是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来间接体验现实世界。由于各种传播媒介所传播的信息是经过“筛选”、“加工”后的信息，加之媒介设置议题过程中因素的影响以及工作程序等造成的时空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相对而言，论坛可以给人们提供一种面对面的交流环境——“直接环境”，进一步满足人们认识现实世界的需要。在通常的情况下，会上除极少数与会者讲话需要多一点时间（最多也控制在40分钟之内）外，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发言只有7-8分钟。各种会议一般都有问有答，使听众与主讲人之间进行直接交流。除此以外，与会者还有大量的会外非正式的接触和交流。面对面直接交流可以使传者和受者双方全部感官接受刺激，全方位地建立传播联系，因而能更完整、更有效地传递信息。多元化的信息传递，可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信息需求。纵观当今国际论坛，绝大多数论坛议题走过了一个由单一领域议题向多领域议题转化的过程。这是由当今国际问题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因为国际论坛所探讨的绝大多数国际问题的出现极其解决都涉及许多方面。同样，由于多样化世界的存在，人们有不同的交流需要，这不是一般的人际传播或某一大众传播媒介所能满足的。相对而言，国际论坛能更好地满足人们这样的要求.国际论坛是国际社会多种信息的集散地，许多信息在这里汇聚、生成并再度传播。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为例，该论坛议题非常广泛，所讨论的问题涵盖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各个领域。在第30届年会短短的6天时间里，所安排活动就达400多场，讨论的题目有200多个。这其中包括论坛组织者安排的200多场大会和讨论会，每天多场的新闻会、记者招待会以及许多小型的讨论会。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幕后各种形式的会谈。论坛所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除年会的主题外，从国际互联网信息新技术、生物技术革命到美国经济模式、经济全球化发展及其局限性；从环境污染、沙漠治理到欧洲统一、新恐怖主义；从21世纪政府与经济关系、预防冲突到非洲的发展以及中美关系等几乎无所不包。参加者犹如进入现代化的超级市场，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如果没有机会直接参加会议。也可以通过会议发行的简报了解有关内容。3、不同思想的交流，为形成国际共识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没有不同思想之间的交流，国际社会就不可能形成共识。国际论坛作为与会者发表看法、交流思想的场所，在全球信息整合、形成国际共识的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价值。首先，由于各国政府出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原因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实行多种（包括对媒体和受众）控制，极大地限制了人们不同思想之间的交流。国际论坛独特的性质和交流方式，在促进国际之间诸方面交流的过程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突破许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多方面的限制。其次，论坛不同于某些国际组织针对某一国际问题所召开的国际会议或进行的国际谈判。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论坛不做出具体的决议要求其成员执行。与会者只是交流信息、阐述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在一个较为轻松、自由、开放的研讨氛围中更易于人们进行思想交流。再次，由于与会者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背景，成员之间的这些差异使得他们能分享他人的看法和观点，从而进一步印证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在相互撞击、互动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认识水平，逐步达成国际共识。4、非正式外交途径的开辟，对国际关系的改善具有独特功效。论坛为与会者幕后接触、私下会晤提供了便利。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正式接触渠道或相互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的而寻求关系改善的国家或对立的双方至关重要。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促使世界热点降温、加快地区冲突各方和解方面就具有典型意义。在濒临战争之际，通过198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会晤，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总理共同发表了和解的联合宣言；在198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朝鲜南北双方首次实现部长级会晤；199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两德领导人的会晤，有效地加速了德国统一的进程；1992年当时的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和黑人领袖曼德拉在达沃斯首次会晤，加快了南非民族和解的步伐；1994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和巴解主席阿拉法特通过私下接触，进一步推动了有关加沙和杰里科协议的达成等等。二、论坛巅峰何以成功达沃斯位于瑞士东南部，靠近奥地利的边界，坐落在只有17公里长的山谷里，是一个人口仅为1.3万人的小镇。这一小镇因一年一度在这里召开世界经济论坛而名闻遐迩。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以研究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为宗旨的非官方的国际性的机构.论坛自1971年创办以来，已连续召开了30届。目前，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员囊括了位居全球前列的1000家大公司和企业，这些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85%以上的财富，年营业额合计超过4.5万亿美元；作为论坛成员的公司或企业其年营业额或资产需达10亿美元以上，其参加会议的代表必须是董事长或总裁级人物，政界人物须是现任在职；每年参加会议人员包括几十位国家元首、数百名部长级官员、各领域著名专家学者、各大媒体记者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负责人等等；论坛讨论的问题是全球最前沿的经济、社会等问题；作为论坛成员参加会议需支付较高会费来自金融机构会员每年需支付会费15000美元，其他公司的会员则需付12000美元。此外要参加会议的人员除交纳交通和食宿外，另需支付7200美元。尽管入会费用如此昂贵，但应者若云。除通过论坛宣传自己、获得相关的信息、建立广泛的联系外，参会人员把参加这样的会议看作是一种地位、身份的象征。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除每年举行年会外，还举行国家论坛、工业论坛、全球决策人士电信网络等活动。另外，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还在华盛顿、津巴布韦、圣保罗、北京、香港、萨尔斯堡、开罗和新德里等设立的地区论坛也定期举行年会。除自身取得这些成就外，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推动全球和地区经济组织合作、缓和国际关系、推动地区冲突的解决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1982年来自17个国家的贸易部长在洛桑举行的旨在推进关贸总协定主持下的乌拉圭回合会议、1993年举行的关于波罗的海国家经济合作会议、1997年举行的关于黑海经济区域国际合作会议、1992年、1993年和1994年先后在香港、新加坡举行的欧洲-东亚经济高级会议。1994年举行的中东-南美高级会议、1995年和1996年先后在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有关拉美地区经济合作会议、1996年举行的东欧经济会议等对促进关税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等等。由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参加会议的人员层次高、规模大、范围广，因而对全球决策、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它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影响力最强的非政府组织，被称为“全球超级企业俱乐部”、“世界经济最高级会议”、“经济联合国”、“会议政府”、“国际论坛的巅峰”等。在取得这种无可匹敌的全球影响的同时，论坛的自身也获得了较好经济效益。论坛的财政收入不断增长。施布瓦也被国际社会称为“会议经济第一人”、“拥有全球权力股的第一人”。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之所以在当今世界各种论坛中位居巅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传播的角度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紧握时代脉搏的会议议题根据罗杰斯-休梅克的创新扩散理论，一个新事物能否扩散或成长，主要取决于两个变数：一个是接收者变数，一个是社会系统变数.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系统变数。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创造性成功之处就在于其个体想象力和人类境遇的紧密结合。这集中体现在其论坛议题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各个年份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均属当时对世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且极具挑战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各国的决策和未来发展，因而受到人们普遍关注。这样，论坛所探讨的问题就把两个变数有机地结合起来，为论坛的成长创造了前提条件。最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管理方面，范围也仅限于欧洲，1973年10月中东战争后，石油危机不仅对西方世界经济形成强大的冲击，意味着全球化时代的日益临近，也对论坛探讨问题内容和方向产生重要的影响。此后论坛逐渐步入探讨全球政界、经济界和社会问题方面的工作轨道上。在通常的情况下，基金会从80个永久会员中选出8人组成小组，来预测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思想并选出下届年会的主题。因此，其年会议主题均属于前沿的问题。进入90年代后期会议主题包含了以下内容：“世界领导地位新变化”、“全球合作与竞争”、“再定义世界经济基本设想”、“未来发展面临挑战”、“如何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建立网络社会”、“21世纪优先考虑的议题”、“全球化影响及对策”等。今年年会的主题是：“新开端、新思路”。会议议题以代表21世纪的新技术革命——网络和基因革命——使全球化进程加快为基点，对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教育、健康、环境和社会等面临的新情况展开讨论。除此以外，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各地区论坛的会议主题也颇具针对性和前瞻性。如今年4月16日?8日在中国举行“世界经济论坛·2000中国企业高峰会年”的主题:中国日益显著的全球角色：影响力、机遇与挑战。这些议题紧跟时代步伐，最具时代特点和挑战性，因而对国际社会舆论界能够形成强大的冲击和影响，备受世界瞩目。2、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与会成员出席达沃斯会议的人员中，既有威名显赫的政界要人、富可敌国的商界巨头、领导世界潮流的科技奇才、也有享誉全球的知识精英、颇负名望的国际问题专家、国际新闻界的知名记者、蜚声世界的艺术天才等等。这些各领域的顶尖人物具有全球的知名度和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仅以第30届论坛年会为例，与会者既有美国总统克林顿、中国副总理吴邦国。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印尼总统瓦希德、南非总统姆贝基、英国首相布莱尔、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西班牙首相阿森纳尔，也有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法国经济部长所索泰、微软总裁比尔·盖茨、美国在线华纳董事长凯斯、金融大亨索罗斯，灵魂音乐大师奎西·琼斯、电影导演劳伦斯·卡斯丹、政治学家华伦·比蒂。一位与会者不无感慨地说，“环球旅行一年所见到的要人还不及在这里见到的1/10”。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论坛提供了一个一年中绝无仅有的计划机会——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与世界各领域的重要人物探讨各种问题并交换看法。“出席达沃斯会议的每一个人对其他人都是一种吸引力（施瓦布语）”。由于这些重量级人物在某一领域的特殊地位，成为事实上舆论领袖。因而他们的思想、观点以及在会议期间所作所为自然有非同一般人物的影响力，也相对具有较高新闻价值。施瓦布本人也具有造就其事业成功的自身资质和个人魅力。他敏锐的观察力、独特的思维方式、高超的协调能力和运作手法以及对未来事务趋前的感知力等等得益于他早年接受的良好教育；而他因时而作、因势利导的行动能力使其才智锦上添花、发挥到极致。他早年就读于瑞士联邦技术学院、苏黎世大学等高校并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之后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学习，先后获得基建工程博士、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精通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现任佩雷斯和平中心委员会成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主席，地球协会会员等。他不仅学有所成、教有其果，也著作颇丰，出版过包括《克服漠视》在内的具有影响力的多部著作。曾先后获得包括德国荣誉十字勋章、法国骑士勋章、斯洛文尼亚自由勋章、奥地利金十字勋章在内的许多荣誉。3、充分发挥各种媒介的作用在人类进入混合媒介时代的今天，国际论坛要想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离不开对各种传媒手段的运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推进自己的目标的过程中，除发挥参加会议的各个领域的舆论领袖、传媒精英作用外，它也拥有自己的宣传机构、研究力量和研究刊物。从1979年起达沃斯论坛每年推出《世界竞争力报告》。这一全球竞争力年度报告作为最具权威的排行体系，被世界各国政府作为自己工作业绩的衡量基准，成为反映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由于该论坛所探讨的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焦点问题、前沿问题，这些问题目前发展状况如何、今后的走向何方以及各国未来将采取何种政策对各国乃至某一个企业的发展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因而这些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传播媒介议程设置过程中的重要内容。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正是利用这些优势，通过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多种媒体将其所作所为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全球性的影响。为促进论坛与媒体的合作，1992年召开了“非正式编辑，评论家年会”。1993年召开社论作者和评论员的非正式会议。目前，论坛与媒体已经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今年参加达沃斯年会的记者就达650人之多。4、适应发展需要不断创新的体制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最初以一般论坛的形式出现。从1976年开始、转变成了一种会员基金会组织。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论坛在内部机构设立、管理制度、会员制度、会议类型、运行方式、各种论坛设置等诸方面适应论坛本身及世界形势的需要进行不断的创新。如1973年设立的国家论坛、1992年先后成立的八个区域论坛；1992年建立“未来世界领导者”网络、1992成立的世界艺术论坛、1993年成立的“环球发展公司”、1998年建立工商咨询会等在推动论坛走向世界论坛巅峰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三、他山攻错、需有新为从1979年起，受组委会的邀请，中国政府开始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从1980年起，论坛每年在北京举办中国经济国际研讨会。时至今日研讨会共举行了19次。论坛使我们能以全新的视角，深入了解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历史性的变革、中国所处的境况、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与此同时，我国借助这一论坛在宣传中国、扩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在对中国实行制裁的同时，其舆论界对中国大加诋毁。施瓦布不被西方舆论所左右，亲赴北京出席研讨会。1991年施瓦布力邀李鹏总理出席1992年达沃斯年会。在1992年年会上，中国问题已成为世界论坛的重要问题之一。李鹏总理在这次会议上的演说所传达的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信息，使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以及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和信心。②在1996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中国被认为是今后经济增长最快、最值得去投资的国家；③199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年会使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和1997年回归后的香港问题充满信心。④在199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中国经济专题讨论会的举行以及在年会上李岚清副总理《中国经济稳增长》的讲话，使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更加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今年1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在会上所作的《迈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演讲，使与会者对中国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前景深信不疑。今年4月16－18日，在北京举行的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联合会共同主办“世界经济2000年北京峰会”，有300余名跨国公司、国际机构领导人，300位国内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参加。这是一次全球商界、企业界、政界、学界、传媒界聚集的峰会。会议以“中国日益显著的全球角色:影响力、机遇和挑战”为主题，以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议题为主轴，集中讨论了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及西部大开发的影响、信息产业怎样改变中国、如何运用IT改善企业的运作、全球商务策略、资产体制与重组、资本市场在变化中的形式和作用等问题。同时，中国企业的国际合作与海外拓展、兼并收购与国企改革、电子商务以及互联网、保险和养老市场、医药与科技、环保可持续发展等热点和难点问题也同样受到与会者的特别关注。本次峰会是世界经济论坛自成立以来在中国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此次会议大大突破原先的设计和规划，国内报名企业超出上年的两倍，反映了中国企业自身的不断成长以及参与世界经济交流的旺盛需求。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在参与世界经济论坛的活动中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中国企业几十年来的实力积累已经为中国企业与世界各种经济论坛进行交流奠定了基础。但相对而言，中国总体参与能力仍然很低。像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这样非政府组织举行的会议和活动，依然是中国了解世界、宣传自己、同世界各国及其部门进行交流的难得场所和重要渠道。中国应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世界各种论坛的活动，并学会能更好地利用论坛资源，挖掘潜力。与此同时，中国急需不断培养和造就自己的队伍。他们应该在某一领域具有国际知名度、了解这一领域在全球的最新发展和未来走向，深知中国国情，懂得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外国人的思维习惯，具有较好的外语水平和沟通能力等等。在传媒经济崛起的今天，国人对这种经济类型的认识应有一个根本的提升。对会议经济的运作，我们还比较落后。要使会议形成经济效应，必须有整体的设计，从硬件的基础设施到软件的公共服务都要到位。中国参与达沃斯世纪经济论坛的历程既是中国了解世界的过程，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过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各方面都有做出进一步努力的需要。注释：①陈卫星:《中国现代化的传播学反思》见《传播学基础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编辑1999年11月第35页②从1993年起，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国家最多的国家。③在这次年会上，国际经济界知名专家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作了展望后进行民意测验。要求与会者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今后5年内世界上哪各国家增长最快.2、今后5年内愿意到那些国家投资，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中国均居榜首。④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对中国经济和香港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会后西方许多大公司杜邦、ABB、西门子等公司表示欧盟对中国前途发展有信心，并加大了对中国的投资。
世界经济的形成范文1篇2
[论文摘要]冷战的结束终结了存在多年的两极格局,从此世界格局加速走向多极化?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二者已然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深层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进入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快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对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人们通过追溯世界经济的历史,直接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对其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的认识不断深化?而对于世界多极化,人们的认识还停留在某个表面,往往把世界多极化趋势与世界多极格局混为一谈,其实现阶段所说的世界多极化并不是指世界多极格局已经形成,而是指世界格局发展的方向和趋势?虽然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需要经历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但是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凭借其唯一超级大国的超强实力四面出击?到处干预,企图建立起一超独霸的单极世界?世人摄于美国的超强实力和胡作非为,许多人悲观地认为当今世界就是美国霸权领导下的单极格局?事实上,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并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进行?这从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到近年的朝核?伊核问题可以清楚看到,科战?伊战时期世界各大国对于美国的单边主义无可奈何,近年的朝核?伊核问题却迫使美国不得不寻求大国合作,回归多边主义?那么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如果有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一?全球化与多极化的内涵
经济全球化是指由于某些基本力量的推动,世界各国经济活动突破地缘政治的某些范畴,跨越国界,使相互间的经济联系日渐加强,相互融合的一种历史趋势和过程?经济全球化是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发展进一步加深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的国际关系与之相统一的新的发展阶段,表现为在全球市场范围内优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带动新的国际分工,资本在投资国之间大规模流动,各国政府降低人为壁垒进一步开放本国市场,世界贸易组织主导贸易自由化趋势,国际金融市场把各国金融活动一体化和自由化?这是全球资源从相对集中走向分散化的历史过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这些要素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世界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均衡化将更为突出?因此,国家要获取的经济权力再也不是由少数强国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权力,而是一种多元化的权力和相互制约日益加深的权力?多极化则是对两极格局或单极格局的否定,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客观要求?多极化是一种客观现象,是任何国际势力也阻挡不了的?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需求,其必然导致联合国作用的增强?应该看到多极化趋势是矛盾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客观反映,矛盾发展不平衡规律要求当代大国综合实力对比必然由不平衡走向新的相对平衡?
二?全球化与多极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当今时代,全球化方兴未艾,多极化也在加速发展,两者之间不是不相干的过程?笔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在这种关系中,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主要的方面,而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则是次要的方面?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多极化的发展,多极化的发展反过来又推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又会影响到世界多极化的发展?
1.美国想要借全球化为其单极霸权服务,结果世界各国却借全球化发展壮大进而抵制美国霸权促进了多极化的发展?美国在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直处于主导和支配的地位,它在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拥有绝对优势?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经济机构也是被它操纵的,国际经济方面的“游戏规则”是由它们制定的?毫无疑问,美国要利用这些优势为自己利益服务,要谋求通过经济全球化来加强和扩大经济霸权,推动建立美国统治下的单极世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建立的旧国际经济秩序是劫贫济富的秩序,往往把只适合某一群甚至某一个发达国家利益的做法视为普遍规律而强加于全世界?例如,现行的国际规则片面强调商品和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打破国家壁垒,而对同为生产要素的技术和劳动力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则听任发达国家设置各种障碍,显然这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其结果是在相当大的范围里造成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现象”?但是物极必反,事物常常走向自己的反面?发展中国家卷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深,就越发感觉到保障自身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的必要性?冷战以后的发展中国家就已普遍认识到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目标,并且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为这一目标服务?东亚国家是其中的佼佼者?它
们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迅速发展,脱颖而出,形成了所谓的“新兴工业经济体”?由于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它们不断坚持自己的利益,不再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再加上欧美之间和美国内部的分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活动中的发言权增加了?这一趋势是有利于多极化而不利于单极化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只会加强不会减弱,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主要大国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力量对比上进一步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
2.世界各国通过区域经济联合或经济区域化方式壮大了自身实力,促进了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据有关资料,目前全世界各种区域性?次区域性集团化组织已达110个,其中1/3是90年代之后成立的?西欧区域内的贸易已占欧盟各国对外贸易的七成?北美地区?亚洲地区?中东地区及前苏联地区的区内贸易在其外贸总额中的比重亦有上升之势?据估算,近年全球区域内部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已达一半左右?可以认为,区域经济联合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者环节?在经济全球化大潮冲击之下,许多国家和地区感到难以独力支撑,难于依靠单干应付新的挑战,因而希望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作为依托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从而在日趋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建立起自己的比较优势,以便更好地趋利避害?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会不断上升?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地区为联盟的国家集团在区域协调合作中?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作用正日益得到发挥?如今没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世界上许多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东南亚联盟所发挥的作用就很说明问题?东盟各国过去几乎全面依附美国?现在形势大变,东盟由原来一个松散的政治合作组织发展成为东南亚地区唯一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三方面全面合作的强大联盟,其独立自主性显着加强,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各大国更加重视它的作用?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推动了区域内各国经济的发展与联合;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同性,也就是说,削弱了占有优势地位的国家在经济领域强制推行单极秩序的能力?近来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成型,可以预见,建立在中日韩三国加快联合的基础上东亚一体化必然
促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
3.全球化的发展缩小了各国间的经济?科技差距,有利于促进各国的发展和平衡综合国力的对比,推进多极化的形成?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来的高科技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各国间的经济差距,有利于落后国家的加速发展?据世贸组织相关统计,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用了58年才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一倍,美国则用了47年,德国用了43年,日本用了34年?但1966年后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各个新兴工业体为达成这一目标所用的时间皆大为缩短,韩国用了11年,智利用了10年,中国仅用了6年?并且这些时间间隔还在随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而在继续缩小?占世界人口1/3的10个发展中国家在1980-1995年间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另据世行一份收集了80个国家过去40年的数据的研究报告,显示开放促进了经济增长,穷人的收入随着经济的总体发展而同步增长?在全球生产总值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已从1960年占13.4%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23%?发展中国家通过自身的发展成为多极化世界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虽然目前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占有很大优势,但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局面正在迅速改变?最近一些权威经济机构纷纷预测美国的GDP占世界经济GDP的比重已经达到顶点,下一步将盛极而衰,预计10年后,即2015年,美国经济占世界GDP的比重将由28.5%降至24.8%,有的预计甚至更低?目前亚?欧?美在GDP上三分天下?现在的欧盟所以还没有成为世界真正的一极,原因主要已不在经济而在政治与军事?日本经济已经走出低谷,俄罗斯经济也恢复了增长并初步建立起了以能源和军事工业为核心的新工业体系?全球化客观上推动了世界各主要力量的分散化和均衡化?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美国着名战略家均已预测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只能持续15至25年时间?随着美国超级大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和影响力相对下降,美?欧?日?中?俄“五大力量中心”的综合国力对比大致趋于相对均衡化,形成一系列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的力量结构?从而构成未来世界多极格局的基础?
4.由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利益诉求,多极化的发展又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展开?一般而言,能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的国家除了本身实力强大之外,也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较大程度的受益者?即使是发展程度比较滞后的国家也会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随着国家利
益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拓展而要求不仅“引进来”还要“走出去”,这又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和印度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新世纪以前两国都偏重引进外资,待到经济实力加强之后又都不约而同的强化了在世界各地的投资,在能源及原材料领域尤其如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全球化和多极化是互相促进的?很难想象一个置身于全球化过程之外的闭关自守的国家能够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因此,多极化的主体国家往往也是国际经济贸易大国,它们互为贸易伙伴?例如,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中国逐渐成了“世界工厂”,其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各国的位次也由1990年的第九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三位?全球化愈发展,它们之间经济上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程度就会愈加深,因而在保持地区和全球安全和稳定上的共同利益也会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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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形成范文篇3
关键词：市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世界大战
探讨资本主义市场，有利于探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发生、发展、灭亡的规律，促进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本文就从“市场”这个角度对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谈些粗浅的体会。
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市场”关系。
首先，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充分体现“市场”的推动作用。17世纪的英国，最早确立资产阶级统治，除利用地处大西洋航线中心位置，有利于占领国外市场，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外，在国内实行圈地运动，开辟国内市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从血腥掠夺过程中壮大了经济实力，为政治上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统治奠定了基础。从其它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的原因分析来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封建专制、封建割据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阻碍，还有宗主国对当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压制，这些全都与“市场”需求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结果导致了荷兰、英法、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与日本废除封建制度的改革，普鲁士、意大利为实现统一而进行的斗争。尽管这些国家的革命、改革、统一，国情各异、各有差别，但开辟统一的国内市场，适应其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则是它们的共同目的，由此可见，“市场”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促成了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
其次，早期殖民掠夺与争夺世界市场。
早期殖民侵略掠夺，既给资本家带来了巨额财富，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因此，争夺世界市场的殖民战争不可避免，出现了17世纪三次英荷战争，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争夺北美和印度的英法战争，结果英国战胜了荷兰、法国，取得了世界殖民大国地位，掌握了海上霸权，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这是英国发展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决定因素。
二、工业革命与“市场”的关系。
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广阔市场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充分的必要的条件，市场的急剧扩大，工场手工业生产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必然引起生产领域的技术革命，最终导致了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中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次工业革命之所以从英国开始，与它拥有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是分不开的。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和完成，世界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了封建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起来了。一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力量强大的工业国，它们凭借军事和经济力量，加紧侵略，抢占更多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用炮舰和廉价商品打开一些亚洲国家的大门。把许多亚洲国家卷入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形成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同时也是“世界市场”体系形成的到来。
到19世纪70年代，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任务已经完成，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继续征服世界等方面得到巨大发展，资本主义市场再度急剧扩大，迫使生产领域进一步的革新，科技的重大进步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工业革命进入新的时期，造成了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于是垄断组织应运而生，促使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
三、两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与市场关系。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市场的产物。
工业革命进入新时期后，资本主义经济在高速发展同时，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在加剧。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实力对比发生了急剧变化，英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已占有广阔的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缓慢而且落后了；新兴的美、德、日等国经过统一和改革，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采用新技术，经济迅速崛起，但海外市场狭窄。在这种情况下，重新瓜分世界市场，便成了这些国家的强烈要求。于是，它们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结果出现了三个中心环节，形成了两大军事侵略集团，终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市场的产物。而战后所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则是瓜分世界市场的结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重矛盾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埋下了祸根。资本主义战胜国之间虽然取得暂时妥协，但帝国主义各国之间因占有世界市场的不均衡而产生的矛盾并没有根除，战胜国与战胜国之间因瓜分不均，各自野心得不到满足而展开了激烈斗争，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仍然激烈复杂，尤其是战败国不甘心失去市场而蓄意复仇，这些矛盾表现在世界范围内，英美矛盾为主；在欧洲范围内，英法矛盾尖锐；在亚洲，美日竞争激烈；德国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重新崛起。
1929年至1933年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市场危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源头。它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内的阶级矛盾，引起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危机，为摆脱危机，各国资产阶级纷纷寻找出路：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严重经济危机相对缓和；而德国、日本在经济危机打击下，国内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法西斯势力趁机抬头，对外疯狂扩张和转嫁危机，形成了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一场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帝国主义战争再度展开。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与经济危机，市场与战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四、两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各国与市场的关系。
首先，一战后资本主义各国与市场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战胜国的经济、政治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取代了欧洲列强占领了落后国家的市场，富甲天下，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掌握了世界经济霸权。凭借其经济势力，开展金元外交，进一步占领了世界市场；日本不断垄断了东亚市场，而且向欧洲扩展商务，海外市场的扩大，经济势力的猛增，与欧美列强差距日益缩小；英法在战后国外市场的衰退，分别丧失了世界第一、第二的霸主地位。
其次，二战后世界发达，世界霸主地位的确立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恢复，仍然得益于市场，战后美国资本帮助欧洲复兴，推行“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占领了欧洲市场，加强了对西欧和日本的经济渗透，不仅巩固了经济大国地位，而且还夺得了世界霸权。
世界经济的形成范文1篇4
【关键词】国际经济秩序国际政治格局决定因素
国际经济秩序是指在某一时期内，国际行为主体以国际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国家之间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力量对比关系或权力均衡状态。研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是研究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和出发点。国际经济秩序从产生到建立，历来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意志，维护的是西方大国的利益。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是一个渐进和复杂的过程，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根据不同的理论基础和不同的决定因素来划分的，它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重商主义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
重商主义是近代为了适应商业资产阶级成长和强化民族国家权力而出现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其实质就是经济民族主义。17至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相互制衡而形成的权力均势体系。
1、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理论基础：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思想萌芽于14世纪，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占据主导地位。重商主义者把金银货币等同于社会财富，国库和王室成员拥有的贵金属的多寡是衡量国家繁荣与否的最重要标志。从这一观点出发，一国只有对外贸易出超才能增加该国的社会财富。因此，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必须干预对外贸易，实行奖出限入的保护贸易政策，以保证本国的对外贸易出超，增加国民财富。这一思想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家对货币或贵金属的认识。
2、国际经济秩序形成的决定因素
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建立起源于欧洲。17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是国际经济秩序形成的第一个阶段。
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反映的是欧洲国家的商业发展和掠夺殖民地的需求，这个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西欧诸国对亚洲和美洲的资源进行掠夺的基础上。西欧的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五国为争夺亚洲、美洲的财富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最后，英国和法国在战争中获胜，法国取得了欧洲大陆的控制权，而英国则占据了海上的统治地位。英国是拉美世界最早迈入重商主义时代的国家。
德国历史学派认为，重商主义代表了民族国家的利益。施穆勒认为重商主义的实质在于社会和制度的整体转型，由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代替地方和领地的经济政策。18世纪在大卫・休谟（DavidHume）的经济学著作中，他认为相对收益对经济行为者和各国统计具有的重要性。与休谟同时代的重商主义者认为，每个国家应当设法做到有贸易盈余和国际收支盈余，他们的论点是以只有相对收益这个假设为基础的。从博弈理论分析，重商主义时期的国际贸易属于零和博弈，一方所得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休谟利用其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理论首先对重商主义的贸易思想提出质疑。休谟认为，一国不可能永远保持贸易盈余，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会自动调整，实现贸易的均衡。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肯定了贸易是双赢的经济行为，从而否定了重商主义对国际贸易是零和博弈的观点。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国际经济秩序
19世纪到二战之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英国缔造的开放的、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秩序。
1、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理论基础：自由贸易、非歧视性和平等待遇
二战之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帝国主义国家对其殖民地及其附属国进行残酷掠夺、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英法战争中，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大败法国是国际经济秩序形成的第二个阶段。
2、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由生产力变革引起的国际生产体系的演变、世界经济中心权力的转移和英镑体系的确立
19世纪末，英国凭借其海上霸权，占领了大面积的殖民地，成为日不落帝国，英国经济处于有史以来的全盛时期，处于国际分工中的核心地位。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确立了以英镑为中心的金本位制，金本位制作为一种固定汇率制度，它通过英镑与黄金比值的稳定来实现国际货币比值的稳定。英镑的国际地位是与英国的国力相匹配的，英镑体系的确立标志着英国霸权地位的确立。从1816年实行金本位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镑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
英国维持着国际货币秩序是因为它有能力对国际收支逆差国的出口商品提供一个开放的市场。英国的霸权体系诞生后，一直到19世纪后期，英国仍掌握着世界经济和军事霸权。国际经济秩序的总体结构是由英国缔造的，它强调一种开放和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秩序。
“大英帝国时代”的英国是个自我中心论者，这个时期的国际经济关系是中心国与卫星国之间的关系（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英国一统天下的统一的国际经济秩序，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对其殖民地及其附属国进行统治和剥削。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形成了战后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秩序。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
1946―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规则霸权体系。这种规则霸权体系出现于冷战期间，主要是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崛起而形成的。
二战期间，国际经济秩序陷入混乱，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二战后，美国凭借其庞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又通过“凯恩斯计划”主宰了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贸易秩序，建立起由美国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作为一种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因其自身存在的制度缺陷而陷入“特里芬两难”的困境。
1、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理论基础：霸权稳定论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提出“霸权稳定论”，他认为在国际竞争中权力最大限度地集中于一个或两个国家，国家就拥有了支配国际体系的垄断权力，那么这种霸权体系就形成了。霸权国家必须控制原料、资本的来源、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竞争优势。霸权稳定论的中心命题是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持需要霸权国家的存在。
2、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美元霸权
（1）经济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生产资源、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资本流动性和投资效率不断提高。而经济全球化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给各国带来利益的同时，又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凭借其有利地位，利用冷战后许多国家处于经济转轨的有利时机，向全球推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力图通过维持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他们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
（2）区域经济一体化。20世纪90年代后，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显著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享有更多的主动权和发言权，不断消除市场和体制障碍，减少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和贸易摩擦。然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世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许多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或不利地位。发达国家利用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有利地位，与发展中国家争夺世界市场和全球资源，其消极后果是使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更加“边缘化”，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3）美元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金融霸主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促进了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第一，由于美元是全球外汇储备、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主要货币，美国通过输出美元向其他国家征收国际铸币税。第二，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可以通过无限制发行美元来弥补其巨额贸易赤字。美国通过增发美元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将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转嫁给其他国家，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第三，美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资本市场和良好的投资环境，美国政府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国际融资。总之，美元霸权战略已经渗透到世界各国，美元霸权已经成为美国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四、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国际经济秩序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有所削弱，欧元、日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不断提升，逐渐形成了由多种强势国家的货币充当世界货币角色的时代――牙买加体系（又称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的实质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延续。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霸权并未消失，反而得到了加强，美元仍作为世界经济中主要的储备货币。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美元大幅贬值，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严重依赖美国经济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损失惨重。美国虽然在金融危机中遭受巨大损失，但它通过美元的大幅贬值从全球攫取了大量财富。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对国际政治格局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球的经济运行体制和发展模式，影响了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性。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暴露出美元本位制的弊端及其调节功能的失灵。
五、总结
从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产物，它建立在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交换的基础上。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严重限制和阻碍了世界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要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既是时展的要求，也是实现全球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各国要加强金融、粮食、能源方面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加强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趋势，就是被掠夺者提出改变规则，积极增加参与规则的制定，实行多边参与管理，倡导全球性和区域性的调整与协调，充分发挥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作用。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路径应当由强权型秩序向多国互动协商的民主型秩序的方向演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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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形成范文篇5
论文摘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的深化。同时，经济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又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局势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动荡。20世纪末发生了科索沃战争，新世纪伊始又引发了阿富汗战火，现在巴以冲突又愈演愈烈。而这些事件都是在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多极化趋势深化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就使人们不得不认真地思考，思考这样一个关系全人类命运和世界文明走向的重大课题——全球化、多极化与和平、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全球化、多极化是否有利于把人类引向和平与发展?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化”一词成为国际社会应用最普遍的概念之一。所谓全球化，主要指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系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逐渐消除各种壁垒和阻碍，以至于国别经济和区域经济越来越多地纳入一个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关联性和依赖性也由此增强。经济全球化包括信息全球化、市场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等等，其核心是资本和金融市场全球化。
以经济全球化为主流的全球化趋势在今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它决不是始于今天。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它就已开始了自己的历程，只不过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现象更加突出及其趋势大大加强而已。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世界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他在中明确指出：“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所以说，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发端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之时．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开始了它的又一轮加速发展的进程。经济全球化也就成为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那么，为什么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向世人显示出它的汹涌澎湃之势呢?
因为这一时期，世界的潮流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轨道．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首先，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苏美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相互对抗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多个世界力量中心和地区力量中心，各力量中心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形成了多层次、相互交叉、变化频繁的复杂组合。战争已不再是世界主要大国相互间取得自己利益的有效手段，经济科技已确立了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导地位，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有意愿、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这样，由于美苏争霸而酿成世界大战的危险已不复存在。世界大战的可以避免性虽然并不表明天下完全太平，但毕竟提供了一个总体上和平的国际环境。可以使其他国家更着重于发展自身，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加速自身的经济发展上。
其次资本主义侵略、掠夺的本性决定了其必然要对外扩张，但各国之间的相互制约和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等迫使它不得不放弃旧的用赤裸裸的战争手段去进行扩张的做法，而采用新的殖民主义方法。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发达国家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以促进发展的名义，通过合作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手段及文化交流等其他手段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掠夺、控制，并输出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强烈地增长着的扩张本性迫使其不断强化和扩展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以经济交流为核心的全方位的交流，从而促使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步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时代。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背景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经济扩张的要求。
再次，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又迫切需要利用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来发展自己，以便于凸现其自身优势，发挥“后发效应”，而这一目的只有通过相互问的交流、接触与合作才可能实现。这种交流与合作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凭着互利发展的愿望才可能进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就为这种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一种良好的时代环境。正是在这种适宜的环境下，不同类型国家间的交流、接触、合作越来越深入，从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因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和平与发展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
二、多极化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内在要求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东欧的解体，世界格局开始走向多极化。虽然这一进程异常艰难复杂，但这一趋势却是不可逆转。这是由新旧世界格局转换的时代背景——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所决定的。多极化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首先，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提供了良好的时代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新时期。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从而确立了正确的时代观。邓小平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一方面，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不仅不得人心，而且愈加力不从心。80年代以来，包括苏美两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对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反对超级大国军备竞赛、反对战争的群众运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左右、影响世界的能力在日益减弱。另一方面，广大第三世界的日益崛起壮大了世界的和平力量。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他们成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所以，邓小平得出结论：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既是世界战略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果，又是90年代以来新旧世界格局转换的时代背景，为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提供了良好的时代条件。
其次，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以及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主导地位的确立，使不少国家和地区利用苏美争霸的空隙在经济上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中重要的一极，给世界格局的多极化以巨大的物质驱动。
随着日本、西欧的异军突起，在世界经济领域，已呈现出美国、西欧、日本的三足鼎立之势。美国凭借战后初期以绝对优势而建立的经济霸权，随着美元地位的下降和失去对世界石油的控制而丧失，美国控制世界经济事务的能力日益减弱。同时欧、日要同美国分享权力，享受平等地位，美国与欧、日的贸易战频繁发生。这就使得世界经济权力中心由美国独占逐渐向美国、欧盟和日本三个中心转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经济实力雄厚，而北美、东亚和第三世界等区域集团的经济实力也不容忽视，他们都将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极，世界经济权力中心已由美国独占走向多极。经济上的多极化必然会进一步推动政治上的多极化。
再次，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背景下，各种国际和区域性组织及国家集团日趋活跃，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的多极化进程。如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上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国际组织，在解决地区冲突、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全球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在增强，许多区域性组织和国家集团的积极影响和作用都在提高。如东盟以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政治安全保障为宗旨，作用不断扩大，地位明显升高；再如，非洲统一组织在加强非洲国家团结与合作、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国际组织和国家集团的发展中，洲际问的合作不断加强，涌现了许多跨洲际的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如亚太经合组织、亚欧首脑会议等。各种国际和区域性组织及国家集团的空前活跃，既是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具体体现，又对多极化进程的加速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三、全球化、多极化推动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现在世界虽然仍很不太平，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荡，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多极化趋势的日益深化，整个世界也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因素。首先，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使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和经济联合的程度日益加深。
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趋势已经把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了它的进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造成了商品、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跨国公司的发展，将整个世界联成一体。这一切使各国之间相互渗透，交往、联系更加紧密，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这种局面下，没有哪个国家能长久地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想与世隔绝地谋求自己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一旦某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经济危机，不仅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发达国家也难以置身其外。因此，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性的合作。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应本着责任与风险共担的精神，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全球化带来的人类共同利益的扩大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还面临许多超越国别和社会制度的全球性的共同问题。如人口增长，粮食、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破坏，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都是与世界各国有关并且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或进一步恶化。不仅影响各国经济的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而动荡的国际局势不仅不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甚至会使之进一步恶化。所以，各国本着从整个人类根本利益的大局出发，彼此尽可能地搁置争端、冲突和私利，从而为通过磋商、谈判等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这种共同利益的强化也必然会加强人们追求和平的心理愿望，成为制约大规模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将会促进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再次。多极化趋势下的大国经济实力均衡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当今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趋势表明，由于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资本主义世界力量对比格局已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当今世界大国经济实力绝对优势已经丧失。而日本、西欧的实力却大大增强。日本现在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而且日本在许多科技领域都已经超过美国。欧元区的建立及欧元的流通表明欧洲各国在一体化的道路上又踏出了坚实的一步。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欧盟各国的经济实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经济实力，虽然现在在经济上已跌入谷底，无法与美国抗衡，但俄罗斯依旧是一个军事和文化大国。仍然有重大的国际影响力，以发展的眼光视之，由于具有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教育与科技基础．一旦政治稳定、经济理顺之后，必将重振大国雄风。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加速发展的进程中，综合实力也在不断增强，也是不可忽视的。这种经济多极化趋势下的大国经济实力均衡化。虽然加深了大国间的矛盾，但也对矛盾的激化起着抑制作用，总体来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最后，多极化趋势下大国关系的新变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世界经济的形成范文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世界经济的形成范文篇7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世界经济的形成范文篇8
【关键词】国际经济合作；新特点；应对策略
在国际经济合作日益重要的今天，我国应当了解当今国际经济合作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并根据这些新趋势和新特点，制定优异的国家经济合作战略，使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健康持续发展。
一、当前国际经济合作经济政治形势
1.国际经济复苏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世界经济在大规模刺激政策作用下一度迅速回升，但随着刺激政策的作用衰减和政策的退出，世界经济发展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从目前形势和发展态势看，世界经济贸易将继续维持低速增长。主要经济体进一步分化，发达经济体总体回升向好，从发达经济体内部情况看，美国经济增长较快，但欧元区和日本的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经济复苏面临很多制约。新兴经济体增速继续回落，从新兴经济体内部看，对资源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经济发展普遍面临很多困难，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出现衰退，亚洲新兴经济体虽然总体情况相对较好，但由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内生动力增长不足，而外需疲软利用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经济增速普遍持续放缓。尽管各地区各国经济状况悲喜交加，但总体来说世界经济处于复苏阶段，经济状况日趋稳定。
2.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
国际资本大进大出，据联合国统计，2015年从新兴市场流出资本达6000亿美元。2016年以来，国际资本加速流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出现剧烈动荡，东道国货币大幅贬值，证券市场出现剧烈动荡。目前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状态虽然有所好转，但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债务水平不断上升。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项报告显示，2007年以来，全球新增的债务近一半出现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这将影响新兴市场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并缩小财政政策空间，进而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美国政策发生转折性变化，美联储去年12月宣布启动加息进程，尽管美联储一再强调加息过程是渐进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加息预期下也已释放部分风险，但加息预期改变了美国金融资产价格和长端利率预期，势必影响消费和投资，经济增长将面临许多新的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加大制约依然脆弱的世界经济复苏。
3.全球物价持续低位徘徊
由于以往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刺激能源资源类产品生产规模大幅增加，而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速持续低迷，短期内又难以改变大宗商品供大于求的格局，能源资源输出国为增加收入维持财政收支平衡不愿减少产能，加之美元走强会进一步抑制主要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因此，2016年大宗商品价格仍将低位震荡，总体来看可能只有小幅度上行，但仍难以推动全球物价水平上涨，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低位运行将加剧资源出输口国的经济困难，对资源进口国虽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但也会加大通缩压力，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弊兼有。
4.地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上升。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演变，国际力量对比显著改变，近年来新兴大国崛起，美国影响力下降，美国等发达国家为维护其世界主导地位和既得利益，各国都在调整发展战略和对外关系，各种矛盾显现，竞争摩擦加剧。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更加频繁，非经济因素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在不断上升。从当前形势来看，英国脱欧公投显示脱欧已成定局，西班牙大选、移民危机、希腊债务问题，中东局势、极端势力的恐怖袭击、美俄关系、朝核问题等，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不确定性，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因此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二、国际经济合作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合作是在传统的国际经济联系形式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国际关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方式，国际经济合作是一个历史性的经济范畴，它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带来世界经济活动的变化，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战后国际分工的新变化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产生与发展打下基础，战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产生与发展主要原于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出现，经济生活国际化和各国间的相互依赖促进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各类国际经济组织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主要以提高各国人民生活福利，推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这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共识，并在某些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国际生产要素市场的状况也会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开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不同的发展背景，不断的科学技术革新，导致国际经济合作在不同的时代，显示出不同的发展趋势。
1.国际经济合作趋向集团化、区域化
由于生产要素移动趋向集团化，各经济集团内国家之间，经济集团与经济集团之间的经济合作业务逐渐增加，因此通过建立集团组织，可以有效促进集团内部成员更好地实现内部人员、资金，技术、产品的流通与合作，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增强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使得自身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制定过程中享有更多的话语权。截至目前，世界范围内比较有影响力的区域性经济组织有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等等。
2.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更加激烈
在资本要素市场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为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国内推出新的优惠政策，努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提升自身竞争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国际市场的劳动力要素供给从总体情况看供给大于需求，因此劳务输出国之间必然会展开激烈的竞争。
3.国际经济合作制度化、政策协调经常化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逐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解决国际经济交往中出现的矛盾减少摩擦，保障和推动国际经济的稳定和正常发展，需要建立国际经济协调制度和法律保护。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是WTO成员，已达144个，成员间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90%以上，WTO成为世界范围维护和完善贸易秩序的重要机制，随着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经常化，制度化发展，极大地推进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和合作。现在，美日之间，美欧之间，欧共体成员国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在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内进行的经济政策协调日趋频繁，并且正在向定期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
4.国际经济合作形式多样化发展
国际经济合作形式随着国家经济合作业务内容的发展而不断多样化，近年来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出现的新形式主要有非股权形式的国际投资，BOT投资方式、联合研究与开发新技术或新产品、劳务支付形式的补偿交易、带资移民、带资承包工程、对外加工装配等形式的境内国际商务合作，跨国性经济特区等。
三、国际经济合作新特点
1.国际经济合作相互依存
相互依存是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和基本特征，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体系当中，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要取决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与此同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相关政策也会作用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世界各国之间在相互均衡之中相依存并得到充足的发展。随着各国国际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各国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近些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的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不嘣龀ぃ国际经济合作更加紧密，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一直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一方面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高度依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比重上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中国的政策和经济调整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
2.全要素合作是当代国际经济合作的经济特征
国际经济合作的实质就是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和重新组合配置。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全要素合作趋势变得越发明显。生产要素的国际差异，价值链形式的分工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在这一体系当中，每个国家不可能全然拥有所有的生产要素和资源，而且每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也不再体现在某个特定产业或者产品某个方面，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生产要素的全面跨国流动必然会成为一种趋势，一国要想在世界经济发展之中获得相应的收益，必须积极参与到全要素国际经济合作中。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争取在全球产业链生产过程中获得相应的席位，以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等优势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当中，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并以此获得相关的经济利益
3.全方位合作是当代国际经济合作的方式特征
合作共赢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合作的主要内容，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成为今天发展的鲜明主题，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各国在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要充分的考虑到对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争取能同其他国家之间开展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合作，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和综合国力水平。
为了更好地融入到国际经济发展体系中，无论在范围和形式上，我国在全球范围内同多数国家之间就开展了全方位的合作，比如说劳务合作、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工程承包、国际租赁业务等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
四、中国有效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策略
依据当前国际经济新形势和国际经济合作的新特点、分析我国参与当代国际经济合作策略。
中国是亚太地区的大国，在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合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频率不断增强，我国已越来越意识到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给自身带来的巨大利益。积极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是中国实现走出去最佳战略选择，它不仅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赢得一个良好的贸易环境，又符合我国树立和平发展，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及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只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才能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增加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更好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巩固中国的大国地位。
1.立足亚洲，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就目前的形式来看亚太地区将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板块，也是中国对外经济交往最重要和最有地缘优势的地区，我国应该运用好这一地缘优势，积极倡导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东亚的区域合作是中国对外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立足点。在参与和倡导组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过程中，中国应发挥积极作用。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所参与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都在我国的周边地区，如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东盟l0+3合作，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正是通过这种优势使我国能够在区域经济合作中获得极大的贸易利益，从而实现了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2.根植本土，加速两岸四地的合作进程，走大国经济之路
两岸四地经贸往来日趋频繁，依赖层度不断递增，在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及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形势之下，加强两岸四地的区域经济合作可以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在经济融合过程中的资源重新配置，使得大陆的制造业基地同港澳台地区的信息技术优势以及国际销售网络相结合，会使四地产品的比较优势更加突出，而且可以产生较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减少港澳台地区对美日欧市场的过分依赖。从而构建起我们自身的经济大国地位和身份，并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过程当中掌握充分的主动权。由于目前两岸之间的某些壁垒尚未拆除，无法彻底实现“资源优化效应”，贸易创造效应也未充分发挥。因此，今后两岸四地要加快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提高四地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竞争力，并为“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和陆权回归奠定基础。
3.面向世界，构建全球性合作网络
当前各大洲之间以及最主要的区域性经济组织之间的跨疆域的国际经济合作不断加强，无论是从合作的范围、程度以及内容方面都有很大程度的扩展。因此，从经济发展全局考虑，我国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过程当中，要具有全球性的战略眼光，在重c发展周边地区区域合作组织的同时，也要注重寻求同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只有面向世界，加强同世界各国之间的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才能顺应国际经济潮流，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水平。例如“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运作，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前景十分光明。客观地说，“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决策层从战略高度出发，用全球一盘棋的视角，立足于自身的发展特点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诉求提出了这一倡议。这一战略既是中国引导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也是中国针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TPP的应对之策。同时中国在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还应注意减少对美国的过分依赖，要充分援引WTO的有关规则与规定，制定出有利于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政策，防范全球化可能带来的经济风险，使我国在全球经济战略竞争之中立于不败之地。
综合而言，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在策略上，扩大国际影响力，树立负责人大国形象，在实现途径上，以互利共赢为依托，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经济，争取道义和现实利益双赢，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永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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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形成范文
[关键词]邓小平发展思想；唯物史观；底蕴
邓小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形成了邓小平的发展思想。邓小平的发展思想，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科学透视和实践把握，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统一的，它所回答的主题也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外开放政策，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论，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也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基本内容。而邓小平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石与邓小平发展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石也是统一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石，也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石。本文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唯物史观底蕴。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出发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既扎根于中国国情，又扎根于19世纪末
20世纪初以来世界历史演变的规律之中，具有深刻的世界历史根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也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出发点。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即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那为什么中国社会主义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把中国现实实践着的社会主义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视野去考察，放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去考察。
追根溯源，中国现实实践着的社会主义，并非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构想的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这个未来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顶点诞生的，它已经具有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前提，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基础上的并且生产力水平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中国和俄国等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而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出现了发生局部性质变的世界历史条件，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最有可能从其最薄弱、矛盾最尖锐的环节上解体，使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和矛盾焦点上的俄国和中国能够利用“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以，只要客观地历史地看待现实社会主义的诞生史，就要看到它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只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的；它并不具有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物质前提，而是要必须取得这个前提。因为落后国家在特定的世界历史条件下能够超越资本主义根本经济、政治制度，但却不能超越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历史规律。
俄国和中国等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世界历史条件、世界历史机遇、世界历史矛盾，已历史地成为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前提，必然规定和制约着现实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所面对的历史时代课题、所应走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列宁在寻找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实践中，对这种世界历史必然性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作了极可贵的探索。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重点围绕着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关于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列宁深刻指出，苏维埃制度的现实出发点，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是前资本主义的小农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此，“完全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高于苏维埃共和国，共产主义社会高于社会主义共和国”[2]。而苏维埃共和国只是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3]二是关于社会主义得以最终确立的物质基础。列宁认为，在特定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夺取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但决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可以最终确立在落后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得以最终确立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充分发展的社会化的大生产。“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说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说不上社会主义了。”[4]三是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不断强调：“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5]因此，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根本任务之一，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地过渡到共产主义”[6]。所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不失时机地把发展生产力、搞经济建设提到首位。
邓小平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着眼于现时代的挑战，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在更高的历史积淀上揭示了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的社会主义所内涵的世界历史必然性。他极其深刻地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为什么我们搞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因为我们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建立的社会主义，还不具备完全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什么我们搞的社会主义，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我们虽然超越了资本主义根本的经济、政治制度，但是却不能超越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即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初级阶段，而不是泛指未来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也会经历这样一个初级阶段。从世界历史的根源上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历史特征是生产力落后，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的中心任务、工作的重点，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逐步解决这个主要矛盾，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来展开，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又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总之，只有在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大坐标系上，才能找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才能深刻揭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扎根于中国国情，而且扎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规律之中，即深刻揭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世界历史根源和历史必然性。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邓小平改革发展思想中既有改革的目标方向性，又有改革的实践操作性的重要内容，但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和“五形态”的联系中才能把握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邓小平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进而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同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性质。邓小平为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重大历史课题作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他把计划和市场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区分开来，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不是它们各自的本质属性，从而确立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或经济手段的全新理念。同时，他还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征：一是公有制居于主体地位，二是共同富裕。早在1985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同邓小平会见时曾经说过：“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没有尝试过的，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你们的尝试是一个全新的试验。如果你们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成功了！需要我们从哲学上回答它成功的深层历史必然性了。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即“三形态”论和“五形态”论，紧密相联系。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三形态”和“五形态”是由社会生产力最终决定的两条相互联系的社会发展序列，即不论“三形态”的演化还是“五形态”的演化，归根结底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然而，它们与生产力发展的联系却有各种不同的特点。这表现为：“五形态”演变阶段的更替，有的是社会生产力根本性质转变的最终结果，有的却是同一性质的社会生产力发生特定的阶段性质变的最终结果。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演变，就只是同一性质的社会生产力，即以手工劳动和与之相适合的简单协作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发生特定的阶段性质变的最终结果；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全面确立和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全面形成，却是社会生产力发生了根本性质转变的最终结果。而“三形态”各阶段的相继更替则完全是与社会生产力根本性质的转变相对应的：与以手工工具和自然分工为基础的生产力相对应的，是自然经济发展阶段；与以大机器和物为媒介的分工为基础的生产力相对应的，是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与以高度完善的自动控制系统和社会自觉分工为基础的生产力相对应的，是产品经济（时间经济）发展阶段。
理论界大多以马克思的“三形态论”为理论根据来分析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历史必然性，但笔者认为仅此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和“五形态”的联系中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历史必然性。仅以马克思的“三形态”论为指导分析，还只能说明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社会物质变换关系必然采用商品经济形式和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但还不能说明为什么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按照“三形态”论，与社会物质变换关系的商品经济阶段相对应的应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特定形式——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商品经济在以往的各个历史时代曾获得过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它仍隶属于自然经济。“要使交换价值在社会表面上表现为简单的出发点，而在简单流通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交换过程表现为简单的，但囊括整个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物质变换，就要有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体系作为前提。”[7]
所以，必须进一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和“五形态”的联系中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历史必然性。因为只有进一步联系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演进的“五形态”，才能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中，发现20世纪某些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必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世界历史根据。首先，20世纪某些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演变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能获得新的历史起点——社会主义，并不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而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是一个由阶段性和局部性质变再到全局性质变的复杂、艰难而长期的历史过程，抑或说，共产主义世界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能以“突变”的形式完成。而在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出现了发生了局部性质变的社会条件，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其最薄弱、矛盾最尖锐的环节上开始解体，使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和矛盾焦点上的某些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20世纪某些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还不是、也不可能是成熟形态的社会主义，而是不成熟的、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它超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却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很快进入社会主义的成熟、发达阶段，不意味着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可以超越商品经济阶段。它的社会生产力和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就其总体性质来说，仍然处于生产力发展的同一历史阶段（尽管它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不成熟的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在客观上必然要求以商品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形式，以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马克思在考察社会主义在国家范围的建设条件时，非但不否定，反而一再强调，要注重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形式的有计划的利用。[8]而且马克思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在于：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虽然可以与不同的生产关系相结合，但它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在历史上形成人类社会经济运行形式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反之，资本也“只能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基础上形成”[9]。其区别在于：市场经济是属于社会物质变换关系的范畴，而“资本只能是生产关系范畴”。因此，作为社会物质变换关系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是可以与不同的社会基本制度相结合的。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就是一方面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分离，形成抽象意义的市场经济范畴，另一方面又强调市场经济必须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从而创造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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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由于20世纪像中国这样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局部质变的产物，由于资本主义至今仍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这就使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交往、世界市场、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劣势地位，而要改变这种劣势地位，非但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世界经济相脱离，而且还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20世纪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这种特定联系，也必然要求在当代中国建立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作为中国的发展路线，既坚持了“唯物史观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则，又体现着国家阶级职能与社会职能辩证关系的时代特点
从国家职能的角度看，应该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突出了国家的社会职能。那这种“突出”的唯物史观根据何在呢？时代根据何在呢？
唯物史观认为，国家具有两种职能：“阶级职能”和“社会职能”。国家的本质决定国家的阶级职能，国家政权履行国家的阶级职能时，是直接为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服务的。而在阶级社会中国家的社会职能则是维护社会各阶级的共同利益，它的任务是缓和对立阶级的冲突，协调、组织、管理、领导社会的经济活动，通过民族自卫和国际合作来保证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国家的社会职能是从属于和受制于国家的阶级职能的，因为统治阶级执行国家的社会职能，首先是为了维护它自己的统治。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国家的社会职能从属于和受制于国家的阶级职能的同时，也对国家的阶级职能和社会职能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揭示。从国家权力的来源上看，恩格斯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10]权力起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需要，它的原始本质是一种凝聚和体现公共意志的力量。只是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社会分裂为两大对抗阶级，公共意志被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意志所侵蚀、所利用、所取代，使公共权力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但即使如此，统治阶级为了谋求统治的合法性，为了尽可能使阶级统治能够为全社会所接受，统治阶级也不得不考虑和照顾到公共利益，在有些情况下让自己的统治权力服从公共意志。所以，虽然恩格斯是限定在“起先”，即政治权力在刚产生时对执行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的依赖（为基础），但并不是说，随着政治权力的独立化，政治权力对执行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的依赖性就消失了。国家权力不论怎样凌架于社会之上，它都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以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恩格斯通过对波斯和印度历代政府都要经营和管理河谷灌溉的例子的分析，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11]因此，当在国家的政治统治愈来愈多地通过执行国家的社会职能来持续和巩固的历史条件下，国家的社会职能就有一种强化的趋势。
而在当代世界历史条件下，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都正愈来愈多地通过执行国家的社会职能来持续和巩固，抑或说，各国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它的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和巩固。因为，在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发展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问题更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邓小平反复强调，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发展的问题，不仅发展中国家迫切地谋求发展，发达国家再发展的问题也愈来愈突出。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社会政治制度的巩固乃至国家的安全，都越来越取决于自己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在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代世界，发展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关系着各国政府的政治统治能否持续和巩固的大问题，成为影响世界各民族盛衰兴亡的关键问题，成为支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消长关系的核心问题。因此，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国家的综合国力，已经上升为当代世界各国的头等任务、最大的国家利益、最重要的政治。
当代世界国家的阶级职能与社会职能辩证关系的这种时代特点，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得到了鲜明而深刻的体现。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是我们国家的阶级职能的客观要求，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的。但是，如前所分析，由于在当代世界历史条件下，各国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和巩固，我们国家的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核心的阶级职能，也只有通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得到实现。
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虽然突出了国家的社会职能，但它的实现过程又不能脱离国家的阶级职能，因为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赋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正确的价值内涵和价值取向，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方向，才能调动最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坚持改革开放”，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一方面，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坚持改革开放都将是实现我们国家的社会职能的基本途径，都将是完善我们国家的阶级职能的必要形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核心的问题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就要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解放生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国家的阶级职能，也需要通过改革政治体制来不断完善和发展。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改革开放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进行，必然要求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开放的根本出发点和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则保证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使改革开放成为一场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的的伟大革命。
总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它使我们国家的社会职能和阶级职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了具有时代特点的辩证统一。
四、邓小平提出的对内对外开放政策，作为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一招，作为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总体途径和手段，是建立在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基础上的，既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又顺应和把握了当代世界民族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
邓小平1985年4月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是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12]而对内、对外的开放之所以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总体途径和手段，是因为它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既扎根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之中，又顺应和把握了当代世界民族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深刻地揭示了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即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13]。“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14]而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这种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质的飞跃。从经济方面来看，已经由形成世界市场，到形成世界经济体系，再到世界经济生活的全面国际化。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卷入世界经济大潮，置身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已经越来越不可能。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正是在洞察、顺应和把握当代世界民族历史日益深入地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政策，并非仅仅是由于我国现在经济和科技落后，需要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经验，更为重要的是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世界结构的总的特点的结果。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世界各国不开放，不加强国际交流都很难发展。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15]邓小平的这些论断，准确地把握了民族历史日益深入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本质表现和世界结构的总的特点，即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各个民族和国家互相往来、互相依赖、密不可分的开放的有机大系统。
第二，邓小平提出开放政策的着眼点，不仅仅是中国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世界发展的客观需要。他在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有世界意义的论断：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因此，对外开放并非仅仅是中国的需要和愿望，只对中国有利，同时也是世界发展的需要，并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对此，邓小平作了深入具体的分析：“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区是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是重要市场，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是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我们希望国际工商人士，要从世界角度来考虑同中国的合作。……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16]因此，可以说，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是把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融为一体的理论。
第三，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不仅是对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之间关系的现实的把握，而且是对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之间关系的未来的把握。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在国际上实行开放政策，那末再过五十年中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是不能离开开放政策，离开这个政策不行。”“因为未来世纪，随着历史更广更深的转变为世界历史，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改变了。”[17]所以，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政策，也是着眼于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之间关系未来的长期性、战略性决策。
第四，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政策，也是社会主义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必然要求。因为随着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已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期曾深刻地指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8]（这里说的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语）这就是说，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本性，开放的世界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社会主义只有开放才能存在和发展。所以，正是顺应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对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对外开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把对内对外开放作为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一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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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26，523.
世界经济的形成范文篇10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2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释: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著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39-41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2.StateandMarket,pp23-32
13.S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byCMurphyandRTooze,Boulder:Col,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39-40
世界经济的形成范文篇11
[关键词]复苏悬念风险因素“二次探底”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623（2012）01-0106-04
[作者简介]王东（1955―），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金融。
一、留给2012年世界经济的悬念
2011年世界经济的总体形势，用“风雨飘摇”来形容并不为过，下半年出现的一些意料之外和意料之中的变化，对正在复苏中的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导致世界经济始终处在有“惊”有“险”的氛围中。虽然，最终2011年依然延续着金融危机后的复苏性增长，但在多种风险因素的打压下增速减缓显现端倪，不仅增长数据与早期的预测相差甚远，而且增添了更多的风险，并加大了不确定性，将世界经济能否保持金融危机后持续复苏的悬念留给了2012年。
2011年12月1日联合国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显示，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速出现了下滑迹象，2011年这一迹象更加明显，增长率由2010年的3.6%下滑至3.1%，增速减缓趋势已没有什么悬念了，2012年世界经济复苏能否延续，哪怕是缓慢复苏，国际机构的预测普遍悲观。根据联合国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低于2011年，仅为2.8%，其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主要来自发达经济体。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预测与联合国的预测基本一致，对2012年世界经济前景也给出了悲观预测。因此，受发达经济体经济疲弱、欧债危机深度恶化、有关国家财政紧缩措施、各国应对危机政策缺乏协调以及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由强转弱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将继续在“二次探底”的边缘徘徊，从而加大了能否延续金融危机后复苏的悬念。当然，近期许多国际机构的预测还不能说是最终判断，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和最终的增长数据有可能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修正，但无论预测是上调还是下调，不可否认的是，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的风险在短期内难以消除，因此仅从国际机构的预测数字来判断世界经济的前景显然不够充分，需要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基本面进行全面分析和理性看待，警惕复苏出现反复。
从总体形势看，虽然世界经济已步入了一个复苏型增长阶段，但由于复苏态势的不稳定和风险因素的增多，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进一步显现。
首先，美国经济虽然有望进入危机后新的增长周期，但增长受到内需疲软和高失业率以及债务风险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将会有所减慢，消费低迷仍将是困局，失业状况要想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目前还十分困难，债务风险上升增添了新的隐患，为此美国需要继续维持较长一段时期刺激经济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甚至不能排除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可能。因此，即便美国经济二次衰弱可能性或许因宽松货币政策所排除，但不等于能够恢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一旦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也失去作用，美国经济将难免再度陷入衰退，世界经济也将会受到严重冲击。
其次，在债务危机仍得不到有效缓解和救助机制不能确切落实的情况下，欧盟的经济复苏最有可能出现反复或剧烈波动，财政和债务状况的恶化将在较长时期干扰着欧洲各国经济的恢复，甚至不能排除债务危机继续恶化的可能。由此可见，债务危机仍将是欧元区切肤之痛，受其影响欧洲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最为突出，甚至有可能将整个发达经济体拖下水。
其三，日本经济虽然在前一段时期逐渐摆脱了长达近20年之久的衰退困境，但2011年发生的严重地震和海啸及其后的核泄漏危机，又将其带入了一个既要恢复经济又要进行灾后重建的艰难时期。再加上受日元不断升值和其经济结构性问题以及政府频繁更迭等负面因素影响，日本经济增速自然会受到一定制约。因而，日本经济要彻底从近20年的停滞和地震的阴霾中摆脱出来绝非易事，未来日本经济出现反复可能性也存在，其中也不排除出现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
其四，尽管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大大好于发达经济体，仍将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速，依然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世界经济的重心已逐渐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但是，2011年以来全球范围不断升温的贸易保护主义正严重阻碍着新兴经济体的进一步复苏，此外如果发达经济体陷入经济衰退必然也会殃及新兴经济体。因此，2012年新兴经济体能否排除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继续保持经济的强势也存在着不确定性，显然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态势的强或弱，在很大程度上为2012年世界经济的复苏增加了又一层面的悬念。
其五，随着发达经济体刺激经济措施力度的增强，以及西方货币新一轮的轮番贬值，发达经济体将其风险向全球转嫁使新兴经济体承受的压力必将增大，同时全球性通胀压力有可能升温，导致世界经济增速减缓。2011年以来国际市场上各种大宗商品价格轮番上涨的“综合症”，虽然有受到全球极端天气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但也进一步表明市场上流动性泛滥和投机炒作推高了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从而在全球范围形成了事实上的通胀，成为世界经济形势基本面中潜在的重要风险因素。尽管受欧美债务危机深化和发达经济体经济前景堪忧影响，国际市场上各种大宗商品价格在前期的高点上一度大幅下行，但各种大宗国际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和跳水并未减缓全球通胀预期压力，市场上流动性充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全球性通胀形势也没有改观。全球性通胀压力的有增无减，一方面反映了发达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市场流动性泛滥；另一方面，在世界经济脆弱复苏的环境下，通胀预期风险使许多国家经济政策转向扼制通胀，导致其经济增速减慢，受此影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也随之放缓。
从上述基本面看，2011年世界经济笼罩在发达经济体债务危机和经济疲弱及失业率上升的阴影下，欧洲能否从债务危机的泥潭中拔出？发达经济体的经济颓势是否能够扭转？世界经济的走势又将向何处发展？这一切答案仍存悬念，需要时间做出回答。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一段时期，世界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和风险依然主要体现在：由于目前世界经济并未全面走出危机，也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经济下行的风险始终没有排除，一有风吹草动便会“风生水起”。特别是欧洲、美国以及日本不仅经济复苏乏力，而且均处在高额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台高筑以及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状态，这种财政不断恶化和高负债以及高失业率的复苏，必然导致发达经济体向外释放风险，从而使世界经济风险大增。事实也是如此，近期发达经济体经济不仅仍无改善迹象，而且衰退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恐怕只能背着沉重的债务包袱无奈选择继续实行货币刺激政策，且不论这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推动作用是否有效，但无疑会在全球范围催生新的资产泡沫，带来新的资产和通胀风险，使世界经济复苏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经济或金融危机。因此，主要发达经济体再次陷入衰退的风险正在加大，成为影响2012年世界经济走向和复苏的关键因素，如果发达经济体不能及时有效控制债务风险和修复经济，并有可能拖累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世界经济陷入新一轮衰退成为现实恐怕也在“情理之中”，这也就是留给2012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悬念的主要因素。虽然新兴经济体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也需要警惕发达经济体经济与金融风险的外溢，同时还需要防范输入性和内在通胀的上升，避免经济增长出现大幅度的下滑。由此，2012年世界经济前景不仅难以乐观，甚至二次探底之虞则有可能进一步加深，导致全球悲观情绪弥漫。与此同时，伴随着欧债危机有可能进一步扩散和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以及发达经济体普遍经济形势前景的不妙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的减慢与通胀预期压力的增大，世界经济又一次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峻局面。
二、2012年世界经济的主要风险
2011年在多种风险因素的影响下，世界经济面临着二次探底的风险，至今这些风险仍未消除，留给了2012年。
概括当前世界经济的风险因素，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和市场信心的缺失，导致国际金融市场“风生水起”。2011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之忧弥漫全球，在极度恐慌的氛围下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已，先是全球股市的恐慌性下挫和大宗商品价格不明方向的上窜下跳，尔后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价格虽有技术性修复和企稳，但投资者对经济二次探底的忧虑并未消除。在经济二次探底氛围的烘托下，不能排除国际金融市场仍然酝酿着新一轮的动荡，2012年的国际金融市场不会风平浪静，稍有风吹草动便有可能再次遭受冲击，全球股市则首当其冲，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同样难以避免，国际金融市场的风声鹤唳也会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此外，虽然世界经济已步入复苏的轨道，但毕竟增速严重下滑趋势已显现端倪，2012年世界经济再度反复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动荡的可能性依然不能排除。
2.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严重下行，导致世界经济走向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从欧盟、美国和日本这三个发达经济体2012年的经济走势看，各界的基本判断是，当前主要风险和不确定性来自发达经济体，其增速的下行将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停滞的主要危险，同时使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变得更加严峻和复杂，正常发展受到拖累，使2012年世界经济的增速减退。
3.债务危机威胁着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安全，欧债危机远未结束导致发达经济体国家人人自危。2011年欧债危机的深度恶化导致欧洲许多债务高危国在经济、金融、政治和社会各领域危机四伏，甚至涉及到欧元的存续。欧债危机未了，美国信用风险又随后爆出。2012年美债危机是否会如同欧债危机一样进一步深化，虽然目前还不能下此结论，但可以断定的是美债危机还会不断发酵，只是何时“发作”并不清晰。同样，面临债务高风险的英国和日本等国也是岌岌可危，危机随时以可能相继爆发，目前只是被欧债和美债危机所掩盖，遮挡了各界关注的视线。一旦英国或日本的债务风险进一步升级，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危机有可能全面爆发，并有可能导致发达经济体陷入一场以债务问题为形式的金融危机。当前，欧债危机与美国等发达国的信用风险交织在一起，不仅严重阻碍着发达经济体的复苏，也干扰着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2012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将有超过7.6万亿美元的债务到期，世界各国都将面临着巨大的还债压力，其中日本和美国到期的债务最多，分别为3万亿美元和2.8万亿美元，其他发达经济国家包括欧元区国家到期债务数额也十分惊人，因此发达经济体面临的还债压力也最大。
4.全球宽松货币政策集体“亮相”，其影响难于预料。2011年，由于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减弱，面对经济复苏与通胀矛盾，全球各大央行不得已纷纷选择了宽松货币政策。意味着世界各国将刺激经济放在了首要位置，防范通胀似乎并非当务之急，其后续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目前还难于预料。有人担心，全球范围新的宽松货币政策导向，将导致世界经济复苏与通胀矛盾进一步加剧。如果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走高和通胀压力增大，必将使已然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大伤元气。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实施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也有可能会引发又一轮的货币竞争性贬值，从而使各有关国家的货币摩擦升温，逐渐演变成一场新的货币战和汇率战，演绎出新一轮贸易战，导致世界贸易发展受阻，严重危害世界经济的复苏。
三、2012年的期待与机遇
尽管发达经济体增速乏力，世界经济前景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但世界经济复苏的大方向已然确立，这使得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经济面临着较好的国际环境和最佳机遇。一方面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范围拓展外部发展空间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和治理结构进入调整期，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可能，并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将进一步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
在世界经济艰虞之际，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目前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不仅对多边贸易体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严重危害和影响着全球贸易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将长时间处在一种不均衡发展状态，使得各国间经济和贸易关系的争端将不断增多。特别是由于美国长期存在着巨额贸易逆差，在短期内不仅难以改变这一状况，甚至贸易逆差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对此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会进一步上升，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贸易矛盾和摩擦将有可能激化，并有可能导致相互间爆发“贸易战”。二是发达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面临不断上升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不得不适度调整货币政策应对通胀的上升，从而也在一定程度制约了经济的快速增长。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结构和效益的关系趋于改善，经济与社会发展趋于协调，一些突出矛盾正在逐步缓解，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略有放缓，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调控的结果，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突出。显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前景仍将是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强大力量。
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一是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形势千差万别和复苏不平衡，其中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依然保持着强势复苏；美国在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经济不振的情况下，经济前景则更加不确定；而欧洲多国债务危机使其陷入了经济政策的两难选择。二是经济复苏形势的差别导致各国政策上的不一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段时期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合作与政策协调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道扬镳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状态。三是世界经济复苏的脆弱性难以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因此世界经济走向处在一个不确定性时期，复苏与风险并存的局面没有改变。尽管，近一段时期美欧经济复苏乏力，主要新兴经济体为缓解通胀压力纷纷收紧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出现了放缓趋势，但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没有改变。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国际环境总体上仍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在全球化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和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的今天，一方面为中国在全球范围提高配置资源能力、拓展外部发展空间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全球科技产业变革趋势，为中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和产业整体跃升创造了条件；同时，世界经济体系和治理结构进入调整期，发展理念和模式的多样性更加受到重视，为构建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使中国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R].2011年9月20日.
[2]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R].2011年12月1日.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世界经济危矣[N].奥地利《新闻报》网，2011年12月27日.
2012:SuspenseandRisksoftheWorldEconomy
Wangdong
(InustitutiofWorldEconomics&Politics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732)
世界经济的形成范文篇12
[关键词]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对策
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尤其是利益相近的国家更是具有加强联合的要求。从长期来看,世界经济的总趋势是一体化，但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一体化的具体实现方式呈现多样性。从现实来看，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总趋势下，大量存在的国际经济现象是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是指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区域性经济集团，它们日益取代国家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主体的状态及其过程，是对诸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概括。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国际分工的发展，技术与信息作为生产要素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技术的输入和转出越来越多地建立在统一分工的基础上，构成一个过程的不同环节，使得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发展联系和彼此依赖进一步加深。在这种条件下，生产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迅速，而且进一步突破了民族的国家的界限，形成了生产力的国际化和生产的国际化，把国际分工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及与此相适应的国际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使世界经济趋于集团化。国际贸易远远超过过去，资本国际化急剧发展，私人投资、商业贷款迅速增长，国际债券市场规模迅速扩大。贸易、资本和技术从小到大、从国内到国际的不断发展加深了人们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加快了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步伐。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萌芽或准备阶段。19世纪中叶，即在1834年由北德、中德与南德等三个关税同盟联合起来建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它可以说是经济史上最早开始的集团化的雏形。第二、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开始形成的阶段。二战后区域集团化进入其形成阶段，还在1944年9月，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就签订了建立关税联盟的协定，1946年三国又将关税联盟扩大为经济联盟。1949年1月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建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实现生产协作与专业化。1952年西欧六国建立欧洲煤钢联营，1958年建立西欧共同市场。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展中国家也建立了一系列地区一体化组织。第三、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蓬勃兴起阶段。1960年以后的20多年间，国家、地区间的大多数经济联合发展较慢。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进程明显加快,原先建立的区域经济集团有的进行了调整或改组,范围上有所扩大，新的区域经济组织不断涌现,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浪潮席卷世界各个地区各种类型的国家。目前影响比较大、成果比较突出的三大区域经济组织有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三大经济区域集团有可能形成鼎足对峙之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结成了区域经济集团；在广度与深度、外延与内涵方面有了新发展，突破了洲的限制，开始跨洲发展；自由贸易区成为建立经济区域集团比较流行的主要模式；区域经济集团相互之间、其内部各参加国及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其结构也是多层次的。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有着广阔前景，它是全球一体化大趋势在当今的表现形态之一，是通向全球一体化的一个历史阶段。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加强国际资本的扩张与渗透，推动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促进区内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本的跨国兼并引进了新的竞争机制，将给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带来新的活力。建立区域集团不妨碍各国对外开放与世界市场的扩大，可以促进市场容量扩大，总体上是有利于促经济贸易与世界经济的增长。
区域集团化对世界经济乃至各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第一、经济区域集团的形成，为各国进行平等对话和协商解决问题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保障，有利于减少和解决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有利于地区和国际形势的稳定，为各国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第二、有利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区域经济集团将促进内部贸易增加，生产要素得到不同程度的自由流通，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和配置，促进科技发展，增强竞争能力，提高经济增长率。区域性集团经济贸易的增长将使世界经济贸易总量增长，这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机遇。第三、区域经济集团化将对国际资本、技术、商品和人才的流向产生重大的影响。集团化将促进生产要素在集团内部流动，并促进产业结构在地区内部跨国界流动。区域性经济集团化也促进了资本的跨国界流动。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加强联合科研，与此相适应，科技人才的流动在加快。第四、今后的区域性经济集团将以发达国家为主，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混合组成，发达国家将作为资本、技术的主要提供者和产品的主要吸纳者，促进经济集团的发展。集团内的发展中国家如政策得当，将可通过区域合作，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取得较快的经济发展。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第一,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贸易收益减少。第二,由于各个区域经济集团内各国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发达国家取得的利益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集团化可能使南北经济差距从总体上拉大。区域经济集团还会使发展中国家受到地区上的分割，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原来的统一和合作关系，将使全球南南合作，难以取得进展。第三,任何一国加入区域经济集团组织，都是以民族主权的部分让渡为代价的，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风险。
区域集团化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既不能夸大也不能忽视和回避。这就需要我们对这种影响进行全面的分析，既要认识到它的积极一面，又要认识到它的消极一面，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我国应顺势而动，抓住机遇，制定相应对策。第一、积极倡导建立区域经济集团、次区域经济集团。我国应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在国际上尤其是周边地区，寻找同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地区组成区域性、次区域性经济集团，创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国际环境。第二、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应在更广泛的空间进行分工与合作，我国海外企业也应注重专业化分工与合作，以求得经营效率的提高和竞争能力的增强。第三、积极参加apec，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亚太经合组织中有一多半的成员是发展中国家，我国应更多地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坚持自主自愿的原则。我国应利用同apec中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关系，充分发挥适用技术优势，在这些地区进行投资及输出技术。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和大容量的市场，中间技术领域有许多空隙，我们可以利用适当的中间技术和传统技术打入发达国家市场。第四、发展跨国公司，提高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跨国公司在国与国之间架起了联系的纽带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展跨国公司不仅是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发展趋势所迫，更是我国经济发展和走向经济强国之列的必然。我国大企业的成长必须要有国家的宏观指导和政策扶持，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形成有序有效的市场竞争制度。
参考文献：
[1]王曰痒等: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2]刘家骥: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