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值管理行为篇1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自20世纪80年代初盈余管理在西方会计界提出以来，盈余管理就一直倍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Zucca和Campel（l1992）研究了1978年至1983年之间67家公司的77次减值，研究结果表明资产减值成为了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Hflin和Warfield（1997）研究了1985年至1991年之间宣告资产减值的588家公司并与配比的同行公司进行比较，研究表明公司为了粉饰利润存在递延资产减值的行为。Teoh，Wong＆Rao（1998）检验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发行前后的折旧和坏账准备政策，发现与非首次公开募股（IPO）的公司相比，这些公司存在发行股票及以后年度通过折旧和坏账政策调整盈余的倾向。Mcnichds（1988）、Wilson（1988）研究发现，当企业濒临亏损或者利润较高时，管理当局存在通过资产减值平滑利润的现象。西方学者对于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采用估计操纵性应计利润来检验选定样本在统计意义上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国内外普遍采用的度量盈余管理的模型都旨在从总应计利润中分离出可操纵应计利润来实现对盈余管理行为的检测。1991年Jones基于（Healy1985）及（DeAngelo1986））的模型，把总应计利润分为操纵性的和非操纵性的两种，并提出了时间序列模型即Jones模型，侦测盈余管理的现象。Dechow、Sloan和Sweeney（1995）在Jones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修正Jones模型。陆建桥（1999）综合研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提出了扩展琼斯模型，此模型经检验是检测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效果较为显著的模型。本文研究盈余管理测算可操纵应计利润所采用的就是扩展Jones模型。
（二）国内文献综述
我国对盈余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早期绝大部分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盈余管理产生的动因、常用手段以及如何有效防治，直到1999年陆建桥在其发表的《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第一次对盈余管理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研究他发现亏损上市公司存在操纵应计利润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廖理（2004）对国内外学者测算盈余管理行为的方法以及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总结。并指出Jones模型对可操纵应计利润的计算效果较为显著。欧阳令南（2008）在盈余管理研究模型的有效性以及盈余管理与资产减值的关系方面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他认为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虽与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显著相关，但是其作用很小。此外，自现行会计准则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学者在资产减值准备与盈余管理问题方面的实证研究较少。现行资产减值会计准则的有些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形成实质性差异，且已经在上市公司实施，所以研究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以实证数据论证现行资产减值会计准则能否制约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现行的会计准则对资产减值准备的冲回做了严格的规定。按照现行会计准则，存货跌价准备、固定资产跌价准备、在建工程跌价准备和无形资产跌价准备在计提后不能冲回，只能在处置相关资产后，再进行会计处理,利用这些资产减值准备项目调节利润的空间将大大缩小，上述的限制性规定将对上市公司的利润操纵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现行会计准则对应收账款、长期投资、短期投资和委托贷款的减值准备项目未做规定，也有一些上市公司利用这些减值准备项目操纵利润。此外，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后借款费用资本化范围的扩大、公允价值运用范围的拓展、资产减值中会计选择与职业判断的增多、研发支出的非完全费用化处理，客观上增加了盈余管理的空间。鉴于以上，本文提出假设：H1：现行会计准则颁布实施前与后，上市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现象，并且现行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较之前有所增加H2：现行会计准则（资产减值）颁布实施后，资产减值对盈余管理的影响降低。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中国证监会（CSRC）行业股票列表中486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虑到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后其预期效果的显现可能滞后以及上市公司借助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是在几个会计年度进行的，所以本文选择2002—2011年10年期间数据完整的152家公司为样本，并且采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三）模型建立与变量定义
1.盈余管理模型与变量定义目前，在众多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中，西方国家较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总应计利润法。该法通过分析总应计利润中的可操纵部分来检测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为了消除不同上市公司经济实力与规模的差异对测算结果的影响，本文以操纵性应计利润与年初资产总额的百分比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的尺度。采用陆建桥（1999）的扩展Jones模型测算企业的操纵性应计利润（DAcc）。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对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关系模型中涉及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第一，资产减值特征变量。观察2002—2011年这10年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变化。从表4可以看出，总体上，准则变化后的资产减值计提比例小于准则变化前的资产减值计提比例。2002、2005、2006、2010年计提资产减值的比例为负数，说明资产减值转回的数值大于计提的数值。现行会计准则禁止转回部分资产减值，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比例缩小了，一方面说明我国普遍存在虚提资产减值以操纵利润的现象，现行会计准则对资产减值更明确的计提标准及披露要求使企业计提资产减值更加谨慎，缩小了企业虚增资产的空间，使企业的财务信息更加透明；另一方面由于2007年与2008年宏观经济形势给大多数企业造成了负面影响，并且现行会计准则的实施使得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受到限制，使得企业不得不放弃通过过度计提资产减值降低本年利润，减少以后年度资产减值的选择。第二，盈余管理的金额（EM）。从表5可以看出，准则变化前EM为0.0627，准则变化后EM为0.1053，准则变化后上市公司可操纵利润的值明显高于准则变化前，说明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强度有所增加，支持了假设1。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比例缩小而盈余管理强度却有所增加。从而可以得出，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在盈余管理的内容、方式、目的上较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前有所改变，并且盈余管理的强度有所增加。
（二）回归分析
为了准确考察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前后资产减值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变化，本文对加入控制变量的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模型运用SPSS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可以看出，准则变化前与准则变化后样本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比例与盈余管理金额的变化都呈现正相关，说明公司管理层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仍继续存在，并且准则变化前的回归系数为0.089显著大于准则变化后的回归系数0.057。说明资产减值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准则变化前比准则变化后大，支持了假设2。以上结果进一步说明，现行会计准则缩小了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有所改变，利用其他可操纵因素调节利润的强度有所增加。五、结论本文通过对2002—2011年我国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金额（EM）的测算以及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回归分析发现，从盈余管理金额（EM）的测算结果来看，准则变化后上市公司可操纵利润的值高于准则变化前，说明上市公司仍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并且其强度有所增加，支持了假设1。从资产减值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看，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调整盈余、财务指标的可能性减少。现行会计准则对部分资产减值计提标准及计提后不可转回的规定，缩小了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使资产减值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降低，支持了假设2。现行会计准则对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制约，提高了企业所提供的财务信息的透明度。
市值管理行为篇2
Abstract：TakingtheA-sharenon-financiallistedcompaniesinShenzhenandShanghaistockmarketfrom2012to2014asasample，andreferringtotheresearchmethodofthepreviousscholars，thecompensation-performancesensitivitymodelandviscositymodelarebuilt.UsingstatisticalsoftwaressuchasSPSS17.0andEXCEL2007，fromthefinancialandaccountingdataproductionprocess，andafterconsideringthereturnoffairvalue，theinfluenceoftheintroductionoffairvalueinaccountingstandardsonthemanagementmonetarycompensationoflistedcompany.Studysuggeststhatasameasurementattribution，theintroductionandapplicationoffairvaluehasbroughtcertaincontracteconomicconsequences.TheapplicationoffairvalueinthemanagementcompensationcontractsintheChineselistedcompanieshaspromotedtheincentiveeffectofthecontract，butitcan'tbeeffectiverestrictiontothemanagement.Boardcharacteristicsandotherfactorshavenotbeenfullyconsideredindesign.AllconclusionsaboveillustratethatthemechanismoftheexecutivecompensationoflistedcompaniesinChinaremainstobefurtherperfected.
关键词：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转回；管理层薪酬契约
Keywords：fairvaluemeasurement；fairvaluereturn；managementcompensationcontract
中图分类号：F233；F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5）36-0074-05
0引言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和会计准则的不断完善，上市公司可以用公允价值计量会计业绩。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利润表新增项目，在评价上市公司业绩时日益受到信息使用者的关注和重视。本文以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薪酬契约为目标，研究考察公允价值计量在我国企业实施后产生的经济后果，即在考虑公司治理的前提下，研究公允价值计量对管理层薪酬契约的影响。
1研究假设
尽管对于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或负债的价格浮动，受金融市场环境影响较大，但这部分盈余变化与管理层的努力程度仍存在关联性。近年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上升，引起市场波动的不稳定因素增加，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或负债的管理需要企业管理层投入更多的关注和精力。如果管理层在买入抛售时机的选择、投资组合比例、对风险和市场情况的判断等决策上付出更多努力，那么不论宏观经济状况等外部因素如何影响，管理层会有更大的可能性获得收益、避免损失。有效的薪酬契约能够将管理层付出的努力与所得报酬密切关联，而努力程度又常由企业的会计业绩进行量化考察，公允价值计量的引入使得部分公允价值计量项目的损益变动计入利润表，对会计指标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引发企业业绩衡量标准的调整，再进一步的引发管理层薪酬契约的调整。本文预期上市公司根据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调高了管理层薪酬。由此，得到假设1。
假设1：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对管理层薪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由于管理层经常能够找到业绩亏损的理由，比如将讲亏损的原因归为外部环境因素等，使自己不承担业绩亏损的责任，管理层薪酬的调减就此受到阻碍。鉴于此，本文预期上市公司不会因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而调减管理层的薪酬。由此，得到假设2。
假设2：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损失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对管理层薪酬的影响不显著。
相比利润表中其他盈余项目而言，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产生的现金流在当期并没有对应的流入或流出，在未来交易时才能真正实现，所以只能算作“持有而未实现”的损益，未来不确定性大。这样的损益实际上并没有对股东财富产生影响。在假定委托人理性的前提下，本文预期委托人在设计薪酬契约时能够对未实现与已实现的业绩进行区分，辨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与盈余中的其他项目对企业业绩的贡献程度，并非盲目地仅因当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带来的业绩上涨而对管理层给予激励。由此，得到假设3。
假设3：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其与管理层薪酬之间的相关性小于一定会计盈余与管理层薪酬之间的相关性。
2公允价值变动对管理层薪酬契约影响的实证
在研究之前，首先确定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并对选取的相关变量进行说明与定义。然后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确定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模型。最后收集了中国深沪两市A股中不包括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在内的年报中披露的相关数据，利用Excel2003、Spss17.0软件处理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2.1研究设计
2.1.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2年到2014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利用Excel2003软件进行如下整理：①剔除按证监会2001年颁布的行业分类标准中类属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②剔除管理层薪酬、财务指标数据以及公司治理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样本；③剔除资产总额小于或等于零的上市公司；④剔除ST、PT以及*ST公司；⑤剔除投资收益明细项目列示不详样本，保留归属于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及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其他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产生的投资收益。最后得到6243个有效观测值。其中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样本共计1701个。为了方便实证结果的观测与说明，把样本分为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样本（SampleI）、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样本（SampleII）、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损失的样本（SampleIII），以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零的样本（SampleIV）。
本文涉及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薪酬数据、公司治理数据、财务会计数据等均源于CSMAR数据库。其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直接取自上市公司利润表，“投资收益相关部分”取自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在研究过程中，利用Excel2003进行数据的收集、整理和筛选；利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以及稳健性检验等。
2.1.2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2.1.2.1变量选取
①被解释变量。
本文依据薪酬契约的研究目的和数据收集的可操作性，选取“薪金最高的前三名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报酬总额”作为衡量管理层薪酬的被解释变量指标，并参考杜胜利和翟艳玲（2005）的做法，在模型中采用对数形式表示，简记为TC。在进行稳健性检验时，选取薪金最高的前三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作替代变量。
②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张金若，辛清泉（2013）的做法将利润表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财务报表附注中“投资收益相关部分”两个项目的信息纳入公允价值变动的变量设计中，并用当期期末总资产进行标准化，简记为FV。用利润表中的正常经营活动的营业利润（DMS，2009）减去计入当期损益的公允价值变动表示企业业绩（REV），即其他盈余，并用当期期末总资产进行标准化。
FV=（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相关部分）/期末资产总额（1）
REV=（营业利润-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相关部分）/期末资产总额（2）
③控制变量。
以管理层薪酬的常见影响因素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有企业特征、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企业外部因素等。
1）企业特征。
企业规模（ASS），是较早被证实的管理层薪酬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均表明企业规模对管理层薪酬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规模越大，管理层承担的风险就越大，为完成经营目标需要付出的努力就更多，企业就可能付给管理层更高的薪酬。为了解决总资产数值分布偏度和异方差问题，参照现有的研究，一般主要采用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来表示企业规模，本文亦采用期末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表示资产规模并预期模型中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整体的公司报酬水平（Wage），用现金流量表中的“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流量”的自然对数予以衡量。管理层薪酬应与公司整体的报酬水平相适应，故本文预期该变量系数为正。
2）公司治理结构。
管理层持股（ESH）。企业对管理层的主要长期激励方式一般采用管理层持股的方式，采用这种方式，企业董事会就可以采取调整货币薪酬和股权激励在管理层薪酬中的比例的办法来均衡管理层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即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两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本文将管理层持股作为控制变量，以管理层是否持股作为衡量准，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时，ESH值设定为1，反之设定为0。
独立董事占比（ID）。我国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比例应当至少为三分之一，以保持董事会的独立性。采用独立董事制度，能够提{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管理层的利己行为。在独立董事占比较高的上市公司，董事会有较好的独立性，能够制定更为合理有效的管理层薪酬契约。
ID=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3）
两职兼任（Dual）。董事会一方代表企业股东的利益，行使监督权，而总经理做为企业的雇员则应对董事会负责，掌握企业的经营权。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将会削弱董事会的权利，为管理层操纵利润以谋取自身利益提供了机会。本文采用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作为控制变量。根据上市公司年报数据，若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则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3）企业外部因素。
行业虚拟变量（IND）：不同行业的管理层薪酬水平和结构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表现为行业内的税收水平和行业的增长速度。在增长速度比较快的行业中，因对管理层的要求比较高，管理层薪酬也比较高。设置12个行业（鉴于金融业与其他行业的会计制度存在较大差异，故剔除金融业）哑变量，属于该行业时取1，反之则取0，用以控制管理层薪酬的行业特征。
年度虚拟变量（Year）：管理层薪酬由于受到经济发展与市场环境的影响较大，而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及资本市场情况又有所不同。本文设置了3个年度哑变量，属于该年度时取1，反之则取0，用以区分企业不同年份时的管理层薪酬水平。
以上所有变量的代码标示及说明如表1。
2.1.2.2多元回归模型的构建
为检验A股上市公司计入当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管理层薪酬的影响，借鉴已有模型（徐经长、曾雪云，2010）并考虑企业特征、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企业外部因素等对管理层薪酬的影响，构建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模型（4）中的FV代表上市公司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业绩，在多元回归部分，本文剔除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零的样本。REV代表企业经营业绩，之所以选取该变量，是考虑将其对管理层薪酬的影响与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业绩对管理层薪酬的影响进行比较，借以考察上市公司根据公允价值变动信息对管理层薪酬契约进行调整的合理性，其余为控制变量。上述模型中a0表示截距，ak（k=1，2，…22）表示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回归系数，？着表示误差项。
2.2实证结果与分析
2.2.1描述性统计分析
①行业分布统计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主要是针对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上市公司，故对样本SampleI、SampleII、SampleIII的行业分布做详细的统计。由表2可见，在SampleI中，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房地产业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公司较多，占比分别为62.6%、8.8%和5.2%。农、林、牧、渔业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公司较少，占比1.0%。总体来看，除制造业以外，观测值的行业分布较平均。
②分组样本描述性统计。
对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SampleI）的上市公司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零（SampleIV）的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薪酬进行初步比较。由表3可见，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上市公司，管理层前三名薪酬总额平均值为254.64万元；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零的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总额平均值为171.45万元。可见，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高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零的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初步判断，管理层薪酬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具有相关性。
对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收益（SampleII）的上市公司和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损失（SampleIII）的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进行初步比较。根据表4的数据显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正的样本量为1065个，占总样本的61.74%，管理层年度报酬总额的均值约为260.84万元，略高于全样本的均值（254.64万元）。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负的样本量为660个，占总样本的38.26%，管理层年度报酬总额的均值约为244.69万元，低于全样本的均值（254.64万元）。
2.2.2回归分析
表5显示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管理层薪酬影响的回归结果。
针对研究假设1，回归结果中公允价值变动收益（FV）的系数1.567，P值为0.011，在5%的水平上与管理层薪酬总额显著正相关，其他盈余的系数为2.939并在1%的水平上与管理层薪酬总额显著正相关，说明样本期间对于所选取的上市公司来说，管理层薪酬总额与利润表中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及其他盈余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其他盈余项目比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显著性更强。回归结果支持假设1，证明在存在公允价值收益的上市公司，其管理层薪酬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存在显著正相关。可以看出存在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上市公司管理层年薪中能够体现对公允价值信息的使用，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进行薪酬契约设计时考虑了公允价值对管理层投入精力和努力程度的计量。
针对研究假设2，公允价值变动的收益和损失对管理层薪酬产生了不对称的影响，存在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时管理层薪酬随之增加，但存在变动损失时薪酬并没有相应减少，验证了研究假设2，这与已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可见，上市公司在管理层薪酬机制的设计和运用中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业绩有所涉及，但是薪酬与会计业绩的不对称性并没有因公允价值计量的引入而得到缓解或消失，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的粘性特征依然存在。这样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对管理层非理性激励，在公允价值变动出现损失时不能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约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
针对研究假设3，回归结果表明对于存在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上市公司，FV每增长1%，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总额增加1.567%，而REV每增长1%，薪酬总额增加2.939%，说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敏感系数低于其他盈佘，对薪酬的解释力更弱，实证结果与假设3相同。
此外，对回归进行分析还发现：
企业规模与管理层薪酬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即企业规模愈大，管理层所要承担的风险就愈大，愈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实现管理层自身利益与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企业愈可能给予管理层更高的薪酬。独立董事占比与管理层薪酬没有显著关系，一定程度上说明独立董事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仍存在问题。
为了能更好地消除各样本中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还利用SPSS软件对各个样本的各个变量做了共线性诊断。由表6可以看出，SampleI、SampleII、SampleIII样本中，各个变量的容忍度都大于0.1，且VIF都小于10，说明本文的回归方程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3结论
为研究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对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契约的影响，本文以2012年为研究起点，选取2012年至2014年存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的初始样本。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对本研究的数据样本特征进行了归纳；然后，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以及稳健性检验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以公允价值计量后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契约的调整为出发点，考察了公允价值变动对管理层薪酬的影响，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契约有用性及管理层薪酬契约结构的合理性进行了验证。结果如下：
①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后，中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薪酬粘性特征依然存在。公允价值变动的收益和损失对薪酬产生了不对称的影响，企业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企业业绩的组成部分，促进了企业管理层薪酬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存在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时管理层薪酬随之增加，但存在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时薪酬并没有相应减少，体现“重奖轻罚”的特征。包含公允价值信息的管理层薪酬契约体现出管理层努力程度的同时，也存在不合理性。常见的公司治理机制并没有起到矫正管理层薪酬不对称性的作用。这也进一步说明企业的“业绩一薪酬”契约在我国上市公司表现为不完全契约，薪酬契约激励有效而约束乏力，可能会助长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利己动机，对企业经营产生负面影响。
②在存在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上市公司中，相对于其他盈余，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对管理层薪酬的影响程度强于其他盈余对管理层薪酬的影响程度，表明委托人在制定管理层薪酬契约时并不十分理性。委托人不能对未实现与已实现的业绩进行区分，不能合理辨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盈余中的其他项目对企业业绩的贡献程度，也没有考虑到上市公司市场优势地位的影响，给予了管理层较高的薪酬激励。过度自信的管理层往往认为自己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与决策优势，负盈不负亏，随着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基数的增大管理层薪酬也随之增加。因此现有薪酬契约体系亟需完善。
综上所述，公允价值作为一种计量属性，其引入和应用带来了一定的契约经济后果，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契约中对公允价值的运用促进了契约的激励作用，但不能对管理层形成有效约束。董事会特征等因素在契约设计时没有被充分考虑。以上结论都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薪酬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为此，本文认为，我国应从提供高会计质量信息、推进公允价值会计发展、完善企业管理层薪酬机制的设计和应用等方面着手开展下一步的工作，同时，账页成为本研究后续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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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值管理行为篇3
［关键词］风险管理市值管理指标体系构建
风险是指未来事件预期和实际结果发生偏离的可能性，是对未来结果的不确定状态。风险的不确定性暗含双重含义，既包括可能发生的损失，也包括预期可能获得的收益。风险管理是以一定的成本，通过资源优化配置使企业预期损失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管理方法。现实企业经营管理中，我们往往只能够通过历史信息对已经发生的事项进行管理，这显然无法保持企业长期稳定的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建立高效准确及时的风险管理预警体系来应对可能发生的经营风险。
股改的推进使我国资本市场逐渐进入股票全流通的新局面，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目标由利润最大化转变为股东价值最大化，市场价值已逐渐取代资产成为衡量公司价值的新标杆，这也为上市公司的风险管理预警体系带来了新方向。市值管理是上市公司基于公司市值信号，综合运用多种价值经营方法手段，达到公司价值创造最大化、价值实现最大化和价值经营最优化的战略管理行为。其中心内容是价值创造、价值经营和价值实现。上市公司风险管理需要在原有指标的基础上，参照市值管理三个中心内容全新观念对预警指标进行改进和创新，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建立起适应资本市场现阶段发展的预警体系。
一、价值创造维度预警指标体系构建
价值创造是价值实现和价值经营的基础，上市公司须着眼于内在价值的创造，使公司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为内在价值在资本市场充分体现打下坚实基础。价值创造绩效衡量上市公司当期盈利能力和未来成长能力，是由基础价值及成长价值两项指标综合评价，基础价值反应上市公司当期盈利能力，成长价值评价上市公司相对上一报告期盈利水平变动。在市值管理中，基础价值绩效由净资产收益率（ROE）、主营业务利润率（ROM）、总资产收益率（ROA）和每股净收益（EPS）等传统指标以及为弥补传统指标的不足而新引入的经济增加值（EVA）和资本效率（EVA率）两项现代指标来评价。而成长价值绩效由基础价值绩效指标的增长率来评价。相应的，我们也应从基础价值绩效和成长价值绩效两方面来构建价值创造维度的预警指标体系。
二、价值实现维度预警指标体系构建
最大化创造公司内在价值，并不是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全部内容，还应将这份价值在资本市场上得以充分体现，需要把内在价值转化为相符合的市值，这样才能够最终实现公司价值和股东价值最大化。因此价值实现是市值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步，但上市公司往往只关注到价值创造的步骤，忽略了价值实现的关键性。其结果表现为市值低于内在价值，没能将价值创造很好体现，或者表现为市值高于内在价值造成投资风险，这是阻碍公司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风险所在。衡量价值实现绩效的指标可以从规模、成长和效率三方面度量，分别由总市值、总市值增长率以及托宾Q三个二级指标实现。
三、价值经营手段降低经营风险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是新兴加转轨的弱式有效市场，上市公司的市值往往与内在价值出现或高或低的偏差，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的关联度始终不高。这加大了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难度，同时也增大了公司以长期稳定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经营风险。因此为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巧妙运用财务方法及公司治理手段进行价值经营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当市值被明显高估时，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增发股票或发行可转换债券以及换股并购整合主业的手段使面临的经营风险最小化，相对提高公司价值。增发股票和可转换债券是上市公司再融资主要途径，不仅可以扩大公司股本规模，稀释公司股权降低公司股票价格，还可将所获得的资金支持公司的业务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公司内部价值，降低价值偏离风险。另一方面，公司可以充分利用股价被高估的契机与业务相关企业进行换股并购，从而不动用公司资金便可以顺利实现业务扩张。
当市值被明显低估时，上市公司趁机以低价进行股份回购以达到减资或调整股本结构的目的，不失为降低资本运营成本的好方法，这有利于规范和改善股本结构，提高股东投资回报，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和维护公司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施光耀刘国芳:市值管理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
市值管理行为篇4
Abstract:Thepapermainlyintroducedtheintergrationofvaluemanagementandmarketvaluemanagementwhichselectthemostsuitablefinancialevaluationmethodforenterprisesandatthesametimeprovidethereferenceforimprovingtheenterprisevalueforrelatedenterprises,avoidingthepotentialfinancialrisksandbetterfinancialmanagement.
关键词：价值管理；市值管理；企业价值最大化
Keywords:valuemanagement;marketvaluemanagement;businessvaluemaximization
中图分类号：C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2-0170-02
0引言
价值管理（VBM），即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已经成为一些公司进行公司管理，战略决策，过程控制，业绩评价和合并扩张中的基本取向，但是将市值管理与价值管理的集成应用于企业财务管理之中，是很多企业未曾尝试过的一种新型财务管理模式。正确利用这种新模式为企业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帮助企业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使企业在日益多元激烈的竞争中常立于不败之地。
1价值管理
价值管理（VBM）又称为基于价值的企业管理，是指以价值评估为基础，以价值增长为目的的一种综合管理模式，它是根源于企业追逐价值最大化的内生要求而建立的以价值评估为基础，以规划价值目标和管理决策为手段、整合各种价值驱动因素和管理技术，梳理管理和业务过程的新型管理框架。综合各种文献，得出价值管理（VBM）是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理财目标的结论。即VBM的目标就是创造价值，实现股东价值的增长。
2价值管理挑战传统财务管理方式
随着企业经营竞争格局的变化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企业价值的外在表现呈现多样性（如场面价值，市场价格）和复杂多变性。财务上首先追求的是企业的内含价值，并可由企业未来现金流量贴现（DCF）模型来决定。这一原理不仅成为企业管理的基本理念，也变成一种可操作的管理制度要求。
在我国很多企业的财务管理中，并没有做到真正将VBM的理念与其经营决策，财务行为，控制体系有机结合。价值管理要求管理者在公司层面的各种重大问题（如产品市场的选择，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和全球竞争等）的战略决策都应以VBM为基础，关注未来较长时期的收入现金流量。但是很多公司现行的战略决策并没有充分彰显公司的未来发展潜力尤其是独特的商业模式，或者说战略目标经常与战略手段之间本末倒置。首先，一些企业崇尚对企业规模增长及速度的盲目追求：“再造一个xx公司”，“实现公司的跨越式发展”等仍然是不少企业战略的关键词，而单纯的规模导向有时会直接损害企业价值，企业的发展速度必须与企业财务资源供给能力和管控水平相匹配，才能做到健康良好的发展，不会出现因为扩张而导致破产的结局。
没有立足于VBM建立以价值增值为目标的预算程序，未能通过预算体系探寻和明确企业价值目标定时间里经营上的关键驱动因素和财务短板，没有把预算贯穿于落实经营策略使得很多公司的企业预算管理始终无法摆脱简单的增收节支工具和上下讨价还价的制度困境。而且，尽管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业绩评价如果过于关注短期会计利润，不但无法准确反映公司创造的价值，更会使公司的管理者过分重视和维持短期财务成果，放松必要的资本投资去追求长期战略目标。但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业绩监管都没有摆脱对会计绩效指标的过度依赖。
3市值管理：财务资本管理新标杆
价值管理主要致力于价值创造，而市值管理不仅要致力于价值创造，还要进行价值实现，是一种新型财务管理模式。随着资本市场的纵向深向发展，尤其是我国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的齐备，为我国企业推进市值管理提供了必需的市场环境，市值已经取代传统财务指标成为企业资本新标杆。公司市值是其内含价值的外部彰显，不仅能透视出公司的财务状况，更是公司核心竞争力，发展前景，治理水平和经营能力的现实反映。
基于内含价值的财务决策和基于市值的财务决策各自有不同的关注点，具体可以表现为：①基于内含价值的财务重点关注商业经营，企业盈利模式与产品毛利水平，强调公司战略对主营业务的推动作用，追求行业领域之内的领先地位，注重营业规模和盈利能力的持续性与成长性。基于市值的财务决策更重视行业平均市盈率或市净率――即市场给每个行业的平均估值水平。内含价值主要关注公司的未来，但市值更偏重于现在。②内含价值着眼于投资者盯住企业创造现金流和内部有吸引力的现金股利分配能力，市值管理偏重于引导投资者盯住市场，获取资本利得（股票价差）实现其投资预期。③基于内含价值的财务管理，特别关注企业经营产品的寿命周期出于何种阶段，财务理论应经说明了不同阶段的融资方式，投资政策和股利分配的具体策略，比如产品初创期应以引入风投为主，并保持较低的财务杠杆；产品进入成长期则是IPO的大好时机。而基于市值的财务决策理念与此不尽相同，市价“低位投资，高位融资”，是最突出的财务战略要领。比如股市高峰时，缩减投资，储备现金，并适当降低负债以保留债务融资的空间；股市低迷时，公司应利用资产低估的机会，调动储备财务资源进行有规模的并购投资。
4企业财务管理新模式：整合价值管理与市值管理
财务管理应是基于价值管理与市值管理的整合与集成。整合了市值管理的VBM框架实际与股东机制的财务管理体系，兼顾公司内外，提升内含价值与关注市值信号并重，综合运用多种价值经营方法和手段，以达到公司价值创造最大化的最终目的。其包括内含价值的创造和市场价值的实现两方面内容，分别对应于提升内含价值和市值两个层次的目标。
这种集成管理模式作为一种新型财务管理模式，可以避免单一价值管理的片面性，具体包括四项内容：一是价值评估是公司的内含价值的测算与分析过程，是市值的基础，而且非上市企业也可以模拟上市公司进行估值，所以非上市企业也可以通过类比同行业企业或标杆企业的市价进行市值管理，因此，市值管理并不仅仅限于上市企业。二是价值经营是内涵价值的实现和管控过程，包括核心竞争能力配置，财务收益的实现，风险管理等，这是整合管理的关键。三是企业价值的市场实现。即让证券市场充分反映公司的内含价值，这需要做好信息披露与沟通，不断提升公司透明度，构建和谐的投资者关系，消除市场偏见和投资者误解。四是根据公司市值相应作出财务决策。及公司的各种财务经营行为，无论是投资，融资，再融资，鼓励政策，并购扩张，企业分立或股票回购等都应基于市值变化来完成。
因此，整合型财务管理要求：
①整合型财务管理要求企业同时紧盯住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VBM紧盯企业内含价值，提倡价值经营与价值投资的理念，强调现金折现估值技术的导入。不能错误地将证券的价格代替公司的真实价值，一味追求资本套利，试图通过在资本市场上的兼并收购等资本运营方式获得非理性的扩张和繁荣，忽视对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和核心竞争力的培养。
商业战略和内含价值上都非常关注盈利模式，但现行财务管理理论很少研究盈利模式问题，似乎盈利模式与财务管理理论无关，这是财务管理的严重缺陷,因为现代公司财务生存的主宰是在资本市场，但生存方式以及获利途径则是由其在商品经营业绩和产品市场上的表现所决定的，所以公司价值必然与公司经营战略和盈利模式相联系，反之亦然，商业战略理论研究同样需要财务理论和工具来夯实对盈利模式问题的研究。因为财务业绩是经营战略的最终标准，提高财务业绩和公司价值的主要手段是能在竞争性商业市场上获得成功，所以创造价值最基本的办法就是识别，评估，采纳那些创造收益超过资本成本的战略，并尽可能在较长的时间里创造并保持竞争中的地位。
②整合性财务管理要求企业同时兼顾商业秘密同时增强公司透明度，提升市值管理水平。VBM模式之下的财务管理要求企业必须不断地进行商业创新和企业变革，这种创业过程正是以企业积累的，独有的经营策略和商业机密等独特竞争能力为载体，不应该披露更不应该能简单被复制。然而不断提高企业的透明度又是证券市场的苛刻要求，集成性财务管理就是达成两者的协调，尤其是借助于信息披露提升企业与证券市场的互动水平，进行高超的市值管理。准确判断市值高估或低估，这是公司财务战略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当公司股价明显低估或高估时，公司财务部门应在公司内部提出预警；在基于这种预警，相应做好信息沟通，采取措施调整战略，为订货与提升公司股价。如果管理层认为公司的市值为严重高估，有泡沫化倾向，则企业应做好投资者沟通，冲淡市场炒作信息，避免投资风险，当然也可以利用这一有利时间，做出增发股票，换股并购等财务安排。如果管理层认为公司的市值被低估，则需要企业做好信息披露，消除投资者误解，也可以利用这一事件实施股票回购，现金分配等以实现市值回归价值。
③整合型财务管理同时运用财务绩效与市值进行考核与激励，经市值管理整合到VBM框架之中，丰富企业业绩评价标准和薪酬计划的制定标准。在VBM体系之下，业绩评价多是从公司自身角度出发，关注纵向多期的业绩比较，重视EPS,ROE等账面收益的增长幅度。而市值管理体系下，企业业绩评价更注重行业内横向的对比，关注整个市场尤其是企业市值的升降，加入市值考核指标，才能真正全面地考察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和价值实现能力。
④整合型财务管理同时控制企业内部财务风险与外部股价变动风险。风险控制是财务管理的重中之重，但不同角度对财务风险的诠释也不尽相同。立足于证券市场的财务风险预案与数理分析中的“确定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事件，较为严格地区分系统系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系统性分析则是财务研究的重点，非系统性风险则可以通过投资组合来对冲。基于VBM的立场，这种财务风险与风险管理理念和技术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财务风险一定是一个多视角，多变量，多层次的复合型概念，既有财务规模上的风险问题，也有财务机构上的风险问题；既有静态财务风险问题，也有动态财务风险问题；既有财务业务管控上的风险问题，也有财务成果上的“偏离预期”风险问题；既有财务数据风险，也有财务制度风险。整合型财务管理从风险要素，风险成因，风险表现，风险层次等方面来理解和研究财务风险并采取具体的风险管理举措，这才是现实的，集成的财务风险管理模式。
5结论
综上所述，集成性财务管理应成为当今财务管理的主题模式。充分考虑基于证券市场条件下的财务命题，把握企业价值和股东财富的市值与形式，关注内含价值；构造财务风险的复合概念，谋求财务管理体系的全面创新和完善；财务既要研究公司的资本运作，又要研究企业商业运营和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使财务管理模式得到升华与深化。
参考文献：
市值管理行为篇5
关键词：上市公司；资本运作及市值管理；问题；对策
一、引言
所谓资本运作就是利用一些可行的方式让公司获得最多的利益，通常这些方式有购买、出售、转让、兼并、托管等等。企业的资本从形态上分，一般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有形资产又分为实物资产资本，货币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是企业的商誉，品牌的溢价效益，核心技术的沉甸等。资本运作的产生其实有它所需要的条件，即在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它是企业运行必不可少的行为。通过资本运作及市值管理不仅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而且可以提高企业资本使用的效率及效益，最终达到上市公司快速发展的目的。而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它可以加速我国企业改革的进程，提高他们自身的竞争力。比起一般公司来说上市公司的资本运营更擅长综合运用多种科学合规的价值经营方法，达到公司价值创造最大化、价值实现最优化的战略管理行为；更讲究集中而突出，不能过于分散，更忌讳定位的不清晰；更专注于某一领域的公司才能具备持久的核心竞争力，包括品牌、技术和精准的生产经营控制等。
而市值管理是指在上市公司对公司的市值了解了之后，然后对公司进行合理的经营，给公司创造最大的利润。市值管理不仅可以让公司在经营方面获得更大的进步，而且可以推动它的资本运营，市值管理主要是对公司价值的管理，其实也就是保证股东的利益的到最大化，这种市值管理必须要经历长期的发展才能真正的发挥它的效应。而在我国的上市公司里，针对市值管理还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我们需要寻找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推动它的发展。
二、上市公司资本运作及市值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从市场环境角度来考虑存在的问题
1、体制改革的不彻底性阻碍着上市公司公有股的流通
股权流动是资本运作的一个重要手段，灵活的运用股权流动是化死资产为活资产的重要方式。同世界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上市公司目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上市公司利用较高的国有资本来对较少的社会资本进行调度，这样做除了浪费了大量的资源之外，还不利于权利制衡及约束机制的良好形成。在国际社会上，所有上市公司里的普通股都是拥有相同的权利和权益的。我国与国际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普通股是有三部分组成，即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可是能够在市面上流通的只有个人股，而国家股和法人股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这就阻碍了资本市场优化资源的配置。
2、政府的过多干预使上市公司资本运作及市值管理面临障碍
目前在我国资本市场结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众所周知企业是资本运作及市值管理的主体，政府应当将资本运作及市值管理的权利释放给企业，因为政府干预过多的话就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如今我国的上市公司差不多都进行了公司化的改制，可是依旧逃脱不了旧体制的干扰。政府一般会成为资本运作及市值管理的主宰方，有部分上市公司将资本运作及市值管理的重心放在和政府的谈判上，只是为了在政府上争取更多的利益，而忽略了资本运作及市值的重点。可是政府一般会将亏损的公司利益缩小到最小。通常是鼓励一些上市公司将这些小企业给兼并，然而上市公司在扩大自身的规模之后，也会面临一些问题，致使自己的经济效益受到影响。
3、资本市场和产权市场发育滞后，影响上市公司资本运作及市值管理的有效运行
(1)我国的资本市场覆盖范围狭窄
我国许多非上市公司会出现融资困难，主要原因是我国的股权融资只允许在证券交易所里进行，没有场外的交易市场。除此之外，我国的金融中介机构管理有待完善，资本市场规模较小，还没有达到较高的层次。这些都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育，也不利于社会资本的有效配置。
（2）产权交易市场分散
如今，我国的产权市场还有待完善，尤其是面对不规范的交易、不健全的法规、政府对其干预过多、缺少规范的市场环境，产权的交易还存在局限等现象。大量的、跨地区、跨所有制、跨部门的产权交易和资产重组还很少，呈现出需求不足的态势，由于这些不足态势的存在使一些发展较好的上市公司不能利用产业市场来促进资本的扩张。
(二)从上市公司自身的角度来考虑存在的问题
1、部分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逐年下降，将导致配股资格的丧失
为了促使上市公司能够更好的发展，其实有许多方法，比如配股再融资，然而在我国，市场竞争尤为激烈，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有些上市公司无法承受如此大的压力，致使自己的经济效益得不到保障。假如企业的获益水平跟不上公司股本扩张的步伐，它配股的资格将得不到保护。如果直接融资功能一旦丧失，结果会非常严重，有可能威胁到公司的生存和它的发展。
2、上市公司歪曲了对资本运作及市值管理的理解
事实上，资本运作及市值管理是以生产经营作为基础的。资本运作及市值管理的是使企业意识到自身还有更深的潜力，通过这种方法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上市只是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以及扩大公司的规模，这样还可以实现资本运作及市值管理。可是我国有些上市公司没有正确的理解它，出现了一些人们不愿看到的现象。许多上市公司只是为了上市，没有根据自身的实际能力，传播一些不合实际的信息，以为可以利用资本运作及市值管理来逃避监管，目的不是重组而是逃债；有时会通过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不合理的兼并来实现自身的多元化经营，企业不能管理面面俱到，结果陷入被动的局面。
市值管理行为篇6
引言
在2014年1月财政部正式了第39号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该准则重新给出了公允价值的定义，对公允价值初始计量、估值技术、公允价值的层次等进行了说明，同时还提出了具体的公允价值计量的信息披露要求。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应用能否为广大投资者提供更为准确的会计信息，该准则是否有效抑制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需要我们进一步地研究。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和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上市公司披露的数据越来越全面，国内学者对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逐渐展开。李文耀和许新霞对公允价值后续计量中的盈余管理动机进行了分类检验，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资产负债表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中存在“洗大澡”和“盈余平滑”的动机[1]。尹世芬等认为，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使上市公司在进行估计时更加谨慎，新准则限制了盈余管理的深度。总体上讲，新准则实施后，盈余管理程度总体提高[2]。但是，阮美梅却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和监督机制下，公允价值的应用并没有明显提高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公允价值计量没有给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提供很大的空间[3]。
本文主要研究公允价值计量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重点研究公允价值计量准则颁布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是否有显著变化，同时通过实证分析来研究这项新准则颁布前后上市公司利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的途径是否有变化，使各利益相关者对上市公司利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CAS39准则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公允价值的层次、估计技术等，在公允价值的层次方面，要按照一定的次序进行，第39号会计准则对这方面的要求更加严格，这使得上市公司在进行估计时更加谨慎。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变小。
上市公司往往利用金融资产的处置损益进行盈余管理。在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时，售价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在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售价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同时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要将持有期间产生的“其他综合收益”转入投资收益。上市公司还可以利用对金融资产的初始划分和以后的重分类来影响利润。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公允价值计量下，上市公司投资收益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处置和债务重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都涉及到与公允价值计量有关的营业外收支。债务人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时，应付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转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差额，作为营业外收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公允价值计量时，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大于其账面价值，那么两者的差额计入营业外收入。企业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进行处置时，公允价值减去相关处置费用后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营业外收入。上市公司可能通过营业外收入进行盈余管理。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公允价值计量下，上市公司的营业外收入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
对于那些不想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企业，他们可以与相关交易方协议出较高的销售协议价格，对公允价值加以利用，当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大于原先资产价值时，就表明此项资产没有发生减值，企业不计提减值损失，也就意味着利润相应地增加了。对于那些想对计提减值损失的企业来说，他们可以在交易时协商出较低的销售协议价格，可以在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和折现率上面做手脚，以降低?Y产的可回收金额，从而可以多计提资产价值损失减少利润或者扩大亏损，实现其盈余管理的目的。因此，本文提出假设4：公允价值计量下，上市公司资产减值损失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
（二）样本选取
本文以2012―2015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本文的样本数据为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财务数据均取自国泰安数据库。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不适合时间序列分析，因此选择四年的截面数据。为了保证实证数据的有效性与真实性，对数据进行了如下筛选：第一，金融保险业公司盈利模式及资本运作结构都与其他行业的公司有很大差别，故研究中排除这部分特殊的样本。第二，删除观察值不全或者存在极端值的样本数据。最终得到符合上述条件的有效样本为在2012―2015年间的7368个观测值。本文中，数据处理使用的统计软件是Eviews8.0和Excel2010。
（三）变量选取和模型设计
被解释变量方面，本文以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以操纵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程度的代替变量。当操纵性应计利润大于零时，表示存在调高盈余管理的行为，当操纵性应计利润小于零时，表示存在调低盈余的行为，当操纵性应计利润等于零时，表示不存在盈余调控。
解释变量方面，选取受到公允价值影响的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和资产减值损失做解释变量。为了研究的一致性，本文将经过期初总资产调整后的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和资产减值损失作为最后的解释变量。
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选取5个控制变量，其中用上市公司总市值的对数来代表公司规模，用资产负债率表示公司的财务风险，用所有者权益增长率来表示公司成长性。Industyeffect作为行业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及其含义（见表1）。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盈余管理时经常采用的模型有琼斯模型、修正的琼斯模型和扩展的琼斯模型，以上几种模型在检验盈余管理是效力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许多学者使用扩展的琼斯模型实证分析公允价值计量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此模型有较强的实用性。因此，本文借鉴陆建桥[4]扩展的琼斯模型，具体的模型如下：
TAit/Ait-1=a1（1/Ait-1）+a2[（ΔREVit-ΔRECit）/Ait-1]+a3（PPEit/Ait-1）+a4（IAit/Ait-1）+εit（1）
NDAit/Ait-1=α1（1/Ait-1）+α2[（ΔREVit-ΔRECit）/Ait-1]+α3（PPEit/Ait-1）+α4（IAit/Ait-1）（2）
DAit/Ait-1=TAit/Ait-1-NDAit/Ait-1（3）
方程（2）中的α1，α2，α3，α4是方程（1）中a1，a2，a3，a4的估计值，TA为总体应计利润，将方程（1）回归得到的系数带入方程（2），就可计算出非操纵性应计利润。最后，由方程（3）计算出操纵性应计利润。本文选择现金流量表法计算总体应计利润。具体公式为：
TAit=Earningit-CFOit（4）
其中，Earningit代表利润表中的净利润，CFOit代表现金流量表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为了检验公允价值计量下哪些具体因素影响上市公司的盈余操纵，也就是检验具体因素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相关性，结合本文提出的假设，本文提出如下检验模型：
ABS_（DAit/Ait-1）=β0+β1INVEST+β2IMPAIR+β3EXREV+β4SIZE+β5LEV+β6ROA+β7GROWTH+Industyeffect（5）
二、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出，2012年1842家上市公司中，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均值为0.039147，最小值为-1.845098，最大值为2.682744；2013年1842家上市公司中，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均值为-0.011221，最小值为-1.81315，最大值为1.886881。2013年1842家上市公司中，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均值为0.020706，最小值为-1.387551，最大值为3.352954。2015年1842家上市公司中，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均值为0.005120，最小值为-0.776214，最大值为0.790401。我们可以看出，2015年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绝对值比前三年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最大值和最小值的绝对值要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2015年实施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有所收敛。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绝对值的均值看，2012年为0.087783，2013为0.068769，2014年为0.071945，2015年为0.061587；2015年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绝对值的均值小于前三年，说明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实施之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减小，公允价值计量准则限制了盈余管理的深度，总体上支持假设1。
（二）回归分析
由表3可知，投资收益系数在2012―2015年这四年均为正，且都通过了1%、5%、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投资收益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证明假设2；据此推测上市公司根据企业的利润情况，通过对金融资产的首次划分或者规划交易行为选择出售时机来进行盈余管理。营业外收入的系数在这四年里也均为正，且都通过了1%、5%、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营业外收入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证明假设3；对上市公司有显著影响的因素里，营业外收入系数的绝对值在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均大于其他因素的绝对值，表明这三年里，上市公司较多的利用营业外收入进行盈余管理。资产减值损失的系数在2012―2015年四年中均通?^了1%、5%、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资产减值损失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显著相关；在这四年里，资产减值损失的系数均为正，说明资产减值损失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正相关，证明假设4。虽然现行准则规定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在以后不得转回，但并不适用所有资产，而且上市公司在计提减值准备时存在较多的主观判断和估计，上市公司仍可借助资产减值损失这一手段进行盈余管理。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