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认识论范文篇1
“深生态学”(DeepEcology)是由挪威著名哲学家阿恩·纳斯(ArneNaess)创立的现代环境伦理学新理论，它是当代西方环境主义思潮中最具革命性和挑战性的生态哲学。深生态学是要突破浅生态学(ShallowEcology)的认识局限，对我们所面临的环境事务提出深层的问题并寻求深层的答案。今天．深生态学不仅是西方众多环境伦理学思潮中一种最令人瞩目的新思想，而且已成为当代西方环境运动中起先导作用的环境价值理念。
一、深生态学产生的社会思想背景
深生态学是现代西方环境运动的产物。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一方面，西方环境运动风起云涌，1970年，欧美开展了第一个“地球日”活动。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西方国家的各种环境法规的制定，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区域性生态环境；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的资源浪费、环境退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性的生态恶化无法得到有效遏制。这促使西方环境主义者、哲学家、生态学家对环境问题进行更深层的思考，并引导西方环境运动趋向更为成熟的阶段。从70年代起，西方的环境运动的目标，逐步从具体的环境保护，转向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考虑环境问题的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的因素。深生态学正是在这一西方现代环境运动的转折点上产生的。
深生态学的产生，有着其深刻的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发展背景。现代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大致可分为肯定人类的价值高于自然的价值、部分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的现代“人类中心论”，和充分肯定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强调人与自然价值平等的“非人类中心论”(Anti-Anthropocentric)。后者包括“生物中心论”(Biocentrism)和“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深生态学继承和发展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的一些重要思想，又借鉴现代人类中心论的一些观念，成为独树一帜的前卫派环境伦理思想。法国哲学家阿尔伯特·施韦兹(AlbertSchweitzer)是“生物中心论”伦理学的创始人!他认为，自然界每一个有生命的或者具有潜在生命的物体具有某种神圣的或内在价值、并且应当受到尊重。如同生物中心论的伦理学理论一样，生态中心论的伦理学也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但是，生物中心论的伦理学着眼于“个体主义的”(inpidualistic)不同，生态中心论的伦理学是“整体主义的”(holistic)。它认为，整个生物圈是一个整体，包括物种、人类、大地和生态系统。现代西方“生态中心论”伦理学创始人莱昂波特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环境仅仅看作是供人类享用的资源，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价值的中心。生物共同体具有最根本的价值，它应当指导我们的道德情感。我们必须把社会良知，从人扩大到生态系统和大地。
深生态学作为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思想，它的产生还有其深刻的现代生态学科学认识发展背景。深生态学的创始人纳斯公开承认：“生态学知识和生态领域工作者的生活方式提示、鼓励和增强了深生态学运动的观点。”生态学家研究发现，作为整体的大自然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依赖的共同体。最不复杂的生命形式具有稳定整个生物群落的作用。每一个有生命的“螺丝和齿轮”对大地的健康运作都是重要的。人类的生命维持与发展，依赖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深生态学的自然价值理论，正是以生态科学的一些研兜成果作为依据的。
二、从浅生态学运动走向深生态学运动
深生态学理论自形成以来，积极推动西方的环境保护从浅生态学运动的水平，走向深生态学运动的新境界。
1973年，纳斯在《浅层与探层，一个长序的生态运动》中，对“浅生态运动”(TheShallowEcologyMovement)和“深生态运动”(TheDeepEcologyMovement)作了区分。他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浅生态学运动：反对污染和资源枯竭。中心目的：发达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物质上的)富裕。”而深生态学运动的特点在于：(1)“以互相关联的全方位思想，反对人在环境中的随意想象”。任何有机体都是生物圈网络中的一个点，没有万物之间的联系，有机体不能生存。(2)“生物圈平等原则”。任何生命形式，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平等。(3)“多样性和共生原则”。鼓励生活、经济和文化的多样性。“生活并让他人生活”(Liveandletlive)是比“要么你活，要么我活”(Eitheryouorme)更重要的强有力的生态学原则。(4)“反对等级的态度”。以上三条原则适用于所有的物种、群落和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民族。(5)“反对污染和资源枯竭”。在这方面生态学家已找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但浅生态运动没有考虑采取措施的社会意义，而深生态运动要担负起伦理责任。(6)“复杂而不混乱”。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进行着复杂而有序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构成动态平衡的有机统一体。(7)“区域自治和分散化”。深生态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区域自我管理”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自我满足”。
1985年，纳斯发表了《生态智慧：深层和浅层生态学》一文，用比较两者典型口号的方式，来说明浅生态学和深生态学运动的根本区别；纳斯指出，浅生态学的信条是：“自然界的多样性作为一种资源是有价值的”，“除了作为对人类有价值以外，谈论自然界的价值是没有意义的”；与之相应，深生态学的口号是：”自然界的多样性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把价值等同于人类的价值表现了一种物种的偏见”。
美国深生态学家比尔·迪伏和乔治·塞逊斯认为，浅生态学运动是以人类在自然界占统治地位或主宰地位的世界观(DominantWorldview)指导的，而深生态学运动则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指导的。他们认为：人类在自然界占主宰地位的世界观的基本价值观念是：“主宰自然”；“自然环境是人类的资源”；“物质和经济的增长为人类的人口增长服务”；“相信丰富的资源储藏”；“高技术的进步和结论”；“消费主义”；“民族的／中心化的社会”。而深生态学的基本价值观念是：“与自然和谐相处”；“所有的自然物具有内在价值，生命物种平等”；“讲究而简单的物质需要(物质的目的为更大的自我实现的目标服务)”；“地球，供给’有限”；“恰当的技术，‘非主宰’的科学”；“足够使用和再使用(循环利用)”；“尊重少数的传统和生物区域”。
在深生态学家看来，深生态学运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浅生态学运动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考察和认识本质上是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论”的，其基本点在于“人类主宰自然”；而深生态学运动则以生态系统中任何事物互相联系的整体主义思想，来看待和处理环境问题，在哲学世界观上，坚持人与自然相统一的“一元论”，其基本点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浅生态学运动认为自然资源只有对人类有益才有价值，离开了人类的需要，自然环境、物种、生物无所谓权利与价值；深生态学运动则认为，所有的自然物都具有内在价值，生命物种权利平等。任何自然物有自己的生存权利，它的价值不依赖于人类的需要。
3．浅生态学运动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案通常是技术主义的，试图在不触动人类的伦理价值观念、生产与消费模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前提下，单纯依靠改进技术的方式来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深生态学运动则认为，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本质上是文化危机，其根源在于我仍旧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的不合理方面，人类必须确立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消费模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
4．浅生态学运动反对污染和资源枯竭的目的，追求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物质上的富裕，而深生态学运动声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是要维护所有国家、群体、物种和整个生物圈的利益，追求个体与整体利益的“自我实现”。
三、深生态学的最高规范与基本原则
阿恩·纳斯为深生态学理论创立了两个“最高规范”(ultimatenorms)或“直觉”(intuitions)：“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和“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biocentricequality)。这两个最高规范是深生态学环境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要正确评价深生态学理论，务须对深生态学的最高规范及其基本原则，有一个全面的、客观的了解。
1．自我实现
深生态学家认为，深生态学的自我实现规范，需要人类的现有精神有一种进一步的成熟和成长，需要一种超越人类的包括非人类世界的确证。我们必须以一种超越我们狭隘的当代文化假设、价值观念、时间与空间的俗常智慧来审视自我。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才能有希望达到完全成熟的人格(Personhood)和独特性(uniqueness)。
纳斯指出，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从本能的自我(ego)到社会的自我(self)，再从社会的自我，到形而上的“大自我”(Self)即“生态的自我”(ecologicalself)的过程。这种“大自我”，或“生态的自我”，才是人类真正的自我。这种自我是在人与生态环境的交互关系中实现的。比尔·迪伏和乔治·塞逊斯在阐述“自我实现”这一最高规范时指出，一个有教养的、非主宰的社会能帮助个人从“真实的作品”(realwork)变成一个完整的人(wholeperson)。“真实的作品”可以象征地简称为“大自我中的小自我”(self-in-Self)。而“大自我”(Self)则代表着大自然原始的整体。深生态学“自我实现”这一最高规范所要强调的是：个体的特征与整体的特征密不可分；“自我与整个大自然密不可分”。人的自我利益和生态系统的利益是完全相同的。转贴于
2．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
“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是深生态学倡导的另一个最高规范。它要强调的是，在生物圈中所有的有机体和存在物，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一部分，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每一种生命形式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纳斯把这种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看作是“生物圈民主的精髓。”
深生态学的生物中心主义平等理论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生物圈中的所有的存在物(包括人类与非人类、有机体与无机体)有其自身的、固有的、内在的价值。深生态学家认为，这是“以一种超越我们狭隘的当代文化假设、价值观念和我们时空的俗常智慧来审视”，而得到的直觉．而无需依靠逻辑来证明。生态系统中物种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健康发展的基础，因此一切存在物对生态系统来说都是重要的、有价值的。从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发展来看，一切生命形式都有其内在目的性，它们在生态系统中具有平等的地位。深生态学坚持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观，在环境伦理学意义上，具有鲜明的“生物中心主义”或“反人类中心论”的倾向。深生态学家都十分赞赏莱昂波特的见解：人类是生物共同体的“普通公民”(plaincitizens)，而不是大地的主宰和凌驾于其他所有物种之上的“大地主人”(lordandmaster)。
深生态学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是与它的总体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比尔·迪伏和乔治·塞逊斯指出：“这一总体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的观念是，假如我们伤害大自然的其他生物时，我们便是在伤害我们的自身。一切生命没有高低贵贱的分界线，并且每一种事物都是互相关联的。而且，在我们所觉察到的作为个别的有机体和存在物的范围内，这一认知吸引我们去尊敬所有的人类与非人类享有作为整体的部分的个体的自我权利，而没有感到要去建立把人类置于最高层次的种类等级制度的需要。”
生物中心主义平等这一直觉或规范的实际涵意，是建议我们通常应该以对其他物种和地球产生最小的而不是最大的影响的方式来生活。深生态学家明白，当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在实践上所展开的时候，人类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与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的矛盾。为此，深生态学首先把人类的“生死他关的需要”(vitalneeds)、“基本的需要”与“边缘的、过分的、无关紧要的”需要区别开来。人类有着压倒一切的、生死他关的、对一个健康和高质量的自然环境的需要。为此，深生态学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格言：“手段简单，目的丰富。”(SimpleinMeans，RichinEnds.)它对占统治地位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消费观提出疑问，挑战我们去过简单而又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
深生态学家们希望作为深生态学的“最高规范”的“自我实现”和“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观念，能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的环境价值观，大量降低其人口数量，大规模地自觉减少其对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并从根本上变革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制度，以维护人与自然万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完整。为了比较完整地表达深生态学的基本环境价值理念，1984年4月，乔治·塞逊斯和阿恩·纳斯在加里福尼亚州的一个名叫“死谷”的野营地相聚，共同总结了15年来对深生态学原则的思考，提出了深生态学的著名“八大基本原则”：
①人类与非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与繁荣具有自身内在的、固有的价值。非人类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他们对于满足人类期望的有用性。
②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有价值的，并有助于人们认识它们的价值。
②人们除非为了满足生死攸关的需要，否则无权减弱这种生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④人类生活和文化的繁荣是与随之而来的人类人口的减少相一致的。非人类生活的繁荣要求这种减少。
’
⑤目前人类对非人类世界的干涉是过分的，并且这种过度干涉的情形正在迅速恶化。
⑥因此，政策必须改变。这些政策影响基本的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的结构。事情变化的结果，将与现在的情形有深刻的区别。
⑦这种观念的变化主要在于对“生活质量”(富于内在价值情形)的赞赏，而不是坚持追求一种不断提高着的更高要求的生活标准。人们将认识到“大”(b5g)与“棒”(great)的巨大差别。
⑧同意上述观点的人们有责任直接地或间接地去努力完成这个根本性的转变。
深生态学的上述两个“最高规范”和八个基本原则，集中反映了深生态学理论的本质特点。它们既是一种新型的环境价值理念，又是一种环境保护运动的行动纲领。
四、深生态学揭示的现代环境价值观念及其认识局限
深生态学是一种深刻而复杂的生态哲学理论体系。它所揭示的许多合理的环境价值观念，是对人类生态智慧的概括和发展。笔者认为，深生态学向我们揭示的最重要的现代环境价值观念是：
1.生态“大自我”的环境整体主义观念。深生态学的首要最高规范“自我实现”，把人的自我利益与大自然中的所有物种、生命共同体、生态系统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人类道德共同体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生物圈”或“生态系统”，这是人类价值观念上的一种变革、道德观念上的重要进步。深生态学倡导的生态“大自我”的整体主义价值观念，是人类面对生态环境恶化挑战的重要“生存智慧”。
2．“所有的自然物具有内在价值”观念。深生态学超越人们以往仅仅把自然物、非人类的生命体仅仅看作是人类的“工具”或“资源”的狭隘认识，肯定所有自然物、生物物种具有内在的、固有的价值，有益于人类不仅把大自然当“工具”，而且把大自然本身也当“目的”看待。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中，只有承认自然物、其他生命物种的内在价值，才有利于人类尊重生命，善待大自然，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健康运行。
3．“生命物种平等”观念。“生命物种平等”观念，是对人类，特别是西方旧有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挑战。尽管人们对于“生命物种平等”观念有不同的理解和争论，但它作为一种现代环境价值理念有益于人类重新认识人在大自然的位置。人类应当成为大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平等一员和“善良公民”，而不应当是大自然中狂妄的“主宰”。须知，“假如我们伤害大自然的其他生物时，我们便在伤害我们自身。”
4．“生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观念。从现代生态科学认识的角度看，保持地球生物圈中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物种的多样性，对于维持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以及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维护生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现代环境价值理念。
5．“物质上的足够使用和再利用”观念。地球的资源供给是有限的，为了节约和保护自然资源，必须反对传统的、无限扩张的生产和消费观念，倡导物质上的足够使用和再利用观念。人为的商品废弃，产品规格越大越好，物质上的挥霍浪费，是与现代环境道德观念格格不入的。环境标准应当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尺度。
6．“恰当的技术，非主宰的科学”观念。人类以往通常把科学与技术看作是“战胜自然”、“统治自然”的手段。而现代环境价值理念，要求技术与科技“生态化”，把是否有利于自然资源节约、利用和再生，是否有利于生态环境的稳定与完善，作为科技成败得失的一把基本尺度。
7．“控制人类人口增长”观念。当今世界面临着人类人口过度增长带来的环境、社会、教育和生活保障的严重压力。控制人类人口的增长，保护自然环境，促进其他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一个重要的现代环境价值理念。
生态环境认识论范文1篇2
一、教学内容分析
本节课的内容是高中生物必修课中的一部分，具体的教学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
1.宏观上掌握我国人口增长的情况以及生态环境的意义。
2.对当地生态环境进行调查，提出相应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措施。
3.了解生物多样性的意义，归纳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实例。
4.关注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形成环境保护需要从我做起的意识。
对我国的人口增长情况进行宏观掌控，主要是对于生态环境性情感上的认同，从而深刻地体会到生态问题的严重程度，提高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同感。与此同时，通过对当地生态环境进行调查使学生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问题就在我们身边。而对我国生态多样性探究主要的侧重点在于理解与认知，从而通过多种形式的信息交流，理解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意义及措施。对于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关注则能起到震撼学生心灵的作用，从而激发学生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引导学生构建科学的价值观。
二、教学目标分析
1.知识目标
对我国人口的增长情况进行分析，并举例说明我国人口增长的总趋势以及未来的发展状况;对生态环境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从而对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归纳总结。以此为基础对生物多样性进行理解与掌握，归纳总结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措施，从而体会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
2.能力目标
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调查，需要具有设计调查表等能力，并根据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提出相应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对策。与此同时还应具有一定的运用多媒体的能力，将所收集的内容制作成课件在课堂上与其他学生进行交流与沟通。要求学生应具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方便进行环境的调查以及知识的交流。
3.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对我国现今人口增长的调查以及对于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调查，激发学生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并通过对自己生活环境的调查充分体会到生态环境与自身生活中间的关系，将保护生活环境不被破坏、保护生物多样性不被破坏作为基本的道德意识。
三、单元教学活动设计与实施
笔者在进行教学过程中将本节课的内容作为一个单元，从而对该单元进行整体的设计，并积极进行教学实践。
1.学习活动设计的理念
本着激发学生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为教学目标，对学生的学习活动进行设计，并以自主学习作为本次知识学习的主要教学方式。首先引导学生自行收集有关于人口增长、全球性生态问题等资料，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整理与分析，提高学生在生物学习过程中对数据收集与整理的能力。
2.学习活动的目标和方式
本次学习活动主要以小组调查与分析的形式，通过小组成员的相互配合与分工，最终在进行成果汇报以及资源共享的同时，对生态环境保护具有了深刻的理解。
3.学习活动的步骤
整个学习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步骤：首先进行活动之前的准备工作，具体明确活动的主要目的，并制定相应的活动方案，积累相关的理论知识。其次是活动的实践阶段，即以小组为单位收集相关材料，进行社会实践调查，并将得到的资料制作成多媒体课件，进行全班信息汇报。最后是学习活动的评价阶段，主要分为自评、小组内评论以及小组之间的互评，从而对积极进行学习的学生予以肯定。
四、基于生态理论的教学思考
1.相关教学原则应用与引导作用
整个教学活动为期两周，主要包括活动的准备阶段、活动的实践阶段、信息的归纳阶段以及信息的交流阶段。每一阶段的教学都具有明确的教学目标，保证活动的整体性和教学的系统性。与此同时，教师在本次教学过程中主要起到引导的作用，通过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教学目标的确定，引导学生进行相关的资料调查，从而根据学习过程中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试，确保学生学习活动的有序完成。
2.教学实践的思考与评价
本次教学活动的实施主要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的不同教学案例进行分析，活动设计一改传统教学的讲授法，运用学生自主学习的方式，使学生切身感受到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对我国人口增长有一个宏观的认识，从而对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加以认识与了解，最终提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这种形式的教学活动丰富了教学的内容，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对于生物知识的学习兴趣，并通过小组学习的形式提高了学生团队合作的能力、活动组织能力、信息的归纳能力和资料的整合能力，从而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五、结语
生物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更加适合于采用开放性的教学活动方式，通过小组讨论和组间交流的方式达到知识共享的教学效果，有利于学生对于生物知识的探究与掌握。
参考文献：
[1]秦晓利.生态心理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44.
生态环境认识论范文篇3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生态；协同发展
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不仅积累了宏大的物质财富，更为重要的是掌握了日益精进的认识、改革、驾驭、奴役自然的技巧与能力，在此基础上，显见的结果是由此而伴生的人类蔑视自然的野心及欲望，正在不受任何约束地膨胀。对于仍然徘徊在自由王国之外的人类来说，这种无知的欲望加上强大的技巧力量将招致灾难性后果。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的环境科普著作——《安静的春天》已经将这一后果昭示于全体人类面前，这一警世之作的全部意义集中于它启迪了人们对自身行为的反思，这一反思催生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孕育及发展。从一开始，可持续发展观就把生态与经济的关系作为中心问题加以研究，这在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理论学说中逐一得以浮现。
一、罗马俱乐部的经济零增长论
成立于1968年的罗马俱乐部以研究“世界性的问题”而闻名于世，以麻省理工学院米都斯(DennisL.Meadows)教授为首的研究小组于1972年颁布了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引起了世界范畴内的广泛关注。
《报告》考察了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耗费等五个方面的发展趋势，指出世界经济与人口的指数增长必然会遭遇一个“极限”，“我们可以有信心说，在现有系统没有重大变化的假定下，人口和工业的增长，最迟在下一个世纪内一定会停止。”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全面的衰退和崩溃。与《安静的春天》不同的是，《报告》虽得出了令人悲观的结论，但却拒绝放任悲剧性前景的降临，“无论如何，我们的态度是一种很严肃的忧虑，而不是绝望的害怕。”对此，《报告》提出了保持“全球均衡状态”的设想，以此作为应对危机的根本思路，其核心观点是“工厂资本和人口在规模上不变。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资本的投资率等于折旧率。所有投入和产出的速率；包含出生、死亡、投资和折旧保持最小。”他们认为只要“自觉把持增长，促使增长结束”就会实现“更好的”结果，即“可以保持，没有突然的和不可把持的崩溃；可以满足全体国民的基础物质需要”。
《报告》主张经济零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发展与进步的抛弃与否定，“在均衡状态中，需要不变的量只有人口和资本。而那些不需要大量不可代替的资源，或不产生严重的环境退化的人类活动，可以无限地继续增长。”为避免可能发生的误解与偏见，《报告》在总结部分进一步阐明这一原则性认识：“我们毫不含混地支持这种论点，给世界人口和经济增长强加上一个制动器，而绝不是导致冻结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这份报告的悲观主义结论，已经而且无疑将继续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正如《报告》所预言的那样，经济零增长论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对它的主要非议集中于《报告》把经济与生态的关系简单对峙起来，宣扬一种抑此扬彼的机械主义论调，无疑是过于消极、片面的。显然，《报告》所主张的经济零增长论并非是解决经济与生态抵触的一剂良方，而只是在现有技巧、理论学说、社会政治框架、国际合作体系等都存有不足与缺陷的前提下，为完成“一场思想上的哥白尼革命”而赢得时间。
《报告》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引导人们理智地透析出生态问题的本质即经济与生态关系的抵触。这份报告，尽管“仅仅是第一步”，但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开创性的第一步，正如波托马克协会主席威廉?瓦特在《报告》前言中所说：“我们希望，《增长的极限》会在所有社会得批判性的注意，并激发争论。我们希望，它将鼓励每一个读者思考增长与进步的等同关系及其结果。而且，我们希望，它会导致一切领域里有思想的先生们和女士们明白：如果我们要保护这个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们居住的星球，现在就需要一致行动。”从这一意义上说，《报告》更像是一份划时代的“行动宣言”，启迪人们在解析生态与经济关系的世界性难题上不断寻求理论与实践上的答案。
二、戴利的稳态经济论
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HermanE.Daly)1971年出版了《走向稳态的经济学》，开始提出稳态经济学概念。1996年出版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书，进一步全面系统地论述稳态经济论，被视为“对于每一个关心可持续发展的人必读的著作”，他本人也被誉为“对传统经济学发起哥白尼式革命的最卓越的倡导者”。
戴利认为经济子系统是被生态母系统包围的，二者之间不断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由于人类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的加剧，使得经济子系统的空间区域日益膨胀，逐渐压缩生态系统，乃至有扩展至生态边界、导致生态系统崩溃的危险，即由“空的世界”日益走向“满的世界”，这是人类目前面临着的生态危机的本质。为缓解这一危机，消除生态问题，就需要对经济系统的扩张施加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为此戴利提出了“稳态经济”——在必要时应该不惜放弃短期经济增长和资源耗费以保持整个社会长期生存和稳定的一种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流量的恒定水平必须是生态可持续的，能在长久的未来保持人类生活在一个足以有优越生活的标准的或人均资源使用水平。”
稳态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断定经济规模。戴利认为“宏观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设计出一个与装载线相类似的制度，用以断定重量即经济的绝对规模，使经济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没。”提出要用“经济的装载线”——这种“目前还未存在的政策手段”来限制经济产量的规模，确保生态安全。戴利还提出了最大规模与最佳规模的区别，并且把最佳规模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使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可持续发展是经济规模增长没有超越生物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畴。”
稳态经济论所主张的可持续发展不同于丹尼斯在《增长的极限》中所提出的对于经济增长所施加的简单的、粗暴的甚至是危险的方法，这就是“用质量性改良(发展)的经济范式来代替数量性扩展(增长)的经济范式作为未来进步的道路。”因此，稳态经济论成功地将人们对于经济与生态关系的关注，由过去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转移到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追求上来，这符合经济与社会现实发展的需求，在对经济与生态关系的研究上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不可否定的是，稳态经济论在处理经济与生态关系上的基础策略是对经济增长实施一定程度的自觉的约束与限制，这与《增长的极限》的基础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稳态经济论只能是立论于经济与生态关系抵触对峙基础上的改良方案，而对于经济与生态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的认识明显不足，这注定了稳态经济论只能限于理论研究层面，而很难应用于具体实践活动。
三、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
20世纪末一批环境经济学家，包含卡蒙纳(Commoner，1991)、戴斯卡布塔和米勒(Dasgupta，Maler，1994)等人在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时，经过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恶化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加深，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得以改良，环境状态随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型”态势，这是一种类似库兹尼茨(Kuznets)曲线的动态关系，因此称为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似乎印证了这样一种客观联系，即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人类的经济活动规模不大，生产方法自发地遵循生态规律，因而经济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并不危机自然界的生态修复功效；但工业革命以来，由于技巧进步速度加快，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资源的耗费开始超出资源更新与生态修复能力；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知识经济成为主流经济形式，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制度、技巧、意识取得长足进步，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实现良性互动。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的存在，表明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初期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定程度的环境恶化，并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经济增长将有助于环境的改良。
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论证了生态与经济的复杂关系，即在一定条件下的对峙关系可以成功转向为统一关系，实现共生共进的良性互动。这为进一步改变经济增长模式，通过经济发展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实现经济与生态共同发展供给了理论根据，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创新开辟了一条新道路。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的提出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对经济与生态关系的处理上，不再是对经济活动的单纯的约束与限制，而转向积极有效地引导与规范，使经济发展成为促进环境质量改良的有效手段。
然而，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作为可持续发展思想史上的一个阶段性理论成果，仍然有其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与不足。首先，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为例，显然并不具有令人信服的广泛性。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成本已通过不公平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遵循并且按照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所指明的所谓的“发展规律”进行经济活动，通过追求高速度来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那势必会削弱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结果可能是不仅不能成功实现发达状态，相反却会出现生态与经济的同步衰退与崩溃。其次，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只是一个实证性研究的成果，只是注意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联系，但却没能给这种联系以内在逻辑自洽的理论解析，也就是说它不可能对经济与生态关系如何实现共同发展给出明确的回答。最后。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在处理经济与生态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一种不作为的消极态度。它认为只要人们自觉遵循经济与生态关系变动的发展规律，通过经济发展由低级阶段上升到高级阶段，生态与经济关系会自动进入一个良性互动状态，这一认识的根本性危险在于它放任了生态危机可能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就会爆发，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从而危及人类的整体性生存。:
四、协同发展观
生态环境认识论范文篇4
在开设课程之初，宜先对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从而有针对性地根据学生的特点和需求设置相应的知识点，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有针对性地将环境保护观念渗透到教学中，使学生能够自觉为环境保护作出努力。调查活动一般采用问卷调查，调查问卷涉及有关环境意识的“知”和“行”两方面内容。“知”是基本概念和知识，“行”是指行为取向和实践，即环境教育的目标包括知识、技能和参与行动，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实践性。以此为原则，调查问卷的设置从大学生日常生活的具体问题入手，调查大学生对环境问题的认知程度和面对实际环境问题时的行为倾向，调查结果有助于了解学生对环境问题所持有的认识与态度，明确环境教育的重点与方针，从而为大学环境教育方面的工作提供科学依据。目前，对高校大学生环保意识调查的报道得较多。如吴云影的《高校生对环境问题认识的调查》以7个系学生为对象进行环保意识的问卷调查。调查表明，大学生主要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获取环境信息，但新闻性较多，深度不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王媛等在天津大学开展的大学生环境意识调查也表明，大学生掌握了环境保护的常识性内容，但在深度性方面有所欠缺。在环境意识调查的基础上，针对当代大学生的特点，教师可指导学生收集传播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专题资料，并深入挖掘问题发生的根源，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将课堂环保教育与学生关注的新闻热点紧密联系起来，既让学生了解自己的周围环境问题，也促使他们关心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环境问题，有助于提升学生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知识点的掌握，使课堂教学成为学生认识和理解环境问题的有效渠道。
二、因“才”施教
由于专业背景的差异，不同专业学生的环保认识和掌握程度存在差异，如文科专业的学生在环保技术和理论方面通常较理科专业学生要弱一些。教学过程中，宜根据学生的专业背景差异而因材施教。如有调查发现，在提问“消费时是否会选择有生态环保标志的产品”时，化学专业的学生选择“会”的比例较高，而法学专业学生多回答“不知道”。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是文科学生对环保知识相对欠缺，不知道、不了解导致他们在实际行为选择时，考虑经济因素多于其他方面，从而做出错误的决定。在环境保护的教学中，应针对学生不同专业背景的层次性特征，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有所区别。文、理科学生都能积极关心周围环境问题，但文科学生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及行为比较感性，如在提出牺牲个人利益保护环境、重视生态校园建设等方面文科学生积极响应，而理工科学生则比较理性，善于从生活细节入手，采取实际环保活动，如理科学生在生活中能主动关电等。针对文科学生，除理论知识的传输外，还应指出具体可采取的行为，如人走灯灭、双面打印、垃圾不随手乱扔等，有利于学生通过小的举措实现环境保护。而理科学生不同专业也有各自特点，如生物、化学等专业学生往往在学习过程中会接触到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内容，针对此类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可深入讲解理论知识，引导其积极讨论和采取实际行动，并投入到社会性公益组织和参与相关活动，利用自身的知识和行为辐射影响其他人。
从具有环境意识到采取环保行为之间有大量的空间，学生可能会不知不想，有的会想而不行动，或想行动而又动摇，在教学中应针对这些不同类型的学生因材施教。王媛等调查表明，大部分学生认可保护环境很重要，仅4％的学生认为应以个人利益优先，宁可牺牲生态环境。但当保护环境和个人短期利益发生矛盾时，50％左右学生是犹豫或被动接受的态度，不到10％的学生仅考虑短期个人利益。由此看出，大多数大学生的“行”明显滞后于“知”。环境教育重点对象是表现犹豫态度的大部分学生，通过适当的环境教育，促使他们树立坚定的环保意识，并能主动选择环保行为。在课堂教育中，即注重加强知识的深度传播，通过对科学道理的解释与资料的引证，增强对环境问题严重现状的信服。同时，将当代的热点环境问题带入课堂，引领他们关注一旦在身边发生严重的环境污染，则对大家的生命健康安全将产生严重危害，迫使学生感受到环境保护的紧迫性。如近年来北方频发严重的雾霾天气，大气污染使当地患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剧增，多年的医疗资料也表明该区域心血管疾病患者增多，因污染而致癌的人数较以前增多。
三、“行”是环境教育的终极目标
如何使学生通过环境教育行动起来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学生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后，“知”要转化为环境保护的“行”，只有有了行动才能真正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目前，大学生在环境意识“知”上的水平较高，关心环境问题，具有一定的环保科学知识，对环境现状和危害有较多的认知，环保意识较强。但在环境意识“行”上的水平较弱，能积极选择环保行为的大学生不到一半，如别人随地丢垃圾自己也跟着丢的从众行为等。在调查中，相当多的大学生在牺牲短期个人利益来保护环境需要方面，态度不坚定，甚至有些错误想法。对大学生环境保护意识的教育，不仅仅是对大学生进行环保理念的培养，而更深刻的目的在于将环保意识内化为他们的思维方式，继而成为他们稳定的行为习惯。戴洪厚等在邯郸学院进行的“节能环保意识”调查表明，大学生在环保行为方面则较弱，如对日常生活行为“在没有垃圾桶的公共场所，吃过水果后，您会把手中的果皮放在兜里带回去处理”的选择率最高，而对说服与劝阻行为“你看到同学随便丢垃圾你会说服劝阻”（选择率仅26.3%）、教育行为（15%关注）的关注或执行程度低，对消费行为“毕业后，如果在您的工资里扣除一定的环境税（比如20元）”的支持居中，45%的学生支持。
王媛等调查发现，只有约30％～40％的学生能比较坚定地主动选择以保护环境目标为至上的行为。如何强化大学生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行”，有不少教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王建英提倡在环境教学中的应用互动式教学模式，徐永荣等提出直观式、体验式、参与式教学的应用应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一般来说，环境考查法是使用较多且效果较好的一种教学方法。学生对周围环境问题进行调查，加深对环境污染的认识，从而使课堂教育与实践相联系,学生获得正确、真实印象的同时，积极思考问题发生的原因及解决途径，提出自己的观点，有助于对环境问题的探究。另外，对有条件的学校或化学等等相关专业的学生还可采用实验法，通过采集环境样品进行分析，从数据上了解周围环境的质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观察力。在课堂上，可采用课堂讨论的方法，选择一些热点生态与环境问题，使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促使学生课外查询文献资料，提出个人观点。
四、教师身教重于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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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的意义幼儿生态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萌发幼儿的感性从而形成正确的世界观、自然观。有位生态家曾经说过，生态学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哲学。对幼儿开展生态环境教育的目的，一方面教育和给予幼儿一个基本的观点——生态学观点。引导幼儿有一种生态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对于他（她）将来走向社会处理更重要更复杂的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这对幼儿在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对生态环境的科学的宏观认识是有重要意义的。课题《生态环境教育与幼儿和谐发展的研究》，通过让成人与幼儿共同融入自然生态环境，探索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的理论建构与有效途径，有助于丰富幼儿园生态环境教育理论，有助于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
三、课题研究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及研究目标指导思想主席曾经说过：“环境保护工作关系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关系子孙后代的生存和繁衍，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提出：“在幼儿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帮助幼儿了解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关系。从身边的小事入手，培养初步的环保意识和行为”。
理论基础及研究目标1.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理论。伟大的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曾说过：“大自然是一本活教材”，热爱大自然是人的天性，人生来就对自然环境中的水、土、大气、生物有着浓厚的兴趣。2.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关于“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的观点，认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倡导“在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生活教育理论。3.布朗芬?勃伦纳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与幼儿园生态环境教育理论儿童生态学将儿童放置于其生存与发展的真实社会环境之中进行研究，认为儿童的行为及其状态与其背景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儿童的发展是“不断成长的有机体与其所处的不断变化着的环境之间的逐步相互适应”。
研究目标：1.促进幼儿园生态环境创设；2.探索幼儿生态环境教育的有效途径；3.促进并引起社会对生态环境教育的关注，在人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过程中促进幼儿和谐发展。
四、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研究内容1．根据相关节日设计生态环境的教育活动，培养幼儿爱护动植物的行为习惯，学会珍惜、保护身边的自然资源。2.开展各种形式的生态环境启蒙教育，使幼儿初步了解生态环境中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制约性，了解自然、人与社会三者的平衡性，人类生存对环境的依赖性。3.创设美的教育环境，激发幼儿对周围环境的兴趣，萌发幼儿热爱、珍重自然的美好情感，让幼儿在和谐的生态环境中获得幼儿身心和谐发展。4.设计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教学活动案例。5.探索家园联系开展生态环境教育的有效方式。
研究方法
1.行动研究法：针对参与者的行动开展研究，在研究进行的过程中，及时反思、调整研究的进程，调整教师的指导策略，优化与改良环境，并针对幼儿的年龄特点，及时调整活动设计的具体方案，最终实现行动的优化。2.个案研究法：对幼儿开展生态环境教育的进展情况，选取典型个案进行记录和分析，撰写教育案例。3.经验总结法：根据教师日常工作中开展生态环境的行动，进行经验总结并加以提升，上升到理论。
五、研究过程与成果
以《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为指导，结合幼儿园教育的五大领域，开展如下四方面的教育：
1.认识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教育。使幼儿懂得，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人们按照自然生态规律，能够调控、改造、优化生态环境，为人类造福；既要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又要珍惜、保护自然资源。2.保护生态平衡的教育。通过健康、科学、社会、语言、艺术五大领域，运用游戏，操作，观察、感受，借助现代教育媒体，综合主题教育与一日生活相结合的方式，把生态教育渗透其中。让幼儿了解人类及其他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懂得要保持生物种类与数量的相对稳定；学习防止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的常识、技能。
一是采取课堂的教育教学活动手段，
生态环境认识论范文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生态教育；生态危机
中图分类号：G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4-0205-02
当前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热点话题，“关注生态即关注生命”成为时代最强音。作为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环境教育有快速发展，部分高校陆续开设了与环境教育相关的专业、课程。尽管环境专业的设置和专业高校的开设对于培养环境专业人员、树立环境意识、维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就环境教育的普及性而言，环境专业和专业环境高校的教育受众面是极其有限的。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本内容、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该利用其有利平台，加强生态教育，提高大学生生态道德素养，这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课题。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强生态教育的意义
生态教育是人类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创建生态文明社会的需要，进行生态理论、生态知识、生态技术、生态文化、生态健康、生态安全、生态价值、生态哲学、生态伦理、生态工艺、生态标识、生态美学、生态文明等教育的一种新的教育思想，通过生态教育使全社会形成一种新的生态自然观、生态世界观、生态伦理观、生态价值观、可持续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实现人类、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本内容、健全和培养高尚人格为目标的社会实践活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强生态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精神动力。说到底，生态危机是人与人、人自身的关系危机。资本市场下，一切都被资本化，人成为资本的化身，或者说人本身就是资本，追求资本最大化成为每个人的人生目标，社会成为每一个人的战场，人与人之间原本应有的温馨、和睦、相互帮助变为猜忌、冷漠、尔虞我诈。“他人就是地狱”，“人与人之间是狼的关系”，一定意义上成为现实社会的写照。资本异化了人，也异化了人的生产和消费，导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规定。”1
消解生态危机，人类必须对自己作重新规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处于高等教育生态链的上游，表征着“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和政策制度、体制、法律等不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于对人的内心思想的完善、提高，通过教育，使人从内心深处认知、认同，由自在提升至自为、自觉。政策制度、法律、秩序等只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并且无论政策制度、体制、秩序、法律的发展多么健全，依旧有漏洞可寻，都无法给所有可能的偶然性事件提供指导。只有当人从内心深处认知、认同，那么外在的约束、规范完全可以免除。
二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在发展问题上，从生态的角度，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增长有限论”。自然的资源和生态承载能力都是有限的，人类要继续生存发展就必须停止科技的发展，甚至抛弃科技发展的已有成果；另一种观点是“增长无限论”。通过不断发展的新科技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发展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必要条件。妄想抛弃现代工业文明成果，退回到低物质水平的生活时代，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同样地，臆想通过科技的新发展、新创造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一切问题，也是盲目的。正确的途径是转变发展理念，改变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科学发展观引领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方向，指明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过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侧重于为政治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却忽视了政治、经济的支撑――生存环境；只顾经济、政治、科技进步等片面利益，把人培养成“经济人”、“政治人”、“科技人”，却没有顾及到人也是“自然人”。为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传统教育模式中走出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教育内容，加强环境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
三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人类设定的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在《共产党宣言》这样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种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的需要、人的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生态危机是由人长期片面发展导致的结果。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转变人的片面异化发展为全面自由发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致力于培养立足于人类并且尊重生态、关心个人并且关心整体的人，培养着眼于当前并且思虑未来，追求生态和平、生态正义、生态幸福的人。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生态教育的缺失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生态教育并不乐观，普遍存在大学生生态意识偏低现象。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存在生态缺位。
第一，教学内容泛意识形态化。作为以培养人为目的的教育实践活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该加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身的认知教育。然而，现实中，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长期被一种单一政治性、工具性的话语色彩所笼罩。诚然，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党性，它是一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有目的地对社会成员施加意识形态影响，使其形成本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但是不能成为政治的奴仆、经济的婢女。尤其在生态危机四伏的今天，关注生态环境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现实使命。
第二，生态教育被边缘、忽视。就课程自身而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蕴涵丰富的生态教学资源，在学生生态意识培养和生态价值观形成中具有特殊的优势，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儒家、佛家、道家的深邃生态智慧；《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等。然而，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偏于简单，理性说教多、情感体验少，收不到实际教育效果。
第三，生态教育形式过于单一。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更多采用的是注入式、填鸭式的教育教学方式，教育双方成为一种单向凝视，这种单向凝视是一种教育与被教育、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即教育者往往以知识的占有者自居向被教育者灌输，导致人的主体性的失落。生态教育不仅仅是知性教育，也是情感教育。为此，应采用多样化的教育形式与方法，如知识性讲授、图片展示、视频观看、实地体验、社会调查、参观访问等。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解决人的思想、立场、观点问题为核心的一种社会性教育实践活动，致力于通过促进人之崇高精神境界的自我塑造和生成而提升人的存在，其根本价值诉求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该对大学生加强生态道德、生态责任教育，自觉确立科学的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生态人生观，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生态教育的对策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面向全校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必修课，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和时代感。因此，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强化生态教育，健全和培养生态人格，实践生态行为，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协调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首先，牢固树立生态理念。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控制与被控制、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平等和谐关系。对人而言，自然具有根本性、奠基性，人依存于自然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和人一样，自然同样具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加强学生生态道德教育，培养生态道德素养。在课堂上，进行“球情”、国情教育，使学生形成一种生态自觉，懂得环境也是一种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发展生产力的有力支撑，从而进一步深入理解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在教学方式上，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和方法，让生态理念深入到每个学生的心灵深处，并进一步转化为生态行为。
其次，深入挖掘课程的生态资源。就课程自身而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蕴涵丰富的生态教学资源，在学生生态意识培养和生态价值观形成中具有特殊的优势，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儒家、佛家、道家的深邃生态智慧，让学生体验中华民族悠久的生态文化资源，把握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同时，可以结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宣讲、典型环保案例的分析来强化学生的生态法制意识，引导学生将生态道德规范转化为自觉意识和文明习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生态理论、异化理论等。通过深入挖掘，系统梳理，在理论上使学生形成更为细致、全面的生态认知体系，在实践上可以大大激发学生的生态行为。
第三，发挥社会实践教学环节。理论只有回到实践才能显示它的力量。生态教育不能仅停留在课堂和书本上，必须深入到实践，让大学生切身感受当前生态环境的严峻和生态教育的重要，激发他们保护环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要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功能，增强学生生态体验，培养、提高大学生生态实践能力。如，让学生走出课堂，积极参与环保公益活动，要做生态环保知识积极的教育者和传播者，让更多人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中来。组织学生观看生态电影，举办摄影、征文、演讲、绘画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宣传环保的科学知识和法律法规，倡导绿色消费，形成关爱生态、保护环境的氛围。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深入农村基层，开展环保调研，加深学生认知、认同。
最后，营造校园生态大环境。高校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高校校园生态环境如何直接影响高校生态教育的实际效果和大学生身心健康的生成。高校校园生态化需要全体校园人共同努力完成。为此，必须动员学校一切力量，包括教学、行政制度、后勤建设等，营造一个和谐的生态校园。具体而言，要运用生态化理念设置校园的整体布局、建筑设计，让校园成为绿意充盈、人文和自然景观和谐布局的生态示范区，唤起学生深层次的生态意识和行为。同时要加强校园人文建设，运用校园报刊、网络、宣传栏等媒介宣传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的知识，定期聘请环保专家进行环保知识讲座，普及生态知识，自觉抵制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物质至上等思想侵蚀。
注释：
生态环境认识论范文篇7
（一）理论依据
认知行为理论、理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等为解释游客认知与行为奠定了理论基础。认知学派认为，多数情况下，行为和认知是相伴而生的，认知可以改变行为，行为也可以改变认知。游客的行为受旅游过程中对环境的观察和解释的影响。不适宜的行为产生于错误的知觉和解释。理理论由美国学者菲什拜因和阿耶兹于1975年提出，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行为意向合理地推断，而个体的行为意向又是由对行为的态度和主观准则决定的。理理论主要用于分析态度如何有意识地影响个体行为，关注基于认知信息的态度形成过程，其基本假设是认为人是理性的，即游客在对旅游地做出某一行为前会综合各种信息来考虑自身行为的意义和后果。社会交换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由霍曼斯创立，它主张人类一切的社会活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交换，人们在社会交换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交换关系。社会交换理论由Long、Perdue和Allen引入旅游学，在旅游地必然存在资源交换，游客用她们的经济资源交换当地居民的友好与服务。认知行为理论、理理论、社会交换理论为解释游客的感知与行为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游客感知、旅游行为等之间的关系。
（二）模型构建
瑞典学者KarlG.Joreskog与DagSorbom首先提出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简称SEM），有学者也把它称为潜在变量模型（LatentVariableModels，简称LVM）。它通常被归类于高等统计范畴中，整合了因素分析与路径分析两种统计方法，是从变量间或变量群间的协方差结构出发，积极探讨和反映解释变量（外生观测变量和潜在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内生观测变量和潜在变量）的（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的分析法。结构方程模型使用广泛，近年来在旅游学上的应用也越来越多。1.概念模型构建模型构建是研究游客感知的重要手段之一。为了定量验证游客对少数民族旅游地环境影响感知的一系列关系与行为，根据以上理论，遵循游客感知锁链规律，借助统计分析软件（SPSS17.0）和结构方程建模软件（AMOS17.0），构建少数民族旅游地游客环境影响感知、满意度以及旅游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图1）。模型中设计了4个潜在变量，即环境影响正面感知、环境影响负面感知、游客满意度以及游客行为，及其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潜在变量列于椭圆形中,观察变量列于长方形中，ξ表示外因潜在变量,η表示内因潜在变量（吴明隆，2010）。其中，β与γ为通径系数。βab表示ηb对ηa的通径系数。γab表示外因潜变量ζb对内因潜变量ηa的通径系数。调查问卷设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模型构建包括4部分:一是游客对旅游地环境影响的正面感知，包含6个观测变量；二是游客对旅游地环境影响的负面感知，包含7个观测变量；三是游客满意度，包含3个观测变量；四是游客行为，包含2个观测变量。共4个潜在变量，18个观测变量，见表1。2.假设提出通过文献梳理，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以及模型的构建，现针对游客环境影响感知研究提出以下5种假设。H1：游客对环境影响的正面感知对游客行为有显著正向关系；H2：游客对环境影响的负面感知对游客行为有着显著反向关系；H3：游客对环境影响的正面感知对游客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关系；H4：游客对环境影响的负面感知对游客满意度有显著反向关系；H5：游客对旅游地环境的满意度对游客行为有显著正向关系。
二、游客感知环境影响实证研究
（一）研究区域
我国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桂、黔、滇、川、渝、藏）多属于“老、少、边、穷”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已成为促进当地发展的重要产业。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旅游导致的负面影响将更为严重和明显。而目前，国内“主客”感知研究主要集中于九寨沟、黄山、阳朔等风景名胜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研究欠缺，导致对民族旅游地发展演进规律的认识不足，制约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因此，选择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作为研究点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特殊性，见表2。充分考虑案例地的典型性、代表性、示范性、可比性、以及特征的差异性，在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排名前列的广西、贵州两省选取三个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点进行研究，分别是贵州省黔东南州西江千户苗寨（以下简称西江，A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平安壮族平安梯田景区（以下简称平安，B地）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大寨瑶族大寨梯田景区（以下简称大寨，C地）。
（二）研究方法
1.问卷设计与调查2012年7月至10月先后在三个案例地进行多次调查，在三地发放游客感知问卷942份，总共回收有效问卷876份，有效率为92.99%。问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游客对旅游业发展对当地所造成的环境影响、社会文化影响、经济影响、游客满意度、旅游行为等进行评估，此部分均采用李克特七点等距量表（按赞同程度由低至高分别赋1~7分，要求游客按照“非常不同意”、“很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很同意”、“非常同意”7个选项对每一个问题给出主观态度判断）；第二部分是被访者的人口统计特征以及社会属性。依据本文研究主旨，主要选取游客对旅游地环境影响感知进行研究论证。
2.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抽样数据与雷山县旅游局、龙胜县旅游局统计数据基本情况相吻合，见表3。从年龄方面看，游客主要分布于21-49年龄段，分别是81.90%、78.40%、84.60%，大寨比例相对较高；学历方面，主要聚集在大专、本科学历，其中西江比例最高，达77.20%；收入情况看，多数游客收入集中在1000-8000元之间，1000-3000元之间比例相差不多，3000-5000元之间西江比较最高40.3%，5000-8000元之间西江比例相比平安、大寨比较较小，相差10.00%左右；职业方面，政府公职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专业文教技术人员、学生与其他的比重较大。
3.问卷数据常态与信度检验运用SPSS17.0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整理、检查和统计，对于异常数据进行必要的校正和剔除，并对缺省的数据采用样本分析均值替代法进行处理，然后对数据常态及题项的信度、效度进行检验分析。表4显示所有观测变量的偏度—S—<3、峰度—K—<8，即各观测变量评价值均属常态（邱皓政，2003），个项———总量修正系数均大于0.3，符合结构方程建模要求。表5所显示结构变量与观测变量标准化Alpha（α）系数均大于0.7，因此获取的数据具有较高的内在信度。模型中18个观测变量删除后Alpha（α）值变小，因此变量全部予以保留。对模型中所有18个观测变量进行重复度量的方差分析，西江、平安、大寨的结果分别是F=40.439、P<0.0001，F=31.194、P<0.0001，F=35.704、P<0.0001，显然量表的重复度量效果良好。用ANOVA方差检测法对数据进行差异性分析，首先分别对三个案例地正面感知6个题项以及负面感知7个题项的数据进行Leneve方差齐性检验，结果均显示sig>0.05，说明三组数据均满足方差齐性的前提条件，适合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综合分析游客对环境影响正面感知的6个题项，发现除了X3、X6两选项分值显示较低（Mx3=4.107、Mx6=4.313），被访者保持中立外，其余四项分值均在5.000以上，可见游客对旅游给当地环境造成的正面影响感知度较强。对题项进行差异性分析，其中5个题项相伴概率α小于显著水平0.05，拒绝零假设，即三地明显感知差异。题项分别为：“X1旅游促进旅游地环境美化和景观塑造α=0.000”“、X2旅游改善城镇面貌α=0.025”、“X3旅游促进生态环境保护α=0.004”、“X4旅游提升民族区域建设的休闲和景观功能α=0.023”、及“X6改善旅游地自然环境质量（绿化、植被、原始森林等）α=0.000”。在满足方差齐性条件下，采用S-N-K（Student-Newman-Keuls）检验法进行单因素方差多重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三个案例中西江在所有具有明显差异的5个题项中均值均高于其它案例地，同时标准方差也都是最小的，即游客的感知差异小。游客对旅游地环境影响的负面感知7个题项的评价分值多介于4.000~5.000之间，说明游客虽然对旅游产生的负面环境影响有所察觉，但并不认为负面影响因旅游而产生，即游客并不认为自行的言行举止会对旅游地产生负面的环境影响，这种认知与其后的行为倾向与选择有着潜在联系，也反应出游客对旅游给当地带来的环境负面影响感知度较弱。对案例地做差异性分析发现有3项差异明显，分别是X9、X10、X13。采用S-N-K检验，结果表明西江在所有具有明显差异的3个题项中均值均低于其它案例地。以上分析显示，西江在旅游环境管理及民族区域建设上较到位，值得借鉴。贵州省政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积累国内外旅游景区成长经验，对西江千户苗寨进行科学的统一规划。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得到极大的改善和提升。保护旅游区自然环境，走以人为本的绿色环保、健康休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游客行为η2包括两个观测变量，“Y4您是否愿意为保护旅游地环境增强自身环保意识M=5.131”，与“Y5您是否愿意为保护旅游地环境以身作则M=5.065”，表明游客为保护旅游地的环境愿意增强自身的环保意识与行为。差异性分析发现，女性较男性更倾向于增强环保意识与行为自律（M男=5.083，M女=5.241）；年龄方面，40-59岁之间的游客分值较高（M（40-49）=5.240、M（50-59）=5.793），中年人更关注环保与行为自律；收入在2000-8000之间的游客分值均在5.000以上，相对集中；职业方面，分值较高的集中在专业文教技术人员（M=5.212）、服务销售商贸（M=5.200）、企事业管理人员（M=5.170）、学生（M=5.166）。研究结果有助于识别生态环保意识良好与不足的细分群体。
4.测量模型分析检验显示所有误差方差均为正数，因果模型符合基本适配标准（吴明隆，2010）。模型运用极大似然法对三个案例地的数据分别进行单个样本以及综合样本参数估计，分析观测变量对游客满意度以及旅游行为的影响，结果t值均>1.96，观测变量因子载荷均显著，P<0.001，达到显著水平。表明观测变量对特定结构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
5.结构模型分析首先对结构模型的潜在变量以及所对应的基础实测数据进行模型验证以及拟合度分析，由表6可见，无论是综合数据还是单个案例地数据，均达到理想标准，表明模型的拟合度良好，具有跨样本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保证了研究结果的效度与信度。其次，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因子分析的结果进行信度检验，对各结构变量的信度系数、测量误差进行计算，得到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以及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varianceextracted，简称AVE）。结果显示，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值在0.60以上，AVE值除了正面影响6个题项AVE为0.3106，其余均在0.50以上（负面影响AVE值0.5056、游客满意度AVE值0.5642、游客行为AVE值0.5188）。模型内在质量基本达标，模型的测量变量收敛效果良好（见表7）。结构模型预先假设结论的成立与否均由标准化路径系数来体现，标准化系数越大表示在相互关系中的影响越大，反之则越低。当路径系数标准化绝对值在0.50及以上时，代表两变量具有显著相关性；当路径系数绝对值大于等于0.10小于0.50时，代表两变量具有一定相关性；当路径系数绝对值低于0.10时，代表两变量具有微弱相关性，并不明显。路径检验分析结果可知（见图2），五个关联假设中H1，H2，H3得到支持，H4，H5则与假设相反。三个案例地分别统计，平安、大寨与综合分析结果一致，西江则H1、H2、H3、H4均得到支持，H5未得到支持。H1：γ21=0.95***，表明游客对环境正面影响的感知与游客行为有高度的正向相关性，假设成立。即游客对旅游带来的环境正面影响的感知度越高，就越能促进与增强游客的环保意识与行为。因此，一方面民族地区应提高环境保护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提高旅游正面影响认知度；另一方面对于游客的有益环保行为、自律行为要予以鼓励与支持，以强化正面环保行为。相关文献研究表明当游客对旅游地自然环境和社会领域存积极看法时，可以鼓励游客进行对自身及旅游区有益的康乐活动（Poortinga，2006；McGinn，Evenson，HerringHuston，2007）。即游客对环境正面影响的感知度越高，就越能促进与增强游客的环保意识与行为。因此必须着力保护旅游地环境，提高游客的正面感知度。H2：γ22=-0.08（p=0.187），表明游客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感知与游客行为虽有联系但不明显。前文分析可知游客对自身给旅游地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的认知度与认同度低。究其原因，一是游客对环境的重要性、自身行为造成的影响认识不足；二是结合深度访谈，了解到部分游客认为游客的环保行为与游客自身修养素质关系密切；三是游客前往民族旅游地更多的是注重民族文化的保留与延续，加上旅游地丰富、特有的民族旅游资源以及地方热情服务又一定程度地掩盖了游客对旅游地生态环境的要求，并没有认识到民族旅游地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以及民族旅游发展对环境的高依存度。同时，认知理论强调不适宜的行为产生于错误的知觉和解释，因此要提高游客的环保意识与自律行为，首先改变游客对旅游地环境重要性的认知，尤其使游客认识到民族旅游地的资源特性，以及对其自身不恰当行为带来负面影响的高度认知。H3：γ11=0.53***，表明游客对环境影响的正面感知对游客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三个案例地分析与综合分析结构一致，假设成立。即游客对环境的正面感知度越高就越满意，反之则越不满意。因此旅游地在旅游接待中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提高游客对环境的满意度，提倡绿色旅游、负责任的旅游，这样才能保证少数民族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H4：γ12=0.06（p=0.075），表明游客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感知度与游客满意度仅有极其微小的关系。游客对旅游地环境负面影响的感知度与游客满意度几乎无相关性，游客对环境负面影响的关注度较低，仅认为自身为旅游地带来了很大的正面影响，并未认识到旅游地环境的负面影响可能因自身不良行为造成。民族旅游地必须大力度宣传旅游地环境的重要性、少数民族旅游地的生态与文化资源特性，通过环保教育提高游客对旅游的环境负面影响认知度。H5：β21=-0.07（p=0.222），表明游客对旅游地环境的满意度对游客行为有微弱的反向相关性，三个案例地分别统计，除了平安梯田β值为正数（βB21=0.04），西江、大寨与综合样本结果一致（βA21=-0.15，βC21=-0.10），因此假设不成立。这与前人研究成果不同，即游客对旅游地的环境质量满意与否与其后续行为关系不密切，同时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游客对当地环境越不满意，就越能激发游客潜在的环保意识与行为。深入分析原因，一是游客环保行为的实施受到自我思想意识的支配，思想意识又与游客自身行为素质有关，与旅游地环境好与坏关系不大。而我国游客自身环保意识薄弱，归属感不强，没有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意识，仍有许多游客认为旅游环境保护的得力于否跟政府有直接的关系，游客认为旅游地环境受到破坏很大程度是由于政府管理不当所造成，并未认识到自身不良行为对环境影响的重要性；二是所选案例地均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壮丽的自然景观与独特的民族风情成为游客前往民族旅游地的重要原因。“居民赖以生存的家乡是旅游区的一部分”是少数民族旅游地的最大特点之一，旅游区居民的自然资源、民族建设、服饰、饮食、以及整个村寨等都是吸引旅游者的宝贵资源。当旅游地环境受到破坏时，不仅影响到游客满意度，最主要的是严重毁坏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存家园。因此当游客对民族旅游地环境满意度越低时，也越能感受到生态环境被破坏给当地居民所造成的危害，使游客在高度参与过程中体验到环境保护对民族旅游地居民的重要性，进而提高自身的环保自律能力与行为。
三、结论与建议
（一）旅游环境影响感知模型具有说服力
游客感知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环境影响模型是一个经过验证并且与相关数据适配的因果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模型中包含2个外因潜在变量，2个内因潜在变量以及18个观测变量。各种适配指数达标，三个案例地分析与综合分析结果，表明潜在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具有稳定性。其次，游客对旅游地环境影响研究的文献普遍采用SPSS进行数据分析，模型构建不多见，本研究对游客感知的环境影响进行了建模，结论可靠同时有新的发现，运用该结构模型进行旅游环境影响的感知研究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是由于结构模型中游客对旅游地环境正面影响的感知题项的AVE值较低，反映问卷题项设计上还有待探讨与改进。
（二）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政府监管职责刻不容缓
总体而言，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于吸引游客至关重要，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脆弱，因此政府在旅游资源挖掘与开发时，大力改善民族地区交通条件是前提，保持原生态的自然美是关键。生态环境建设上，首先政府部门应通过地方立法将景区及周边相关林区分别划为生态保护区和自然生态保护区，完善相关环境保护条例，为旅游区管理工作提供有力的决策依据；二是政府层面上应当加强对环境保护监控与宣传，让公民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让游客意识到对景区的生态与文化环境保护是每一个游客的责任和义务，对游客实行强有力的环保奖惩制度。
（三）旅游地软环境上应多渠道多方式加强环保宣传教育
如何提高游客的环保意识是民族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民族旅游地及其景区在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方面不足，三个案例地均做的不到位，均未对游客进行环保知识的宣传与讲解，以致游客进入景区不能够认识到景区环境的重要性。因此，一要设立专用环保技术服务站，使游客在游览前，对游客进行短时环保宣传，努力提高游客爱护景区旅游资源的自觉性；二是关注作为社会背景变量中很具代表性且有较强解释力的性别变量在宣传教育中的运用，前文分析显示女性游客表现出较强的环保意识，女性体现出更高的环境友好性，旅游地因以女性为突破口来带动游客的环保行为，在旅游活动公共场所，景区标语等各方面加强对女性心理的把握与暗示；三是进行“环保旅游”主题营销，以环境友好型游客为最优人群，使游客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
（四）旅游地硬件上应加强景区内部环保设施建设
提高游客的环保意识，首先要提高游客环保的视觉性。结合深度调查了解到，在垃圾桶、环保标识牌的设立方面，西江开发虽较平安、大寨到位，景区环境环保标识牌较多，但垃圾桶设立仍然不到位，相隔距离较远，而平安、大寨由于开发较早，政府、企业、居民等对环境保护认识不足，后续建设跟不上，尤其是大寨垃圾桶、标识牌少之甚少，游客反映垃圾拿在手中，游览了很远的距离却仍看不到有垃圾桶，加上国人环保意识相对薄弱，绝大部分游客最后都将垃圾丢在景区，长此以往下去，生态环境会受到很大的破坏，严重影响当地人的生存。因此，政府、企业、景区要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加强硬件环保设施的建设，时刻提醒游客环保。
（五）科学利用环境容量以确保民族旅游地资源永续利用
生态环境认识论范文篇8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生态；协同发展
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不仅积累了庞大的物质财富，更为重要的是掌握了日益精进的认识、改造、驾驭、奴役自然的技术与能力，在此基础上，显见的结果是由此而伴生的人类蔑视自然的野心及欲望，正在不受任何约束地膨胀。对于仍然徘徊在自由王国之外的人类来说，这种无知的欲望加上强大的技术力量将招致灾难性后果。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的环境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已经将这一后果昭示于全体人类面前，这一警世之作的全部意义集中于它启迪了人们对自身行为的反思，这一反思催生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孕育及发展。从一开始，可持续发展观就把生态与经济的关系作为中心问题加以研究，这在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理论学说中逐一得以呈现。
一、罗马俱乐部的经济零增长论
成立于1968年的罗马俱乐部以研究“世界性的问题”而闻名于世，以麻省理工学院米都斯(dennisl.meadows)教授为首的研究小组于1972年公布了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报告》考察了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等五个方面的发展趋势，指出世界经济与人口的指数增长必然会遭遇一个“极限”，“我们可以有信心说，在现有系统没有重大变化的假定下，人口和工业的增长，最迟在下一个世纪内一定会停止。”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全面的衰退和崩溃。与《寂静的春天》不同的是，《报告》虽得出了令人悲观的结论，但却拒绝放任悲剧性前景的降临，“无论如何，我们的态度是一种很严肃的忧虑，而不是绝望的恐惧。”对此，《报告》提出了维持“全球均衡状态”的设想，以此作为应对危机的根本思路，其核心观点是“工厂资本和人口在规模上不变。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资本的投资率等于折旧率。所有投入和产出的速率；包括出生、死亡、投资和折旧保持最小。”他们认为只要“自觉控制增长，促使增长结束”就会实现“更好的”结果，即“可以维持，没有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崩溃；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物质需要”。
《报告》主张经济零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发展与进步的抛弃与否定，“在均衡状态中，需要不变的量只有人口和资本。而那些不需要大量不可代替的资源，或不产生严重的环境退化的人类活动，可以无限地继续增长。”为避免可能发生的误解与偏见，《报告》在总结部分进一步阐明这一原则性认识：“我们毫不含糊地支持这种论点，给世界人口和经济增长强加上一个制动器，而绝不是导致冻结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状。”
“这份报告的悲观主义结论，已经而且无疑将继续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正如《报告》所预言的那样，经济零增长论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对它的主要非议集中于《报告》把经济与生态的关系简单对立起来，宣扬一种抑此扬彼的机械主义论调，无疑是过于消极、片面的。显然，《报告》所主张的经济零增长论并非是解决经济与生态矛盾的一剂良方，而只是在现有技术、理论学说、社会政治框架、国际合作体系等都存有不足与缺陷的前提下，为完成“一场思想上的哥白尼革命”而赢得时间。
《报告》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引导人们理智地透析出生态问题的本质即经济与生态关系的矛盾。这份报告，尽管“仅仅是第一步”，但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开创性的第一步，正如波托马克协会主席威廉?瓦特在《报告》前言中所说：“我们希望，《增长的极限》会在所有社会得批判性的注意，并激发争论。我们希望，它将鼓励每一个读者思考增长与进步的等同关系及其结果。而且，我们希望，它会导致一切领域里有思想的先生们和女士们明白：如果我们要维护这个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们居住的星球，现在就需要一致行动。”从这一意义上说，《报告》更像是一份划时代的“行动宣言”，启迪人们在解析生态与经济关系的世界性难题上不断寻求理论与实践上的答案。
二、戴利的稳态经济论
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hermane.daly)1971年出版了《走向稳态的经济学》，开始提出稳态经济学概念。1996年出版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书，进一步全面系统地论述稳态经济论，被视为“对于每一个关心可持续发展的人必读的著作”，他本人也被誉为“对传统经济学发起哥白尼式革命的最卓越的倡导者”。
戴利认为经济子系统是被生态母系统包围的，二者之间不断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由于人类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的加剧，使得经济子系统的空间区域日益膨胀，逐渐压缩生态系统，乃至有扩展至生态边界、导致生态系统崩溃的危险，即由“空的世界”日益走向“满的世界”，这是人类目前面临着的生态危机的实质。为缓解这一危机，消除生态问题，就需要对经济系统的扩张施加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为此戴利提出了“稳态经济”——在必要时应该不惜放弃短期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以维持整个社会长期生存和稳定的一种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流量的恒定水平必须是生态可持续的，能在长久的未来保持人类生活在一个足以有优越生活的标准的或人均资源使用水平。”
稳态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确定经济规模。戴利认为“宏观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设计出一个与装载线相类似的制度，用以确定重量即经济的绝对规模，使经济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没。”提出要用“经济的装载线”——这种“目前还未存在的政策手段”来限制经济产量的规模，确保生态安全。戴利还提出了最大规模与最佳规模的区别，并且把最佳规模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使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可持续发展是经济规模增长没有超越生物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
稳态经济论所主张的可持续发展不同于丹尼斯在《增长的极限》中所提出的对于经济增长所施加的简单的、粗暴的甚至是危险的方法，这就是“用质量性改进(发展)的经济范式来代替数量性扩展(增长)的经济范式作为未来进步的道路。”因此，稳态经济论成功地将人们对于经济与生态关系的关注，由过去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转移到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追求上来，这符合经济与社会现实发展的需求，在对经济与生态关系的研究上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稳态经济论在处理经济与生态关系上的基本策略是对经济增长实施一定程度的自觉的约束与限制，这与《增长的极限》的基本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稳态经济论只能是立论于经济与生态关系矛盾对立基础上的改进方案，而对于经济与生态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的认识明显不足，这注定了稳态经济论只能限于理论研究层面，而很难应用于具体实践活动。
三、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
20世纪末一批环境经济学家，包括卡蒙纳(commoner，1991)、戴斯卡布塔和米勒(dasgupta，maler，1994)等人在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时，经过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恶化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加深，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得以改善，环境状态随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型”态势，这是一种类似库兹尼茨(kuznets)曲线的动态关系，因此称为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似乎印证了这样一种客观联系，即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人类的经济活动规模不大，生产方式自发地遵循生态规律，因而经济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并不危机自然界的生态修复功能；但工业革命以来，由于技术进步速度加快，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资源的消耗开始超出资源更新与生态修复能力；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知识经济成为主流经济形式，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制度、技术、意识取得长足进步，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实现良性互动。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的存在，表明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初期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定程度的环境恶化，并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经济增长将有助于环境的改善。
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论证了生态与经济的复杂关系，即在一定条件下的对立关系可以成功转向为统一关系，实现共生共进的良性互动。这为进一步改变经济增长模式，通过经济发展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实现经济与生态共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创新开辟了一条新道路。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的提出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对经济与生态关系的处理上，不再是对经济活动的单纯的约束与限制，而转向积极有效地引导与规范，使经济发展成为促进环境质量改善的有效手段。
然而，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作为可持续发展思想史上的一个阶段性理论成果，仍然有其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与不足。首先，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为例，显然并不具有令人信服的普遍性。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成本已通过不公正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遵循并且按照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所指明的所谓的“发展规律”进行经济活动，通过追求高速度来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那势必会削弱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结果可能是不仅不能成功实现发达状态，相反却会出现生态与经济的同步衰退与崩溃。其次，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只是一个实证性研究的成果，只是注意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联系，但却没能给这种联系以内在逻辑自洽的理论解析，也就是说它不可能对经济与生态关系如何实现共同发展给出明确的回答。最后。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在处理经济与生态关系问题，实质上是一种不作为的消极态度。它认为只要人们自觉遵循经济与生态关系变动的发展规律，通过经济发展由低级阶段上升到高级阶段，生态与经济关系会自动进入一个良性互动状态，这一认识的根本性危险在于它放任了生态危机可能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就会爆发，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从而危及人类的整体性生存。
四、协同发展观
1986年由德国科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haken)撰写的《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秘密》一书出版，“协同”一词成为被各门学科广泛引用的重要概念。哈肯的协同观主要集中于对事物结构的自组织特性——由无序到有序的认识上，这对传统的物理学认识发起了挑战。哈肯协同学的研究目标是“在千差万别的各科学领域中确定系统自组织赖以进行的自然规律”，在此意义上，他把协同学定义为“一门在普遍规律支配下的有序的、自组织的集体行为的科学”。哈肯的协同学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发展与演化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按照事物的协同发展规律判断，经济与生态是完全可以由对立走向统一，由冲突走向协同，实现良性互动的。
生态环境认识论范文篇9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早在2003年的时候就已经启动。从那时候开始学界就对大学英语教学模式进行全面探索。在研究探索期间，学者们分别在已有的教学模式上进行创新，产生多种教学理论。不同学者的教学理论之间存在差异，同时又有相通之处。但是，将学者的理论与理念相互整合，就可形成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以此来支撑新型大学英语教学模式。
一、新型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理论框架的组成
（一）多模态、多媒体、多环境理论
在研究与对比的过程中，学者界定了理论框架的相关概念。首先，多模态。简单来说，模态就是利用感官与外部环境进行交流。而此处的感官并不局限于视觉、听觉、触觉、味觉以及嗅觉，同时还包括了医学领域的距离感与平衡感。而多模态就是利用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感官进行互动。在互动中能够将不同类别的信息打包捆扎。模态越多，所获得的信息与体验就会越丰富。如尝试某种物品，就满足了视觉、嗅觉、触觉甚至味觉的需要，但是如果是只看到图片，那么就只能满足视觉的需要，相比而言前者获取的信息与体验就更为丰富。如果教师在教学中，让学生将所讲述的内容复述，就是一种模态学习，但是，如果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复述，那就是多模态学习。因而，学者认为多模态学习有利于学习内容的内化，提高知识储备的持久度。其次，多媒体。逻辑媒介是多媒体的载体。所谓逻辑媒介就是物理媒介上装载的内容或信息编码手段。多媒体内容就是利用三种或三种以上的逻辑媒介。因而，文字材料就是印在多媒体材料上，声音就是刻录在磁带上。而如果一张光盘上有文字、图片、视频流、音频流，其中包含的内容就是多媒体内容。可见，利用多媒体材料有利于触发多模态体验。最后，多环境。学习环境可以有很多种。除了单纯的学校，还有教室、自习室、图书馆等，同时还有教师教学模式、课程设置等。环境可向学生提供机遇与框定。学生的学习行为可在多种混合环境下进行，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不同的环境因素提供的框定和机遇千差万别，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也不相同。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应尽可能为学生创造能够获得丰富体验、急性模态转化的学习环境，并考虑环境中的各类影响因素。
（二）有效整合计算机技术与英语课程
在环境因素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中，计算机等现代教育技术与外语教学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重要。在当前教育教学环境中，人们普遍将计算机作为辅助学习语言的工具。事实上，这种认识存在很多的不足。计算机应用于教学中，其特点较为明显，即可充当教学活动的演示工具、教学内容与课本无差异、学生仍旧是灌输的对象、教师仍旧处于中心位置。正是这几个特点，导致计算机在教学中的作用受到限制。其实，计算机是语言教学中的必备元素。而要将计算机技术与英语课程有效整合，教师就得为学生创设数字化的学习环境。数字化的教学环境，能够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促使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发生变化。
（三）建构主义教学理念
传统教学观来源于客观主义哲学，普遍认为知识就是客观、非情景化、抽象以及稳定存在的，是客观表象。正是这种认识，导致教学过于强调理论知识，忽视学生应有的专业实践能力与动手操作能力。受到这种教学模式的影响，教师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者，学生仅仅被动接收。此种教学模式的弊端已经在实践中体现出来。基于此，建构主义教学理念出现，认为知识本就是不断认知、体验与构建的过程。知识并不是如传统教学认识的那样，知识是个人创造活动的结果，学习本就是知识构建的过程。建构主义教学观要求教学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最大限度丰富学生的资源、体验，提高教学效果。
二、新型大学英语教学理论模式框架
（一）创设学习环境
在多模态、多媒体、多环境的理论中，非常重视让学生获得丰富的体验与优良的学习环境。同时将计算机与英语课程进行整合，创设数字化的学习环境，并在建构主义的支持下促进沟通。事实上，这些不同的观点表面看存在较大差异，其实是相通的，甚至是依赖彼此来实现的。在当前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多模态的学习必须依靠多媒体学习才能实现，而数字化学习环境的创设，则必须利用多媒体。多媒体的产生必须以计算机与网络技术为基础，这样才可收集大量的音频与视频，随后进行整合、处理与存储，应用于数字化环境中，这样才能够触发多模态学习。在建构主义理论的支撑下，知识本就是个人经验的合理化与个体与他人协商后形成的社会建构。利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后，能够促使师生、生生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促使数字化学习环境更为优良，更有利于沟通交流。
（二）转变教学结构
在传统教学理念和模式中，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学生被动接收知识内容。但是，在建构主义理论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应当充当引导者。在多模态、多媒体、多环境理论下，教师就是要创设环境，以便能够让学生在其中获得丰富的教学体验，展开多模态学习。无论是何种教学观，均体现出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而在生态化整合理念、多模态、多媒体、多环境的理论下，将计算机与网络作为除教师与学生之外的教学组成要素。
三、现代教育技术下新型大学英语教学模式
新型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其建立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创设教学环境，改变教学结构。此时的教学环境应当是能够触发模态转换学习的数字化环境，这对构建意义学习具有重要意义。教学结构的改变其实就体现在学习共同体上。新型共同体下，教师、学生与计算机应当占有同样的地位，并且任意两者均是可以形成互动的。在互动中，学生可获得丰富的体验，进行模态转化学习。在过去的理论研究中，只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存在较为明显的优势，其多体现在理论框架更系统、细致方面。因而，将其作为基础建立教学模式，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可证伪性。此种理论框架有着较为完整的理论跨度，即建立于基础层面哲学立场，有处于可证伪层面的模态转换学习假说。与其他研究中经常提到的自主、互动、计算机辅助等或模糊或复杂的变量不同，模态的多少或者转换作为一个变量更容易控制、分离与测量，因而在教学设计中更容易实现，在教学实验中更容易验证。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还需实行具体的理论框架，这样才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
生态环境认识论范文篇10
摘要：传统价值观念和环境法价值定位的缺陷价值“这个普通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人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就是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中，客体由于自身的属性，能够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对主体的发展具有肯定作用的意义。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价值观是以人为中心的，把人视作主体，而把人周围的一切事物均视作客体。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只承认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以及人类改造自然的利益和权利，而拒不承认自然自身的价值。正是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下，人类通过掠夺自然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文明，但伴随而来的却是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贫穷蔓延、人口爆发、残疾丛生等一些列问题，进而导致人类面临着新的生存危机，最终危害了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
关键词：环境法；终极价值；利益
中图分类号：D9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31（2012）02-0083-01
一、环境法的终极价值定位
就法律的价值而言，也是指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于主体的人的有效性和积极性。法的价值的主体是人，是指具有社会性的社会人的总称。法的价值的客体就是法本身，这个法是指广义的法，即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的总称，它包括法的制度、法的运行事实和以观念形态存在的法。依此传统观点，环境法的价值，就是环境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对人类社会的满足和有用性。我国环境法学界许多学者对环境法价值的定位，就是从这一传统观点出发的。
环境问题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就是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以地球为中心的生态系统。人类社会只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要素，并且其本身又存在于自然系统之中，其必须遵循自然系统的一般规律，必须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
环境法作为人类社会保护环境方面最重要的部门法，在保护生态系统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不仅要关注人类社会的利益，还要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而传统环境法在价值取向上仅仅从人类的利益出发，将自然视作人类的资源，保护环境知识为了人类更好的发展。这种环境法本来为保护环境而立，但终因其没有从整体、全局的观点来把握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最终反而导致了环境问题的进一步恶化。系统论的提出，为我们正确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只有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出发，转变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发展观，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和谐发展，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之道。
二、环境法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内涵
生态整体利益作为环境法的终极价值，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既是人类社会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也是代内生态整体利益与代际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
（一）人类社会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
环境法作为新近发展起来的法律学科，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这是因为环境作为全人类的共同生存条件，并不能为某个人或某国所私有或独占，也不能以阶级、意识形态或国界来加以划分，环境保护符合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利益，任何国家环境法的发展和完善，都是对全人类做出的有益贡献。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整个地球是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在整个庞大的复杂系统内，全球的物质环境和能量流动依固有的规律不断进行，任何一个环节受到破坏，整个生态系统就会失衡，人类环境也必然会发生危难。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系统，任何国家的生态遭到破坏都会危及到全人类的生存。
（二）代内生态整体利益与代际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
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生态整体利益既应该包含代内的生态整体利益，又应该包含代际的生态整体利益，这二者也应该是统一的。对于自然系统而言，由于自身能够按照生物进化的自然进程向前演进，如果没有人类社会系统的干预，其能通过自身的新陈代谢维持好世代间的利益平衡。因此，当代人必须要考虑后代人的机会和可能获取资源数量，当代人在制定政策和措施时不要为了提高自身的经济福利和生活质量，而一定程度地牺牲后代人的部分福利和潜在机会，当然，其也不必通过降低当代人的生活消费水平，来提高年轻一代和未出生的后代人的潜在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对维护代内与代际之间的利益平衡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实现
生态整体利益作为一种全新的环境法律价值观，既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突破，也是对传统法学理论的挑战，这种价值的实现必然会面临多方面的障碍。首先，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建立的一切制度、价值观念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决定了环境法也必然体现着人的价值选择，人类利益自然也成为环境法价值取向的中心。其次，法律是由人类制定的，向来也是以人类的权利、义务为内容，以人的行为关系为调整对象。最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保护环境、实现生态整体利益单靠某个国家、某个地区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使得加强环境保护的国际环境保护合作必须面临的重大难题。面对诸多障碍，如何探寻新的路径，便是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关键所在。本文提出以下路径：
（一）观念的改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
法律是建立在一定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人类环境价值观的概念将对环境法的发展和变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念的转变是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根本出路。要真正地转变这种观念，首先必须转变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其次，应培养生态意识，树立生态主义世界观。生态意识就是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整体性规律的认识，是人们为了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自身行为自觉地按照生态规律性行动的一种意识。在培养生态意识的同时，还应该树立生态主义世界观，这要求人们在心中应逐步形成对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生态学原则的正确认识，要求人们必须时时刻刻意识到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
生态环境认识论范文1篇11
[关键词]人居环境科学；生态地域；生态实践研究
[中图分类号]X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6-0045-05
[作者简介]袁琳（1982—），男，河南开封人，博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人居环境、城乡规划和风景园林研究；雷毅（1962—），男，湖北武汉人，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生态哲学和科学哲学研究。（北京100084）
[基金项目]清华大学文化传承创新基金项目“科技与社会相互建构的机制和问题研究：中国案例与国际比较”（2012WHYX007）的阶段性成果。
人居环境科学的提出，旨在综合应对中国城乡建设过程中的各类复杂问题，已成为指导当代城乡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基础理论。在当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将人居环境科学提倡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运用于生态研究和生态实践仍具有启发性。
一、“人居环境”理念蕴含的自然观
人居环境是人类聚居生活的地方，是与人类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是人类与自然之间发生联系和作用的中介。人居环境建设本身就是人与自然相联系和作用的一种形式，理想的人居环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人类社会只有在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条件下才能生存，即只有自然与人类的互动创造和谐的人居环境，人类社会才能适应生存，取得进步。①从“人居环境”的视角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基础是一种整体论或系统论的思想，并且承认人是生态系统的内在组成部分。人不应该也不可能超然于地球生态系统，尽管人具有积极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动属性，但这种人类产生和发展的形式并非人类拥有内在价值的依据。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整体性质基本上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我们关怀的道德对象需要突破要么强调人、要么强调自然的局限，进而扩展为对人地系统的整体道德关怀。共同承认人与自然的整体价值和人类实践的能动属性，就必然要求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须以适应自然且不违反生态规律为前提，以保持人地系统的和谐和可持续为准则。①
麦克哈格（IanL.McHarg）认为，“生态规划方法最重要的特点是在于它的综合性”，对于生态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应“选择人类占统治地位的活动场所”。②他自己的研究即践行这样的主张：早期致力于大地生态适宜性的研究，强调环境决定论和聚居环境建设的适宜性，后来转而推动人类生态学与人类学方面的研究，认为人类学家将对生态问题的解决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尤其强调人文因素。③“人居环境”理念蕴含着天人协调的自然观，因此，将人、文化、环境作为一个综合的整体对象，运用“人居环境”的概念开展生态研究，有利于建立促进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尺度，有利于自然与人文因素在生态研究与实践中的统一。
二、“地域”作为整体的研究与实践对象
近年来，在处理人居与自然关系方面，“生态城市”的概念正被广泛使用，而“生态城市”理论在广为接受和应用的同时也正遭受当代学者的质疑。这些质疑主要包括：依赖高新技术和完美的城市模型，需要高投入和严格建设控制的生态城市能否真正实现？为什么世界上至今仍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这种源于西方的城市理论是否适合当代中国的实际需要？中国的生态城市建设如何才有中国特色？等等。与此相伴的是以东方山水园林美学为基础的“山水城市”，以及转化自西方的“田园城市”等概念的再发展和再应用，这些概念都为解决生态问题、缓解人居与自然的矛盾作出努力。但不论是“生态城市”还是“山水城市”或“田园城市”，其基本对象均以“城市”为本体，这本身就具有城市中心主义的倾向。自然、环境在不经意间成为城市的“背景”或“附属品”，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不能被置于重要的地位，甚至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破坏生态环境的乱象。吴良镛院士曾经对“山水城市”建设提出过这样的担心：“如果将建设‘山水城市’理解为匆忙地在这些地区搞开发，实际上是背离了‘山水城市’的方向；如果这样搞下去，要不了多久，一些风光明媚的地区就会被‘城市化’；果真如此，所谓‘山水城市’也就名存实亡，成为失去山水的‘山水城市’。”④我们是否应该有一个更加有利的本体对象来描述人类聚居区和自然构成的整体，而不至于将自然疏于考虑呢？
生态问题本身均具有“外部性”，无论城市规模多大，都依赖于更大的自然地带，依赖于区域对于食物、水以及其他重要自然生命过程的供给。当这些联系有效且加强的时候，人居环境就变得繁荣而可持续，而在这些必要的联系变弱的时候，人居环境就会衰落。这决定了在解决生态问题时要认识到某个场所及其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的广泛联系，应以整体的视角关注容纳了生活、生产，承载了人类活动的完整的自然单元。
西方理论有强调以地域整体对象展开生态研究与实践的传统，并强调以自然定义地域单元，称之为“生态地域”（ecologicalregion）。在具体的人居环境实践中，集水区（流域，watershed）是最常见的、应用最广的生态地域单元，以此为基础规划和建设人居环境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这一概念最初运用于纯自然地带，后来也在人类聚居区中被广泛使用，体现着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有机整体，常被当做一个“活的有机体”。①很多生态规划方面的先驱都强调对这一生态单元的应用。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在《城市文化》中曾经以“作为家园的大地”论述“地域”的概念，将城市发展看做地域发展中的地理现象，并强调要以自然单元定义地域范围。他将地域整体看做人与自然共同形成的集体艺术品，强调以自然地域为单元开展有机规划。②作为生态学家与规划师的本顿·麦克凯耶（BentonMackaye）则将地域与人类生态学直接联系起来，明确提出将生态地域作为其确定的、基本的组织单元。③而麦克哈格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工作则更为直接地深化了对生态地域的认识及人类聚居区的生态规划实践方法。
“人居环境科学”关注的是整体的人居环境与综合的人类实践，强调对城市、乡村与自然进行整体、综合研究，注重人类聚落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组织原则。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中，人居环境科学一直倡导面向“地域”的研究，统筹城市、乡村和自然，这一点在吴良镛院士的各类研究中都有体现，如北京2024、京津冀、长三角空间规划项目等。此外吴良镛院士还提出了“地区设计”的思想，认为要重视各个地区的发展，要通过地区规划设计，实现生态基础的恢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地区文化的复兴，创造地区文化景观体系。④人居环境科学涉及全球、区域、城市、社区、建筑等多个层次，统筹社会、政治、经济、生态、文化等多个方面，其倡导的“地域观”包含了多层次、多系统的基本架构，为通过地域整体统筹协调促进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基础。人居环境科学中的“地域观”融自然生态单元和人类聚居系统于一体，有利于整体认识地域自然与人文，促进城乡统筹、大尺度人工与自然的科学布局以及地域性生态文明的创造与发展。从这一理念来看，将当前的“生态城市”的概念发展到“生态地域”的理念，以地域为整体开展生态研究与实践也显得更具价值。
三、“第三体系”思想与地域生态研究的新路径
自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东西古今文化态度的争论就一直存在。近代文化理论中，较有影响的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国粹派”，包括“中体西用论”与“中国文化复兴论”等；第二类为“西化派”，包括“全盘西化论”、“西体中用论”；第三类为“本位文化论”。⑤类似的争论在人居环境研究与实践的过程中也存在，从过去东西方形式的讨论，到今天东西方生态范式的应用，学者们因学科的细化也越来越趋向于在传统或现代的专门领域中开展研究。这种情况促使“保守”与“激进”分化，“传统”与“现代”分异，并产生了愈演愈烈的争论，而不同的立足点和价值观也带来了实践方式的差异。
张岱年曾结合中国的实际，应对东西方文化之争，提出了“综合创新”的文化观，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能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道路，即以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作为源远流长的母体文化，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作为激发现代化活力的异体文化，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起主导作用的主体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中国现代化为主体目标，借鉴中西文化的精华，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化。①张岱年先生所说的“文化”超越了仅仅存在于道德、观念层面的狭义文化含义，指的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产生的文化。由于人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还改造人性自身，因此，这里的文化形成的同时包括了对外在自然和人自身的改造过程。从这一基础出发，张岱年先生指出，“体用论”割裂了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的改造，并由此批判了存在着脱离实际生活（用）的所谓抽象原则（体）之说，否定了存在一种超越于物质生产、科技活动之上的“体”。他试图用一种超越道德、艺术范畴并囊括了政治与物质生产的观念与实践统一的文化“综合创新”来替代“体用论”。
吴良镛院士将“综合创新”的思想带入人居环境科学的发展中。面对更加复杂、综合的对象——人居环境，他阐释了面向实践的“第三体系”的思想，并在《人居环境科学发展趋势论》中对“第三体系”作了细致的阐释：“中国几千年优秀的文化传统需要再学习、再认识、再思考、再刮垢磨光，诸领域都各有特色可称为第一体系；西方文化也有其独特的体系，西方文明科学人文的成就包括今天先进科学技术与人文思想，解决了很多重大问题，可称为第二体系；经济建设社会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问题广泛内容繁杂需要基于中国国情将二者融合创造第三体系。第三体系需要分门别类据具体情况而创造，古今中外一切皆为我所用并无一定之规。”②“第三体系”的思想是基于“综合创新”文化观并结合当前人居环境研究、实践现状提出的新观念，这一观念强调古今中外优秀成果在某些方面的有机、系统综合，还强调与当前人居环境建设中“真问题”的结合，是文化观与人居环境科学倡导的以问题为导向研究方法论相结合的产物，表达了在“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基础上面向当代问题进行有效“实践”的方法论。
传统中国有着深厚的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的实践经验，是传统生态文明的集中体现。中国的大部分土地都经由数千年的劳作，人居环境建设也是人与自然不断协调进化中长时间生成的。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了大尺度的自然利用与改造活动，人居环境实践已经扩展到了地域范围内人与自然秩序的构建，既涉及人工自然基础设施建设等物质方面，也涉及山水审美、山岳祭祀等精神层面，这本身就具有众多智慧，且和地域紧密联系。而在当前全球化、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各地域人居环境建设又都面临着很多与西方快速城镇化、工业化阶段相类似的生态危机。在中国地域生态研究中运用“第三体系”理念，既能体现对本土生态历史的尊重，认识传统生态文明及其遗产的价值，又能对照西方经验，对某些普遍问题的解决方法有所借鉴。以这一理念为指导形成的研究路径，与当代中国在历史悠久的大地上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情况相适应，旨在寻求传统与现代两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将某一地域中历史上的和当代西方类似地域运用过的相关经验共同化为智慧，从而推进地域生态实践与生态文明建设。
四、复杂问题的“有限求解”与地域模式创新
生态学家陈昌笃指出：“传统的生态学研究方法认为解开作为生态学基础的过程是探索巨大地简化了的系统所进行的过程。这种简化范式无疑对了解生态系统如何被构建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但要试图把从简单模型获得的知识应用于巨大的更复杂的实际世界问题时就产生了困难。”③人居环境科学的建构一直致力于面对“人居环境”这一整体、综合的对象，通过直面复杂的现实问题来寻求改良途径。在研究方法上，人居环境科学倡导融贯的综合研究，即先从中国建设的实际出发，以问题为中心，主动地从所涉及的主要的相关学科中汲取智慧，有意识地寻找城乡人居环境科学发展的新范式，不断推进学科的发展。①这种科学理念应用于生态研究与实践，有利于将生态问题的解决和复杂性科学联系起来，但同时也带来了如何对复杂问题开展求解的新问题。吴良镛院士提出的“有限求解”的理念解答了这一问题。所谓“复杂问题的有限求解”，即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化错综复杂的问题为有限的关键问题，寻找在相关系统的有限层次中求解的途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而是在保留对象复杂性的前提下，进行综合提炼，寻找关键点，也就是事物的“纲”，以期审慎地、切实地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复杂问题也没有“唯一解”与“最优解”，而是要纲领化、调理化、可操作化，依轻重缓急而步骤化，不能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②
地域生态的改善并非任何单一方面的行动能够解决，而是涉及方方面面，运用“第三体系”的理念在跨文化视野中发展实践智慧的研究路径同样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因此需要在一个相对的时空范围内面对最为紧迫的问题开展求解。笔者曾运用人居环境科学的相关理念，对成都平原都江堰灌区人居环境的生态实践开展研究。这一地区是典型的传统水利区，经历两千多年的自然利用与改造过程，逐步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地域人居环境典范，但由于对传统生态文化与遗产的认识和尊重不够，对未来城乡发展模式研究的不足，当代城镇化发展正对这一传统地区带来严重的冲击，并造成危机重重的局面。笔者重新梳理了这一地区古代人居环境建设中的生态智慧，充分认识到传统人居环境的生态价值，并将城市发展对精华农业地区的吞噬作为当前需要解决的最紧迫问题；同时通过对荷兰类似水利地区（如兰斯塔德）城镇化模式的比较研究，认为在这一地区改变以成都为单中心快速扩张的城镇发展模式，通过在地域范围划定大面积的农业遗产保护区、将城市建设用地移出传统都江堰灌区、形成新的地域空间发展模式可能是改善地域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条重要途径。③当然模式创新的背后还需要获取更多的共识，推广实践也需要制度设计，而且要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关系的优化。
生态环境认识论范文
两论在对学派称谓的辨析中，也辨析了各自的学术缘起，在学理资源的“认祖归宗”中进一步厘清了两者的不同。媒介环境论论者批评媒介生态论者并不是一种对于北美学派的继承与推介，在引入MediaEcology（媒介环境学）概念之时，就没有真正地对其进行全面地介绍与阐释，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媒介生态进行了中国式的阐释和发挥。其对于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阐述及其在中国的确立，没有起到真正廓清认识并加以推广的作用，并且在此后的研究与发展中，也并未与北美媒介环境学派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与融通。而媒介环境论本身则是从译介出发，在对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理论的梳理中确立的学派。媒介环境学派的贡献在于，集中而大量地引入并译介了相关著作，从学派的历史、理论、应用三个领域，全面地介绍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从而让学界重新认识了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相关理论。媒介环境学派是正宗的北美学派的中国代言。他们汲取北美学派有益的学术思想，开拓思维，为中国学界提供新的研究范式与角度。媒介生态论论者早就对自己的学术缘起有清醒的认识，崔保国在2003年就提出“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的展开，来自于我国传播学者的自觉，不同于传播学研究那样是从海外引进。尽管美国学者开展媒介生态研究和日本学者开展媒介环境研究要比我们早很多年，但似乎国内的媒介生态研究最初的展开与他们并没有什么渊源。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从一开始学者的关心就侧重在媒介的发展生存环境研究方面。”在后来与媒介环境学派的厘清中，媒介生态论论者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媒介生态学是在传播学、生物学和生态学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学科，并不是对北美MediaEcology的简单继承和推介，其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这是中国媒介生态论论者独树一帜所在。3.对于研究向度的辨析。在对“环境”与“生态”二词的常规理解与表述中，两者常常会互为解释和相互融入，这也是最初造成两论难以厘清的原因所在。两论以“环境”与“生态”名号加以区别后，便各自在自己的名号下强调着研究向度上的侧重和差异。媒介生态学从一开始就直接汲取生态学原理，将其与传播学的相关理论结合。从邵培仁早期的相关论文和著作的阐述上来看，媒介生存是中国媒介生态学主要研究向度，媒介生存即媒介所处的生存状态，包括媒介与人的生存关系状态、媒介与自然环境的生存关系状态、媒介与社会环境的生存关系状态。让中国的媒介能够熟悉和了解自己所处的媒介生态，进而保存自身并求得发展，是中国媒介生态学派展开理论拓展与研讨的动力和起点。在与媒介环境论的争辩中，他们对自己的研究向度越加明晰，更加关注媒介在所处生态中如何自处与如何他处的相关策略研究、媒介与社会间的子母系统互动研究，他们提出“这些互动不仅仅有媒介系统的内部要素互动，还有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这些纷繁复杂的整体互动关系会导致信息、能量、资源的交换、交流与共享，还有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2006年以后的研究中，中国的媒介生态学派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向外拓展，除了大量采用了实证研究与调查实验等方式与方法，邵培仁又在媒介地理与媒介时间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拓展大大扩展了中国媒介生态学派关注的领域与范畴。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对于“生态”或者“环境”的阐释则与媒介生态学不同。在与媒介生态学的争辩中，媒介环境学派强调指出，媒介本身即构成环境，媒介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指媒介技术的变化与提升，使得由媒介构成的环境不断地发生变化）必将对环境中的人产生影响。因此，媒介变化、媒介所构成的环境及其变化对人产生的种种影响及人在媒介环境中的自处与他处，是媒介环境学越来越明晰的研究向度。他们对此深入地分析与探讨，力图明白有力地指出媒介作为环境对于环境中的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其现实意义在于让研究重新回归到人的逻辑起点，从人的角度去审视所处环境因媒介的衍生与演进带来的变化，人当如何正视汹涌而来的媒介技术大潮的裹挟与冲击。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及对当下人类生活的贴近性的阐释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差异
中国媒介生态论与北美媒介环境论的碰撞，使我们得到了两种研究范式和方法，这对于拓展学术研究的思路，拓宽研究视野是大有益处的。但有必要从学理上对其差异进一步分析。从词义上分析，“生态”指主体（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任何研究对象）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状态，“生态”概念中包括主体，由主体与其生存的环境共同构成，是两者关系状态的表述。所以，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Haeckel）首次提出这一词汇时，将其描述为：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在媒介生态学这里，主体指媒介，它是研究媒介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状态，它包括如前所述的媒介与人、媒介与自然环境、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状态，是研究两者间的互为与互动，是关系研究；“环境”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外界事物“，环境”概念中不包括主体。在媒介环境学这里，主体指人，媒介是构成主体人所生存的外在环境的重要因素。媒介环境学将媒介作为一个环境构成的要素来研究，研究其在技术的迅猛发展作用下所带来的环境变化及其对人产生的影响，所以它立足于人，重在研究媒介。但无论哪一学派都必然研究媒介与环境，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自然的三个向度上来观照两论之间的差异。
（一）关于媒介与人
媒介环境学重在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属于影响研究。他们以媒介技术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从而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结构性的变化入手，试图辨明这其中隐含的结构，并试着探明这种由媒介变化而导致的环境改变，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情绪的影响。波兹曼曾有过如下表述“：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及讯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它试图说明我们对媒介的预设，试图发现各种媒介迫使我们扮演的角色，并解释媒介如何给我们所见所为的东西提供结构”〔7〕。媒介生态学重在研究两者的关系，是在两者共在互存的认识下的两者间性研究。媒介生态学更为关注媒介与社会系统间的互动，它对于人的关注，体现在对于人与媒介间互动的关注。因为在媒介生态学论者看来，人与媒介间的互动会导致信息、能量、资源等的相互传递、沟通与共享，其中也必然体现出影响与建构的交互性。“媒介生态学是人类在处理‘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生态智慧的结晶。它既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现象和媒介生态规律的漫长认识过程，也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经验和媒介生态知识的逐步积累和系统建构。”〔8〕媒介生态学中的人仅仅作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系统中的一环，对于其观察主要体现在对于人与其他范畴发生相互关系时的认识与体悟。媒介生态学所观照的是作为生态的整体中的人与媒介、自然及社会的关系，而不是以人类为关注焦点展开的研究。
（二）关于媒介与社会环境或社会生态
媒介环境学鲜明地提出“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的观点。从自然媒介到社会媒介的变迁过程，不难得出如下认识：媒介已日益深入地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中，媒介与自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难分彼此。媒介环境论者发现我们与世界交流的媒介传播手段，即我们使用的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恰恰是参与现实构建的基本因素，并在建构现实的过程中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口语文化的社会、书面文化的社会、印刷文化的社会和电子文化的社会，其经济、政治、文化的特征也因为在不同的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的参与下各有不同，这种媒介环境对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正是结构性的。在观照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时，媒介生态论认为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已然构成一种彼此平等且共生的关系。媒介犹如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和生态系统，从属于社会生态系统，是其子系统之一，在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相互作用时，甚至还会与其他子系统产生竞争的关系，而媒介要生存于社会大系统中，就要促使自己内外兼修，要适应社会的大生态，还要维系自己内部的小生态，同时还要适应媒介行业内部的中观生态，试图在各种关系的适应与掌控中达到生存、平衡与和谐。
（三）关于媒介与自然环境或自然生态
媒介环境学很少讨论媒介与自然环境的话题，两者关系基本不在其关注的题域。但是在媒介环境论者对媒介环境学起源的梳理时，曾经提及对芒福德（LewisMumford）启发颇深的帕特里克•格迪斯（GeddesPatrick），格迪斯是英国生物学家、社会学家，也是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理论先驱之一。他对于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以及人类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给了芒福德深刻的影响。他提出的“人类生态”概念，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探索的方向。格迪斯的著作，证明了生物学原理能够给人类文化研究提供信息。作为媒介环境学公认的早期思想奠基人，芒福德的论著得以从城市这样的人造环境入手阐述其对于人和人类文明的影响，从而为媒介环境学的兴起奠定基础。但在此后的研究中，媒介环境学已经完全进入社会文化研究的领域。在林文刚《媒介环境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一文的结尾处提到“：从媒介环境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传播研究领域并不是在研究什么自然现象（如天体或相对论）的规律。媒介环境学者探寻的是人类社会文化,它们牵涉到很多难以捉摸和不可预知的变量（variables），例如各种各样的人类情绪、感觉以及动机,而这些变量由于时空或背景的迁异而千变万化。因此,媒介环境学是一个社会文化研究领域。”媒介生态学则特别强调媒介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媒介生态论者看来，人与媒介不仅存在于社会系统之中，也存在于自然系统之中，必然会与其产生相互关联与影响。媒介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媒介所根植的自然地点，所在区域的自然状况是媒介生存与发展不可回避的必要条件。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是基于媒介生存与发展所在地点的自然状况，并探讨自然环境与媒介发展间的关联而进行。事实上，自然环境状况与媒介生存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的形成有着毋庸置疑的关联性和必然联系。这种地理、气候、历史、文化间潜在的关系是不能在研究中回避的。媒介生态学对这个领域的关注和研究的拓展，是媒介生态学能够生发出最为直接和切近现实的指导作用的所在。
三、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同一与涵容
作为同为媒介研究的两个学派，在相互碰撞中实际上又相互启示，从学科研究的同门、学科研究对象的相同与相近来说，两个学派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一与融合。
（一）媒介生态论与媒介环境论的同一
两论虽然在差异中各自成长，但其在研究方面的同一性也愈加明显。其一，两论汲取的理论资源具有某种程度的同一性。谁也不能否认，20世纪初期技术的迅速进步给环境带来的后果，对于生态意识的崛起以及在学界也随之刮起一阵生态学范式及思维方式的旋风所产生的强大推动力。人们开始关注和思考生活中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媒介环境论者沃尔特•翁（WalterOng）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对宇宙的整体联系和演化史有了深刻而精细的知识，我们的确生活在名副其实的生态的时代。我们时代的特征是事物的相互联系，至少就人类的感知能力而言是这样的。”〔10〕无论是媒介生态论者还是媒介环境论者，他们受生态学的影响，都汲取了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养分。媒介生态论者驻足于媒介彼此之间以及媒介子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介环境论者则从肯定人在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出发，更为关注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其二，两论研究目的的同一性。无论是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其研究目的都是为了谋求人与其所生存环境的平衡良性的互动与发展。生态论论者是在承认人与媒介共生的前提下，具体而微地关注媒介一方的发生与发展，并对此种状况进行相应地描述及对策研究。其研究根本旨在寻求媒介与媒介所在环境的平衡，根本上说是媒介与人生存环境的平衡。媒介环境学则更多地从批判的眼光指出现代社会的媒介本质，越来越多的媒介构成了人生存的环境。媒介构成了人生活的生态。媒介如何构成了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媒介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或者改变了人，人又当如何应对，如何寻找到媒介现实下的人与媒介环境间的平衡。探寻人与媒介间的关系，在批判中寻找人与媒介间的平衡与和谐的良性互动，这正是同一称谓下的两论研究的共通之处。
（二）媒介生态论与媒介环境论的涵容
作为同为媒介研究的两个学派，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两者必然存在着交叉和涵容。首先，都以媒介为研究对象。无论是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都是在媒介发展迅猛的当下，对于媒介的一种关注与研究。两派都强烈地意识到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彼此之间的这样一种共生的关系。媒介已然是世界构成中的一部分，是人类交往不可规避的手段，并且彼此间交融互生。媒介生态学对媒介及其生态关系的研究，往往具体而实际，致力于为业界提供策略方面的指引与指导。而媒介环境学对于媒介的研究，则以人为关切对象，致力于媒介技术的宏观视野，力图指明媒介技术对于社会文化的重要影响。但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无论是具体而微的媒介，还是线条粗犷的技术分野，媒介始终在两论共同关注的视野之中。不论是出于传播研究的考量，还是文化研究的思索，两论都承认媒介业已成为构建当下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对象的同一关注，必然带来研究内容的涵容。其次，都以生态环境为研究题域。媒介生态学所关注的环境，是以媒介为中心，媒介所在生态圈层的其他因素的综合。在媒介生态学的有关研究中，媒介生存脱离不了媒介所在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外部环境的作用，研究这些外部环境与因素，才能够为媒介的生存与发展提出因地制宜的策略。媒介环境学所指向的环境，则直指媒介技术本身。口语、文字、印刷、电子媒介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容器”（芒福德语）。这种环境论，既提供给媒介研究与文化研究以新的视野，但也并未脱离具体的媒介而成为虚无的想象。媒介环境论者往往植根于某一媒介形式，但也必须结合这种媒介形式所存在的时代、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其他具体因素。换句话说，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中也必然考虑到媒介与其他文化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也即媒介构成的生态与媒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共生关系的肯定和强调，正是两论的共同认识，也必然会因此在研究中出现相互涵容。第三，都研究媒介与环境的关系。两论从不同的向度出发，但关注的却都是媒介与环境间的关系。媒介环境学关注的是媒介形式构成环境，进而构建社会，形成文化，产生影响。如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该书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印刷技术媒介产生的时间与背景，及由此产生的印刷文化，并进一步阐释印刷技术对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及近代科学的影响，从而导引出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存在必然关联的宏大主题。而媒介生态学也关注媒介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从而实现为媒介生存提供最佳策略的研究目的。如许多媒介生态学视角下的对具体媒介及媒介现象的观察，像《媒介生态学视阈下作为空间的华莱坞电影》《从媒介生态看城市台民生新闻的困境》等媒介生态学领域的研究往往针对具体的媒介或者媒介形式，分析媒介与所在环境间的关系，有的放矢地找到媒介生存与发展的规律，并提出相应的策略或办法。显然，两论都承认媒介对社会的参与作用，并从媒介的角度重新审视社会与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因素所起到的作用皆持肯定并审慎的态度。这种共识指引下的研究，虽因目的不同，但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必然出现彼此涵容。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