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基本理论篇1
“学术在传统意义上是指学说和方法，在现代意义上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①就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现状来看，尽管其“系统化”还比较孱弱，但确已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门类。本文将新闻学、传播学分别视为一个学科，新闻传播学则是包含上述两个学科的相对独立、专门的研究领域。本文只讨论一般层面上（ingeneral）的新闻传播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不包括广告、公共关系、编辑出版等研究领域。另外，本文所研究的地域范围只限于中国大陆。
根据30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推进的特点，本文把它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1978年-1982年：学术研究逐步恢复
“”十年，新闻学术研究几乎停滞，没有一本研究性专著出版。“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新闻传播学术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大环境。
与整个社会拨乱反正同步进行的是新闻传播事业的恢复与发展。新闻报道的中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注重“真、短、快、活、强”消息的传递。报纸版面不断增加，形式逐渐多样化。一些在“”中被打倒的新闻工作者相继得到。一批在“”中被迫停办的报纸相继恢复出版。全国性报纸从1968年的4种恢复和发展到1980年的33种。②在结构上，科技、教育、文化、法制类媒体或内容开始增多。实践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对象，只有新闻传播事业本身有了可供研究之处，学术才有恢复的可能与发展的空间。
教育方面，1977年高考恢复，新闻专业开始招生，1978年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学术的持续性得到保证。研究机构方面，专门性的研究机构、学会纷纷成立。1978年，部级新闻研究机构――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成立。至1983年，专业新闻研究机构已达50多个。学会、学术刊物也纷纷恢复或成立、创办。1980年，北京新闻学会正式成立。学术会议方面，影响最大的是1980年在兰州召开的“西北五报会议”。这是“”后召开的首次大型新闻学术讨论会，“昭示着我国新闻学研究在经历了严冬之后，走向春天”。③学术期刊方面，《新闻研究资料》《新闻大学》等先后复刊或创办，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和探讨的园地。
此阶段新闻传播研究者以“”前的老一代为主，再加上有实务经验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刚刚毕业的“新手”。全国新闻传播专业的副教授、教授加起来才25人。除社科院新闻所外，高校新闻系、专业的教师基本上以教学为主，科研大多是围绕着教学展开，成果较多地表现为史料汇编、教材、讲义等，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匮乏。据统计，1978年底至1982年，我国出版的有关新闻学的论著、译著共240余部，而1983年一年就出版100部以上。这表明新闻传播学术虽在恢复，但仍非常有限，不过速度非常快。
在研究内容上，以新闻工作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主，大多属于实践领域的业务研究。新闻工作在“”中遭到极大破坏，一批优秀老报人被打倒，长期积累的有益经验被抛弃。因此，学术研究不得不从最基本的问题着手。
除传统的理论、业务、历史三大块外，边缘学科也有了初步研究，如新闻与政治、新闻心理学等。1982年，“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先生访问我国。同年11月，传播学研究座谈会在京召开，传播学研究开始系统化、组织化和专门化。这表明，新闻学在逐步恢复的同时，不断生成出新的特质。
甘惜分著《新闻理论基础》、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和艾丰著《新闻采访方法论》是此阶段代表性的著作。
“”期间，“贴标签”和“映射史学”等成了人们思考问题的常用方法，因此，研究方法的突破和改进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意义重大。上述三本代表性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过，这种恢复和回归是初步的。
二、1983年-1988年：新闻改革引发学术论争
1984年-1988年是我国改革最火热的阶段之一。新闻改革是整个社会改革的一个缩影，它起始于业务层面，并很快进入体制层面。
与新闻改革相伴随的是新闻传播事业的急速发展。1988年底公开发行的报纸达2322种，6年内增加了两倍多。电视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88年底电视台达到422座，是1983年的8倍多。④电视在全国媒介构成中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广播电视专业、学会、年鉴和专门的期刊相继创办，广播电视开始进入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范畴。
新闻教育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扩张。1983年，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全国设有新闻专业的院校达21个，新闻类专业点由1983年的16个增加到1988年的74个。1984年，新闻学专业首次列为博士学位授予专业。博士课程的开设，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
科研机构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不断向高层次迈进。1987年，研究团体发展到150个。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也于1986年先后成立，研究正逐渐成为高校的重要功能之一。从1986年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开始增添新闻学项目。人文社科领域影响较大的“吴玉章奖金”也设有新闻学科奖。
新闻改革，观念先行。新旧观念的冲突反映在学术上就是学术论争。就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而言，争论的内容当然值得叙述（本文不再赘述），但争论背后的语境以及所折射出的思维方式更值得关注。
关于新闻定义之争，不管赞成或反对哪一种定义，论争者的出发点却大体是一致的：一是要与“”期间“事实为观点服务”的说法和做法划清界线；二是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法定义新闻，与资产阶级的定义划清界线，这是方法论问题，更是立场问题；三是都讲究逻辑规定性（定义=属+种差）、科学性，与泛泛而谈的简单化描述划清界线，这是研究或学术表述问题。
新闻事业性质的讨论，主要围绕“阶级斗争工具论”与“社会舆论工具论”展开。通过广泛讨论，看法渐趋一致，持前一观点的日渐减少，反映出“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开始从人们的头脑中走出来，思想解放的进度有所加快。
1957年“反”之后，新闻价值因被视为资产阶级新闻观而一度成为研究的。⑤此时又重新进入学术争论的视域，实际上是要解决：如何看待西方新闻界关于新闻价值的论述，尤其是如何对待所谓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这个问题。与1957年相比，这次参与争论的研究者都能“由简单地排斥变为科学的探讨”。
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在1985年“讨论广泛而深入”。有学者认为，新闻真实性问题之所以成了一个似乎谁也说不清的问题，是因为其负荷太重了。真实性被加上各种别的意思，如本质真实与现象真实，特别是在错误路线盛行时，哲学变成了玄学，辩证法变成了变戏法，一时搅得人们晕头转向。⑥
党性与人民性之争是该阶段所有争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争论的焦点是新闻事业应该坚持党性第一还是人民性第一，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舆论监督。
通过以上简述，我们可以看出：学术争论的根本起因是各种思潮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争论繁荣了学术，推进了改革；澄清了一些问题；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锻炼了队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⑦1978至1988年间，共出版新闻传播学著作1050种。
传播学取得了进一步发展。1986年，第二次传播学学术讨论会召开，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传播学原理与应用》（戴元光等著）等专著得以出版。传播学的成长给传统新闻学以理论、方法和视野上的启发，系统论方法的运用就是最好的体现。
此一阶段另一引人瞩目的研究是新闻调查。它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民意调查的功能，关注的是民众对新闻改革的态度和看法，主要目的是为新闻改革服务。
三、1989年-1991年：学术研究曲折前行
19发生的使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暂缓。1989年11月，、李瑞环分别发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重申了党的新闻工作的一些根本问题。
1989年10月，国家开始大力压缩整顿报刊。1989年和1990年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锐减至1496种、刊物1442种，⑧规模明显变小。
新闻传播研究受影响也较大。部分学术刊物停办或整顿、调整，一些学术活动不能正常举行，理论探讨气氛受到破坏，直到1990年下半年才逐渐重新活跃起来。期间，围绕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研究成了这一阶段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由于前期的积累，该阶段仍不乏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新闻理论方面，民著《系统理论新闻学》把用系统科学构建新闻学理论体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新闻史方面，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后来获吴玉章奖金优秀奖；韩辛茹著《新华日报史》对我国革命历史上一份重要报刊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
“”以后，“大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放弃了上世纪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方式，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明显地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⑨新闻学界同样如此。从学者的构成看，1991年之前的新闻传播学者（特别是新闻理论研究者）大多来自实务界，以对实践的观察、提出自己的观点见长。如火如荼的新闻改革实践也为这种“观察和思考”式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此后新闻改革虽然绵延不断，但突飞猛进式的改革几乎没有了。1991年之后，原来以教学为中心的高校新闻专业教师开始更多地转向学术研究。一批经过正规学术训练的硕士、博士开始登上新闻传播学术舞台，这也是导致学术研究旨趣发生转向的原因之一。
四、1992年-1996年：相对平稳发展
短暂的风波很快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成为全社会的重心。新闻传播事业、教育和学术都迎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
新闻传播事业随着的结束而开始大步向前发展。1992年，大约平均每两天就出现一家新报纸。{10}1995年底，公开发行的报纸种数达2089种。除规模扩大外，各家报纸纷纷扩版或出周末版。1995年创办的《华西都市报》是代表着报业发展方向的新型市民报。经济类报刊、电视节目和栏目不断创办。在经营管理上，除了发行、聘任制度的改革外，企业化管理开始引入新闻机构。1996年，广州日报社被批准组建报业集团。
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迅速。1993年，全国新闻类专业教学点为66个，{11}1997年则发展到120多个，5年实现了翻番。研究机构方面，截至1996年底，全国已有100多家新闻研究机构。{12}其中，1992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在我国新闻史研究中起到了很好的组织作用。专业刊物和辞书编撰更加注重学术性。
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新闻传播教师队伍出现老化、断层，中青年教师流失过多，高学历、高质量的人才引进困难等。主要原因是新闻专业教师与新闻从业人员在住房、收入等待遇上反差太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研究队伍开始出现分化。继续从事教书、研究的教师在自我意识和定位上也发生了变化。多数研究者开始从一个通过对新闻改革的论述来直接、积极参政的启蒙知识分子扭转为一个通过对知识本身的发现和创造来博取学术资本的“知识人”，提倡“为学术而学术”。其结果是新闻传播知识本身的增长、体系的严谨、科学化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成熟。从学术史的视角来审视以上变化，无疑意味着一次质的提升。
学术生态上的转换加上前期的积累，该阶段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著作，如陈力丹著《精神交往论》、黄旦著《新闻传播学》、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吴廷俊著《新记史稿》等。这些研究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耗时长，需要研究者沉下心去精耕细作。这是以上两个阶段所不具有的。
五、1997年至今：在新的起点上迈向繁荣
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擢升为一级学科，成为其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新闻传播业呈现出规模不断扩大、结构多元、格局更新和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态势。
1997年-2006年间，报纸种数维持在2000种左右。经过2003年的整顿，种数有所减少，但报纸总印数、广告经营额一直在增长。都市报迅速崛起，中等以上的城市几乎都有一份甚至多份都市报。电视方面，除了电视台家数增多外，地区市以上的电视台都办有多套节目，节目播出量飞速增长。省级卫视在全国范围内竞争激烈。
在经营管理上，集团制成为我国传媒业一种主流运作形式。2002年底，全国报业集团已达39家。{13}至2005年，共有18家广电集团成立。1999年，《成都商报》相关资产借壳上市，传媒业开始涉足资本市场。都市报、电视综艺、网络传播相继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媒介的消费化、娱乐化特征初现端倪。
新闻教育狂飙猛进。1999年，首家新闻学博士后流动站在复旦挂牌，完整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至此得以建立。2005年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学专业点达661个。{14}全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博士点19个。在校学生约10万人，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15}教育规模的扩大，师资力量的增加，意味着研究队伍的壮大，再加上国家的积极引导，新闻传播研究气氛空前浓厚。
研究机构方面，1997年，中国记协成立新闻学术委员会；1998年，传媒业第一家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等四个重点研究基地相继成立。之后，又建立了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等四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跨学科、跨部门研究机构的成立反映出新闻传播研究的多元化趋势。一些新的学术组织、会议不断创办，并朝高层次、固定化、细分化发展。期间创办的较有影响的学会和会议有：中国传播学会、中国传播学论坛、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等。
从研究内容和成果上看，该阶段新闻传播学术也呈现出多元与发散的特点。
新闻理论方面，传播理论、方法对传统新闻学的影响进一步增大。以“新闻传播学”命名的教材、著述陆续出版。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深度改造着新闻学，大众媒介、网络传播、受众、经营管理等已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基本语汇。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一以贯之。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开始实施，相关新闻学教材正在陆续出版中。
新闻传播史研究也是异常繁荣。随着积累的不断增多，通史、综合史的研究余地已经很小，地方史、专门史中的通史、个案史研究成了一种必然，新闻传播史研究朝精细化、深入化发展，广告史、管理史、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等成了该阶段新闻史研究中的亮点。
传播研究方面，除了大量、全面的引介外，并有意识开始张扬并沿着不同的路径有所开拓：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思想的梳理和挖掘，如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二是把一些传播理论在中国做验证。但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传播学仍停留在观念、理论和方法层面，创新性研究仍然较少，理论体系的建构更是无从谈起。
传播科技的发展及网络传播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媒的结构和格局，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甚至成为该阶段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中最热闹的领域。
新闻传播研究规范和方法得到充分讨论。关于新闻传播研究方法，1978年以来就不断有零星论述，但只有在1998年之后才得到整个学界的重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研究方法的进一步规范，新闻传播研究必将走向深入。
结语
综上所述，30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从整体和宏观上看，新闻传播研究在短短30年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具备了作为一个学科的面貌；第二，成绩的取得是与我国政治、经济、教育、科学研究以及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分不开的；第三，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分化的过程；第四，作为一种建制意义上的学科，新闻传播学可以说已经初具形态，但从其理论体系来看，一些基本概念尚不稳定；分支学科多是跑马圈地，尚不成熟；描述性、低层次、重复性研究较多，概念化、理论化不够。
注释
①张立文：《中国学术的界说、演替和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1)：1-9
②《中国新闻年鉴》(1982)，卷首。为控制篇幅，下文没有注明的数据均引自《中国新闻年鉴》
③方汉奇、李矗主编：《中国新闻学之最》[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495
④以上数据均据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计算得出
⑤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6）：58
⑥旭培整理：《关于新闻真实性的讨论情况综述》[A]，载于《中国新闻年鉴》（1985）第74页
⑦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C]，香港：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31-32
⑧{10}{12}《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2232、第2251页；2321页；第2457页
⑨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J]，天涯，1997(5)：133-150
{11}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6）：249
{13}该数据不包括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由地方宣布成立的报业集团
{14}何梓华：《控制办学规模提高教学质量》[J]，《新闻战线》，2005(7)：64-65
新闻传播学基本理论篇2
当代新闻传播的研究起始于拨乱反正，该时期新闻为了摘掉新闻无学的伪帽子，不顾反对和逼迫率先建立了新闻学。在1980年初期，新闻领域的学术焦点汇集在新闻改革与创新方面。不管是新的新闻、新的观点、新的视角、新的方法，都是建立在新学科新闻学基础上，其核心和主旨只有一个：为新闻传播而呼吁和呐喊。1989年的春天，政治风波的洗礼扭转了新闻传播的核心主旨，强烈的现实反差从知识分子的身上暴露出来，新闻传播成为了一个比较新鲜和洋气的代名词，现实关怀的写照下，新闻传播学转向知识命运共同体，通过该时期的潜心专研，逐渐有了当今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科研成果，现有研究成果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基础，并为传播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奠定了一定的保障。直至1997年，新闻传播学在教育部学科分类中成为了与教育学、医学、工学、农学等持平的一级学科。1999年，高等院校开始加大招生的规模和数量，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发展迅猛发展，师资队伍和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的更加紧密，业务渠道更加宽广，研究领域更加宽泛，新闻传播学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专业。总而言之，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我国社会的进步，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研究主体的特征
21世纪前期，新闻传播学缺乏独立性的审视与批判，只是单一的拥有少部分政治资本。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1989年末，相关学者以资本论、务实论、教育论等学说对新闻传播学的作用和功能进行了批判，对出现的政治风波和爱国运动等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阐述，并完成了传播知识的理论重构，随着新闻传播学的进一步发展，学术创新成为了新闻传播学发展的重要载体，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新闻传播学飞快的崛起，并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且行政化的色彩逐渐变浓。总体而言，教育成为了新闻传播学最为关键的核心资本。
三、研究内容的特征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已经由应用型转为理论型，更加注重新闻传播的理论基础，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新闻传播学的变化顺应了世界的发展；其次，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现象，被社会广泛关注，且已经与我国的经济、文化等构成了一体化发展模式；最后，我国对新闻传播的重视力度和程度逐渐高涨，特别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两会的精神等很好的诠释了新闻传播在我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为新闻传播的自由和学术的积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研究方法的特征
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主要依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行指导。在新的历史起点下，新闻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应该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加快和完善，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不断完善和创新新闻传播的理论基础，让新闻传播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90年后期，新闻传播的方法论逐渐成为学者热议的焦点，其方法单一、方法简单的不足之处逐渐的暴露出来，而在这种新的历史起点下，新闻传播也变得更加成熟，说明新闻传播的方法已不单单是单一的路径，而是多元化与多样化组合的全新路径。特别是在2000年后，一大批新闻传播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为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为新闻传播的学科发展指引了方向。
新闻传播学基本理论篇3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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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新闻传播学基本理论篇4
每次回国讲学或参加研讨会，被学生们问得最多的—个问题，恐怕要算是关于美国新闻传播学院的声誉实力排行榜的了。随着新闻媒体和传播产业的迅猛发展，国内学子想去美国著名新闻传播学府http://深造的意愿越来越浓；可是，在申请本科或研究生院的时候，有关美国新闻传播整体学科比较的介绍资料，却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即便是在网上可以搜索到的一些零散信息，不是过时陈旧，张冠李戴，就是以偏概全，漏洞百出。这似乎很奇怪——如今各种商业媒体、教育咨询机构，都紧盯着高等教育产业这块大蛋糕，变着花样地评选推介各类大学、研究生院、师资力量、校园环境等等的排行榜。像美国著名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以及普林斯顿评论的年度大学排行，每年都隆重推出规则缜密，门类齐全，甚至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学科比较大全”。但是，就是在这些排行榜单里面，仍然找不到新闻传播学科”的踪迹。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在美国，新闻学院”(journalismschool)与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是两个历史渊源不同、教育方法和研究目的迥异的学科。比如，现在美国一些著名的新闻学院，像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西北大学的medill新闻学院等等，大多创立于20世纪初期，最早是以培训各种职业记者和编辑为目的的技能性学校。因为以实用技能训练为主，其主要的学科设置包括传统的新闻写作，编辑，摄影，广播电视制作，以及近几年出现的网络媒体等新门类。一般而言，这类学院以本科教育为主，师资力量大多来源于退役从教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大多数教授都没有博士学位；而教授的主要侧重点也在于教书育人，而不是搞基础创新性的研究。传播学院”则大不相同了。现在美国有声誉的一些传播学院，都出现在二次大战前后，它们主要关注于大众传播的过程与社会效果研究，基本的课程设置包括大众传播理论，组织间传播(公关关系)，政治传播，健康传播，演讲修辞学，公众舆论，以及最新出现的整合传播和公众外交等等。这类传播学院，除去基础性的本科教育以外，都设有相当齐备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项目，而全职教授一般都拥有哲学博士学位，并以创新理论研究作为大学工作的主业。从学科起源的角度看，传播学是构架在社会学、政治学、大众心理学、和新闻学基础之上的交叉边缘学科。从80年代开始，一些公立大学的新闻学院开始了一股扩张整合的潮流，或者加入了传播学的课程，或者干脆与同校的传播学院合二为一，统称为新闻传播学院”。这一变动的结果是，在美国的新闻传播教育领域中，出现了一种新闻学院”，传播学院”与新闻传播学院…‘三足鼎立”的混乱局面。有的大学里，新闻与传播学院虽同属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因为学术背景、研究侧重不同，两个学科间基本上是貌合神离；有的大学里，还保留着原来的新闻学院和传播学院分而治之的情况，两个学院独立招生，学术研究上也互不往来。这种各自为政的学科设置和分布，也就难怪会让中国的学生们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了。
明白了以上的历史背景，第二个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那就是，面对这么一个山头林立，学科设置混杂不清的局面，到底谁有资格和能力来评断所谓的新闻传播专业”呢，而所谓的评选范围又在哪里呢?以前美国也进行过几次全学科的评选尝试，但都在嘈嘈杂杂的反对、置疑、抵制声中草草收场了。除了榜单上排名较高的几所学校，会在随后的对外宣传上浓墨重彩地宣扬几句以外，整个的学科内部，对于评选结果根本没有认可和共识。比如，《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在1996年评选过唯一的一次美国新闻传播学科”综合排名，分为印刷媒体，电子媒体，广告专业，和公共关系专业四类；排名前几位的分别是佛罗里达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马里兰大学等。2004年，美国三大传播学学会之一的全国传播学会，又不畏辛苦地进行了一次尝试；为了比较各新闻传播学院博士项目的实力声誉，它向美国数百所被认证的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系主任发送了1165份问卷。但是，这次动机很好的调查，很快碰了壁。很多主要新闻传播学院的院系主任不仅强烈置疑问卷士专业方向的分类标准，而且更不认同全国传播学会这一机构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在美国三个主要的新闻传播学学会中，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fjmc)会员最多，也最有学术权威性；相比而言，国际传播学会(ica)侧重于国际传播学学者之间的交流，而全国传播学会(nca)更偏重于以文化修辞学为中心的人际传播学。最终，在一片非议和抵制声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回复了问卷；而且，一些公认的新闻传播研究重镇，像密苏里大学，伯克利大学，马里兰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密歇根大学等，根本就拒绝参加。因此，这次调查结果的实用性和代表性，从一开始就大打折扣。
除了以上的历史背景、学科分野等客观因素以外，如何设置新闻传播学的评价标准，也是一个莫衷一是、令人头疼的实际问题。既然连业内的专家们都无所适从，其他的商业评选机构也就都望而却步，知难而退了。但话又说回来，标准都是人定的。虽然像奥运会比赛那种严格的竞赛标准难以界定，但对于每一个从事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业内专家来说，笼统的框架概念总是有的。硬性的标准，比如像一个学院里终身教职教授的人数，重要理论创立者和学术大师的人数，专职教授每年在主要核心期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的数量和引用率，研究生的人数和在主要学术研讨会上宣讲论文的数量，主要学术期刊的所在学院，以及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等；软性的标准，像学生的自我评价，各类用人单位的反馈，学术界口碑声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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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认真说来，这并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不过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罢了。
从2000年开始，我先在美国作了五年的研究生，然后又在新闻传播学院作了五年教授。曾经教过课的学校，包括佛罗里达http://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还有约翰斯一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传播专业；而且，这十年中参加过大大小小数十次学术会议，走访过十几所美国主要的新闻传播院校。对于美国传播学界的现状沿革，虽不敢说权威客观，但是大致的印象判断总是有的。下面，我就不揣冒昧，补一回缺，说一说我心中的美国十大新闻传播学院”。需要说明的是，以下的十所学院，各有千秋，难分伯仲；下面的排列次序，只是依循着从美国东部到西部的地理次序，没有任何厚此薄彼的指代意义。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
如前所述，哥大的新闻学院属于偏重新闻操作实用培训的一类，但也兼顾传播理论的创建研究。在美国著名新闻人普利策的建议和支持下，学院从1912年开始招生。依托纽约大都市和美国媒体中心的优越地理位置，哥大在生源素质和新闻师资力量上，有着超强的竞争力。在54名全职教授当中，不乏媒介批判理论和传播效果研究方面的大师，像toddgitlin，著有媒介批判方面的经典著作《众目睽睽之下》(thewholeworldiswatching)等12部专著。虽然有着较强的研究生科目，但其培养博士生的实力相对较弱；只有四名博士生导师，而每年也只招收四名博士生。
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伯格传播学院
宾大传播学院创立于1959年，到现在刚好半个世纪。虽然历史不长，但得益于宾大学科构架的整体实力和几位大师级学者的贡献，安南伯格传播学院在政治传播、民意波动等领域卓有建树。在现任教授中，有著名的elihukatz博士，他是民意双层流动理论的最早创立者，并深入研究论证了媒介事件”的概念和意义；另外，klauskrippendortt博士，专攻交流理论，网络空域，复杂传播系统等领域；传播学者们在内容分析研究方法中常用的库本道夫指数，就是由他最早提出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其他像vincentprice，charleswright教授等，也都是在世界传播学界享有盛名的学者。宾大安南伯格传播学院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其下设的多个研究中心，包括像公众政策中心，全球传播研究中心，儿童与媒体实验室等，为传播学的应用和推广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马里兰大学
马里兰大学的新闻”和传播”学院就是属于各自为政，各据一方的平行运作体制。在新闻学院里，一共有34名全职教授，大多数来自新闻业界，也有14名拥有博士学位的教授。前院长rayhiebert是非常有名的国际新闻和公共关系方面的专家，现在仍担任着核心学术刊物《公共关系评论》的主编。而传播系则隶属于人文学院，共有25名教授，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公共关系理论，政治传播，健康传播等等。虽然属于独立操作，但在各自的新闻”和传播”领域中，马里兰大学的这两架马车都独领风骚；特别是在公共关系理论基础建设方面，以格鲁尼格教授为代表的双向均衡传播学派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团队。
北卡罗来纳大学圣殿山分校新闻与传播学院
与马里兰大学类似，北卡除了有一个综合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外，还有一个专门的传播系”，独立隶属在人文学院下面。比较有影响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创立于1909年，现有50名专职教授，50名硕士研究生和40名博士研究生。著名的学者当中，包括现任《新闻与大众传播评论》的主编、danielriffe教授；这份核心刊物，被美国的传播学界公认为是最权威和有份量的学术季刊。另外，讲席教授donaldshaw也在这里任教；1972年他与mccombs教授共同推出议题设置”理论后，至今仍是新闻传播学界最被关注的热门理论，并开始成为社会常识性名词，被各国新闻界和政界广泛采用。
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佛大的新闻传播学院属于标准的二合一”体制。在学科设置中，包括新闻学，公共关系，广告，广播电视，和大众传播等多个主修方向。从师资力量和学生人数上，佛大新闻学院都是在美国名列前茅的；2008年的入学本科生人数多达2700人，另外还有200名左右的硕士研究生，和几十个博士研究生。在60名专职教授中，包括有像lyndaleekaid教授这样世界知名的政治传播理论方面的大师，以及公共关系中关系理论学派”的创立者maryannferguson教授。从理论建树上讲，佛大的优势体现在公共关系研究和议题设置”理论的推进创新中。公共关系学术界核心刊物之一的《公共关系研究》就是由佛大新闻传播学院主持编辑出版。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类似于马里兰大学和北卡的情况，威斯康辛大学也是有两个平行的学科设置，一个是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另一个是单设的传播艺术系。新闻传播学院创始于1905年，是美国最早设立新闻传播博士学位的学院之一。在1980年以前，威大的传播学院培养了一大批未来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者和教育者，至今仍是美国各大新闻学院的主导教师力量。著名的现任教授包括sharondunwoody，主要研究领域是认知与传播路径分析；曾任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学会的主席；现任院长、新闻史学家jamesbaughman教授。在华人传播学界知名的潘忠党教授，任职于相对规模较小的传播艺术系，并是该系的副主任。
密歇根州立大学传播艺术与科学学院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传播学院算得上现在美国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综合性传播学院之一。成立于1956年，传播学院下设新闻系，广告公关系，传播系，人际交流科学系，广播与信息媒体系等多个系所，在传播技术，健康与风险传播，以及国际跨文化传播领域独有专长。50年来，密歇根州大传播学院培养了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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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名传播学博士。这里传播学的研究生，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有统计资料显示，在美国50个最多产的学者中，有11人或者是密歇根州大的毕业生，或者是现任教授；从1999年到2004年，在主要八种传播学核心期刊发表文章的汇总中，密歇根州大也是名列数量第一。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提起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国内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大多是耳熟能详了。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的新闻学院，密大新闻学院一直与中国新闻界保持着经常性和高水平的合作交流。作为美国名记者的摇篮，密大新闻学院的毕业生几乎统领着美国各大新闻报道奖的头奖桂冠。曾写下《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就毕业于此。密大新闻学院拥有超过80名全职教授，囊括传统新闻媒体，新网络媒体，战略媒体传播，传播理论，政治传播等各个门类。密苏里新闻教学法，仍然被推崇为经典完备的记者培训手册。著名的现任教授包括donranly(新闻写作)和glencameron(战略媒体与公共关系)等。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传播学院
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类似，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传播学院也是一个大而全”的综合性传播学教育和研究基地。德大的传播学院涵盖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现代媒体的公众传播，战略媒体的组织间传播，以及口头互动的人际间传播多个学科门类，共有超过3000名本科生，400多名硕士研究生，以及多达200名的博士生队伍。德大是最早颁授广告学博士的传播学院，仅在战略媒体传播方面就有超过1000名本科生和近200名研究生。德大的教授队伍可谓是众星璀璨，大师级的学者像maxmccombs(议题设置理论的创立者)，stevereese(媒体框选理论)，roderickhart(政治传播理论)，markknapp(人际交流传播)等，都还活跃在授课和研究的前沿。
南加州大学安那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
在所有重要的新闻传播研究和教育基地中，南加大传播学院属于后起之秀。创立于1971年，传播学院在1994年合并了南加大另外两所学院——传播艺术与科学学院和新闻学院。现在，安那伯格传播学院有超过70位全职教授，1900多名学生；其中，光是博士研究生就有将近100名。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南加大传http://播学院在新媒体研究和公众外交研究等领域，广纳贤才，独辟蹊径，设有新媒体实验室，传播领袖与政策中心，公众外交研究中心，以及战略传播与公共关系中心等十几个前沿的研究机构。大师级的学者有manuelcastells(代表作为三卷本的《信息时代》，再版18次，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philipseib教授(公众外交中心主任)，和ernestjameswilsoniii教授等。
新闻传播学基本理论篇5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在实践中形成，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有的新闻传播理论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无法全面指导现在的新闻传播工作。我国需要新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建构的重要性
第一，我国新闻传播工作的需要。我国现有的新闻传播理论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社会发展，社会发展速度快，而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停滞不前。第二，我国特殊国情的需要。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有很多问题需要新闻传播理论的引导，这是由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第三，我国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变革的需要。目前的新兴媒体已经超越了传统媒体的舆论导向，传统媒体“绝对权威”的时代已经过去，舆论格局被新兴媒体打破，需要寻找新的平衡。第四，解决现有新闻传播实践问题的需要。教育方面，现在缺乏新闻传播实践教材，对学生的新闻观教育不足。生存方面，人们对片面的经济效益的追求大于对社会责任的追求。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主要来源
（一）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形成。在理论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我国现今发展的主题，也是我国的新闻传播理论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在理论基点上，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立足于当前的国情，党的新闻传播事业乃至党的整个事业的发展应该与其保持同步。
（二）文化基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的人文精神、道德理论和教化经验等对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构建都有影响。我国古人就具有家国情怀，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价值观都影响着我国的新闻传播理论的构建，而且其重视大局，能看到事物的光明、积极的一面，注重辨证看待问题。在人性方面，注重中立不倚、实不虚妄、客观公正，注重社会责任，而不是见利忘义，摒弃了泛性和片面的追求。在手法上，注重对古代儒家的乐学理想和道德思想的传承，古人讲究文以载道，将文化人等思想与现代传播思想相融合。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重要思想和组成部分。
（三）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传播实践
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一直在新闻传播服务中不断探索，在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中得到了很多经验，也取得了诸多成果。我国全局工作的战略也由“阶级斗争”转化为“经济建设”，新闻媒体也迅速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思想，为改革开放开道鸣锣，新闻媒体也成为党的“喉舌”。我国的新闻传播最初以教育宣传为主，后改为以教育为主、监督为辅，推动了舆论大局的变化。改革开放后的新闻传播实践也成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实践基础。
（四）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立者，他们通过报刊进行革命斗争，在斗争中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质、党报和党的工作等方面的观点，形成了基本的理论。列宁结合自己创办的报刊，总结了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党报理论。我国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实现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革命导师和党领导人的基本观点和理论等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思想武器。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内容
（一）新闻的内容和导向
新闻传播的内容具有很多特点，如时效性、反常性、显著性等，在新闻取舍和加工中，都体现着“把关人”的主观倾向。我国对新闻的传播以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进行把关。在新闻传播中，我国更重视对新闻事实的传播，坚持事实与新闻的统一，对新闻的报道更加全面和客观。我国的新闻传播也具有积极性的特点，对新闻的传播以正能量为主，弘扬社会正确的价值观，新闻传播中监督能力也比较强，在新闻传播中也更加注重对新闻舆论的引导。
（二）新闻传播对象和需求
新闻传播对象是新闻传播的主要参与者和反馈者，所以在对新闻进行传播时，要注重受众的反应和需求。新闻传播的目的是使受众直观、快速地了解新闻传播的信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建构是以传播者为本位，并且对受众进行心理研究，坚守社会责任。在新闻传播中以人为本，这是新闻传播工作的导向。新闻要贴近实际、贴近民众的生活，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要思想，在新闻传播中注重对新闻深度的挖掘，重视民众的视角，从而增强新闻传播的权威性。
（三）新闻传播的本质和作用
新闻是依据事实传播的一种价值观念和政治立场，其既具有事实属性，又具有客观性和倾向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每个时代的主流思想都是统治者的思想，支撑着人民的精神生产。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与党的建设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新闻传播是我党建设的重要部分。新时期，媒体是党进行思想传播和教育、发动群众的载体，在任何时候媒体的新闻传播都应该与党的主张保持一致，与正确的导向和民众的心声相统一，实现党和民众情意的统一。
（四）新闻传播的手段和功能
新闻传播是通过媒介实现的。在人类信息传播的不同阶段，传播的方式也不同，而且现在新闻传播的方式多种多样。在我国的新闻传播中，新闻在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优秀的风气、进行舆论监督和引导社会关注热点等方面发挥作用，新闻传播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新闻传播促进了官方和民众的互动，目前传统媒体的舆论影响力在降低，而网络舆论的声音越来越强。所以，现在要推动政务和信息的公开，实现主流媒体与社会媒体的一体化，实现主流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平衡。
（五）新闻传播艺术效果
新闻传播通过新闻活动得以实现，新闻传播并不是单一的内容传播，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新闻传播技巧，了解新闻传播的艺术。我国的新闻传播重视对新闻传播理念和工作的创新，以新闻理论为依据，推进理论的宣传，并且要加强对新闻传播效果的总结，改进新闻传播工作，提高新闻传播效果。此外，在新闻传播中也重视对新闻传播时机、尺度、效率的把握。在新闻传播中，要掌握时机传播新闻，对新闻的尺度进行控制，并避免新闻被其他竞争对手报道，要抢占新闻时机最高点，掌握新闻话语权。
四、结论
综上所述，新闻传播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构建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应该引领和指导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为我国的新闻工作者提供理论指导。新闻传播理论的改革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重要的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还需要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加以解决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徐佳.追求真理、开宗立派、改革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创新研讨会综述[J].新闻大学,2016(05):134-138.
2.李奎刚,王晨艳.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传播的受众分析与对策[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01):1-3.
3.曹征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J].新闻世界,2016(01):4-11.
新闻传播学基本理论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新闻传播活动
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世界本质的描述、对世界存在方式的描述和教导主体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以抽象的方法概括了宏观世界。其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研究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宏观的哲学来解决具体的问题。这些哲学理论影响着新闻传播活动的一般规律、本质、性质，影响着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每一环：传者、内容、受众、效果。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
(一)物质论和认识论使新闻传播活动更贴近事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论中的物质、意识对新闻传播的源出做了恰当的解释。它决定了新闻活动的本质是物质，是客观的外部世界，是事实。新闻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这种反映的方式就是信息。
陆定一认为，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同时，新闻也是信息。一言以蔽之，新闻传播活动作为人类意识活动对物质的反映，要通过信息表现出来，表现的方式就是新闻报道。
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作为意识发出的主体，也是新闻报道的主体，新闻工作者在承认物质性的前提下，以事实为基础进行新闻报道，尽最大可能对现实世界进行还原，但是由于意识的主体的价值观、世界观具有多样性，所以对新闻报道的角度和方法会有不同，报道的题材和体裁也就不尽相同，这也从侧面要求记者对新闻事件要进行全面报道，在宽度上拓展、深度上挖掘，将不可避免的主观意愿通过编辑思路、版面设计展现出来，而不是对新闻事实的歪曲。
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作用，这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1]。新闻传播活动，是人们有明确目的和动机的社会行为，是人们认识外部世界和反映外部世界的意识活动，这种意识活动所产生的产物就是新闻作品，反映的对象就是客观的外部世界。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新闻传播史研究表明，新闻的本源是物质的，是客观事实。新闻报道中所要突出的不同的性质就是由事实决定的，而这些性质虽然不决定事实，但是对新闻选择却有一定的作用，它们决定事实在意识活动中的排列顺序、优先程度。另外，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也会影响事实的取舍。
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新闻事实经过一定的文字、画面、声音加工，就成为新闻报道，成为主体的观念成果。与物质论中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相同，不同的利益主体，可能对同一件事报道的侧重点并不相同：2008年奥运火炬在法国巴黎传递过程中遇袭，外媒的报道基本上集中于对我国火炬传递的抨击，而国内媒体则纷纷将报道热点聚焦在残疾人火炬手金晶誓死保卫火炬上，这反映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以及这两种制度之下不同的传媒体制。
同时，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新闻传播者生产出作品的同时，也就是生产出了接受这些作品的读者、观众、听众;再者，在生产过程中，又会有新的生产者加入，为新闻生产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培育更多的新闻传播者。另外，新闻工作者在接到任务去进行采访时，并不是毫无准备的，他们总会在实际工作之前，拟订详细或者简单的采访计划，对于特别重大的事件或者连续报道、深度报道，新闻工作团队又会更为周密地策划，然后根据前期的计划和设想去进行采访活动。
因此，从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原理来看，一方面要求新闻传播者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世界，坚持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另一方面要求客观社会为传播者提供更加自由、平等的传播环境，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
(二)运动论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
普遍联系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哲学基础。
人们最初的联系是物质联系，并没有上升到精神层面，人们的精神联系不是与生俱来的。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产品交换越来越频繁，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样的变化使人们认识到必须与周围的人们产生来往。所以只有当一个人“意识到必须和在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2]时候，人们之间的精神交往才得以出现。
但是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流动和传受不可能保持绝对的完整，传者和受者之间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平等。
矛盾的对立统一为新闻活动提供了发展动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和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矛盾双方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在斗争和统一中推动事物的前进与发展。
分析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发展的外在动力就是矛盾。至于其内部的几组矛盾，从操作层面上讲是新闻的真实性与及时性的矛盾和传者意图与读者发展之间的矛盾。就前者而言，新闻，所谓“新”就是要把握新闻的时间，特别是现今社会，网络媒体以速度见长，媒体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如果把握不好时间，就有可能被其他媒体抢占报道先机，开辟独家新闻，而本媒体手中的新闻就成了明日黄花。所以为了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新闻工作者就选择了缩短新闻采访时间和调研时间，更不会花时间和精力对一个事件做全面深入的报道，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新闻的失真和报道的不全面。
而对于传者与受者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是新闻自身的要求和读者的需求之间的矛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更加密切，随着联系的加强，逐渐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人们开始产生对信息的迫切需求，而新闻就是信息，因此，人们的需求成为不断产生不同类型新闻的推动力，新闻的发展要不断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人民的历史主人地位是新闻发展的动力。我国新闻战线“走改转”的第一点就是“走基层”，所谓“一头汗两腿泥”才能写出好新闻。[3]“三贴近”，具体来说是指新闻宣传要始终坚持正确导向，把体现上层的意志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不断改进宣传方法，提高引导水平，关注群众切身利益，联系群众身边实际，运用群众的语言，报道有实在内容、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做到入情入理、入脑入心，可亲、可敬、可信。“三贴近”成为新闻工作者了解群众思想和行动的一种有效途径和方法，新闻工作者在贴近群众、生活的时候，可以充分了解到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在基层的执行状况以及在执行过程中群众的切身体会，真正在报道中体现民意，了解群众的需要，提供适应群众需要的新闻作品。[4]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
马克思用抽象的宏观的理解解释了具体的历史阶段，抽象的理论在具体国家形式上的表现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新闻传播事业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属于观念形态。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规定了新闻事业的性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传媒性质是不同的，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相联系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又构成了经济基础，新闻事业的性质和功能就是由它们借以立身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我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全体人民的新闻事业，人民运用同时也监督新闻传媒机构。列宁关于党的报刊的任务和党的报刊的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的论述，就是我国规范新闻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以新闻战线的“走转改”活动为例。所谓“走转改”，就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新闻工作只有扎根基层一线，才能汲取养分、不断发展，从而使新闻从业人员克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由于此，客观、公正、真实、全面报道新闻，成为新闻传播的基本要求[5]。
结合上文中提到的矛盾的观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本身就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从新闻传播活动的机制层面来看，新闻传播机制涵盖了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个方面：从传者到受者，其中包括传播内容和传播手段。从传播内容上看，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沟通传者和受者关系的就是信息。信息的本质是世界构成的要素之一，是物质体现出来的表征，所以说，信息作为传播内容本身就是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各个矛盾事物及其每一个矛盾的侧面的公开披露。除此之外，观念、舆论作为新闻传受双方互相连接的纽带，也是运用新闻传播载体对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矛盾的反映。
对于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即传者和受者，新闻传播的每时每刻传播的信息数量都是不计其数的，有正面的信息，也有大量负面的信息，这时，就需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和情况，权衡利弊得失，对报道时机的快慢、报道量的大小、新闻处理的轻重进行决策，这实际上就是把关人的工作，本质上就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对矛盾关系的把握与运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结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分析一切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生产关系作为决定其他关系的原始关系。这样的方法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架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这个架构出发去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角色、特点和作用，并提出规范新闻传播活动的准则和制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并在新闻传播实践中不断检验既有规律，克服可能存在的片面性和不可操作性，将对新闻传播的认识不断深化，从而形成一门学科并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世飞.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史[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3).
[2]冯静.论辩证唯物主义的电视传播引导[J].新闻前哨，2001(10).
[3]黄小希.走基层，听民声，走向广阔天地，反映民情民意——全国新闻战线积极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EB/OL].news.xinhuanet.com/2011-08/18/c_121879778.htm.2011-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