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发展篇1

(讯)一度被认为是小打小闹的自媒体,在2016年成了一股蔚然洪流,从美国到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自媒体获取新闻资讯,并习惯了一种以内容为核心、以社交关系为纽带、注重分享和互动的移动阅读新模式,依托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阅读模式的变迁,自媒体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开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来源:i199it)

自媒体发展篇2

摘要近年来,有关中西方新闻媒体自由现状的争论较多,但是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方学者往往都过多关注本国媒体利益并为之辩护,结果使得这样的讨论变得情绪化,达不到相互沟通的目的。为了使中西方能就新闻自由等问题相互沟通、相互理解,本篇论文试图从以社会平衡发展的观点出发,本着实事就是的精神,来分析中西方新闻媒体自由现状并探讨产生中西方新闻自由异同的成因,也期望能从讨论中得到一些可供我国借鉴的启示。关键词:新闻自由社会平衡发展中西方媒体今年四月,笔者参加了一次中美可视电话讨论会,由美国驻沪领事馆文化处组织。讨论会主要有关新闻自由,中方参加者是近二十名媒体记者和高校学者,美方主要是倡导新闻自由民间机构的两名负责人。这场二小时的讨论会后来演变成了一场中西方有关新闻自由的争论,因为双方各执一词,相互都无法说服对方。这样的争论大概已不是第一次,而且也不限于讨论会的形式。不过,争论的焦点一般都包括以下两方面:(1)如何看待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中的新闻媒体自由?西方人士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指出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中一些不符合西方新闻自由的做法,并认为中国新闻媒体没有新闻自由,因为中国媒体是受政府控制的。按照他们的传统观点,只有完全脱离政府控制的新闻自由才是真正的“新闻自由”。(2)中方人士则指出在标榜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新闻媒体尽管在所有制上不受政府直接控制,但他们也不享有绝对的自由,只是新闻自由的受控制的方式和手段不同而已。概言之,就目前来说,西方学者往往把新闻自由问题当作靶子,试图通过指出中国媒体新闻的“不自由”的状况,攻击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这一点已昭然若揭;而我国学者当然也不甘示弱,要揭示出西方新闻自由的虚伪性等。在这样的争论中,双方往往针锋相对而且有时会变得较情绪化,一般不可能达成共识,最后通常不了了之,较难达到东西方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目的。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都是与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新闻自由观以及中西方之间不同社会背景产生的对新闻自由的不同理解相关。正因为如此,上述这样的讨论从一开始就缺乏交流的基础,最后不欢而散也就不足为怪。本篇论文试图从以社会平衡发展的观点出发,本着实事就是的精神,来分析中西方新闻媒体自由现状,探讨产生中西方新闻自由异同的原因,期望能从讨论中得到一些可供我国借鉴的启示,同时也使中西方能对新闻自由等问题能更好相互理解。一、中西方新闻自由的现状中西方在新闻媒体自由的认识存在如此巨大的鸿沟是很容易理解的,“从根本上讲,新闻自由是一个政治命题。”[1]要求新闻自由似乎是全世界的共识。然而,给谁自由,多大程度上的自由,却决不是纯粹个人的或抽象的问题,而是与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方面等密切关联的。1.如何看待西方国家新闻媒体自由首先,应该承认,西方国家从总体上讲,历来有尊重新闻自由的传统,比较重视以法律的形式来处理涉及新闻自由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新闻自由是保障一切自由的前提。另外,西方国家的现行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以及其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等因素也使新闻自由这样的观念能在整个社会中普遍接受。大多数人(包括多数政府)都认为新闻自由应在尽可能范围内得到尊重,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国家和个人的总体发展,这些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尽管如此,新闻自由观念在西方国家的普及过程也是曲折的,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也是残酷的。只是到了近代,才逐步把这种观念正在变成为一种政府和国民的自觉行为,并逐步深入人心。事实上,新闻自由概念的形成和实践在美国远不如某些美国政客、媒体精英鼓吹的那么悠久、牢固,而是一个缓慢、曲折的变化过程。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西方国家一味地否定中国的新闻自由发展过程,实际上也否定了西方新闻自由本身也是一个发展的动态过程,很多西方学者的这种偏见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同时应该看到,西方国家也存在对新闻自由的控制;只是控制手段、方式和程度不同而已。随着政府与媒体集团利益的不断磨合,现在的西方国家媒体和其政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往往会表现出惊人的默契,而且这种默契由于是通过市场规律而取得的,同时在表面上政府和媒体之间又不存在所有关系,使得政府和媒体之间这样的默契变得无可挑剔。这也许可以为我们解释为什么西方国家在标榜新闻自由的同时,也会不自觉地成为政府地应声虫和传话筒;解释好了这个问题也许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方的新闻自由会有所帮助。前一两年,西方国家对南联盟轰炸的报道便是一例。在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那段时间里,北约对新闻的调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面对北约的新闻调控,一向标榜完全自由独立的西方媒体的宣传步调和北约极其一致。西方媒体当时扮演的角色甚至引起了本国读者的质疑,法国的一期《快报》周刊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中说,“法国媒体怎么能够把南斯拉夫形式说得象牛仔片中那样不是黑就是白呢?难道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媒体还要由北约来控制吗?”[2]事实上,只要我们对西方新闻自由的实质略加分析,我们就大可不必对西方媒体表里不一的做法大惊小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新闻事业的本质差别主要在于媒体的所有制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体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讲由私人所有,为大集团所控制,为垄断集团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制度服务,则是他们天经地义的事。若要反其道而行之,恐怕新闻媒体生存基础就没有了,也无从谈新闻自由。因此,在西方国家里,新闻自由尽管被标榜为一切自由的保障,但必须服从于生存和发展这个大前提。换言之,在理论上讲,新闻自由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成为实现某一目标的工具的。在实践中,西方国家政府确实也没有完全放弃对新闻媒体和新闻自由的控制,有些国家甚至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一旦新闻媒体的自由状态伤及到了国家安全,政府也就会撕下平日温和的面纱,毫不犹豫地执行起新闻控制的功能。英国就规定在战争状态下,政府有权取消新闻自由,实行军事管制[3],只是历届英国政府自二战以来从来没有动用过这样的权力。这倒不是英国政府不想动用,而是没有这个必要。这说明两点:(1)新闻自由有可能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国家的发展和利益构成威胁,所以要授权英国政府在一定的条件下有权取消新闻自由;(2)历届英国政府自二战以来从来没有动用过这样的权力说明英国现有的新闻自由体制能较好地适应其政治、文化、经济体制,其新闻自由体制没有对国家发展构成威胁,所以没有必要实行紧急管制。这在客观上给人没有侵犯新闻自由的感觉,但是这并不表明新闻自由在英国这样的西方国家是绝对的。此外,在近20年中,尤其在冷战之后,西方国家在倡导新闻自由同时已带上明显的政治目的,开始作为影响和干涉他国的一种手段。出于其全球战略考虑,美国成了这种做法的积极推行者。他们以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相对较高为由,要求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的东方国家(例如中国)也要按照他们的新闻自由模式推行西方式的新闻自由。由于目前在国际信息传播过程中基本上是西强东弱的态势,东方国家要求按照本国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来实行符合其本国的新闻自由体制的呼声基本上听不到,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东方国家不尊重新闻自由的不公平现象。2.如何看待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新闻媒体自由中国的新闻媒体自由现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时代的发展使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了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尤其在我们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正确的新闻自由观已成为任何社会不断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此外,中国大陆经济上取得的重大成功也带动了媒体的发展。如果以西方的眼光来看当今中国大陆媒体的发展,他们也许还是能够提出诸多不足。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今天大陆媒体的现状,那么,应该承认大陆媒体的变化是巨大的[4]。这无疑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积极的影响,包括新闻媒体的自由度的扩展。正如许多学者注意到的那样,“在当代中国,特别在当前,新闻自由言说逐步被新闻法治言说所取代,新闻自由言说正实现从对新闻自由为言说中心向其制度化形式-----新闻法为言说中心的转向。”[5]但在这样一个转向的过程中,国人会面对诸多的问题。新闻自由这一概念,我国只是在近代才逐步开始从西方引入的,说到底新闻自由是一种舶来品。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底蕴的国家,这五千年底蕴既是一种财富,也是一种负担。尤其是对于新闻自由这样一个与意识形态密切关联的概念,在其引进过程中的问题主要是能否适应本土社会环境的问题。像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就出现过为了引进新闻自由概念而引进的现象,或是为了改变社会现状而引进的局面,或只是一种空洞的口号而已。总之,在多数情况下,中国社会整体上还缺乏对新闻自由尊重的传统习惯,法制化程度也相对较低。有时,即便有法可依,但无法较好执行。有时,尽管国家对新闻自由概念已达成共识,也认为从长远来讲这样的理念有利于国家发展,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反复。这里具体可以表现为:新闻自由的稳定性相对较差,政府对新闻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较敏感,把媒体的作用会看得太大,因此不太愿意受众接受多源信息,害怕这样会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不利。受这种氛围的影响,受众中往往会产生一种所谓的“温室效应”,由于受众对多源信息认同度较差,受众在心理上有时会经不起多源信息的冲击,或者说,对于多源信息所造成的信息冲击波抵御能力相对较差。就我国新闻媒体近二十年的新闻自由度而言,应该说是在不断扩大而且在不断推进社会的发展[6]。但总体而言,我国新闻媒体尚处在一种高度自律的模式下运行,有时会考虑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成分偏多,会牺牲一些新闻自由,更多强调宣传价值,较注重在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有时,这种自律模式是必要的,但有时则会走向保守,把新闻自由流于形式。这里一个度的把握是十分重要的。二、对新闻自由观的理论思考:中西方不同的新闻自由观源于中西方各不相同社会环境1.新闻自由是全人类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是一种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概念[7],因为这种理想境界在现实生活中总要打一定的折扣。在现实生活中,其相对的程度以各个社会的总体环境而定。中西方对新闻自由的不同表述就与他们的不同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新闻自由观的社会整体性是较理想的、无形的,但其个体的操作性却是看得见的,必须为人们所接受。理想的整体性在哲学层面是可以理解的,但一旦到具体操作层面身处不同社会环境的人们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意见,而且这些不同的人们会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来理解新闻自由观并决定新闻自由的在现实中的存在形式。对于这个问题,很多明智的外国学者也有相同的意见。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资深教授约翰.梅里尔就认为,每个国家的新闻制度都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来制定。梅里尔教授说,按照欧洲自由主义学派的传统观点,个人意志应该超越国家和集体的意志,美国的新闻自由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的。但在中国,按照孔子的观点,集体比个人更为重要,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上建立的新闻制度,当然应该有别于西方。新加坡实行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并没有全盘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所以,对新闻自由的理解和运用,也应该视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而定。[8]2.同新闻媒体一样,新闻自由也具有双重性,即自由和制约两方面。笔者认为其理论源头源于新闻媒体的双重性,媒体的商品性和工具性决定了新闻自由的自由和制约两方面。新闻媒体本身是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要适应市场的需要,新闻媒体要求最大限度的自由;与此同时,新闻媒体的自由同时也是“资本的无上特权”。[9]新闻媒体与其出资者的所属关系决定了新闻媒体不可能享有绝对的自由。这一点与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埃弗里特.丹尼斯不谋而合。丹尼斯认为:“美国新闻界生活在各种规定和规则、惯例与限制当中。从世界标准看,它是相对自由的,尽管附带有所有这些对其自由的限制。即使对美国新闻界所处的这些条件作最浮光掠影式的表面审视,也会告诉我们它不是真正自由的。”[10]可以这样说,自由和制约两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伴随而发展的。新闻自由一方面保障行为主体所具有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也设定了自由所不可逾越的边界。“在任何时候的自由系统总是在那个时候存在的限制或控制系统。”[11]所以,新闻自由是相对的,绝对的新闻自由无论在中方还是在西方都是不存在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对新闻自由的提出不但没有损伤到新闻自由,反而是对新闻自由的理性尊重,也不会导致绝对新闻自由的丧失。3.上文谈及对新闻自由的控制在中西方都存在,所不同的只是控制手段、范围和方法而已。就控制手段而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李良荣教授认为主要有法律、行政手段、经济和暴力等四种模式:(1)法律控制模式是看得见的,但程度有大小,目前主要包括隐私、侵权、保密法规等。这种模式有一定规则,往往经营权和编辑权分离。西方国家多数实现这种模式,由于其在新闻自由方面有着良好的历史渊源,在法律控制过程中往往运作良好,这使得西方国家新闻媒体的新闻自由体制显得有规可循,有较强的法制性。此外,西方国家新闻媒体自由的法制性与其整个社会的法制化相得益彰,成为整个社会法制版本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2)行政控制模式也是看得见的。其特点是政府或老板可以根据形势和工作需要,对新闻媒体运作进行干涉。我国现行新闻自由体制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模式进行。行政手段模式对新闻自由的干涉在程度和范围以及手段上有较大的随意性,经营权和编辑权往往不分离。有时这种控制的氛围是无形的,会促使媒体单位产生一种过分的自律感(或恐惧感),使得新闻自由的理念不能达到一种在法制化的规范程度。但是不应忽略的一点是,行政控制手段并不仅仅在中国存在,在新加坡(本文在后还有详论),甚至在自诩完全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行政手段也并没有完全绝迹。在很多西方国家,行政手段对新闻媒体自由的干预往往体现在对国家安全的保护上。美国学者沃伦.布里德说,“在价值观发生冲突时,大众媒体有时为了尊重社会习俗、公众行为和秩序安定而牺牲了重大事件报道的准确性。”布里德进一步解释说,任何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都在于维护秩序与社会内聚力。[12](3)经济控制模式:主要通过广告和投资方式来控制,控制手段也看得见,但规模往往较小,主要看经济实力。这种模式在西方国家较流行。目前,随着资本渗入媒体的趋势日趋强烈,经济控制模式也必将发挥越来越巨大的作用。尤其在中国入世后,这种模式会更加凸现出来。

(4)暴力控制模式:主要通过恐吓记者来达到控制新闻的报道内容,或使批评性报道很难开展。有时,也可能是一种犯罪行为,多为黑社会势力所为。这种控制模式不同社会环境中都会出现。[13]从上述对这四种新闻自由的控制模式的分析,大家可以看出,任何一个社会在对待新闻自由这个问题时都不可能光采取一种单一手段。通常来讲,在同一社会环境中往往是多种控制手段并存的局面。4.新闻自由的两方面(自由与控制)正好与媒体合政府密切相关:与新闻自由相对应的是媒体;与新闻制约相对应的是政府。政府的本能是要控制新闻自由,使其成为相对的新闻自由;而媒体的本能是要获得绝对的新闻自由,希望不受任何的控制。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中;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政府和媒体对新闻自由的不同需求达到的和谐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当然,达到和谐的标准要看新闻自由能否“维护秩序与社会内聚力”,即维护国家稳定和社会平衡发展。这一说法与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六原则之一不谋而合:“改革是否成功,关键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看能否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看生产能否得到持续发展。”[14]三、社会平衡发展原则对新闻自由观的启示:新闻自由观发展必须遵循社会平衡发展原则1.新闻自由的发展不应该以破坏社会次序为前提。按照西方社会学的观点,社会是一个整体。它的一切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而不是孤立存在的。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是一个整体。社会整体的和谐性表现为社会秩序,不和谐则表现为社会冲突。因此,社会秩序是社会最基本的整体性特征[15]。正如前文提到过的,任何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都在于维护秩序和社会内聚力。新闻媒体作为社会整体的子系统,也不应该违背这一原则。事实上,社会稳定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的普遍愿望,而且也是西方“丰裕社会”中人们的一种强烈愿望。对于新闻自由在我国的发展过程,可以套用邓小平同志谈到民主时的一段话,“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用那一套,非乱不可。”[16]因此,笔者认为衡量新闻自由的标准主要看其对社会平衡发展是否有利,即社会平衡发展原则:自由与制约两方面的平衡,媒体的商品性和工具性的平衡,市场和法律的平衡,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平衡。总之,只有当新闻自由这样的概念适合于社会总体平衡发展原则才会有利于社会的本身发展,当然反过来,也会促进新闻自由这样的理念向更高层次发展。媒体的发展和影响力(媒体之所以能起如此重要作用)都脱离不了社会的整个运作体系。媒体本身只是整个社会体系中的一个分子,也必须从社会的平衡发展中才能取得发展,必须在社会整个体系正常运作之时中才能发挥其有利于这个社会发展的作用。反之,就有为了获取新闻自由而获取其形之嫌,流于形式。说到底,新闻自由的发展必须考虑一个社会环境的历史发展进程、经济水平、文化传统、民族和国家利益。任何为了偏袒新闻自由而忽视其他社会体系子系统的做法都将违背社会平衡发展的原则,到头来,“新闻自由”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新闻自由。真所谓“皮(社会环境)之不存,毛(新闻自由)将焉附”!2.鉴于新闻自由这样的理念对中国来说是舶来品,因此在新闻自由观本土化的过程中会有阶段性和反复性,这一点已在中国历史和现实得到证实。但从反正的角度讲,笔者认为这种阶段性和反复性恰恰说明中国不是在排斥新闻自由理念,而是在根据自己的本土环境是新闻自由这样的理念能符合中国的国情。这一点正好也吻合了笔者上述提出的社会平衡发展的原则。作为对于这一原理的验证和阐释,本文将通过以下两个案例分析加以说明。个案一:新加坡尽管在经济上完全实行自由化,基本上与西方国家接轨,但是在政治上却相对“保守”,确保新闻自由的理念能与本国的文化传统、经济水平、国民教育水平能有机结合。新加坡议会最近通过的反对外国电视媒体报道本国事件的议案便是一例。即使是对于新加坡国内的媒体,政府控制也相当严格,要求各个媒体与政府步调基本保持一致。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新加坡在其相对的新闻自由观之后较好地保持了自身独有的文化传统,社会发展一直较为平稳。新加坡的新闻控制的成功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很多学者的认可。毕竟,以社会动荡的代价去换取不切合本国实际的所谓新闻自由是得不偿失的。个案二:前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一夜之间完全实行“民主化”,新闻自由也在一夜之间完全实行全面西化。现在的俄罗斯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制度转型国家,在对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改造并按自由主义市场模式改造整个经济体系的艰难进程中,社会的震荡与冲突此起彼伏,矛盾与危机接连不断,而作为社会一个子系统的俄罗斯新闻事业也在国家转型期谋求生存、痛苦探索。从目前的结果来看,俄罗斯新闻业完全西化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是“促进”了社会的进一步动荡,这可能和它一夜之间突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关。目前俄罗斯新闻业面临巨大的危机,新闻秩序极其糟糕,“俄罗斯的新闻记者在面对各种困难的同时,还被无情地置于恐怖氛围之中,要时刻警惕对自己人身安全的威胁,甚至于暗杀。”[17]非常可悲的是,俄罗斯新闻“突进”并没有赢得西方的青睐和认可,相反,西方国家还在各个方面不断挤压前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新加坡和俄罗斯两国的个案从正反两个方面展示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新闻自由是一个绝对相对的概念。它既要受到时展的限制,也要受到空间的限制。任何国家的新闻自由都会不可避免地会烙上本国的特色,也只有保持适当的本国特色才能保证新闻自由在当地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施,使得这个国家享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反之,则必然会使本国人民和国家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道理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发展中大国是有启迪意义的。四、结束语新闻自由作为一种理念,尽管源于西方,目前已成为全世界不同社会体制国家的共同追求。但是在追求新闻自由的本土化过程中,新闻自由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式均有所不同。不过,凡是在遵循社会平衡发展原则的国家,新闻自由不但能促进这个国家的更好发展,而且也会使新闻自由真正成为这个国家和国民的自觉行为,使新闻媒体享有真正的新闻自由。这一点在西方国家和某些东方国家(如新加坡)中已经得到验证。因此在共同追求新闻自由这一大前提下,新闻自由的理念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会表现出多样性,这样才符合这个多样世界的特性。我们很难想象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新闻自由都被贴上一个统一化整的标签。无论是用中国的新闻自由观去衡量西方,还是用西方的新闻自由观来衡量中国,都会有失公允。新闻自由这一特性决定其必定是一个有棱有角的本土产物。对西方国家而言,新闻自由之所以能在他们国家被普遍认同是因为新闻自由有助于他们社会环境的稳定和发展,而且这种“有助”状态本身也还在不断变化之中。所以,任何企图用新闻自由为借口从事政治性目的的活动都会妨碍国际社会的正常交流,无助于中西方之间达成共识的同时又能尊重各自的本土性。对现实中国而言,应该承认我们的新闻媒体自由尚有不完善之处,需要不断改革,但是也应该反对那种脱离中国现实的新闻自由观念。为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应该重视新闻自由在我国平稳适度的发展,这既是现实的要求,更是历史的呼唤,同时也符合长治久安的国策。新闻自由的恰当发展也必定会给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带来更大的活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即将加入WTO。对于中国来说,WTO决不仅仅意味着加入一个经济组织。它的影响一定会涉及到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像对新闻媒体自由这样的意识形态理念的冲击将会超越人们的想象,因此所产生的影响也是目前无法估计的。不过,只要能遵循社会平衡发展这一原则并大胆探索,我们相信WTO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外在推动力,将中国的新闻自由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也会使中西方更好地相互了解,不再出现本文开头提及的没有结局的争论。注释:1.《新闻传播学》,黄旦P105,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2.《文汇报》99/04/213.GlobalCommunicationinthe21stCentury,RobertStevenson,LongmanPublishingGroup,NewYork:1994,P.151-1524.MediaDevelopmentinChinaSince1978,GuoKe,JournalofDevelopmentCommunication,19995.《新闻传播学》,黄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6.MediaDevelopmentinChinaSince1978,GuoKe,JournalofDevelopmentCommunication,19997.《报刊文摘》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出版,第1546期,2001年5月24日8.《宣传通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11卷;179页10.EveretteE.DennisandJohn.Merill,MediaDebates:IssuesinMassCommunication(NewYork:kongman,1991,pp5-6.11.《新闻传播学》,黄旦P106,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12.《新闻知识》2000年第9期,9页13.李良荣教授访谈,2001年4月20日14.《报刊文摘》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出版,第1546期,2001年5月24日15.《西方社会学理论》,宋林飞著,P12,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16.《中国改革》2001年第4期17.《新闻学与传播学》2000年第6期

自媒体发展篇3

关键词:自媒体;脱口秀;发展;策略

一、节目受众策略

目前我国自媒体脱口秀节目的选题多偏于男士喜欢的题材,也正因如此此类节目的男女受众比例也特别悬殊。这一点也引起了《晓说》节目制作团队的注意,所以在节目录制的过程邀了女性主持人的加入。女主持人的加入的确为节目增加了一抹亮丽的风景,也使节目更具亲和力。节目的制作团队利用这种方式增加女性元素,市局上市在调整整个节目的收视性别比例,希望能依次打破收视性别比例的不均衡。但这是治标不治本的行为。显然不能达到吸引更多女性受众的目的。根本对策还在于在选题上增添更多的女性元素,比如可以增添:美食、化妆、时尚等相关的内容,将这些元素与节目原有的知识性相结合,才可真正是男女性的收视比例相对平衡。如果节目的选题故事的选定发生了偏差,不仅使受众的范围受到限制也违背了节目最开始的受众定位。互联网信息中心的2012年中国网络视频用户性别信息显示,网络视频用户多为知识层次较高的人群。因此,知识性自媒体脱口秀目标观众的性别应该趋向平衡,“窄众”传播是市场细分的结果,但不能一味建构男性意识,在节目的话题的选择上注重权衡两性意识。

二、节目品牌策略

一档节目,要想赢得市场,必须有强烈的品牌意识。“电视媒体品牌”就是用来识别电视产品及其服务并使之与媒体竞争对手相区别的标志和符号,这是受众对物化的电视产品,栏目的普遍J同、理性选择和主动接受,是经过媒体市场长期历练后的经验积累。自媒体脱口秀节目要想保持长久的活力,就必须使自己的节目有风格有特色树立自身的品牌,区别于其他的节目。自媒体脱口秀节目己有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世界在变,时代在变,脱口秀节目可谈论的内容和话题也是层出不穷的。同时,随着视频制作技术的发展,许多新的技术手段都可以利用在节目的制作和包装上,从而增强节目的特色,吸引更多的受众。

三、节目形式和内容策略

对于自媒体脱口秀节目的内容编排依然十分重要。它是一档节目能够长久发展的内在动力。其次,自媒体脱口秀节目受众的较有针对性,往往出现了很强的地域社群,社会阶层社群等特征。这就决定了脱口秀节目始终是一种小众的传播。通过一种病毒扩散的方式来对节目进行宣传。《罗辑思维》《晓说》就是这种传播方式的成功案例。因此自媒体脱口秀节目在针对受众的传播上也需要编排。最后,自媒体脱口秀的关键点在于“秀”,所谓“秀”就带有很强的表演成分,主持人同时也是一名演员,这种表演也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原因之一。

脱口秀节目要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不能纯娱乐化地进行恶搞戏谑,也不能以一副教育者的姿态对观众施教。所以文化知识融合在娱乐当中对节目进行编排。利用倒叙和插叙的方式,打破了节目老套的叙述顺序,可以达到拓展信息和引起观众兴趣的作用。通过对节目后期的制作,打破原有的时间顺序加入和节目相关的情节,对主持人在节目中所提到的较为难理解的词语,事件、任务进行历史背景的介绍。对相关话题进行拓展,有利于信息量的增加,并且能够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节目的内容。

《晓说》在道具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设计,只有主持人高晓松手拿的一把扇子。《罗辑思维》更是没有什么道具。所以节目的编导赢选取一些别具一格的道具来增强节目的特色。在节目后期的包装和宣传上,我国目前的自媒体脱口秀节目做的也十分欠缺。一些自媒体脱口秀节目一味地学习美国脱口秀节目的国际范包装模式。虽然展现出了脱口秀节目组更注重“视觉化”的趋势,但一味的复制反倒使节目的内容和外在包装风格格不入。我国的自媒体脱口秀节目的本土化气息依然很浓,所以在节目的包装上除了要使其契合节目内涵之外还应该符合本土受众的接受习惯以及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包装也并不一定每一期节目都是相同的,可以根据本期的相关内容作调整。例如一期节目中谈论的话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采用一个唯美中国风的片头进行宣传。综上所述,我国的自媒体脱口秀节目在视觉化的包装上还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有待挖掘。

脱口秀节目自传到中国以来,以其节目内容丰富,气氛轻松愉悦就受到了广大中国观众的欢迎和喜爱。然而在近几年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受众不再喜欢收看传统的电视节目,尤其是较为年轻的观众。他们更多喜欢个人喜好和时间去选择网络中能符合他们需求的视频去看。

【参考文献】

[1]郭红庆.自媒体化网络广播电台“云传播”机制研究[D].西南大学,2014.

[2]史晓萌.微传播环境下的脱口秀节目研究[D].郑州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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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璐.自媒体的运营策略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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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金建楠.自媒体时代网络脱口秀节目的“五W”分析―以《罗辑思维》为例[J].今传媒,2016,(7).

自媒体发展篇4

【关键词】媒介;自媒体;当代艺术;审美转向

[中图分类号]J02[文献标识码]A

一、媒介的开放对传统艺术审美方式的挑战

当代艺术中的一切现象都与媒介的嬗变紧密相关。传统社会以语言文字为记录和传播人类文化的主要形态,而消费社会中电子媒体的发展,纸质媒介逐渐被电子媒介超越,当代文化由文本化向视觉化方向转化,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已经被图像学转向取代。

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早就意识到媒介的平等主义推动力,媒介的技术特征促进了人类的平等和解放。在他看来,现代媒介出现之前的艺术为权贵阶级所拥有而远离日常生活及下层阶级,而现代技术把电影等艺术作品带给人民,艺术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然而,到了机械复制时代,大规模的机械性复制的文化产品的生产,使之前艺术品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灵晕”(aura)[1]12消失。这种“灵晕”的产生与手工的、灵性的和个人化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而不能被机械性的大量生产所代替。当下,文化正在变成一种产业,文化生产、流通和接受的方式也在经历巨大的变革。影像等新型产品应运而生,被大规模生产、制造、传播、流通。这与传统文化那种手工性个体生产、在特定时间和空间限制区域中流通,以及个体消费的方式已经迥然有别。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图像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技术对审美文化进行不可避免地渗透,这一历史潮流被W・J・T・米歇尔称之为“图像转向”[2]17。一种以视觉为主导的文化形态正在取代以语言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形态。视觉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地位。图像时代,图形和影像构成了我们时代的文化特色,并深刻地影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影响我们的意识形态。一切艺术样式,无论是主导文化、大众文化还是精英文化,都自然而然地把视觉性和视觉效果作为一个必然的或隐或显的追求目标。这种视觉文化或影像文化正在改变着传统文化的符号构成方式,进而对传统的审美趣味构成某种程度的消解。

视觉文化取代传统的符号方式构成主导的文化形态,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影像可以比其他任何媒介形式更逼真地接近我们所生活的实在世界。它不但可以准确无误的模拟这个世界,甚至可以以自身的影像逻辑来臆造一个虚拟的世界。麦克卢汉曾说:“一切媒介都是人的延伸!”电子媒介的公开秘密便是它们的鼓动力,媒介正在促成大众参与到社会化的生产过程中,媒介是一种强大的威慑力,对当代艺术带来一种根本挑战,并且作为一种新型文化植入日常生活之中。当代中国的影像文化是建立在一种对现实的直接模拟的基础之上的,而传统的绘画或造型艺术系统,则完全建立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符号系统之上。正像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所指出的那样,逼真的“仿像”[3]可以取代日常现实本身,并引起两种不同现实的混乱,即把影像的世界当作真实的世界加以接受,并把影像的逻辑当作真实的逻辑。影像文化的符号构成逻辑,与传统视觉文化的符号构成方式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能指对所指的取代。或者说,在当代影像文化的产品中,影像自身的符号已经不再依赖于日常实在,它自己就可以指涉自己,并产生自身的指涉物。这个指涉物不是别的,正是符号的能指本身。

当今,艺术和审美文化从神圣的象牙塔中走出并步入到日常生活中来,这种具有革命性的转变对于打破旧的艺术藩篱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在不断地消解着传统的精英主义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审美作为一种精神升华和文化批判,也随着大量流行文化和世俗因素的引入、泛滥而受到损害,“喜剧范畴取代崇高成为中国审美文化的基本形态或流行范式”[4]92。信息膨胀的后现代,传媒的意义逐渐由深度向平面转化,当代视觉美学的冲击力和诱惑力不仅使大众失去了对传统文化意义的深度把握,更加速了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深度的流失。而中国传统的视觉符号构成方式则正好相反,它以一种深度的区分原则为依据。比如,中国的绘画和书法,从来不以逼真的模拟和肖似为追求目标。中国传统的视觉符号所追求的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内在神韵及韵外之致。这种意境是中国审美文化之精髓所在,也是中国审美文化区别于西方审美文化的一个独特的地方。但是,这个传统趣味在当代影响的复制模拟和逼真再现的符号构成面前,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从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来看,传统的视觉符号要求观众采取静观与细赏的阅读方式,主体与对象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其中,最鲜明的案例莫过于传统中国画中的卷轴画这一形式,文人所珍藏的作品被小心翼翼地打开和观赏,成为一种私密性的阅读方式,最终获得的是超于物象之外的精神享受,“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而当代影像文化产品则截然不同,它要求的是一种当下的直接反应,一种极具冲击力的视觉刺激和画面感、现场感,一种主体与对象距离的丧失。古典的理性原则正在被一种享乐的欲望原则所取代,美国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对媒介娱乐化和社会化现象对人的“异化”表示深深的隐忧,甚至提出了“娱乐至死”[5]的现实警告。

另外,传统与当代审美方式的差异体现在时空关系上。在传统文化中,文化作品的传播是明显受到地域限制的,比如南北方绘画风格以及观众审美趣味的差异。中国古代文人大都把“物我两忘”、“与自然相融”当作一种生活状态。山水间的徜徉熏陶了画家的心灵,南北不同的地域风貌在画家的笔下形成了不同的绘画风貌。五代、北宋时期,“三家鼎峙,百代标程”的李成、关仝、范宽代表了北派山水的最高成就,而江南山水的典范董源、巨然则以其平淡天真、清幽雅致的艺术风格奠定了江南景致的最初典范。这种传统书画的地域特色历经各个封建王朝而不衰。然而,到了工业社会时期,交通的便利、通讯的便捷使得时空的差距急速缩小。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时间和空间进一步虚空化,文化产品的传播超越了时空限制,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更加同质化的文化情境。这种变化带给艺术界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艺术语言、观念、技法的快速传播、互相效仿与相似化。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传统和现代的一个区分就是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现代性本质上是一个把时间和空间从特定地域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所以才会有国际标准时间,甚至文化的全球化现象。”[6]19

二、媒介的开放对中国当代艺术审美形态的影响

中国当代审美文化正在转向媒介化的文化。“文化的媒介化”这个概念来自关于大众媒介的讨论。英国学者汤普森在《意识形态和现代文化》一书中提出:“现代文化的媒介化是指一个过程。经过这个过程,符号形式的传播变得越来越受到媒介工业的技术和体制的组织化的制约。今天,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形式的生产和接受都要受到体制作用复杂的跨国网络制约的社会中。”[7]16媒介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它把许多新的技术手段带入文化领域,同时也在改变着审美文化的形态。这种审美形态上的转变主要表现在生产方式、接受方式、传播方式以及意义范式这几个方面,从而又导致了文化经验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工具理性正在超越传统的审美表现理性而对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发生重要影响。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领域的分化就是启蒙的规划,分化导致了专门化以及彼此的区别,即文化的三个维向,这就构成了他所说的三种理性和结构:“认知――工具理性结构(科学技术),道德――实践理性结构(伦理)和审美――表现理性结构(艺术或审美)。”[8]348然而,对于当代文化而言,分化的同时又出现了互相渗透。就审美文化而言,这突出的表现为技术向审美文化的广泛渗透。这种渗透带来的新问题是技术本身的工具理性与审美所特有的表现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审美文化加速向世俗转化。艺术和生活的界限逐渐模糊,艺术不再是少数天才艺术家的专利,艺术自身那种神圣的光环逐渐消失。当代艺术意味着对媒介的彻底解放。

当代艺术逐渐消解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图像传播和视觉化现实成为日常生活和当代艺术的共同基础,日常视觉经验成为当代艺术的灵感来源和材料基础。在创作方面,不拘泥于艺术门类的清晰划分,不同媒介之间并不是完全割裂的,综合媒材的使用逐渐增多,绘画、雕塑、摄影、装置、新媒体等艺术形态统一于视觉文化的门下。这就打破媒介之间的限制,媒介的创新和多元化运用,为艺术的发展空间提供了无限可能。许多艺术家在对大量图像的整理和提炼中,已经游刃有余地把握图像并开拓了一系列综合的艺术创作手法。新媒体艺术充分利用了科技发展带来的技术福利,它综合利用计算机、数码技术、录像技术、网络技术等,集图、文、影像、声音和互动于一体,从而建构了一种新型综合性艺术形式。典型的新媒体艺术类型有计算机艺术、视频艺术、视频装置艺术、全息摄影、交互艺术、虚拟现实、网络艺术等。对新媒体艺术的批评方面,重要的已不是技术的复杂性和高难度,而是艺术观念的先锋性和深度。

中国的新媒体艺术是“八九艺术思潮”以后媒体实验的一个统称。中国的新媒体艺术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语镜中。早期,带有鲜明批判意识的观念摄影、录相作品中的“社会学影像”是当时富有成效的创新。中国当代新媒体艺术风生水起的地方在东南沿海地区。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发展和思想的西化,使敏感的艺术家放下架上绘画,通过大量装置、影像等敏感地记录了当代城市的变迁和社会转型。当代艺术对现实的解释,一向是通过影像提供的报道来进行的,新的时代加强了对影像的重视。早在相机刚发明时,费尔巴哈就在其著作《基督教的本质》(1843年)中预见了“我们的时代”的现状:“重影像而轻实在,重副本而轻原件,重表现而轻现实,重外表而轻本质。”[9]237摄影、电视、电影等影像的技术革命,使人们对文本可以进行视觉上的蒙太奇组合。新媒体不仅在技术上和观念上进行着整合和创新,而且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中国的新媒体艺术虽然只有近三十年时间,但却通过对传统艺术和民族符号进行观念和技术的双重改造,逐渐确立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品格和美学标准。

例如,2014年6月11日至7月7日,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齐物等观――国际新媒体艺术展作为三年展”,展览汇聚了来自全球的包括由22个国家和地区、65位艺术家的58件作品,展示了艺术与科技在新的文化语境下的发展状态。展览分为“独白:物自体”、“对白:器物之间”、“合唱:物之会议”三个部分,多维度地呈现了多元生态条件与生命的关系等。展览中的代表作有劳伦斯・马尔斯塔夫2005年创作的装置《指南针》、雅各布・托斯基2012创作的装置(机电雕塑)《源于内部的平衡》、皮朗2011年创作的装置《行动物n°502C519》、奇科・麦克默蒂2014创作的场地定制装置《有机拱门II》等。本次展览中,中国艺术家也积极参与,展现了中国当代新媒介艺术的成绩。吴珏辉2013年创作的装置作品《错造物》(图1)由弹性材料、金属结构、机械系统和控制程序组合而成。“错造物”是对“存在即合理”的一种嘲讽,是造物过程中偏差、失误与意外的产物。错造物是一个由具有弹性的表皮不断做起伏运动的动态装置多个凸起以不同节奏移动、变位、聚合、分离,在“意义”与“虚空”间游离出一种难以捕捉的流逝感。《错造物》这件作品可以被理解为自然法则的萎缩符号,也可以被理解为机械器官的仿生运动……但这些解释恰恰稀释了它的合理性与存在感,成为通往空寂的过渡状态。而另一位出生于1982年的中国青年艺术家杨健的作品则充满趣味性,他创作的名为《想要离开》(图2)的装置作品表意直接,由LED灯和椅子组合而成,拱形的led屏幕装置于椅子上,LED屏上不断滚动这样的字幕:“Huanglei,male,wantstoleave――黄磊,男,想要离开;Chenxiaoxia,female,wantstoleave――陈小夏,女,想要离开……”人员名单持续增长,表达了一种人的本能和普遍状态。另外,中国艺术家的新媒介艺术的代表作还有张培力2014创作的的互动图像装置《关于物损耗和再生的图像》、胡介鸣2013年创作的图片与网络交互形式的装置《一个世界正在建设中》、杨振中2013创作的综合材料的装置艺术《V》等。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优势网络媒体向传统平面媒体发起挑战。改革开放以后,传播和包装的概念从西方引入,使中国的大众媒体一度兴盛。信息量大、受众面广、时尚性强以及传播速度快等优势使网络媒体飞速地介入到当代艺术的传播中。在社会经济的转型和艺术市场发展的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在专业媒体的推动下,中国当代艺术逐渐进入官方视野和荣登国际舞台,艺术传媒也重新定位和建构,艺术创作、展览、批评和宣传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对当代艺术的推介模式。艺术批评方面,专业媒体的介入,不仅使其借助传播的力量带来实际的舆论和宣传效力,同时也是当代艺术得以最初呈现、艺术批评得以展开的可能渠道。在当代艺术领域,雅昌网、艺术国际、99艺术网等艺术专业媒体已经为广大艺术界的创作者和爱好者所熟知,也成为艺术家展览宣传、艺术品推介以及批评家发表艺术评论比纸质媒体更加便捷的平台。而且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些网络媒体在某种程度上与娱乐杂志无异,它们巧妙地抓住一切舆论的机会,从资讯平台中海量的文字和图像里摘取具有争议性的艺术事件在首页醒目的位置予以曝光和发表,成为一次次艺术波澜的制造者和推动者,其目的就是要制造围观、占有点击率、市场利益以及影响力。当下的艺术媒体已经成为艺术产业链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代艺术和艺术媒体已经结成一种连体婴儿般的共生关系,而艺术市场则是它们共同的母亲。艺术媒体不仅要对当代艺术这个孪生兄弟负责,保证当代艺术的学术价值是它首当其冲的责任;同时也要对艺术市场这位母亲负责,保证其经济效益的实现以及资本运营的活力。

三、自媒体的发展和大众自媒体时代的艺术体验

自媒体是指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者,以现代化、电子化的手段,向他人传递信息的新媒体的总称。自媒体是全球信息化技术、意识形态、资本利益和开放程度各种因素综合发展的结果。当下,自媒体像幽灵一样无休无止地充斥着我们的感官。除了早已普及的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媒体,博客、微博、微信、论坛、QQ空间等通讯平台成为“自媒体”的最佳载体。手机作为最触手可得的通讯工具已经毫无悬念地被媒介攻占,大众的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被铺天盖地的传播资讯和舆论导向包裹得如此严实。在潜移默化中大众似乎对于自媒体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臣服,甚至发展到了吃饭、睡觉、公交、地铁上欲罢不能的“中毒现象”。自媒体何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从根本上来说源于它的多样化、平民化和普泛化。自媒体时代让每一个普通大众都获得了发言权,而不是单一并且被动地接受来自“主流媒体”的声音。在这里,大众从“旁观者”变成“发言人”,不仅可以对所得资讯做出独立判断,同时也可以在自己相对信赖以及期待的圈子里传播自己的私密感受以及价值观。读者已经成为文本意义的主动制造者,而不是已经建构成功的意义的被动接受者。

自媒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时尚。时尚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与工业化、商品化和大众文化密切相关。自媒体和艺术的联姻最明显的效果体现在宣传和传播上。近些年,手机互联网技术的发达,以及3G/4G网络的更新、加速,智能手机上网更加便捷,成为大众信息交流的重要工具,也成为自媒体发展的重要载体。艺术、娱乐和营销也形成了多元一股、螺旋向上的发展模式。以画家群体利用微信平台为例,画家们不仅紧跟历史潮流在个人的微信空间不时地甚至每天更新自己的最新创作成果,以照片的形式呈现给读者;而且,画家们比任何时候更加懂得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交机会来主动宣传自己的艺术创作的重要性,手机微信加入好友(相对信任的人)的功能给他们提供了极大便利,这也为艺术投资者、经营者及爱好者等提供了充分了解艺术家便利。然而,这种宣传并没有传统广告式的浮夸感,或许这就是源于自媒体带来的娱乐性、趣味性、实用性以及时尚感。这种密切互动使大众语言中“艺术圈”更具亲和力。正如齐美尔所言:“时尚的魅力还在于,它一方面使既定的社会圈子与其他的圈子相互分离;另一方面,它使一个既定的社会圈子更加紧密。”[10]279相对于画家办画展、印画册进行宣传的繁杂工序与高昂成本,微信、微博、博客、网络等自媒体平台极大地促动了各种艺术宣传。

“时尚的本质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时尚总是被特定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所运用,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在接受它的路上。”[11]77自媒体让我们保持了与时俱进的时尚感,带给我们强烈的现在感。时尚既制造差异又弥合差异,时尚的魅力在于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现代生活的理念。对于大众来说,时尚的重要任务就是引导潜在的人群憧憬新的社会身份,把读者所感受到的社会等级差距转化为进入新的文化等级而努力的动力。自媒体成为现场展览、文本展示之外最为便捷的虚拟推广手段。而且,从公众教育的角度讲,艺术利用自媒体平台的宣传使其公共化和亲和力更加凸显,是新时代的“艺术为大众服务”的楷模。

自媒体发展篇5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信息社会中一个十分关键的社会公共部门。媒体对社会的覆盖面越来越广,对大众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媒体以及手机短信、彩铃等,人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传媒营造的环境空间――媒体环境。关于媒体对人们的影响,WJanlesPotter在其《媒体素养》一书中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媒体传播效果对人的影响就像天气对人的影响一样,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并且有着各种各样的存在形式。”诚然,媒体环境已经成为继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后,又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环境因素。

由媒体所营造的媒体环境以其高度的媒体融合性、文化多元性、交往互动性、空间虚拟性、内容教育性和娱乐性,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位社会公民。媒体文本形式的变化,媒体环境的不同,使得社会公民所应具有的“素养”概念也必须在原有的“识文断字”内涵的基础上得以延伸;传统的听、说、读、写能力已远远不能适应信息时代识读媒体的要求。除此之外,“还应有批判性地观看、收听并解读影视、广播、网络、报纸、杂志、广告等媒体所传输的各种信息的能力,当然还包括使用宽泛的信息技术来制作各种媒体信息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认识媒体、选择和接触媒体、解读、甄别、取舍、判断和质疑媒体信息、亲自动手制作、媒介产品,对世界及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和自身作出准确判断,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生存能力和生活技能。

1992年,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将这种能力和素养称之为媒体素养,并将其定义为:人们面对媒体的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媒体素养无疑是一个全新的素养概念,它以我们本身的某些智能,如语言、音乐、视觉空间方面的天赋为基础,其宗旨是帮助人们学会和掌握有效使用媒体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而充分认识自己和别人,使自己成为对媒体信息有主体意志和独立思考的优秀公民。因此,提高公民的媒体素养对扩充我们的认知空间与开发智能,培养终身学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对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尤为重要。

媒体环境对多元智能发展的影响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1983年修正了传统单一智能的定义,提出了一个更为宽泛的智能谱系和新颖适用的智能概念。他在《智力的结构:多元智能理论》一书中认为,人类思维和认识的方式是多元的,个体身上相对独立地存在着与特定的认知领域或知识范畴相联系的八种智能:语言智能、数理――逻辑智能、空间智能、音乐智能、身体运动智能、人际交往智能、内省智能、自然观察者智能。

按照加德纳的观点,这八种智能形式是相互独立和并列的,它们只有智能形式的不同,没有智能高低之分。它们的不同组合及表现构成了每个人不同的智能结构。这八种智能除了受个体先天遗传因素影响外,还受到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媒体环境和教育等多种外部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媒体环境与多元智能发展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密切的联系,它为多元智能的发展提供了多维多面的可能。首先,媒体环境成为多元智能的生长平台。从技术层面来讲,网络媒体环境中的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所创设的技术性、适应性、交互性、沉浸性、虚拟性氛围,使学习者的多元智能得以在解读媒体文本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浸润式地发展。从内容层面来讲,网络媒体环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化,而且提供了庞大的交互式学习资源。这些学习资源一般按照多元智能的特点有效地整合起来,不仅有利于学习者发现和强化自身的优势智能,而且有助于他们的多元智能达到全面的、整体的提升,使其在媒体环境中“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实现“数字化生长”、“网络化生长”。其次,媒体环境成为多元智能的创新平台。在媒体环境中,学习者学会了如何获取信息、如何处理信息。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获取信息――研究、分析、判断信息――应用、创新信息――信息”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多元智能的开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的创新精神和能力得到了培养,综合智能得到了全面的提高。再次,媒体环境成为多元智能的评介平台。对学习者多元智能发展的评价,不仅要重视终结性评价,而且更要注重学习发展过程的评价。在这个评价的过程中,媒体环境成了评价的“智能伙伴”,通过它,学习者可以实现“在反思中学习,在反思中探索,在反思中发展”。媒体环境成了帮助学习者阐释和表述所学知识,反思所学内容与学习过程,进行内省和意义生成,开展更深层次思考的平台。

提高媒体素养,在媒体环境中促进多元智能发展

有了媒体素养的保驾护航,我们可以在媒体环境中发展以下八种多元智能。它们既可以单独发展,也可以同时发展。

重视读写:发展语言智能。信息社会中,阅读和写作的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阅读从文本阅读走向超文本阅读,从单纯阅读文字发展到多媒体电子读物,再到同电子资料库对话中的高效率检索式阅读;写作手段也从手写走向键盘输入、鼠标输入、扫描输入、语音输入,写作方式从单纯文本转向图文并茂、声形并茂的多媒体写作,并实现了在与电子资料库对话中阅读与写作的一体化。在网络媒体环境下,学习者可以展开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激动人心的语言学习活动,如研究词的起源、探究某个词汇的含义和用法、学习外语口语表达等。可谓“扶千古于一瞬,搜万物于鼠标”,听说读写,跳转自如。

批判解读:发展数理――逻辑智能。在信息社会中,“算”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革:文字的数字化使计算机从语言上升为文化;传统文化――教育的三大支柱(读、写、算)融为一体。图像、声音、影视的数字化使人类进入了“虚拟现实”中的计算机仿真世界,并使数字化成为人类把握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一种重要文化方式、生存方式、教育模式。网络媒体环境无疑加快了这种“算”的方式变革,从而也无疑会对人的逻辑――数理智能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因为逻辑――数理智能的特点也正好是抽象思维、讲求精确、喜欢计算、喜欢运用计算机网络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媒体素养本身就是批判性思维与媒体文本解读的结合。它特别关注媒体文本与作者的关系、媒体文本与读者的关系、媒体文本与现实的关系、媒体语言的作用和地位。并强调解读文本与个体经验之间的关系。

养眼养心:发展空间智能。我们正在步人一个“读图时代”:报纸杂志、广告宣传、服装设计、生活用品、影视屏幕等五颜六色、美不胜收,无不以图像之美为追求。我们可以在“读电视”、“读网络”、“读屏幕”、

“读画面”等读图生活中接受信息、感知和认识事物,逐步发展空间智能。同时,我们在生产制作和自己的媒体信息的过程中,会逐步掌握利用计算机视窗操作系统、一些专业图形图像处理、动画制作、视频编辑软件以及一些多媒体创作工具来制作图形图像、动画、视频等媒体元素,设计网页、网站,从而在媒体作品各视觉元素的空间布局的设计、表达和制作过程中发展空间智能。

洗耳恭听:发展音乐智能。音乐智能的发展对人类整个智能的开发与发展具有重要的迁移作用。大多数广播节目中都有音乐频道、点歌频道等,电视台也纷纷开办音乐频道、MTV频道等,学习者可以随时收听、收看。网络媒体环境中的音乐下载、音乐欣赏、音乐传播、音乐训练、音乐创作等,也为我们发展学习者的音乐智能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动静结合:发展身体运动智能。一般意义上说,正常的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上网等媒体识读活动,是在安静状态下进行的,涉及不了太多的身体运动,似乎谈不上对身体运动智能具有促进作用。但一个有着良好媒体素养的人,会很好地控制自己的媒体识读行为,不会让自己过分沉溺于媒体的世界,更不会长久地迷失于媒体信息的大海中。他会做到动静结合,会有规律地从媒体世界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不时地进行放松、锻炼。其实.媒体世界中也有许多用来发展身体运动智能的有利条件。例如.在网络媒体环境中,对计算机键盘、鼠标的操作,可以锻练手指的灵活性;利用网络媒体的仿真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模拟各种交通工具,如汽车、轮船、飞机的驾驶操作.可以训练我们的手、眼、脑在运动方面的协调性,让我们真实体验、参加虚拟世界中的运动。

虚拟空间:发展人际交往智能。人际交往智能在信息社会中尤为重要,对于一个人的健康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这方面,大众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正以空前的速度和力度改变着人类的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它克服了人的生理限制和时空限制,使自由自觉的交往成为一种可能,实现了人类交往的虚拟化、数字化和全球化,使“地球村”由一种预言转变成人人可感知的事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交互、宽泛、及时、方便、多元、人性化的交往平台。具有良好媒体素养的人,会充分、自觉、理性地利用媒体营造的环境,拓展交往的空间,从而促进人际交往智能的发展。

自律他律:发展内省智能。人的内省智能与人际交往智能具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利用媒体提供的交流平台,在广泛地与人交往时能够恰当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言行,并适时对自我进行反思。在这方面,媒体提供的多向度人际交往为内省智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例如,在网络博客这个私人空间里,我们可以自己的日记、作品,展示自己的学习心得、思想历程、情感世界等,并可以接受其他浏览者的评论,与“粉丝”进行同步或异步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它为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想法,形成正确的自我认识模式提供了一个经验的反思与总结的“舞台”,从而促进博客主人内省智能的发展和提高。另外,通过媒体素养教育,加强媒体自身的管理和自律,能净化媒体环境;让学习者了解有关媒体伦理的有关知识,促进学习者负责任地使用媒体,也是发展内省智能的有效手段。

“第三自然”:发展自然观察智能。培养和发展自然观察智能,最有效的方法是广泛、直接接触大自然。由于种种限制,对于许多自然现象、自然风光、微小生物、危险生物等,我们无法亲自观察,但通过媒体环境中图文并茂的丰富信息资源,我们可以延伸对自然世界的观察和分辨能力。有人把今天人类的生活空间形态划分为三类:纯粹的自然界,“第一启然”;人性化的自然(现实社会),“第二自然”;而网络所提供的“虚拟社会”,“第三自然”。”在“第三自然”界,“声色”在与“文本”的较量中逐渐占了上风;网络媒体上存在大量的、栩栩如生的各种动植物的图片、视频,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媒体无疑是我们人体视觉器官――眼睛的最佳延伸,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逼真”的观察和感知自然现象的环境,对于开发和提高学习者的自然观察智能将更加有效。

结语

自媒体发展篇6

关键词:新媒体;电视媒体;发展创新;现状;道路

一、电视媒体的发展现状

新媒体的发展从多方面对传统电视媒体造成一定的影响,不断蚕食着传统媒体的发展空间,造成电视媒体的收视率下降,同时受众群体中年轻人所占比率越来越少。

(一)受众老龄化。互联网发展的便捷性降低了使用者在空间及时间等方面的限制,这极大的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媒体需求。根据调查发现,年轻人大多数开始由电视媒体转向手机电视或网络视频等新媒体,越来越多的使用新媒体平台进行交流或娱乐休闲等。中年人每天使用电视媒体的时间也在逐渐减少,使用电视媒体较为稳定的观众群体更多的是老年人。

(二)收视率下滑。收视率作为电视媒体发展的关键因素,直接影响着电视媒体是否能够获得充足的广告收入以维持后期的运营。而网络视频技术的进步、手机电视平台的发展和数字化电视的传播等都对电视媒体当前收视率造成严重影响。根据查阅相关资料可知,近十几年内,观众收看电视的人均时间在逐步下降,观众使用者的数量也在不断的降低,从这种变化趋势可以看出,现阶段电视媒体的发展已经不符合当代人的信息需求,同时,新媒体凭借强大的资源共享和搜索优势,正在逐渐占据原有电视媒体的受众空间。

二、新媒体环境下电视媒体的创新发展道路

电视媒体想要在新媒体环境下稳定发展,就必须对自身进行创新改革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确保电视媒体发展的时代性。为了更好的对电视媒体进行创新改革,电视媒体应该从加强运营平台的联动、加强复合技术的发展、加强对新媒体的利用、加强构建战略管理团队等多个方面开展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促进电视媒体的发展。

(一)加强运营平台的联动。多维媒体平台的联樱即意味着未来的电视媒体并不独占信息媒体资源,而是链接了报纸、杂志等具有优势的传统媒介和具有传播渠道优势的新媒体,成为多平动的枢纽,在提供推广链接新媒体资源的同时,也从新媒体的推广中吸收和转化受众,扩大影响力。例如,中央电视台的网络资源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为了提高央视新闻的时效性及精确性,央视将手机客户端、网络电视媒体端、移动终端等多个平台进行相互联动,不仅提高了受众的使用率,而且也提高了自身的影响力,进而促进自身的良好发展。这种联动模式使电视媒体聚集了大量的网络客户,在互联网平台中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

(二)加强复合技术的发展。电视媒体的发展就如同网络电视的出现一样,在内容上融合了新媒体的技术和电视媒体的编排,产生新的内容组织方式;在技术方面,电视媒体应该积极引进网络新闻媒体,打破传统的电视技术限制,对电视技术进行更好的拓展使用,不仅对电视媒体的内容及形式进行了一定的更新,而且也可以提高与受众之间的实时互动。例如,乐视TV将在近年考虑组织新型电视媒体形式来构建自身的媒体内容建设模式;东方卫视和凤凰网的时事新闻栏目近期正在引入即时信息墙的内容形式,这是电视媒体节目引入即时信息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弹幕形式所产生的革新内容。这表明了电视媒体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必将大力引进数字技术,并且趋向于电视媒体智能化的发展。

(三)加强对新媒体的利用。新媒体和电视媒体的合作发展将是二者未来共同前进的重要途径。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电视媒体信息的实时传播和分享,扩大电视媒体的影响力。同时,电视媒体作为信息内容的主要生产者,应该充分利用自身节目资源的优势,将更多的优质节目资源输送到新媒体发展中。电视媒体通过加强对新媒体的利用,不仅能够稳定自身作为信息来源的地位,而且能够在新媒体环境下更好的发展。

(四)加强构建战略管理团队。电视媒体管理团队的管理水平对电视媒体行业的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国无论是中央电视台还是各地方电视台,都在积极对电视媒体管理组织形式进行调整和优化,以求促进管理团队对电视媒体发展的积极作用。为了更好的促进电视媒体的创新发展,电视媒体的管理团队必须具有长久发展的战略眼光及意识。电视媒体管理团队主要由决策、执行、监督等多个机构构成,各个机构必修对自身的责任及义务进行明确,同时,加强相互间的交流沟通,减少管理团队的层次级别,实现扁平化的管理。这样,管理团队既能够节省人员编制的数量和消耗的资源量,也能够实现对电视媒体的有效管理。

三、结语

本文通过对电视媒体的发展现状、新媒体环境下电视媒体的创新发展道路的研究分析,明确了电视媒体创新发展的重要性。电视媒体作为媒体信息的主要来源,它的稳定发展直接影响着整个媒体行业的发展,所以,为了提高整个媒体行业的市场竞争力,就必须加强对电视媒体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潘文忠.新媒体背景下电视媒体的创新发展探索[J].新媒体研究,2017,02:82-83+138.

[2]胡晓平.我国电视媒体创新创优发展路径探讨[J].新媒体研究,2017,03:7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