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经济基本理论篇1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教研相长

由于我国正处于建设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所以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重要性已经超过政治经济学,更有甚者直接称西方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地位。

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不断被弱化,西方经济学地位得到很大提升,逐渐成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许多高校在经济学教学的课程分配上过度偏重西方经济学。学生在学习经济学时,发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内容、方法和目的上存在很大的冲突。大部分学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更具实用性,政治经济学理论比较抽象、空洞。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时,存在着不够重视的问题。

事实上,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在我国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于政治经济学受到了来自西方经济学等课程的严重挑战,如何创新地讲授该门课程以应对这一困境是目前该课程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讲好导论是教学成功的起点

导论部分是学生接触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开始。学生在高中阶段虽已了解到一些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他们的许多认识是粗浅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因此,纠正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厘清政治经济学的准确内涵,就成为导论教学中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其次,多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对经济学还没有一个基本的正确认识,因此,经济学的概念、研究内容以及经济学专业的作用等也应成为导论部分必须讲解的内容。我们的教学经验是,导论部分的讲授一般要花费4-6个学时,在讲授过程中,教师通过巧妙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解除学生对经济学专业的疑惑,纠正其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误解,提高学生学习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兴趣。最后,介绍一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最新动态,以及本课程的学习方法和考核方式。

导论部分讲授的内容一般包括:1、通过提问和讨论方式,了解学生学习经济学专业的动因,以及他们是如何认识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2、从经济学发展史出发,介绍什么是经济学,什么是政治经济学;3、介绍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厘清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政治理论课、邓小平理论课等相关课程之间的关系;4、介绍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特色和最新动态;5、介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6、讲授经济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从实践经验来看,导论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导论部分的学习,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大增,这便为我们下一步的教学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引入案例教学是教学成功的关键

案例教学法,即运用案例来培养和训练学生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它通过向学生提供具体案例,组织学生围绕一个或几个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各自的见解,以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法早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管理类、法学类及其他许多应用学科的教学中,并且收效明显。

政治经济学课程具有理论性强的特点,抽象的理论推导,容易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采用案例教学法,可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案例教学中,教师经过精心准备,把抽象的理论转换成具体生动的事例即案例交给学生,并组织学生开展讨论。由于每一个案例的内容都是不同的,对青年学生有特殊的吸引力,可以激发他们主动思考,积极探讨。

引入案例教学,把学生关心的现实问题拿到课堂上来,并让学生亲自参加讨论和分析,这不仅符合青年学生的思维特点,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同时也为政治经济学课理论联系实际找到了结合点,使学生学会自觉的运用所学理论去认识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和讨论,使学生感受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从而增强了深入理解和接触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自觉性,使教学效果得到明显提高。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公认的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和提高学生全面素质的有效方法。由于这种教学法是通过一个真实的或模拟的具体情景,让学生置身于该情景之中,凭借案例材料所提供的信息和自身的认知能力,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相关理论,以当事人的身份去分析研究,寻找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学生之间的充分讨论去优选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在这种方式的学习中,即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老师按部就班的讲解,学生没有了任何依靠,只能靠自己动脑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并独立地做出判断和决策。可见案例分析为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

例如,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揭示了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以及后来列宁提出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过去在学习这部分内容时,大部分学生只能机械的记公式、背概念,根本不理解其内在的必然性。我们将前苏联和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制定并执行了几十年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以及执行这一方针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加工整理成一个教学案例。把大量有关我国和前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统计数字交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做出分析和判断。通过充分的讨论,可以看出,学生不仅掌握了什么是“按比例发展”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存在的必然性,而且认识到了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些规律的重要性,许多学生还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利弊,指出应该充分利用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合力来实现这些规律的要求并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这种教学效果,是采用传统教学法很难达到的。实践证明,将案例教学法引进政治经济学课教学不仅是必要、可行的,而且是有效的。所以,我们认为,引入案例教学是教学成功的关键。

三、坚持教研相长是教学成功的法宝

在历史上,经济学的发展体现为其研究内容中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分分合合,经济学的名称曾经是政治经济学,近十余年来西方经济学界又兴起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潮。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再到现代经济学中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实际上是人们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认识过程不断深入的体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价值不容置疑。高校教师积极投身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不仅可以提升其学术水平,而且可以增强其政治经济学素养。而教师要想教好政治经济学,必须拥有良好的政治经济学素养。故坚持教学与科研相长是教学成功的法宝。

我们知道,《资本论》所阐述的共产社会是对未来的预期,需要高度的抽象能力和思考能力,而且在论述过程中,引用大量的实例进行分析,所阐述的是事物的本质。教师是《资本论》教学实践的主体,能否教好《资本论》,取决于教师的知识储备、教学经验以及教学方法。《资本论》是宏观且抽象的,缺乏直观性。试想,如果教师自己都不熟悉《资本论》的历史、背景,没有深刻领会《资本论》的思想,如何能教好学生?所以,教师在讲授中不仅要注重知识的广度,同时也要注重知识的深度与准确性。即,教师在想尽千万百计改进执教方法的同时,还要深入开展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科学研究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之路上长盛不衰。

简言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要求教师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要以一定的理论研究做积淀。同时每位教师更要深刻地认识到,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与树立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研为教学服务的理念是密不可分的。

四、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信息社会的到来,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愈来愈难,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要使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感兴趣,我们的教学人员既要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又要深入研究实践中发生的新变化,(下转封三)(上接第292页)发现的新问题;既要有一流的理论水平,又要对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实践十分熟悉。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培养高水平的师资力量;另一方面给政治经济学教师更多的学习时间与考察时间,每年要安排一定的时间深入基层考察学习,使他们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与宽阔的专业知识,又对实际情况比较熟悉。

其次,政治经济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讲清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分析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原意,给学生们一个清晰的马克思的思想观点;二是讲清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实践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发生变化的原因,特别是分析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产生差距的原因;三是讲清楚在实践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如何坚持与发展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问题,给政治经济学更强的生命力。

最后,政治经济学教师在课堂讲授中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与现实性的关系,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在教学中要坚持理论性,具体要讲好三个理论: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包括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与基本规律;二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与资本主义经济实践发展对政治经济学的新贡献,即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新理论;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动态。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指导实践。因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既要用一定的篇幅讲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与热点问题,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方向性的对策建议,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又要用一定篇幅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做出符合实际的合理解释,并预期它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王阵军.案例教学法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应用[J].教学研究,2006(1).

[2]杨敏,谢元态.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学生感受差异性研究[J].高等财经教育研究,2011(2).

[3]杨文进.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六大区别[J].学术月刊,2007(12).

作者简介:

政治和经济基本理论篇2

近几年来,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在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已经有所成就,并逐渐成为一门新兴学科。为了深化农村政治研究的基本理论,改进农村政治的现有研究方法,学者们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农村政治研究中科学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因此,评介西方农村政治研究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无疑是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一项重要学术任务。

西方农村政治研究分为几大学派,包括政治发展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派、国内政治经济学派、农民研究学派等。本文主要评介国际政治经济学派和国内政治经济学派。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派:农民革命的根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派是在分析农民革命如何发生的过程中形成的。它运用结构分析法,认为农民革命产生于世界经济结构,这种世界经济结构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心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边缘则是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其基本观点包括:中心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增长是对边缘国家、特别是落后经济国家剥夺的结果;这些落后经济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原材料和农产品;通过贸易倾斜机制,物化劳动力机制或者跨国公司的机构,资源从边缘流向中心;边缘的落后就成了中心发展的必然结果;欠发达地区——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供应者——处于被剥夺的国际地位;欠发达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地位使它们产生了革命潜力。[1]

这种分析源于二十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即关于东欧革命可能性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工人阶级政治行为的争论。其中对一战中工人阶级政治行为的争论主要是想了解工人阶级与国内资产阶级有共同利益时的行为倾向。两种争论都想弄清帝国主义发展的动力,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成熟发展的主要利益冲突存在于国际而非国内,资本主义积累导致了“成熟”经济的相对繁荣,而使落后地区更加落后。[2]这实际上就是后来被称为殖民主义的理论。二十世纪后半期,这些早期争论因保罗·巴兰和保罗·斯维兹甚至后来的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和安德勒·冈德·弗兰克的研究而重放光芒。通过各种形式,他们成为发展研究的现代化学派的替代者,并对现代化学派形成挑战。

国际政治经济学派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能够说明为什么政治暴力会发生在欠发达地区。它还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者理解为什么革命会发生在前工业社会中。

但这种理论也有一些重要的不足之处。主要的弱点是把一个欠发达国家的所有主要部分都装进宽泛而不加区别的范畴中:代表剥削性世界经济的部分和被剥削因而欠发达的部分。这种宽泛的两分法与现代化理论家的“传统—现代”两分法相比,没有更多现实意义。只不过是前者认为现代化是传统向现代的进化,是和平过渡;而后者认为是现代化过程不可能在国际范围内出现,因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处于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状态,对立的结果就是革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种两分法没有强调欠发达社会内部的利益冲突;因此也不能洞悉欠发达的国内原因。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理论的产生在于策略的争论;在于努力促使发展中国家内部产生阶级联盟,建立推翻帝国主义霸权的基础。因此,资本主义欠发达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民族主义动员的策略要求,这建立在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利益一致的民粹主义理论假设之上。[3]

国际政治经济学派理论的另一个重要不足是,不能把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部门区别开来,不能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因而就不能找到从农业文明过渡出来的动力。这种不足限制着理论家们,使他们不能彻底认识农村发生抗议的原因。特别是不能认识到国内制造业和工业——这些部门的崛起是发展过程的标志——正努力从农村汲取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农村本身的部门利益内部冲突就爆发了。发展中国家内部利益一致的民粹主义理论忽视了这些内部动力的重要意义。因此这种理论不能解释农民的许多不满,而正是这种不满促使农民在发展过程中做出政治反应,使农民具有政治性。

二、国内政治经济学派:农村发展的类型

国内政治经济学派理论沿袭了现代化学派的发展定义,即发展是农村和农业社会向城市和工业社会转型的一种运动。但与现代化学派相比,它找到了发展中国家内部政治冲突的根源。认为许多斗争都是产生于发展过程本身,特别是产生于资源从农村输送到城市的再分配过程。

国内政治经济学派批判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派。认为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不在于国际经济;而在于农业经济有自身转型的潜力。农村政治要研究的不是国内和国际经济之间的市场关系,而是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农村内部的阶级关系。

国内政治经济理论有两个学派。一是结构转型理论,以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为基础;一是原始积累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这两种理论不仅早于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国际传统,而且早于政治发展理论本身。当六十年代末的知识爆炸和政治爆炸把发展研究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帝国主义理论时,这两个学派就对发展过程中的农业地位给予了分析,并力求从国内经济发展中找到政治发展的动力。

两个学派都赞成发展的基本概念,即发展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并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概念上产生了一致认识。他们认为,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农业生产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例的缩小。

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传统中,西方著名学者西蒙·库兹耐、沃特·罗斯托、W·亚瑟·刘易斯和豪利斯·切奈利认为国内生产总值来源的结构转型规律是最有意义的。这种规律标志着国民经济和人均国民收入随时间推移而产生增长。[4]这些学者通过研究农业向日益发展的非农业经济部门释放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的方式,研究发展的国内动力。

结构转型理论的农村政治学有三个研究主题。首先是关于城乡贸易竞争的研究。这种竞争决定了农业资源在促进非农业增长时所得到的回报。因此,农村政治研究注重不同的城乡竞争,比如苏联的“剪刀差”、美国的麦金利关税和“平价制度(Parity)”,以及英国的谷物法等。[5]其次是关于农村萎缩的政治研究。以前曾是经济核心的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却被替代和边际化了,农村政治就是研究农业如何被替代和边际化的。农村萎缩有几种类型,一种是发展过程就是对保守且固执的农村部门的征服过程,如苏联的集体化道路。一种是发展过程就是对逐渐萎缩的农村部门中的精英的吸收或补偿过程,如在日本,土地权利换来的是安全和财政上的保证;在普鲁士,黑麦关税换成了钢铁关税。一种是把封建政治经济中的精英地位直接换成工业化国家官僚制中的精英地位——这是一种趋势,也是国家导向型的工业化军国主义模式崛起的结果。[6]再次是有关农村内部自身冲突的研究,其中效率较高的农场主代替了效率较低的农民,而后者则离开了日益萎缩的农村部门,加入城市移民或工业无产阶级行列。

国内政治经济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原始积累理论却不同于结构转型理论。结构转型理论强调,发展会带来更多的经济机遇和双赢效果。而马克思的理论则认为,发展过程中有赢家和输家,从本质上来说,发展是建立在强力剥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英国工业化分析中简明扼要概述的原始积累理论,把农业看作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源泉。规模巨大、发展迅速的农场使大批的农业人口失去了生产资料。资本家是通过工资劳动才保证了剩余价值的获取,并获得积累力量,从而产生经济增长。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了重大复兴。这种复兴建立起几个农村政治的研究主题。一是贫困化理论:经济发展建立在对农民的暴力驱逐以及他们自愿进入正在萌芽的工业中心的基础上。这一主题贯穿于英国工业化历史的始终。六十年代E.P·汤普森的著名研究重提这一主题。虽然这一理论受到R.M·哈特维尔、J.D·钱伯斯和剑桥地理历史学派强大且有说服力的挑战,但它仍然保持着发展研究的正统地位。二是强行剥夺理论:工业化并不是要求农业资源必须流向工业部门而获得较高的生产效率(也得到较高回报),而直接是对农业的强行剥夺。强迫而非交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这种观点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许多实践家赞成把“挤兑”农业作为迅速增长的保证。发展资源应该并能够从农村地区通过强力获得的假设,虽然受到英国工业史经验分析的强大挑战,但它依然是发展研究领域的基本假设。三是农村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起源在于为控制土地而进行的斗争。在库拉克(Kulak)“村社食堂”(mir-eating)或其假设的反面、坦桑尼亚的富裕农民、英国资本主义农业和美国合作农业的胜利、或者第三世界经济作物种植和出口基地的出现中都可以看到,是农业商业化(农工综合体)使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农村阶层迅速崛起,同时伴随着对农业生产群众的剥夺。[7]

讨论经济发展中农业地位的结构转型理论和原始积累理论,均是“宏观”研究,因为它们分析的都是整体经济的转型。对这两种理论来说,发展的源泉在于农村。其中对结构转型学派而言,正是农业供应功能的进步性前移启动了“MillsMarshalltreadmill(蛋形积累)”运动,并导致农业资源向工业部门的不断流动。对于原始积累学派而言,发展的源泉在于资本主义农业和具有商业头脑的农业资本家努力扩大并适应市场。但针对现代化学派,两种政治经济理论都持相反观点,即认为发展的源泉不在于现代部门对落后农业部门的成功干预,而是农业部门提供了发展的动力。

可以看出,国内政治经济学派对农村发展模式进行了分类研究。这种类型研究为农村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

总之,无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派还是国内政治经济学派,都是西方学者对农村政治研究进行的有益探讨。它们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研究结论彼此相异,研究方式各有利弊。而正是研究的多角度、多层次、丰富性为农村政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政治和经济基本理论篇3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双重目的学科

在我国,从总体上看,政治经济学这一门学科的研究实际上具有两大目的: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揭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发展趋势,可称之为第一目的;二是作为一门经济学科,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可称之为第二目的。高等院校经济类专业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双重身份——既是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即公共政治理论课)又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就是这种兼顾双重目的指导思想的集中体现。然而,正是这种双重目的使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教学陷于了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

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p8)“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p11)这就是说,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及其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我们政治经济学的第一目的与他的这一目的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是否还有其它目的呢?毫无疑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包含有关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内容。不过,这些内容本身并不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而是为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一目的服务的。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学科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1](p119)当然,马克思当年研究政治经济学只有一个目的,不等于我们今天研究政治经济学也只能有一个目的。研究那些“经济学科的全部复杂内容”,对于我们当前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当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围绕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一最终目的建立起来的,如果将这一体系所涉及到的某些内容按照其它目的的要求展开或独立化,必然使这一体系所特有的系统性和逻辑性遭到破坏。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马克思的体系保持一致,即按照第一目的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第二目的就难以达到;反之,如果按照第二目的要求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第一目的又不可能达到。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双重目的顾此失彼的根本原因所在。

双重目的必然导致顾此失彼的结果,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中,一方面,作为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为了达到第一目的,我们必须保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包括其逻辑延伸部分,下同)所特有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从而使第二目的难以达到;另一方面,作为一门经济理论课,为了达到第二目的,我们又不得不破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所特有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从而使第一目的也难以达到。于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就不可避免地陷于了双重目的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例如,在讲授剩余价值分割的章节时,如果突出或增加有关商业、信贷、证券或房地产方面的专业知识的内容,虽然可以使学生了解到一些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知识,但却冲淡了“剩余价值如何分割”这一主题。如果资本主义部分的每一章节都按这种方式讲授,则不仅破坏了该课程原体系所特有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也不可能使学生系统地掌握有关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知识。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说,他研究政治经济学并不是直接为某一个具体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因此,作为其逻辑延伸部分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就应当是说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客观必然性,而不应当是说明或解释某一个具体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方针和政策。但是,自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诞生以来,各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要内容基本上都是说明或解释本国某一具体时期经济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且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路线、方针或政策的改变而不断修正其基本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从而与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内容的超国家或超民族性及其相对稳定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改革开放后,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这一反差不仅没有消除甚至还更为突出了。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中除了说明或解释现阶段经济建设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内容外,有关市场经济运行及经济管理一般知识的内容也在不断增加。所以,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与作为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之一的资本主义部分的研究目的实际上是不一致的,或者说,我们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其两大部分在理论体系上是脱节的。

如果将上述双重目的分解到两大部分中去,即资本主义部分仅围绕第一目的展开,社会主义部分则围绕第二目的展开,是否可以避免双重目的顾此失彼呢?从局部看,这种处理双重目的的办法似乎可以使两大部分都摆脱双重目的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但从整体上看,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因此而得到解决。首先,如果所谓社会主义部分以阐述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或共性为主要内容,从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或学科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对于同一范畴或问题(如成本、利润、利息、地租、股份公司等)的论述,就是说明其特殊性(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性)在先而说明其一般性在后,使学生或读者难以理解和把握,而且容易产生前后重复甚至相互矛盾的问题。其次,如果两大部分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完全不同,将其合并为同一门课程或将其划归为同一门学科本身也是不科学的。

我们的政治经济学为什么会陷于双重目的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呢?关键就在于我们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还认识不足。在马、恩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一词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2](p4-5)他们所设想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所以,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延伸部分的应当是政治经济学的共产主义部分,而不是什么社会主义部分。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指的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或低级阶段,而我们目前正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则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3](p225)这就是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所谓社会主义部分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逻辑上不可能保持一致的根本原因所在。陈德华先生早在10多年前就明确表示:“在今天,我们无意于建立一个完整的严谨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科学体系,更没有企望建立一个适用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这些要求是过分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理应就是这样一门科学。只是在今天,无论是在客观上还是在我们自己主观上都还不具备完成这一任务的条件。”[4](p6)然而,陈先生的这一正确的或实事求是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

所以,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要从根本上摆脱双重目的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就应当首先明确一点:不能将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相提并论,即不能将这二者并列作为同一门学科或课程的两大部分。本来,从逻辑上讲,将某一社会形态的一个发展阶段(如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第一或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另一社会形态(如资本主义)并列,这本身就是不对称的或不符合逻辑的,也就是说,将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部分本来就是不科学的或不合理的。如果将某一社会形态的一个发展阶段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另一社会形态并列,在逻辑上就更不对称了。因此,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还作为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即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仍以揭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发展趋势为唯一目的,而且不要再将其分为所谓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部分。当然,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容上不能仅局限于马克思《资本论》(或加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而应当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用于分析、研究和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但是,这种分析、研究或说明必须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一目的而展开,即联系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实际分析、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发展趋势。由于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仍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而社会主义在不发达国家所取得的胜利又还不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的正确性。因此,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认识和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变化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检验。[5]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及其我们的可借鉴之处,当代社会主义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运行的特点、经济建设和改革的理论依据,以及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或基本理论等问题当然需要研究,而且从广义上讲这些问题也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但对这些问题本身的研究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的任务,而是其他经济学科的任务。

简而言之,将目前政治经济学所兼顾的双重目的分解到两门或多门学科或课程中去,是摆脱顾此失彼两难困境的根本途径。在将第一目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一目的的前提下,目前政治经济学所兼顾第二目的(其本身实际上又可分解为多重目的)应当由相应的学科或课程所承担。具体说,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及国家宏观调控的具体手段和方式的任务,应由西方经济学(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承担;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基本方针、政策的研究,是邓小平理论及相关学科或课程的任务;有关我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基本经济理论和主要经济问题的研究,则可由当代中国经济这样一门学科或课程承担。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赵明义等主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纲要[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政治和经济基本理论篇4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特征

一、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它本质上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起源、动力、扩散及灭亡的研究。马克思毕生致力于研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关系,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不可克服的矛盾性,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社会主义社会取代的客观历史规律,因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家政治和阶级政治而非国际政治。特别是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西欧国家还处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具有相对封闭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未能从国际层次上,特别是从国际关系角度讨论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缺少马克思在国际领域的著作中去加以说明马克思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具体贡献。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至关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后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思想。一百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一直是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所遵循的基本方法论。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比如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得到了科学而充分的运用,另一方面,列宁在理论上直接继承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这表明马克思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

首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特别强调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对经济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做出的科学理论表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一方面,个体通过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交往活动而创造了社会,另一方面,社会作为个体相互作用的创造物又制约和规定着个体的活动。既定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并通过经济基础对生产力及其载体的巨大反作用,突出表现为社会存在对人的肉体、意识的决定和再生产。

其次,马克恩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阶级理论,是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服务的。

是否认为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具有阶级性,这是区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标志之一。

对权力与财富的争夺反映了两大国际性阶级之间的对抗,因为国家最终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仆人。这与现实主义的观点相左,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相对来说是自治的实体,它追求国家利益,不能把它归结为任何阶级的特殊利益。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涉及三个基本层次:

一是用阶级分析来解决理论问题和指导革命实践。阶级分析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和理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明确地划分了一对对立的阶级,即生产者阶级和剥削他们的非生产者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且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

二是肯定阶级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即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总是寓于阶级关系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确认国际政治包括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两条线。马克思认为,虽然国际政治具有民族性,但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矛盾不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是阶级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国际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斗争。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国际社会“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充当了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它们作为国际性阶级,主要是说它们的经济状况是国际的,它们相互敌视也是国际的。马克恩和恩格斯亲自组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对抗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充分显示了两大国际性阶级在国际社会中的主要行为体作用。

政治和经济基本理论篇5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个人决策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布坎南、塔洛克等学者发展起一门政治学与经济学交叉的学科,开始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问题以及政治过程,并强调政治和经济的内在关联性,从而导致了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到传统政治学的各个方面,其中公共选择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理论思潮。[1]以布坎南和塔洛克为领袖人物的公共选择理论成为“政治的经济学”理论,“关键的因素是方法论的移植和创新”,[2]布坎南说:“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3]因此,作者认为对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或者说创新价值在于方法论的创新,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公告所称:“布坎南的贡献在于他将人们从相互交换中各自获益的概念应用于政治决策领域。”不仅如此,我们从丹尼斯·缪勒对公共选择的解释中也可以看出其方法论的重要性。[4]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

公共选择的方法论主要有三个:(一)经济学的交换模式。布坎南把经济学的交换模式看作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一方法论因素。他认为经济学是“交换的科学”,公共选择学者将这种观点用于对政治过程的观察,将政治学也看作是一门交换的科学。公共选择理论与交换范式共同塑造政治过程,将政治制度视为政治市场,将过程视为交换过程。按照这种个体主义的政治观,在政治领域中,重要的命题并不是国家、团体和党派,而是这些团体之间与组成这些团体的个体之间,出于自利的动机曾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有效率的政策结果并不产生于某个政治领袖或神秘人物的头脑,而是产生于团体之间或组成团体的个体之间的相互讨价还价、妥协与调整的政治过程。(二)“经济人”假设。即理性人假设,“经济人”的假设是古典经济学家的伟大贡献,而公共选择理论者将这以假设应用于政治领域过程的分析:个人在政治活动或集体选择过程中,同样追求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可以是地位、权力、荣誉等。(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人类的行为包括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都应从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公共选择理论将这种方法用于分析政治领域及政治过程,将个人看作是评价、选择和行动的最基本的单位,把社会存在看作是各种个人而非团体或阶级之间的相互作用,主张用个人的动机和目的来解释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现象。它要探讨个人的偏好、决策、选择与行动在一个特定的组织或制度的结构中是如何产生某种复杂的总体后果,即探讨个人选择如何加总为集体的选择而产生某种总体后果,这一过程在私人活动中表现为市场过程,而在集体活动中表现为政治过程。因此,依据公共选择的这一方法论,集体行为被看成是个人在选择通过集体而不是经由个人来实现目的时的个人活动,而政府被视为是一系列过程或一种允许上述活动所产生的机构。

二、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的创新与启示

(一)思维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范畴的“经济人”假设移植到政治领域的研究之中,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创新。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在人的行为动机上的假设是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利己主义基础上,而西方的政治学则是假定个人是追求公共利益和利他主义的。这是公共选择学者对于这种传统政治学假定的否定是一种创新。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作为人,其行为特征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论你是普通的人还是政治家。因此,“经济人”可以用于分析政治主体的行为。方福前教授在《“经济人”范式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得失》一文中指出:用“经济人”范式来统一分析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有助于构建逻辑一贯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有助于理解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以及政策。但是,现实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现实世界中的人是五颜六色的人,用一个不变的动机来概括一切人的行为动机未免会以偏概全。……事实上,支配个人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动机都是多元的。在用“经济人”范式来分析个人从事政治活动的动机时,我们需要补充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关于个人的行为动机分析。[5]

(二)公共选择理论采用了演绎方法和数学模型推理方法,从而使研究结论具有了数理基础和依据,这样数理推导的政治理论更能够更让人信服。公共选择理论中寻租理论、官僚体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投票规则分析等理论都使用了大量的定量数学模型来推导结论,如:奥尔森在研究集团大小与集团中的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他采用了定量的数理推导,得出了结论:“如果在购买集体物品的任一水平上,集团收益超过总成本的量要大于它超过任一个体收益的量,那么就可以假设会提供集体物品,因为个体的收益超过了为集团提供集体物品的成本。”[6]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之一正是它指出了任何政治决策的制定都应是一种经济行为——它有成本和收益,一项好的政策至少是收益大于成本的政策。布坎南和塔洛克在《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就对投票规则和选择规则特别是全体一致的规则作了成本和收益的分析。

(三)公共选择理论将政府决策或公共决策的分析建立在个人决策的基础上。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它们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的看法以及对政府和政治的见解上。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看来,个人只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组成单位,而政府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制度复合体,个人通过制度复合体做出集体决策,来实现他们相互期望的集体目标,同时也通过制度复合体开展与私人活动相对立的集体活动。公共选择理论把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把社会存在看作是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应当根据个人来解释社会和政治,而不是根据社会来解释个人。布坎南曾经把他的公共选择理论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不少学者也支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卢瑟福认为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权益,社会制度及其变迁只是个人行动的结果。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也遭到了很多批评,批评者认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片面强调个体的作用,将集体看作是一个个体的累加,试图从个体行为推导出集体行为,这实际是一种机械论。

参考文献

[1]除了公共选择理论之外,新政治经济学还包括:集体行动理论,寻租理论,官僚理论和acemoglu的政治科斯定理等。

[2]参见陈振明:《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及其启示》,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2月,30页

[3]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第18页。

[4]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政治和经济基本理论篇6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应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创立之处就广泛运用于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一套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在内的全部重要内容,但又不是这三个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政治经济学又以其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长期以来受到各国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同时已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得到了广泛应用,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很强的现实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在经济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相关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为3大方面: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有3大来源:古典哲学、古典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有3大科学成果的背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现代动力机械发明、以细胞学为基础现代生命科学、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核心的自然生物进化史学说;3个基本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和逻辑相统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念、基本方法的总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

在马克思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著作《资本论》中,首先论证了生产力的物质性,科学地说明了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而劳动者是“活的有意识的物”,是自然力;劳动资料是物和物的综合体;劳动对象是无机物和有机物,从而说明了生产力是物质的生产力,进而论证了生产关系的物质性。人所共知,生产力的物质性是比较容易说明的,需要说明的是,生产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也是物质的。马克思以价值为基础,论证了资本主义一系列经济范畴如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发展的不同层次、梯级的形态等都是“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这是物质的规律。”它作为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是通过具体劳动表现出来的抽象劳动的产物,是一定量的劳动时间的客体化,即价值的对象性,它所表现的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是人和人的关系的表现形式,是社会实体而不是自然实体。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主要内容是以资本主义为主要对象,这一点无法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目的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他们提出生产关系是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时代基础的生产关系,尤其是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不过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他们才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所以,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核心讨论并非单纯的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为了突破资本主义的桎梏,探索出一种人类社会更加完善的社会生产关系。这一点来说,和西方经济学有了根本目的性的不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应用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是被实践检验和历史证明了的科学理论,至今依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辉,指导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劳动和劳动价值论应成为指导我国现阶段改革的理论基础。我国现行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现在不少人对私有制经济发展心存疑虑,认为私有制经济发展会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并由此认为私有制经济就是剥削经济,也存在私营企业主对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现阶段,对待私有经济和混合经济中的私有成分,首先要承认私有经济的合理性、合法性。发展私有经济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利用过剩劳动和闲置资本;有利于促进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公有制经济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使公有制经济集中力量发展重要行业;有利于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以竞争为主要特征,就必须形成多元化的产权主体。因此,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既要坚持马克思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精髓和真谛,又要与时俱进,结合实际进行发展和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研究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的二因素就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有用性,即能满足人民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必须具备的一个首要因素,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不能成为商品。不拿来进行交换,也不是商品,也就是说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只有用来交换的时候才是商品。在中国社会,出现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完全一致,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品的商品,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货币的本质,它的五个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在我国社会中也得到了具體体现。

综上可以看出,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都具有无可争辩的科学性,实践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已在我国经济发展领域有了很多的应用,其中的一些理论与我国国情相适应,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认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先进理念进行系统学习,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和提高自身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努力投身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事业中去。

作者简介:李丰(1997-)本科,单位:聊城大学后备军官学院

[1]许胜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2]卫兴华.怎样理解和把握“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