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起点(6篇)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起点篇1

一、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的现状为了便于比较研究，在此根据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划分的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带为标准，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进行比较分析。东部地区包括11个省、市，即：北京、天津、上海、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8个省，即：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市、自治区，即：广西、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研究生院的地区分布状况根据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需要，从1984年8月至2002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全国共有56所普通高等学校设置了研究生院。目前，这56所研究生院承担了全国76.的博士生和55.的硕士生的培养任务，他们在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截止到2002年5月，东部、中部、西部拥有研究生院的数量分别是35所、11所、10所，在全国56所研究生院中所占比例分别是62.5%、19.6%、17.9.。可见，目前我国研究生院的地区分布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东部拥有研究生院的数量几乎是中西部共有研究生院数量的1.7倍。

2)学位授予单位和学位授权点的地区分布状况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逐步得到了完善，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学科门类比较齐全、以高等学校为主体的学位授权体系。截止到2003年9月，我国共进行了9次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具体的学位授予单位分布情况如表'所示。

经过9次学位授权审核，我国目前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963个，有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249个，有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3762个。其区域分布如表2所示。

从以上学位授予单位的分布和学位授权点的分布情况来看，同样是东部地区占有绝对的优势，中、西部地区学位授予单位数之和还远远小于东部学位授予单位的数量，而学位授权点的分布同样如此，中西部的学位授权点加起来也没有东部地区多。

3)学科评估结果的地区差异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宄生教育评估所分别在2002年对12个一级学科、2003年对42个一级学科、2004年对26个一级学科进行了学科评估和排名。从统计结果来看，三年来，学科排名在前三位的几乎全部是分布在东部地区的研究生培养单位，只有民族学等极少数富有地方特色的学科，中部或西部地区的个别单位名列前茅。由此可见，研究生的培养条件及随之而来的培养质量在东、中、西部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通过以上统计，可以看出，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的现状是：在经济科技发展比较快的东部地区，研究生教育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相应地呈现出比较好的发展态势；而在经济不发达和比较边远的中西部地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规模小、教育质量比较低。目前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的重心仍然在东部地区，东、中、西部之间布局差异比较大。

二、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的成因

影响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的因素很多，包括高等教育的历史沿革、经济格局、文化传统、地理环境、人口分布等。现有的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1)高等教育的历史沿革对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形成的影响

研究生教育的布局与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前的布局状况是多年来由于各方面因素逐渐演变而形成的。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来看，京师大学堂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成立于1898年。而西部地区在1909年才成立甘肃政法学堂，即兰州大学的前身，它作为西北地区第一所高等学校，比京师大学堂晚了11年。而青海、宁夏和西藏三省区甚至到1949年都还没有一所高等学校，其余各省区高校数不到1949年全国205所的10+。,2-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起步比较晚，相应的，以高等学校为依托的研究生教育，在东、中、西部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有了差距。在此基础上，高等教育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自然、人口、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逐渐演变，自然就有了今天的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

(二）社会经济的格局与发展对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形成的影响

研究生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它的发展永远受到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研究生教育首先产生于地处各国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大学，其快速发展也有赖于经济发展的需求和推动。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就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格局转换而形成的区域结构。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最先是以沿海和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海河流域以及京广铁路线和京哈铁路线各大中城市为中心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些地区的研究生教育从一开始就有其发展的经济基础。而20世纪80年代，在非均衡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对各级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东部地区研究生教育规模得以不断扩大，形式趋向多样化，体制不断得到完善，教育质量也得以迅速提高。相反，由于社会经济一开始就存在地区差异，中、西部研究生教育的起点自然就比东部地区的低。而20世纪80年代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指导下，国家在政策上给东部以优惠，更加剧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之间的地区差距，导致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缺乏有力的经济支撑和推动，从而一直没有形成规模效应，教育质量提高的幅度也很有限。尽管从1999年开始，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大了向西部的投资力度，但东、中、西部之间基础条件差异过大，中、西部的研究生教育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

三）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对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形成的影响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科技和文化事业的传统，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往往是历史悠远的积累和沉淀造就的。研究生教育作为一项社会事业，它的发展比经济发展更容易受到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的影响和制约。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并非某种设计的结果，而正是许多年来在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的影响下逐渐演变而形成的。

首先，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对它的影响深远。一些城市和地区历史上就有重视科技文化发展的传统，如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区，人们学习科学技术的积极性普遍比较高。在这些城市，各类实用技术人才层出不穷，有一技之长的教师和师傅备受尊重，逐渐形成为科技人才的摇篮。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全国机械行业中，几乎每一个大中型企业都有来自上海的技师和工程师。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阶段，学位与研宄生教育自然会深受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以后的发展中，以这些传统文化为基础，无疑使东部地区相关的研究生教育从一开始就捷足先登，具备了扎实的文化基础。

其次，各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影响着研究生教育的布局。一方面，它制约和影响着人们对所在地区研究生教育的态度和行为；另一方面，它也影响着研究生教育的方法和思想导向。东部地区的人，思想开放，观念的更新速度迅速，比较容易接受新生的事物。这些特点给研究生教育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教-36-育思想先进，教育手段灵活，教学内容新颖，教育管理民主，等等。这一系列的优势又必然会导致研究生教育的迅速发展，教育质量的迅速提高。而中、西部地区的人，思想比较守旧，观念较为传统和保守，这无疑会影响到他们对所在地区研究生教育的态度，影响到研究生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管理思想等，从而制约了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教育规模的扩大。

四）自然环境对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形成的影响

一个地区的地形、地貌、气候、物产资源等自然

环境和各地区的交通状况，制约着该地区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和学科布局。处于良好自然环境中的研究生教育，如气候温和、交通便利、文化发达、生活富裕等，就要比处于气候恶劣、交通困难、文化闭塞、生活贫困等条件中的研究生教育发展得好。我国东部地区靠近江河湖海、交通便利、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的状况，决定了该地区研究生教育中相关学科的规模和质量的发展都很迅速。而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理位置偏远，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这种自然条件无疑制约了该地区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和学科布点。

首先，气候状况影响着研究生教育学科的布点和发展。比如，在气候特别炎热或特别寒冷的地区，研究生教育的有些系科和专业就不宜设置，而与该地区气候相应的一些学科专业却比其他地区发达。比如，地处沿海地区的厦门大学、青岛海洋大学等，其研究生教育中海洋化学、海洋生物学等重点学科发展得就很迅速。

其次，物产资源的种类和藏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研究生教育各学科的空间布局。处于油田城市的石油大学，其油气储运工程、油气田开发工程等专业在国内就名列前茅。

再次，从交通运输状况来看，越是交通发达的地方，随着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各种产业多样化，对教育的需求也就趋向多样化和高层次化。同时，交通发达地区，与交通运输有关的专业学科也普遍兴旺。相反，交通闭塞地区的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和种类就不如那些交通发达地区。比如，东部地区的北京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其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等学科的发展就属于国内一流，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飞行器设计等专业的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也让中西部地区相关的专业望尘莫及。

五）人口分布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形成的影响研究生教育作为人类特有的促进人类文明化的活动，它与人口的分布有着内在的联系。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分布是确定该国家或该地区研究生教育规模和布局结构的基础性因素。

中国的人口分布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人口分布偏集于东南部地区；人口多集中在地势低平地区；人口密度地区差异悬殊。根据五普”统计数据，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面积、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分布情况如表3所示：

显而易见，我国人口分布的特点是，东部地区人口数量多，密度大；中西部地区人口数量较少，密度小。中西部地区人口稀疏，就意味着需要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人口也比较少，地区整体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不大。要适应我国人口分布东密西疏的状况，研究生教育规模和布局的结构重心就应该在东部地区。

三、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的评价

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的形成涉及到许多的因素。只有综合考虑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益和研究生教育质量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教育机会的均等几个方面，才能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的现状做出客观的评价，才能理性地看待其合理与否的问题。

1)从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效益和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角度进行评价

站在高等教育办学效益和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角度上来看，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以东部地区为重心，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规模小、学科布点少，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这种布局结构完全适应了研究生教育本身发展的需要，对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效益和研究生教育质量有着积极的影响。

在我国，目前东部地区经济、科技发展迅速；交通便利，气候宜人；人们观念的更新速度较快、思想先进开放。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单位相对集中在东部地区，有雄厚的经济力量做支撑，便于与其他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横向联系和交流。而且，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研究生教育作用的认识比较到位，研究生教育手段灵活、内容新颖、管理民主。这一系列的优势都将造成连锁效应，大大促进研究生教育的迅速发展，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质量。相反，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其地理位置偏远，环境相对恶劣；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缓慢；科技文化水平比较低，信息相对封闭；人们思想观念较为保守和传统。这些特点决定了西部地区的研究生教育缺乏一定的经济支撑，教育思想相对保守，教学方法和手段比较僵化落后，教学内容更新周期较长，与外界兄弟院校或社会各界的交流不方便，等等。这无疑使该地区的研究生教育在各个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影响教育质量，制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二)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角度进行评价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的差距是众所周知的，地区间发展不均衡的这种状态，必须依靠教育、科技等的大力扶持，尤其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研究生教育的支持，才能从根本上得以改善。而透视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的现状，东、中、西部研究生教育分布不均衡，东部地区占有绝对优势，中、西部地区比起东部地区来，研究生教育布点少，更谈不上规模与效益。这样的办学格局是不合理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东部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却不利于中西部地区经济、教育、文化等的发展，不利于带动我国经济、社会以及科学文化教育全方位的发展。每年毕业研究生的供需矛盾就是最好的例证：一方面，大量人才滞留在东部，难以及时就业；另一方面，急需人才的中西部地区又难以吸引这些人才。这种状况严重制约着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成为中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的根本原因之一。总之，东、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布局存在的巨大差距，无疑会给处于劣势的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远水不解近渴”的诸多问题，无疑会更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社会发展的差距，导致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有悖于国家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

三)从教育机会平等的角度进行评价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不平衡，中西部边远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差悬殊。这些差别构成了社会不平等现象存在的主要社会基础。由于这些差别和不平等的存在，教育机会就会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规模较小、质量相对较低，东部地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占有优势，这种布局结构无疑会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更甚。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规模有限、布点较少，将会导致人们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机会较少。而就算他们拥有了入学机会，相对落后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也使他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比东部地区同一时期相同专业的学生要缺乏管养”。至于他们在接受教育中的收获和成就，也会受到地区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影响。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质量偏低，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研究生最终的成就和收获比东部地区研究生差，自然是可能的。因此，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规模较小、质量相对较低，东部地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占有优势，这种布局结构无疑会加剧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以东部地区为重心有其不合理的一面。

横看成岭侧成峰，站在不同的角度评价现有的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得出的结论可能就是截然相反的。客观地说，目前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有其合理的成分，也有其不合理的一面。我们更应该在承认其积极一面的同时，对它不合理的一面给以不断的优化和调整，而不能彻底的否定它而试图寻求建立全新的布局结构。

四、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的优化原则

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系统，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它总是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和优化，以适应教育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好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必须从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办学效益、高教民主化、人口分布及年龄层状况、全国经济科技文化发展规划、区域经济发展特色及方向、地区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发展水平等因素，实事求是地选择和确立既体现区域特色又满足社会整体需要的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总的说来，优化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保证社会整体利益的原则

在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的优化过程中，必须以促进国家兴旺、社会进步为原则。研究生教育是一项为社会发展配置人力资源和开发人才资源的社会工程。因此，研究生教育必须从社会整体需要出发，培-38-养继往开来的人才。在研究生教育的布局上，必须均衡地建设一些基础性学科和长线学科的学位点，以保证各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使研究生教育在这方面的人才供给比例趋于合理，以适应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

2)体现区域特色的原则

各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产业结构特征以及教育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对研宄生教育的需求情况各异。在研宄生学位点的建设、布局以及研究生培养类型上，必须以全面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为依据，与地区优先发展的特色产业、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紧密结合，使研究生培养工作能够真正结合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立足于本地区，培养出具有地方特色、留得住、用得上的与地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的高层次人才。各地区研究生教育在建设过程中要有自己的特色，不能全国上下一种模式，而应该使其真正成为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的希望与摇篮。

3)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原则

当前的研究生教育布局存在着结构不合理、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结合不紧密等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迫切需要从制度安排、政策调整等方面深化改革并加以解决。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总结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形成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及时审视、调整其发展战略规划，进行布局结构的优化、创新，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建立全面、科学的研宄生教育布局结构。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起点篇2

（一）人文社会科学呈上升趋势，自然科学呈下降趋势，不同学科之间发展不均衡《中国大百科全书》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学科门类分为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三个部分。学术界则普遍将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军事学和管理学统一归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将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归为自然科学学科。本文采用学术界通用的学科分类方法进行分析，2009～2013年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呈上升趋势，自然科学呈下降趋势。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授予硕士学位人数由2103人，增加到2817人，增幅34％。广西自然科学学科授予硕士学位人数由2544人增加到3158人，增幅24％。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占当年授予硕士学位人数的比重由2009年的45．4％增加到2013年的47．1％，自然科学授予硕士学位人数比例由54．6％下降到52．9％。同时，随着广西经济社会文化的高速发展，广西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也随之变化。主要表现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文学、法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日益受到青睐，而教育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由于难和产业经济效益挂钩呈现出萎缩的态势。尤其明显的是授予教育学硕士学位人数由2009年的344人，下降到2013年的336人，出现了唯一的学位授予人数负增长，增幅为－2．3％，所占当年硕士学位授予人数比例也由7．4％降为5．6％。授予哲学硕士学位人数占比从2009年的1．9％下降为2013年1．6％，历史学从1．5％下降为1．3％。同时，出于方便就业等对学科结构功利主义的认识，文学、法学、管理学授予学位人数则大幅增加，经过五年的发展，文学授予硕士学位人数由638人激增至957人，增幅达50％。同期，法学学科增幅达49．2％，管理学学科增幅达43．9％，经济学学科增幅达18％。在自然科学学科方面，广西高校则体现出“重应用轻基础”的特征。广西理学、医学和农学等基础科学所占的比例都远远小于应用学科（工学）所占比例，以2013年为例，广西授予理学、医学、农学学科硕士学位人数占当年授予硕士学位总人数的比例依次为10．6％、14％、4．1％，而授予工学硕士学位的人数达授予硕士学位总人数的24．2％。

（二）学科层次结构逐步优化，博士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经过五年的发展，广西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由3所增加到6所、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由空白增加到22个，并新增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个。博士学位授予人数由2009年的86人，增加到147人，增幅达71％。尤其是自2013年起广西开始授予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首批授予专业博士15人。随着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广西研究生教育层次逐步优化。

（三）学科类型结构趋于合理，专业学位教育发展迅速自2010年起，教育部要求每年减少5％～10％的学术型招生人数，用于增加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在此背景下，广西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授予专业学位人数随之大幅增加，由2009年的1024人上升到2013年的2958人，年增长率分别为31．4％、5．3％、27．5％、63．8％、31．5％。尤其2012年，随着2010年招收的两年制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毕业，广西专业学位硕士授予人数增幅达到历史新高。2009～2013年，广西授予学术型硕士学位研究生与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比例分别为4．5∶1、4．76∶1、4∶1、2．75∶1、2．02∶1，由此可见两者间的比例日趋合理。

二、广西高校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学科结构与产业发展适应性欠佳根据潘懋元教授提出的“教育的外部规律”说，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与整个社会系统及其他子系统———主要是经济、政治、文化系统之间相互作用。［2］（P158）研究生教育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服务。广西高校均为地方性院校，这些院校的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决定了广西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类型和层次。在广西区域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背景下，广西所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在类型、结构、规模等方面还不能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广西正在大力发展的“14＋10”产业为例，2012年起广西把加快发展食品、汽车、石化等14个千亿元产业和新材料、新能源、节能与环保等产业前景好，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经济效益佳的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重点，大力推进产业基地建设，打造产业集聚平台，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笔者就广西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学科与广西“14＋10”产业对应情况做了简要分析，发现在修造船及海洋工程装备工业、新能源产业、海洋产业、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先进装备制造等产业发展所需的高层次人才，广西高校均不具有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资格。从支撑能力和契合度水平来分析，广西现有学位授权点学科支撑“14＋10”产业发展的能力、作用和水平是非常有限的，换言之，广西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发展需求契合度水平不高。

（二）学科层次结构失重，博士教育发展仍然落后目前，全国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现有401个、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2946个。广西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数仅为全国的1．5％，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占全国的7．5％，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数在全国省份排名第24位，西部省份排名第6位。近五年来，广西博士学位授予人数虽然大幅度增加，但由于基数小，博士研究生的规模仍严重偏小。以2012年为例，广西人口总数为4645万人，排全国11位，当年授予博士学位150人，全国授予学术型博士学位53011人，广西授予学术型学位博士生数仅占全国的0．28％，万人士学位授予数仅为0．03，远低于全国万人士学位授予数平均水平0．42，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1％，在全国省份排名25位，西部省份排名第8位。①2009～2013年以来，广西授予学术型学位硕士、博士人数比例依次为：53．9∶1、60．3∶1、48．7∶1、41．2∶1、40．6∶1。根据《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年度报告（2013年）》统计，2012年全国学术学位的硕博比例为6．93∶1。［3］（P66）同时，广西高校拥有的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在广西区内均是唯一授权点，且授权点多集中在工学、医学、农学学科，如2013年广西授予博士学位人数中，医学占41．4％、工学占21．8％、农学占18．4％，而文学、法学、理学学科分别占6．8％、6．8％、4．8％。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均属于空白。

（三）类型结构不优，专业学位教育发展仍滞后广西现有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单位13个，博士专业学位1种、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型28种，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71个。在国家设置的39种硕士专业学位中，广西有11种专业学位处于空白。在国家设置的博士专业学位中，广西仅有临床医学1种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口腔医学博士、教育博士、兽医博士、工程博士4种专业博士学位均处于空白。在全国设置的工程硕士40个领域中，广西工程硕士仅涵盖了其中的25个领域，覆盖率为62．5％。广西目前全日制在校研究生24905人，其中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校生8394人（专业硕士8368人，专业博士26人）。专业学位研究生仅占全日制研究生总数的33．7％，广西离教育部提出的到2015年学术型硕士与专业硕士的比例要基本达到1：1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专业学位研究生与学术型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差距，反映在学位授予人数上基本一致，以2012年度为例，广西授予专业硕士学位2250人，授予学术型硕士学位6178人，授予专业学位占全部授予硕士学位授予人数的26．7％而同期，全国授予专业硕士学位198046人，授予学术型硕士学位367165人，在授予的硕士学位中专业学位占35．04％。广西授予专业硕士学位人数仅占当年全国专业硕士学位授予人数的1．14％。

三、广西高校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调整的路径

在中国研究生教育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基本稳定学术学位授予单位和学位授权学科总体规模，积极发展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稳步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背景下，广西高校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的调整应积极发挥省级统筹作用，加强学科规划与指导，优化学科类型和层次结构，增强研究生教育的适应性，满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

（一）发挥省级统筹作用，做好学科发展定位规划2008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博士、硕士学位审核办法改革方案》中指出，要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统筹区域经济社会与教育协同发展，进一步发挥省级政府在优化学位授予单位布局、促进学位授权审核工作与国家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相协调等方面的指导、规划作用。作为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学位委员会首先应加强对广西高校学科专业建设的宏观调控，做好学科专业发展规划。［4］及时剖析广西高校的布局结构和学科专业结构，把握各高校的人才培养特色和人才培养类型，并紧密结合国家及广西中长期经济、教育、科技、产业、人才等发展规划的要求、广西区域经济发展实际以及各高校的发展现状，及时制定全区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划。其次，利用政策、资金、招生指标等调控手段，加强高校分类指导。引导广西高校从本校办学定位和学科发展条件出发，找准定位，把握学科发展方向，与其他高校错位发展，形成自身优势特色学科，避免学科设置重复和浪费，同时主动适应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整合优化学科，调整专业结构，合理增设一些应用型学科，增强高等学校办学的适应性，努力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

（二）加强学科建设，增加学位授权类型和授权点学科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学科建设的水平决定了人才培养水平的高低。［5］广西学位授权点学科建设必须围绕国家和广西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大局，主动适应国家和广西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首先，加强广西高校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建设。广西现有的二级学科博士点和部分一级学科硕士点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政府应鼓励和支持高校发展本校学科领域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特色和优势鲜明的重点学科，扎实推进学科重点方向、重点平台、重点团队的建设进度，加大高端人才、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的引进力度，加快提升重大项目、重大成果等关键性指标的突破能力，提升现有学位授权点学科的层次和人才培养能力。其次，以服务需求为导向，增强学科与区域产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随着广西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北部湾经济区加快建设，中国－东盟合作进入新的“钻石十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即将出台，多重发展机遇叠加，为广西研究生教育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广西高校的学科建设应紧密结合产业经济发展需求，加快建设机械、石化、电力、生物医药、海洋工程、新能源等产业以及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和涉外经济、金融、法律及外语等急需学科，积极填补广西学科空白。第三，挖掘潜力，培育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多学科交叉融合是优势学科的发展点、新兴学科的生长点、重大创新的突破点。广西高校要不断加强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会聚和整合，培育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新兴的学科增长点和交叉学科点，以产生更多的新的学科和学科群，推动高校学科发展整体水平，不断提高高校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第四，调整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广西高校应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及时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和布局，适度调整比重较大、布点较多的学科专业，加强教育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理学、农学等学科建设，促进广西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共同繁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和自然科学学科内部协调发展。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起点篇3

摘要：本文探讨了发展经济学的起源、演进和新发展，以及未来的研究趋势。在发展经济学的草创时期，中国经济学家对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经历了曲折的发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始了新型发展经济学的探索。发展经济学正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的交叉领域，它已成为处理发展中国家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科学范式。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起源，演进OntheOriginandEvolutionofDevelopmentEconomicsAbstract:Thispaperprobesintotheorigin,evolution,andnewprogressofdevelopmenteconomics.Intheearlyperiodofdevelopmenteconomics,Chineseeconomistsmadeanimportantcontributiontoitsformation.Developmenteconomicshadanunevenevolutionprocessinwesterncountries.Untilthemiddleof1980s,economistsincludingsomeChinesescholarshadnotbeenstudyingnewdevelopmentEconomics.Atpresent,developmenteconomicshasbeenarealcross-displineareaandascientificparadigmetodealwithcomplicantscio-economicproblemsindevelopingeconomies.Keywords:developmenteconomics,origin,evolution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Economics），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数年，兴起于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20世纪50到60年代。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赶上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标志是高度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在已经存在一批发达国家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本文欲就发展经济学的起源、演进和新发展，以及未来发展问题的研究趋势，作一初步的探讨。一、发展经济学的起源及其在西方的兴起（一）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起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发展经济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和60年代；但它创立的渊源，或者说思想观点的酝酿，则可以追溯到大战结束以前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甚至更早一些时期。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要早于西方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家就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对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有不少学术见解都远比后来西方发展经济学要早得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等，此外，何启良、胡礼桓的大推进战略，陈炽的劳动力转移理论，王学文的二元经济结构思想，吴景超的人口控制理论与工业化理论，谷春帆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伍启元的类“两缺口模式”，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思想，等等。总之，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说已基本成熟，并初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体系。只是中国大多数发展经济学理论成果未能及时地在海外传播，因而外国学者知之甚少。西方学者的同类研究直至第二次大战期间才有所表现。较早关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论著与东欧和东南欧地区有关。1938年威廉·吕彼克（WilhelmRopke）发表法文论文“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一个科学的问题”（《国际经济评论》7月号）；1943年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Rodan）在英国的《经济学杂志》（6-9月合刊）上发表“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1944年斯塔利（EugeneStaley）出版《世界经济发展》，探讨了工业化问题，并认为“工业化”所着重的不是农业及其它“初级”生产的增加，而是制造业及“次级”生产的增加；1945年曼德尔鲍姆（K.Mandelbaum）出版《落后地区的工业化》，提出了人口过多而又落后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工业化的数量模式。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拉美学者，针对落后经济摆脱殖民统治后如何迅速发展，也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理论观点，这些都为发展经济学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兴起二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席卷全球，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先后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然而，这些国家也意识到它们在世界上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比较低下，因而只有尽快地发展经济，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进而才能巩固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适宜的经济发展理论仍是相当缺乏的，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也难以在这些国家形成和兴起；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发达国家迫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需要，开始重新考虑它们与世界上较为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发达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在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迫使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和东方共产主义国家，为争取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而进行经济上的竞争。总之，由于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增强以及出于本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感到有必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这是因为：第一，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其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完全不同于战后刚刚独立的、尚处于贫困和落后状态的新兴民族国家。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难以直接应用，即使部分能够运用也需要修改原有的理论前提或假设条件，因此，必须建立适应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的发展经济学；第二，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崛起，西方发达国家按照旧的模式控制新兴国家的经济已经难以达到目的，它们必须寻找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发展逻辑体系的新途径。正是在以上历史背景下，一个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主题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呼之欲出。就是在这段时期，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组织，也表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兴趣，出版了大量的世界经济统计资料；组织了包括不同应用经济学分支领域的专家，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担任政府顾问和咨询工作；同时它们就发展问题也举办了一些专题讨论，定期和不定期地出版统计公报和各种发展文献。同样也是在这段时期，许多欧美国家的国内问题专家改弦更张，以发展经济学家的名义出现，发展经济学开始成为热点学科并进入了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表。从此，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和理论观点相继被提出，发展经济学也就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西方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二、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演进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繁荣与大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根据现代经济学的体系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历，构造了各种理论模式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落后的原因，并筹划经济发展的战略。在这段时期影响较大的发展经济学家及理论主要有：W.阿瑟·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保尔·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平衡增长理论、拉·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W.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以及以劳尔·普雷维什（R.Prebisch）为代表的拉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以市场价格机制运作为理论核心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价格运作机制严重扭曲，社会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人们作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均不符合“经济人”逻辑。因此，价格的变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很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指望市场价格机制对之进行自动调节，而需要借助于国家干预或计划，来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进和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这一调整的实质就是实现工业化，即从一个以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稀缺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积累是加速发展的关键。总之，此时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比较明确：（1）反对单一的新古典主义传统，倡导双元经济学并存，即经济学至少可以划分为发达国家经济学（以新古典主义或新古典综合理论为基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学。（2）注重结构主义分析，主张工业化、计划化和（物质）资本积累。（3）强调内向发展战略，主张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实行贸易保护政策。（4）试图建立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适用的宏大发展理论体系。在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行依靠计划化、国有化和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等，来加速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其实践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却在经济运行中遭遇着种种困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对外经济比较开放、注意发挥市场作用、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东南亚地区），却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快的进步。面对这种情况，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尤其是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大都不再像前一段时期意气风发，而是以一种平静的态度反思早期发展理论，并在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和转变。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美国的西奥多·舒尔茨（T.Schultze）、哈伯勒（G.Haberler）、哈伯格（A.C.Harberger）、迈耶（G.M.Meier）、缅甸的明特（HlaMyint）、巴西的富尔塔多（T.Furtado）以及其他一些依附论学者。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和特点可以归纳如下：（1）关于经济发展目标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许多学者强调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多维的，除了收入水平增长以外，还应增加消灭贫困、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和减少失业等内容。世界银行还提出了伴随增长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withgrowth）计划，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满足基本人类需要（tomeetbasichumanneeds）战略，还有不少文献强调乡村发展。（2）对农业的偏见得到纠正，开始重视农村发展。在这一时期，许多学者强调发展目标的多元化，把消除贫困作为发展目标之一，而农村则是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因此，农业与农村发展不仅能为加速工业化提供劳动和资本而具有工具价值，而且本身也是发展目标。（3）对经济计划化得失进行评估，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实践与经济计划化的预期目标相差甚远，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指责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无所不包的计划，认为计划失败和不适当的政府干预是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和经济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他们相信市场机制不仅在发达国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同样有效率的。如果不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而夸大价格扭曲和市场失效，则必将出现“政策引致的扭曲”和“非市场失效”。总之，这一时期开始十分重视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出现了新古典主义复兴（Neo-classicalResurgence）。（4）重新强调外贸、外资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提倡外向型发展战略。60年代后期，以哈伯勒、钱纳里（H.Chenery）和斯特劳特（A.M.Strout）等为代表的的学者，开始重视论证自由贸易和利用外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积极主张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5）社会项目评估理论与方法的兴起。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的发展经济学家主要是哈伯格。他根据现代福利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设，建立了经济发展中社会项目评估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如何解决度量外汇、资本和劳动的机会成本以及如何计算社会贴现率的方法等。（6）激进主义的出现和依附理论家的革命。当诸多发展经济学家将经济发展看成是“原始落后”状况的内部问题时，以巴兰（P.Baran）、弗兰克（A.G.Frank）、阿明（S.Amin）等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则强调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来自外部因素。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以及发达国家制订的各种经济政策的制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是一种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既定的国际贸易格局由发达国家控制形成。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由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和依附于这些中心的国家构成，中心的发展造成了的不发展，并使国依附于中心。总之，由于激进主义和依附理论的兴起，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处境以及经济发展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新古典主义复兴”在发展经济学中逐渐形成主流，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几乎渗透到了所有的发展研究领域，新古典主义思想已经完全贯彻到了“正统”发展经济学之中，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特征。面对这一局面，发展经济学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许多人对发展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了怀疑，并作出了发展经济学已经“衰落”、“走下坡路”、“进入收益递减阶段”，甚至即将“死亡”的悲观诊断。自8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新古典主义思想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继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的加入，发展经济理论的研究一方面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不同发展学说又趋于融合。现在，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学科，不仅存在，而且还相当活跃。在西方，发展研究出现了若干明显的新趋向，大致可以归纳如下：第一，在理论研究上，以结构研究为主转向以组织和政策研究为主;从一般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研究。第二，重新强调非经济因素的分析，特别是关于制度因素的分析成为发展研究领域的关注热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科斯（R.Coase）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崛起，并开始广泛引入发展领域，这就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作为经济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并运用新古典主义供求分析法，探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障碍，以及克服制度障碍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案和思路，从而逐渐形成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第三，从全球角度考虑发展问题。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日益增加，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增强，发展问题实际上已超出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范围。例如，以英特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金融风暴在地区间的扩散，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求发展经济学应成为一门研究全球性共同问题的经济学。第四，不同学派之间出现了交融发展的趋势。例如，在各种学派交融的综合发展之中，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开始显示出强劲的解释力，于是制度分析、交易成本分析、公共选择分析、寻租分析和新古典分析相结合，从而使人们更深入地认识不发达社会经济结构呈僵化和刚性的实质和原因。再如，新增长理论骤然兴起，并表现出与发展研究相溶合的趋势。第六，对发展含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迪亚·森（A.Sen）在80年代初提出了一种评价发展的新方法，根据他的思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了人类发展（HumanDevelopment）概念，认为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的发展，发展的进程应该为人们创造一种有益的环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和集体地去发挥他们的全部潜力，不断扩大他们的选择范围。从1990年起，世界人类发展报告每年发行一期。由于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开始直接影响和制约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的经济增长，故从90年代开始，西方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无一例外地增加了新的一章，专门论述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三、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建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实行了改革和开放的经济政策，随之当代西方经济学说陆续系统地被引入和介绍进来，人们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并掀起一股学习和研究的热潮。然而在此时期的西方学术界，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包括一些发展经济学的领袖人物，却对这门学科的前景持悲观的看法。与这些西方学者的诊断相反，我国的一些学者张培刚、谭崇台，不仅对发展经济学充满着信心，而且正确地提出了摆脱困境的出路。张培刚教授早在1988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针对西方某些学者对发展经济学前途的悲观论调，呼吁必须对发展经济学进行革新，建立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和要求的新型发展经济学。新发展经济学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第一，把发展中大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兼顾中小型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这些国家不仅包括实行了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也包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在实行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探根索源。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联系历史、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综合地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第三，从发展中国家的本国国情出发，制订发展战略。第四，注意研究计划与市场两者之间关系在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的新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中国外，许多其他的原来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前苏联、东欧诸国、越南、古巴等，相继选择了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目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可说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并已成为新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可喜的是，我国已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开始致力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例如提出研究过渡经济学或双重转型问题（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和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或倡导立足于国际学术规范的中国本土化问题的研究，毫无疑问，以上所有这些努力将极其有利于新型发展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展望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学说繁多，观点不一。迄今为止，除了立足于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本土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外，在西方影响较大的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如下几种：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激进的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及新近盛行的新制度主义发展理论，等等。客观地讲，每一种研究思路都有其长处，也有其局限性。然而，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问题。分析许多发展问题，尽管需要借助一般的经济概念和原理，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的许多主要概念和原理对于理解和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并不十分中肯和适用。因为在那里，文化价值、社会政治、历史背景和其他管理制度，都是作为既定的分析前提，并被假定为不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因此，就研究立场而论，我们应赞同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和激进主义经济理论；就研究方法而言，结构主义分析、新古典主义分析乃至新制度主义分析，都是可以借鉴和包容吸收的。尤其是结构主义分析和新制度主义分析，这两种方法是分析不发达经济问题的重要工具。因为结构的不均衡和结构的调整和转换，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变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此同时，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中，各种经济行为主体（包括个人、民间团体和政府）的行为方式，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正是制度分析的主要领域。至于新古典主义的增长要素分析，也早已成为发展研究的一种基本工具。最后我们必须强调两点：第一，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应始终坚持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即以农业国工业化为主线展开分析。因为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看，工业化是经济发展中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基本内容，从这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可视为“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具体而明确地称为“农业国的工业化”，这就必然构成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由于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而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可以合乎逻辑地将目前中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内容统率起来，因此以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为立论主线是重整和革新发展经济学的重要途径。第二，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应兼容吸收东西各派经济学说之所长，以一种综合的视野和方法开展分析。发展经济学涉及的问题领域十分宽广，因此西方学术界曾流传一种偏见，认为发展经济学是一个没有自己系统的大杂烩，它只不过是劳动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贸易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等学科，在分析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应用经济学拼盘。据此，职业经济学家主要应是某个领域问题专家，然后再把这个领域的前沿进展专题运用到穷国的相关问题中，而发展经济学家的称呼则反而成为人们取笑的对象。然而，许多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如阿瑟·刘易斯、斯特恩（Stern,N.）则认为：如果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及其制度和政治背景有了一般性了解，就可以对许多发展问题作出更好的回答，因此，一个优秀的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既要作为某个学科的专家，又要作为一名发展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正是在把大问题、小问题和问题解决方法进行结合中，呈现出其显著的繁荣和丰富多采。发展经济学正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的交叉领域，它已成为处理发展中国家复杂的社会经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起点篇4

一、“再评价”讨论的背景、缘起和特点

中国经济史论坛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史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为中心,由京内外学者自行结合、自由讨论的开放式的研讨方式。它的肇始可以追溯到1993年。“”结束后史学界一度把经济史作为史学发展的突破口,经济史受到空前的重视。建国以来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的研究继续深入,又围绕现实生活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问题开拓了新领域,形成了新热点,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先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的特点及其现代化道路作全面的再认识。但这些问题的讨论在热闹了一阵子以后,八十年代后期趋于沉寂。为了推动讨论的继续深入,《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其他研究和教学单位合作,从1993年开始,以“中国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为总主题,陆续召开了一系列小型学术研讨会。1997年,在林甘泉、方行、宁可等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正式组成“中国经济史论坛”。论坛规模不大,但议题比较集中,准备比较充分,参加会议的有不同断代、不同学科的学者,大都有较好的研究基础,也很投入,因而能够比较深入地探讨一些长时段的、全局性问题,使得研讨会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对推动学科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是中国经济史论坛的中心议题之一,论坛已经分别于2001年12月、2002年9月和2004年5月召开以此为主题的三次学术研讨会。实际上,与此有关的讨论还可以追溯到1993年对黄宗智学术理论的讨论和1997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经济发展比较的讨论。可以说,这是论坛历时最长、涉及面最宽、探讨有关理论问题最多的一个讨论系列。

这一讨论具有以下特点:

1、这是在对既往研究的“反思”尤其是对西欧中心论批评中产生的不同认识的争论。

在中国史的研究中,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曾经长期发生着重大的影响。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可以说是一对双胞胎;后者是站在以近代西欧为中心的立场上观察和剪裁中国历史而形成的偏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甚至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借口和依据之一。二战以后,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在日本和欧美都受到了批判。中国学者也对中国停滞论及其形形的变种提出批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承明首先掲出了彻底发展论的旗帜,批评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沉沦观”。1993年6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组织了关于“中国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的学术研讨会,整理了一个相当详细的有关讨论的述评,述评中有“‘增长’论与发展论”一节,介绍了围绕中国传统经济是否有所发展问题的不同观点[1]。时值黄宗智发表了《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的中译本[2],这个问题遂成为讨论中的热点。又由此引出对黄宗智有关理论的两次讨论:1993年7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召集经济所部分学者讨论黄宗智的小农经济理论;同年12月,《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联合举办的关于黄宗智学术理论的研讨会。黄宗智在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中西学界的中国史研究虽然存在不同的以至对立的理论模式,如中国的“封建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萌芽”模式,西方的“传统中国”模式(“冲击—反应”模式)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但实际上却共同默认某种“不言自明”的规范认识,例如,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和近代化。这些规范认识是建立在西欧经验的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史却出现了一系列与之相悖的现象,如明清以来高度的商品化和糊口农业长期并存,有增长而无发展,城市工业化和农村不发展并存等等,对这种规范认识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对商品化理论本身进行反思,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理论体系。对黄宗智上述学术理论的讨论实际上揭开了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的序幕。在讨论中存在各种不同意见,但论辩的各方都对西欧中心论持批评态度,都力图找出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和自身发展的轨迹。

2、国内和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相互激荡和相互呼应。

如前所述,这次讨论的掲幕是由国内外有关研究相互激荡所引起的。而在整个讨论中,中西有两股学术潮流最为引人注目,成为这次讨论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国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为中心的一些学者,认为清代经济的发展比原来的估计要高,不但没有走下坡路,反而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1997年夏天,在方行提议下论坛召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经济发展比较”学术研讨会,主要批评对象就是“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论”[3]。方行等人的观点是在长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综合性成果是《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上中下三册)[4]。该书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李伯重在他的关于明清江南农业的专着中着重批判了明清停滞论。他又发表了关于宋末明初江南农业发展的系列文章,否定“宋代经济革命”说,并在这基础上撰文从方法论高度批判“宋代经济革命”论[5]。这些论述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的高峰”这一轴心展开的。在国外,“加州学派”最为活跃,他们相继问世的一系列着作很快介绍到中国,如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6]、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7]、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8]、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9]等。这些着作对中国前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与传统观点截然相反的高度评价。例如,弗兰克认为中国直到1800年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明清在世界贸易中曾吸引了世界生产的白银的一半。彭慕兰认为西欧在19世纪以前并不具有比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中国的江南在许多方面甚至优于西欧;西欧经济发展拉开与中国的差距(“分流”或“分岔”)是在1800年以后,原因是煤矿离经济核心地区较近和开拓了海外殖民地这两个偶然的因素。在以上两股学术潮流中,虽然各人的学术观点并不完全一样,但显然是相互呼应的。加州学派大量引用了吴承明、方行、李伯重等人的研究成果;有人甚至把李伯重列为加州学派的一员。论坛正式以“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为主题的第一次研讨会,重点就是由李伯重、史建云、张芝联、马克垚等人介绍了西方学者的这些新论。第一次研讨会结束以后,第二次研讨会开始以前,美国学界发生了围绕彭慕兰“分流论”的大辩论。先是《亚洲研究评论》2002年第一期刊登了黄宗智等人对彭慕兰《大分流》的批评及及李中清等人的回应文章,接着,2002年6月3日加州大学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中心以“大分岔?:中欧经济发展与不发展的根源”为题,组织了两派不同观点的学者(分别以黄宗智和彭慕兰为代表)面对面的辩论。这次辩论的信息很快反馈到国内。张家炎发来了有关辩论情况的第一手材料[10],龙登高也根据李伯重、李中清等人提供的材料撰写了《加州学派与研究范式革命》一文[11];这两篇文章都作为“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材料印发与会代表,而对彭慕兰“分流论”和黄宗智“内卷论”的评价也就成为讨论中的重要议题。第三次研讨会前,

黄宗智发来了他对彭慕兰反批评的回应[12]。国内外研讨活动的这样紧密的联系和互动,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3、讨论以清代经济评价为中心辐射到传统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如前所述,这次讨论的缘起与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提出的新论有关,所以讨论聚焦于对明清(主要是清前期)经济发展的评估上。不过,讨论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从封建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以及中西比较中探讨清代经济发展的地位和特点。同时讨论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方面。这就使得讨论具有综合性和长时段研讨的特点。

4、具体历史问题的讨论与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检讨相结合。

这次讨论很大程度上是从检讨以往的研究范式开始的。经济史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理论方法,经济史学科应该如何继续发展,始终为与会学者所关注。即使是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无不与有关理论方法联系在一起。例如,评价清代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首先就弄清发展与增长的关系和衡量发展与否的标准;讨论劳动生产率高低,不能不涉及如何理解劳动生产率的概念以及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讨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涉及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的特点以及商品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关系,等等。讨论既立足于具体的历史问题,又超越具体的历史问题,使得它带有浓厚的理论探讨的色彩,并大大增加了它的学术深度。

关于这次系列讨论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整理了一个比较详尽的综述[13],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参阅。在这里,仅就讨论中的若干问题进行评议。

[1]叶茂、蓝鸥、柯文武:《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研究述评(上)》,《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2]该文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3]当时孙达人撰文提出,战国秦汉的“五口百亩之家”的“个体农民”,不同于明清时期“小、少、散”的“小农经济”的观点(《重评“五口百亩之家”》,《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漆侠提出中国封建经济宋代达到高峰,明清走下坡路的观点(见《宋代经济史》等),这些观点在会上成为批评的对象。

[4]《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上、中、下),主编方行、经君健、魏金玉,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5]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6]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7]新华出版社,1999年。

[8]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9]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张家炎:《要点与评述——2002年6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大分岔〉讨论会简介》,“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研讨会材料。他后来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一文,刊载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11]龙登高:《加州学派与研究范式革命(未定稿)》,“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研讨会材料。文章经作者修改后以《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刊载于“中国经济史论坛”网,2004年2月18日。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起点篇5

关键词：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比较研究；书评

财政学是经济学中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其中心任务是阐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具体地讲，就是弄清楚政府参与了哪些经济活动，尽可能预测这些活动的后果或经济影响，在此基础上帮助我们评估政府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得失，进而为改进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在中西方各国的发展历程中，财政学产生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和理论，财政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财政学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完整的框架体系和较为成熟的理论对中西方各国政府经济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莫过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这种唯物史观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指针，同样也适用于对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因此，中西方各国的社会经济变迁便成为决定中西方财政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

由张平博士所著的《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一书是关于中西方财政运行机制异同的一部力作，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这部著作将中西方财政比较的对象设置为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前中国公共财政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财政，内容涉及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和现实运行状态及现实背后的深刻财政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并最终通过对中西方财政的多方比较探求其存在差异的深层次根源。该书已于2010年6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8万字，分为7章19节。

一、著作确定研究方向的三个原因

张平博士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的关注从攻读硕士研究生阶段即开始了，她对此问题感兴趣并关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当前中西方财政在相同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运行状态和运行机制的巨大差异性，同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中西方财政有着越来越趋同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彼此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有着迥异的差别。

二是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或者说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情况。目前国内外学者有关中西方财政比较的研究多是基于具体的某项财政制度或财政分配关系的中西方比较与借鉴角度展开的。尽管在这些领域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并没有实现将中西方财政整个的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系统的、完整的进行研究比较的目的，而且只是就财政论财政，并没有把中西方财政比较问题融入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研究。

三是张平博士对本选题的持续关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她的导师——财政学知名学者武彦民教授自她读硕士阶段就已开始的启发和指导。在张平攻读硕士期间，武彦民教授向她提问，作为财政学专业的教师，为何在给学生授课时要同时讲授财政学和西方财政学两门课，难道这两门课不能够合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现象？导师的这个问题促使了张平的硕士、博士论文均以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为方向，终于在《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这一专著中很好地回答了导师提出的问题。

二、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比较研究的现状及欠缺

多年来，中国财政学界已经感觉到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它们都以市场经济作为财政运行的经济基础，公共财政是中西方共同认同的财政模式。它们都将财政政策作为熨平经济波动，稳定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所使用的财政政策工具也大致相同。它们都将税收作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手段，公债、收费、基金、罚没等收入形式也并存于财政收入行列，有关收入原则、收入效应、收入决定等理论体系也高度雷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财政补贴、国防安全、经济发展等是中西方财政共同的支出项目，支出方式理论、支出效益理论、支出总量理论等均体现在中西方财政学者的教材或著作中。绩效预算、赤字预算、周期预算、中长期预算、复试预算、行动预算等都是中西方财政学者耳熟能详的国家预算术语。在中国财政学者关于财政体制或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著述中，也经常出现菜单理论、分权理论、俱乐部理论、“用脚投票”理论、公共物品层次理论等西方色彩浓厚的理论模型。西方学者经常使用的定量分析方法也频频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财政学著作或教材中。规范性分析与实证性分析、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顺向分析和逆向分析等研究方法，已经被中西方财政学者共同认可并被熟练地运用到分析过程。但是，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毕竟有根本不同的制度环境，毕竟有相差悬殊的发展水平，毕竟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毕竟有严重冲撞的价值观念，因此，反映在财政分配过程，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也有着迥异的差别。本书作者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关注了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更关注双方在诸多领域存在的区别或差异。我认为这是本书将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

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研究动机和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状态。人们的研究重点大多放在财政运行的局部或个别环节，并未对整个财政运行机制进行系统、完整地比较研究；人们往往习惯性地站在就财政论财政的狭义研究视角，并未把中西方财政融入到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认识；人们经常从具体的财政制度、财政政策、财政手段等较浅层面去研究中西方财政的异同，但缺乏从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价值观念等层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人们往往机械地甚至僵化地将中西方财政类型理解为计划型财政和市场型财政，殊不知西方国家财政也有强烈的计划性，中国财政的运行环境也越来越转变为市场经济。1992年中国确认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改革的总目标，1998年中国又提出要构建公共财政的新模式，这两大变化必然会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目前国内外系统地进行中西方财政比较的论著也比较缺乏，只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1月出版的马斯格雷夫（美国）的《比较财政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邓子基的《比较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1年7月和1992年6月出版的姜维壮的《国际财政制度比较》和《比较财政管理学》，上海三联书店于1992年1月出版的平新乔的《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3月出版的张馨的《比较财政学教程》（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6月出版的杨志勇的《比较财政学》，南开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的李炳鉴等人的《比较财政学教程》。在这些论著中只有杨志勇和李炳鉴等人拓展了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比较了20世纪以来中西财政学的不同发展轨迹，剖析中西财政理论及制度的基本异同点。其他论著则还是基于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框架，比较分析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场型财政与中国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计划型财政的异同点。由此可见，国内外关于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系统性、完整性和与时俱进性不够，对待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需要引入更多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国内学者从事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工作，公认最早的当属邓子基教授，其1987年主编的《比较财政学》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比较财政学教材。该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着重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理论与实践，侧重点放在具体财政制度的比较上。之后，姜维壮主编的《比较财政管理学》和《国际财政制度比较》研究重点主要是对各国财政实践活动的梳理和总结。

在国外，情况也大致如此。国外的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由于比较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差异，其着重点也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不同上。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制度》就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研究”丛书之一出版的。该丛书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各种不同背景下经济制度的运行与经济事务的处理。马斯格雷夫在《自序》中说：“我也不提供许多国家间具体制度和政策的系统的比较，这涉及大量的细节问题。相反，我试图考察财政制度在经济生活的一些主要方面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许多西方财政学家也发现，即使是同样研究市场经济的财政学，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三、内容简介

《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一书共分为7章19节。

第1章的内容是沿着中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这一脉络，揭示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迥异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相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西方财政理论出现的日益趋同。第2章通过数据比较当前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及结构上的运行状态，反思导致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不同运行现状的深层原因，分析中国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的原因，并通过构建经济模型分析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率，探求中国财政支出的最优结构。第3章通过比较中西方各国宏观税负的数据和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得出本书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的评判，阐述中国宏观税负不低这一结论得出的原因。明确中国宏观税负便于国际研究的口径，通过构建税收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型分析出当前中国宏观税负的最优区间和今后发展的合理空间。介绍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及最新发展趋势，比较中西方税制结构的不同特点，提出中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第4章比较中西方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各自效应，在总结中国近年来财政改进社会公平状况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差距，特别是财政在促进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方面的差距，指出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提升中国财政促进社会公平状况的能力。第5章从财政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财政运行先后顺序，比较中西方国家财政运行机制的不同表现，借鉴西方国家更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财政运行模式和做法，提出中国财政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的措施。第6章立足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分析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上存在差异的根源，并分析这些根源哪些是必然的、合理的、稳定的，哪些是是暂时的、不合理的、有待变革的。如中西方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迥异的所有制结构、不同的国有经济活动领域；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至善论”导致社会理念中不相信制度的约束，倾向于相信德治和人治，而西方国家基于基督教“性恶论”的人性假定提倡法律高于政治，相信“制度”以及中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目标等。第7章为结语，总结了全书的研究路径，指出了理论创新之处，并总结出17个主要学术观点。

四、评价

作者从六个方面对中西方财政运行过程进行了较深入的比较研究。沿着中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这一脉络，揭示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迥异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相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西方财政理论出现的日益趋同。通过数据比较当前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及结构上的运行状态，反思导致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不同运行现状的深层原因，分析中国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的原因，并通过构建经济模型分析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率，探求中国财政支出的最优结构。通过比较中西方各国宏观税负的数据和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得出本书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的评判，阐述中国宏观税负不低这一结论得出的原因。明确中国宏观税负便于国际研究的口径，通过构建税收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型分析出当前中国宏观税负的最优区间和今后发展的合理空间。介绍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及最新发展趋势，比较中西方税制结构的不同特点，提出中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比较中西方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各自效应，在总结中国近年来财政改进社会公平状况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差距，特别是财政在促进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方面的差距，指出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提升中国财政促进社会公平状况的能力。从财政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财政运行先后顺序，比较中西方国家财政运行机制的不同表现，借鉴西方国家更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财政运行模式和做法，提出中国财政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的措施。立足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分析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上存在差异的根源，并分析这些根源哪些是必然的、合理的、稳定的，哪些是是暂时的、不合理的、有待变革的。

本书丰富了中国公共财政理论——特别是其中的比较财政理论——的研究成果。从实践应用的角度上来讲，本书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探讨了一个深层次的话题，即中西方财政的理论及现实中存在的趋同与差异。特别是在揭示中西方财政运行现状及运行机制差异性根源的时候，作者没有将视野仅仅局限在财政理论与实践的狭小空间，而是立足于更为宽泛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来详细展开并深入探讨。这是本书的主要创新点。

当然，科学研究没有终点，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也远未到达理想的彼岸，而且，真正的研究者都有这样的体会，某项研究往下深入一个层次，遇到的困难或挑战肯定不止增加1倍。书中还有许多未能详细展开和深入探讨的地方，例如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如何能够在满足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社会公平的前提上实现进一步的优化，各项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最佳比重到底为何，能否分析出一个极具参考和调整价值的具体数值。再如西方各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对中国这样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来说是否真具有借鉴的可能，能否开辟更全面、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研究角度来分析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及其合理取值的问题。最后，西方国家较为健全的财政运行机制背后有何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国如何根据自身情况有选择地将西方国家构建财政运行机制的经验本土化，并真正把各项完善财政运行机制的措施落到实处。另外，本书开展的是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但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在很多经济指标和数据上国内外的统计口径不同或者是国内统计数据的匮乏和粗化，以至没能做出技术性更强、更具说服力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邓子基.比较财政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2]武彦民.财政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3]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4]r.a.musgrave.fiscalsystems[m].yale：yaleuniversitypress，1969.

[5]武彦民.公共财政论的理论缺陷[j].财经问题研究，2001，(1).

[6]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7]姚先国，罗卫东.比较经济体制分析[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

[8]贾康.转轨时代的执著探索——贾康财经文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9]姜维壮.强化民主监督加强依法理财——兼论对西方国家财政监督管理机制的研究与借鉴[j].财政监督，2006，(5).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起点篇6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对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简要评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产业结构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学者研究的重点经济问题，不同学者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或角度对产业结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得出众多具有说服力和指导意义的结论。

论文关键词：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起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被限定在“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分析框架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引入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学术规范发生了重要变化，工具和方法更加多样化，西方产业结构理论逐渐被尝试用于分析中国问题。因此应将我国结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置于世界经济大背景之下考察，并以此为出发点整理国内理论研究的进展。下面分四个阶段回顾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演变并进行评论。

1改革开放前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产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靠引入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归结为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有关“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研究。其中与产业结构有关的内容是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的关系，重点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问题。相关观点的分歧较大，争论较多的问题有以下两个：一是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的标准界定，即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界发生的一个公式还是两个公式之争。在这些争论中很多学者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其中一部分学者提出要实现扩大再生产除了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外，必须有追加的生活资料，强调不能片面发展重工业。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不仅要研究扩大再生产中的两大部类的地位和作用，更要体现出相互制约的关系。二是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在肯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原理的前提下进行的，进一步讨论其中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决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条件是什么，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数量界限如何确定，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农、轻、重部门比例的关系等。这一时期的讨论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关于产业结构问题的比较集中的讨论，其主要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两大部类思想。

2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一）产业结构研究范式

这个时期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对以往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消费品生产所导致的结构失衡问题进行反思。1979年，欧阳胜指出两大部类平衡发展的规律是社会再生产的普遍规律，保持两大部类平衡发展是经济计划工作的首要任务。另外就是开始了对中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实证研究，逐渐摆脱以往的纯粹理论探讨，把理论与实际经济情况接轨，重点转向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分析。

西方国家产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相应的学术研究也开始被我国学者所了解，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经济学专著，最初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组织翻译出版的《外国经济结构文集》和1981年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这些译著基本上是资料性的，主要介绍国外经济结构现状。这让国内学者真实感受到了结构问题研究在框架和方法上的多样性，使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眼界得到开拓。其后国内研究结构问题的学者开始较多借鉴、学习和应用西方产业经济理论的思路和方法，其中杨治所著的《产业经济学导论》最具代表性。这些西方学术思想的引入对研究范式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外有关产业结构的代表论著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这些译著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提供了许多国家结构演变的经验材料，对我国学者影响深远。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有库兹涅茨、罗斯托、钱纳里、霍夫曼等经济学者的理论成果，其与我国以往主要采取理论演绎的方法相比，这些学者研究内容的可观察性、可度量性和说服力更强。

（二）产业结构政策

一些研究其他国家特别是后起工业化国家战后经济发展经验的论著也逐渐被介绍进我国。有些国家被认为通过选择“主导产业”、“带头产业”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战后日本和韩国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引起我国学者较多关注，包括佐贯利雄的《日本经济的结构分析》等。这些论著主要是以日本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案例，认为由于产业结构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相关性，后起国家可以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发挥“后发优势”，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即产业政策，主动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其后，产业政策的研究成为我国产业经济学界的热点，较早期的研究有周叔莲、杨沐主编的《国外产业政策研究》，王慧炯、李泊溪、周林主编的《中国产业部门政策研究》等。这些研究认为产业政策应论文关键词：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综述

3改革开放前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4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