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内经济现状范文
一、正确认识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诸多因素
1.宏观经济状况。金融是为经济服务的，货币政策的制定，要与宏观经济的状况相适应。宏观经济状况作为货币政策实施的背景同样也影响着货币政策的效果。
（1）宏观经济运行的新特征影响货币政策效果。2004年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与以前大不相同，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突出表现为结构矛盾，给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增加了新的变数，给货币政策的实施带来了新的课题，影响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效果。结构性矛盾突出时期，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控制经济的过快增长，防止和治理通货膨胀是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重点，货币政策的运用主要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实施适度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2）“二元经济”结构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结构呈现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简单地说，就是发达的部门和区域与落后的部门和区域相对立而存在。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奉行单一性的货币政策势必会引起不同地区、不同部门间的不同产出，出现苦乐不均的现象，并可能扭曲地区间的经济关系，诱发地区经济金融利益的冲突和摩擦，从而最总终不能很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弱化货币政策的效力。
2.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相关主体的状况。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相关主体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企业、居民个人、和金融市场等，它们的状况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
（1）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的实施主体，其对经济金融宏观状况的判断能力影响货币政策的正确性和及时性，其对货币供给量的调控能力影响货币政策的效力。就治理通货膨胀中的货币政策而言，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应量的能力下降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2）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器，但是，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滞后制约了货币政策的传导。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虽然进行了股改，但受计划经济传统习惯的影响，其运作方式仍带有旧体制的痕迹，导致其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信号反应不够敏锐，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速度。第二，国有商业银行主要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的现实做法与近年来民营经济对经济发展贡献巨大的现实情况，使金融资源的配置与经济发展失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货币政策的效果。第三，我国商业银行市场化程度不高，受改革过程中责任约束机制过度的限制出现了惜贷和慎贷的现象，使货币政策的传导链条受阻；同时，目前商业银行的分支行制的组织形式，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措施需要在商业银行的总行、分行、中心支行和支行逐级传导才得以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3）企业和居民个人。企业是货币政策信号的最终接受者，企业制度的扭曲和行为的非市场化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目前，企业改革虽然逐步深化，但是许多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仍然没有成为完全独立的市场主体，企业预算约束软化，信用观念淡薄。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可想而知。居民个人也同样是货币政策信号的接受者。他们根据货币政策信号的变化，会及时调整自己的金融资产结构。但是在目前治理通货紧缩的过程中，受近年住房、教育、医疗等一系列改革政策出台的影响，启动居民消费的政策效用不大。
（4）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它主要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部分。从我国金融市场的现实情况看，货币市场发展比较缓慢，市场交易主体单一，市场交易品种较少，市场效率一直不高。这使得作为中央银行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公开市场操作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资本市场则存在上市公司质量不高、投机行为严重，市场监管乏力、制度建设滞后等问题，使得市场价值规律和投资理念出现偏差，使央行上调利率――股市投资减少――股票价格下降――企业减少投资――经济过热得到抑制这一机制出现扭曲，从而不利于货币政策意图的实现。
3.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关于货币供应量是内生与外生的问题源于20世纪60年代及后来的凯恩斯学派与货币学派对货币政策主张的分歧。货币学派认为，货币供应量是一个“外生”变量，是由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独立决定的，它影响着真实经济关系，却不受这些关系及其变化的影响。而以托宾为代表的凯恩斯学派，则主张货币供应量是“内生”变量，货币供应量的变化由实质经济的许多因素通过影响货币需求量来决定。客观地说近几年的金融实践证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加强。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4.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其他因素。除上述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外，还有许多因素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如货币替代因素、金融创新因素、经济开放因素、预期因素以及货币化进程等。所以，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是纷繁复杂的，要正确判断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效果必须全面、正确地分析这些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还会增加，分析货币政策的效应将更具挑战性。
二、新形势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战略取向
1.实行灵活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是选择扩张性的政策，还是选择紧缩性的政策，亦或是选择中性的政策，必须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状况具体确定。当前及未来几年，中央银行除面对比较复杂的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外，还必须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宏观经济运行将受多种确定和不确定的因素影响，所以宏观经济形势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必然会有较大的变化，货币政策不可能在较长的时期内固定不变。因此，面对新的经济形势，中央银行应实行灵活的货币政策，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确定恰当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向，并在对经济发展状况正确判断的前提下随时调整。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货币政策的作用时滞，要正确把握“灵活”的程度，防止货币政策的随意性。
当前国内经济现状范文篇2
关键词对策现状工商管理
一、前言
在我国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工商管理这项基础性工作将会肩负更多重要的责任，尤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工商管理职能的切实发挥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1]所以分析我国工商管理现状，并提出相应的改善对策显得十分重要。
二、我国工商管理现状
（一）缺乏专业人才
以知识的生产、分配、消费为基础的经济才是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市场经济，然而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工商管理人员仍然深受传统管理观念的影响，没有充分了解我国当前的新经济形势，有的工商管理人员虽然是专业大学毕业生，但是在实际管理过程中，缺乏实践经验，造成了经营管理不善。
（二）缺乏强劲的执法力度
工商管理部门拥有市场监管、行政执法的职能，这些有助于我国依法治国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行。所以，在执法过程中，工商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有效履行工商行政执法职能。然而，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工商管理部门缺乏强劲的执法力度，不能很好地处理现代社会关系，从电视、微信、微博等媒介中可以看到类似的负面事件时有发生。此外，当前我国工商管理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依然存在，“地区割据”“行业封锁”等有关地方保护主义的词汇常常出现在各大新闻中，这严重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制约了工商部门的各项活动，增加了工商管理部门的执法难度，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
（三）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
作为政府主管市场监督的重要载体，尽管工商管理部门有效地促进了市场经济、社会管理等的进行，然而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其内部问题依然严重。[2]我国的工商管理部门比较多，国家需要进行的资金投入也相应增加，可是与各部门相应的管理制度却没有得到落实，造成了资产使用效率低，资产流失现象突出。加之工商管理部门缺乏相对完善的内部审计机构，在进行管理、会计审计工作时没有完全按照相关的标准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监督活动的独立进行。
我国工商管理的效果也直接影响到每一个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因此分析我国工商管理的现状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我国工商管理的改善对策
（一）注重培养人才
要想在最大程度上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形势，就必须改善我国工商管理工作。在工商管理工作中，人才居于核心地位，因此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对其管理的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而高校是进行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尤其是对工商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所以在我国当前大力倡导教育改革的环境下，高校也必须积极投入其中，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引用先进的教育方式，培养现代工商管理工作所需要的人才。在培养的过程中，高校必须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培养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终使高校学生不仅能实现自我价值，还能更好地进行工商管理工作，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除了在高校中进行专业人才的培养，在各个阶段的教育过程中，都要依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增强学生了解社会的能力。
（二）规范执法工作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市场的地域性、局限性已经逐渐被解除，工商管理的难度及任务也相应加大。所以，工商执法工作必须得到加强，我国相关部门首先要有效调整工商执法相关政策，增强他们的执法效力；要不断优化完善我国的《反不正当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有效规范工商管理部门的考核工作以及执法活动，明确部门及人员的权责，防止部门职能交叉等问题的产生，最终使工商管理部门拥有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三）完善管理体制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工商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现象出来。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完善工商管理体制。首先，可以增强登记管理职能，宏观调控行业发展宽度，避免市场中比例失衡问题，最终促进产业机构与经济之间协调发展。其次，要对管理体制进行适当改革，增强体制统一性和机构在工作中的权威性。此外，在我国对外开放逐步加强的形势下，工商管理部门要加强与国外企业的沟通交流，最终创建出和谐的市场经济环境。
（四）创建内部控制制度
在内外环境同时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工商管理部门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独立进行经济监督活动。对于省工商管理部门来说，要以收支两条线为中心，全面管理整个省份的工商财务经费，要依据支出情况，统一审核划拨人员等经费。[3]此外，工商部门还要有效联系物质管理部门，将管理账目等的入库手续进行合理设置，确保账账相符、账物相符。对于内部审核机构，要使其对单位负责人进行直接汇报，从而促进良好监督局的形成。对于工商管理部门的内部控制制度要全面评价，完善监督服务职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工商管理工作必须破除传统模式，积极创新，为工商管理工作的进行奠定良好的基础。
作为高中学生，可能无法从国家层面上全面、有效地分析我国的工商管理的现状，但是分析我国工商管理的现状，为其改善提出自己的见解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自己将来的就业方向和选择，也增强了自身的分析判断能力，为将来走进社会，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结语
工商管理是维护我国经济秩序的重要部门，对构建和谐经济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我国政府部门要根据工商管理的现状，从制度、体制等方面着手，对其进行完善，最终增强工商管理职能。
（作者单位为山西省大同二中）
参考文献
[1]孙若潮.我国工商管理的现状分析及思考[J].科技风，2012（08）：262.
当前国内经济现状范文1篇3
【关键词】宏观经济积极财政政策实施
自90年代中期我国成功地实现了国民经济软着陆后,特别是1998年以来,针对通货紧缩,宏观经济形势发生的许多新变化,中央政府实施了以增发国债,扩大支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现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一政策,发挥其更大的政策效应,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及时对政策实施中的某些不足进行适度调整。这对于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有效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一、今后一段时期要不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笔者认为,根据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态势以及财政现状,财政政策作为中央政府实施间接调控的重要手段,仍然有必要、也有可能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起多方面的影响和作用。
首先从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必要性看,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对经济增长进一步产生及时而直接的扩张效应。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的供求状况发生了质的变化,初步实现了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有效需求不足,物价持续走低已成为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所带来的直接效应是企业经济运行困难,生产能力普遍过剩,造成部分资源大量闲置,因此调整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以拉动内需显得十分紧迫。
1996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采取各种政策手段,如多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取消了信贷规模控制方法等等,然而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特别是由于经济结构扭曲,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需方面效果不很理想。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税收,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就能对投资和消费需求产生及时而直接的扩张效应。时下,虽然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民间投资和对居民消费需求拉动不很明显,启动内需的效应在减弱等等,但这只能说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时间还不够,只能说明实施政策的方向、重点应作适度调整。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在暂无有效手段刺激消费需求扩大的态势下,继续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适当加大实施力度是十分必要的。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在增量上有效地解决我国经济结构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出现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状况,其形成原因固然与总需求不足直接相联,但深层次的根源仍离不开结构问题。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更偏重于经济结构调整,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通过财政收支的调节,从财力上对投资方向、重点、规模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在增量上对经济结构调整起宏观性、导向性的作用。三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能较好地规范财税分配关系,从分配上拉动内需,启动经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存在的诸多不利于经济高效运行,不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例如可通过税收返还等手段,调节地区间的财政收入,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解决地区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通过社会再分配的调节,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工资,对社会上低收入者、低收入家庭给予一定的补助和救济,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既起到扩大消费需求,又起到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作用,这些都符合经济集约型增长的内在要求。
其次从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可能性看,增发国债是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内容,这就决定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可能性很大程度取决于国债规模是否控制在适度区间内,我们可从决定国债承受力的两个重要的指标作些具体分析。一是国债余额占财政支出的比率,经济学上称债务依存度,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为25~30%.我国1992年为24.59%,1996年上升到53.55%,1998年又升到60.39%,这个指标已远远大于国际警戒线,意味着驾驭宏观全局的中央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来自发行的国债。另一个是国债余额占GDP的比率,统计学上称国债负担率。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国债余额最多不能超过半年GDP的45%,由于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一般为45%左右,依此测算,国债余额大体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总额,这是公认的国债警戒线。我国的财政收入(包括预算外财政收入)也只占GDP的20%,因此我国国债占GDP的比重,最高以不超过20%为宜。据测算,我国1991年为5.41%,1996年上升到5.6%,1998年又升到10%,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比率。前一指标说明我国财政运行风险加大,财政形势较为严峻;后一指标显示积极的财政政策有继续实施的空间,财政形势有相对宽松的一面。如果考虑到国债余额是从国民经济的总体和全局,而不是仅从财政收支上来考察和把握国债的数量界限的,这是一个更为全面、综合地反映一国举债潜力的指标;考虑到国债余额较低情况下出现债务依存度偏高的情况,是与现行体制和政府财政分散程度等特殊因素相关;再考虑到目前我国有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居民储蓄总额有近6万亿元,相当部分未能转化为投资,在通货紧缩的态势下政府通过发债方式向银行借款,不但可解决政府建设资金不足问题,还可有效解决金融机构无法扩大高质量资产问题。鉴于上述思考的理由和根据,笔者认为,通过利用国债,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可行的,这一政策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间和回旋余地,我们必须以适当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拉动经济增长。
二、作为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注重研究政策实施效应。
根据1998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状况,目前财政政策的取向应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要注意投资与消费双向启动。前一阶段,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的重点是投资需求,选择了基础设施为投资对象,现在看来需要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结合起来,实行双向启动。因为在促进GDP增长的三个因素中,消费拉动最为重要。有关专家对1978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作了统计计算,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在60%左右。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取得多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中间需求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最终需求状况。如果最终需求一直疲软乏力,不能有较大幅度地启动,即使有再多的投资也发挥不了作用。
针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态势,注意到消费的不同层次,以及农村消费的巨大潜力,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刺激消费需求的扩大,可供选择的政策措施有:1.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增加行政事业单位中低收入者工资。适当降低企业流转税税率,增加企业所得,提高职工收入,从而扩大消费支出。2.增加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职工退休费支出,必要时可发行专用于社会保障的特种国债。3.减征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对城乡居民购买汽车、住房的消费支出,减征个人所得税。4.积极做好准备,对居民储蓄存款开征利息税。5.适当加大政府采购力度。6.继续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资,扩大居民的教育消费。
二是逐步解决好财政分配中“越位”与“缺位”问题。可考虑做这样几项工作:1.努力减少膨胀过度的行政管理经费,这方面的开支漏洞较多、浪费很大。可利用这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机会,努力加以调整缩减。2.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逐步减少巨额的企业经营性亏损补贴。同时进一步理顺和改善农产品供求关系,减少价格补贴。3.随着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进一步转变和调整,财政应逐步退出经营性领域,对一般的经营性领域应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作用是加强引导和监督,并为之创造公平而宽松的发展环境。这样通过“压、减、退”的途径,卸了部分财政包袱,就可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财政投资提到更靠前的序位上,投入较多的资金。当前主要用于公共工程开支,着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但又必须看到,随着市场体制、技术条件的变化,教育、医疗保健、公用基础设施等准公共产品两重性,将带来许多新技术、新开拓的空间。特别是面对21世纪知识经济的挑战,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显得愈益重要,如何使政府的财力与民间的财力在发展科学与技术方面更有效地结合运用,应该成为财政政策一个重要取向,认真加以研究实施。
三是财政投入的重点取向应作适当调整。去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最具有代表性的措施,是大规模举办政府投资的六大基础设施建设,即农田水利、江河治理、生态环境,铁路、公路、电信设施,城市公用事业,国家储备粮仓,农村电网,经济适用房。这些方面建设是必要的,对促进经济增长意义十分重大。因此上述六个方面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关注的重点,特别是一些规模大、周期长的工程项目,应继续注入必要的政府资金,力争及时、高质量地建设好。但必须指出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不能忽视支柱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固定资本的更新。原因在于:第一,社会规模的固定资本的更新是拉动经济走出低谷、摆脱衰退,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方向演变的重要物质基础。如果我们不把投资的重点适时转向技改和设备更新上,即使速度暂时上去了,也很难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第二,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力度,是由我国现实情况决定的。我国的基础产业和技术产业现有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所生产的产品多为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不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无法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第三,加大技改力度,创立名特优产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增加对外贸易,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我国出口商品多为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商品。在未来世界市场更激烈的竞争中,这些商品很难有立足之地,出口额很难有大的扩大,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大技改投入,搞好技术改造。基于上述考虑,当前财政支出结构应作适当调整,可采用财政贴息政策和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实施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还可考虑对于企业以利润或红利进行的技术改造,予以税收减免,适当调整目前足额征收所得税政策。
当前国内经济现状范文篇4
一、前言
从我国的经济构成来看，工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经济的发展质量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基于这一认识，在经济发展中，我们应正确分析工业经济的发展规律，并结合工业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工业经济的特点，并认识到工业经济对国民经济产生的促进作用，准确预测工业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提高工业经济的发展质量，使工业经济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全面提升工业经济的发展水平，满足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二、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现状及特点分析
今年以来，工业经济总体形势呈现增速放缓的趋势，其中消费品工业运行态势平稳，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工业呈现出明显调整特征，电子制造业受外需萎缩影响波动较大，部分行业下行压力加大，企业效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其中工业经济运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下行压力加大。从目前国内工业生产的总体形势来看，由于国内工业产品需求波动较小，因此工业生产的总体形势也呈现较为稳定的状态，但是受到出口贸易的影响，下行压力增大。
2.企业运行状况良好，业绩稳中有升。国内工业企业在产品生产制造、销售流通环节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工业企业的运行状况良好，其业绩处于稳中有升的局面，对工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工业产品价格呈现逐步回落的态势。由于国内工业企业竞争日益激烈，许多工业企业为了争夺更多的市场份额，工业产品价格下降成为了竞争的手段，工业产品价格逐步回落成为了必然的发展态势。
4.工业品出口增速保持稳定状态。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贸易的增速有所放缓，但是考虑到我国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工业产品出口增速目前保持了较为稳定的状态。
三、工业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分析
考虑到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多，目前工业经济的发展对国民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工业经济繁荣，则会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工业经济低迷，则会拖累国民经济发展。目前来看，工业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经济提升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从目前工业经济所占比重来看，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例越来越高，工业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水平对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日益强烈。从工业经济所占GDP总额来看，工业经济对提升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工业经济带动了周边行业的发展，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工业经济的发展不只是某个行业的发展，而是与工业周边多个行业的发展，工业经济的繁荣，必将给国民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撑，将会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从目前工业经济的增长来看，对周边行业的带动是非常明显的。
3.工业经济发展为国民经济提供了手段保证。工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发展经验，工业经济属于实体经济的一种，对国民经济形成了有力的支撑，保证了国民经济能够减少泡沫，提高整体发展质量。所以，工业经济发展为国民经济提供了手段保证，提升了国民经济发展质量。
四、工业经济的未来走势预测及分析
考虑到工业经济的发展现状以及对国民经济的促进及其现实特点，随着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工业经济在未来将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快速发展：
1.工业经济将成为实体经济的主要发展形式。由于工业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经济在实体经济领域所产生的效益日益增加，在这种局面下，工业经济势必成为实体经济的重要发展形式，并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未来工业经济将会演变成实体经济的主要发展形式。
2.工业经济所占的比重将逐步加大。从目前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来看，工业经济已经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对国民经济的作用日益突出。基于这一发展现状，在工业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趋势下，工业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比重将进一步加大，其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
3.工业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将会越来越强。考虑到工业经济的现实发展特点以及产业优势，工业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是比较明显的。基于这一认识，在未来的发展中，只要工业经济不发生较大的波动，国民经济结构不发生较大的变化和调整，工业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将会越来越强。
五、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在当前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工业经济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经济将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提高国民经济的发展品质。
当前国内经济现状范文篇5
一、经济持续低迷、复苏目标落空
2002年，德国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总体表现甚至不如2001年。据联邦德国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去年增长仅为0.2%，这个增幅也是自1993年以来最低的一年。
根据表中三项数据，可大体反映出2002年德国经济陷入轻度衰退状态，经济增长是近10年来最低的一年，且去年能勉强达到0.2%的微弱增长，完全靠外贸贡献率1.5个百分点独立支撑。因为上年固定资产总投资和私人消费两项贡献率均为负数（-6.4%和-0.5%）。否则，经济增长状况更加暗淡。财政赤字高达772亿欧元，是欧元区内少数几个突破《马约》标准的国家。赤字激增固然与财政支出刚性强和财政收入增长缓慢有直接关系，但基本原因在于这两年经济持续疲软而导致税收增长目标落空。失业是德国多年固有矛盾，在上世纪90年代同样突出，只不过在近两年经济停滞状态下近一步凸显。长期的高失业中既有就业总量供给过剩，又有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问题。此外，其它几项短期指标均不乐观，如私人消费增长平平，失去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至于设备投资特别是建筑业投资已连续7个季度停滞或负增且已形成下降惯性，不仅与经济低迷相伴，而且也是引致经济复苏迟缓乏力的主因之一。相比之下，去年德国外贸出口稍许乐观，成为拉动经济的最主要动力，详见下表。
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经济增长率�1.1＋2.3＋1.7＋0.8＋1.4＋2.0＋2.0＋2.9＋0.6+0.21.0+失业率8．99.69.410.411.411.110.59.69.49.80赤字/gdp003.3002.21.51.42.83.72．75
资料来源：联邦德国统计局2003年1月公布的数据和联邦财政部公布的数据。
2003年数系政府提出的预测值。
二、结构矛盾和外部环境影响
从纵向比较看，近两年德国经济的增长表现似乎又重现了德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常态，即经济持续低迷，再现增长疲态（平均1.7%）。在分析德国经济形势时，一方面要观测短期供需因素变化，同时还需把引致经济持续疲软的短期原因和中长期因素结合起来比较。概括地讲，中长期因素表现在两方面：结构老化和外部冲击。结构问题首先表现在，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经济结构变动很小，第一和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几乎没有什么变动，增长结构中主要靠传统产业拉动，比如，德国的传统制造业占gdp高达30%以上，差不多比美国高出近4个百分点。而传统制造业近年来一直受到国际市场需求约束和利润平均化影响。加上德国现行体制中的“三高“（高税收、高工资和高福利）挤压，传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度逐年下降。传统产业固然是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基干部门，但要维持住这一实体产业的竞争力同样要靠新技术和资金的持续性投入。作为工业大国，德国近两年来的设备投资则是逐年下降，特别是在研制与开发方面（占gdp的比重），德国又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而且也落后于瑞典、瑞士、芬兰和韩国等国。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德国建筑业属于传统产业。这一产业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年年萎缩，年年负增。据有关分析，从1996年起，建筑业非但对整体经济有所推动，反而使每年的经济增长缩减0.3个百分点，成为德国经济的长期负担。
外部冲击对于象德国这样高度依赖向欧盟和外部市场出口的国家来讲，受到的负面冲击确实比上世纪90年代还要大。近两年世界经济的不景气特别是美国经济自身复苏表现欠佳，加上日本经济十年沉疴，欧盟经济总体复苏鲜有起色，诸多因素叠加起来，阻滞了德国经济的回升。从这个角度看，德国经济增长乏力既是其多年来在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方面进展不大的一种必然结果，又与同期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有直接关联。
三、两大矛盾日益突出
由于经济连续两年疲软乏力，凸显了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些原有矛盾。德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失业进一步恶化，其次是联邦财政形势严峻。德国就业市场长期以来本身存在相对过剩的失业大军。这是一种劳动力总量长期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失业率也不低，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失业率平均在7-8%之间，两德统一后的90年代更有加剧之势。从长期看，这种状况是由以下几种原因形成的：一是自上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逐步减少了对劳动力的吸纳；二是无论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在推行企业内部合理化过程中（降低工资成本因素），相对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增大了用机器设备的替入；三是两德统一带来的地区性失业挑战和突发性经济转型压力。上述原因或变化趋势在近两年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冲击下，更有加剧之势，例如，近两年的失业问题就更加尖锐。
根据今年德国劳动力市场状况，全德就业者总数大体在4055万左右，到2002年12月，登记失业人数为422万,全年平均大体在406万。区别在于联邦统计局需要与欧盟各国的失业统计具有可比性。不管怎么说，德国现存的失业规模在欧盟中居首位。再做进一步分析，在失业总数中，其中男性212.9万，女性180.1万，长期失业人数相对固定在130万左右，20岁以下的青年人失业大体在100万左右。由于统计表中，未给出德籍和外籍失业统计分类，其构成比例不得而知。由此看来，德国失业总数长期徘徊在350万左右，即使在经济状况不错的2000年，失业总数和失业率同样不低。这说明，劳动力供给实际存在相对过剩，这也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德国的现实选择是，如果每年能把失业总数控制在350万左右，失业率保持在7�8%之间，即可大大缓减就业市场压力,如能降至7%以下，可视作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如2000年，当经济增长达到2.9%时，即失业并未构成其第一突出压力。但目前德国就业市场关系绷得很紧，就业的季度因素和每个月度新创造的数万个就业岗位都成为政府、企业和公众关注的重要动态指标。
财政形势严峻。由于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2002年财政困难凸显，表现在三个方面：主要税收增长未达标并直接影响到财政收入增幅；财政支出难以控制，赤字突破《马约》标准；财政调节处在两难境地。据财政部初步统计，2002年预计财政收入2237.7亿欧元，而1-10月实际收入1667.6亿欧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5%。主要原因与经济增长不景气有直接关系。原预计全年财政支出2475亿欧元，其中1-10月支出2113.6亿欧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由此反映出支出难以压缩的状况。据最新统计，2002年联邦一级财政赤字达772亿欧元，占gdp比重为3.7%。同时也是欧元区十二国财政赤字状况较差的四个国家之一。因此，德国财政赤字问题也受到欧盟的警告并引发对《马约》标准是否灵活执行的争论。
从长期原因看，目前的财政困境也与两德统一以来历年累积的大量转移支付政策有直接关系。据统计，统一以来，联邦政府每年用于东部重建的各项经费很多是通过转移支付完成的，平均每年在1200亿马克，约600亿欧元。因此，东部重建在联邦财政的过量扶植下进行的。时至今日，东部重建仍然困难重重，东部各州继续呼吁增加重建资金，但联邦财政已经捉襟见肘。
面对财政“过线”问题特别是经济不景气状况，德国政府目前正处于两难境地。依照目前的经济状况，德财政政策应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实行扩张性政策，但目前的赤字规模不降反升，不仅受到国内各界的批评，在欧盟内部也屡屡受到质疑，从而使政府的扩张政策难以推开。再如，近两年消费投资双双不振，财政政策当适度减税，但事实上，财政收支状况严峻，迫使政府的一些减税计划一再推迟，近期反倒对资产税和某些小税种增税，这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是某种抑制。
此外，德国刚刚结束大选。选战激烈，现政府以微弱多数获胜。大选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恰恰是经济形势和前景。大选结束后的数周内，经济界特别是大企业对现行经济政策多有批评，民调结果也显示出公众对现行政策及前景信心不足，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着德国今后消费和投资的走向。
四、政策选择与前景
政策选择的可能性：当前德国面临的经济形势较严峻，面临一系列困难。如果对这些困难排序，经济增长疲软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只有刺激增长，才能带动就业，才能增加税收，进而扩增财政收入。因此面向优先刺激增长是德政府和经济界的基本目标。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着力点，需要采取扩张取向，如在财政税收方面方面推出以减税为主，同时欧盟的货币政策也应以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物价稳定并举。总之，财政政策的调节权限在德政府手中，至于调节范围和力度可由联邦政府自行选择，而货币政策职能由于已让渡给欧洲中央银行，德国政府只能通过各种方式施加影响。
增长前景。德国政府和几大研究咨询机构在去年末和年初均提出过预测。鉴于去年增长0.2%，现纷纷下调其预测值。目前政府最新的预测为1.0%。这种预测还是建立在两个重要的外部前提条件下。一是明年国际经济环境和美国经济复苏情况好于今年；二是国际油价基本稳定，大体维持在每桶25美元左右的价位上。
当前国内经济现状范文篇6
在当前的新经济背景下，我国的中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是处于发展的状态，但始终在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而其中财政税收政策的影响占较大比重，而能够促进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就是这个国家的中小企业。所以本文通过对当前经济背景下中小企业的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提出合理建议。
关键词：
新经济；中小企业；优惠政策；财税政策
在当前新经济的背景下，我国中小企业在财政税收方面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虽然我国的经济整体上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但是实际上内在的经济形势是复杂多变的，比如，当前劳动力素质较低，各行各业的企业内部自身存在的结构问题以及国际上的经济形势不断影响国内的中小企业的发展，逐渐降低了他们的竞争力。所以，目前必须要将中小企业的财税政策进行调整和优化，才能真正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向前发展。
一、新经济下中小企业的现状
在当前新经济背景下，我国的中小企业出现的问题是消费者物价指数与生产者物价指数成方向变动，且变动相当之大，甚至许多中小企业会逐渐发现他们生产成本的价格上涨的速度与物价的上涨速度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生产者物价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前劳动力的缺乏导致劳动力整体工资的上涨以及各种生产的原材料成本也处于持续上涨的状态，所以现在，各中小企业低于减免征税的呼声越来越高。虽然国内的其他经济政策对于中小企业的运营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远比不上财政税收政策对整个中小企业的影响来的重要。在当前这个汇率波动较大的经济社会中，原材料和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的状态会使大多数中小企业在运营发展过程中面临极大的阻碍。与西方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财政税收方面的征收额度较高，大部分发达国家会通过较低的征收额度来刺激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美国成为经济霸主不只是因为他的经济稳定且高速发展，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国内的中小企业在低税收刺激下的迅猛发展。我国中小企业的范围和规模在不断扩大，这些中小企业也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我们那的吃穿住行用几乎都是通过中小企业才得以实现，所以这些中小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是能够使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石。就目前经济情况来说，因为我国财政税收政策的落后和传统使各中小企业没有在急需帮助的时刻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影响，甚至于缺少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福利待遇，减税、免税以及优惠税率对于他们更是闻所未闻。没有合适规范的财政税收政策是难以使中小企业在整个经济社会中进行优化和发展的，而目前，我国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其中的问题，所以我国现在已经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状态，只希望能够尽快出台一部完善的能够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从而使其能够健康向前发展。
二、新经济下中小企业财政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优惠政策并不完善
中小企业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使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处于平稳状态的保证，我国政府陆续出台的财政税收的优惠政策，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免国家的税收负担，但对于中小企业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不能与其内部生产活动相适应，从而导致整个企业内部生产力的下降。我国自身是希望建立一个健全的、综合的财政税收政策体系，但是在税收优惠方面仍然存在不小的问题。我国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在企业所得税方面，通过减少征收企业所得税，使企业的生产成本相应的降低，而且如果企业年底出现了亏损，还可以获得国家的递延补偿；但是对于经营企业的个人所得税所实施的优惠政策较少，而且在一些研发和投资方面的费用还存在一些困难，既没有对于进口货物的免征政策，也没有关于转让科学技术的优惠政策，甚至对于一些基本的、新兴的，同时也是急需要整体进行优化和创新的资源和产业所享受到的税收优惠几乎是完全没有，所以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的范围还要不断进行调整和扩大。
(二)企业内部财务人员不能够完全明确国家的财税政策
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是有限的，所以在财务方面的管理和控制是比较容易的，但同时因为规模较小，人员数量也是有限的，这样就会造成在企业发展经营的过程中缺乏高级的财务专管人员对于企业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而且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涉及到财税方面的问题，所以税收筹划是每个中小企业所必须要面对的难题，这就需要专业的税收专业的相关人员进行分析、规划，但是因为人员数量优先，专业素质较低，知识储备不够，就会使企业的发展出现各种障碍，整体降低了企业的发展速度。如果要使各相关财务人员能够完全理解国家的财税政策，需要在企业内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税收风险筹划制度，处理好税收收入和企业收益之间的关系。但是目前不仅是因为人员数量较少，还因为其工作能力较弱，对于国家的税收政策不能及时接收和掌握，使企业对自身的税收难以完全掌控，这样不仅不能帮助企业自身减少税款，甚至还会带来不小的税收风险。
(三)国家对于财政税收在科技方面的投入不尽合理
我国当前资源配置中受益最大的就是科研所，各中小企业因为国家或是本级政府对其投入的科研资金较少，势必会降低在科研方面对于企业的刺激，再加上本身对于开发、创新、优化各项资源和结构缺乏兴趣，很难成为国家科研方面的主体。而且各级政府普遍只重视各项研发的结果和所得荣誉，对于其结果对当前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并不是十分重视，所以就很难发挥国家财政税收的优惠政策对各项研发的影响，也不会鼓励企业去大量研发适合群众使用的新型产品，从而会导致企业研发成本提高，而收益却止步不前的情况。
三、如何优化中小企业的财政税收政策
(一)建立健全的税收优惠政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想要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健康长久的发展，就必须要使各地方的经济能够平稳运行。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中小企业对国家经济影响较大，这就表明我国现在如果想要整体经济有序发展，势必要加快中小企业的前进步伐，同时政府以及国家相关财政部门也需要做出相关的管理措施，出台一些适合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为其今后的快速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当前新经济背景下，如果想要形成一个良好的经济氛围，就需要我国政府加大对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力度，做好对各中小企业的宏观调控，才能总体提高财税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还应该进一步扩大政府优惠政策的范围，使各中小企业获得的收益最大化，进而刺激他们进行自主创新。总体来看，我国财政部门需要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从而大量降低企业的应纳税款，同时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使其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趋于稳定。同时在科研方面，我国也要加大对企业的投资力度，为各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使得他们不仅发展自身的产业，还可以大力创新新型技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从而形成有效的循环。
(二)政府应适当的实行扶持政策
由于现在还没有出台一套完善的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现在的中小企业出境可以说是较为窘迫，所以现在只能通过政府的扶持和适当的税收制度，才能提高中小企业在当前经济市场中的竞争力。在企业的整体发展中，政府需要对企业发展的规模、经营模式、存在的优势及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针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措施，提高财政资金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同时制定新的适当的发展规划，才能有效提高中小企业的发展规模。但是，政府的财政资金拨款的条件还是需要严格的审核，以免使一些企业钻了空子。在税收的优惠方面，也必须要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只有政府推行公平公正的优惠政策，中小企业才会实现公平公正的的市场竞争，从而实现企业之间的相互刺激、相互激励，使各企业能够快速发展。当某个中小企业开始出现盈利时，国家也需要适时的出台相关财税政策，对于快速发展且不断进行自主创新的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或者是适当的降低税收的征收标准，使税收优惠的范围能够兼顾很多企业；对于发展较慢、竞争力较弱的企业，政府也需要采取相应的扶持政策，同时进行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的盈利，从而使企业能够重新振作起来。
(三)完善企业内员工的个人所得税政策
国家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在扩大范围的同时也要有针对的实行，税收优惠除了可以使整个企业的成本降低，还可以影响企业内部的员工收入。政府可以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方面实施优惠政策，从而提高员工的工资，刺激了员工的工作热情，还可以使员工为了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而进行相应的学习，从而提高了员工的知识储备，使整体的工作环境得到相应的改善。同时还可以建立适当的奖惩制度，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进而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四)对于税收管理方面的相关政策
还需完善如果要降低企业的税收风险，不仅需要企业自身进行监督和管理，同时还需要政府通过完善的相关政策法规进行监督和协调。首先，政府应该使各企业内部财政部门相关人员明确自己所承担的税收权力和义务，明确自己不仅有纳税的义务还有享受税收优惠的权利；其次政府可已通过相关宣传，使企业养成自觉主动纳税的习惯，降低企业出现税收风险的几率；最后还可以使企业在内部实行一些队友偷税、漏税人员的惩罚措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情况。
四、结束语
在当前新经济的背景下，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体，而现在中小企业的发展确实差强人意，这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缓慢，更多的原因是国家政策扶持的不足，所以现在需要国家抓紧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再配合政府的资金扶持，才能使我国的经济真正做到稳步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贾雁岭，娄爱花.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J].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
[2]叶志东.积极财政政策背景下完善中小企业税收扶持政策研究[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2.
[3]庄家林.支持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11.
当前国内经济现状范文篇7
关键词：渔业经济；发展现状；产业结构
科技力量是国内各行业发展的强大助力，是推动我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内渔业经济作为推动国家发展的要素之一，其发展情况将会给我国的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我国水域辽阔，是世界上渔业资源丰富的国家之一。丰富的渔业资源为我国渔业经济的有力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我国渔业经济在内销层面和国际贸易层面均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但渔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令我国渔业经济的发展受到影响[1]。
1我国渔业经济发展现状
1.1渔业经济总产值
渔业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发展情况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渔业经济总产值是渔业经济发展情况的体现，从渔业经济总产值出发，对渔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科学判断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结合2015—2017年的实际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15年我国渔业产值为11328.7亿元，而渔业经济总产值包括渔业产值、渔业工业产值、渔业建筑业产值和渔业流通以及服务业产值，2015年的渔业经济总产值高达22019.94亿元。2016年国内渔业产值为12002.91亿元，渔业经济总产值高达23662.29亿元。2017年国内渔业产值为12313.85亿元，而渔业经济总产值高达24761.33亿元。虽然渔业经济总产值为多项产值的集合，但仅对2015—2017年的渔业经济总产值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国内渔业经济总产值不断增长。
1.2水产品产量
水产品作为对渔业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农产品，针对水产品的产量进行分析有利于规划渔业经济发展。为与渔业经济总产值的相关数据产生一定联系，针对水产品的数据分析将围绕2015—2017年的数据进行。结合《中国渔业统计年鉴》可以看出，2015年我国水产品的产量达到6699万t，比2014年增长了3.69％。2016年我国水产品的产量较2015年增长了3.01％，实际总产量达到了6901万t。2017年我国水产品的产量比2016年有了一定程度的下滑，总产量为6445万t，实际产量降低了6.61％。虽然我国水产品产量在2015—2016年增加，但受相关因素的影响，2017年的水产品产量有所降低。为了稳定国内渔业经济的发展情况，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对水产品产量进行管理[2]。
1.3生态资源环境
根据相关数据可知，我国2017年的水产品产量较2016年略微减少。就国内渔业经济的长远发展来看，虽然渔业经济仍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但是国内渔业基于自然资源、廉价人力资源得以发展，出现过度捕捞的情况后，后续水产品产量将难以维系国内渔业经济的持续发展。首先，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并未得到缓解，主要是因为相关工作人员在利用渔业资源获取经济利益时，没有意识到渔业资源的有限性，相关捕捞工作的开展没有受到严格管理。其次，随着社会发展，城镇化建设与工业化发展进程逐步加快，导致国内各地区水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水域污染给国内水产品的养殖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目前部分区域因水污染程度较深，导致当地的水产品养殖业出现了巨大的经济损失[3-4]。
2我国渔业经济面临的问题
2.1渔业养殖结构单一
依靠科技力量，当前国内相关捕捞工作的开展效率得到了极大提升，但过度捕捞情况时有发生。过度捕捞会导致渔业资源减少，水域内的生态结构遭到破坏。渔业资源是渔业经济发展的根本，渔业资源减少会对渔业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影响。从国内渔业养殖存在的问题来看，受国内市场、海外市场需求的影响，渔业养殖以贝藻类为主。仅在20世纪末，我国贝藻类养殖规模就比之前扩大了5倍，但鱼虾的养殖规模一直维持在同一水平。这表明国内渔业养殖结构单一，给我国渔业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阻碍。
2.2深加工发展滞后
目前，国内水产品深加工企业对先进技术的掌握程度不足，且多数水产品深加工企业的加工设备老化比较严重，这表明国内水产品深加工行业的发展滞后。出现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现阶段仍有不少社会民众认为渔业养殖工作主要是积累渔业资源后进行捕捞，进而加工为食物进行售卖。这样传统的认知极大地限制了国内渔业经济的发展，也使渔业资源的利用率长期处在较低水平且停滞不前。结合实际统计数据对此进行验证后可知，捕捞、养殖作为渔业的第一产业，目前其产值在渔业总产值中占54％；渔业深加工是第二产业，其产值在渔业总产值中占32％，这一比例较低，说明国内渔业深加工发展滞后[5]。
2.3竞争力不强
国内水产品深加工发展处在滞后状态，导致我国对外销售的水产品绝大多数为粗加工品和半成品，而其他国家出口的水产品绝大多数为深加工产品。仅从水产品加工水平存在的差异来看，我国对外销售的水产品存在竞争力不强的问题。不仅如此，分析我国对外销售的水产品种类可知，我国对外销售的水产品种类单一。这主要是因为国内渔业养殖技术亦处在滞后阶段，导致我国渔业养殖工作缺乏先进技术的支持，在实际养殖过程中极易出现疾病，给渔业养殖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影响了我国水产品的产量，造成我国水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
3渔业经济发展的对策
3.1优化产业结构
为了将产业结构调整落实在渔业生产中，首先，应针对渔业市场的特点建立市场预警机制，进而基于市场预警机制为相关企业、渔民提供必要的市场参考信息，引导相关企业、渔民结合市场的需求开展养殖工作，进而推动渔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其次，针对现阶段国内渔业养殖结构单一的问题，相关工作人员应结合先进的技术对渔业养殖结构进行相关调整，进而扩大国内渔业养殖规模。在扩大渔业养殖范围的同时为渔民传授先进养殖技术，是确保养殖范围扩大的重要前提。在市场预警机制、渔业养殖范围不断扩大、渔民掌握先进养殖技术的前提下，有利于实现渔业产业结构优化[6]。
3.2大力发展水产品深加工
水产品深加工的有效落实能够有效助力我国渔业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因为水产品深加工能够有效提高我国水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水产品深加工需要先进技术的支持，因此促进国内渔业与科研机构紧密联系是大力发展水产品深加工的前提。渔业与科研机构的联合能够促进渔业转型为高科技渔业，对大力发展水产品深加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进而使水产品因深加工工作的开展而提高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7-8]。
3.3加强对海洋资源的保护
加强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就是加强对渔业资源的保护。为了让相关保护措施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统合相关政策十分必要。相关审批政策是现阶段必须实施的一项管理措施，将其应用于实践中能够有效减少过度捕捞等不良现象[9-10]。为了确保海洋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实施海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非常有必要。在海域使用审批政策与海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海洋资源能够受到更为有效的保护。
4结束语
虽然渔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整体发展，但是为了实现更加长远的发展目标，在促进国内渔业经济的发展时，应当重视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渔业资源、海洋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同时统合必要的政策，引导渔业经济向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能够让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得到有效落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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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经济现状范文篇8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市场经济常态；市场经济非常态；市场配置资源；去杠杆化；政府干预经济；市场化改革；产能过剩；经济发展转型；资源环境约束；创新驱动
中图分类号：F012；F045.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1-0051-09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进入了以长期结构性调整转型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减速期，似乎每个国家都未能独善其身，中国也未能例外。2009年4万亿元投资对经济增长进行强刺激的措施，虽然避免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同步震荡下行，但2011年以后，宏观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呈持续下滑趋势。来自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变化，共同塑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李扬，2014）。国内对于“新常态”的高度关注是从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开始的，当时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被认为是中国高层领导首次用“新常态”描述中国经济。2014年8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多篇关于经济“新常态”的特别报道和评论员文章，提出了“新常态”的四个主要特征――“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认为“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适应“新常态”，意味着“不搞强刺激、大调整”。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9个方面对我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释。
齐建国：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语境解析
但是，目前国内对“新常态”的理解差别巨大使用“新常态”一词以后，国内学者立即进行各自理解的诠释，国内各大媒体也迅速诠释和宣传，甚至把中国经济“新常态”解释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创新驱动、低成本发展等理想状态，大有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叫好欢呼之意。显然，这些解释似乎偏离了当时使用“新常态”的本意。我的理解是，其本意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将面临相当多的困难，鼓励大家要有信心，并非是说中国经济进入了“理想状态”。无论从在视察河南时关于“新常态”的讲话背景看，还是从在2014年北京APEC会议上对“新常态”时期的政策宣示内容看，都不是从理论和实证上论证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而是针对因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引致的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作为国家最高领导面向世界宣示的国家决心和政策主张与取向。。有人认为“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放缓，是经过三十多年持续高速增长后经济发展阶段的趋势性转变。也有人对“新常态”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解释，认为“新常态”下，就业将更充分，收入将更均衡，社保将更完善，增长将更平稳，物价将更稳定，质量将更提升，总之，“新常态”有利于中国经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继续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似乎“新常态”是一种我们期待已久的理想经济发展状态。然而，国内许多专家对“新常态”的理解与国际上首先提出“新常态”的初衷和内涵相差甚远，“新常态”显然被一些中国学者“中国化了”。“新常态”一词，绝不仅仅适用于中国经济，也绝不仅仅适用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国家、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新常态”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内涵。因此，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新常态”，首先需要明确其“语境”。
二、市场经济语境下的“常态”“非常态”与“新常态”
张慧莲和汪红驹（2014）曾撰文指出，“新常态”（NewNormal）一词，顾名思义，就是指“反常的现实正逐步变为常态”。那么，什么是经济“常态”？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是不同的。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应由市场竞争及竞争主体依据市场供求关系来进行，即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一般只是短暂的；在竞争和自由价格机制下，供给平衡和短缺都是“非常态”，“产能过剩，竞争激烈”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常态”。而按照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说法，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的“常态”是“短缺”。也就是说，“短缺经济”是计划经济的“常态”，但又是市场经济的“非常态”。因此，当我们用“常态”“非常态”以及“新常态”来描述经济发展的状态时，首先要明确话语的经济体制和运行环境。虽然中国还不是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仍然处于向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之中，但市场经济构架已基本健全，因此，当前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理所当然是在市场经济语境中的。
1.市场经济的基本“常态”：市场配置资源，供给大于需求，产能适度过剩
一般认为，美国是世界上自由度最高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的工业产能利用率在1972―2013年40多年的时间内平均仅为78.7%（见表1）。如果我们以美国参照系，可以认为，制造业产能有22%左右的“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因为只有保持产能的适当过剩，才会有竞争，才会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正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才促使美国成为世界综合技术水平最先进、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
当然，市场经济也存在局部或短时期技术性供不应求。例如，一种受市场热捧的新产品刚刚问世，生产能力建设需要一段时间，会导致市场在短期内会处于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但这种现象不会持续太久，资本的趋利性会导致资本迅速向这样的领域流入，从而形成供过于求的“常态”。此外，垄断性企业的“饥饿销售战略”也会导致某些热销产品出现短期紧缺，但在技术扩散非常迅速的今天，竞争者会很快通过模仿战略逼迫垄断者结束市场的“饥饿状态”。
中国的工业产能利用率到底是多少，是否处于市场经济的“常态”水平，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以钢铁产业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钢铁产能为9.9亿吨左右，钢产量约为7.79亿吨。照此计算，2013年我国的钢铁产能利用率刚好为78.7%，与美国1972―2013年的工业产能利用率完全相同，应该是处于市场经济的“常态”，不存在严重过剩问题。但是，从中国钢铁行业目前市场竞争的程度和全行业盈利水平看，其产能利用率不可能达到78.7%。依据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钢铁产能利用率都在80%以下，但都没有出现中国这样的价格“血拼”和全行业大面积亏损。一种可能是中国的实际钢铁产能远高于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实际产能利用率远低于78.7%。
2.市场经济的“非常态”：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供不应求
若以市场经济来衡量，我国从改革开放到1996年以前的国民经济处于“非常态”，那时我国几乎所有产品都是供不应求。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到1996年，除棕榈油以外，我国的产品基本都达到了供求平衡或供过于求的水平。从这一角度看。1996年是中国经济从市场经济“非常态”走向市场经济“常态”的一个分水岭。正是由于1996年以前中国经济处于市场经济的“非常态”，所以，经济增长也可以在超高的“非常态”速度下增长。2001年我国经济在克服了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后，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又出现一轮大量产品供不应求、物价快速上升的现象，因此，经济发展又进入了“非常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主要原因是这一阶段的改革滞后，许多产业“国进民退”，政府干预经济过度，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计划经济手段。一方面人为限制合理的规模性投资，抑制有效供给增长；另一方面市场需求快速增长刺激了非规模性行业的落后产能无序发展，引发市场需求爆发性增长。2008年以后应对金融危机仍然沿用政府的行政力量，人为抛出4万亿投资需求，而不是通过改革让市场的力量来进行结构调整。这一现象甚至延续到2012年。应该说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处于市场经济的“非常态”。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度，在一些基础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同时存在产品供不应求、物价快速上升的现象，属于市场经济的“非常态”。
3.经济“常态”“非常态”与“新常态”的转变
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竞争和产品供过于求的状态是经济发展的“常态”。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也是“常态”。但是，在经济危机发生以后，政府会干预经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会使经济进入“非常态”。如果干预导致的经济状态变化持续时间较短，且并未导致经济运行规则、运行机制、市场结构与模式发生本质性变化，则“非常态”结束后经济又会回到原来的“旧常态”。如果政府干预导致市场经济规则、运行机制、市场结构与模式发生本质性变化，并且被固定下来，或持续演进下去，则经济发展会进入“新常态”。比如，当前的美国在金融危机以后确实改变了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则、机制和市场结构，增加并强化了政府监管制度，新的市场结构与模式正在持续演进，因此，从这一角度看美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
因此，把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放在市场经济语境下来理解，实际上并非仅仅指经济发展的状态，更主要的是讲中国经济发展状态的转变，不但不能回到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的旧常态”，而且要从“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多年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初中级阶段、由政府强力推进经济粗放型周期性高速波动增长、利益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扭曲、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发展状态”（即“市场化转型的旧常态”，或者说“市场经济的非常态”），转向“运行机制更加依靠市场自身规律、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结构与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相适应、利益分配更公平合理、人与自然更和谐的新的发展状态”（即“新常态”，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其核心在于形成新的市场经济规则、运行机制以及新的市场结构与模式。
三、经济“新常态”的国别语境：中国与美国的比较
每个国家因为大小不同、发展历史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环境禀赋不同、在世界经济系统中的地位不同，它们的经济“常态”也不一样，并不存在世界统一的经济“新常态”。
据统计，2002年，“新常态”一词在国际主流媒体中平均每月出现50次；到2011年，“新常态”一词平均每月出现多达700次。2002年，美国提出的“新常态”主要有两条含义：一是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二是恐怖主义距离日常生活更近（当时正值9.11恐怖袭击之后）。事实上，美国学者提出“新常态”概念，完全是指当时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和“新经济危机”新局面可能被长期化，从而成为“常态”。王松奇（2014）在《“新常态”源流考》一文中认为，2010年在瑞士达沃斯“第40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PIMCO）总裁埃里安（MohamedEl-Erian）重新提出“新常态”概念，是用以反映美国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的低增长状态。埃里安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是简单的皮外伤，而是伤筋动骨（危机之后的“新常态”），是经历多年非同寻常时期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按照目前引用最广泛的第“40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说法，“新常态”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
在金融领域：“新常态”下的金融体系代表着“更低的金融杠杆率与更多政府干预的结合”，其“新常态”将是被严格地监管，资本需求会很高，银行系统会更有效。“后危机”时代的金融体系不可能简单回归到危机之前。危机之前的近二十年时间里，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引发的“新经济”浪潮以及之后的房地产泡沫膨胀过程中，金融衍生工具盛行，美国经济走向几乎没有政府监管的高度杠杆化。这对“新经济”带来的新变化是前所未有的，而对这些变化演变的结果没有人能知道，因此，很多“新经济”受益者反对对飞速发展的金融衍生创新进行监管，认为监管没有依据。当时包括著名金融大亨索罗斯在内的“新经济宠儿”都反对对“新经济”下的金融进行监管。金融危机之后，大家认识到，过度自由化的金融创新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政府对经济复苏治理的基本政策取向是经济发展“去杠杆化”，强化了市场监管。
在商业领域：“新常态”下的消费群体和消费观念都发生了变化，“过度超前的信贷消费”受到了抑制，商业环境发生了改变。企业必须适应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的转变，要在“新常态”中重新进行战略定位。
在宏观经济层面：“新常态”下，“后危机”时代经济恢复将是以全方位的结构调整为核心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利益结构必将重组，大多数美国人都会而且必须慢慢适应这种宏观经济的“新常态”。
由此可见，美国原创意义上的“新常态”一词，本意是让人们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和金融恢复不要抱过高期望，主基调可用“悲观”“无奈”来概括。“新常态”并非是在原来“新经济”繁荣基础上的“新新经济”来临，而是对“新经济”时期产生的结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调整。当然，由于对美国经济的前景存在不同的预期，因而对美国是否存在“新常态”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对于中国来说，由于与美国的经济社会背景不同，自然不存在与美国式的“由几乎是绝对自由化转向有约束自由化”的“新常态”完全相同的所谓“新常态”。但是，2011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慢，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硬约束越来越硬，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都在下降，这些现象是否会长期持续发展下去？如果是，中国经济发展将会结束以前的震荡性周期性超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将由年平均10%左右的超高速度转变为7%左右的高速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到7%左右能持续多长时间？美国经济经过“新常态”的低迷后仍有可能恢复到“旧常态”的正常甚至是较快的增长周期，中国经济在经济过7%左右的“新常态”增长速度后还会回到10%左右的超高增长的“旧常态”吗？经济学界对这些问题肯定存在不同观点。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以经济速度而言，中国经济在经历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已经正式告别高速增长进入到‘常态增长’阶段。”（马光远，2014）言下之意是，目前的7%～8%的增长速度就是“常态增长”，这似乎缺乏科学依据。为什么7%～8%的增长速度是常态速度呢？依据是什么？常态速度和“新常态”又有什么关系？看看美国的经济增长历史，有几个年份达到过这样高的速度？对于所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7%～8%的增长速度都是“非常态”的超高速度，甚至是“不正常”的超高速度，而在中国为什么就是“常态增长”速度？“常态增长”与“潜在自然增长速度”或“潜在增长速度”有关吗？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于在理论和实证上得到回答。。
我们认为，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内需增长速度相对缓慢、经济结构失衡、外需增长乏力以及进出口方面的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有三点：一是我国的经济体制仍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仍然畸形；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养成的宏观调控思维惯性导致过去十多年我国的宏观调控存在严重失误；三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转型期。
经济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政府的经济功能过强，人治大于法治在各级地方政府行为中表现突出，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实践需要，致使过去我国的经济发展严重透支未来；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土地过度开发，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开发严重超前，生态环境严重污染破坏，进而导致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增长速度减慢。
当前国内经济现状范文
关键词：经济形势；工商管理；现状；对策
通常情况下，由于工商管理部门属于政府职能部门的一种，这样就一定对其内部加以完善，为满足当前时代的需要创造有利条件。但是，因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致使相关部门对当前存在的状况没有做到妥善的处理，所以相关部门一定要严抓工商管理部门，并且对其方法、工作模式等加以完善，从而充分的发挥出工商部门的职责，为我国营造出一个优质的竞争氛围。基于此，本文主要从以新经济形势下我国工商管理的现状、新经济形势下我国工商管理的对策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仅供参考。
1新经济形势下我国工商管理的现状
在新经济形势下的影响下，我国工商管理工作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主要从工商管理体制不完善、工商管理执法力度不强、工商管理人才欠缺等方面剖析我国当下工商管理的现状，并针对存在的问题，一一提出相应的对策，为我国未来工商管理的发展打下坚持的基础。
1.1工商管理体制不完善
从当前我国工商管理体制的发展形势来讲，工商管理在实际开展的过程中无论是从管理体制方面来看，还是就监督方面而言都存在一些缺陷，并且随着当前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基于市场经济背景的不断改革下，以往经济环境实现转型的目的主要为现代化技术的完善及其环境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工商管理体制并没有为此发生变化，还是按部就班的执行，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致使工商管理工作等方面无法紧跟时代的潮流。
1.2工商管理执法力度不强
首先，在工商管理工作过程中，执法也是工商管理的组成部分，严格、公正的执法对市场经济环境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在开展工商管理工作时所运用的管理手段、管理方法，皆需要执法的帮助，而当下的市场经济环境存在诸多不和谐、扰乱市场环境、市场秩序等行为，都需要严格的执法监督，才能改变现状。其次，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影响工商管理执法的因素也越来越多，加之管理部门对工商执法的重视程度不够和管理部门对工商执法效率的弱化，导致了工商执法力度明显下降。最后，由于国家政府对工商管理法律法规的界定不清，导致工商部门面对一些违法违章的行为，不知是否该管理，这就导致工商部门的执法权与工商管理法律法规之间产生了矛盾，长此以往，工商管理部门的执法力在市场的地位和影响得不到重视，自然而然导致执法的权威性下降。
1.3工商管理人才欠缺
首先，人类的任何工作都离不开人而独立存在，因而工商管理工作的开展也是围绕人而进行的。而任何市场的竞争都是以人才的竞争为主，因此工商管理人才的优劣才是核心的要素。人是个体的存在，自身的能力强弱皆与自主的能动性息息相关，因此他决定着技术层面的不同。其次，我国在人才的培养上，将重点放在了知识的培养方面，而忽略了如何从根本上提高一个人的管理能力，如何激发一个人的管理潜能和创新、应变能力。最后，我国对工商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相较发达国家来说不论从培养的手段还是教育的思想皆落后，这导致我国工商管理人才在创新方面、管理知识方面、实践方面、管理专业能力、分析市场能力等方面皆有所欠缺，长期以往，导致了我国的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出现严重紧缺的情况。
2新经济形势下我国工商管理的对策
本文针对我国工商管理存在的现状，提出了建立完善的工商管理体制、强化工商管理执法力、加强工商管理人才培？B的对策。
2.1建立完善的工商管理体制
第一，随着当前我国国民经济水平的日益发展下，一定要对工商管理体制不断的优化，只有这样才能够紧跟时代的脚步。第二，相关部门除了优化相关制度以外，还需要对管理工作做好科学的研究，并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做到熟练掌握，只有这样才能够清楚的了解到眼前的经济状况，相关部门才可以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做好适当的优化。第三，随着当前经济改革的不断发展下，應当打破以往的传统理念，对工商管理工作模式加以优化，紧跟时代的脚步，将工商管理的执行力加以提升，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将工商管理工作质量加以提升。
2.2强化工商管理执法力
第一，站在执法的立场上对相关部门进行恰当的完善，把当前包含的管理执法内容做好恰当的调节，从而为工伤部门提供准确的法律政策，在这个发展形势下，进一步提升工商管理的执法水平，为执法可以充分的发挥出自身的价值而提供重要的保障。第二，作为一名工作人员来说，需要增强执法意识，并对相关法律法规等内容做到熟练掌握，这样这样做才可以为工商管理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实现有法必依的目的提供保障。第三，对于工商管理单位来说，需要最大程度加大对相关人员文化素养培养的力度，并对他们的执法行为加以完善，从而确保工商管理执法可以做到有效进行。
2.3加强工商管理人才培养
第一，需要增强员工的创新精神，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具备了较强的创新精神，才能够肩负着时代赋予工商管理给这些工作人员的使命。第二，在培养人才的道路上，除了遵循相关教学原则之外，还需要提高人才的实践水平。第三，无论是在教育理念还是在教育方式上都需要紧跟时代的脚步，主动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从而促使他们可以在工商管理工作中具备创新的能力。
结束语
通过以上内容的论述，可以得知：本文主要从市场经济的发展的角度出发，对当前工商管理工作的基本状况进行分析，并且要求相关部门需要对当前经济环境的日益改革过程做到熟练掌握，只有时刻的关注工商管理的基本情况，才可以紧跟时代的脚步，我国相关部门也应当对该部门人才培养环节引起必要的重视，只有这样做才可以保障工商管理工作的有效落实，确保工商管理工作可以朝着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作者：王佳璐
参考文献
[1]耿亚敏.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联系与促进[J].商场现代化，2016（29）.
[2]尚洋.工商管理效能困境分析及效能发挥路径[J].商场现代化，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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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经济现状范文1篇10
关键词：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资本监管；会计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7006505
量化监管具有公平、客观、精确等优点，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金融监管。但量化监管也具有内在缺陷，其在银行监管领域的一个重要表现则在于量化监管依赖于数据的输入，而数据本身则可能具有周期性的特征。这将导致监管宽松度的周期性变化，从而带来了商业银行信贷创造的周期性变化，最终加剧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资本监管与会计计量是目前导致商业银行顺周期的重要因素，随着今年新巴塞尔协议以及新会计准则在我国的逐步实施，如何消除其可能导致的顺周期性问题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一、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理论界对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中最早可追溯至Fisher[1]根据大萧条时期经济现象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其主要观点之一是金融危机期间，债券清偿困难会导致银行信贷紧缩，从而加剧经济衰退。此后，多位学者先后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的证据。例如，Borio等[2]对OECD国家1979―1999年间的真实资产价格水平和私人信贷与GDP的比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二者在经济繁荣时期呈现快速上升，在经济下行时期则明显回落；Bikker和Metzemakers[3]研究表明，银行拨备水平在经济增速下降时显著提高，在增速上升时则明显降低。IMF[4]指出，欧洲银行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相对于失业率，与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顺周期性特征。对于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的成因，Bernanke等[5]认为，巴塞尔协议推出的资本监管体系在经济繁荣时期低估风险，在经济下行时期高估风险，从而加剧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效应。Catarineu-Rabell等[6]指出，BaselIII诱使银行采用时点评级法而非跨周期评级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Anderson[7]通过对1988―2007年挪威经济数据的研究，发现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基于20年移动平均确定的风险加权资产在模拟周期中没有表现出显著的顺周期特征，即如果能基于一个足够长的观察期来确定风险权重，则监管资本的顺周期性可以被有效遏制。
我国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但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日益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发展趋势，学界不少学者立足于国内现实情况对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展开大量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同样存在明显的顺周期行为。例如，黄静如和黄世忠[8]通过模拟方法，比较了完全公允价值与混合计量属性两种计量模式的顺周期特征，研究表明混合计量法在克服顺周期性方面并不优于完全公允价值法。赵爱玲等[9]基于我国商业银行1978―2010年的数据，运用VAR方法讨论了我国商业银行顺周期性的表现及其制度因素。朱宇[10]指出资本缓冲是降低巴塞尔协议顺周期性的关键，BaselIII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则有可能加剧顺周期性。金雯雯和杜亚斌[11]运用TVP-VAR模型研究表明，我国信贷规模的顺周期性更多地来源于货币政策，而非资本监管，资本监管应更加关注信贷的期限结构。胡建华[12]认为我国逆周期资本监管的识别指标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尚待证明，应慎用逆周期资本监管。
二、量化监管下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生成机制研究
现行量化监管制度下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的生成主要是通过资本监管和会计监管共同作用实现的。
1.资本监管下银行风险评估方法存在顺周期效应
资本监管的核心在于根据资产的风险状况设置相应的权重水平，以实现监管资本对于资产风险的敏感性。目前越来越多地开始采用内部评级法（IRB）来确定风险权重，其允许银行使用内部估计值作为计算风险权重的重要指标。实际操作中，分为基于当前时点经济状况的时点评级体系以及基于完整经济周期的跨周期评级体系。然而，无论是时点评级体系还是跨周期评级体系，其评级结果都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周期负相关，进而强化了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
（1）时点评级体系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效应。
所谓时点评级体系（Point-in-Time，PIT），顾名思义，即根据当前经济状况对风险进行评估，其使用的评级时间跨度往往不超过一年，例如估计违约概率（PD）时使用债务人一年期实际违约率的长期平均数。这一思路决定了在该评级体系下，风险评估结果仅仅反映了当前的状况，因而与在经济周期中所处位置具有密切联系，且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使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得到强化，进而放大了经济波动。当经济处于上行阶段时，银行仅仅基于债务人当前的财务状况做出评估，会低估实际风险水平进而高估资本充足率，无形中降低了监管资本要求，导致银行放贷能力增强，为信贷过度扩张提供了条件，助长经济泡沫积累；当经济处于下行阶段时，银行又会高估实际风险水平进而低估资本充足率，无形中提高了监管资本要求，导致银行信贷不足，延长经济位于低谷的时间。尤其在信用风险的高级评级法下，除了违约概率（PD）外，银行还可以自行计算违约损失率（LGD）、违约风险暴露（EAD）及期限（M）等风险参数，进一步加剧了风险评估结果乃至监管资本要求随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市场风险的评估存在同样的问题。金融危机前后，银行在运用VAR模型评估市场风险时大多使用一年的数据，导致其计算的交易账户资本要求具有显著的波动性。
（2）跨周期评级体系仍然存在顺周期偏误。
跨周期评级体系（Through-the-Cycle，TTC）基于完整经济周期的信息进行风险评估，其风险评估结果能够反映今后一个经济周期的风险状况，进而使得出的监管资本要求能够覆盖经济周期各个阶段的损失。巴塞尔委员会在新资本协议（BaselⅡ）第三次征求意见稿（CP3）中做出一系列调整，鼓励使用跨周期评级体系，例如要求银行估计违约损失率所使用的数据观察期至少涵盖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理想状况下估计违约风险暴露应该以涵盖一个完整经济周期的时间段为基础等等。
然而，跨周期评级体系下得出的监管资本要求与在经济周期中所处位置仍然存在一定联系。由于对何为完整的经济周期存在不同的见解，难以准确界定，且未来的经济状况并非是过去一个经济周期的复制，因此，跨周期评级体系本质上是期望通过延长观察数据的时间跨度来平滑风险估计结果，但仍会受到当前经济状况的影响。当经济繁荣时，风险估计结果偏低，使得出的监管资本要求偏低；反之亦然。标普和穆迪等外部评级机构较早地开始使用跨周期风险估计方法，并尽量维持评级结果的稳定性，避免短期内对其频繁调整，但评级结果仍然呈现一定的周期性变化。尤其是当经济衰退超过预期时，评级结果很可能因之下调。
2.会计准则下银行资产计量方法存在顺周期效应
在现行财务会计准则下，资产计量方法的顺周期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贷款损失专项准备计提存在顺周期效应；第二，公允价值计量存在顺周期效应。
（1）贷款损失专项准备贷款损失准备包括一般准备、专项准备和特种准备。一般准备是按照全部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的，用于覆盖尚未识别的可能性损失，属于利润分配项目，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可按规定纳入附属资本（T2）；专项准备是在对贷款进行风险分类的基础上针对已确立的损失或资产减值计提，可作为成本支出项目在税前抵扣；特种准备指针对某一国家、地区、行业或某一类贷款风险计提的准备。其中，专项准备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计提的，被认为具有顺周期效应。计提存在顺周期效应。
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顺周期性，源于会计准则的可靠性和谨慎性原则。贷款损失专项准备的计提只能依据当前时点所显现出的风险状况，所以，与时点评级法下资本计提的逻辑类似，表现出与经济周期负相关。
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进行会计处理时应当遵循可靠性原则，即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以减少管理层操纵利润的空间，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根据这一原则，商业银行只能对已发生的损失事件等客观、确切的证据表明的未来可能发生且能够有效估计的损失进行确认，即只能对已出现的风险进行事后弥补。同时，会计准则要求企业遵循谨慎性原则，即对不确定性的或有事项作出判断时，不应高估资产或收益，且不应低估负债或者费用。基于这一原则，银行在风险显现时必须充分计提损失准备，不得低估损失。
事实上，银行信用风险往往在经济上行时期就已经逐渐累积增长，在经济下行时期才具体表现出来。但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银行只能且必须按已显现出的风险计提专项准备。在经济上行期，即使银行已经预见到了潜在的风险，也只能依据当前的经济状况对违约概率及违约损失率作出判断，该判断预期将是过于乐观的。这将导致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不足，净利润偏高，最终导致可被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一般风险准备一般风险准备，利润分配项目，我国目前按税后利润的10%计提，按规定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和未分配利润被高估，无形中降低了监管资本要求，使银行放贷能力增强；经济下行时期，贷款违约率和损失率大幅上升，前期发放贷款的风险集中显现，银行不得不大量确认减值损失，导致净利润大幅下滑，资本充足率被低估，严重时银行可能不得不动用资本来核销部分亏损，从而无形中提高了监管资本要求，银行放贷能力受到严重制约。
（2）公允价值计量存在顺周期性。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方法，会导致资产估值随市场价格的波动而变化，表现出顺周期性特征。公允价值是在公平交易中，熟悉状况的双方自愿达成的交换金额。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公允价值应用分为三个级次：第一，存在活跃市场的资产或负债，活跃市场中的报价应当用于确定其公允价值，即遵循盯市原则；第二，不存在活跃市场的，参考实质上相同的其他资产或负债的近期交易价格；第三，不存在活跃市场，且无同类产品近期交易价格的，应当采用估值技术等确定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现行国际会计准则要求企业对可供出售类金融资产以及交易类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其中，前者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所有者权益，后者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在经济上行时期，金融资产的价格持续上涨，银行根据活跃市场报价不断高估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其中交易类资产高估的价值导致当期利润增加，通过一般风险准备和未分配利润进入核心一级资本，可供出售类资产高估的价值计入所有者权益的“资本公积”项下，也可纳入核心一级资本，二者都导致资本充足率虚高，助长了银行信贷扩张，而金融资产价格在过热的经济环境中继续上涨，形成正反馈机制。这一机制在经济下行时期的影响更加严重。金融资产的价格持续下跌，银行根据下跌的交易价格大量确认当期损失、注销资本公积，尤其是当大量机构被迫变现资产、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时，虽然明知交易价格更多源于市场恐慌心理而非真实价值的反映，但由于会计准则缺乏对在不活跃市场运用公允价值的指引，持有类似金融资产的银行仍然不得不根据这些极低的交易价格来调低资产账面价值，从而大大降低资本的充足率，影响了银行信贷能力。此外，信心受到打击的投资者会继续恐慌性抛售，加剧了金融资产价格下跌，从而进入恶性循环。
三、量化监管下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的影响分析
理论分析可证，商业银行最优资本充足率水平应取决于持有资本的成本，以及因资本不足而破产或被惩罚的成本。本文选取了中国10家上市银行的财务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量化监管下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与经济周期具有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可见，商业银行的最优资本决策应包含如下变量：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与持有资本成本有关的变量；与银行破产成本有关的变量。借鉴国外学者的经验模型，用银行净资产收益率表示持有资本的成本，用银行不良贷款率表示银行破产成本，同时为研究顺周期问题引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整理可得最终的实证模型：
其中，Buf表示银行资本充足率超过规定资本充足率水平的部分；ROE为净资产收益率；NPL为银行不良贷款率；GDP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由于我国自1998年起开始对国有商业银行施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因此，本文以1998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三季度为数据观察期，借助面板数据计量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如下：
实证结果表明，10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与GDP增长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我国商业银行行为具有顺周期性，在资本水平相对固定的情况下，经济上行导致商业银行扩大贷款规模，经济下行则导致其收缩贷款；4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表现出相对更强的顺周期性，其在经济上行时期阶段对经济的助推作用尤为明显。此外，10家银行资本充足率与滞后一期的变量之间呈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商业银行调整资本水平是有成本的；资本充足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资本持有成本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不大；贷款损失率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不显著，表明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对风险水平不敏感，在信贷不断扩张的进程中，这可能是由于资本市场的状况与政策导向对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具有关键性作用。
四、量化监管下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矫正机制设计
针对量化监管所导致的商业银行的顺周期行为，本文提出相应的矫正机制，包括：根据宏观经济的运行周期，改变对整体资本充足率水平，以及对构成资本充足率水平的分子部分的动态调整；对连接财务报告与监管报告核心议题的公允价值的重新思考；与会计准则制定部门以及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协调。
1.根据宏观经济状况逆周期调整资本充足率要求
无论在时点评级体系还是跨周期评级体系下，监管资本要求都与在经济周期中所处位置呈负相关关系，换言之，经济上行时期监管资本要求偏低，经济下行时期监管资本要求偏高。因此，需要根据宏观经济状况对监管资本要求进行动态逆周期调整，纠正其随经济周期而产生的偏差，消除顺周期效应。具体方法是在原有评级体系下计算得出的监管资本要求的基础上，乘以一个根据宏观经济状况确定的逆周期乘数，该乘数应与经济周期所处位置密切相关，且经济上行时期大于1，要求商业银行加强监管资本的积累，防止信贷过度扩张；经济下行时期小于1，使商业银行得以将经济上行时期多提的监管资本释放出来，弥补当前信贷损失，维持一定的放贷能力。在该方法下，逆周期乘数的确定是关键问题。GDP增长率、信贷增长、股票价格、金融机构杠杆率、银行业利润率和信贷利差等都可以考虑作为判断经济周期所处位置的参考指标。由于研究发现在所有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几乎都经历过一段信贷高速增长时期，巴塞尔委员会建议将信贷余额/GDP作为核心挂钩变量，根据其与长期趋势值的偏离程度（GAP）来确定逆周期资本缓冲，但同时强调该方法只能作为参考，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设计各自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
2.引入动态贷款损失准备机制
银行信贷风险在经济上行时期就已经逐渐累积，在经济下行时期才具体显露。现有贷款损失准备计提规则未能充分关注这一特征，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因此，需要另外引入动态准备机制。所谓“动态”，即随经济周期而变化，具体操作方法为，以“跨周期”的视角测算银行所需的总准备，其与按会计准则计提的准备的差额通过计提动态准备来弥补。，即：在经济上行时期原有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不足时增提动态准备，从而为银行在未来经济衰退时期的信贷风险损失预先计提准备，同时避免银行过多分配股利以及信贷过度扩张；经济下行时期银行原有准备不充裕的时候可动用此前计提的动态准备，从而避免对银行放贷能力形成较大制约，影响经济回暖。此外，为避免与会计基本原则发生冲突，使财务报表真实地反映银行财务状况，动态准备应作为税后利润分配项目，而不应作为税前抵扣项目。西班牙自2000年开始推行动态准备体系，在金融危机期间充分显现了其缓解贷款损失准备顺周期性的作用，具有借鉴意义。
3.在不活跃市场中慎用公允价值计量
如前所述，公允价值适用的前提条件为自愿、公平、有序的市场交易，而现实中对公允价值的估计往往存在顺周期偏误，因此需要加强引导，使公允价值得到合理运用。首先，会计准则应当明确对于在不活跃市场运用公允价值的指引，赋予商业银行更大的自和机动性，使之在市场流动性不足、价格严重偏离真实价格时能够借助内部估值体系来确定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其次，监管部门应当对商业银行内部估值信息来源、模型及程序进行严格的检查，促进商业银行改进现行的估值体系，确保公允价值估计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最后，商业银行应当对其采用的估值模型及程序予以充分披露，使投资者能够自行判断公允价值估计是否得到合理运用。
4.加强与会计准则及货币政策制定机构的协调
首先，监管当局应加强与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沟通协作。当前会计准则的制定主要着眼于微观层面，即客观、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商业银行的顺周期行为。考虑到商业银行对整个经济体系运行的重大影响，银行监管当局有必要同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加强沟通，对其适用的现行会计准则进行单独修改，从而在真实反映银行财务状况和维护金融稳定之间实现最佳平衡。其次，监管当局应加强与央行的合作。监管当局与央行联合起来，使逆周期政策和货币政策互相补充和配合，从而更有效地对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进行矫正，调节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实现维护金融稳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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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经济现状范文篇11
关键词：经济趋同最优货币欧元区欧债危机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1-0073-79
理论上的支持、制度上的约束以及欧元区初期的平稳运行，共同构筑了货币联盟支持者对单一货币区成员国长期经济趋同的信心。然而单一货币区成立后，成员国并未如预期那样实现经济趋同。欧洲债务危机的扩散，将欧元区隐藏在平静表面下的诸多问题集中地呈现出来。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主因是部分国家不稳健的财政和宏观经济，还是欧元区内部基础性的失衡？单一货币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经济的趋同抑或是趋异？欧元区经济趋同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从理论层面上看，欧元区经济趋同的实证研究是对区域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检验；从实践层面上看，欧洲货币一体化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一体化促进区域内经济体的协调发展，为政治一体化构造经济基础，对欧元区的经济趋同进行研究，有助于评估单一货币区经济政策的效果。
一、经济趋同标准与欧洲单一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OCA）的思想是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理论基石。20世纪70年代，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缺陷以及美元信心与清偿力的“特里芬难题”，蒙代尔提出了建立欧洲统一金融市场和欧洲单一货币的计划。1992年，爱默生和格罗斯提出了“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理念，为欧洲统一中央银行的建立和单一货币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后，与加快实现欧洲统一进程这一政治意愿相适应，OCA理论的研究也产生了新的进展。在传统OCA理论中，最优货币区的判断标准被视作外生变量。1998年，弗兰克尔与罗斯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假定”，认为最优货币区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即使成员国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事前标准”，在单一货币区建立之后，经济趋同也将成为货币区经济运行的实际结果，货币一体化能够自然推动一个“事后”最优货币区的出现。
自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之后，欧洲统一货币的设想就被不断提及，直至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峰会最终确定了统一货币的时间表。与此同时，关于欧盟是否已经达到最优货币区标准的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被争论不休。事实上，在1999年欧元区启动之前，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与经济结构就存在诸多差异。为了保持欧洲统一货币目标的实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在财政和货币方面均设立了看似严格的“经济趋同标准”，以保证“只有那些实际行为、货币政策信念和价格稳定程度高度符合趋同标准的国家才可以加入货币联盟”。传统的弱币国政府为了获得欧元区的入场券，也显示出向共同目标靠拢的诚意。单一货币启动之初，区内通货膨胀水平远低于《马约》设立的准入门槛。低通胀水平有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等外部环境的因素，也体现了各成员国在货币联盟准备阶段对以稳定为导向的政策的支持。与此同时，各国的预算赤字大幅减少，多数成员国在短时间内达到了“趋同标准”，尽管其中部分数字借助了“创造性的”技术方法而取得。货币联盟的设计者们对此心知肚明，但却给予了充分的容忍。事实上，欧洲货币联盟的设计者们从一开始就承认，即便是首批加入欧元区的11个国家集团，也仍然不能代表最优货币区。但是，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假定”使他们相信，单一货币的引入，能够消除成员国间的经济差异，实现成员国的经济趋同。鉴于《马约》设立的“趋同指标”只是成员国加入欧元区的“敲门砖”，“达标”只能反映成员国在当时经济的静态表现。为了避免一次性“突击达标”对统一货币区稳定可能造成的威胁，货币联盟的设计者制定了更具长远约束力的政策限制，即《稳定与增长公约》。《马约》趋同标准、《关于过渡赤字程序议定书》（《马约》的附件），以及《稳定与增长公约》共同从制度层面上构筑了对成员国的严格约束。
二、单一货币区成立后成员国经济趋同的实证检验
（一）欧元区成员国名义趋同的检验
鉴于统计数据可得性与连续性的考虑，对成员国名义趋同的检验选择2002年以前加入欧元区的12国作为考察对象，分组研究1995-2011年期间欧元区成立前后，单一货币区成员国在通货膨胀率、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率等经济指标的趋同情况。
由分组样本数据观察可知，加人统一货币区前后对比，EU-12国通货膨胀水平的“趋同”状况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德国与希腊分别代表了统计期间内通货膨胀控制最优与最差水平。德国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在2000年以后有较大提高，但始终位于货币区平均水平之下。希腊总体通货膨胀率始终处于较高水平。2001年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通货膨胀率大幅回落，此后便迅速回升。此外，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通胀率水平在加入欧元区后至2005年左右均有显著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欧元区的通胀水平出现较大波动。2009年严重经济衰退导致通货紧缩，但随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的全球流动性泛滥及救助债务危机的欧版量化宽松，使通胀趋势再度抬头。
从数据上看，20世纪90年代各国的财政赤字均有大幅减少（忽略“创造性”会计手段的作用）。卢森堡的财政状况一直比较稳健，也是欧元内唯一在样本区间内指标均低于《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界线的国家。希腊仅在加入欧元区之前的1999年实现3.1%的财政赤字率，勉强接近“趋同标准”，在此前后财政赤字率始终位于最高水平。2001年，德国和意大利两大“核心国”率先打破“红线”，迫使欧洲货币联盟于2002年启动超额预算赤字程序。
1通货膨胀水平
2财政赤字状况
此后，欧元区财政赤字状况每况愈下，多数成员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甚至连财政最为稳健的卢森堡，也由财政盈余转向赤字。受惠于单一货币区成立后内部贸易的加强，德国经济从2005年开始复苏，财政状况也随之有明显改善。希腊的财政状况则持续恶化。从标准差来看，加入欧元区不仅没能实现各国财政状况的趋同，反而使成员国间的财政趋异日益加强。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各成员国的财政状况均显著恶化，财政趋异也进一步加强，2010年标准差高达7.9。
3公共负债状况
从分组数据上看，2000年后欧元区政府债务率的标准差较单一货币区成立前略有下降，但并未反映出显著的趋同态势。与相对稳健的财政收支状况相适应，卢森堡是区内债务控制最好的国家，其次是芬兰。货币区内大多数国家的债务水平堪忧，德国、法国的负债率早已在2003年后跨过60%的参考水平。意大利与比利时在1999年以前，债务率就一直与《马约》的“趋同标准”相去甚远。上述两国最终由于债务率“有足够的降低并正以令人满意的速度趋近参考值”而被获准进入货币联盟。但是加入欧元区后，其债务率始终处于高位。希腊依然是区内债务状况最令人担忧的国家之一。只有爱尔兰与荷兰的债务状况在加入欧元区后略为改善。2008年后，几乎区内所有国家的债务水平均大幅提升。
（二）欧元区成员国实际趋同的检验
1成员国经济趋同的绝对β检验
参照巴罗（Barro）和萨拉·马丁（Sala-i-Martin）提出的收敛模型构造简化的线性回归方程：
其中，yiT是期末各国人均GDP值；yin是期初各国人均GDP值；μir为误差项。
对欧元区成员国实际趋同的B检验同样以1995-2010年的数据为统计样本，并分别考察欧元区成立前后的经济趋同情况。经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后，EU-12国的绝对β收敛结果如下：
各组回归结果的R2均在95%以上，反映出模型较高的拟合优度。考虑到2008年以后欧元区经济状况存在明显的波动，为客观反映成员国实际趋同情况，本研究分别进行了2000年-2008年、2000年-2009年、2000年-2010年期间成员国间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除了2000-2009期间的β值略低于1以外，其它各组的趋同系数均略大于1，反映出成员国间存在一定的趋同态势。但是在欧元间成立前后，各组间的β值并未有太大差异，无法支持单一货币区促进成员国间“经济趋同”的结论。
2成员国经济趋同的α检验
本文以1995年为基期测算EU-12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处理，得到相应的变异系数，其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统计结果显示，成员国人均产出的离散程度从1995年至2008年间基本处于上升态势，反映出成员国间并未呈现出α收敛。显然，α收敛检验也没有对单一货币区加强成员国经济趋同的经济假设提供充分的证据。
三、单一货币区内的经济趋异与欧债危机的内在逻辑
从以上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无论是对欧元区名义趋同还是实际趋同的检验，均无法支持单一货币区有助于加强成员国经济趋同的论点。各种证据表明，单一货币不仅未能抹平成员国之间的差距，反而使核心国与国间的不平衡日益加剧。
首先，单一货币区加速了成员国之间资本的流动，直接孕育区内的金融风险。统一货币政策下的利率趋同，使得货币风险溢价消失，降低了国的融资成本，助长大量外债的形成。当利率水平较低时，债务负担尚能控制。一旦利率飙升，债务则难以为继。此外，欧元区成立后市场对其前景的乐观预期也刺激了大量外来资本的流入；而流入国的资金又大量进入非实体经济领域，催生潜在的经济风险。另一方面，出口驱动的德国等核心国家经济受益于单一货币区极大提振，累积的出口盈余和低水平的国内消费，产生大量资本盈余。这些超额资金，又以低利率借贷给国家，直接助长了国的信贷增长。国的信贷增长持续转换为债务堆积，增加了其金融部门的脆弱性。当危机来临时，逐利性的风险资本不愿再继续流入国，为其财政和经常账户赤字融资，资本流向的逆转进一步恶化了危机。
其次，单一货币区加剧内部成员国间的国际收支失衡。德国等核心国家在欧元区成立后逐渐摆脱低迷的经济走势，成员国身份使德国可以不受约束地在货币区内施行重商主义政策。依赖平稳的欧元汇率，德国增强了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尤其是区内贸易额持续增长。自加入欧元区以来，德国的出口额几近翻倍。与此相对应的是，国经常项目的巨额赤字，规模几乎与德国的贸易盈余相当。而在统一的货币政策下，成员国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又被大大削弱。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经常项目的失衡只能依赖于资本金融项目来弥补，再加上原本就不甚稳健的财政制度，双赤字的格局日益恶化。在2008年以前，资本流入带来国资本金融项下的大量盈余，部分隐藏了欧元区内部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当资本从热闹的资本市场撤离时，国的经济困境就暴露在日光之下。
最后，统一的货币政策助推了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趋异。从其他成员国大量涌入的外来资本，刺激了国的投机需求。物价水平持续上涨，财政膨胀，导致国经济的竞争力减弱。而同期，德国的劳动力成本上涨缓慢，出口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著。一方面，由于统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各国经济指标的趋同性密切相关，成员国间显著的经济增长率和价格水平的差异直接影响了统一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如在相同的政策利率水平下，高通胀水平的成员国，其实际利率显著低于低通胀国家，进一步助长国不稳健的投资与支出倾向。另一方面，统一货币政策的实施与不同的宏观调控需求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协调困境，而最终的决策在成员国的利益博弈中往往是向占据主要话语权的核心国倾斜。偏离国实际经济需求的宏观政策，势必影响其经济增长，导致国与核心国经济指标的进一步趋异。于是核心国的相对繁荣与国经济的相对停滞便最终形成单一货币区经济的晴雨两面。因此，经济迥异的成员国加入单一货币区，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暗藏风险。如果德国这样的强势国家不能改变其增长与支出模式，其他国家要保持长期繁荣的唯一途径便只能是被动适应德国模式。否则，一旦不对称的外部冲击出现，危机的触动便在所难免。
当前国内经济现状范文篇12
(一)基准指标的确定构建通货膨胀监测预警体系，首要工作是选择一个能够全面、合理反映通货膨胀水平的基准指标。关于通货膨胀的测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根据货币数量论，从通货膨胀货币角度的定义来考虑通货膨胀的测度;二是从总体物价水平角度出发，使用物价指数来测度通货膨胀。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选取物价水平对通货膨胀进行测度。中国现行的物价指数主要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生产者物价指数(PPI)、GDP平减指数(GDPDeflator)、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CPI)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是对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综合汇总计算的结果。通过该指数可以观察和分析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费支出的影响程度。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CPI)是剔除该社会中短期波动较大、易受政策调控的部分商品价格后，编制出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消费价格指数相对真实地反映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对比关系，更适合制定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商品零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商品零售价格的变动与国家的财政收入、市场供需的平衡、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关系有关。因此，该指数可以从一个侧面对上述经济活动进行观察和分析。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全部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包括工业企业售给本企业以外所有单位的各种产品和直接售给居民用于生活消费的产品。该指数可以观察出厂价格变动对工业总产值及增加值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固定资产投资品及取费项目的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GDP平减指数(GDPDeflator)是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没有剔除价格变动前的GDP增长与剔除价格变动后的GDP增长之比。GDP平减指数计算基础比CPI更加广泛，涉及全部商品和服务，不仅包括消费品，还包括生产资料和资本、进出口商品和劳务等。它包含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综合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GDP平减指数具有反映物价总水平的综合性优势，被认为是最贴近通货膨胀定义的指标，但是该指数也有较大的局限性，所以应用并不广泛。对于CPI、PPI、GDP平减指数、核心CPI等物价指数，它们都能从经济运行的某个侧面反映通货膨胀的程度。可以将这些指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物价指标的指示功能，提高物价预测的可靠程度。但是在具体的通货膨胀预测时，CPI被广泛视为衡量通货膨胀的标尺。CPI数据质量可靠，能反映市场经济的现实活动，符合国际通行的惯例，具有可比性和较强的时效性。因此，本文选取CPI作为构建中国通货膨胀监测预警体系的基准指标。
(二)景气指标体系的构建构建景气指标体系的首要工作是收集足够的经济指标。要想构建能够全方位综合反映通货膨胀景气波动的指标体系，必须尽量多地选取相关领域的经济指标。本文搜集了近千经济指标，涵盖了工业、贸易、投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方面。从大量经济指标中选择景气指标的主要原则是经济上的重要性、统计上的充分性、统计的适时性和景气波动的对应性。本文根据这四个原则以及研究目的，利用时差相关分析方法和K－L信息量法从近千条经济指标中进行第一次筛选，并利用峰谷图形分析法对第一次筛选结果进行二次筛选，最终选出16个指标，分别构成通货膨胀监测预警体系的先行指标组和一致指标组，具体如表1所示。
(三)合成指数的构建与分析按照合成指数的计算方法，本文根据表1的景气指标体系构建中国通货膨胀景气合成指数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一致合成指数和基准指标(CPI当月同比增速趋势循环项)的波动具有很好的一致性，波峰波谷几乎完全同步出现，因此可以用一致合成指数代替基准指标进行分析。我们将先行合成指数和一致合成指数进行峰谷对应分析，计算先行合成指数波峰、波谷分别对一致合成指数波峰、波谷的先行阶数。先行合成指数波峰、波谷与一致合成指数波峰、波谷的对应关系如表2所示。根据计算结果，先行合成指数的波峰平均领先于一致合成指数的波峰7个月出现，标准差为0;先行合成指数的波谷平均领先于一致合成指数的波谷6个月出现，标准差为0.82。这说明先行合成指数与一致合成指数的先行滞后关系很稳定，可以利用先行合成指数来判断一致合成指数或物价未来六七个月的走势。根据图2先行合成指数的走势，我们预计2014年下半年中国CPI当月同比增速将继续呈现回落走势。
二、中国通货膨胀景气预警信号灯设计
景气信号灯预警方法是通过选择一组反映物价水平的敏感性指标，运用有关的数据处理方法，将多个指标合并为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并通过类似于一组交通管制信号红、黄、绿灯的标志，预警信号灯系统用蓝色、浅蓝色、绿色、黄色、红色等五种颜色代表整个经济状况中过冷、趋冷、正常、趋热、过热等五种情形，对这组指标和综合指标的当时物价水平发出不同的信号。通过观察分析信号的变动情况，来判断未来物价水平的走势，并明确提示货币当局应当针对当前物价水平及未来走势采取何种应对措施。在功能上景气信号灯与合成指数基本相同，都是反映历史与当前的物价景气状况。但关注点有所不同，合成指数关注的是周期波动的转折点，景气信号灯关注的是经济的冷热状况，在历史上所处的具置。因此，在使用合成指数的基础上，建立景气信号灯也是必要的。根据景气信号灯的表现情况，还可以验证合成指数的表现是否准确。基于景气信号灯的原则，结合本文指标分类工作，本文选取先行性和一致性效果好的指标，并结合指标的经济解释能力，具体选取7个指标作为景气信号灯的构成指标，如表3所示。根据表3所选的指标，本文构建了相应的景气信号灯，图2显示了最近12个月各个指标的信号灯变化情况。根据图2显示，2014年1月至8月，CPI当月同比增速一直显示未绿灯状态，表明物价水平处于正常状态，未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现象，这和实际情况相吻合。2014年1月至8月，中国CPI当月同比增速一直在1.8%—2.5%的区间内徘徊，这正是一般认为可接受的物价涨幅。另外，从进口价格指数、M2、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公共财政支出等指标的同比增速看，2014年以来都显示浅蓝色或蓝色信号灯，表明这些指标相对于历史水平来看，都处于历史上的低位，反映了经济不景气的现状，这很可能会影响到物价未来的走势，使得物价总水平呈现下行趋势。对表3的7个指标进行加总合成的综合警情指数，可以总体上反映中国物价景气状况，合成结果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综合警情指数可以客观、准确地反映物价的变动状况，2007—2008年和2010年这段时间，综合警情指数位于黄色区域，表明物价景气状况偏热，这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吻合。而2012年以来，综合警情指数主要位于浅蓝色区域，反映了物价景气状况偏冷。目前综合警情指数已经进入了蓝色区域，反映了物价景气状况过冷。
三、中国通货膨胀率的短期预测
上文构建的中国通货膨胀景气监测预警体系能够对历史和当前的景气状况进行监测，并对物价未来的走势进行趋势性判断，但是景气监测预警方法并不能给出具体的预测数值。因此，采用计量模型对短期内通货膨胀率的大小进行预测也是十分必要的。在以往对通货膨胀率进行预测时，一般都只对CPI当月同比增速进行预测，而鲜有采用CPI环比增速进行预测。事实上，同比数据容易受到上年同期的影响，无法客观真实地反映消费者对当前物价波动的感知情况。例如，某月物价比上月上涨1%，消费者对此会有强烈的感受，然而可能由于去年同月物价也比较高(如春节期间)，造成该月物价与去年同月相比涨幅并不大。因此，本文分别对CPI当月同比增速和CPI环比增速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如图4和图5所示，表4展示了CPI同比增速和环比增速从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的预测值。根据预测结果，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中国CPI当月同比增速将继续呈现下行趋势，这与上文采用先行合成指数分析结果一致。未来一段时间中国CPI同比增速可能将进入“1”时代，这需要政策制定者严密监控物价走势，防范中国物价增速持续下行带来的不良影响。另外，就CPI环比增速预测结果来看，2015年3月至6月可能出现环比下降、其他月份仍旧保持环比上涨状态，而涨幅比较大的是2015年1月和2月，这可能与中国春节期间物价水平的变化有关。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