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体系范文
资源配置是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概念在应用上的广泛性，国防经济学和研究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者们很少对其做出专门的解释。然而，要以这一概念作为国防经济学的逻辑基础，则必须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资源配置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概念。《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对资源配置的界定是：资源在不同用途和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资源配置的起点在于资源的多用途性。由于每一种资源往往具有多种用途，选择合理的用途是资源配置的首要任务。除了强调资源的用途属性之外，这一定义还强调了资源在“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在使用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后者往往会被忽略，而仅仅认为资源配置是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而这种片面的理解在国防经济学和国防资源配置研究领域并不少见，由此必然带来对国防资源配置和国防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问题的片面理解。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到，资源配置是一种有目的的人类活动。因此，这一概念必然是一个包含着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目标、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结果等范畴的逻辑过程。
（一）资源的用途
用途既是资源的自然属性，也是资源的社会属性。资源本身的禀赋决定了其可能具有的用途的质和量，表现为资源的自然属性；社会和人的需要则决定了资源用途的实现程度，表现为资源的社会属性。从唯物论的意义上讲，正是因为资源具有用途，才造成有限资源对无限需求的稀缺性，进而带来资源的配置问题。
（二）资源配置的主体
资源配置的主体是资源配置逻辑中的一个基础范畴。主体不同，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的目标以及配置资源的可能手段和方式都会存在差别。从资源配置定义可以看出，资源配置的主体既可以是实体的人和国家，也可以是虚拟的社会或群体。主体的不同决定了资源配置范围的不同，从而使得资源配置具有层次性。
（三）资源配置的目标
从本体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并不必然具有目标性。但从现实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往往与“最大化”这一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认为，主体效用的最大化是主体资源配置所追求的目标。资源配置目标的差别主要是由主体效用的差别引起的。
（四）资源配置的方式
资源配置的方式是资源配置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是经济学研究中提到的最多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讲，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可以分为直接配置和间接配置，而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分别是这两种一般方式在现代经济中的两个主要的表现形式。
（五）资源配置的结果
资源配置的结果是资源配置逻辑的终点。与结果相关的是效率范畴。资源配置的结果可以表现为高效率、低效率或无效率。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志在于任何资源无论其投入于那种用途，边际产量相等[20]。以上是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过程。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目标、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结果，是资源配置逻辑过程中的5个基本范畴，且分别包含着多种构成。五个基本范畴之构成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特定资源配置逻辑。由于资源配置主体之间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交互作用，特定的资源配置逻辑之间也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相互交叉关系。这一点决定了不同的特定资源配置逻辑能够形成一个具有层次性的逻辑体系。
二、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到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及二者融合的发展过程。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是传统的国防经济学，主要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的本质以及国防与经济的关系等认知问题，而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则主要研究国防资源的配置等应用问题。这些内容都是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因此，国防经济学主要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规律以及国防资源配置效率问题[21]。从这一界定的描述方式来看，这些研究内容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并列的关系，并不存在逻辑上的联系。然而，从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来看，国防经济学的上述研究内容事实上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首先，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与资源配置的关系。“战争的经济本源”被定义为国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经济是战争的本源，也是战争的条件，还是战争灭亡的前提[22-23]。从这一论述来看，战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某一个阶段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经济发展过程就是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过程。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的一个环节，必然与资源配置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在资源配置方式的一般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争夺配置”的概念[24]。基于这种理解，战争实质上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只是这种人类社会再生产超越了国家实体的范畴，是两国、多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再生产。对战争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围绕战争配置资源的效率展开的，就是研究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本质、效率及其与其经济支撑之间的关系。战争与资源配置问题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提出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这一纯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裁军经济理论等应用问题也正是由于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在人类经济再生产资源配置过程中表现的无效性带来的。其次，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与资源配置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指出，国防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扣除。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或者说社会再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资源配置的过程。国防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起点是社会再生产资源用途的多样性。国防是社会再生产资源的多种用途之一，满足国家和人民的安全需要。研究国防与经济的关系，探索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规律，实质上就是为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于国防用途的规模和结构的确定，尤其是国防资源规模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但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属于国防资源配置的范畴，而是属于社会再生产，或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范畴。再次，国防资源的配置问题是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内容。毋庸赘言，这部分内容本身就是资源配置问题，是国民经济配置于国防用途的资源如何进行再配置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国防资源的配置是一个由多个层次构成的资源配置层次体系。从国防生产的角度讲，包括国防工业布局、资源在国防工业行业内部的分配以及国防工业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从国防消费的角度讲，包括国防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不同的用途所获得的国防资源的二次、三次配置等，直到国防资源的最终消耗之前的配置环节。此外，在国防生产与国防消费之间还存在一个资源在供需系统之间的配置问题。上面的分析充分说明，国防经济学三个方面的主要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都是某一特定资源配置逻辑的一部分。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的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国防资源配置理论是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容之一。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等都是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能够将各部分内容归纳到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中；另一方面有利于基于对“国防经济学是研究与国防有关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说法的补充和完善，更加科学地界定国防经济学的内涵。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一个粗浅的定义：国防经济学是研究战争和国防的资源配置属性以及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这一定义与传统定义的区别在于，强调不仅与国防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战争和国防的资源配置属性也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从而将国防经济学3个方面的研究内容都统一到了资源配置这一主线上来。与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相联系的资源配置问题形成了一个多层次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如图1所示。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就存在于这一体系的各个环节当中。
三、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资源配置逻辑推演
通过上述对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都属于资源配置的范畴。因此，完全可以按照资源配置的逻辑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上文建立的资源配置一般逻辑和资源配置层次体系的基础上，下面对各个层次和各个特定资源配置逻辑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点进行演绎，并对不同层次资源配置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内容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推演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一）各层次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的理论点的对应分析
从大的范围上讲，图1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相关的资源配置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层次：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和国防资源配置层次。其中，“全球经济再生产”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概念，目的在于说明战争本身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在国家间配置资源的一种争夺式的配置方式。基于资源配置的层次性，下面对国防经济学的主要理论点和各层次的资源配置进行对应分析，如图2所示。在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资源配置的主体是不同国家组成的系统。国与国之间资源配置的方式有很多，国际贸易、政治或道义援助等本质上都是资源在国家间的配置手段。战争就是这些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一。一方面，战争毕竟需要消耗资源，需要资源的保障，因此它又是对参战国再生产中经济资源的扣除。尽管如此，战争在人类社会发展某个阶段的必然性仍无法消除。由于这一矛盾性，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国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由这一问题还衍生出了裁军经济问题。另一方面，战争还带来了军事联盟问题，联盟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既可以是联盟政府间的计划配置，也可以是联盟成员经济主体间的市场配置。这些具体的资源配置逻辑构成了军事联盟经济理论的内容。此外，军品国际贸易问题、军备竞赛问题也属于这一层次资源配置问题。在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资源的配置主体是国家和社会，国家安全是其资源配置的目标之一，配置资源的方式主要包括政府的财政计划配置和社会经济主体的市场配置两种。国家在将资源配置到国防用途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就是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国家是否将资源配置到国防用途以及配置多少资源到国防用途上。由此问题还衍生出了现实中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理论、国防支出理论等。在国防资源配置层次，主要分化为国防生产系统和国防消费系统两个系统的资源配置问题。其中，国防生产系统的资源配置是国防工业部门系统及其管理主体，出于国家安全和自身经济利益的目标，运用计划和市场的双重手段配置资源的过程，对这一过程中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国防工业的结构理论、国防工业规制理论、国防生产企业管理理论等。上述理论存在层次上的差别，这是因为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又进一步细化为更低的层次，直至国防最终产品的形成。国防消费系统的资源配置则是军事部门为了实现军事经济效益的目标，采用计划方式进行的资源配置。对这一资源配置过程的研究产生了军费理论、军事人力理论、国防采办理论等不同层次的理论。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在国防生产系统与国防消费系统之间，也存在着资源配置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产生了诸如国防市场理论、国防产品价格理论、国防科技理论等理论。在国民经济再生产资源配置与国防资源配置之间也存在一些理论问题，包括国防经济的运行理论、国防产品的性质理论、国防工业的规模理论、国防工业的性质理论等。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防经济学现有的理论点都存在于资源配置的层次体系当中。当然，上述探讨只是粗浅地分析了资源配置范畴层次体系中主要的国防经济理论问题，其中各个理论点的梳理及其与资源配置所在层次之间的关系在学术意义上尚不一定具有严格的准确性，但这种映射关系的基本思想足以证明，以资源配置范畴为逻辑主线，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可行的，国防经济学相对分散的研究专题内在地统一到资源配置这一一般逻辑上来。
（二）不同层次资源配置中国防经济学理论内容的逻辑联系
从资源配置层次体系的总体逻辑上讲，高层次的资源配置是低层次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导致了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产生；战争或战争的可能导致了国民经济再生产资源向国防用途配置的需要；国防经济再生产资源的配置提供了现实的国防资源，为国防资源在国防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各自内部以及两个系统之间的配置提供前提；在国防资源配置部分，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各自内部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组成的体系，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的结果是低层次资源配置的前提，低层次资源配置是高层次资源配置的延伸。按照这样的层次，国防资源配置活动一直延伸到国防资源最终消耗的终端环节，国防经济学的理论点都分布在各个层次的资源配置过程当中。逻辑层次越高，其理论内容越偏向于理论性，并最终归宿到战争的经济本源这一纯粹的理论问题；逻辑层次越低，其理论内容越偏向于应用性，并最终延伸到如何实现某类国防资源最终消耗过程中的有效配置这一纯粹的应用问题。
四、结论与展望
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体系范文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资本逻辑
中图分类号：F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22）08-0023-09
作者简介：邓伯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网络空间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1106）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信息技术得到迅速发展，“数字化”正在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仿佛将人们带到了超越国家、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的数字环境之中。毋庸置疑，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的存在样态，凭借数字技术，资本形态从实体资本转化为数字资本，数字资本成为继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之后的第三种支配性资本样态。正如美国学者丹Wingdings2VB@希勒所言，当代资本主义悄然进入了所谓“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但实际上，数字技术并不是纯粹价值中立的，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支配性力量，隐蔽了劳动的剥削，推动了资本的增殖，制造了数字拜物教。数字技术在成为建构生产方式的本体的同时，也成为服务于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力量。也就是说，“变化的只是资本主义的‘’和‘保护带’，也即其具体的运转方式，以通过资本增殖来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资本主义的内核并没有变”①。因此，就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框架下，打通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互联网时代，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与积累正寻求新的途径扩张，我们的日常生活全部被纳入商品化的经济自由主义逻辑之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之意，考量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背后的政治经济发展。”＼[瑞典＼]福克斯、＼[加＼]莫斯可：《马克思归来》（上下册），传播驿站工作坊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7页。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下，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全面深入地检视数字资本主义所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数字资本通过资本逻辑的空间扩张构建起了资本帝国主义治理体系和统治体系，数字资本通过数据算法实现对消费世界的重新规划来完成对消费者的无意识操控，数字资本通过资本逻辑生成智能主义为轴心的技术意识形态并将全部社会生活纳入到数字坐标中，数字资本通过市场逻辑定义政府并将其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中使之成为市场逻辑的担保人。
一、引言
资本作为以物化逻辑所架构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体系，不仅创造了普遍利用自然屬性和人的属性的社会建制，而且建构了服务于资本统治的意识形态逻辑体系。数字资本通过变物化逻辑为数字化逻辑完成数字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体系的建构，同时也以数字化逻辑完成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逻辑体系的重构。新帝国主义乃是资本帝国主义，资本逻辑已经完成其全球扩张的历史使命，资本逻辑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构建的理论基础，资本逻辑的全球空间扩张构建起了全球化的资本帝国主义治理体系和统治体系。数字帝国主义通过变物理空间扩张为数字空间扩张，以数字资本的逻辑力量完成对现实社会历史性重构，数据算法成为世界市场体系建构的资本权力，形成以数据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条，数据算法以意识形态力量获得了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前所未有的操控。消费主义是资本逻辑的内生性产物，是服务于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资本逻辑推动消费从目的性消费走向工具性消费，推动消费从实物消费走向符号消费，推动消费从真实需要走向消费欲望。消费主义暴露资本逻辑的理论危机、实践危机、意识形态危机。新消费主义是由数字资本所建构的意识形态，数字资本通过变实体消费为电子消费，数据算法直接接管消费世界，消费世界都要按照以数据算法为核心的数字资本逻辑重新规划，数据算法成为一种强劲的意识形态力量巧妙地实现了对消费者的无意识控制。技术主义是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共谋的意识形态结果。资本逻辑因技术逻辑的介入而成为技术生产力，技术逻辑建构起了资本权力的统治力量，技术逻辑因资本逻辑的介入而成为资本的生产力，资本逻辑构成技术创新的力量源泉，二者共谋演绎现代资本主义变奏曲。新技术主义是由数字资本所打造的技术意识形态，数字资本通过变劳动创造为技术创造，数字技术架构了一种数字坐标，将全部社会生活纳入到数字坐标中去并具化为逻辑的自动化，同时还会生成以数字坐标为轴心的意识形态的智能主义。自由主义是资本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资本逻辑本性就决定了其国家治理原则和方案，资本的流动性决定了“自由化”，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私有化”，资本的安全性决定了“市场化”。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就是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安排将公共资源私有化。新自由主义通过以数字形式对资本和劳动重新赋值，资本的技术优势加深资本和劳动的数字鸿沟，数字革命使资本作为强者愈强，使劳动作为弱者愈弱，加深垄断资本集团对普通劳动者全方位地渗透与宰制。
二、数字资本与新帝国主义逻辑
新帝国主义乃是指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即资本帝国主义。埃伦·M·伍德将新帝国主义命名为“资本的帝国”，大卫·哈维将“新帝国主义”明确定义为“资本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不同于传统的以殖民扩张为特征的帝国主义，也不同于列宁所界定的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逻辑已经拉开全球扩张的序幕，资本逻辑开始与民族国家主权合谋，公开利用政治军事手段建立殖民地，对殖民地进行殖民扩张和殖民掠夺，并将其纳入到资本主义的“中心—”依附型国际分工体系之中。在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逻辑已经完成全球空间扩展，资本逻辑超越民族国家主权成为国际秩序的主导性原则，并且资本逻辑渗透到人类社会所有的空间中，“资本逻辑已经从地理学意义上的显性广度空间扩张转向了文明学、人类学意义上的隐性空间扩张，并最终打造出资本力量操控一切、人们普遍认同的全球控制社会。”陈培永：《新帝国主义与资本逻辑的深度空间扩张论》，《理论视野》2013年第7期。资本逻辑成为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真正主宰者。新帝国主义和传统帝国主义相比，关键在于“权力的主权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在秩序构建中的决定性地位，传统帝国主义“权力的主权逻辑”占据主导地位，“权力的资本逻辑”为“权力的主权逻辑”开辟地理空间。新帝国主义“权力的资本逻辑”占据主导地位，“权力的主权逻辑”为“权力的资本逻辑”开辟市场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讲，“新帝国主义之‘新’并不在于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统治’范式的出现，而是居于支配地位的权力运行方式的改变，以及适应这种改变而表现出来的帝国主义新样态。”贾学军：《基于资本积累逻辑的新帝国主义批判》，《理论与现代化》2018年第1期。新帝国主义以资本逻辑完成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全面掌控，构建全球的资本主义治理体系。新帝国主义通过资本逻辑突破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超经济强制”对资本扩张的障碍，推进资本帝国主义的全球经济扩张战略，建立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形成全球经济霸权。新帝国主义通过资本逻辑和力量分布来确立国家权利体系，建构了为资本逻辑所支配的世界政治秩序格局，表现出资本权力对全球政治秩序的控制。新帝国主义建构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生态帝国主义的“碳”话语和“碳”体制，这充分彰显了资本逻辑在在全球生态议题和生态架构上的“领导性”角色。新帝国主义将服务于资本逻辑的“普世价值”向全球输出，获得意识形态话语霸权，通过策动“颜色革命”，将资本主义自由化推广开来，以建构起资本逻辑的全球秩序。总而言之，资本逻辑作为一种制度建构超越民族国家主权形式上升为一种普遍性的全球秩序，即资本秩序；升华为一种新的规则，即资本的规则；创制了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即资本主权。资本的全球化就是资本逻辑的全球化，就是资本制度的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全球化。资本逻辑的全球空间扩张最终会构建一个全球化的资本帝国主义治理体系和统治体系。
在互联网时代，数字成为获取数据资源的权力，成为支配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指挥棒，成为攫取利润的数字资本，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了数字资本霸权的数字帝国主义。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时代，不是平台和互联网让我们成为诸众，去抵抗帝国的时代，而是数字帝国主义兴起的时代，数字帝国主义意味着一种数字霸权兴起，它通过各种平台和APP掌控了大量的普通用户的日常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变成了庞大的数据体系。我们每一次网络上的对话、购物、娱乐、消费，实际上都成为了数字资本主义的产物。”蓝江、王欢：《从帝国到数字帝国主义——重读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求是学刊》2019年第2期。数字帝国主义之所以是帝国主义，就在于“帝国芯”没有根本改变，虽然是通过数字资本的增殖逻辑来实现其资本霸权，但数字资本的增殖主要是通过与数字技术合谋、与知识逻辑合谋、与文化逻辑合谋来加以完成的。数字帝国主义在生产过程中创制了新的“数字奴隶制”，ChristianFuchs，DigitalLaborandKarlMarx，NewYork：Routledge，2014，pp.155-181.以数字技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严谨的数据计算，以数字技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严密的监控，以数字技术的逻辑优先实现劳动者对资本逻辑的价值体认，将劳动力的投入降到最低，将劳动生产率提到最高，榨取劳动者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这个角度讲，数字帝国主义决不是对帝国主义的技术化改良，而是对帝国主义剥削的技术化遮蔽。换句话讲，数字帝国主义是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的合谋，数字只是掩盖资本逻辑剥削性和压迫性的遮羞布。在此意义上，数字帝国主义也就是一种技术剥削。数字帝国主义凭借数字技术优势，在数字资本集聚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重组和数据垄断获取“先行优势”，牢牢占据了信息技术和人才竞争的至高点。广大发展中国家电信设施落后，信息化水平落后，知识创新体制落后，在全球信息技术和人才竞争中处于下风。数字帝国主义加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导致了非均衡的国际数字秩序，发展中国家处于数字帝国主义的压榨和盘剥之中。换句话讲，数字帝国主义是知识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合谋，资本逻辑只有在知识逻辑中才能够充分实现，资本经济转化为知识经济。在此意义上，数字帝国主义也就是一种知识垄断。数字帝国主义凭借其所掌握数字技术优势，如互联网、智能软件、移动终端、数字平台等进行系统化的文化输出和价值观传播，渗透其意识形態，灌输其价值观，推行其生活方式。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言，“网络形态也是权力关系剧烈重组的来源。连接网络的开关机制是权力的特权工具。如此一来，掌握开关机制者成为权力掌握者。”＼[瑞典＼]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71页。换言之，数字帝国主义利用其所控制的数字权力的“命门”，监控和猎取其他国家政府和公民的安全信息，挑动全球社会在数字安全领域的敏感神经，并且打着数字民主的旗帜，使用各种网络媒介和数字手段来推动现实变革，策动“颜色革命”，强化数字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就此，数字技术成为数字帝国主义推行其意识形态和文化模式的数字武器。质言之，数字帝国主义是文化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合谋，资本逻辑驱动着文化逻辑出场，文化逻辑成就资本逻辑的霸权。在此意义上，数字帝国主义也就是一种文化霸权。
三、数字资本与新消费主义逻辑
如果说经典资本主义将消费看作是资本运行的基本环节，那么垄断资本主义则是将消费看作是资本增值的手段。资本逻辑就是通过大量和快速消费实现资本自身的增殖，因此如何刺激消费就成为制约资本增殖的关键。至此，消费就完成从享受功能到生产功能的质变，升级为消费主义。这就意味着，消费主义是资本逻辑的内生性产物，是服务于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是资本逻辑所建构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资本逻辑推动消费从目的性消费走向工具性消费，推动消费从实物消费走向符号消费，推动消费从真实需要走向消费欲望。消费主义赋予资本逻辑以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合法性，为资本逻辑建构了商品文化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与意义系统，为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提供了文化态度与文化策略。资本逻辑与消费主义的合谋演绎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资本逻辑推动消费从目的性消费走向工具性消费，“消费不仅是满足物欲的纯粹行为，还是出于种种企图而对‘象征物’进行操纵的行为、手段和策略。”袁三标：《资本逻辑背后的意识形态迷雾》，《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消费从生产的目的转变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消费不再是以生理需求为导向的自然消费，而是以潜在欲望为导向的建构消费，消费异化为消费主义。资本逻辑推动消费从实物消费走向符号消费，致使资本主义异化“从物品的层次进入到精神的层次，而精神层次的异化是最为深刻的异化。”孔明安：《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研究》，《哲学研究》2002年第11期。消费不再是物的使用价值，而是物的符号价值，物的逻辑转变为符号的逻辑，就此，人生的意义从道德领域的至善理想落实为消费领域对符号意义的消费诉求，人们关注的是消费品所代表的符号价值，重视的是消费品给人带来的心理体验，赢得的是消费品给人带来的社会评价。资本逻辑推动消费从真实的需要走向虚假的需求，而虚假的需求是由符号系统所建构的，符号系统通过对人的消费欲望的操纵和控制来制造虚假的需求，来生产着消费者所需求的结构性意义和符号价值，消费升级为建构关系和秩序的意识形态工具。“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来驯化他们；这不是通过取消便利，而是相反让他们进入游戏规则。这样，消费才能只身取代一切意识形态，并同时只身担负起整个社会的一体化，就像原始社会的等级或宗教礼仪所做到的那样。”＼[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消费主义暴露了资本逻辑的理论危机，消费主义是一种颠倒人、物关系的“倒置逻辑”，将人当作资本增殖的客体和手段，而把物当作社会的主体和目的，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相关关系，消费主义将资本逻辑带到自相矛盾的理论困境之中。消费主义透露了资本逻辑的实践危机，消费主义放大了资本逻辑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过度消费，超前消费，攀比消费，奢靡消费，炫耀消费等，生为消费，死为消费，为资本逻辑所裹挟的消费主义，使消费者陷于丧失社会批判性为物所役的危险境地。消费主义泄露了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危机，消费主义将生命的意义寄希望于符号的世界，符号逻辑对人的生活世界的殖民，使人无法正视生活的真实需求，只能在虚妄的符号意识形态内不断创造着虚假消费的欲望和冲动，导致人在符号意识形态的遮蔽之下生存，深陷于无边的价值虚无主义泥潭之中。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资本的运行建立在数据算法基础之上，每一件商品，每一个生产者，每一个经销商，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都被数据算法连接起来。任何事物都必须采取数字编码的形式在数字资本所设计的界面上获得其存在意义。“这种新特征恰恰是一种客观性的力量，即由数据和云计算形成的庞大的关联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一般数据。而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一般数据基础上架构出来的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时代的所有要素，包括所有个体，所有的物，都无一例外地被这个一般数据所中介，只有在一般数据的坐标系上，所有对象才能找到其特定的存在意义。”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从资本的逻辑到数字资本的数据算法，一般数据具有了本体性力量，为资本逻辑所建构的符号价值进一步抽象为可计算的数字资本的数值关系，形成了比消费主义更为抽象的意识形态形式：新消费主义。一般数据将推动资本主义从生产到流通再到消费的升级浪潮，曾经的消费主义将可能很快消失在新消费主义的地平线上。因此，对新消费主义的批判，必须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方法论，从消费背后的数值关系析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透视出新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质。数字资本以其算法优势构建起全新的体验消费，消费从拥有更多物质财富转向享受美好生活，尽情地展现生活的情感、激情、爱欲、冲动、活力等身体感觉向量，将生活的美学体验撒播到数字网络空间的各个角落，消费的欲望、行为、动作、表情、姿势等成为数字技术的计算要素，从消费的数值关系中就能够洞察到消费欲望的膨胀、消费感觉的扩张、消费创意的展露、消费想象的升级、消费体验的创新、消费意向的走势。同时也要看到消费为数字技术所控制，数字空间的后台数据算法成为架构消费秩序的资本力量，数字空间成为消费数据控制的新场域。在数字化时代，“罗斯的‘社会控制论’或没有了‘规训社会’的话语秩序与体系空间，社会结构已被掏空成一个非物质经济社会，支撑社会结构的是一个虚拟的社会网络。”潘天波：《微媒介与新消费主义：一种身体的想象》，《现代传播》2019年第7期。数字资本以理性计算推动消费的理性回归，消费从功能满足转向想象创意，数字技术破除身体消费的物理空间域限，身体想象成为虚拟空间消费叙事的主题，消费者获得仪式感、娱乐感、幸福感等美学体验。在数字空间的消费叙事中，身体、图像、视觉、直觉、想象等成为消费叙事的操作变量和操作助手，或将消费叙事文字化，或将消费叙事图像化，或将消费叙事声音化，或将消费叙事视频化，或将消费叙事动画化，从而将身体的需要，生活的美好，情感的愉悦等消费感受以数字叙事形式表达出来，进而暗示出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或态度。同时也要看到数字平台后面的数据编码完成了消费叙事控制，数据编码成为架构消费叙事的资本力量，数据编码成为消费控制的新形式。数字资本推动数字技术和感觉器官的融合，虚拟的数字技术打破了消费的物理空间活动的局限性，消费从物理空间在场转向数字空间在场，以身体的直觉、感知、想象、情感等为中心，建构起以身体为核心的直觉商品化和商品直觉化相交汇的全新消费制式，创造出数字消费空间的新体验、新概念、新故事，在数字消费空间中展现身体美学隐喻，进而提高消费在想象、创意、审美上的文化含量。但是也要看到“美感控制”是数字空间消费控制的核心形态，它借助感官直觉与数字技术的融合，数字技术的美感控制已然进入到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之中，“美感控制”成为消费控制的新路径。
四、数字资本与新技术主义逻辑
现代社会是资本与技术的社会。资本作为以物化逻辑才开始获得历史存在的现实性，技术也只有物化逻辑才获得社会存在的现实性，物化逻辑构成资本与技术的共同性本质规定。资本逻辑就是资本增殖的逻辑。“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资本借助技术逻辑而获得体系化的扩张力量，资本权力以技术逻辑实现其价值增殖的目标。正如芬伯格所指出，“资本霸权不是依赖于一种社会控制的特定技巧（technique），而是在更根本上依赖于从技术上将资本霸权运行于其中的整个社会关系领域进行重新建构。”＼[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技术逻辑就是谋划与计算的效率逻辑。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在于“座架”，“什么是现代技术？它也是一种解蔽。唯当我们让目光停留在这一基本特征上，现代技术的新特质才会显示给我们。”＼[德＼]马丁·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载《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52页。技术借助资本所创制的普遍性的物化逻辑而成为真正的现实性的物质力量，技术权力因此也使资本逻辑实现其社会扩张职能。正像马克思所言，“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9頁。在某种意义上讲，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具有内在的共契性，二者殊途同归于增殖和求利的共谋之中，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的耦合汇演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变奏曲。以资本逻辑对技术进行重构，技术成为属于资本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力，一种属于资本本身的生产力。在某种意义上讲，技术是属于资本的，技术在资本中存在，技术被资本所支配，资本“创造”技术。质言之，资本是技术的灵魂与胆魄，同时也是技术创新的力量源泉。技术的资本化要求技术被纳入资本的运作机制之中，技术要服从于资本的选择、调制与整合，技术成为资本权力扩张的有效工具，同时以资本的社会权力解决技术的逻辑权力的现实性问题，由此生成隶属于资本的技术主义意识形态，在技术资本化过程中若是缺乏对资本的意识形态批判，势必堕入资本拜物教囹圄之中。通过对资本的意识形态批判，发现了资本的物化逻辑背后的剥削密码，透视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的奥秘，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实现路径。以技术逻辑对资本进行再造，资本按照技术的逻辑规则进行运转，资本成为一种技术权力。在某种意义上讲，技术成为资本权力的统治工具，资本权力经过技术的包装具有了工具合理性。资本的技术化要求资本被归入到技术的逻辑架构之中，将资本问题的解决予以技术化，并且通过建构技术指标体系来对资本问题解决进行效果评价，以技术合理性为资本做合法性论证，因此生成依托于技术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资本技术化过程中如果没有对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势必导致技术逻辑的肆意扩张。通过对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揭示技术合理性是如何为政治合理性辩护，解析技术是如何成为资本剥削的工具，剖析技术是如何成为维护资本统治的合法性力量。总而言之，无论是隶属于资本的技术主义，还是依托于技术的资本主义，都是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共谋的意识形态结果。
以互联网Internet、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区块链BlockChain、云计算CloudComputing、大数据BigData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克服了技术的机械性，实现了技术的智能革命，将人从技术异化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开创人类社会的新技术主义时代。数字资本以数字技术对世界重构，新制造、新零售、新物流、新消费、新金融、新媒体等等，所有品类都要按照数字技术逻辑重新推演，这一切背后都是数字技术的力量，都是资本化的数字技术的力量。“在现今的信息时代，技术意志对功用和效益的追求演变为对‘数字’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敏感和格外的偏好，又把人抛入‘数字化’生存的状态之中，人被还原为二进制数字称为比特的东西，‘数字化’更全面彻底地剥光了人作为人所拥有的一切。”倪瑞华：《论技术主义对人类道德责任的消解》，《伦理学研究》2004年第1期。也就是说，数字技术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数字技术加速向社会经济各领域全面渗透，推动以万物互联、万物感知、万物智能为主要特征的数字经济时代加速到来。一切皆可数字化定义，一切皆可数字化驱动，一切皆可数字化连接，一切皆可数字化呈现，一切皆可数字化融合，数字技术将实现从技术主义向新技术主义的最关键跳跃。新技术主义不只是一种技术意识形态，而是通过真正将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建构起来的数字化存在方式，只有在数字技术的坐标轴上，以身体为核心的生产叙事和生活叙事才能找到其特定的存在意义。数字化成为社会运行的支配性规则，技术主义的物化逻辑的外衣被剥掉，数据算法“第一次以最为赤裸的方式成为架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利器，我们不仅仅是被还原为物，在这个物的外壳破裂之后，我们进一步被还原为一种数值关系。这样，在今天的拜物教中，我们看到的不纯粹是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我们可以透过这两种拜物教，看到与资本拜物教联系更为密切的是一种全新的拜物教形式：数字拜物教。”蓝江：《数字异化与一般数据：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序曲》，《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因此，在新技术主义时代，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物化的异化，而是数字化的异化，这并不是对物化的扬弃，而是更深层次的异化。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决定论，决定了剩余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规律的运转不是取决于劳动，而是取决于数字，似乎是劳动价值论变成了数字价值论。“由此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更具数字化和信息化的特点，更仿佛与劳动无关。”白刚：《数字资本主义：“证伪”了<资本论>？》，《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事实上，数字劳动是非物质化劳动，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新的劳动形式，是数字资本形成和积累的根源。在此意义上，新技术主义只是表明数字资本“比资本更加具有压迫性、更加飞扬跋扈、更加具有剥削性、充满矛盾和邪恶。”＼[美＼]杜娜叶夫斯卡娅：《哲学与革命》，傅小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数字资本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还原为二进制数字编码，从生产到流通再到消费都是数字资本的最佳生态安排，数字资本通过赋能建构数字资产交易所打造人类社会的数字共同体的同时，却也必将衍生出充满非确定性的属于智能机器人社会的平行世界。因此，对新技术主义不仅要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解决数字技术的价值分享问题，而且还要进行存在论批判来解决数字技术所开创的机器人社会和人类社会的平行世界的镜像关系，前瞻性研究数据算法在机器人社会对人类社会的多维镜像中的演化机理及其潜在风险。
五、数字资本与新自由主义逻辑
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范畴，资本的核心价值理念是自由，资本在追求价值增殖过程中对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需求衍生出社会制度构建的原理和方案，并以此来担保资本逻辑的实现。换句话讲，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资本逻辑，是资本利益的意识形态集中体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就是通过彻底的“私有化”、绝对的“市场化”、极端的“自由化”将公共资源转化为资本所有。因此，自由主义从“诞生开始就沦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与意识形态，深刻反映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市场化、私有化攫取自身利益的要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范逢春：《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方案的逻辑谬误》，《人民论坛》2018年第6期。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本性就决定了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国家治理原则和方案。“资本的流动性决定了自由化的要求，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对开放市场的追求，资本的安全性追求政府干预的最小化。”盖艳梅：《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5期。资本的流动性要求建构开放的市场体系，尽可能地减少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信奉“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有限政府理念，以开放的市场化制度建构，来突破资本空间流动的体制性障碍，以实现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催生出强调流动性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导致全球资本空间配置的非正义性。事实上，“政府与市场在不同程度上可以互相替代，但两者互相替代的那个点，永远在以‘政府’变量为横轴、以‘市场’变量为竖轴的反比例函数中的曲线上运行，政府在最大程度上代替市场，市场也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替代政府，但二者都不能完全取代对方。”曹文宏：《建国以来政府与市场关系：基于政治和经济的二维解读》，《东南学术》2014年第6期。因此，既需要市场“无形的手”来激發活力，也需要政府“有形的手”构建秩序，这是成熟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资本的趋利性要求以私有制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市场资源配置，以保证劳动和资本都发挥最大效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化，人力资本具有了社会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化赋予了人力资本以资本逻辑，劳动力变身为功能性资本，成为能够获取剩余价值的资本形态，这样，人力资本就和物力资本的所有者一样能够获得剩余价值，从而更好地提高人力资本的劳动生产率。资本的金融化推动资本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从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金融资本越来越脱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追逐资本自身的独立和增值，资本的金融化增强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权力，如果说实体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权局限在宏观领域，那么金融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权已经深入到微观领域。在强制与非强制、实体与虚拟、宏观与微观的张力中资本对劳动的权力已经走向极致。在自由主义制度框架内，既要激发资本的活力，又要规避资本的贪婪，既要保护劳动的权利，又要保障生产秩序，建构协调的资本与劳动关系。资本的安全性要求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基本前提下规范国家权力。所谓个人权利乃是市场逻辑的自由交易，所谓国家权力乃是公共权力的强制实施，国家权力以个人权利的确立和保障为基础，个人权利以公共选择的过程和结果为前提。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是分野的，因此，要限制国家权力，反对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不适当干预。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又是暗合的，因此，承认国家权力，主张依靠国家权力来保护个人权利。相反，“自由主义思想的权利与权力关系是在充满悖论色彩的自由主义的人的观念中完成的，这种悖论孕育了自由主义式权力体制对权利保障的可能的最大缺陷——自由竞争带来的权利的被剥夺和被侵犯。”黄其松：《走出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关系的困境——从自由主义的悖论到马克思的批判性建构》，《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因此，就要将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置于特定社会关系中，来阐明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耦合关系。
新自由主義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再造，如果说古典自由主义基于政府与市场非此即彼思维定势，强调“看不见的手”的市场隐喻与“守夜人”的政府定位，那么新自由主义则是以市场定义政府，政府依照市场逻辑运行，政府接受市场监管，政府为市场服务。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渗透到资本逻辑之中，将会引导资本逻辑的因果走势，解释和预测资本逻辑的此消彼长，解构和整合资本逻辑的单元组成，由此，数字资本成为一种自发性的市场逻辑和自觉性的技术逻辑相结合的权力范式，数字资本以这种复合型权力范式来重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能导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风险错配和冲突，由此国家治理现代化就需要形成一种审慎理性的数字权力共识和数字治理观念。数字资本的流动性要求借助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力量建立起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新型数字治理体系。以数字资本原则再造政府，政府成为数字资本的化身，政府被数字资本赋予推行数字化新秩序的职能，不是数字资本接受政府的监管，而是政府接受数字资本的监管，政府为推行数字资本服务，数字资本变身为新的利维坦，数字资本凭借数字技术优势在全球建构起帝国主义统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资本主义就是以数字资本逻辑打造的新自由主义体系。数字资本的趋利性要求以私人性和公共性相结合原则打造开放的数字空间架构，数字资本的公共性原则要求建构网络空间结构的公共意义系统，来解决数字暴力数字恐慌数字灾害等数字风险问题，数字资本的私人性要求保障数字空间的数字自由，来解决数字安全数字隐私数字利益等数字权利问题。数字资本凭借数字技术优势创造出无数的数字平台，将数字要素资源转变为数字价值资源，建构起数字资本猎取剩余价值的有效场域，并且利用数字技术优势将其意志强加于国家，逐步控制世界，最终形成数字资本为核心的数字帝国主义体系。数字资本的安全性要求通过核定数字资本和数字劳动的权利边界来实现数字权益的保护，数字资本重塑了劳动过程，数字资本以数据算法对数字劳动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的运算规则真正成为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支配性力量。数字资本重塑了劳动产品，数字资本将数字产品整合进数字秩序框架之中，形成以数据产品为核心的完整的产业链条。数字资本创新了劳动方式，分化了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区分了实体劳动和虚拟劳动，模糊了雇佣劳动和免费劳动等，开拓了数字劳动价值论的新场域。数字资本重组了劳动关系，数字劳动是在数字资本的框架下进行的，数字劳动已经成为数字资本的要素，是数字资本实现价值增值的手段，是数字资本剥削逻辑在虚拟网络空间的延展。总而言之，数字就是数字，只有被用来作为价值增值手段时才成为数字资本。这就是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更加隐秘的剥削关系。
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体系范文篇3
关键词：EPR三代核电设计逻辑图网络计划
中图分类号：F27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6（a）-0064-02
EPR（EuropeanPressurizedWaterReactor欧洲压水堆）核电项目的BOP（BalanceOfPlant电厂辅助设施）子项和系统设计，上游受制于NI（NuclearIsland核岛）/CI（ConventionalIsland常规岛）的设计输入，下游牵制全厂廊道、道路管网的设计进度。如果能够编制体现上下游互提资料、接口及文件出版的逻辑关系网络计划，将缩短各专业配合的时间，提高设计效率。
设计进度编制的核心问题是理顺设计流程及各专业配合的逻辑关系。本文以EPR台山核电BOP初步设计为契机，研究系统、总图、布置、廊道、土建的设计逻辑关系，以时间轴展开形成初步设计综合逻辑图。将这种逻辑关系用P6软件形成网络，就能够形成网络计划。
1设计逻辑
1.1典型初步设计逻辑
在台山一期核电项目中，法国阿海珐公司将系统设计做到SDM（systemdesignmanual）2阶段、布置设计做到D2阶段，与CPR1000“翻版加改进”项目的设计深度有很大不同。在EPR的自主化设计中，初步设计的周期在2年以上，具备了将设计开展的更加深入的时间条件。在此初衷下，以BOP的设计逻辑为突破口，把初步设计任务按照系统、布置、总图、廊道、土建五项理顺设计关系，对于编制网络计划非常关键。
1.1.1系统设计逻辑
系统设计可划分为四个阶段，通过编制系统设计手册的形式体现，对初步设计而言，涉及SDM1和SDM2两个阶段。
SDM0阶段：明确系统设计方案。
SDM1阶段：完成系统的功能、设计基准、运行过程中对系统的检测；系统及设备的数据计算需求；流程图；系统电源、I&C处理过程；设备清单等设计文件。
SDM2阶段：对SDM1阶段的内容进行升版，补充使用设备商数据对系统的重新计算；故障情况下的措施、过程功能图；操作员界面过程显示、报警卡、运行方式等内容
SDM3阶段：对SDM2阶段的内容进行升版，补充现场实验后的设计验证，电缆敷设图（图1）。
1.1.2布置设计逻辑
布置设计在初步设计中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D0/D1/D2阶段），设计内容逐步深入，以布置图及综合布置图的形式体现，各阶段输入输出的关键内容如图3所示。
DO阶段：用于土建结构的初期设计，布置图应能进行地震分析，计算楼层响应谱及不均匀沉降，确定基础尺寸，该阶段布置图及制定设计原则，包括确定结构与设备位置的总尺寸，地面标高（在5cm之内），及人员和设备的出入口；大于2m2的主要通道及开孔、设备的位置、20t以上设备的类型及其位置（含装卸和其搁置区域）、人货升降机的位置和容量、屋顶和墙面的特征信息。
D1阶段：布置图能使土建工程设计能详细计算和研究建构筑物，指明墙壁、地板及孔洞的确切位置和尺寸、给出D0阶段荷载的确切数值、地面标高；指明直径大于300mm孔洞的位置和尺寸、对结构混凝土有影响的沟槽、排水沟及管沟的位置、基座总尺寸；提供施工中或施工后有关重型设备（10t及以上）进场的信息；指明承包商须考虑的固定设备的预埋件类型、土建设计荷载及标识、5t以上集中荷载及相应的作为均布荷载给出的锚件、管道、电缆、通风管的类型和位置（小于5t的集中荷载将归于均布荷载中），所给荷载不得超过最终荷载容差的20%。
D2阶段：使D1文件充实完整并能使土建设计者进行模板图、钢筋图和预应力图、主要钢结构图的施工设计；指明所有孔洞和套筒的位置、尺寸及功能、主要结构混凝土与装修工程的连接；确定以上定义的小预埋件、排水斜板图的位置；确定D1图给出的荷载最终值（图2）。
1.1.3总图设计逻辑
总图设计和厂房的布置循序渐进、交叉进行，每一阶段厂房边界的改变也应伴随一次总图的升版。与总图专业有接口关系的专业主要包括：系统、布置、技术经济、建筑结构、公辅（水、电、仪、暖通）、水文气象等，其重要接口关系见图3所示。
1.1.4廊道设计逻辑
廊道是指将设置在地面、地下或架空的各类管线集中容纳于一体，并留有供检修运行人员行走通道的隧道结构，是核电厂通常采用的管线敷设形式。廊道设计逻辑中需要重点关注两个时间点：系统通径材料连接方式提资和与工艺、电气、土建外框接口的提资。廊道设计是系统和布置设计的下游内容，必须在系统和布置设计开展到一定阶段后才能开展工作，其主要设计输入输出关系见图4所示。
1.1.5土建设计逻辑
BOP土建初设以结构计算和结构布置图为主线，通过3D建模和布置D图向结构的提资建立起逻辑关系，主要配合为工艺布置专业，如图5所示。
1.2设计逻辑综合搭接
在2.1节的基础上，把典型逻辑图以时间顺序连接形成初步设计逻辑综合搭接图，如图6所示，我们由此建立起了核电厂BOP单项工程的系统、布置、土建、总图、廊道之间的设计联系。从数学意义上说，设计逻辑是时间的函数，对设计逻辑加载外部资源（包括人力、设备、设计基础资料），明确资源消耗，就能够形成设计网络计划。
2结语
该文对EPR堆型BOP厂房设计逻辑的分析，建立起一种以正向设计为基础的逻辑网络，对编制BOP初步设计网络计划和开展进度精细化管理，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也对核电设计院面向项目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帮助。
参考文献
[1]陈建国，刘云峰.核电工程项目设计进度计划编制原则浅探[J].项目管理技术，201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