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评估篇1
对于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的评估，我们可以依据表1、表2中的指标，根据层次分析法对参数数据进行分析。但实际上，对于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的独立性分析，并不能有效地解释生态环境和经济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因为这两个系统中的各种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为此本文构建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模型，来对一个区域农业生态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在表1和表2中，分别用U和W表达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如果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是协调发展的，那么U的演进方向会带动W向相同方向发展，反之亦然。为了用数学手段加以描述，我们构建了协调系数C加以表示，如公式(1)所示。根据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应该是使得协调系数越大越好，再考虑时间上的动态变化，则可以用公式(3)表示。
2实证分析
为了实现对农业生态经济的评估，本文选择浙江省从2001~2012年的相应环境数据和经济数据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数据。浙江省自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近年来已经形成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总体趋势，属于我国对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协调工作处理较好的地区之一。因此，选取浙江省的相关数据进行本文的实证研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为本文为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分别构建了三层次评价指标，因此通过领域专家评分并进行层次分析法计算，分别得出环境和经济的评价，再根据协调模型分析经济和环境的协调水平问题。
2.1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评估根据表1所述的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评估指标各项，以及浙江省的相关环境数据，由领域专家进行评分，按照层次分析法计算出的U1指标的评估矩阵为：进而可以得到的对应的6个第三层次参数的权重为：0.051,0.156,0.148,0.0840.270,0.291。以此类推，可以得到表1中所有参数的权重系数，如表3所示。
2.2农业生态经济水平评估根据表2所述的农业生态经济评估指标各项，以及浙江省的相关经济数据，由领域专家进行评分，按照层次分析法计算出表2中所有参数的权重系数，如表4所示。
2.3环境和经济协调性评估根据表3和表4得到的各层次参数权重系数，以及公式(1)到公式(3)，分别计算浙江省2001~2012年的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的协调度，并绘制曲线如图1所示。从图1的曲线来看，浙江省的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协调性呈现总体上升趋势。虽然中间有些年度数据来看，这种协调情况有所起伏，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这说明，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上升和环保意识的加强，浙江省的农业生态经济发展已经趋于良性。
3结论
环境经济评估篇2
关键词：市场失灵；立法影响评估；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有效性分析；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D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03
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指出，“要积极探索对政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政府立法不仅要考虑立法过程成本，还要研究其实施后的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以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CBA）为基础对政府立法进行影响评估分析。
作为法律制定的一项基本原则、程序和方法――影响分析（ImpactAnalysis，IA）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了将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并日益成为其有效监管体制的重要核心（Sunstein，1996；AdlerandPosner，1999；席涛，2010，2011，2012，2013）[1-6]。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都规定必须要对重大的法律法规进行监管影响分析。欧盟委员会在《2001年持续发展战略》中指出，为了实现“以知识为基础、构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的远景蓝图，提高欧盟驾驭市场的能力，所有涉及政府与市场的法规建议和草案，都要进行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影响评估，分析其成本效益或者成本有效性。
因此，在经济日益开放、竞争日益激烈、社会矛盾不断凸显的今天，认真总结西方发达国家在立法（监管）影响分析方面的经验，进一步完善立法和监管体制，已成为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迫切需要。
一、立法影响评估的框架
（一）分析框架
按照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立法影响分析一般包括六个步骤：界定问题、明确目标、可能的方案、对各个方案进行影响评估、磋商与交流、管制的执行策略。
1.界定问题
在政府干预之前需要对所发生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界定。问题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影响的范围有多大。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机制是什么，利益相关各方对于问题的态度是什么。在此基础上，初步判断政府是否需要介入。判断的标准主要有两类：（1）合法性基础，政府介入是否有法律授权；（2）效益基础，政府的干预是否能产生正的社会效益。一般而言，西方国家认为政府干预的效益基础主要是市场失灵和（已有）监管失灵。市场失灵是指价格机制在某些领域不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包括市场存在负的外部性；不能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竞争混乱或者竞争不充分；不存在或者不完全市场；不完全或者不对称信息。监管失灵是指政府使用公共权力对社会并没有产生最大的福利。包括没有有效的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监管规则、措施和方法与实现目标之间关系界定不清；监管俘获，监管者和利益集团结合损害了社会利益；监管规则的贯彻与执行失败；或者没有规则，出现监管漏洞或监管真空。
2.明确目标
明确政府干预目标的意义有四：第一、准确判断干预政策的影响层次，并评估其与现有政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是否一致；第二、对目标的准确界定，将帮助监管部门明确监管思路，明晰可能的监管行为；并在监管实施以后，依据监管目标对监管过程进行监测和调整；第三、可以帮助监管部门在事先评估不同政策选项的效力，不同方案对于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将围绕政策目标展开；第四、干预目标提供了唯一的衡量效果的标准，可以帮助政府评估监管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预设的目标，监管行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
3.可能的方案
监管机构需要考虑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政策选项，包括管制方案、以及非管制的政策方法。对可能方案的广泛思考，一方面将会迫使监管者突破思维约束，考虑干预的多种可能性；同时也提供了更大的政策透明度，让利益相关各方意识到，它们所关注的方案会被认真地分析；从而也为方案的顺利执行打下良好地基础。
4.对各种方案进行影响评估
这是监管影响分析中最重要的一环，通过比较各种方案对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各个利益群体的影响，来判断哪个方案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预设目标，给社会带来最大的效益，并能够保障利益的公平分配，从而选择最优的监管方案。关于评估方法的具体分析将在第三部分展开。
5.磋商和交流
公众，尤其是与政府干预利益相关的公众，往往能提供许多监管机构需要的信息。因此，通过磋商和交流，监管部门可以不断完善其在影响分析中所需要的数据；另一方面监管部门也可以进一步评估管制执行的难易程度――利益相关各方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遵守被提议的管制。公开透明的磋商和交流，最终将有助于凝聚社会的共识，减少管制方案实行的难度。
当然，从磋商中所搜集的数据可能存在“利益偏误”，即利益相关者会夸大自己的所遭受的损害。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更广泛的交流、更多元化的磋商来有效避免。交流的过程越公开，利益偏误的损害就越小。
6.执行的策略
管制政策一旦制定，管制者还需要研究管制的实施过程。管制者需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激励相容；第二、行政成本（信息义务）。管制者需要分析利益相关各方的不同利益变动，评估利益受损方的可能对抗行为，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另一方面，还需要认真分析实施方案，以减少管制给政府、企业和个人带来的行政成本，即为了确保管制有效实施而要求各方承担的信息披露-核实义务。
（二）操作指引
基于上述框架，各发达国家也在国家层面建立了立法评估的操作指引，这既是对监管原则性框架的解释和细化，也是对监管机构提议、制定、和实施规章的程序性和实体的统一规范。美国2003年的《监管分析》，经合组织2005年的《监管质量与绩效的指引原则》，欧盟委员会2009年的《影响评估指引》，都对监管应遵循的原则、程序和方法进行了规范；对监管什么、如何监管、监管效果、以及如何分析监管对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规定。[7-9]因此，为了帮助监管部门有效开展监管影响分析，我国政府应当尽快制定相应的操作指引，指导和规范监管部门的监管行为。
二、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
（一）评估方法
1.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
成本-效益分析是对法律法规可能对经济、社会、环境产生的成本和效益进行实证分析，评估法规实施后可能产生的社会总成本、总效益和净效益。政府通过法律的、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干预经济，目的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秩序，增加社会总福利。如果相关的影响存在市场价格，那么可以用市场价格来衡量成本和效益；如果相关的影响不存在市场价格，比如安全、健康等公共物品，需要使用支付意愿（WillingtoPay）和接受意愿（WillingtoAccept）来估计成本和效益。估计的方法有显示性偏好以及描述性偏好等方法（revealedandstatedpreferencemethods），前者通过已有的市场信息来间接推测消费者偏好，后者通过调查问卷的方法来估计消费者偏好。当然这种推测和估计是存在一定误差的。同时，成本-效益分析不能直接处理社会公平和分配问题，当涉及社会公平和分配问题时需要引入其它辅助的分析方法，如加权分配方法（distributionalweightsapproach）。虽然成本-效益分析具有上述局限性，但仍然是进行影响分析时的主要方法。
2.成本有效性分析（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
与成本-效益分析不同，成本有效性分析适用于效益难以用货币衡量，而易于用物理形态衡量的场合。如社会性监管中的安全、健康和环境保护监管，法案的效果往往体现为减少了多少死亡率、发病率、培养了多少学生等，相对货币评价而言，更容易从物理数量上进行识别。成本有效性分析可以按照单位效果成本（costperunitofeffectiveness）将不同的法规议案进行排序。但是，由于成本有效性分析无法以货币形式量化法律法规的效益，从而不能像成本-效益分析一样提供一种接受或者拒绝法案的绝对的标准（法案的净效益是否大于零）。因此，如果信息允许，还是应该对法案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3.风险分析（Riskanalysis）
风险分析用于分析经济社会运行中潜在的风险，以及这些风险可能会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产生的后果，目的是防范和化解风险。进行风险分析需要界定风险类型；预测风险出现的可能性；评估风险可能造成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分析应对风险的措施。风险分析对涉及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监管尤为重要。建立各项安全预警指标及应对风险措施、方法，以有效的方式防范和化解风险，是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一般而言，风险分析往往和成本-效益分析联合使用，评估法规议案可能会给经济、社会、环境造成的损失，尤其是可能的最大损失（一般定义为可能性水平为5%的最大损失），并评估社会对该损失的承受能力。
4.成本的界定
评估监管成本时，需要考虑的成本有三类。第一是法律法规的制定成本（即立法过程成本），主要包括收集立法信息、立法资料以及形成立法草案的成本，调研、咨询、论证的成本，以及制作法规规章文本的成本等。第二是执法成本（即行政成本），是指政府、企业和个人为了确保法律法规的实施，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提供和核实与法规相关的行为、产品信息所产生的成本。如监管机构对污染物排放进行登记、排污企业定期向政府报告其排污信息所产生的成本。第三是守法成本（即社会成本），被监管者按照管制政策的规定，改变其生产和消费行为，由此带来的对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不利影响。监管的效益则对应监管实施后对经济、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有利影响。
（二）指标体系
在评估法律法规可能给经济、社会、环境造成的影响时，需要考虑不同的层面问题，并可以结合量化指标来评估这些影响，这些影响包括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国内影响和国际影响。
1.经济影响
（1）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法案对于经济增长、就业、物价、投资、消费、进出口的影响。评估指标有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投资率、消费率、进出口比重等。
（2）对国内市场结构和竞争环境的影响。分析法案是否会明显改变市场结构，产生贸易壁垒，限制和损害竞争。评估指标有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勒纳指数等。
（3）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分析法案是否能促进企业的创新和科研活动。评估的指标有劳动生产率，实际有效汇率调整的价格竞争力，创新产品的营业额占比，GDP中研发（R&D）的比重，GDP中公共教育支出的比重等。
（4）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分析法案是否会加大企业的经营成本，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评估指标有企业的税收负担等。
（5）对消费者的影响。分析法案是否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价格，减少了消费者的选择，是否会影响到消费者的信息获得及权利保护。评估指标有消费者价格购买指数等。
（6）对特殊地区和部门的影响。分析法案是否会对落后地区或者薄弱部门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2.社会影响
（1）对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析法案是否便利了就业机会的创造，是否影响了劳动力需求，并对特定的工作类型或者群体造成伤害。评估指标有总体就业率，按不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地区统计的就业率、工资水平等。
（2）对于贫困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法案是否能改善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能否促进收入合理分配。评估指标有绝对贫困率、相对贫困率、基尼系数、地区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以及贫困流动性指标等。
（3）对于社会保障的影响。分析法案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的影响。评估的指标有社会保险基金的征缴额和支付额，社会保险基金余额、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等。
（4）对工作质量和安全的影响。分析法案是否改善工作环境，减轻工作压力，并提高工作的安全性。评估的指标有安全事故发生率、工作意外发生率、自杀率等。
（5）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分析法案是否会改善食品、药品的监管，能否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评估指标有预期寿命、癌症发生率、吸烟率、医疗事故发生率、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率、药品安全事故发生率等。
（6）对犯罪和社会治安的影响。分析法案是否能改善社会治安、化解社会矛盾，保障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评估指标有犯罪率、发生率、社会治安指数等。
（7）对教育系统和文化的影响。分析法案是否增加公民了受教育的机会，提高了教育系统的质量，保护了传统文化，并促进文化的创作和繁荣。评估指标有识字率、高等教育人数占比等。
（8）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分析法案对贫困家庭、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失业人员的影响。
3.环境影响
（1）对气候的影响。分析法案对于温室气体、臭氧消耗物等气体排放的影响。评估指标有二氧化碳（CO2）排放量、氟氯化碳（CFC）排放量、氟氯烃（HCFC）排放量等。
（2）对空气、水和土壤质量的影响。分析法案是否能够减少废气、废水、废物等的排放量。评估指标有空气污染物指标、水质指标、土壤中重金属的含量、农业残留指标等。
（3）对污染物的产生和回收的影响。分析法案能够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并促进污染物的回收和处理。衡量指标有噪音污染指数、放射性污染指数、市政垃圾排放量、市政垃圾回收量等。
（4）对于能源消耗的影响。分析法案能够改善能源使用效率。评估指标有煤炭消耗量、石油消耗量、发电量、新能源的使用量等。
（5）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分析法案是否能够促进有机农业、绿色农业的发展。评估指标有有机农业、绿色农业的土地使用面积，杀虫剂的使用量，有机产品的产量等。
（6）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分析法案是否会对生物的生存、尤其是稀有物种的生存带来伤害。评估指标有稀有物种或者受保护物种的数量变化等。
三、总结
我国正处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没有经历过的。建立法律法规对经济、社会、环境影响评估的原则、程序和方法，不仅是对立法工作的创新与完善，更是中国立法史上的一次制度化、程序性、方法论的实践与探索，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Sunstein，CassR.Congress，1996，“ConstitutionalMoments，andtheCost-BenefitState”，StanfordLawReview，（2）：247-309.
[2]Adler，MatthewD.andEricA.Posner，1999，“RethinkingCost-BenefitAnalysis”.TheYaleLawJournal，（2）：167-193.
[3]席涛.我们所知道的法律和不知道的法律――法律经济学一个分析框架.政法论坛，2010.（1）：3-18.
[4]席涛.法律、监管与市场”.政法论坛，2011（3）：47-65.
[5]席涛.立法评估：评估什么和如何评估――以中国立法评估为例（上）.政法论坛，2012（5）：59-75.
[6]席涛.立法评估：评估什么和如何评估――以中国立法评估为例（下）.政法论坛，2013（1）：21-32.
[7]OfficeofManagementandBudget，2003，CircularA-4，RegulatoryAnalysis.
[8]OECD，2005，OECDGuidingPrinciplesforRegulatoryQualityandPerformance.
[9]EuropeanCommission，2009，ImpactAssessmentGuidelines.
环境经济评估篇3
[论文摘要]政府绩效评估机制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和其他系统进行连续不断的能量交换，以保持系统的动态平衡。基于生态环境视角，从经济体制类型和我国的财政状况、政治体制、政治环境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和“官本位”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探讨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影响和制约效应，为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寻找理论支撑。
一、引言
生态环境(ecologicalenvironment)原来是自然科学术语，主要用来描述任何有机体的生长环境。但在20世纪20年代，以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派克(R·F·Park)和蒲基斯(E·w·Burgurs)为先锋，借用自然科学中动植物生态学的概念、术语，对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进行了系统分析。他们认为：“从功能理论之生态观点而言，任何经济、文化、政治和行政制度等皆为一有生命的个体，是经过一段漫长的成长过程渐渐演进而来的。也就是说在生命的个体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都有一种功能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与自然环境相对称的社会客观存在被称为社会生态环境，它主要包括三大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
政府绩效是指政府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的结果、效益及其管理工作效率、效能，是政府在行使其功能、实现其意志过程中体现出的管理能力；或者说，政府绩效评估是指对政府管理过程中投入、产出、中期成果与最终成果所反映的绩效进行评价和划分等级。政府绩效评估作为改进行政管理的关键一环，成为一项重大的政治活动而蓬勃展开。由此，加强和完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无疑是政府部门职能转变的一个强大而有效的推动力。
正如一切事物都必然生长于特定的生态环境之中一样，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也丝毫不能例外。社会生态环境是政府绩效评估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政府效绩评估制度必然和周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存在着一种功能上的依赖关系，但又受到其制约。从一定意义上理解，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适应和不断克服社会生态环境制约的过程。
二、经济生态环境的制约
经济生态环境是指社会的经济活动方式及其经济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程度。作为评估政府管理能力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必然植根于特定的经济基础，并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当前，我国经济生态环境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制约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类型、政府财政和预算体制。
(一)经济体制类型不同决定了政府职能范围不同，从而决定了政府绩效评估标准不同
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建立起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排斥私人资本及其经营；政府对全社会高度集中统一管理，则政府的绩效就由政府对全社会集中统一管理的绩效决定，并由此形成了一整套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绩效评估体制。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引起了政府规模、结构、职能以及行政原则、行政观念、行政价值、行政信息、行政情感、行政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一系列变化，而经济模式的转移也带给政府绩效评估体制根本性的冲击。政府绩效评估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中心对原有评估体制进行了改革。但在经济体制转型期我国政府职能还存在着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的弊端，出现了政府职能的缺位、越位和错位等现象，这给政府部门的绩效考评造成了很大困难。政府到底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虽然历经数次机构改革，目前仍然没有确定，特别是市县以下政府仍面临部门职能不断调整的不确定环境，在实际考评中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指标，将诸如创卫、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精神文明建设等各种评估或考评与对部门工作业绩的考评混合，以致出现无论考评结果如何好，一票否决的项目都可将其业绩通盘否定的情况。
(二)我国目前的政府财政使绩效评估遭遇内部动力障碍
当前，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并不宽裕，评估所需的成本对财政形成新的压力。绩效评估是一个耗费资源的过程，需要投入相当数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但由于评估工作及其价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认同，国家没有单独的评估经费拨款，评估费用大都摊入具体的公共项目中，且许多地方政府部门为了保证其推行的公共项目顺利完成，往往不愿意将有限的资源用于评估工作，致使评估的资金投入不足。这样，由于缺乏充足的财政资金，一些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常常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是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即本着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以及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范围。但是，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与政府体制却并不配套，基层政府没有独立的财政地位，取消农业税后，县乡几乎没有可靠的收人来源；现在国家虽然明显增加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但许多历史“欠账”却不是马上可以偿清的；没有财政的良好支持，政府无法正常运行；这种事权与财权的不对应引发了多重矛盾，当然也严重影响政府管理目标的实现。如果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考评政府绩效，特别是评估基层政府的工作，结果也不可能是科学、合理的。
(三)惩罚节约的预算体制使政府绩效评估流于形式
在我国，财政部门根据各个部门申报的投人以及结合上一年度的拨款使用状况来分配预算。如果当年的拨款用不完，剩余的将会失效，来年的预算将会减少，资金将被分配到其他“需要”的地方去；相反，如果预算超支，下一年度反而会得到更多的财政拨款。节约资金意味着来年的拨款减少，于是很多部门在年度即将结束时，都会陷入“为了花钱而花钱”的疯狂状态。在这种预算体制下，绩效的提高和节约成本不仅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收益，反而面临着预算被削减的危险。于是，政府各部门都把办事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扩大自己的困难，谁也不愿意少花钱而把事情办好。政府绩效评估旨在提高政府业绩，但如果政府机构不能从重视产出、节约成本、提高业绩中获得利益回报，那么政府绩效评估就会流于形式。
三、政治生态环境的制约
政府绩效评估体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各项机制的运作和功能的实现最直接地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政治生态环境对政府绩效评估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作保障，评估多处于自发状态，没有规划，减弱了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的作用
一方面，我国目前还没有政府绩效评估方面的专门立法，相关立法也只是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绩效评估立法。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作为制度保障，缺乏较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性指导，各地开展的绩效评估工作完全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形式五花八门，结果绩效评估工作难以在政府部门全面系统地推进，缺乏整体的战略规划；而且由于绩效评估的实施方法互不统一，难以相互比较和进行经验交流。另一方面，把绩效评估看成是一个短期行为，没有建立长效机制，这就导致了运动式的行政管理，领导者难以把工作重点放在政府绩效的持续改进上。政府绩效评估的非规范化导致评估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许多大检查、大评比不仅没有取得效果，而且使这种检查、评比成为基层政府的一种负担，某些检查团成员索要礼品、收受贿赂的行为更是直接损害政府形象。
(二)评估以官方为主。多是上级对下级的评估，缺乏社会公众和社会评估机构对政府以及政府内部的自身评估
我国现有政府体制层级结构分明，为了同这种层级制相适应，对政府的考评主要实行上级对下级的层层考评。这种自上而下的评估虽然有利于实现一定的引导和监督目的，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只唯上不唯实、“政绩”做给上级看的现象，从而导致了评估结果失真、评估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不仅无助于政府绩效的提升，相反却损害了政府的形象。由于评估程序公开度不够，缺乏公众和大众媒体的积极介入，就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系统，而仅靠政府自我监督则难以达到有效的督促效果，评估的结果往往也是报喜不报忧。
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绩效评估往往是由民间自发进行，特别是在一些大的基金会的资助下，由一些大学、研究机构或媒体来组织进行。社会自发成立的评估机构的作用在于：一方面，由于其具有独立性，使得评估的结果更加客观、公正，而客观、公正是评估结果发挥作用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评估主体多元化的存在，可以弥补单一政府绩效评估的不足，特别是当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本身存在较大缺陷的时候。而且，社会评估还具有及时反映公众需要、促进地方政府创新的独特功能。2004年12月18日，我国第一家民间政府绩效评估机构——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心在兰州大学成立。这表明中国开始有了独立的、专门的民间评估机构，意味着社会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对地方政府绩效的评估，参与地方的发展。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民间评估力量的发展还很不成熟，评估方法和评估指标的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政府机构改革的困境给政府绩效评估带来刚性约束
机构是职能的载体，政府职能不同则所设机构肯定就不同，所以，政府职能转变必然要求机构改革。改革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我国曾进行了多次政府机构改革，但改革的成效却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总是把解决财政压力放在首位，机构改革的重点也是精简机构和人员，如1998年进行的机构改革甚至明确提出了精简比例。但是，如果从绩效管理的视角看政府机构改革，机构改革就不应该是简单地做“加减法”，而应该立足于整合各个机构的职能。党委、人大、政府等序列机构性质不同。静态看，它们各有职权，分工明确；但在中国特色的政权结构中实际运作却会出现职能重复、交叉的状况，而且越到基层，各机构职能交叉的弊端就越明显。不论行政管理幅度大小、工作多少，都与上级政府设置同样数量的机构，这本身就不是经济的选择。再加上各序列机构的职权边界不清，党政主要领导人的工作作风不同，工作成本就被大大增加了。所以，如果不先整合机构，解决机构重叠的问题，就在现有机构的基础上设计评估指标，那么设计出来的指标体系科学性将难以得到保证，评估的实效性也难以得到体现。只有在减少管理层次、理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各序列权力机构管理关系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真正科学合理、具有实效性的政府绩效评估。“十一五”规划已经对政府机构改革进行了论述，即“深化机构改革，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理顺职责分工，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四、文化生态环境的制约
所谓文化生态主要是指一个机构或一项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思想意识、文化心态和观念形态的总和，它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价值取向。在现实中，一项改革方案能否顺利实施或取得成效，并不仅仅取决于方案是否完备或是否符合理性的设计，而是取决于方案是否被大多数参与改革者所认同和接受，也就是说深受文化生态的影响和制约。在文化生态的诸要素中，与我国历史发展有密切联系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制约最为明显。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至上”原则使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失灵
中国传统文化看重人性。如孔子讲性相近、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以及《三字经》开始便说“人之初，性本善”等等。但中国人的人性不是偏于理智，而是偏于情感；人性中情是主要的，智是次要的。这种“人情至上”的精神融入到行政中，使政府在管理的诸多环节中注重亲缘血缘关系，讲情面、论义气，将工作关系、契约关系与私人的情谊关系联在一起，因人情破坏原则规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很显然，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再健全，如果还是以“人情”作为利益分配和调节的工具，终将归于失灵。
(二)中国传统文化重感情、轻理性。重人的德行、轻科学的技术方法，导致政府绩效评估理论不足、评估程序不规范以及评估结果不够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在思维上重视感情因素，缺乏纯理性的分析，而重感情、轻理性必然重经验轻理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大多属于对当时生产经验的直接记录和对自然现象的直接描写，极少有科学理论的探索与规律的发现。这种传统文化延续至今，对我们的政府绩效评估同样产生了不良影响，理论界对政府绩效评估的评估理论研究不足，仅一味地引进“先进方法”而忽视对评估理论本身的研究，致使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缺乏理论根基。另外，我国自古就重伦理、重德行，对科学技术重视不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每一种发明创造都要经过伦理规范的检验，这样，中国古代的这种轻视科学反应在政府绩效评估上，就造成了评估程序不规范，流于形式；评估方法多为定性，较少采取定量方法；评估结果不够科学。
(三)中国传统文化重中庸、轻竞争。重“官本位”思想、轻“民本”思想。造成了政府缺乏竞争意识。导致了政府绩效评估常常忽视人民群众的意愿
源于西方的政府绩效评估追求效率、效益，提倡竞争，充分发挥个人和组织的能力，适者生存。而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崇尚“和”，提倡“和为贵”，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以维护社会稳定；这一思想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目标背道而驰，因为本着“和”的原则，当评估结果有损下属颜面时，领导就大事化小，不将评估结果公布于众，这样评估的反馈作用得不到实现，严重影响了绩效评估的实施。另一方面，我们现有的一些政府官员“官本位”思想严重，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支配着他们的行为选择，造成了这些政府官员缺少服务于民的意识，这给政府绩效评估的实施带来不少困难。其主要表现在一些政府和部门把引入和实施政府绩效评估作为一种“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在目标制定中没有把服务于人民群众作为评估的一项重要指标。这种“形象包装”式的政府绩效评估必将会导致形式主义泛滥、公信力下降、作用失效，最终使政府绩效评估演变成劳民伤财的举措。
环境经济评估篇4
尽管中国的环境保护规划工作从“六五”期间就己开始，但是回顾以往20多年中国环境保护规划的历程，实际上中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环境保护规划评估制度。由于缺乏评估和动态的跟踪调整机制，造成了不少环境保护规划的失效，这己成为影响中国环境保护规划实施绩效的“瓶颈”问题。以国家“十五”环境保护规划的实施效果为例1341，“十五”期间，在国家“十五”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指标中其他指标都如期完成的情况下，纳入计划的SO2排放量指标却较2000年増加了27.8%COD指标也仅减少2.1%,未完成计划所要求的削减10%的控制目标。除了这2项主要污染物未达标外，包括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在内的其他6项环境保护指标也均未完成计划目标。另外，列入国家“十五”环境保护计划的2130项治污工程共完成1378项，仅占总数的65%完成投资864亿元，占总投资的53%淮河、海河、辽河、太湖、巢湖和滇池治理项目的完成率分别只有70%、56%、43%、86%、53%和54%。
近来，虽然己有环境保护政策及某些环境保护规划提出了要开展环境保护规划评估的要求，但从实际工作情况看，这些规定和要求明显具有原则性和概括性的特点，可操作性不强，评估方法还在探索中。总体上看，中国的环境保护规划评估现状距离建立科学的环境保护规划评估制度还有较大的差距，为了从根本上保障中国环境保护规划能落到实处，规划目标得以顺利实现确保环境管理工作的战略有序推进，必须重视中国环境保护规划评估严重不足的现实，研究环境保护规划评估应包含的主要内容，加大环境保护规划评估方法的研究和应用力度，尽快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保护规划评估制度。
1环境保护规划评估主要内容分析
1.1分析规划的执行绩效
开展环境保护规划的绩效分析，诊断问题并总结经验，是环境保护规划评估最重要的内容。绩效评估适宜在环境保护规划实施中期和末期开展。在实施中期开展绩效分析，可以掌握规划目标和任务的进展或执行情况，明确执行情况与规划目标的差距，识别影响环境保护规划执行的关键因子，诊断影响环境保护规划预期进展的关键问题，通过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把评估分析结论落实到后续的环境保护规划调整中，实现后续环境保护规划的有效调整，保证环境保护规划的持续性。在实施后期对本轮环境保护规划的绩效进行综合分析，可以为下一轮环境保护规划的编制提供基础信息。
绩效评估指标应包含约束性和预期性指标，利用专家打分法给不同的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结合国家的节能减排和总量控制工作的需要，约束性指标应包括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指标、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好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II类标准的比例和空气质量好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中二级标准的天数等重要环境质量指标、环境保护规划的投资完成率和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等。预期性指标应包括水污染治理设施、垃圾处理设施等环境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指标，以及水质自动监测站、空气自动监测站、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建设数量等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指标。
1.2预测规划目标和任务的可达性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形势，预测规划目标和任务的可达性，分析环境保护规划的执行情况及有利和不利因素。在此基础上，对不再适合社会经济和环境变化要求的环境保护规划的相关内容进行及时调整，是环境保护规划评估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在评估时，要注意对规划长、中和短期目标的评估，保证环境保护规划评估时点上的连续性。在短期评估同时，要注重掌握大的发展方向，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下一个规划短期目标，以满足规划中长期目标。
1.3开展规划的费用效益分析
环境保护规划的费用效益分析是实现环境保护规划方案科学选择和科学决策的重要工具。环境保护规划的有效运行需要合理的经济分析作为基础，这样才能保证环境保护规划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佳效果或最大效益。费用效益分析是以货币的形式对某项目的成本和社会收益进行综合评价，追求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实现政策的既定目标。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费用效益比最高的项目应优先执行，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所以，在环境保护规划编制阶段，应开展费用效益分析，研究环境保护投入对经济増长的贡献，确保环境保护规划的经济有效;在评估环境保护规划涉及的环境保护工程项目时，可利用费用效益分析来确定工程项目的优先序;在阶段性环境保护规划结束后，评估环境保护投入带来的效益和环境保护规划期内环境保护投资方案的落实和绩效情况，可为下一阶段环境保护规划的资金投入和项目安排提供技术支持。
1.4针对性提出规划调整意见
环境保护规划评估提供的年度或中期阶段性报告将为下一年或后续环境保护规划的调整提供建议，是后续环境保护规划有效实施的根本要求和重要基础。通过持续性的环境保护规划评估机制，可以确保环境保护规划的动态调整以及规划目标的分阶段实施，同时评估结论也会发现前期环境保护规划在编制内容、方法及实施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并在后面的环境保护规划调整过程中力图避免和不断完善。可以说，评估报告的这种后续效用性是建立环境保护规划评估机制的根本意义。日本的点检报告制度、美国的年度跟踪制度等都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而构建的规范性评估制度。中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予以规范，这是中国历年环境保护规划的预期目标未能顺利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2环境保护规划实施效果评估的主要方法
环境保护规划实施评估是一个系统的、具有持续性的动态过程，应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体系。从总体上看，中国目前针对环境保护规划实施评估方法的研究尚属空白。虽然一些地方近来进行了一些探索，但主要采用的还是规划目标与实现程度的对比分析方法，这只是环境保护规划评估最基础的部分，而且目前的对比分析方法在指标体系的选取及比较角度的选择等方面都存在问题，这使得现有环境保护规划评估远不能满足保障环境保护规划可持续运行的需求。
从国外环境保护规划评估的发展来看，20世纪80年代后，环境保护规划评估逐渐趋向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如管理分析、系统分析、费用效益分析、环境经济模拟、预测分析等，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鉴于此，环境保护规划评估的方法和技术除了继续借鉴己有的公共政策实施评估理论和方法外，也要逐步向系统性的综合评估靠拢，建立一套完整灵活的环境保护实施评估理论和方法体系。当前，尤其要根据中国环境保护规划突出存在的经济分析不足的现实，做好环境保护规划的经济评估技术的研究。
2.1应用对比分析方法评估规划目标完成度和措施执行效果
环境保护规划评估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是对比分析方法，它也是各种环境保护规划评估普遍可应用的方法。通过建立环境保护规划评估指标体系，利用可信的统计和监测数据，对比规划目标、任务和措施，考核规划目标的实现和任务完成的程度及措施执行的力度和效果，为后续环境保护规划提供明确的方向性调整信息。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环境保护规划评估实践证明，比较分析方法在环境保护规划评估中具有基础性作用。
2.2应用环境经济宏观预测方法预测规划目标的可达性
应重视宏观经济和环境形势的预测分析在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和调整过程中的作用。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和调整的基础信息是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的发展趋势，因此必须重视采用环境经济宏观预测方法，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通过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变量的设定，利用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动力学和计量经济学等分析方法，从宏观上预测污染物排放总量和环境目标可达性，为环境保护规划的科学编制和后续调整提供基础支撑信息，以増强实现环境保护规划总量和环境指标达标的能力。
2.3应用费用效益分析方法提高规划的经济有效性
对单项投资项目或政策进行费用收益分析的方法已较为成熟，但在中国推广施行的案例仍非常有限。具体而言，环境费用效益分析方法主要包括:
(1)环境保护规划的费用分析方法。包括如何处理环境保护规划中与环境改善措施相关的投资与运行费用，将各类费用都纳入评价范围的技术方法，研究适用于信息缺失情况下的快速评价方法。(2)效益分析方法。分析与评价环境保护规划可能造成的大气、水和土地等环境介质的负面影响。相关问题主要包括对人体疾病与死亡的影响、对农作物的影响、对建筑物的损害、对生态系统的损害及其经济损失等。(3)建立不同层次的环境费用效益评估体系。由于环境保护规划的时间尺度长、空间尺度大，以及环境保护规划行动的概括性，使得费用效益分析变得较困难，突出表现在环境保护规划的费用效益分析的范围、内容难以明确。应针对环境保护规划不同层次(污染源或企业层次、城市或控制区层次、大小流域层次、省级或国家层次等)建立一套完整的费用效益分析评估体系。另外，也要开展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费用效益分析，这是公众参与的重要信息。2.4应用规划的经济投入产出分析提高规划投资的宏观决策水平。
以投入产出分析作为中介，开发一套既能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又能体现出经济系统各部分间投入与产出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环境经济方法，从而反映环境保护投入对经济増长的贡献，这对于提高环境保护投资的宏观决策水平、保证环境保护规划的科学合理性及提高环境保护规划的执行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尚未有投入产出分析用于环境保护规划评估的研究和实践。文献[5]建立的环境与经济投入产出模型为该项评估方法的开发提供了基础研究平台。但是由于环境经济系统的复杂性，该模型仍然是初步的，为了提高预测分析的精准度，仍需要不断加大研究力度，进一步完善和提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环境保护投入产出分析仅限于具备经济投入产出模型的国家和某些省份的宏观环境保护规划评估。
3中国开展环境保护规划评估研究和实施的建议
()加大技术方法研究力度，为环境保护规划评估机制的建立提供技术支撑。
总体上看，中国虽然在环境保护规划评估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方面进行过一些探索，但总体来看基本处于空白阶段，与建立能够有效支撑中国可持续发展实施战略的环境保护规划评估体系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今后必须加大基础理论和方法学的研究力度，特别要重视研究环境保护规划的绩效分析方法，分析环境保护规划的进展状况;研究环境保护规划评估的对比分析方法，评估规划目标完成的程度和措施施行的效果;研究环境经济宏观预测的方法，结合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预测环境总量目标可达性;研究环境费用效益分析方法，特别是费用效益快速评价法，以提高环境保护规划的经济有效性;研究环境保护规划的经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把握环境保护投资对经济増长的贡献，为环境保护投资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2)重视环境保护规划评估的制度化建设，构建并逐步完善环境保护规划评估制度。
环境保护规划的实践证明，环境保护规划评估工作应贯穿环境保护规划实施的整个过程，及时发现环境保护规划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和修正，这样才能在环境保护规划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建立一整套环境保护规划的实施评估机制，并以法律法规形式把该机制予以制度化、规范化，提高环境保护规划评估的执行力，是环境保护规划评估机制建设能否取得应有效用的关键。环境保护规划评估制度主要包括:构建环境保护规划评估机制的基本框架体系;确立环境保护规划评估的原则、内容、实施程序、环节、要素、主要方法等;明确环境保护规划评估机构的资质要求;理顺评估结果反馈机制及渠道;建立宣传及信息公开机制;确定环境保护规划评估实施不力及执行不到位的问责机制等。
(3)强化环境保护规划第三方评估的能力建设，确保评估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目前，中国开展的环境保护规划评估大多可视为内部评估，即在环境保护规划实施过程中由实施机构进行自我监督、自我评估、自我修正和调整，鲜见充分体现公平性、有效性的第三方评估。相对于环境保护规划制定者自评的内部评估而言，第三方评估方式是外部、独立性评估。所谓第三方评估，是指由政策或规划制定者与执行者之外的其他评估主体开展的评估，这种评估主体主要包括受行政机构委托的研究机构、专业评估组织(包括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中介组织、舆论界、社会组织、公众和利益相关者等。国际经验证明，为了保证规划实施评估的客观性和公证性，独立的第三方外部评估通常是不可少的。
所以，要强化环境保护规划评估的能力建设，一方面要提高内部自评水平;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建设力度，鼓励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培育专门适应环境保护规划评估实践需要的人才，在国家“十一五”环境保护规划的中长期规划中把独立第三方机构对环境保护规划的实施评估纳入制度化轨道。同时，也要拓宽和健全实施环境保护规划第三方评估的信息平台和沟通机制建设。
(4)环境保护规划评估与行政问责机制相结合，确保环境保护规划评估结果得以贯彻执行。
为了提高环境保护规划评估结论的有效落实，建立并实施强有力的环境保护行政问责和惩罚配套制度非常必要。一方面，环境保护规划评估的结论可为环境保护行政问责和惩罚机制提供依据，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约束性指标和重要考核内容之一，成为地方政府领导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南针”;另一方面，只有通过环境保护行政问责机制对环境保护规划评估结果的规范性约束，才能使环境保护规划的评估结论在后续环境保护规划执行过程中得到有效落实。否则，环境保护规划评估结果可能流于形式，同时也会进一步助长后续环境保护规划的执行不力，造成恶性循环。
建立环境保护规划实施不力的配套行政问责和惩罚机制，建议重点关注以下方面：明确问责及惩罚对象;明确具体的问责及惩罚内容;科学设置问责和惩罚程序;严肃对待问责处理结果等。
()建立有效的环境保护规划评估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加大公众参与评估的力度。
健全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有利于环境保护规划评估方减少评估的信息搜集成本有利于确保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和环境保护规划调整建议的针对性。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实践表明，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水平和环境保护参与力度是环境保护工作能否有效开展的关键1M|，中国的环境保护规划评估建设必须重视公众参与，特别是要重视专家型公
环境经济评估篇5
关键词：农业经营组织；绩效；绩效评估体系
中图分类号：F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2)04-0030-07
近年来，我国各地组建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经营组织，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了更有效扶持适于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形式，需要建立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综合绩效评估体系，对其实际运营绩效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对构成农业经营组织综合绩效评估体系基本要素的分析是绩效评估的基础工作，农业经营组织综合绩效评估工作都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这些基本要素包括评估目的、评估对象、评估指标、评估标准、评分方法及评估结果。
一、现代农业经营组综合绩效评估的目的
立足于组织内部评估绩效，是对组织内部门或员工的绩效进行评估，主要为人力资源决策服务，为改善组织的经营管理服务，即人们常说的“绩效管理”。这在工业企业与农业经营组织中区别不大，现有绩效管理理论相对成熟，可借鉴。
立足于组织外部的绩效评估，是考虑组织或正或负的外部性，全面评估农业经营组织的综合绩效，从而找出真正具有长期发展潜力的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经营组织，为政府惠农政策制定或财政支农资金运用及组织的其他出资人做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农业经营组织争取外部投资指明发展方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尚不成体系，无法满足组织顺应时展趋势改善自身绩效的要求。
二、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综合绩效评估的对象
正确评估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的综合绩效，首先需要准确把握其内涵及特点。
(一)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绩效的内涵
企业绩效是指一定经营期间的企业经营绩效和经营者绩效。由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及农业产业的特殊性，现代农业经营组织除了其内在要求的经济绩效外，还具有巨大的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因此，农业经营组织的综合绩效是包括组织的财务成果、财务状况、发展能力等与经济相关的绩效和社会绩效及生态绩效在内的集合。
(二)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绩效的特点
在我国，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的绩效表现为经济绩效的有限性、社会绩效的必然性和生态绩效的不可忽略性。
农业生产经济绩效的“有限性”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导致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绩效差别的最根本原因。工业生产的经济绩效可以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迅速提升。而农业生产的经济绩效则不然，农业生产的过程可分解为自然生产过程和经济劳动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自然生产过程，其自然生长规律所决定的自然生产技术水平短期内基本不变，不是人为技术所能改变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社会绩效的必然性表现为在其追逐经济绩效的运营过程中伴随而来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示范、带动和辐射作用，如对当地农业劳动力就业问题的缓解、组织农户依据市场信息生产、对农户进行生产培训、兴办社区等。
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的生态绩效越发显得不可忽视。人们长久以来认为农业生产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农村也不存在环境问题的错误认识导致广大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一直被忽视。同时，随着健康消费理念的普及和对饮食质量要求的日益提高，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换来的高产的农产品却得不到消费者的青睐。加之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绿色”标准己成为农产品进出口中一种新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所有这些都昭示着对生态绩效的忽略严重制约着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的发展。
三、绩效评估指标的选取及评估指标权值的确定方法
所谓绩效评估的指标是指从哪些方面对产出进行衡量或评估。口’是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绩效评估体系的核心部分，可将其分解为三个子系统，即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见表1)。
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的活动是复杂多变的，针对不同的评估主体，需要结合农业经营组织所处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组织运营的主要目的及不同产出的大小和重要程度，对绩效评估指标进行取舍，选取最能反映组织的运营目标、使组织综合绩效最大化、可衡量的指标构成农业经营组织综合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对于无法量化的指标，用详尽的语言描述其绩效表现的不同级别，以等分值或不等分值法对其赋值。结合科学性和先进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整体性和简明性、互斥性和系统性、现实性和预测性等原则，应用Delphi法与强制评分法相结合实现农业经营组织综合绩效评估指标的筛选，根据专家建议，本文选取重要度系数在0.1以上的指标，剔除重要度系数在0.1以下的指标。最终构建如表1所示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综合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环境经济评估篇6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学秦皇岛
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内涵剖析中可见，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学内涵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区域发展中的地区间的协调、人之间的公平、代际间的公平以及人与自然间的和谐等。
当前，从伦理学角度对可持续发展的评估方法还很少，现有的也只是从和谐度、协调度方面进行简单地计算和分析；曹利军认为，发展协调度是表示人口数量、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三者之间关系的一个指标，它和政府控制人口、保护环境的行为密切相关，其变化必须符合以下规律：①当环境质量不变时，经济水平提高，则发展协调度提高；②当经济水平不变时，环境质量改善，则发展协调度提高；③当环境质量超过标准时，随环境质量恶化，发展协调度急剧下降；④发展协调度与区域的经济水平、人口数量与素质、环境质量密切相关。根据以上观点曹利军建立起了以区域GDP、区域环境质量指数和区域人口总数为变量的发展协调度关系模型。
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协调就是指人与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而人对可持续发展系统的整体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经济活动表现出来的，因此，在进行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协调度评价时，可以通过评价经济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关系，来反映人与各子系统间的关系，进而反映整个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协调度2。目前进行的评价有经济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协调度评价、经济与资源子系统的协调度评价、经济与人口子系统的协调度评价等。
经济与生态环境子系统协调度可以通过经济增长与生态负效应之间的比较来进行评价；选择耕地资源利用状况来反映经济与资源子系统的协调度；用经济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协调度和经济与人口素质的协调度来反映经济与人口子系统的协调度评价。以人均GDP增长指数作为经济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协调度的评价指标，以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作为经济与人口素质的协调度的评价指标。
为了反映区域内部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可以用发展均衡度来表示区域发展公平度，其变化应符合以下规律：人均GDP越接近，发展均衡度越大；人均GDP差距越大，发展均衡度越小；也有人用基尼系数表示区域内部的公平度。
伦理学评估包括和谐度、公平度和协调度三个方面。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度以区域可持续发展意识（环境意识）表示，区域发展的公平度以基尼系数代表，代际之间协调度以环保投资占GDP的百分数表示；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①区域环境意识调查是根据2000年秦皇岛市所进行的环境意识调查结果综合整理而来。②秦皇岛市委政策研究室提供基尼系数，仅有秦皇岛市总的基尼系数，考虑到秦皇岛社会总体发展水平和三区四县的具体情况，此处视各区基尼系数一致。③环保投资占GDP的百分数由秦皇岛市环境保护局提供。
（2）和谐度、公平度和协调度的计算。计算和谐度、公平度和协调度。
（3）伦理学角度的可持续发展评估。根据上表中和谐度、公平度和协调度的计算，可持续发展伦理学综合指数的计算方法。
假设全球最佳的环境意识调查、基尼系数和环保投资占GDP的百分数分别为100%、0.33和2%，可得全球最佳的可持续发展伦理学综合指数为1（100%）；若假设全球平均的环境意识调查、基尼系数和环保投资占GDP的百分数分别为50%、0.25和1%，可得全球平均的可持续发展伦理学综合指数为0.44（44%）。可以得出伦理学角度的可持续发展评估的评分值，并得出2001年秦皇岛市及各区可持续发展的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