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公司行业前景范文篇1
[关键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市场;转型
[中图分类号]F8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08)11-0162-03
[作者简介]罗大哲,中基亚洲投资首席金融顾问,研究方向为金融学｡(北京100011)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也由于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和经济体制的转型等原因,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业出现了巨额不良资产,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90年代在东南亚出现的金融动荡,甚至诱发了个别国家的政治危机｡为防范和化解金融体系内的不良资产风险,各国际组织和各国的金融管理机构进行了积极探索,其中,美国重组信托公司(RTC)在处置该国国民储贷协会(S&L)不良资产中的良好表现,使其所代表的特设资产处置机构模式被视作高效率资产处置的典范｡9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运行周期波动以及改革的深入,中国银行业在规模扩张同时也暴露出万亿规模的不良资产问题｡1999年开始,中国先后成立了信达､长城､东方和华融等4家政策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和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随着中国银行业改革进程推进､治理水平提升和经营效益改善,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将面对新剥离资产日益减少､传统业务收缩的新情况,因此,必须认真思考和应对下阶段如何发展的命题｡,对国际主要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机构转型､退出等机制进行分析､总结,提升决策的科学性与针对性,顺利､平稳地实现相关机构的体制和机制变迁｡
一､各国不良资产处置机构的转型或退出方式
由于不良资产的市场规模､市场结构与处置机构的渊源等具体情况不同,世界各国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退出方式也存在较大差异,但我们经过分析后认为,各国的总体政策取向仍是具有一定共性的,简单地可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关闭清算;二是由政策性机构向商业化转型;三是几家同类型机构合并为一家继续经营｡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各方式之间界限并不绝对,可能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明显界限,比如,某些国家选择几家资产处置机构合并可能是为了专注政策性处置,也可能是后来政策性机构商业化转型的前奏,甚至可能是最终关闭这类资产处置机构的序曲;而某些政策性机构向商业化转型后,有的机构仍伴有政策;即使是被关闭的某些机构,其不良资产处置功能并未彻底退出,在国家的金融体系内,不良资产和风险机构处置功能仍可能通过某种方式得以存续｡
(一)关闭｡关闭不良资产特设处置机构的策略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一,资产管理公司关闭后,不设存续机构;其二,尽管资产管理公司被关闭,但仍设有存续机构,并保留部分人员管理剩余资产｡
1.资产管理公司关闭后人员并入母体机构――以RTC为例｡当上世纪80年代美国储蓄贷款协会陷入危机时,承担金融稳定职能的美国存款保险体系(FDIC)立即承担了重组工作,其附属清算功能在此期间发挥了主要的作用｡1989年8月成立美国重组信托公司(RTC),1995年12月31日结束运营｡在RTC营运的七年间(1989-1995),RTC效率极高地处理了747家问题储蓄贷款机构,处理问题资产总值达4025亿美元,处理成本约875亿美元｡到RTC关闭时,剩余77亿美元资产(账面价值)移交FDIC的清算部门继续处理,参与资产处置的人员重新回到FDIC,其中大部分人员并入FDIC的清算和破产管理部继续负责清算问题银行､担当倒闭机构的破产财产管理人和清算人｡
2.剩余资产转给清算留守机构后直接关闭――以Dana-harta为例｡由于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马来西亚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规模和比例快速上升,1998年上半年,该国贷款不良率一度达到11%-12%,1998年8月,马来西亚成立国民资产管理公司(Danaharta),以管理､清算银行不良资产为主要职责｡中央银行为Danaharta提供了15亿林吉特的初始资本,但Danaharta尽量少地使用公共资金,主要依靠商业化和市场化运作｡Danaharta在2005年底完成使命被关闭,存续资产由Prokhas托管｡关闭后的Danaharta遗留了28.8亿林吉特资产｡
(二)由政策性资产机构向商业化转型
1.政策性与商业性业务兼营的情况――以KAMCO为例｡KAMCO的前身是成立于1962年的“成业公社”,最初是作为韩国产业开发银行的一个附属机构存在,只负责处理该银行的不良债权｡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拯救陷入困境的企业,减缓金融危机对韩国国内金融系统的冲击,韩国国会特别立法扩大了成业公社功能,规定其可以接收和处置国内银行和企业的所有不良资产,还明确其将作为永久性的资产处置机构长期存续｡从1998年底开始,成业公社以各种方式对政策性接收的银行坏账进行处置,到2000年基本处置完毕,剩余部分大多为来自大宇集团的产业类不良资产,对这部分产业类资产,成业公社更多地采用重组等“精耕细作”的方式进行处置｡
2000年1月1日,成业公社正式更名为韩国资产管理公司,公司定位强化了商业化业务,2004年,经过韩国财政和金融监管部门许可,KAMCO进一步扩大商业化业务范围｡它可以购买企业重组债权并进行再投资,促进企业结构调整,提升被重组企业价值｡从此,KAMCO属下的多个股本基金,可以对企业投入新的股本金,或进行债转股,通过下设的产权交易所,该公司还可以把拟拍卖资产和实物处置工作日常化｡2005年,KAMCO投资海外市场的计划也得到政府支持｡KAMCO可能将首先选择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机构合作来开发周边国家不良资产市场,输出资产管理和处置业务经验｡
2.彻底转型为商业化机构――以瑞典资产管理公司为例｡Securum和Retriva通过在内部设立下属的专业子公司来管理不同类型的资产,如工业资产管理子公司､房地产资产管理子公司等,由于瑞典经济很快在1993年下半年恢复增长,加之Securum和Retriva运作措施得力,到1996年底,瑞典已成功解决了不良信贷资产问题,在1996年7月,瑞典政府开始逐步取消对国内银行的担保｡此时,Securum和Retriva剩余资产中房地产类资产的价值开始凸现,于是,瑞典政府安排这两家公司合并,成为一家商业性的不良资产处置机构Venantius,并将剩余约100亿克朗的资产(主要是房地产)注入｡合并后的Venantius不久即完成其他类别的资产处置,并彻底转型为房地产投资持股公司,同时兼营商业化不良资产处置业务｡
(三)合并国内多家资产管理公司｡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存在多家资产管理公司,则在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中,难免会出现功能重叠､利益冲突,因此,有些国家在对待不良资产处置机构功能转换问题时,也会从机构间首先实现充分协作､提升效率的角度出发,选择将若干家同类型机构进行合并作为过渡方案｡
以泰国为例,该国实际上设有多家处置不良资产的特设资产管理公司,如建立于1997年的官方金融部门重组局(FRA)､建立于2001年的泰国资产管理公司(TAMC)及更晚建立的､源自曼谷银行资产处置机构的曼谷资产管理公司(BAM)｡早先的设计方案中,泰国政府确定由职能最接近政府机构的FRA首先接管商业银行不良债权并进行公开拍卖,然后,泰国国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Radhanasin银行作为FRA主要买家,购买FRA拍卖的较优质资产,实现“好坏分离”｡
FRA前后共收购了约2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大部分较好的资产通过交易实现了价值,但无人应拍购买的资产却沉淀下来｡2001年开始,泰国政府将这部分质量较差的资产交由具备政策性金融机构背景的TAMC处理,这之后,TAMC又陆续接收了200多亿美元资产,合计共持有了300多亿问题资产｡由于TAMC和BAM之间存在职能定位重叠的问题,同业之间也形成了不健康的竞争局面,因此,泰国银行管理当局决定合并TAMC和BAM,使之协同工作,加快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置效率｡
二､国外资产管理公司发展､转型的经验
从来自国际间主要国家的资产管理公司的经验来分析,无论转型或是退出,抑或是选择合并,各国的具体政策措施都与特设机构的定位､资产特征､市场需要等三个因素紧密相关｡
(一)机构定位对资产管理公司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1.定位类型I:快速处置不良资产的机构｡如果不良资产处置机构成立目标是为了快速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即资产管理公司被定位为快速处置机构,且该国内部不良资产市场规模经过处置后明显缩小,则该国资产管理公司往往会被关闭｡
2.定位类型II:注重对资产进行整理和重组的机构｡如果资产管理公司在成立时,除了具有不良资产处置职能以外,还被赋予投资､重组和管理所接收资产的功能,并且,该机构所接收的资产如果经过日后有效且耐心的重组能够显著提高收益,则政府可能选择将原有政策性资产管理公司向商业化进行转型｡
(二)所处置的资产特征与资产管理公司发展前景关系密切｡资产管理公司接收的资产对其前景也有很大作用｡如果其所持有的部分行业景气前景向好的不良资产,经过有效运作能够凸现出重组价值,且资产管理公司在成立时又来自体制外,政府没有过多参与,则借助资产或经营的机遇,资产管理公司可能会获得长期存续的机会,并得以强化商业化职能｡
(三)不良资产市场发展前景决定着资产管理公司的商业化前途｡资产管理公司是关闭还是转型的前景归根到底取决于市场的实际需要｡如果一国国内或者周边的不良资产市场业务机会多且具有参与价值和可能,则也意味着资产管理公司的商业化方向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反之则不然｡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对于经济体制尚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本身金融体系仍较脆弱,尽管不良资产经过剥离后,国内银行等金融机构体系内的不良资产占比有明显下降,但未来仍面临不确定的问题前景,这样,专门处置不良资产和参与金融机构整理的资产管理公司的存续期就可以长些｡
(四)机构合并只能算作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在定位､资产､市场的三重约束下,资产管理公司会被政府要求转型或者退出,对于一些国家选择合并多家不良资产处置机构的情况,我们认为,合并尽管可能出于多种考虑,但是,仍应只被视作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
三､国际经验对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发展的启示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资产管理公司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以往的政策､市场等环境因素都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已到了需要明确下一步转型､重组或退出等改革思路的时候｡如前所述,定位､市场和资产情况对资产管理公司发展的影响极大,作为转型国家的中国也拥有自己特殊的经济和市场条件,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途径一定不能简单照搬其他国家的方式,而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经验借鉴｡
(一)中国仍然需要特设的不良资产处置机构｡目前,我国国内尚有万亿元以上的不良资产存量,由于金融体系改革难点尚多,来自银行､信托､证券､保险等多个金融部门的不良资产增量发展趋势尚难以判断,新的不良资产可能仍会出现｡特别地,由于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特殊融资结构特征,如果银行体系因为不良贷款问题出现风险,则可能使整个中国金融领域都受到影响,从现实需要出发,中国的不良资产市场也需要国有性质的专业化队伍｡在此基点上,转型发展应成为中国资产管理公司下阶段发展的趋势,而在管理体制､运作机制､处置模式等方面进行创新也随之成为必然要求｡
(二)存续资产管理公司仍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优势｡过去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综合运用国家赋予的回收手段,专业化地实施了债务重组､债转股､证券化等多类型业务操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国家损失并有效地提升了不良资产价值｡事实证明,在降低中国银行业的交易成本以及进行标准化处理方面,特设处置机构具有明显优势｡
利用好资产管理公司在实际运营中形成的经验,借助资产管理公司的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宏观上有利于国家的经济体系稳定,中观上有利于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微观上也有利于中国不良资产市场体系的完善｡
(三)“分类改革”应成为中国资产管理公司发展的核心策略｡在转型发展的前提下,现有的资产管理公司运作体制也需要进行适当改进,在这方面,分类改革可考虑作为基本策略｡我们认为,在对现有4家机构职能高度重合的局面进行调整后,应以强化存续机构的资产重组和风险防范职能为改革方向,增加商业化业务种类,保留部分必要的政策,打造符合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需要的､活跃于不良资产及周边业务服务领域的金融机构｡“分类改革”的重点是根据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处置进度､处置业绩和管理水平出台有针对性的转型指导政策｡首先,应选择适当时机对目前4家公司参与同一个市场造成业务高度重合的情况进行纠正,对处置业绩较好､管理水平较高,且已经完成政策性现金回收任务的资产管理公司应逐步转型成为主营不良资产批发业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或融入存款保险体系,成为担负问题金融机构的清算职能的重组部门,完善国内的金融风险预防体系｡另一方面,在所有资产管理公司均完成剩余政策性业务后,积极为资产管理公司整合和向商业化运营转型创造条件,适当扩大经合并后存续机构的业务范围,同时完善商业性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机制和业务整合｡使商业化机构产生“协同效应”,并逐步成为按市场化原则运作的,具备不良资产处置､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等多种金融服务功能的综合性金融企业｡通过转型发展和分类改革,在中国金融领域形成政策性､商业性资产处置机构并存的格局清晰､业务独立､各负其责的局面｡
参考文献:
家政公司行业前景范文
关键词：风险投资；背景；IPO；创业板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5—0106-11
一、引言
我国风险投资起步较晚，但近年发展很快。最早由政府主导风险投资发展，如1986年成立的我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就具有明显的政府背景特点；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对风险投资市场发展的促进，很多国外风险投资进入我国，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大公司也加大对风险投资的投入，此外，个人也因风险投资的巨大回报而加入其中，成为独立风险投资。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由此形成背景多样的繁荣局面。
自2009年10月创业板开板交易以来，截止到2011年9月30日共有267家企业上市，其中超160家具有风险投资的背景，显示创业板市场与风险投资关系紧密，因此研究风险投资与创业板IPO之间的关系对促进我国创业板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风险投资在1PO市场中所起的作用一直是金融领域颇有争议的主题，也是研究热点。多数学者通过比较有/无风险投资的公司之间的差异开展相关研究，其隐含的假设是所有风险投资之间没有明显差异。然而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在资金来源、投资理念、管理模式、市场信誉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近几年学者们开始逐步关注风险投资的背景要素。
Rindermann（2005）较早区分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在研究德国、法国和英国的IPO的运行和市场表现的过程中，Rindermann将风险投资分为国际风险投资和政府背景风险投资，研究结果显示两类风险投资的表现存在明显差异：国际风险投资对股票价格表现出正面影响作用，而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股票价格则具有负面影响。Chahine，S和Filatotchev，I（2008）将风险投资分为独立风险投资和附属于承销商的风险投资两类，在针对法国市场的研究中发现附属于承销商的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抑价偏低，且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和市场表现。Brander等（2008）的研究表明，在企业价值增加以及创新方面，私人风险投资比加拿大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表现更好。我国的学者也开始研究类似的问题，张学勇、廖理（2011）把风险投资分为政府背景、外资、混合型背景以及民营背景风险投资，通过选取在大陆、香港以及美国上市的有风险投资支持的中国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发现不同风险投资背景的公司的IPO抑价率以及股票回报率的确存在差别。
综上所述，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对所投资公司的影响的确存在差别。之前的学者对我国风险投资背景的研究是基于综合不同证券市场的样本，而不同证券市场之间存在差别。我国的创业板是新开市的证券市场，且与风险投资联系紧密，因此研究风险投资背景对我国创业板IPO公司的影响，对促进我国不同背景风险投资的发展以及指导我国中小企业选择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分析
IPO是风险投资的成功退出方式之一，并能够获得巨大的投资回报和建立良好的声誉，因此风险企业在IPO时的市场表现是研究风险投资价值增加作用的重要途径。创业企业的IPO抑价和长期业绩问题已经成为风险投资背景IPO研究的两大核心问题，很多研究者都从这两大角度分析IPO活动（金融中介选择、股权分配、发行定价、发行时机选择、信号发送等）对风险投资参与的IPO企业的影响。
近年来，国外许多学者对风险投资在IPO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大量研究。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中相对成熟的理论主要包括认证理论和逐名动机理论。
认证理论：认证理论是由Barry等（1990）和Sahlman（1990）等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认证理论认为，质量好的公司会吸引风险投资的参与，当市场中缺乏传达公司真实价值的有效途径时，风险投资对发行公司的持股将被认为是对发行公司的认证，被投资者视为公司具有良好前途的信号。此外，风险投资也会通过持股参与公司的决策，全程监控持股公司的运作，为其提供增值服务。这一理论在西方证券市场已得到证实。
风险投资在与创业者签订投资契约并开始投资之后，除了提供资金支持之外，风险投资还会积极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帮助企业快速成长并成功IPO（或其他退出方式，如并购），最后获得巨额回报。认证理论认为风险投资持有发行公司的股份，参与发行公司的管理，行使了“内部人”的职能，因此风险投资的参与提高了对内部人的监控，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可以证明公司价值的真实性，而且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能吸引声誉好的会计师、证券承销商等参与证券的发行工作，从而能够降低IP（）的抑价程度。
IPO的过程伴随着信息不对称，例如发行公司拥有比外部投资者更多的信息。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市场崩溃，就需要第三方的认证来保证发行的成功。在证券市场中，证券承销商、审计机构以及证券交易所都是能够对IPO进行认证的第三方，但风险投资可以更好的发挥这种认证作用，这因为他们持有发行公司的股份、占有被投资公司的董事会位置，直接参与所投资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与其它金融中介相比，风险投资与所投资公司的管理层建立的关系更密切、持续的时间更长；此外他们还会控制风险投资出现的认证错误，由于大多数的风险投资基金是以有固定存续期限的有限合伙制存在的，因此，如果它们要在未来成功地筹集资金以继续存活，过去的业绩表现以及所建立的声誉是极端重要的。
从认证理论出发，本文发现风险投资若要发挥第三方认证的作用，则必须具备下列条件：具备认证资本、认证资本大于其虚假认证所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以及企业取得认证服务要支付较高的成本这三项条件。从对风险投资的认证作用的分析可以看出，认证理论主要分析风险投资作为认证的第三方具有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功能。
由于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在参与发行公司的管理、行使了“内部人”的职能等方面的程度不同，导致不同背景风险投资的参与对内部人的监控程度、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存在显著不同，因此证明公司价值真实性的可信性会有不同，从而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发挥认证作用的效果不同。
逐名动机理论：由于风险投资的兴趣不在于拥有和长期经营创业企业，而是在一定期限内退出并实现投资收益，因此在客观上有过度追求短期效应而较少顾及企业长期发展的需要。Gompers（1996）首先提出风险投资“逐名动机（Grandstanding）”的假说，即风险投资机构出于自身投资业绩的压力会对所投资企业“拔苗助长”，促使其过早上市而获取回报，从而可能损害企业的长期利益。
风险投资基金的存续期通常为十年左右，其中前三至五年用来寻找和投资企业，之后的几年则用于帮助企业成长和增值，存续期满时必须清盘，把本金和盈利分给投资者。由于一个基金在成立后几年内就会完成所有投资，风险投资机构为了维持经营，必须采取滚动式融资，即每隔三至五年要重新进行筹资，这导致投资者和风险投资机构之间形成一种反复博弈的关系。后续的每次融资行为实际上是对风险投资机构管理水平和能力的一次评估，其之前的业绩表现是投资者考量风险投资机构能力的关键指标，直接影响后续融资的难易程度。特别在风险投资机构的发展起步阶段，由于投资者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质量一无所知，因此前几次的投资表现对于风险投资机构能否生存下去至关重要（Lakonishoketal，1991；Zeekhauseretal，1991）。
风险投资的有限合伙制和有限存续期机制等制度设计的目的在于约束风险投资的机会主义行为，缓解风险投资和投资者之间的委托问题。然而Gompers（1996）指出，该机制存在一个潜在问题，那就是风险投资迫于后续融资压力，可能会过度关注风险企业的短期业绩，急于在其存续期内实现退出，实现投资收益回报投资人，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声誉，以保障其后续融资和经营。
风险投资的这种短期压力会直接转嫁给被投资企业，导致风险投资和被投资企业之间目标不一致，从而产生委托问题。Stein（1988，1989）、Rajan（1994）等进一步进行了理论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由于风险投资基金的短期投资期限，会导致被投资公司的决策层做决策时无法从公司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制定公司发展战略。由于IPO是风险投资的一个重要退出方式和业绩衡量指标，风险投资为尽早取得业绩，证明自身能力，有动机把被投资企业在尚未发展成熟的情况下就仓促推向资本市场。Gompers（1996）指出，那些从业时间短、资历尚浅的风险投资机构由于缺乏业绩记录，因此更容易产生“逐名”倾向。而对于那些从业时间较长、已实现多次成功退出的风险投资机构来说，投资者对他们的能力已经有了较深的了解，一个额外的IPO对提升他们后续融资能力的边际收益相对较低，因此他们反而没有强烈的急功近利倾向。
从对“逐名动机”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逐名理论主要从风险投资自身的激励问题出发，分析风险投资对所投资企业IPO效应的影响。不同背景风险投资所面临的激励问题不同，从而导致风险投资对所投资企业IPO的影响不同。
三、实证分析
研究假设：对风险投资背景进行合理分类是开展相关研究的前提，虽然《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2006》按资金来源将风险投资分为“两大类，八小类”②，但这个分类过细，不利于开展相关研究。本文根据创业板的实际情况，将风险投资分为：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企业背景的风险投资、独立风险投资，具体含义如表1所示。
（1）不同背景风险投资与抑价
抑价是研究公司IPO的重要指标，它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克服“赢家诅咒”的一种方法，因此风险投资可以通过改变信息不对称影响抑价，但不同类型的风险投资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能力并不相同，进而影响抑价。
因为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是典型的“过桥投资者（bridgeinvestor）”，不像其他类型风险投资会深入公司管理，因此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能力较弱；而企业背景的风险投资和独立风险投资则是典型的活跃、长期投资者（Tykvova，2006），所以它们能更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虽然政府背景、企业背景的风险投资都追求投资回报的最大化，但政府背景风险投资的目标可能是产业发展、促进就业等，企业背景的风险投资的目标可能是母公司的发展战略，并非普通投资者所关心的收益最大化（Gompers和Lerner，2000，企业背景风险投资；Brander等，2008，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它们难以有效解决投资者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独立风险投资则特别关注其声誉，因为声誉对其能否获得资金组建下一个风险投资有重要影响，而声誉和其以往的投资收益率密切相关，因此市场可以通过独立风险投资的声誉来判断其所投资公司的质量，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有理由认为独立风险投资能更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综述所述，本文认为独立风险投资能更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对抑价的影响程度最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对抑价的影响程度不同
H11：独立风险投资对抑价的影响程度最高
H22：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和企业背景风险投资对抑价的影响程度较低
（2）不同背景风险投资与IPO后收益
IPO后收益是衡量投资者收益的重要指标。作为一个特殊的投资者，风险投资对所投资公司的IPO后收益有很大影响（MegginsonandWeiss，1991；Barryete，1990；Chemmanuretc，2006），且一般认为不同背景风险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原因包括：
激励机制的差异：风险投资是一个智力密集型的行业，其核心能力的两个重要方面分别是风险投资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和一批具有很高专业水准的投资经理。因此，在微观运作上是否能够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充分发挥投资经理的作用，就成为风险投资机构经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政府背景风险投资激励机制较差，一方面由于政府背景风险投资的投资项目经理担心投资失败会承担较多的非经济责任，不愿意将收入与业绩挂钩、惩罚与资产挂钩；另一方面是政府出资人从国家资金安全或者“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考虑，不愿给予风险投资家更多的自和更“前卫”的激励方式。
而企业背景风险投资的目标具有多重性，不像独立风险投资具有单纯的财务投资回报，使得投资业绩难以准确衡量（Siegel，Siegel&MaeMillan，1988）；此外，企业背景风险投资可能不能像独立风险投资基金那样给基金经理提供足够的激励，使得基金的管理要么缺乏激励机制，要么缺乏必要的专业人才（Chesbrough，2000）。
与其他背景的风险投资相比，独立风险投资的薪酬制度和管理架构更具激励性（Cumming，2005），所以它会更努力地寻找优质投资对象，并精心管理和监控所投资公司。
增值能力的差异：风险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不仅提供资金，还积极参与企业的各种经营管理活动，为企业提供重要的咨询、信息和帮助，最终增加企业价值。风险投资的这种增值作用在高科技企业的早期融资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而且重要，并最终体现在所投资公司的IPO后收益上。
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很多都是政府委派，本身是政府官员，没有从事企业管理的经验，对市场反应不敏锐。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为政府资金的安全性负责，因此深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程度不深，从而对企业价值增值发挥的作用不高。
对于接受企业背景风险投资的企业来说，除资金之外，更看重企业背景风险投资可以提供与生产有关的重要资源，促进市场上必要的知识向受资企业转移，并且能够利用自己的声望为受资企业背书，使受资企业快速地获得认可（Mauta，2001）。
独立风险投资通常专注于某一个特定行业，并且会建立社会网络（Barry，1994）。与企业背景风险投资相比，独立风险投资在增加企业价值方面的突出表现在能够帮助受资企业制定发展战略、获取其它融资、招募经理人等（Maula，2001；Maulaetal，2005）。一般认为其高度的专业化和良好的社会网络能增加所投资公司的长期价值（Tykvova，2003），即IPO后收益表现较好。
综上所述，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对所投资公司的影响差异较大，因此对受资公司IPO后收益的影响应该有显著差异。基于上文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对IPO后收益的影响程度不同
H21：企业背景风险投资对所参与的上市公司IPO后收益的影响程度最高；
H22：独立风险投资对参与的上市公司IPO后收益的影响程度次之；
H23：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参与的上市公司IPO后收益的影响程度最低
研究样本和研究变量：本文选取2010年12月31目前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为研究样本，总共包括154家公司，其中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的公司是94家。本文以公司十大股东是否包含风险投资公司判断其是否具有风险投资背景。
本文采用横截面回归方法研究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对我国创业板的影响，涉及风险投资背景、市场收益率、市场热度、账面市值比等研究变量，各研究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2所示。
各项指标的数据来源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个企业的招股说明书，股价信息来源于通达信软件。
风险投资背景与抑价：本文首先通过模型（1）比较风险投资支持企业和非风险投资支持企业上市首日抑价程度的差别：
其中，被解释变量UNDPRING是企业上市首日抑价，以公式（首日收盘价一发行价）/发行价计算；SIZE是上市前一年的总资产；VC为风险投资虚拟变量，若有风险投资支持，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O；其余控制变量的取值如表2所示。
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和风险企业上市首日抑价之间的关系，本文建立模型（2），检验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对抑价的影响。
其中，VC_AGE是风险投资的从业时间；VC_LENGTH是风险投资对企业投资到上市的时间间隔；GOV、CORP及INDEP代表不同背景风险投资，若风险投资为政府背景，则GOV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O；CORP和INDEP以此类推；其余控制变量的取值如表2所示。
在结果Ⅰ中分析“有/无有风险投资”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抑价的影响，使用风险投资作为虚拟变量；VC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首日抑价水平显著高于无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这个研究结果没有支持风险投资具有“认证”作用的理论，研究结果同时还显示发行公司的规模、帐面市值比和市场热度等的指标较显著，表明发行公司的规模、发展潜力和市场热度等变量对上市公司IPO抑价影响明显，其中公司规模越大，发展潜力越高，则抑价越低；而最近市场的热度越高，则抑价越高，说明市场的炒作氛围将会显著影响发行公司的抑价。
在模型（1）的基础上，结果Ⅱ是通过引入虚拟变量“风险投资背景”（模型（2））研究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对抑价的影响而得到的结果，发现风险投资的不同背景均不对IPO抑价产生显著影响。这说明即使深入风险投资内部，考虑风险投资的不同性质，不同背景风险投资的参与对创业板市场的IPO抑价没有影响。因此，我国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发挥的影响差异在创业板市场没有显现，不同的“认证”能力没有发挥出来。
结果Ⅳ研究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对IPO抑价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虽然政府背景和独立背景风险投资的系数为正，而企业背景风险投资的系数为负，但其t值均不显著，说明即使研究样本缩小至仅考虑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上市公司，风险投资的不同背景对抑价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在创业板市场IP（）抑价和风险投资背景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关联性，意味本文的第一个假设不成立，揭示我国创业板市场没有如期望的那样觉察到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的市场认证功能具有差异性，意味着我国创业板对风险投资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结果Ⅴ和Ⅵ进一步考虑了风险投资机构声誉（从业年限）及进入风险企业的期限等特征对IPO抑价的影响，发现回归系数同样不显著，说明风险投资机构的从业年限和进入风险企业时间的长短均不会影响企业抑价。这和Gompers（1996）的发现不一致，说明在我国创业板市场，风险投资的特性（背景、资历等）没有凸现出来。
总之，在风险投资参与对抑价的影响这个问题上，全样本和对应不同背景风险投资的回归检验结果不完全一致。在创业板，风险投资的参与会影响企业的抑价，即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首日抑价水平显著高于无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这个结论并不支持风险投资具有“认证”作用的理论；而针对不同背景风险投资的回归分析显示，不同背景风险对风险企业的抑价没有显著影响；即使只考虑只有风险投资参与样本的基础上，结果仍然一致，而且风险投资机构的从业年限长短也没有对风险企业的抑价产生影响。因此，在我国的创业板市场，不同背景风险投资没有完全发挥“认证作用”，同时“逐名”机制也没有发挥作用。
风险投资背景与IPO后收益：从Ritter（1991）开始，就不断有学者采用配对方法研究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的IPO收益，如基于风险企业的公司规模进行公司配对（Loughran&Ritter，1995），或规模及行业（Ritter，1991），后来使用了规模和帐面市值比（Brave&Gompers，1997；Bray，Geczy&Gompers，2000）。但Barber和Lyon（1997）的研究显示一对一公司配对进行研究的基础是要具有足够的公司数量，这样研究结果才不会遭受再平衡和产生偏斜。
与配对方法一样，由Fama和French（1992）所使用的时间序列三因素模型也经常被用于分析IPO后收益（Brave等，2000；Brave和Gompers，1997）。这种方法通常考虑市场（β）因素，规模以及帐面市值等因素。有些研究考虑额外的因素，如杠杆和流动性（Eckbo&Norli，2005），或者IPO之前的收益（Brav等，2000）。
由于本文研究的期限较短，以及缺少相关因素的数据，因此不能采用因素模型分析。本文将采用与Ritter（1991）相类似的横截面分析，基于市场收益，不同的控制变量（如规模、帐面市值比、成立年限以及行业虚拟变量）和风险投资的特征进行分析。
IPO后收益率是用指数调整后的超额收益率作为公司IPO后收益的衡量指标，即公司上市后第一个月到第12个月的股票持有有收益率，再除以当期的创业板指数：
P1（Pl+1）是上市交易的第一天收盘价（IPO后1年），DIV为股利，RETURN计算为企业上市后1年的股票持有收益率减去同期创业板综合指数的增长率。
本文首先通过模型（4）比较风险投资支持企业和非风险投资支持企业上市股票持有收益的差别：
其中，被解释变量RETURN是企业IPO后持有收益，计算方法如（3）式所示；ROA为上市当年的总资产收益率，公司所属行业（IND），本文仅划分为传统行业和高风险行业（金融行业、医疗、新能源、IT、生物技术、新媒体），若为高风险行业，则取1，否则取0。其余控制变量的取值如表2所示。
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和风险企业IPO后收益之间的关系，本文建立模型（5），检验风险投资的背景属性、从业年限及投资期限对收益的影响：
此处增加的变量与模型（2）一致，其余变量见表2。
对IPO后收益的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
结果Ⅰ显示公司规模、帐面市值比以及发行规模等变量回归结果显著，结果Ⅰ还显示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在上市后一年的股票超额收益率显著高于无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这说明风险投资的参与增加了IPO后收益，表示风险投资并没有非常急切地把未成熟的企业操作尽早上市，没有显示出风险投资的“逐名”倾向。
在结果Ⅰ的基础上，结果Ⅱ是通过引入“风险投资类型”研究不同背景风险投资的影响，发现独立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的IPO后收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和企业背景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的IPO后收益则没有显著影响；
结果Ⅲ则是仅考虑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研究结果发现独立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的IPO后收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和企业背景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的IPO后收益则没有显著影响；这和结果Ⅱ一致，说明在创业板，只有独立风险投资对IPO后收益的影响是显著的，而政府背景风险投资与企业背景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IPO后收益的影响没有表现出来，或者没有影响。
结果Ⅳ和结果Ⅴ则是通过进一步考虑风险投资机构的声誉（从业年限）以及IPO时风险投资进入风险企业的时间长短而得到，发现风险投资的从业年限对IPO后收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风险投资的从业时间越长，则IPO后收益会较高。而风险投资的投资期限并不影响IPO后收益。
综上所述，风险投资的参与会提高风险企业的IPO后收益，而且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IPO后收益的影响显著不同，这符合H2的假设；其中独立风险投资对IPO后收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和企业背景风险投资对IPO后收益无影响。这样的实证结果至少反映出在创业板，独立背景风险投资并没有表现出“逐名”效应，这与Gompers（1996）的研究结果不太相符。此外，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并不对IPO后收益产生影响，说明在年轻的创业板，炒作非常严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年轻的创业板存在无效率性。
实证结果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投资的参与会提高风险企业的IPO抑价；而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对参与的风险企业的抑价没有显著影响；风险投资的参与会提高风险企业的IPO后收益；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IPO后收益的影响显著不同，其中独立风险投资对IPO后收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和企业背景风险投资对IPO后收益无影响。这与国外研究者的研究结论不同，Tykvova（2006）通过研究德国Neur市场，发现独立的风险投资对抑价和IPO后收益的影响程度最大，而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抑价和IPO后收益的影响程度最低。Rindermann（2005）、Chahine，S和Filatotchev，Ⅰ（2008）等针对法国、英国及加拿大等国家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在我国现阶段的创业板市场上，为什么会出现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对所投资企业的IPO抑价的影响不存在显著不同，而IPO后收益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的现象呢？本文认为存在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创业板的制度性缺陷使得风险投资的作用没有完全发挥。
我国的创业板市场推出时间尚短，发行审核、股票禁售以及退市等制度仍不够健全，特别是当前创业板保荐人制度和新股发行询价制度的漏洞，以及高达7.19倍的创业板平均投资回报，使得风险投资对所投资企业的公司治理、投资策略、公司业绩等方面的影响效应降低，使得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的特质没能体现出来，因而没有对所投资企业的抑价产生影响。
第二，风险投资对创业板企业的影响程度不大。
创业板上市企业具有“轻资产、高成长”特性，企业从成立到上市时间较短，风险投资介入企业的时间也不长，风险投资对所投资企业的影响不大，所以创业板的风险投资没能表现出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等成熟市场的特性。
第三，大部分风险投资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
从发达国家风险投资的实践来看，风险投资不仅对公司进行投资，还要通过影响公司战略决策、公司治理、资本结构和人力资源安排等提升公司价值，但我国现阶段大多数风险投资却以单纯性资本运作模式为生存之道，主要精力放在创业企业上市包装和IPO，并在IPO后择机退出，其本质是通过资本运作和创业板IPO达到获利目的，而提升公司价值则不是其关注的重点。独立风险投资由于大多由有投资经验的专业人士组成，因此能够影响公司战略决策、公司治理、资本结构和人力资源安排等方面，从而提升公司价值，因此独立风险投资对IPO后收益的影响显著好于另外两类风险投资。
稳健性检验：由于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样本不是随机抽样的结果，而是风险投资机构经过尽职调查作出的选择，因此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问题。本文借鉴Rosenbaum和Rubin（1983）的“倾向度匹配”方法来控制该问题。首先用Probit模型对企业获得风险投资的可能性进行回归。其中因变量为风险投资这个虚拟变量，若企业具有风险投资支持，则等于1，否则为0；自变量为发行规模、上市前总资产、上市时间、行业等变量。然后根据回归系数为每个样本企业计算出一个“倾向指数”，为每一家风险企业配比一家“倾向指数”最接近的非风险企业。
表5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之后，风险企业的IPO后收益仍然显著高于非风险企业，且IPO抑价差别不大。这说明本文的结论不受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影响。
四、结论
家政公司行业前景范文
在青岛，一位执着的实干家，正在以他的淳朴、勤奋和智慧，带领他的团队，在这片热土上书写着一个正在进行中的绿色传奇，他就是――青岛太行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苗在善。
一路辛苦拼搏至今，作为一名脚踏实地的农民企业家，苗在善在山东青岛当地和全国行业内都有着较高威望。2012年6月5日，在中国绿化基金会2011绿色公益盛典活动上，苗在善受到了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亲切接见。由“倾注三农，情满大地”综艺晚会组委会遴选，经国务院批准入选为“三农”基层先进人物代表。并在2012年9月26日“倾注三农情满大地”晚会上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的亲切接见。2012年4月苗在善还应邀参加中国中欧波兰经济论坛，受到了国务院总理的亲切接见。2012年秋，苗在善向青岛市政协委员赠送了政协委员系列丛书《政协委员书架》，受到了青岛市政协领导的高度评价。
二十八年来，在着力发展企业的同时，苗在善还一直默默无闻地发挥着农民致富带头人的作用。他说：“我是一个农民，我的事业就是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办好企业，让农民增收，让员工增收，带动区域发展，使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齐头并进是我的责任。”
二十八年专注园林事业
苗在善1957年出生于青岛市黄岛的一个农民家庭，19岁去参军的他，退役后当过教师和食品公司职员。1984年5月，他辞职下海当农民，进行食用菌的种植、推广和培训工作。1985年春，回归农民本色的他，在家乡的土地上，带领20多位同乡、同学和朋友成立了青岛市黄岛区薛家岛园林绿化公司（今天青岛太行园林建设有限公司的前身）。
做一个苗木人，让自己亲手种植的各种苗木生长在自己绿水青山的家乡，乃至植遍神州大地是他创业之初的梦想。同时，有着商业前瞻的他，也已经预见到，黄岛所在区域的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不远的将来，将有着飞速发展的前景。他当时就笃信，一个高度发展的工业区，更需要植被覆盖，需要绿肺来吐纳新鲜空气，需要绿色的生态环境。
然而，万事开头难。公司刚刚开始运营时，在资金和技术匮乏，人手紧张，市场需要开发的情况下，屋漏又偏逢连阴雨。1985年初秋，公司创建不久，一场九号台风将公司办公大院夷为一片平地，几十亩苗圃被台风带着海水摧残得不成样子，损失十几万元。对一个从零做起的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刚建的公司大院没了，几十亩苗木死亡了一大半。由于灾害，造成资金严重不足，银行看到如此情景，没到期的贷款也提前上门催了。
苗在善清楚地意识到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于是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并动员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战友们把积蓄都拿出来一并投入到公司建设上，为此，苗在善写了保证书，用自己的全部身家财产作担保。
资金问题解决了，但技术力量薄弱依然是公司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员工经验技术不足，苗在善决定分期分批将员工派到外地苗木生产区进行参观学习考察。1985年10月、11月，两个月的时间几十名员工就去了江苏、河南、安徽、浙江、江西五省，行程达6000多公里参观了近百家花木场、苗木生产基地，对调整苗木生产结构和发展取得了技术支持。面对企业的困境，他始终坚定必胜信念，经过五年的拼搏和生产发展，公司逐步走出了困境并偿还了因灾害造成的债务。
苗在善的绝地反击收获了丰厚的回报。当年种植的几十亩苗木三年后实现了二十多万元的利润，这也是苗在善的第一桶金，第一笔绿色财富。从此，太行园林在他的带领下事业蒸蒸日上，走上了一条绿色创业的康庄大道。
创建幸福企业回馈社会
在苗在善看来，着力创建幸福企业，为员工创造幸福，满足员工的幸福感，满足员工不断增长的正当需要是一个企业发展中所必需的动力。二十多年来，太行园林公司内部形成了统一的、受到员工广泛认可的企业文化，员工和企业之间形成了爱与被爱的互动，公司给了员工尊严和温暖，员工在公司中能够找到归属感，用更勤奋的工作回馈公司。
太行园林的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在公司中形成了团结友爱、相互信任的和睦气氛，员工之间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共同的价值观形成了共同的目标和理想，员工把企业看成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把本职工作看成是实现共同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企业步调一致。公司是员工安身立命的依托，是职业发展的基础，是事业成功和自我实现的舞台，对员工负责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第一要素。在2009年国际经济危机的寒冬中，太行园林不仅坚持“不减人、不减薪”，同时还继续提高员工的薪酬福利，2009年员工薪酬较2008年增长12%，2010年员工薪酬较2009年增长15%。2011年员工工资增长18%。
公司成立至今，先后安置录用数百名农民工进公司工作，并与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积极履行社会保障义务，公司员工都办理了社保、医保等社会福利保险。还对农民工进行了各种培训工作，大大提高了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和劳动就业能力。自2008年以来，共举办培训班10多期，培训农民工500余人。现在公司内已有许多原来的农民工成为了公司技术骨干，有的还进入了管理层。每年年底举办优秀农民工表彰大会，并给予奖励，增强了农民工的积极性和荣誉感。为给农民工解决实际困难，他为其提供了较好的生活居住环境，营造了家的氛围。平时，公司工会对农民工的家人生活、小孩上学都会主动关心，并上门解决各种难题，创造良好的条件，使农民工有以公司为家的感觉。公司不仅及时发放农民工工资，还确保农民工工资年增长率在15%以上。
公司还定期举行“纳凉晚会”、“新年联欢会”、“学雷锋献爱心晚会”、“诗歌朗诵比赛”、“职工技能大赛”等活动，以及由员工家属参与的“一家亲联欢晚会”，激发了员工热情洋溢和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公司专门设立了“总经理信箱”，开通了一条员工与高层管理者进行交流互动的“绿色通道”。公司员工纷纷表示，“总经理信箱”启用后，拉近了公司总经理、管理层与每位员工的距离，有助于提升团队精神，吸纳更多来自一线、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苗在善不忘回馈社会，尽一己之力，帮助最需要的人。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0年的玉树地震，他带头为灾区积极捐款捐物；资助青岛开发区老年大学举办各种文体活动……许多社会公益事业中不时可见他活跃的身影。苗在善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非常关心，并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倡导“微公益慈善”并在自己的企业和周边默默地实践着，在2012年9月6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座谈会上作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言，受到了入会专家的高度评价。2009年公司成立了“爱心救助基金会”，建立专门的基金账户，专款专用，救助困难病灾员工家属及困难病灾居民80余人次，让每一位员工都充分体会和享受到了企业的人文关怀。
打造学习型团队
苗在善在自己丰富实践的基础上，注重学习，不断充电，善于总结，跟上时展的步伐。二十八年来分别参加了由中国农科院、北京林业大学举办的《园林植物组织栽培》、《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园林苗圃建设》、《插花艺术》；建设部及风景园林学会举办的《园林水景艺术》、《风景园林设计》、《园林工程项目管理》、《园林系统经理人》等几十期专业技术培训，同时又参加了北京大学高级工商管理（EMBA）课程研修班、北京大学中国房地产总裁高级研修班、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举办的工商管理研究生课程进修项目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研究生班的学习。参加了美国国民大学学习，并获得EMBA硕士学位。确保了每年度不少于150小时的外出充电学习，大大提高了自身的专业水平和管理能力。苗在善对自己从不满足，2012年他又参加了全国市长研修学院举办的“城市发展企业家高级研修班”，对我国城市建设的方针政策及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理论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并把自己几十年的城市园林建设经验与全国市长们分享。他积极参加相关专题讲座，在“城市规划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题论坛”研讨会上，苗在善的《城市园林建设决策下的盲点》打动了参会的市长们，得到全国市长研修学院和市长们的高度好评。
公司同时组织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骨干参加国家大专院校、行业主管部门举办的EMBA及专业技术培训，定期组织员工走出去参加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管理和技术交流研讨会、培训会及园林博览会，实地了解中外园林景观设计、园林景观建设的动向和发展趋势，企业定期聘请大专院校教授和行业专家进行公司全员培训，近几年来从企业认证管理、企业文化、品牌建设、团队执行力、精细化管理、园林工程项目管理、安康杯创建、职业安全健康、创建幸福企业、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专业技术方面进行了培训。企业员工年培训时间达15000人・小时，人均年培训时间50多小时以上，中高层管理人员人均年培训时间达150小时以上。同时公司还启动人才激励机制，定期举办职工技能比赛、劳动技能竞赛，评选“优秀项目经理”、“劳动模范”、“学习雷锋积极分子”等活动，树立典范，提升员工争先创优意识，打造行业一流学习型团队。
公司创办的内部报刊《太行简讯》、内部网站和“员工天地”板报，时时传达企业发展成果，展示员工风采。不仅是企业发展的风向标，更在企业与员工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连接企业与员工的直接对话，同时也成为员工交流体会、共享经验、树新风、展风采、比干劲的大好平台。
用创新营造品牌
苗在善根据行业特点设计“充分放权、有效控制；创造激情、增加激励；责权利险、诚信为先；科学管理、规模发展”的“园林建设施工项目目标责任管理”模式，通过这一模式的实施，由一般企业管理到科学管理，由科学管理到管理科学，逐步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于2006年在山东省风景园林协会会刊――《山东园林》（06第三期）发表了“园林施工项目目标管理”，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赞扬和好评。
二十八年来，苗在善创办的青岛太行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在全体员工的努力下，在企业文化建设、园林工程施工管理、风景园林设计、花卉苗木生产、花卉市场管理和企业管理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企业从年产值十几万元到目前的年产值两亿多元年施工总量达100多万平方米，公司已成为全国规模较大的园林骨干企业、山东省园林领军企业，由于公司的严格管理和开拓创新，公司已连续十年被评为省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公司苗圃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质量信得过种苗基地”。2012年公司被国家信息中心联合诚信办公室定为“全国联合诚信示范单位”。
近年来，公司建设的数百个城市道路、滨海大道、迎宾大道和高速公路园林绿化项目，几十个高档住宅小区园林景观项目，数十个城市广场、城市公园、生态公园、植物园、生态湿地园林景观项目，得到了建设方的高度好评和表彰，得到了社会的公认。
其中，公司承建的青岛市东海路绿化工程、香港路绿化工程被评为“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和“中国市政工程金杯奖”。
寿光市弥河上游滨河绿化工程荣获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优秀园林绿化工程金奖”；青岛银都景园园林绿化工程、青岛鲁信长春花园景观工程荣获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优秀园林工程银奖”；青岛羊毛沟景观绿化工程荣获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优秀园林工程奖”。
青岛汇泉广场景观工程、青岛市山东路绿化工程、青岛万科魅力之城、青岛石湾山庄景观工程、寿光市东环路绿化工程、寿光左岸绿洲园林景观工程分别荣获“山东省园林绿化工程优质奖”。
青岛银盛泰盛世家园四期景观工程、胶南滨海大道绿化工程、青岛开发区西环岛路绿化工程分别荣获“青岛市园林绿化精品工程”；青岛银沙滩景区道路改造及景观工程、青岛高新区规划中7#、规划东15#线等七条道路绿化工程荣获“青岛市建设工程质量青岛杯奖”。
苗在善个人也被青岛市人民政府评为“青岛市东海路绿化美化和雕塑工程建设先进工作者”，并多次被青岛市绿化委员会评为“青岛市绿化先进个人”，现为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山东省风景园林协会理事。2005年被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企业管理创新研究所聘任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企业管理创新研究所兼职副所长；2006年被青岛市总工会授予青岛市创业带头人称号；2011年为青岛市经济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2011年被第三届中国民营企业财富论坛授予百位优秀民营企业家“金舵手”奖；2011年被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授予“中国行业十大诚信企业家”称号；2011年被美国夏威夷国家大学环球商协会管理学院授予学士后导师兼客座教授；2012年被创业中国年度人物评选组委会评为第五届创业中国行业典范人物；被品牌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组委会评为2012品牌中国（园林建设）年度人物。
苗在善的品牌梦
在接受采访中，苗在善告诉记者，作为具有国家园林施工壹级资质，同时具有国家风景园林景观设计乙级资质的山东省乃至全国的园林景观建设领军企业，青岛太行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自成立之初，就始终秉承“务实创新，打造品牌，追求卓越，营造精品”的经营理念；秉承“脚踏实地，艰苦朴素”的创业精神；秉承“诚实守信，务求规范”的管理风格。
二十八年来，太行园林的经营规模不断壮大，专业水平全面提升。今天，太行园林的总资产已达数亿元，苗圃面积1500多亩，年施工面积100多万平米，年施工能力可达5亿元。拥有经济管理、工程技术专业人才220人，中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60多人。
同时，太行园林始终坚持规范化管理，不断创新管理模式，在同行业中率先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和OHSAS18001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认证。同时根据企业的实际不断摸索，建立健全了一整套规范、严格、可行的企业管理制度。
公司下设的青岛太行园林规划设计院，聚集了各类高素质专业设计人才，是太行园林的技术智囊团。这里集园林规划、环境景观、市政道路、土建安装和水电管道等多专业为一体，设计、规划的百余个环境景观工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